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摩耶人
作文一：《人生识字忧患始》2100字
因为“人生识字忧患始”，所以人们才说“世上只有读书高”。要读书，就得识字，识字了，才能读书，所谓“忧患”，其实是因为读书才有的，仅仅是识字而不读书，就无所谓忧患，读书而不思考，也无所谓忧患。可是，一个忧患的人，有什么“高”可言呢？
换个方式理解——人得有思想，怎么有思想？光靠想，想不出思想，还的有所借鉴，这借鉴，就是借鉴别人的想法，而读书，就是最便捷，最有效，和最节约成本的一条路。
有思想的人才能算是高人，没思想的人就是矮子，甚至是蠢人，那么这么说倒也对，毕竟读书了，读书多了，才有本钱去想、去思考，才会有思想。然后，就会有危机感，有忧患意识，能看出别人看不到的隐患，并且对着隐患开始担忧，开始去思考解决的办法，这就叫“忧患”，这就才能成高人，思人所不能思，想人所不能想，这就能高人一头，能一语点醒梦中人，也就能高人一等。于是，说是“高人”，倒是实在话。
这就是说，“忧患”也是要有资格的，能“忧患”的基本条件就是“识字”，必要条件，就是读书。不识字的人读不了书，自然没资格“忧患”。可虽然他们没资格忧患，但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能忧患，他们也会忧患——当那些有资格忧患的人把忧患分享给他们之后。这些分享的手段很多，比如做思想工作。
如是，则确实是“世上只有读书高”啊！而忧患，也就成了读书人的专利了。
那么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忧患？从深层面来说，是的。读书能让人有思想，能思考，所以读了书，就有了思考的责任。有责任的人，是必须有忧患的。
往大了说，读书人，终极责任就是传承自己宗族的、种族的、甚至国家的文化。往小了说，读了书就得成为有用的人，这个用，就是要关心时事、国事、天下事。看看！责任重大啊！怎么能没心没肺的乐呵呢？所以就必须得忧患啊！
这种忧从思想上和精神上落实到现实里，就成为“文章“。所谓“文章憎命达”，又所谓“诗必穷而后工”。说的就是现实里的忧患。
古时候，读书人牛不牛得看有没有传天下的文章。最不济，也得是写几首广为传咏的诗，可不像如今。那年月，写话本写小说的都是为了混饭吃的。这当然那也是实实在在的忧患的，因为他们的命更苦，更忧患，比如曹雪芹、蒲松龄等等都是。
写出好文章的人，命大约都不能太好，从古至今，那些在文章里充满了忧患意识的人，大多是官运财运不太亨通的，甚至命苦得一塌糊涂的。文学大家考上过状元的、当上过宰相的，极少极少，可谓凤毛麟角。号称大清第一才子的纪晓岚，除了修书，一辈子就没写过正经的文章和诗，就一部《阅微草堂笔记》，还不敢说人，写得都是鬼怪妖精，整个一恐怖小说。就这样，也就混了个二品顶戴，级别还行，可不管事。和珅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苦命的孩子啊！“人生若只如初见，”，命得多苦才写得出这么悲情的句子？所以说“文章憎命达”。
写诗就更难了，必穷而后工啊！这个穷，并不是说没钱吃饭穿衣，没钱喝酒上青楼，没钱去旅游，那不叫穷，那叫贫。所谓穷，一是指绞尽脑汁，但更多的意思，是指倒霉。自然也不是绝对，还是看比例。白居易就不穷，不管是钱还是运。可穷的人忒多，李白、杜甫就是实实在在的榜样。
确实啊，人倒霉，再加上识字读书，有思想，能思考，就有了忧患，就有许多的不顺眼；就有了许多的不服气；不甘心！当然就不会得过且过，这如何过得下去？！所以就用犀利的眼光看世界，于是就看出了不同，就写出了有思想、有见地的，和充满忧患的好文章和好诗。
可这样的人虽然要承认他们“高“，但这毕竟只不过是精神和境界上的”高“，难道忧患就真只能带给人精神和思想上的高，代价却就真是只能命不好、只能倒霉、只能穷吗？那么“世上唯有读书高“怎么会被那么多人奉为座右铭呢？难道中国的文人都那么伟大？那么无私？当然不是！
忧患，是可以讲究的，就是说，得看忧患什么，为什么人忧患。忧患对了，也是能命达、能得志、能一点也不穷的。你老为这世情忧患、这社会忧患、为自己忧患，固然可能文章诗越写越好，但也可能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穷。但要是忧患对地方对人了，就很可能发达。比如孔明。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看这诗，一点也不想是一个有忧患的人写出来的，可是孔明是真忧患，要不然怎么写得出《隆中对》这么有针对性时效性的策论？
但人家忧患的方向对，并且很有针对性的忧患。所以刘老板才三顾茅庐，把他给请了出来，成为一代名相，从此诸葛武侯美名天下传！这命达吧？在他这儿，文章不憎命达了，诗不必穷也工了。这就是因为人家忧患对了。
话说不佩服孔明也不行，那时候可没报纸杂志互联网，要搞到那么多信息真不容易，说不定是一天到晚往城里跑，广交朋友，收集信息，有针对性的忧患，发表自己的见解。然后传播自己的名声，要不然一个住在荒郊野外真心不问世事的人，恐怕是桃花源中人，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了。那能对天下大势了解得如此清楚？恐怕连县长是谁都一头雾水吧？
所以说，忧患不仅要有资格，而且要有方向，还得要有策略，更得要有本钱。
人生识字忧患始，世上只有读书高。这两句连在一起，是见道之言！
识字才能读书，读书才能有知识，有知识才能有思想，有思想才能有忧患。
文章憎命达，那得看你写的是怎样的文章，大把人靠着文章发达的。
诗必穷而后工，也得看你写的是怎样的诗，你要是把诗写成赞歌，那恐怕也是可以不必穷的。
但不管是文章憎命达还是命因文章而发达，不管是诗必穷而后工，还是诗不必穷也可工，这一切，都得从识字始。也就是说，都得从“忧患“始。
作文二：《人生识字忧患始》400字
