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中国第一首劳动者之歌。时间过去千年，中国的历史长得让人羡慕，让人敬畏，在这绵绵无尽的历史中，我们聪明的先人们能者多劳，劳者多歌，歌者既有阳春白雪，亦有下里巴人。然而让人无奈的是，羡慕之处在于中国的幸福，能者乐于劳其事，凿石开道，挖土通渠，哪怕是推山运土修造宫殿，亦或是足蒸暑气背灼天光，也常常是保持微笑的，这在异域人看来十分诡异并且嫉妒，中国劳者的幸福指数实在是太低；而敬畏，却非敬畏中国的劳者，中国的劳者在国外让人敬畏不得，反而饱受欺凌，但由于我们独特的幸福指数，所以于旁人看来的欺凌也不算是坏事；让异族人产生敬畏的是中国的士人，也就是士大夫、乡绅一族。如果说劳者呈现的是中国的能力，那么士人所展现的便是中国的精神。何精神之有？曰忠孝，曰悲悯，曰宽爱，曰进取。至于忠孝，反面人物太多，不好解释；至于悲悯，下文详谈；至于宽爱，却是太宽太爱博爱以致无爱，如同夜半临深池，苦吟一番，难以理会；至于进取，更是知者无数，从者寥寥了。
　　那么究竟悲悯什么呢？古代皇帝居庙堂之高，再高，无限高，高不可测乃至高处不胜寒，人间疾苦尽是耳中言、嘴中语，看不见不为实，其中怜悯自然少得可怜；帝王者颇有天子之风，虽未必有种，但一定是向上看的，其意境开阔宏达，却不近人味，像是个伸长脖子摘星星的顽童；上古时期，帝与天同高，平民想见得常常仰视，一不小心还会被耀眼之光灼伤眼睑；到了秦汉，皇帝变小了，但权力变大了，人们便开始清楚那位高坐龙辇的是个什么玩意，无非喜时大赦天下，皇恩浩荡，怒时苛捐杂税，草菅人命。但不要紧，两阶级仍然自有其乐，还不至于你死我活的冲突；到了宋代，是一个转折点，昏者太昏，社稷不再是家天下，而是家乐园，只游乐不买门票，肯定遭到驱逐。于是到了清朝，康乾年间，皇帝补了账单，却误导了市场，虚拟经济极度膨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一气炸掉了。皇帝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劳苦人的头上摘星星，哪里会记得施恩天下，月光普照呢？眼界锁于深宫，寻不得饱满盈溢的月色了。
　　如此看来，只有士人了。士人有两种，一者从上至下，带着文书公函，笑靥如花；二者从下到上，带着民间疾苦，愁眉苦脸；前者多，此朝必有革命，后者多，此代应有改革。“哀民生之多艰”者，投江自了此生，这是悲悯过头，替劳者而歌尚不够，还要替劳者殉其身；满腹沧桑，一纸荒唐，终究凋零了；秦以来，悲悯大致如一，饱受儒道之惑，在不该有信仰的地方却无法自拔，于是数千年之文章辞赋，都雷同的去悲悯，去怜惜，去抱怨不甘，去感时伤怀，细读来，无论是汉赋唐诗宋词，还是传奇变文话本，主题都是几近相同的，只是换了故事，不换思想，这大概是孔子老先生“逝者如斯”前绝不会想到的；他输掉了鲁国，却赢得了半个世界；然而元代是个大转折。其文亦愁，然愁中有讽，其曲亦悯，然悯中生怒！杀怕了，真的杀怕了，杀得士人躲在一旁不敢大声说话，一改宋朝的“文官力量”，不以才不以德，偏以刀以枪，文人之天下一夜之间变成了文人的末日。于是文人集团从皇帝身边硬是被拉下了水，替皇帝摘星星，不如与劳者歌其事。
　　唐代的杜甫，是个歌其事的高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拿起遍野哀鸿冻死之骨，猛扇朱门后的脸，然而其脸也厚，只能在悲愤中逝去了；宋代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话一出，世人为之动容，竟而忘记了还有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现代看来，天下兴亡揽于一身无可厚非，可要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此话别有意味，文人不愿下水，与真正的劳者仍未达成协议；而终于到了元代，突然士人们被淹没了，刚从铜雀台上掉下来，便被人群如潮吞没其中，但此吞没并非无声之随流，而是高昂之愤歌，拔起长剑，击起大鼓，大街小巷，高歌一曲。这是中国的幸福里最不幸福的年代，劳者歌其事，是用自己饿肚子的“咕咕”声做节拍的。那时候大文学者李煜死了，苏轼死了，姜夔也死了，元代高人作曲家，无名氏，接了前代文化笏板，闪亮登场。
　　然而可悲的是，真正值得悲悯的是，不管是士人还是劳者，都已开始自省了。自省意味着什么？意味惊醒，意味恐惧，意味反抗，意味笔墨皆成刀剑，文章亦满血光。“取富贵青蝇竟血，进功名白蚁争穴”，“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贪生怕死，争名夺利，劳者之歌皆沉默，渐遗忘。
　　明清之际，悲悯已多无真情，文章诗词，多是死水。杨继盛死了，不再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气磅礴，而是“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伤口结疤，这是做皇帝最好的时刻，天下太平，起码无人敢不太平。四大名着，一声长嘶，千年士人的悲悯，轰然倒地。林觉民姗姗来迟，竟也倒在枪林弹雨之中，劳者已精疲力竭，再也无力气歌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