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纪念着我的启蒙老师们。是他们，在我童稚的心灵里播下美好的种子，6261696475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264636163教导我：要爱祖国，要勤勉，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几十年过去了，老师们的话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我的启蒙学堂叫竺西小学，它坐落在江南小镇——宜兴周铁桥的北街外。我还依稀记得那狭窄的天井，晦暗的教室，和没有座位、只有一个石砌的小“舞台”的礼堂……记得在这个礼堂里我们有过的永生难忘的集会。 　　那大概是1942年，沦陷时期的艰难岁月，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们曾组织全校的学生在这里举行过多次的抗日讲演比赛。我也登过台。讲演稿是级任老师冯先生写的，记得里面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话。 　　学校离北街外营桥边的日本兵炮楼很近，只二百来米。比赛时，专门有人在校门口放哨，见到日本兵或翻译官经过，就跑进来报告，讲演随即暂时停止，大家一起唱歌。 　　那时我还小，不大懂得这件事可能带来的后果。后来，当我知道日本侵略者是怎样残忍地虐杀中国的爱国者的时候，我对于老师们的勇敢，不能不从心底里感到无限的敬佩。 　　冯先生教国语，也教音乐。她爱穿青竹布的旗袍，有时套一件黑色的马甲，挺精神。小学的校歌就是她教的。校歌的词和调都很美。开头的几句是：“竺山屏于东，湖水环流永无穷。莘莘学子乐融融。术学不尚虚荣，为的是经世致用。……”大概是为了让学生真正学得“经世致用”的本事吧，老师们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严格到有点近乎严厉。那时还没有废止体罚，弄不好，老师会用戒尺打你的手心。 　　我虚岁六岁就上学了，年纪小，上课时总很规矩地坐在前排，老师们都是蛮喜欢我的。他们无疑说过不少表扬我的话，只是这些我已经无从记忆了；可我还是免不了受到批评乃至惩戒，这方面的情景我倒是至今未曾忘却。 　　在班上，作文和写大字算是我的“强项”了，然而就是在这两门课上，我也受到过申斥。有一次作文，题目是记秋游。在文章的开头，我说：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几个同学在西街外的草场上玩，忽然闻得一阵桂花香，我们就一起到棠下村摘桂花去了。陈先生阅后在末尾批了“嗅觉特长”四个字。我不明白这批语的涵义，就去问。先生板着面孔对我说：棠下离这儿有三里路，那里的桂花香你们也闻得见，难道是长着狗鼻子吗？这话有点刺伤我，不过我还是感到羞愧，因为我确实没有闻到桂花香，开头那几句是凭想象编造出来的。有一次上大字课，老师在发本子时把我叫到讲台前，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次的成绩是丙，丙就是及格了，可对你来说，这是不及格，因为你本该得甲的。以后再这样，就要打手心了。当着全班的面这样说我，我感到有点难堪，不过我在心里还是服气的，因为那节大字课的前半堂我尽和临座的同学说悄悄话了，字确实写得很不尽心。 　　在我的印象里，只有对一门课，老师们的态度特别宽容，那就是翻译官上的日语。即使逃课，老师们也是不管的。而从这种宽严之间，我们这些小学生似乎也领悟到了老师们没有明说的某种道理。 　　抗战胜利那年，我小学毕业。祖父母相继去世了，父亲还在大后方，我于是随姑母去上海就读。上海的私立中学英文程度很高，初一就读开明书局的《活用英语》第五册。家乡的小学不上英语课，我自然跟不上班了。本来，一个乡下孩子在当时的上海，就是容易被人看不起的，更何况有的功课还不行！第二年父亲从大后方归来，我就转学到了宜兴和桥的彭城中学，并在那里做了住校生。父亲是个诗人，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很少关心孩子。是彭城中学的薛顺乾先生给了我从未享有过的父爱。记得先生是江阴人，瘦高的个子，爱穿一件灰色长褂，还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上夜自习时，他喜欢看我写作业；监考时，他总长时间地站在身后看我答卷子；他还经常把我带回他自己的宿舍，关心我的冷暖，请我吃他煮的青蚕豆之类。他那慈祥、亲切、信任的目光，温暖了我孤独的心，激发了我上进的勇气和力量。这一年，在全年级近一百名学生中，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得了第一名。从此以后，我就重新建立起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并且把在上海时一度有过的自卑感永远地扫除了。 　　从初三到高二，我回到家乡周铁桥，在竺西中学就读。这里的老师，多数原是著名的江苏省立苏州高级中学的教学骨干和行政领导。