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想向我国公众宣传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中国人都懂，太懂了，用不着宣传。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鲜血，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无数次的割地赔款，已将“落后就要挨打”这句名言深深地铭刻在心里。不夸张地说，它可能是我们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

然而，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抉择，并不能代替对文明走向和文化建设的历史性思索；活着的问题不能代替如何活着的问题；求生存不能代替追求有意义的生存。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在经济增长中如何保证可持续性，都是我们面临的并非不急迫的任务。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文试图分析一下“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中的逻辑，这个逻辑并未被透彻地分析过，而且在常常是紧迫的现代化事务中被遗忘。可是，也许正是它常常将我们引入现代性的误区。

“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痛苦经历的总结。中国并不是自觉自愿地加入现代化的行列，而是被迫踏上现代化的征程。首先是因为“挨打”，反复的“挨打”，打掉了中国人天生的优越感，创造了中国人的落后感和自卑感，也创造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

在前现代的文化生态中，并不是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挨打的都落后，也不是一挨打就产生落后和自卑的感觉。挨打的未必是落后民族，也可能是先进民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打败了雅典，但并不能说雅典比斯巴达落后；中国历史上屡受北方蛮族的袭击，也就是经常挨打，但中国人从没有自己落后的感觉，没有感到自己不如打上来的人。

情况往往是，文明教化的民族之所有挨打是因为野蛮尚武的民族好斗，但好斗者并没有先进的文化。他们往往是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被所征服的文化所同化。中国历史上几次外族入侵均属此列。

文明教化的民族变得柔弱，经不起野蛮尚武的原始民族的打击，但是一当这些粗野民族掌握了军事上的胜利，夺得了政权之后，自己便进入了文明教化的程序之中，而逐步被同化、被文化、被教化，也开始变得柔弱，并再一次经受新的野蛮民族的打击。从这个历史上久已存在的文化相互交融的生态景观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

然而，西方人掀起的现代化浪潮，是一个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均进行毁灭性破坏的浪潮。它创造某种普遍性的标准，将进步、发展、富强、文明、先进、发达纳入一个单一的评价体系中来。它创造了“文明的”侵略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体系。它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通过扩张主义的商业贸易强行推广到全世界，人类于是进入一个全球时代，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景观开始走向凋零。

现代性打破了从前的文化生态格局，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进化的逻辑，即社会历史发展的单向线性观。启蒙思想家试图将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原始野蛮向文明开化的发展过程，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均可以纳入这一单一的发展轨道中来。正是有了这个单向线性发展的观念，才有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发达与不发达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对比。

在“落后”这个词里，隐藏着许多现代性的观念前提。第一个，它假定人类的文化总体上处于一个动态的格局，相反，如果诸种文化只是静态的分布，则说不上先进与落后；第二个前提，它假定诸文化处在一个单向的运动过程中，相反，如果各自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则不能有意义的谈论先进与落后。落后与先进来自田径赛场上，大家都朝着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跑，于是有的先进有的落后，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即使大家都在跑也说不出谁先进谁落后。

由“落后”一词所带出的文明普遍单向线性发展观，是对文化生态观的反动。在文化生态观看来，评价一个文明不是通过标定它处在所谓的人类普遍历史发展轨道上的什么位置，而是依据它自身内在的活力，它处在自身生命周期的什么位置。因为每一种文明都像一棵树那样，有自己生长盛衰的历史，有自己生命的光彩和特色。对待文化生态景观的原则应该是，相互景仰、欣赏和容忍。怀特海说得好，人们希望他的邻居足够的相似以便相互理解，足够的不同以便相互羡慕和欣赏。这是人类发自本原的心声，是文化生态得以维护的根据。

文化是有生命的机体，它对环境有适应性，对环境的变化有调节的功能；它有同化和异化的功能，能够充分吸收养料，化解对自己有害无益的毒素。越是有生命力的文明系统，越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并保证自己的独立和完整。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脉相承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自成一统。它适应这个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适应这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平静而缓慢的进化、流动。它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文化生态系统，繁衍、生长不息。

在前现代的几千年历史上，不曾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打破这一稳定的文化生态系统，改变中华文明的内在走向。无论是内部危机导致的王朝更替，还是外族入侵这样的生存压力，都最终被整合掉、化解掉。内部的危机被平定，蛮族被同化。几千年绵延不绝，显示了这一古老文明蓬勃的生命力。

