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没有歌星影星，孝子孝女便顺理成章的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孟红玉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病危的婆婆想喝汤，家中又没钱买肉，遂割股煨汤呈给婆婆。婆婆喝下几天后含笑而逝……

书上所谓“感恩”

诸位一定觉得说感恩有些多余，教科书上已经说得足够详细。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感恩的传统。十八世纪的传教士惊愕于没有宗教洗礼的中国竟有如此的道德传统（见诸《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古代没有歌星影星，孝子孝女便顺理成章的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孟红玉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病危的婆婆想喝汤，家中又没钱买肉，遂割股煨汤呈给婆婆。婆婆喝下几天后含笑而逝。

这便是中国人推崇的所谓感恩，或曰书上说的“感恩”。张爱玲认为“割股煨汤”只有“疯狂的恋人”才会做。为了婆婆临死前吃炖肉，儿媳妇把大腿上的肉割下一块，这完全是一种扭曲的孝道。区分某种孝行是否出于感恩并不是看这孝行有多么悚人，而是要关注一下驱使孝行发生的动因。

孝是礼儒的一个集中体现，因为孝是自上而下的，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因而得以宣扬。一切过分的举动——包办婚姻、子从父命，在孝或曰感恩的大旗下得以合理合法。

元代郭居敬编成《二十四孝》，颇受世人推崇。其中有一篇确实我忍不住脊背发凉。汉代郭巨，家贫。生了个男孩（已经三岁了）。巨害怕抚养孩子会影响供养老母，遂语其妻：“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他的理由倒还充分——“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呜呼，要孝道不要人性焉！

这便是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感恩。埋儿奉母不但会赢得极高的社会评价，还会从“察孝廉”的选官制度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这无异于上终南山去做隐士。从动因上看，此类孝行不是感恩，而是一种吞没一切的，集体无意识的热情。

传教士初到中国的确是被中国的道德水平怔住了。然而当他们与中国人交往，一天天加深了了解之后总算看清了中国人的狡诈、欺骗、丑恶的一面（详见《中国人的宗教》）

这并不足为奇。中国人的道德实质上是“道”（或曰礼乐）而非“德”（或曰思想品德）。二者的区别很明显，在于动机。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未经宗教洗礼是不对的。中国人信仰的是人际关系，后来演变为礼乐。一切传统“美德”皆指向统治阶级，并由他们垄断对于感恩在内的一切道德标准的最终解释权。

因而，中国人的道不是德，即使是道也仅仅是统治者的道。中国人的道仅限于“谢主隆恩”。而劳动人民得不到丝毫的精神慰藉。并且在礼乐的大旗下，这些都是合理合法的，更是被宣扬歌颂的。

这样的孝、这样的感恩、这样的道德结果怎样呢，这是有史可稽的。礼乐自产生以来遭遇过两次危机。一次在战国，所谓“礼崩乐坏”，诸侯称王、食九鼎（如楚）。此时道有多么沦丧正史野史已经写得足够叫人触目惊心了。

另一次发生在近代中国百余年民主革命大浪潮中。彼时，“打倒孔家店”是街头巷尾的流行语。推翻了礼乐又能如何？无非是又一轮无休止的政治迫害与权力厮杀。缘何？中国人习惯了尊卑分明的阶级体系，不会用那颗温热的心去感知、感受、感动、感恩。

综上所述，中国人的道德实际上是一种冷冰冰的、机械的、缺少人文关怀的，庞大的精神泡沫和思想统治的机器。

故而，学会感恩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从中国的历史、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来看，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会感恩。

近几年，有了“感动中国”这一奖项，是个进步。当然，这是不够的。学会感恩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当感恩不再成为话题的时候，才能算大功告成。在此之前绝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已经看到，几千年来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不该有丝毫的优越感，一切尚需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