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批判》是一本由[法] 米歇尔·福柯 / 汪民安 编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4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批判》读后感(一)：honestum

人的終點是什麼？身體的健康？不。

是財富嗎？不

人需要這樣一個人:他因為在世上尊奉至善（honestum）。這至善就是人的自然和神聖的終點。

apatheia: 情感淡漠 無情 不動心 斯多葛學派所說的免與激情 理性的修煉

mortification 克己 一種日常的死亡...

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城邦領袖，必須是一個哲學家。也必須是一個政治家。

民眾的幸福必須是各個政府的永恆目標。

個人幸福快樂是國家存在和發展的一個要求。它是一種條件，一件工具，而不僅僅是某種結果。

社會與作為社會存在著的人，個體幾社會關係，現在變成了治安的真正目標。

quot;治安 變成了一種學科。

政治基本上是國家的否定性任務，它是國家同其內外部敵人所做的戰鬥:用法律反對內部敵人，用軍隊反對外部敵人。治安卻相反，它肩負著肯定性的任務。它的手段既不是武器也不是法律，既不是防禦也不是禁令。治安的目的在於持久的增加新產品，旨在改善公民生活，增強國家力量。治安的管理手段，不是法律，而是對個人行為的某種獨特、永恆和肯定性的干預。承擔否定任務的政治和承擔肯定任務的治安，這兩者之間的語義區分，即便很快從政治話語和政治詞彙中消失了。濫觴於這樣一種可能性:國家只有否定任務而沒有肯定任務，國家沒有力量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干預。

人口和環境是一種永久的互動關係，而國家必須處理這兩類活生生的存在著之間的互動關係。18世紀末，治安的真正對象變成了人口，從根本上來說，國家是將人作為人口來看管的。而它的政治，因此就必然是生命政治。既然人口僅只是國家為自身身計而予以關注的，那麼，如有必要，國家當然可以有權屠殺人口。因此，生命政治的反面就是死亡政治。

當今，主要政治理論的失敗並不應該導致非政治性的思考方式，而應讓人們對本世紀我們的政治思考方式進行研究。

現代政治合理性何以得到了法律和秩序之間的二律背反的許可？法律和秩序間的調解，曾經是我們的夢想，我認為，它依舊是一個夢想。試圖協調法律和秩序是不可能的，因為當你試圖這樣做的時候，只是將法律整合進國家的秩序之中。

在自我技術和國家理性之間 有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有些關鍵地方翻譯的晦澀

人口——社會——國家——過分強調理性——

全體與單一

政治理性首先呈現為牧師權力的觀念，然後表現為國家理性的觀念。它必然的效果既是個體化又是總體化的。只有對政治理性的根基，而不只是對它的兩個效果進行？攻擊，才能獲得解放。

《什么是批判》读后感(二)：未收录在《福柯读本》里的汪编译文

未收录在《福柯读本》里的汪编译文

《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Ι》目 录

编者前言：如何塑造主体／III

门槛与钥匙／1

《圣安东尼的诱惑》后记／75

阿克特翁的散文／107

空间的语言／133

乌托邦身体／185

自述：言说在死后开始／199

《反俄狄浦斯》序言／215

逃逸的力量／223

皮埃尔?布列兹，穿越屏风／233

反怀旧／241

性的教官萨德／261

皮埃尔?里维耶归来／271

《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目 录

编者前言：如何塑造主体／III

论历史书写的方式／1

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课程纲要：1971— 1973／115

个体的政治技术／357

《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目 录

编者前言：如何塑造主体／III

为贞洁而战／23

何谓直言？／285

说真话的勇气／373

“我想知道这关涉到什么”：福柯的最后一次访谈／413

《什么是批判》读后感(三)：《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Ⅱ） --一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思辨

通常，在阅读完一本内里满蕴着哲学思辨的书后，想提笔写下的心得却总觉得似曾相识—毕竟，使思维历经震撼产生的扭转和改观的余韵，会让笔下所有花巧的诠释，尽是对原作的膜拜，除非观点完全对立试图批判否定，不然便难逃多是揉碎、重组的改写痕迹。