人生识字忧患始
伸了一下懒腰，望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心情不错。从放假到现在，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闲来无事便随手拿起了一本封尘了很久的日记，虽然字迹已然模糊，但却记录着我少年的点滴，合上日记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早已忘记了以前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一直认为是在上大学之后自己才变了的，变得忧郁，沉默，变得不喜欢放声大笑。但我错了，那时的我依然不喜欢说话，喜欢一个人沿着操场散步，沉浸在自己喜欢的音乐中。喜欢坐在教室内，望着窗外天空偶尔飞过的鸟儿一言不发，喜欢午饭后拔一株小草把它扯得粉碎然后回到教室内午休。 依旧喜欢写一些伤感的文字，来安放我们那有点苦涩的青春。而那些仅有的少许激情根本掩盖不了内心那些莫名的伤怀，自始至终～
有时候总是奢望自己要是没有上学该多好，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会无聊的去思索那些文字背后的心酸，伤感。在和很多人的聊天中发现，大多数人追求的都是简单的幸福，但这种所谓的简单幸福在附加了思想和文字的同时，已彻底变得复杂了～也许是一种
习惯，也许是内心那点不安分的躁动～也许真应了季
羡林先生的那句话“人生识字始忧患”～
作文三：《人生识字忧患始》2000字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有点忐忑不安，一如觅食太久的小鹿突然发现了青青草坪，低吟高颂悠然自得之后，却有着另一种沉甸甸的滋味在心头。无情时光可以带走许多东西，但却不能压抑一切。时隔多年，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份感觉虽然久经岁月洗礼，但却无法抹去深深痕迹，益加清晰无比。
写下点文字，能写出这样的感觉来，对我而言是从来没有过的，两只手放慢了敲打键盘的速度。不知不觉之间，我打开了自己的精神道场。一种与生俱来的狂傲与野性尽管已被文弱与粗野相并存的外在躯壳包裹得密不透风，但在这一瞬间却被冲破蚕茧泉涌而出，势不可挡。如酒后狂歌，如赤裸狂奔，无比痛快，无比酣畅。
这是否可以算作是生命的一种新体验呢？
我点起了一支香烟，狠狠吸了几口，任凭烟雾飘散迷漫，凭任泪水悄然滑落。为什么隐逸文化的盛行却非要是在魏晋时风，竹林七贤在今人眼中，可能是一群村野匹夫，可能是一群迂腐之辈，没有令人羡慕的ＣＥＯ的称号，没有纳斯达克股票，但却有着今人不曾拥有的生命张力与原始性灵。
人生识字忧患始，今夜，我算是彻底读懂了。
今年对步入中年的我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与妻相识在特殊时刻，相慕相爱却互相不敢表白，历经风雨考验，最终走到一起。妻与我俱是表面上现代而骨子里传统的小民，生活中安份守纪斤斤计算柴米油盐酱醋整日盘算着过日子，为了生活琐事而斤斤计较争吵不休。脸红脖子粗，但却相对无奈一笑。
三十又三的时候，我当了爸爸。但儿子的到来，却是典型的难产，妊娠高血压、胆汁郁积症、慢性肾炎等等，凡是让产科医生头痛的孕妇病症，不幸中妻都经历了。剖腹产，３斤６两的小家伙，把我们这个家庭乃至家族都折腾得天昏地暗。有人甚至开玩笑，应该把你的儿子叫作金蛋才对，我只能抱之微微的苦笑。
刚刚把妻子和儿子接回家的第２天，母亲却又摔倒了。体衰多病的老人家，经ＣＴ检查，大脑有３处出血点，耳朵里不停地流淤血，深度昏迷，经外科医生缝补６针以后，奇迹般地清醒了，刚强干净一辈子的她，不愿在医院蹲，其实也是为了给儿女们省钱，强忍着出院了。要知道，她已经有着６年严重的糖尿病史，血糖高得有时叫人不敢相信。
一个月前，母亲终于挺不住了，第三次被送进了抢救室。监测血糖，血糖仪出现了“ｈｈ”的错误，经医生解释，是血糖高得已经超过了血糖仪的监测范围。大量使用胰岛素以后，血糖仍然在３５以上。要知道，进入安全区大概是在１２以下呀。经内科医生专家组的详细会症，母亲的糖尿病由于血糖太高，已经引起了诸多并发症，如酮症中毒、糜烂性胃炎、高血压、胰腺病变、尿毒症等等。
母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３岁左右，聪颖调皮的母亲由于一场感冒之类的病，鉴于当时农村落后的医疗条件，服用青酶素之类的药物，不幸成为聋哑人，从此就生活在一个寂寞无声的世界里。但她一生刚强俭朴，操持家务，养育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这已经是她一生最了不起的事了。
十三年前，父亲由于肺结核、气管炎等疾病离开了我们。而仅仅是在两周前，母亲又离开了我们。平凡的父母，为了儿女勤劳辛苦了一辈子，现在我们子女的经济条件稍好了点，但却再也无法去寻找他们熟悉的背影。
整整一周，我没有翻过一页书。我知道，要是母亲在世，她肯定不会高兴。所以，我现在又开始尝试着写下文字。
整个一个晚上，我无法入睡。铁儿醒了，一个只有十月的孩子，我可爱的儿子。我总是喜欢用我的下巴去抵着儿子毛茸茸的脑袋，但此刻我没有去做。我摇醒了妻，妻揉着朦胧的睡眼，嘴里嘟囔着起来给儿子把尿。儿子的天真无邪的眼光一直在盯着我，我含着泪笑了，
儿子也笑了，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对我来说，此刻儿子的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微笑，而我却根本笑不出来。为了不吓着儿子，我强忍着微笑了，但我的心里是那样的酸楚，泪水溢满了眼眶。我只好将脸扭向一边，可儿子的小手，却在轻轻触摸着我的脸庞，是那样的柔软，妻也掉了泪。
