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破了
《女神》是一部具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的诗集。贯穿其中的是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正构成了《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革命色彩，激昂的基调和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又同诗人的创作情感相呼应，表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在写作手法上的长处。《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有的读起来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诗人诗兴突来，根本没有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这一定是由于诗人饱满的情感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所以给人一种信手写来的感受。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之所以能够将感情表现得如此透彻，这与他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惠特曼对他的影响。郭沫若曾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与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李白也对郭沫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郭沫若兑取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了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日出入行》按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此诗中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说明了郭沫若通亮为古代是人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正是我国古代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革命年代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