谈到批判，多是我们向他人举起的投枪。很多时候，甚至自己也未曾确立观点时，批判的萌芽便已被诱发。我们用它来否定那些自己认为不正确的，而它本身则在被用来证明批判对象对立面的合理性时，本身则被我们从一种“工具”上升到崇高的地位，似乎批判本身也成为所谓“正确观点”本身了。此时，正是理性易被激情覆没之时。无人不知自大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但是，一旦被辅以一个能被多数人接受的前提，作为居上位者，批判就成了自说自话、刚愎自用的演绎；而每一个失意而心怀天下的文人，只能不幸被纳入福柯对于批判的定义“俯瞰着它想要管辖却又没有能力控制的领域”。

但这种未能在开始就“量力而行”的行为，恰又是挑战未知的力量之源。否则，用五天时间才读完本书第一章《论历史书写的方式》前三十页的速率，足以让我对这本书敬而远之。批判必然需要借助语言，使用语言的本意是让历史更加明晰，从而获取自身理论的本源力量。但是，无法不去思考竟然被这样分析的历史—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多是被各种相近学科改造过的、断裂的“活泼的历史”，记叙它们的话语本身的意义和力量在时间流逝中被逐渐改变，这使历史变得更加迷雾重重。所以，惊叹会有一个叫福柯的人这么说 --“我尝试玩这么一个游戏，即对语句本身进行严格的描述”。至此，语言领域的正式规则能够被用来描述多种认识论领域的理论模式，并能够认定话语具有自主性；但是，不将这种自主性与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种看似自主的描述则会使人无从获取其中的意义（P11至P12）。而在第二章《论科学的考古学》中，P50页有这么一句“??????只能以如下方式去发现这种集合，我们要透过那些陈述本身对言说主体的意向，他的意识活动，他的意谓，甚至还有以与他意愿相左的方式在他所言之物中，在潜藏于其清晰表达内几难辨别的裂隙之处浮现的无意识模式加以辨识。不管怎么说，这就是对另一种话语的重构，这种话语揭示了从内部激活了能被听到的话语的那种几难察觉而无休止的喃喃细语，重现了浮现于已写下的字里行间并常常就挤在字里行间的那个纤细而不可见的文本。”这种“欲说不能，意愿难平”，个人看来，是一个难度系数太高的平衡动作--为了具体描述历史事件，倾向性会过多暴露；为了不损害对事件本身的客观性，就要想尽办法克服时空等外力作用下语言本身的力量是否能够长时间保存。何况很多段历史，由于原词的意指的改变，里面那些本来就被作者含蓄的留在纸外的部分，我们自然更加无法得知。这是历史遗失的不幸，却也是最迷人之处。

被“洗脑”后不知所云的题外话--貌似从今后可以省下一堆买不知所云的野史的钱了??????信福柯，免吃土??????

《什么是批判》读后感(四)：重唤批判与启蒙的统一——《什么是批判》文本解读

【按语：《什么是批判》是福柯的一篇重要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福柯先从批判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出发，然后仔细分析了康德对“批判”和“启蒙”的关系的理解。在指出这种原本统一的关系在现代变得对立、合理化社会越来越严重后，福柯强调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目标，并阐述了自己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方法的不同。最后，他渴望通过正确的批判重新唤回“批判”和“启蒙”在康德意义上的统一，真正实现启蒙事业。文本见《什么是批判》福柯著，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福柯开篇谈论“什么是批判”，描述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认为它是“离散的、依赖性的和纯粹他律的……只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中：它是探求某个未来或真理的工具、手段，但它并不了解，也不会碰巧成为这个未来的真理。”批判只能和不同于它的东西同时存在，本身不是也无法成为真理，但它指向真理，是一种“从属于肯定性建构关系的功能”，并且具有某种“德性”。【P172】