她的伤心，是不愿小小的儿子，看到他的父亲的眼泪。所以，为了不影响母子俩的睡眠，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去睡觉。其实我根本就睡不着，我不知道明天意味着什么，我甚至期盼着漫漫的漆黑长夜不要再过去。
与生活的艰辛相比，文字其实是苍白无力的。对一个越来越追求物质享受商业气息愈浓的社会来说，金钱确实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最有用的东西，文字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我这样没出息，父母在世，一定会责怪不已。
在一次文友聚会上，一位文友引起了我的注意。小的时候，他患上了小儿麻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只上过小学三年级，但他却依然执着地写着诗，写出了不少让人感动的诗。我试着问他，动力何在，但他却木衲着笑了。一帮文友说，写字对我们来说，可能算作消遣，而对他却是谋生的手段，除了肃然起敬，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如我，年少轻狂的梦想。或为圣人，或为禽兽。但在他的笔下，却要狂放地表现属于他的世界，享受物质快感的同时，也来领会精神上的愉悦，试问所有的一起，离开了文字，又怎么实现呢？将旷野的思绪堆砌成块块汉字，我突然明白，这是否就是我的宿命所系。 读懂了生活就读懂了文字。
感谢生活，感谢文字。
作文四：《人生识字始忧患》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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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人生识字忧患始》1400字
有些朋友问我，你写文章有稿费赚吗？
说真的，自从开始在网络上写文至今，我已经极少再去投稿到报刊杂志了。我不是作家，我不靠卖文为生，我只是喜欢文字，喜欢网络，如此而已。
写作是为了赚钱吗？那恰恰是最不赚钱的行当，至少，大部分认真写作的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是为了得到一顶作家的帽子吗？至少我不是为了这个，自问会计师的帽子不比作家差多少。现在你到社会上去，说是一作家，看看能够换来多少崇拜的眼光，多少喝彩呢？
人不是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着。那么一定是为了自己？是的，为自己。我自己平时的所思所想，愿意写成文字，我就写，我手写我心。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散文，我就写什么样的散文；希望有什么样的小说，我就写出这样的小说；希望有什么样的诗歌，我就写出什么样的诗歌。全凭我一人做主，这样不是自私自怜自恋，而是对自己文学眼界的自信－－如果自己品味太低，写出来的必然是垃圾。但值得欣慰的是，即使是垃圾，也不至于媚俗，不至于需要看别人的眼色眼光去写。我这里给自己一个定义，不是作家，是识点字的读书人。
然而，读书人也并非那么好当。苏轼有两句诗：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便可休。原诗本是苏轼谈论书法的一首名作，但后世的读者，往往会抛开原诗意思，而把目光单单停留在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几个字上。
相对于胸无点墨的乡野村夫、不知圣贤的市井小民乃至玩弄权术的达官贵人来说，读书人容易多愁善感、孤高自傲和放言时弊，自然在世俗生活和宦海生涯里受到掣肘、排挤和倾轧。在这个时候，满腹诗书往往不是人生成功的捷径，而变成了艰难跋涉的负担。苏轼正是有感于此，才发出了人生识字忧患始的喟叹，看似戏谑的自嘲，实则揭示了古往今来读书人心头那永远无法舒展的死结。
显然，苏轼于此心有戚戚。此诗作于北宋熙宁元年（公元１０６８年），此时苏轼刚过而立之年，步入仕途也已１０年，按说正是大有作为的鼎盛年华，可是，人事纷争和仕途艰辛，让饱读诗书、通古晓今的苏轼对未来岁月有了一丝不祥预感－－十年后苏轼即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此后流放海陬，居无定所，最终客死他乡。
儒术于我何用哉？苏轼也可以同样反问自己，他的答案也是令人感到沉重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才学困于时，因言而获罪，如此遭遇，如此心境，情发笔端，其实又何止苏轼一人？常言道红颜薄命，观诸文人，又何尝能免？屈原、贾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柳宗元等等，这些人无一不是才华横溢、睥睨当世，但又有谁的生活不是充满坎坷与荆棘？不要说成就一番理想事业，就连独善其身都难以做到。
人生识字忧患始，竟是一句穿越时空、处处得到验证的谶言。在苏轼身后，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像辛弃疾、杨慎、曹雪芹、龚自珍这些有着深厚文化造诣的人，他们依然符咒难逃，依旧在崎岖的人生路途中落落寡合、艰难独行。
这是历史发展的个案还是文化进化的必然？让我们看看当代。当代的一些天才的读书人，似乎总要经过特殊的苦难，才得以出头。