在西方世界侵略扩张的早期，它们也没有真正在军事上取得胜利。这一方面是因为大清帝国正值鼎盛时期，国富兵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速增长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未为自己积攒下足够的家底。到了19世纪中叶，清王朝的统治本身出现危机，开始进入自身衰败的过程，而大工业已经在西方世界取得重大进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才开始奏效。

西方殖民势力在亚洲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也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现代国家。印度完全丧失抵抗力，完全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完全西化，成为新兴的现代化强国，并继而让亚洲人民领受现代性之野蛮地侵略性；中国文化内聚力最强，抵抗力最强，但日益腐朽的清政权已无力抗拒欧风美雨的敲打，遂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的境地。

我在这里不想讨论中国从清朝以来的决策者们在面对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浪潮到来之时，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失策，以致一个创造过高度辉煌文明的古国，成了今日贫穷落后的大国。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确实可以指出许许多多历史性的失误，指出它们究竟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延误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所有这些依然只是功利性的眼光，而不是历史的眼光；是科学的精明的计算，而不是哲学的反思。

抛开现实的、功利的考虑不论，中华传统文明被迫中断而加入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之中，并不是一件真值得我们欢呼的事情，而应该看成文化生态上的一个大悲剧。它同世界各地其他许许多多土著人以及土著文化的灭绝一样，是现代性制造的严重的文化生态灾难。生态学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多样性导致稳定性。只有多样的文化才有可能造就繁荣而多样的生活环境，从而形成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局面，使人类和平而安宁的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今天，当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民，全部加入这个本质上富于侵略性的现代化行列里来时，世界安有宁日乎？

事实上，今天被我们视为落后、愚昧的决策，许多却是传统文化做出的特定反应。今天看起来落后、愚昧，只是因为我们彻底地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但是，它们之中有许多观念和精神正是现代生态主义者致力于寻求的新生活理想。

自“增长的极限”作为警世之钟长鸣了20多年后，人们开始感觉到“小的是美好的”。绿色经济学越来越推崇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和社区经济，反对跨地区的贸易往来；越来越推崇小规模的人性化的手工生产，反对非人性化的大工业和流水线；越来越推崇有限度的消费和节俭的美德，反对无限消费和铺张浪费。

再看前现代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大规模的贸易受到扼制、以农业手工劳动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节俭为美德的绿色经济榜样。然而，在现代化快马加鞭之日，这样的中国受到嘲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中这样写道：“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中国并非不知道改变体制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这样的改变将为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传统所不容。

技术的进步亦然。中国总是将自己的技术发展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并且主要不用来征服和控制自然界。这难道不令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大加称道吗？是的，中国发明了火药但不用于战争而用于民间娱乐（放焰火），这究竟是愚蠢还是伟大？中国具有足够的远洋航行的物质和技术条件，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水平之高超、船队阵容之庞大，令哥伦布们望尘莫及，但中国人不是用之去开发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去屠杀灭绝那里的土著，而是遍施德威，传播仁道精神，这究竟是愚蠢还是伟大？

与现代化落后问题密切相关联的是科学技术的落后问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科技文明，指出在近代之前中国有着西方远远不及的技术成就。继之，他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史称“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科学既然如此发达，为何近代科学不在中国首先出现？

李约瑟的问题如同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一样，隐含着一个单向线性的普遍的科学技术发展数轴，他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主要是在这个数轴上排列中国人的成就，从而发现中国科技在前现代时期的“先进”性。因此，李约瑟难题只是现代性话语中的问题。它认为有一种普遍主义的科学，它忽视了前现代时期科学与文化系统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说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就象两颗树那样各自的生长着，那么，在一棵树上长出的东西为何没有在另一棵树上长出来，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很有意义。我们根本没有一个超越的标准以衡量中国传统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哪一个更先进。落后只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只是在近代科学引入中国之后，在中国被拖入普遍性的现代化进程之后，才出现了中国人在近代科学方面的落后。

这个落后首先是因为我们“后进”——中国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正如中国不是佛教的故乡一样。但后进可以变为先进，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而在故乡印度反倒受了冷落就是一例。因此有意义的问题倒是，中国人又不笨，为什么学习近代科学学得那样慢，为什么总不能出于兰而胜于兰。这方面倒是有许多社会原因可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