然后，福柯开始谈论批判出现的历史。他谈到，在中世纪，基督教通过让人在某个人的指引下走向拯救来治理人。重要的是这种服从关系，通过与真理的三重关系（教条的真理、个体化认知和包括规则以及方法的反思技巧）来完成“良心的指引”，最后实现“治理人的艺术”。宗教改革后，16世纪世俗化的西欧社会体现出从教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治理人的特征。【P173】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才不被那样治理？”福柯强调这个问题和“如何不被治理？”的区别，前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去寻找某种其他更合理的个体治理方式，因此这种批判态度“既作为统治艺术的伙伴也作为其对手”，“成为统治艺术的发展线索”。批判是“不像那样和不付出那种代价而被统治的艺术”。最后福柯得出对批判的初步界定：“批判是不被统治到如此程度的艺术。”【P174】 福柯进一步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批判态度的历史锚定点：

福柯说，治理化和批判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西方文化史的最重要现象。批判的核心本质是“权力、真理和主体相互牵连——或一个牵连到另外两个——的关系构成的”。治理化是“凭借依附于真理的权力机制在社会实践的现实中对个体进行压制”的运动，而批判是“主体自己有权质疑真理的权力效果和权力的真理话语”的运动。治理化是三者关系的建构，而批判是一种解构。福柯强调，批判是“自愿的反抗的艺术，是充满倔强的反思艺术”，“批判本质上讲确保在我们可以用一个词称之为的‘真理的政治学’的语境中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P177】批判意味着，在“真理的政治学”中，不是权力通过真理来获得合法性，从而限制主体、使主体屈从，而是主体通过反思真理来质疑、反抗权力，解除权力压制下的屈从状态。前面福柯提到，批判是“他律的”，是“一种功能”，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批判”概念不在于到底批判了什么、批判的是否正确，而在于批判行动本身能够切断真理和权力的结构，建立真理和主体的桥梁，因此这种“批判状态”可以使个体摆脱屈从。

对于这样的“批判”，福柯认为，和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一样的。康德将启蒙视为脱离权威、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无能。这种无能意味着“缺乏决断和勇气”，因此康德的启蒙概念意味着是一个政治社会意义上的概念，是“对勇气的召唤”。【P178】而“批判”在康德那里却是一个认识论概念，意味着厘清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在康德那里，“批判”和“启蒙”是统一的，“批判”使我们充分了解自己的认识及其局限（第一批判为代表），寻找到了自由和自主原则（第二批判为代表），这使得主体掌握真理以反抗权力（这就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成为可能。批判为启蒙奠定了基础。“这样，我们将无需再听到服从，更确切地说，服从将以自主本身为基础。”【P179】 福柯点出了康德的“启蒙”和“批判”的区别，这就意味着，它们虽然紧密相连，但存在着对立的可能。福柯举了两个例子：1、启蒙要求主体能够通达真理，但批判又表明主体的认识能力有限；2、在康德那里，自主的同时可以服从君主的命令。在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之下，福柯指出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中，“康德的批判事业以某种方式与启蒙保持了一段距离”，也就是说，这段历史中只有批判的认识（但这个认识已经不再具有批判性了）却没有摆脱屈从状态的启蒙勇气。他概括了三个特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福柯说，启蒙和批判的关系并未像康德所说的那样紧密联合在一起，而是相互对立。“摆脱屈从状态”要求“启蒙”的勇气需要与“批判”带来的认识能力相结合，“批判”概念本身又被理性所支撑，但理性的发展、认识的进步并未带来进一步的启蒙，理性带来的“真理”反而与权力结合，迫使主体屈从（这里，福柯对理性和启蒙的辩证论述与《启蒙辩证法》出奇相似）。所以，人们开始追问“那些过度的权力，那些治理化的出现，不是应由理性本身负起历史责任吗？”【P181】合理化问题在当代哲学获得广泛关注。在德国哲学中，从黑格尔左派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怀疑合理化、也许甚至是理性本身中的某些东西对过度的权力负有责任”；在过去的法国，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受到忽视，但福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在现在的法国获得了延续（法国现象学对意义的分析、科学史的问题化，当然还有他自己的谱系学分析）。 但福柯进一步谈到了自己谈论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批判性的或争论性的，而是“试图指出差异，设法弄清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增加它们的数量、传播它们、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P185】既而，福柯谈到与自己与法派的关系时，指出了自己处理启蒙问题的独特性——某种历史-哲学实践，构造历史，将哲学思辨投入历史材料，回归不是基于内在经验的经验性。这样的实践有两个特征：