诗人济慈的坟头刻着生前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但无论声名是写在水上，还是写在天空，抑或刻在石头上。声名，都是由别人的眼光拼写成的。在文学的路上，并没有一条标杆，可以丈量每个人走出了多远。所有的标杆，都有失灵的时候，都有丈量不到的疆域。所以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要说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１９岁的张爱玲在《天才梦》一文中自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若不是历史的真空给了她时机，那么恐怕她的声名也会被淹没和涂改。
作文六：《李钧：行书《人生识字忧患始》》800字
李钧：行书《人生识字忧患始》等篇
《人生识字忧患始》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廖。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於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锺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石苍舒醉墨堂》。苏东坡
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曹操的一首传至至今的汉代古乐府诗．曹操取得官渡之战胜利后，继续挥事北上，最终灭掉袁绍成功拿下河北冀州．然而其子袁谭、袁尚逃到乌桓企图扰乱北方，曹操在远征乌桓取得顺利后，回师途中，胜利回师，途经碣石，倚石登高望远，眼下铠甲未除，征尘未洗，伫立峰巅，面对大海，一时感慨万千，在踌躇满志之际，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乐府．《观沧海》重点写茫茫沧海洪波涌起气吞日月的景象，借景咏怀．重点 的两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旭日被海浪抛出地面，明月被海涛抛向天空，耿耿繁星映入海面，日月星辰好像都在大海的胸中运行，大海简直可以包容一切！这广阔壮丽的境界，反映出作者当时踌躇满志的情怀。《观沧海》表达了作者立志兼并四海，结束汉末军阀割据局面的雄心壮志和伟大气魄！??行书一幅：
镜心２幅：
**诗词：《沁园春·长沙》
《沁园春·长沙》鉴赏（一）
〖原词〗
沁园春·长沙
一九二五年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行书５幅：
行书作品：
转自李钧博客
作文七：《读苏轼15：人生识字忧患始》1300字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
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
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
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优。
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
石苍舒擅长草书、隶书书法。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１０６８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石家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内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人生识字忧患始”。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这是苏轼一句充满牢骚的话。因为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苏轼对此很不满。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难怪苏轼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
试想一下，许多时候还真的如此。一个记者访问山村里的放养小孩，问他放羊做什么，小孩说剪羊毛卖钱，又问，小孩说卖钱长大娶媳妇，再问，小孩说娶媳妇生小孩，再问，小孩说生小孩放羊。
这个小孩，自然比起城里小孩的忧患与烦恼少多了。对于成人来说，越有才气，似乎烦恼也越多。
大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梁思成、逻辑学之父金岳霖，才气都大得不得了。但是，他们却应当最不快乐。三个大男人，几乎都为了林徽因而死去活来。徐志摩为了从香港赶往北京听林徽因的演讲，飞机失事，算是为林徽因而死的了；金岳霖因为得不到林徽因，终身未娶，算是为林徽因活了一辈子；梁思成虽然得到了林徽因，但曾经为了追求林徽因，蹬着自行车去买梨，途中被车所撞，做手术后腿短了几厘米，自然也是因为林徽因变成了跛足。而对于才女林徽因来说，一生被三个大男人追捧着，虽然幸福，但情感的纠结，内心的斗争，自然比常人要多得多。
人生识字忧患始，心痛总因情太真。即便是痛苦，但人们还是希望能更有才情，更为敏感，能体验更真实的情缘。即便为情所困、为情所痛，也无怨无悔，大概是因为这种痛苦对于同时所获得的幸福而言，只能算是一种调味品吧。
意译：
一个人一但识了字，他一生的坎坷就开始了。做人只要能认识、能记得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写字不要再夸草书是多么快，让人看了却不好辨认。
