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浑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

　　最高学位有一个秋天，北大新学期开始了，一个外地来的学子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这时正好一位老人走来，年轻学子就拜托老人替自己看一下包，而自己则轻装去办理手续。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近一个小时过去，学子归来，老人还在尽职尽责地看守。谢过老人，两人分别。几天后是北大的开学典礼，这位年轻的学子惊讶地发现，主席台上就座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正是那一天替自己看行李的老人。人格，才是最高的学位。

　　布衣情怀季老住院期间，每天下午，是他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有时秘书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老爷子心里明镜似的，也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医生来换药了。季老的腿上打了两个洞，把塑料小管子生生地杵进去，才能打药，有时还得在肉上动刀子剪子。护工都跟着直冒汗，可是每回老爷子都谈笑风生。等医生们走了，李玉洁老师颤声问：“先生您真不疼”老爷子回答：“不疼是假的，但又何必给大夫增加思想负担哪？”不仅如此，老爷子还老对医护人员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差不多就行了。”

　　在季先生心中，从来都是为别人着想，只是不关心自己。护工也是家庭成员，不但照付工资，和颜悦色，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

　　心系家国季先生的一生，用他的话说:“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极为可贵的是，季羡林先生又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相反，他相当入世，胸中承载着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民族、国家、世界,还有大自然。他还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始终秉持独家观点，绝不人云亦云。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必须珍惜资源，保护环境。

　　宽人严己

　　有一件事在三O一医院引起轰动。但见医生护士们窃窃私语，很激愤的样子。当他们来到季先生面前，却都换上一脸春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原来，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季羡林知道后，脸上还是那佛像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还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

　　良人已逝，良知犹存

　　季羡林先生走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显示出了可贵的毅力与真诚。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