福柯又谈到了如何从事这项研究——两种模式。【P188-190】 第一种，德国的模式：“认知的历史模式之合法性研究”的分析程序——“知识对自己有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它受到怎样的滥用，因而它与什么样的统治相关？”（狄尔泰对精神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纠正、哈贝马斯对不同人类知识旨趣的澄清）福柯认为大体上的步骤是：

福柯在后面反对了这种模式，“必须根据权力和事件化来处理问题，而不是根据知识和合法化来界定问题”【P197】，权力始终与知识互动，使知识成为知识；知识的形式是不可分的。

第二种，福柯自己的模式：“事件化程序”。其步骤是：

福柯强调，批判的环节应该做到“系统的价值还原”（韦伯的价值中立）。他以知识和权力为例，知识和权力的定义不应该具有否定性，“只具有方法论的功能”：“知识这个词指的是在一个特定时刻和一个特定领域被接受的认识的所有程序和所有结果”，“权力这个词仅仅涵盖所有似乎可能引起行为或话语的特殊机制，不管是可确定的还是已确定的。”【P190】知识和权力依靠彼此才能够存在，不是“具有互不相干的要素的两个范畴构成的”，因此，“问题不是描述知识是什么和权力是什么，以及这一个会如何压制另一个或另一个会如何滥用这一个，而是必须描述一个知识-权力网络，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是什么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可接受性。”【P191-192】把握无关合法化的肯定性的一面，这近似于考古学的层次。

进一步，福柯指出了“事件化程序”分析的问题和应对问题：

从第二点，福柯又谈到了问题的关键不是起源，而是谱系学所能“恢复的独特性出现的条件，这种独特性从众多的决定性因素中产生，但它不是它们的产物，而毋宁是它们的效果。”【P195】这个过程不存在封闭原则，原因有：

既然如此，福柯建议我们采取一种“策略的总体分析形式”。【P196】

这样，福柯就把问题从考量“知识导致霸权”这一过程转向了“在互动关系和多元策略的语境中，知识与权力之不可分如何既导致根据它们的可接受性条件而确定的独特性，又导致某种可能的领域，开放的领域、非决定性的领域、可逆的领域和可能错位的领域，这些领域使那些独特性变得脆弱、暂时，并且使这些效果变成事件，不折不扣的事件”。【P197-198】

到这里，福柯谈完了自己的方法论，演讲到了结尾。福柯澄清了如何实现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比批判态度更重要的是批判的问题。最后，福柯似乎认为，他的这场方法论革新运动依然还是“将启蒙问题驱逐到批判中的方式”，只是认识的层面，还没能真正涉及到启蒙实践（虽然相比于实证主义与国家主义，福柯的“批判”与“启蒙”内在地联结着），因此，他不能也不敢将这个讨论取名为“什么是启蒙”。但他希望能克服康德遗留下来的批判和启蒙的分裂，“从某种作出不被统治的决定的意志出发”【P198】，最后真正摆脱自身的不成熟状态，实现启蒙理想。不过，这已经超出了这个讨论了。在福柯几年后所写的《何为启蒙》一文中，他谈到这样一段话，也许可以视为对《什么是批判》这一讨论的接续：“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我认为，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断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定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福柯集》，福柯著，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39页】福柯式的“批判”虽然在其自身环节保持着价值中立，但目的永远是指向“启蒙的勇气”，指向“主体屈从状态的摆脱”；而这样一种“启蒙”的超越，在福柯眼里，必须要有福柯式的“批判”为其区分、澄清、指引。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批判”与“启蒙”概念克服了对立，重新回到了康德哲学那种统一的状态。

《什么是批判》读后感(五)：围棋人机大战的福柯式批判

围棋人机大战的福柯式批判 ———机器的觉醒 GOOGLE令计算机“阿尔法狗”借助智能算法体系，击败了韩国棋王李世石，引起热议。福柯认为，计算机所代表的或象征的是受压制人群的生存状况。这类人对过自由生活权力的深切向往，并迫不得已发起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