我也曾经爱好这个，你有这个“毛病”多少年了。还说这里面有什么最大快乐，可以在里面畅想、畅游。
近来做了醉墨堂，就像美酒消愁，才知柳宗元说得不差，粗茶淡饭如佳肴。
你对这艺术也是够可以了，用坏的笔堆在墙上有山丘那么的高。高兴了挥几笔多少纸都用得完，好像是骏马飞驰在九州大地上。
我的书法都是自创的没有规章法度，一点一画随手写来，也懒得去细细推敲琢磨。瞎议论一下说出独自的见解，小小的纸片都会收藏。
张某写的差，你很满足：罗某赵某在我之下，我也很优秀。不用临池苦学（王羲之的典故），写完了拿那写了字的白绢塞到被子里去。
注释：
惝怳：（ｃｈǎｎｇ ｈｕǎｎｇ）亦作＂惝恍＂，惝惶（ｃｈǎｎｇ ｈｕáｎｇ）。惆怅；失意；伤感。
瘳：（ｃｈōｕ）病愈。
衾裯：（ｑīｎ ｃｈóｕ）指被褥床帐等卧具。
作文八：《为什么“人生识字忧患始”》800字
我最早学篆刻时，莫名其妙地找了一方黄牧甫的印来刻，当时喜欢的原因大致是印章的白红结合以及纵排的布局，真真喜欢，诺，就是这一方：
印章朴拙，又有满白风格，当时恰好又有一方石头是长方形格式的，刻完之后，喜欢的不得了，到了后来，干脆自己拿这方印当了自己的藏书印，翻查一下早期的图书，竟然每一本，都清清楚楚的盖了这方小印。
后来，经了些世事，那方自刻的印章丢掉了，图书上的印章还在，满满都是回忆，于是想起查这句话的出处。没料到，这竟是苏轼在一首写书法的诗歌里的句子，一首《石苍舒醉墨堂》开篇便是这句，“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随后通诗都是在讲书法，而后人记得这首诗时，大部分原因却是因为开篇的这句话。
可不是吗，人生的困惑自然是来自对周遭世界的认知，越认知，越困惑。
相对于大家不识的乡野村夫，还有那些没有追求的市井小民，甚至玩弄权术的达官贵人来，所谓的读书人，儒生更容易多愁善感、更容易因诗文、语言触怒时政，也正因此在自己的人世生活和政治生涯里受到排挤和倾轧，因此人生充满忧患。而在此时，满腹诗书往往不再是人生成功的捷径，而是人生之路艰难跋涉的思想负担。宦海浮沉的苏东坡有感于心，于是“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感叹由心生发，看似自嘲，实则是古往今来读书人心头永远无解的心结。觉得，人生在世，“姓名粗记可以休”，认识自己名字就可以了。
可以列出来因文获罪的书生历史上有许多，不必细列。书生们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却又历尽坎坷、一生蹉跎。别说大展抱负，甚至平安一生、得一善终都难。
北宋熙宁元年（公元１０６８年），此时苏轼三十一岁，中间父丧守制三年，归朝时，朝政已完全不似三年之前，步入仕途已有１０年，人生又正当鼎盛年华，但人事纷争，仕途艰辛让饱读诗书、通古晓今的苏轼心头涌上一丝不祥预感，再看苏轼后来的人生经历，直到“乌台诗案”入狱，流放海陬，终于客死他乡。
人生识字忧患始对于书生，迹近“一语成谶”，回望历史长河，忧患于人，可不正因读书识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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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九：《都说人生忧患识字始，那么知识越》1700字
都说人生忧患识字始，那么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一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我只是个胸无大志的小女子，我的头发很长，暂时还没有剪短的打算，所以应该是无所谓笑话，无所谓骄傲。
还是自己看不开～
二
将本求利，哪儿的银子好挣就往哪儿奔，这些年常常搬家，像吉普赛人一样四处流浪，偏偏又独缺了一辆可以信步游走的大蓬车，以及一顶可拆卸能组装的帐篷。
一无所长，却自以为懂书，所以我选择了在城市的大专院校附近开书店。所到之处才子才女云集，在他们的眼里，我无异于菜市场的小贩、利欲熏心的商人，是另一类人。
喜欢看一些什么书，顾客常常打探拿着计算器数钱的老板。
我淡淡而笑，这样的话听多了，也会有疲倦的时候，便以慵懒的语调说什么书都看。
那人就笑了，仿佛洞悉说什么书都看的人，十有八九是什么书都不看。
“我念《大家》里的一段，看你知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赶紧叫停，认输。
忽然兴起时，才语露锋芒。天上人间，古往今来，一个巧问，一个妙答，相映成趣，亦是店中一景。
生意渐渐便好了起来。
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十多年前并不红火，《艺术的哲学》也少有人问津。卖书生涯中，钱赚得最痛快最红火的记忆屈指可数，《废都》是最令人难忘的。
填补那部大作中的××，我用了一整晚的时间，第二天就将最后一本卖回了１２元，这本书我没有收藏。
进货的时候，多凭一己私好，总是先挑自己想看的书，然后才考虑市场及读者的味口。自己喜欢的书，也舍不得卖尽，都要给自己留一本。
开店卖书的人，却常常对人说：这书是不卖的。
不卖摆在架上做什么，买书的人既气又笑，反唇相讥。
我只能责怪自己的疏忽，陪着笑脸说着好话。嘴里尽管是低声下气的，对书，却决不割舍。
在同行之间，这是他们的笑谈。而对于我隔三差五地跑到他们的店里去买书，更是满心的猜疑不解。
十年的书店经营，我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商人，钱赚得不多，书赚了不少。 三
每换一个地方，书就要丢失一些，损坏几本，让人看了，感同身受的一阵阵地疼。
