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俄罗斯多家报纸报道：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手稿终于找到了。莫斯科的记者列·科洛德内经过数年的追寻发现，手稿在肖氏的挚友库达绍夫远亲的手里。时任总理的普京命令财政部“立即筹款购买手稿”。至此流传了70多年的肖洛霍夫剽窃《静静的顿河》手稿之说不攻自破。就在这一年，俄罗斯的读者将《静静的顿河》推为十大畅销书的榜首。在这个时候来重读《静静的顿河》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静静的顿河》长期以来被苏联主流批评家阐释为“一部描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人民生活的史诗”，被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颂歌。应该说这些批评家们一点没说错。肖洛霍夫自己曾经这样谈论这部小说：在《静静的顿河》中想展示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走向社会主义。作品把拥护苏维埃、迈向社会主义称为“伟大的人类真理”。哥萨克经过痛苦的历程走向社会主义确实是小说的主题之一。无可否认，写这个主题，肖洛霍夫是真诚的，但这里也隐含着他作为一个苏联作家的生存智慧——假如不写这个主题，当时他这样一个20多岁的默默无闻的作家是很难为小说弄到准生证的。米·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等作品的难产和作家本人的厄运就是前车之鉴。与这个主题相适应，肖氏采用了评价人物的历史伦理标准，即凡是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就获得被叙述的权利。
　　但是正统的批评家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静静的顿河》中还有另一个主题，这就是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魅力”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作家关注的热点。作家说，“我在葛利高里身上就想表现出这种人的魅力。”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人格力量方面高于周围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葛利高里和科晒沃伊同时出现的场面中，在两人的交锋中，叙述者情感距离离前者近，而离后者远。在别的一些场景（比如葛利高里目击的波得捷尔柯夫砍杀柴尔涅曹夫等场面）里，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人物被叙述者冷落，而葛利高里这小子却成了叙述的聚焦对象，获得了叙述者的同情。这是因为在这里历史伦理标准被悬置，代之以审美标准。类似的情况在《麦克白斯》等作品中也出现过。对审美价值的张扬，自然凸现了人的价值，也就导致了对残酷行为的绝不宽容。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作家揭露了在其兄被杀后葛利高里命令叛军滥杀俘虏的罪行，也不回避红军中的马尔金、波得捷尔柯夫们的暴行。在肖氏那里似乎有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永恒正义”、托尔斯泰的“我必报应”的惩罚力量。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当时他形容枯槁，神情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可推掉这差事后，他又能与恋人共享春宵了。对人的关怀就成了贯串这部小说的一条红线。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坚持了一种与历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场迥然有别的作家立场。政治家以历史的进步的宏大目标为惟一的追求，在这样的追求中个人可能成为牺牲品。历史家则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叙述历史。作家立场的实质是关注个体的权利、愿望和追求。麦列霍夫的家破人亡、彼得罗——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妲妮娅之间的亲人仇杀的悲剧、并非事出无因的月申斯克暴动（肖氏对高尔基说，“发生暴动是由于对待中农哥萨克采取过火行为的结果。”）、双方都不经审判的滥杀俘虏等等，这些同时期别的作家的作品中不敢涉及、政治家和历史家被忽略掉的细节，这部小说却大书特书，革命和战争中被牺牲者的声音就这样曲折地传达了出来。
　　其实，对《静静的顿河》有一个不断重读的过程。对主人公葛利高里的评论就有一波三折的戏剧性转折。在作品刚问世的20年代，评论家通常称该形象为“人民的敌人”，50年代又认为他是“反叛者”，或认为他陷入了“历史迷误”，到了80年代他已被推崇为“真理的探索者”。葛利高里评论史中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实在我们看来，分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在评论葛利高里的时候，苏联的评论者们局限于同样的理论思维的框架中。不管是将葛利高里视为“人民的敌人”的批评者，还是将他看成是真理探索者的论者，都只局限在以社会历史价值确定人物的意义。批评家逐渐将葛利高里由人民的敌人变成真理的探索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学价值或审美价值，这仅仅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位声望日隆的肖洛霍夫的招安策略。80年代的批评家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肖洛霍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那么他心爱的主人公葛利高里还会是坏人吗？于是就有了葛利高里由敌人而变为迷路者，再变为英雄的戏剧性过程。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氏采用了颇为聪明的写作策略。为了既要说出真理，又要让书能够到达读者手中，也为了保护自己，在作品中容纳了两个声部——胜利者的声部（即前面说到的第一个主题）和无辜受害者的声部。作家采取了将两个声部交织的叙述策略。因为有了胜利者的声部，反映了历史的趋势，他的作品就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吻合；因为包括了无辜受害者的声部，当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中的冤假错案的时候，不能不折服作家在逆境中坚持讲真话的勇气。这是肖洛霍夫的作品能在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的人群中都能得到认同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