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卿足下:前不久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要谨慎地接人待物,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态度十分恳切诚挚,但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意见去推荐贤才,而去附和俗人的见解。其实,我并非敢这样做。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象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虽然才能象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象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用这些来引以为荣,恰好会引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同您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些微空闲来详尽地表达心意。现在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怨。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绐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善于加强自我修养,智慧就聚于一身;乐于助人,是“仁”的起点;正当的取予,是推行“义”的依据;懂得耻辱,是勇的标志;建立美好的名声,是品行的终极目标。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祸患没有比贪利更悲惨的了,悲哀没有比心灵受创更痛苦的了,行为没有比污辱祖先更丑恶的了,耻辱没有比遭受宫刑更重大的了。受过宫刑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可追溯到很远的时候。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羞耻,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靠了宦官景监的推荐而被秦孝公召见,贤士赵良为此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丝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对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材,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人遗留下来的余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现在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尽忠和报效信诚,而获得有奇策和才干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发现山野隐居的贤士;对外,不能整顿军队,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每日积累功劳,谋得高官厚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可以从这些方面看出来。以前,我也曾置身于下大夫的行列,在朝堂上发表些不值一提的意见。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纲纪,竭尽思虑,到现在身体残废而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卑贱者中间,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羞辱了当世的君子们吗?唉!唉!象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在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象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史星历,地位接近于卜官和巫祝一类,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象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认为。人固然都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而死,这个趋向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穽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同他对答,这是由于早有主意,事先就态度鲜明。现在我的手脚交叉,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是狱吏的威风和禁约所造成的。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象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绐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分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引决自裁。在社会上,古今都一样,哪里有不受辱的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势位所造成;强或弱,也是形势所决定。确实是这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有何眷恋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仰慕大义,又柯处不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颇能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括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懂得自杀,何况象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自恨我内心的志愿有所未尽,如果在屈辱中离开人世,那我的文章就不能公诸于后世罢了。
古时候身虽富贵而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著称于世,那就是:西伯姬昌披拘禁而演绎《周易》;孔子受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一些圣贤发愤而写作的。这些都是人们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之处,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象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于不能被人重用,便退而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留下没有实行的文章来表露自己的本心。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近来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表十篇,本纪十二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而不敢有怒色。我现在真正的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进名山,传给可传的人,再让它流传进都市之中,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便是让我千次万次地被杀戮,又有什么后悔的呢!但是,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又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面目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我舶腹中肠子每日九转,坐在家中,精神恍恍忽忽,好象丢失了什么;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探地隐居在山林岩穴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这不是与我个人的旨趣相违背吗?现在我虽然想自我彫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为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再次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