星夜,我拿出《史记》,翻到“屈原贾生列传”,用心细读。“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于是怀石,逐自投汨较以死。”读史至此,我不禁闭目沉思,心中隐隐感到屈原那股照耀千古的浩然正气,但更加同情屈原万般悲愤,怀石投江的无奈。
司马迁评屈原之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过去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统治者以过分的“孝悌忠信”来钳制人的思想,以达到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忠诚”无疑是极受推崇的。但屈原之志在现今社会中还是否适合呢?还是否有其现实之价值呢?在我看来,值得商榷。
首先,虽说“哀莫大于心死”。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满腔悲愤成了他自寻短见的动力,但他死了,楚国能免亡国之祸吗?显然不能。但我觉得,屈原既然有寻死的勇气,为何没有化悲愤为力量,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呢?其实,只要屈原能开阔一点,大可放开怀抱,别投他国,觅得贤君,以展抱负。即使此生长留楚地,亦大可隐逸山林着书立说。一来不用“爱物之汶汶”,二来使自己的才华得以保存。何乐而不为?须知道,即使当世没有明君,难道以后就没有明君吗?即使自己有生之年不能振兴楚国,但只要他的精神与才华能流传后世,那么楚国还有一丝中兴之望。可见,投江自尽实属不智之举!
屈原之所以“不智”,究其原因,全是“愚忠”作崇故。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是这样的道理。我觉得“愚忠”二字不但害已,还会误人。正如当年忠孝两全的岳飞,他明知自己遭十二道金牌调回京师定是凶多吉少,而且又知道自己一死,金国铁蹄势必重踏中原,蹂躏苍生。若他不是执着于“忠”之一字,我想历史也会改写,南宋百姓也能享得太平之乐了。
虽然说忠于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职,但忠于的是国,而不是那施政不善、导致人民生活不稳定的当权者。所以我们可说,屈原的忠诚无疑皓如日月之辉,但他并不算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那个易受小人之间的昏君楚怀王,由此可知“愚忠”是不智的,在当今社会就更不合时宜。理智的忠诚是“愚忠”的蜕变与升华,这才是人们值得仿效与推崇的美德,这才是为国家民族谋福祉的刚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