记得当初搬家的时候，货车司机怨声载道，声称２吨书会把汽车的底盘压断。我无可奈何，只得另掏六十元人民币再加一辆车。
将２吨书打包，我买了２０条麻袋还不够，几天前就一个人分门别类地打包。一边包，一边随手翻着看。
翻开扉页，重温自己曾经留下的只言片语，再往下看看字后的年月日，心间涌动的便是岁月的痕迹。常常便不由自主地坐在书堆之中，一页一页地回顾那些久违的文字。
这样忙了几天，还只是动了书山之一角。弟弟见了，即刻叫了三位拉板车的大老爷们来帮忙。刚开始，我还站在一旁叮嘱他们别装混了，最后也由不得我了，只求他们装完就成。他们装了一上午，才好不容易上了车。
等车停到新居的楼下，搬家公司的５个小伙子一齐望着高高的七楼挪不动步。
家在七楼，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我只能一层一层地把钱加上去，把冰水一杯一杯地端出来，聊作弥补。
正值七月酷暑，坐着不动已是热汗涔涔。５个小伙身材都不高，都是单薄精瘦的样子，几百斤重的麻袋扛在肩上，一级一级台阶地上，看得人心惊咋舌。
人人气喘吁吁，个个挥汗如雨，灰尘和着汗水，淌在光溜溜的脊梁上，已是泥浆。
冰镇的西瓜切开，还没说话，就有几只手同时伸过来。
一人二块，我大声地提醒，顺手将最大的两瓣递给站在远处的“小孩”。
“小孩”看上去２０岁刚出头，青涩的稚气尚未从脸上褪尽。见我递过去，他擦一把汗，腼腆地说一块就够。
几次三番地推脱，我烦了，提高嗓子嚷了一句，“小孩”才咬着嘴唇接了过去。
他大口大口地埋头啃，我拍了拍他的胳膊，压低声音笑道：“慢慢吃，让他们多扛两趟再下去。”他便从西瓜里把头抬起来，望着我笑了，眼睛清清地亮。
四
四壁的书，也顾不得分类了，胡乱码到天花板，就算了了一桩头痛的事。
当我把常用的书移进卧室，便知，卧室才是书房，而真正的书房，只是码书的仓库。
晒书是文人的雅好，自古就有。想当年王羲之东床坦腹，美其名曰：晒书。遂成就了一段“东床快婿”的千古佳话。
对于我，却不过是件不得不做的工作，与风雅无关。
作文十：《“人生识字忧患始”——中国知识人的现代宿命》13300字
“人生识字忧患始”——中国知识人的现代宿命（代序）
作者： 余英时｜ ２００４ 年０５ 月１４ 日１０ 时０３ 分｜ 原始出处：世纪中国
我的朋友康正果近年来发愤写一部真实坦率的自传，记述他从一九四九年到二００ 三年
的生命历程。自传虽是一个人的历史，但却是史学家最原始的材料之一。离开了传记材料， 历史的建构，无论规模大小或时间长短，都是不可能的。中外古今，无一例外。自传出于传 主的亲笔，是所谓第一手史料，价值更高，远在后人所写的传记之上。因此我们研究历史的 人无不盼望着自传的出现和流传，越多越好。大概是两三年前，正果曾向我谈过他准备写自 传的构想。我当时便深为他的构想所吸引，怂恿他快点写出来，以免时间冲淡了记忆。正果 心灵手敏，竟在教学之余，以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我的反动自述》， 真使我喜出望外。
在这篇序文中，我想从正果个人精神成长的经过和时代背景两方面来解读他的《自述》。 这也许更可以彰显《自述》的价值和意义，并为读者提供一点理解的线索。
首先我要特别指出，正果在少年时代开始反抗他的生存环境时，他心中连一丝一毫的政 治意识也没有。一九四九年初夏，尚被老百姓称为＂土八路＂的＂解放军＂进入了西安，正果其 时不过四、五岁的光景。他的父亲是水利工程专家，在新成立的自来水厂担任副总工程师。 他的祖父则是一位久已退隐的佛教居士。由于新政权要利用佛教进行统战，他不但逃过了＂ 地主＂的劫难，而且还以佛教代表的身份取得了西安市政协委员的地位和待遇。据正果说， 他祖父当时是被肯定为＂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老人。正果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之中，他不可 能对新政权发生任何抵触的情绪。那么他为什么从中学时期便和党领导的组织活动格格不入 呢？为什么上大学不到两年便以＂反动学生＂而除名，最后更进了劳教营呢？答案只有在他的 早年生活中去寻找。
我认为一九五八年正果的父母把他送进祖父的＂寂园＂，是他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正果显然是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少年，放学后经常和巷内巷外的一群＂野孩子＂一起疯玩，包 括上树、**、摔交、打斗等等。最后一次正果还组织了一个＂终南山探险队＂，自任队长， 准备去深山中访求神仙与剑客。这个大探险计划被学校当局事先发现了，因而引起了家长的 惊惶。正果的父母白天上班，晚上＂学习＂，完全没有时间来管束他；父亲这才决定把他送到 祖父的＂寂园＂。这时他大概还不满十四岁。
顾名思义，＂寂园＂自然是寂寞的。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这寂寞中却布满了恐 怖。正果对于初住进寂园的夜晚有一段很生动的心理描写﹕
我住在祖父原来专门招待和尚的西屋里，那房间粉墙，地板，摆有笨重的旧式家具。屋 檐下藤萝牵挂，再往后柏树森森，晚上一刮起风，就吹得曾祖母墓塔顶四个角上挂的小铁铃 丁当作响，再加上老鼠时常在楼板上猖獗地闹腾，每夜入睡前，置身漆黑的空寂中，我由不 得胡思乱想，自己吓起了自己。起先是熄灯前祖母给我床头点一根香，让我害怕的时候看一 眼那暗中发红的香火，默念观世音菩萨慢慢入睡。后来我从楼上的杂物堆里找出一把生锈的 长剑，在磨石上花了几天工夫，最终磨得它发出寒光，连鲨鱼皮的剑鞘也擦得油光铮亮。从 此我就在床头挂起宝剑给自己壮胆，直到我完全习惯了那大房子夜晚时分的空寂和黑暗。 我详引这一段话，是为了特别提醒读者，正果一生浸润其中的精神世界的基址便是在此 ＂空寂和黑暗＂中建造起来的。
