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代主义文学强调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具有主观性和内倾性特征。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现代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人们开始把目光从客观物理世界转向主观心理世界。现代主义作家视客观实体为非真实，认为心灵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认为艺术的使命是非写实的、泛表现的，文学创作应表现内心世界的真，追求超现实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真。在一些现代主义作家看来，传统文学那种看似逼真的人物和物象描写，实则是一种假象；现实并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紊而不乱的整体结构，而是片断的、琐屑的、非逻辑的无序结构，因此，必须摒弃对人物性格和一切与之相关的附属品的描绘，使读者进入人物的心理现实。他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所关注的不是巴尔扎克式的外在社会结构形态，而是人的精神、心理现象。如表现主义作家力图展示“本质的东西和藏在内部的灵魂”，即使写具体的人物和物景，也只是将其作为精神现象的外壳与形式，写物的目的不在物本身，而在与之对应的精神力量。意识流小说家往往把人的意识流动状态作为客观现实生活加以描写，把转述人的变化的、不可知的、难下定义的精神世界看成自己的主要任务。现代主义对主观真实和内倾性的刻意追求，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思维模式。

     其次，现代主义文学普遍运用象征隐喻的神话模式，追求艺术的深度模式。神话式象征的意义在于对未知领域的诗性揣摸，是将最内在的、最深刻的心灵体悟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因而，它的价值就不在于对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含的内在体悟，这种体悟往往是多义性的。出于表现内心生活和心理真实的需要，现代主义作家不注重对社会生活的表象作直观的再现，而往往用非纪实性、时空颠倒与变形、结构错乱等手段，构建一个象征性的神话式艺术世界，以揭示生活中更深刻、更广泛的意蕴。艾略特的《荒原》用古代繁殖神性能力丧失而造成的土地荒芜、庄稼枯死来建构一个象征体“荒原”，全诗大量运用人类学、神话学、圣经故事和西方古典名著故事，形成一个庞大的象征框架，意象重叠、意蕴纷呈而艰深。卡夫卡的小说往往故事背景模糊，主人公无名无姓，是某种观念、思想、意志的代表，他用象征隐喻的思维方式创造了一个个与现实世界相统一的神话世界。此外，普鲁斯特、里尔克、乔伊斯的创作也往往把读者置于意义的深渊之中，通过不断的阐释和发掘，才能获得审美的意义。现代主义文学借助象征隐喻的神话模式，使文学对生活的描写从表象走向本质，从表层走向深层，从现实走向超现实，从所指走向能指，形成一种文学艺术的深度模式。

    第三，现代主义文学提倡“以丑为美”、“反向诗学”，大量描写丑的事物。现代主义作家处在２０世纪这个宗教信仰失落、传统价值观念失落的社会，他们往往从更深层次上思考着人的命运、人的本质和人类前途的问题。他们觉得人类自身具有恶的根源，人的本质力量有美的一面，又有丑的一面，因而，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表示与人性之恶的抗争，表示对丑恶现实的反抗。但是他们反传统的个性又使他们不愿再像古典艺术家那样一味地高唱人性美的赞歌，而是着意于描写丑、暴露丑。现代主义文学对死亡、黑夜、堕落、犯罪、畸形、变态、疯狂、瘟疫、尸体……的描绘，大大超过传统文学，表现出“以丑为美”、“反向诗学”这一新的美学倾向。不过，现代主义作家的“以丑为美”不是把生活中的丑作为美来肯定，而是企图在丑的自我暴露、自我否定中肯定美，使丑升华为美；他们无情地解剖、否定现实与自我的平庸，通过与丑的撕斗来表达对美的追求，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发掘恶中之美”。因此，在这种美学追求的背后，蕴含着对人生的严肃而崇高的爱。但是，也有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对人性和人类前途的认识是悲观主义的，他们热衷于表现丑，而看不到人性的美与崇高，这样的“以丑为美”是不无消极成分的。

    第四，现代主义文学热衷于艺术技巧的革新与实验，某些作家的创作具有形式主义倾向。现代主义作家信奉艺术本体论，认为形式即内容，追求“艺术的非人格化”。他们对艺术形式和技巧进行大胆的革新与创造，敢于标新立异，表现出反传统特征。现代主义文学大量采用“自由联想”、“时空倒错”、“内心独白”、“自动写作”、“偶然结合”、“意识流”以及顿悟、象征、隐喻、暗示等表现手法，对语言、符号、图画、结构、风格技巧等形式因素格外重视，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现代主义对形式技巧的探索与追求，使文学的表现方法得到了丰富与拓展，但是，现代主义在形式与技巧上的革新与实验也并非都是成功的。一些作家刻意追求新奇，把文学原有的最基本标准和特性也抛在一旁，这种走极端的标新立异，不能认为是严肃而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