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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其人可废，其文亦可废。
一人之文学，乃一民族之文学也；一民族之大义，即一人之大义。凡我国人，皆炎黄之胄，通奉宗社，知有先人而有已，识国家之存而立私人。而胡外奸内究，辱祖悖国，可谓不肖不忠。上愧于天，下忤于地。苟活于世，非为人矣，故其存乎与之废乎世者后尤亦善亦。人即不存，文将焉附？矧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不可，盖以论其世者也！故以人论文为正，以文论人则谬；人有义则文有理，人无义则文无理。义理系民族之生亡，而若兴华夏，教子民，明明德，其人不可不废，其文不可不废。
其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其外足以感人。内者，德性也；外者，修饰也。此二者，德为基。故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持德以砚古今之大作，未有基不固而流世久远者也。然胡无德，有诡谲伎俩，斯若家无主而奴用事，几何不魍魉猖狂。虽有其言，终为血气之私，技能之末，不足以立。立德立言立功，三者弗备一，斯不足以道哉!
其三：鼠辈焉能如此。
胡拾人牙慧，乱凑成《中国文学史话》，大失厚道，评史论学，固非大家不可造次。而此等鼠辈，厚颜无耻，苟且世间，徒为一“萤虫匹夫”，磔磔臭语，令人心乱，斯若狗彘食人之辍食，舔空甑之声，而自觉津津乐道，不知之人乜斜鄙视矣。
其四：“杂家”滥学
故氏之“学问体系”，抽百家之条目，录市井之琐语；滥杂硬套，强篡而成，恐国人鞭挞，迁移异国。彼国无弘硕之文化，靡精微之学说，遂以“杂学”为至宝。此若一地之旧物，及至别地弗有者之为新物矣。民举为珏，国视为璞，曾不知浊秽之物不为贵也。今若复印胡文，大行流肆，实乃贬我国文，左迁我国人也。故胡氏之文学仅可杜户自怜，而不可有所树立，亦不可趋豪杰之士争慕之。乃弃于旧纸堆，恒为死物可也。
其五：物以类聚，异端自毙。
近人鼓捧吹嘘胡氏，谓其文曰；“才子文章，可与钱、林之曹匹焉”。又谓“其才可弥补前世”。余读至此，怀中忿然，曰：“竖子之见，不足与论”。然固有此见，必有其所以然。
狗朋狐党，狼狈无离，有此则有彼，同物类聚，此乃一者也。
前者之谓也，其害特大，俗语曰：“鱼找鱼，虾找虾”。由此观之，我国人道德之缺陷已浸，国家之危机将至，今处大厄而昏昏自迷。
后者之谓也，则入迷途，临近峭崖。《论语》有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
二者退而省其私，则愚也不愚。
其六：在其位，不谋其政。
今有胡文盛行，而未见大声疾呼，指其弊害者，徒一《南方周末》之记者也。呜呼！当今之世，首顶“教授”之冠冕，足蹬“专家”之履屐者，莫非空有其名焉！宜醒乎也哉！宜醒乎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