他们因为开罪于国民党当局而被解聘，上告法院又遭败诉，于是才决定集体回乡重建竺西中学的。他们的教学，不仅水平很高，而且极富特色。比如，程西民先生在公民课上就不讲国民党的党义，却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剥削制度是终归要被消灭的。冯凤璋先生把教学课也讲得十分吸引人。他爱写板书，总是从左上角写起，把所讲的内容全部用板书加以演示，使学生们一目了然。一堂课下来，正好满满堂堂，整整齐齐一黑板。毕馥真先生教英文，他采用原文版的《英文典大全》作语法教科书，引导我们照书本的要求把英文的句子进行图解，不允许我们对句子里任何一个词的含义、作用在理解上有一点误差。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富于正义感；同时学力深厚，责任心极强。能够在他们的门下受业，实在是我们这些乡下年轻人的莫大幸运。他们既是为我们授业、解惑的师长，也成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楷模。 　　解放后的第二年，我离开学校，到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从那以后，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经历的事情许多也已淡忘；只是少年时代小学、中学生活的场景，启蒙老师们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在我的记忆中浮现，引发我的思念和遐想。大前年秋天去无锡参加学术讨论会，我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遗憾的是，小学时代的老师多已作古，我甚至无法找到他们的墓地，去向他们献上一个学生的敬礼。中学时代的老师健在的也不多了，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是在县城见到了在家中颐养天年的毕馥真先生和冯凤璋先生。他们高兴地回忆起我们班的情况，并且还是象当年一样，夸奖我的悟性，取笑我的调皮。 　　毕先生年过九十，身体还硬朗。冯先生小毕先生五岁，可已经卧床多年了。我发现，冯先生枕头边放着两样东西；一本《无锡名人词典》和一叠信件。词典里一些夹着纸条的页面上，记载着他的一些成了名的学生们的简历；信件也多是学生们寄来的，其中的几封就寄自现在厦门某大企业任总工程师的、当年我们班的一位学业最优秀的学生。翻阅这部词典和这些信件，大概是他晚年生活的一大乐趣了。 　　人们常说，教师是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不过，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并不只是付出，而没有收获的。看着自己养育的幼苗长成大树，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和崇高的欢乐吗？就拿我们班来说吧，同学里确是出了不少人材的。他们中有诚实的普通劳动者、乡村干部、中小学教师，也有大学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和高级军官、高级干部。要不是启蒙老师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学业的基础，我们这些乡村少年是很难想象会有后来那种发展的。诚然，老师们本人一生过的是默默无闻的清贫的生活，连在县志上大概也只有很少几位能够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他们播下的知识和真理的种子确曾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发芽、生长、开花、结果，他们昭示的生活信条和显现的高洁人品也已经被我们这些学生印在了脑际、融化到血液中去了。所以，老师不朽，这句话是确实的。因为他们匆促的生命，正是在他们的学生那里得到了无限的延长。 　　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我也走上我的启蒙老师们走过的路，成了一名教师。我是自愿地愉快地作出这种选择的。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即使在担负学校行政工作的那几年，我也仍然完成着一名普通教师应当完成的全部教学工作量；即使在调离学校、外出做“官”的那几年，我也仍然作为一名兼职教师坚守着自己的教学岗位。当我站在讲坛上向年轻人宣讲自己所崇奉的信念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的启蒙老师们。我由此想到，人们在平凡的教学岗位上所付出的辛劳不会是徒然的。既然我们的老师播下的种子在他们学生的身上开花结果了，为什么我们播下的种子不会在自己学生的身上开花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