正果的生命中表现出一股特有的创造力，这股创造力完全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即能将 任何外面的逆境转化成内心的顺境。这部自传中随处都可以找到实例，而搬进寂园则是它的 第一次发挥。从父母家中迁至祖父母居处，象征了从动之极变为静之极，这在他的少年心理 上是很难调适的。他刚刚住进寂园时，将一把旧剑磨得发出＂寒光＂，虽说是为了壮胆，恐怕 还是结习未除，终南山残梦仍在胸中荡漾。但是他的创造力很快便找到了拓垦的新园地，那 便是祖父的藏书。寂园中除了佛经外还堆积着大批尘封已久的旧书。正果本来是要在旧书堆
中找小说的。但小说没有找到，却找到了许多经、史、子、集的线装书。这一发现非同小可， 成为他个人生命史上一大事因缘。他在无意之间接触到中国古典文化的源头了。关于这件事 的意义，还是他自己的叙述最为亲切。他说﹕
就在这边整理边翻阅的滥读中，我不知不觉提高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等全部旧书都从 积尘下经我的手一本本清理出来，我已半懂不懂地读了不少基本的古代典籍。
那是我此生最美好的一段岁月，每天做完学校的功课，其余的时间我全用于阅读家藏的 旧书。日子过得勤奋而单纯，我精力既充沛，感受又敏锐，正在开窍的心智尚为白纸一张， 对读过的书籍，虽仅能达到模糊的理解，但由于感触新颖，印象鲜活，最初的记忆便来得深 刻和牢固，直到后来我失去读书条件的漫长岁月，乃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始终都觉得 有一股知识素养的甘泉从那遥远的年代浸润而来，使我此生受用无穷。
这是出自肺腑之言，可见他在寂园几年＂下帘寂寂＂之中，用古典文化为自己建构了一个 强固的精神堡垒，因而决定了一生的价值取向。
有了这座堡垒，正果在精神上得到了归宿；但这只能使他＂立命＂，而不能让他＂安身＂。 不但不能＂安身＂，反而害得他以中国之大竟无容身之地。他从被划定为＂反动学生＂到升级为 ＂劳教三年的反动分子＂，无一不是拜寂园读线装书之赐。正由于他形成了自己的知识观和价 值观，虽然仍在朦胧的阶段，但对于学校强迫灌输的官方意识形态已无往而不流露出一种抗 拒心理。当时的意识形态真是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他内心的抗力也一触即生，不是计较利 害的求生意识所能压抑得住的。高中时期班主任领导创办了一个墙报－－《百草园》，他却＂ 对着干＂，独自编写了一张《北极星》，偷偷地贴在墙壁上，终于亲自为校方档案中提供了第
一张＂反动＂的罪证。在大学一年级的政治课上，老师在台上批判苏修的＂三无世界论＂，他竟 在笔记中写下这样的句子﹕＂三无世界﹕无党员、无团员、无班干部的世界。＂经旁座的学生 ＂间谍＂偷着撕下来送到辅导员那里，他差一点便成了＂现行反革命＂。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九六 七年，他居然异想天开，写一封俄文信向莫斯科大学图书馆借阅《日瓦戈医生》。这正是所 谓＂**＂热火朝天的岁月，他是一个＂逍遥派＂，大可自由自在一番。但是他在《人民日报》 读到一篇＂评论员＂的文字，指责苏修竟允许《日瓦戈医生》这种＂反革命的小说＂出版。这时 他正好沉湎在俄国（包括苏联）文学的阅读中，整天抱着一本字典啃原著。读了这则评论， 不但没有引发他丝毫政治的警觉，反而激起了难以抑制的翻译冲动。正如他在《自述》中所 说，他是一时＂鬼迷心窍＂，才有写信借书的荒谬举动。当然，这个心中的＂鬼＂的存在，并不 是偶然的，正果对此有一个深刻的解说，读者不妨参考。如果借用王阳明的话，这叫做＂破 心中贼难＂。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年以后他被捕了。那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 正果说﹕＂我今生今世都忘不了这个日子。＂最后他因＂妄图与敌挂钩，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 名，被判决＂劳动教养三年＂。
很明显的，正果虽然在政治上已划入了＂反动＂的范畴，他身上却连一个政治细胞也没有。 他先是在寂园的旧书中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中国古典诗词，然后随着年龄和知识的成长，又将 他的文学触角推展到外国。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文学，认定既读俄国文学，当然应该从原文下 手。《日瓦戈医生》的评论激动了他的文学好奇心，于是便写信借书。任何对极权体制稍有 认识的人都绝不会有此一举。他连邮局必然检查寄往＂苏修＂的信件这一起码的警觉都没有， 其它一切更可想而知。所以追源溯始，正果前半生的坎坷都是因为他十几岁时读了古书，建 立了属于自己的知识观和价值观，从此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再也无法与世浮沉。一 九八一年他的硕士论文《韩偓诗析论》即因此而为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所拒绝接受。理由是 ＂宣扬色情＂、＂宣扬人性论＂。但是我们只要读过他在一九八八年所写的《风骚与艳情－－中国 古典诗词的女性研究》，便知道他所整理的其实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事实 上他不过是继承了韩愈＂物不得其平则鸣＂的传统，为文学上的弱势族群（女性）说话而已。
然而这篇＂发潜德之幽光＂的论文竟被党方的两根大棍子打得粉碎，使他好几年都找不到较理 想的教书职位。
