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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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史”之说,最早见于唐代孟棨的《本事诗》:“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用诗笔写出自己在安史之乱中的见闻和感受,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所以在当时就已经被称之为“诗史”。如著名的叙事组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饱蘸着深切同情的笔调,揭示了这一场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深沉感情。 除了杜甫,还有一些诗人所写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借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汉末曹操善于向民歌学习,第一个借乐府旧题来写时事。如《蒿里行》和《薤露行》本来是一种杂言体的挽歌,他改为五言体,用来“伤时悯乱”,表现了当时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蒿里行》中所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完全是实有其事。明人评这些诗:“汉末实录,直诗史也。”(明钟惺《古诗归》) 宋代大诗人陆游,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他从事创作时间长,诗歌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反映时代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全部诗歌之中。同时,陆诗的风格也接近杜甫,因而也获得一代“诗史”的美称。名篇有《关山月》、《书愤》、《示儿》等。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是著名的民族英雄,又是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诗后期学习杜甫,多记述民族的苦难和自己战斗的历程,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如《正气歌》、《过零丁洋》、《金陵驿》等,历来有“诗史”之誉。 与文天祥同时的汪元量,原是宫廷乐师,他以亲身体验,写下很多纪实的诗篇。如《醉歌》十首,记录南宋朝廷投降元军的经过及降后情况;《湖州歌》九十八首,则颇为具体地叙述他随南宋六宫被押北上去燕京的种种经历;《越州歌》二十首,则记述元兵南下蹂躏南宋半壁河山的惨状。当时诗人刘辰翁就称汪元量的诗是宋亡的“诗史”。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不少作品写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事,其中寄寓着身世兴亡之感,也被称为“诗史”。如《圆圆曲》通过陈圆圆的有关事迹来反映明朝灭亡的部分史实,《芦洲行》等六首诗是仿杜甫的“三吏”、“三别”的,较为真实地表现了人民的苦难。 清朝末年的黄遵宪,字公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多记时事”(陈衍《石遗室诗话》),反映了当时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进北京等史实,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如《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诗,及时而全面地反映地了甲午战争的过程,鞭挞了清王朝腐败无能、不战而败的可耻行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梁启超曾对黄遵宪的诗作了高度评价,说:“公度之诗,诗史也。”(《饮冰室诗话》)
杜甫的诗歌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动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素有“诗史”的美誉。
这首先在于杜诗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反映了此一事件在当时造成的普遍心理。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反于广州,杜甫后来写了《自平》。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从杜诗可见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是常被史学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史称玄宗后期沉湎声色,记载了不少事实,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沉湎声色的情景:“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爰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描写的是具体的情景,连面临这情景时感觉到的氛围和情思都有了。
即使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仍然可以感受到其时社会的某些心理状态。从认识历史的起初面貌说,这一类诗,也具有诗史的意义。如《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岛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写到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不得不再次从军,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令人不忍卒读。他把战火中的人的内心世界,一一展开,令人千载之下,为之动情。《羌村三首》、《哀王孙》、《哀江头》、《北征》等诗,都是这种写法。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
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1. 杜甫诗全面深入地反映了那个动荡战乱的时代。所谓“诗史”不是仅仅用诗歌的形式记录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一幅比史书更为详悉生动的社会画卷。杜甫以鲜活生动的叙事和描写,以栩栩如生的各色形象,让我们以感性的、直接的方式感受当时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其叙事的第一特点是善于捕捉细节,通过一个个细节,把读者引入逼真的氛围和意境。叙事的第二个特点是融合着鲜明强烈的感情,在叙事中表达强烈的感情。
2. 诗史,指能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有历史意义的诗歌。泛指能反映社会现实的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
3.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汉族,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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