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了这种知恩意识，人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报恩意识——用自己的勤奋工作和无私奉献，往返报所有人的恩惠，回报这个社会的恩惠，就能有自觉地、无条件地为他人和社会付出的责任感，而不大在乎自己是否吃亏，是否得不偿失。

　　人的一生中，小而言之，从小时候起，就领受了父母的养育之恩，等到上学，有老师的教育之恩，工作以后，又有领导、同事的关怀、帮助之恩，年纪大了之后，又免不了要接受晚辈的赡养、照顾之恩；大而言之，作为单个的社会成员，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多层次的社会大环境之中，都首先从这个大环境里获得了一定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会，也就是说，社会这个大环境是有恩于我们每个人的。

　　有了这种知恩意识，人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报恩意识——用自己的勤奋工作和无私奉献，往返报所有人的恩惠，回报这个社会的恩惠，就能有自觉地、无条件地为他人和社会付出的责任感，而不大在乎自己是否吃亏，是否得不偿失。

　　说到报恩，我们自然要想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中国古人讲求孝道，原本称得上一种传统美德，但古人往往把它绝对化、极端化，甚至传说有的晚辈做出了“哭竹”(三国时吴国孟宗的后母喜欢吃竹笋，大冬天让孟宗外出采集，孟宗到竹林后，失声恸哭，一大片竹笋便奇迹般地长出来了)、“卧冰”(晋代王祥的后母喜欢吃鱼，王祥在冬天中脱掉衣服，预备剖冰捕鱼，忽然冰自动解开，两条鲤鱼跳了出来)、“尝秽”(南朝庾黔的父亲庾易生病，庾黔为了探知病情，取来父亲的粪便品尝)、“割股”(相传有古人割取自己的大腿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之类的“愚孝”，理所当然要遭到后人的反感和唾弃。

　　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反过来，完全不念父母的养育之恩，不过问父母的生活，不关心他们的健康，则又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化和绝对化。浙江湖州市南浔镇有一位母亲，生了一对有出息的双胞胎儿子，小儿子即将出国，大儿子也在国内一所大学戴上了博士帽。可就是这个大儿子，在22岁大学毕业时，仅仅因为母亲提醒他泡了三天的衣服假如再不洗就要发臭了这样一件生活小事，便从此不再对母亲开口叫一声“妈”；当母亲不大同意他与其身患乙肝的对象结婚时，他固执己见结了婚不说，更从此不认亲娘了；母亲给他写的信，他全都原封不动地退回；为了避开母亲的“纠缠”，他连住址都不告诉老师和同学；好心的老师把他的传呼机号码告诉了他母亲，但母亲打通电话后，他一听是她的声音，就“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这个让人伤心、让人愤怒的真人真事，典型地反映了现在一些自诩“新潮”的年轻人，已经完全背弃了中华民族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完全丧失了最起码的人之常情，蜕化成了彻头彻尾的冷血动物。父母终究是父母，他们的所作所为尽管不一定全对，但他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和拳拳爱心，却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退一步讲，就算在某种非凡情况下，他们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和爱心显得十分有限，但他们作为老人和长辈，也完全有理由得到我们的尊重和赡养。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重、赡养我自己的父母，以及他人的父母，爱护、抚育我的孩子，以及他人的孩子)，现在一些人连“吾之老”，都不愿“老”，更不用说“人之老”了。不知他(们)是否想过：有朝一日我年纪大了，子女也像当年我对待父母那样对待我，该如何是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现象是，我们一些大学生千方百计出国留学，又千方百计争取留在国外发展。他们的理由是，国外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比国内好得多，我在国外的发展潜力更大，为什么非得回到国内去“受苦受累”呢？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根本经不起推敲。的确，国外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比国内好，但你不要忘了，在你从一个小学生到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国家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你翅膀硬了，说走就走了，无异于儿子刚刚长大成人就和父母不辞而别，于心何忍？再说，出国学习本是件好事，但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正因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诸多条件包括科研条件和生活条件尚不尽如人意，才迫切需要学有所成者回到中国来，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我看来，那些坚持留在国外，一味只顾自己享受的中国学生，比那些一有点本事就闹着要和父母分家，并从此完全不顾父母生老病死的“败家子”好不了多少。

　　感恩，说明一个人对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有着正确的熟悉；报恩，则是在这种正确熟悉之下产生的一种责任感。没有社会成员的感恩和报恩，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正常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