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郑州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因为他搭草堂居住在长安城外的少陵，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

　　一、生平经历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6]。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着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759）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杜甫的诗都收集在《杜工部集》中。诗风基本沉郁顿挫。

　　创作时期

　　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此期间的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诗》、《赠李白》等。

　　困居长安时期（三十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着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为官时期（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人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泊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衡州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着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二、轶事典故

　　愤斥皇亲

　　唐王朝，尤其是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王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着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死因之谜

　　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1、病死说

　　翻阅莫砺锋、童强着《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写道：“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7]

　　2、赐死

　　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问题，即：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赐死杜甫呢？

　　3、自沉于水而死

　　原因：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丝毫根据的想象。

　　4、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说的是现代着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5、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5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三、身世家庭

　　父辈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一个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他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

　　杜甫的祖为唐初诗人杜审言。杜审言很有才华，但恃才傲世。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擢进士第，为隰城尉。后转洛阳丞。武后圣历元年（公元698），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却在此时得罪同事郭若讷、长官周季重，两人合谋诬陷杜审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杀周季重，事震朝野。

　　杜审言因此不死，被武则天召入京师。又因欣赏其诗文，授着作佐郎，官至膳部员外郎。后因勾结张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诏回。

　　杜甫的父亲为杜审言长子杜闲，生母为清河东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亲续娶卢氏。杜甫由其姑母抚养长大。杜甫有兄长，早夭，三个同父异母弟及一同父异母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及他们。但杜甫极少提到继母。

　　妻子

　　杜甫于30岁时，暂时中断了在齐鲁燕赵间的漫游，回到洛阳，在偃师县西北的首阳山下筑就陆浑山庄，然后迎娶了弘农县（天宝年间改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之女为妻。司农少卿为主管农业和财政的副部长，与世代为官的杜甫家可谓门当户对。妻子小他十多岁，想来是一位知书达理、聪慧贤淑的女子。遗憾的是杜甫并没有用他的大手笔为爱妻立传，甚至我们连杨氏夫人的名字也无从知晓，但杜诗中却多处提及她，虽然片言只语，一鳞半爪，但从那饱蘸深情的笔墨中，我们对诗圣背后那个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伟大女性，还是不由得肃然起敬。

　　儿女

　　育有两子宗文、宗武；一女凤儿。

　　四、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诗歌成就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着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着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

　　诗歌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19]。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20]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24]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书法成就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思想核心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

　　五、后世影响

　　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着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扞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六、后世评价

　　《杜工部诗话选》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藤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氵念，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则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细柳织金梭”体矣。七言难于气象雄伟，句中有力而纡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悲声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复继者。

　　宋叶少蕴《石林诗话》

　　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谓学子，言老杜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波浪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者，当与渠同参。

　　宋司马温公《续诗话》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已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铛。”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妙。作诗正要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

　　凡诗人作语，要令事在语中而人不知。余读太史公天官书“天一枪培（注：改为木字旁）矛盾动摇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断句，存疑〕”，杜少陵诗云：“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盖暗用迁语，而语中乃有用兵之意，诗至于此，可以为工也。

　　宋强幼安《唐子西文录》

　　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词。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纪行役尔，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

　　宋许顗《彦周诗话》

　　老杜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诗云：“真气惊户牖”，可谓简而尽。又经昭陵诗曰：“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戮辱，贤路不崎岖。”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诗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语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人亦当味此而泣者也。齐梁间乐府词云：“护昔加穷裤，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邱陇，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云：“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耶？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

　　七、后世纪念

　　杜甫草堂

　　有二处，分别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和甘肃省成县，前者较着名。

　　杜甫墓，在河南巩义康店邙岭。

　　少陵台，位于山东省兖州市。

　　杜工祠，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畔。

　　杜公祠堂凡有数处，自成都﹑耒阳、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剑门诸祠。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今陕西省西安城南长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为明代创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为“杜甫纪念馆”。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为杜甫所建草堂，后经五代前蜀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经宋、元、明、清多次修复而成，其中最大的两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规模和布局，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的博物馆。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

　　杜甫江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属于园林仿古建筑，为纪念唐朝诗人杜甫所建。与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阁不足一千米。江阁园林区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3800多平方米，主阁共分四层，高18米。2002年长沙市政府决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个建筑全面建成并通过专家验收，随后向市民进行试开放。

　　墓地

　　杜甫晚年穷困潦倒，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全家经今湖北入湖南，沂沅湘以登衡山，溯湘江而上，大历五年继向郴州探亲，因耒水暴涨遇阻，寓居耒邑，耒阳聂令礼为上宾。是年，杜甫因贫病交加，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聂令治葬筑墓，背经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横贴有“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环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楼房，土木结构。正中主殿设杜甫檀香木雕像，东、西廊房10数间，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书院。

　　故里

　　杜甫故里位于巩义市城区西北5公里处的康店镇康店村西部邙岭上。占地34亩，座北向南，主体建筑有大门楼、杜甫大型雕像、双层亭、诗圣碑林、杜甫墓、吟诗亭、望乡亭、草亭、献殿等组成。整个景区种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异草点缀、绿树成荫、松柏辉映，巍伟庄重，各种设施具有园林建筑风格，已成为邙岭上闪闪发光的一颗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纪念馆，陈列历代杜诗版本和研究杜诗的论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别”诗意画等。每年接待游客2万人次，门票收入10万元。1963年6月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