正果选择韩偓的艳情诗为论文题目，自然是对马家店的新名教提出了严厉的挑战，他因 此不能见容于当世，也可以说是事有必至。但是他的挑战仍然出于学术意识，而不是政治意 识。关于这一点，他那位紧跟着党的指导教授说得非常透彻﹕
我早告诉你要注意政治，你不听我的话，现在好了，你不注意政治，政治可找到你头上 来了。正果，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呀。
可见迟至一九八一年，正果对于政治仍然是处于一种浑沌未凿的状态。他的政治觉醒来 得很晚，一直要等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学生运动从北京扩散到西安的时候。
上面已一再指出，正果前半生的坎坷始于寂园下帘读线装书。他早年泛览诗词，大概也 不会放过苏东坡集。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东坡写诗，起首便说＂人生识字忧 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这两句诗简直就是正果一九九四年以前的人生写照，但是一个十 几岁的少年即使读了，也没有足够的阅历可以体会其中的沉痛之意。东坡写诗时年三十四， 因反对＂新政＂之故，正准备向神宗进谏，两年后所上，此时或已酝酿于胸。以东 坡之敏慧，他当然不难预感＂忧患＂之将至。十年后的乌台诗案狱和晚年谪居岭外都证实了他 确有先见之明。正果的时代与遭遇固不能与东坡相提并论，但＂人生识字忧患始＂则古今仍无 二致，难道这是中国知识人的宿命吗？
我现在愿意借＂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句诗，进一步说明正果的《反动自传》与古典文化的 关系，以及他五十年＂反动＂人生所折射的政治＂社会背景。不用说，这里只能说几句极为概 括性的话，详论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中国古典文化中缺乏作为政治与法律概念的＂自由＂。但是却到处都弥漫着自由的精神。 儒家固然重视群体秩序，但基本上仍然肯定这个秩序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所以孔子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明白承认自由（＂由己＂）为＂仁＂的先决条件。道家更重视个 人的精神自由，庄子即其明证。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则强调＂不受人惑＂和＂ 如何得自由分＂，这也是从正反两面阐述精神自由的真谛。三教都是如此，故影响遍及于中 国古典文化的各方面，尤其是诗文的传统。正果受到这一精神的感染，中学时期便爱重一己 的自由，他告诉我们，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全出于我个人自愿，且有明确的目的，轻重快 慢是由我自己掌握的，不必担心别人在一边监视．．．．．．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最初理解，虽然我 那时并不懂得自由的观念。＂
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到处都在锁链之中。＂后来不知多少思想家曾 对此说提出质疑。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自由与生俱来，是人性的一种本质，我想任何人 都不能不承认。所以个人自由绝不是西方所独有，也不是古代希腊文明的特殊产品。在印度 文化与古伊斯兰教义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个人自由的价值。１ 以中国古典文化而言， 不但早就有＂自由＂的意识，而且连＂自由＂的概念也出现了。整整一百年前（１９０３）严复译 约翰．穆勒（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论自由》（ 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ｙ）为《群己权界论》，曾讨论过中
国诗中＂自由＂的用法。如果他追得更深一点，便会发现﹕在唐代禅师口中不但＂自由＂已是一 名词，而且＂自由独立＂也连在一起使用了。（普济《五灯会元》卷三条）这 两个现代最流行的字眼早已有中国本土的根源，决不能认为是十九世纪以后才从西方传来 的。这一事实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自古以来特立独行之士，史不绝书，《论语》中的隐逸和 狂者即属此类。孔子特别提到一种＂隐居放言＂的人，他们显然把个人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放言＂便是心中有许多不合时宜的话，非吐不快。为了取得＂放言＂的自由，他们宁可远离扰 攘的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域。
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多数知识人受到儒家经世济民的精神的熏习，往往不隐居而放言。
其最著者，如顾炎武论汉末士风说﹕
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徒，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 如晦，鸡鸣不已。（《日知录》卷一七）
知识人本着良知的自由，看到社会、政治上种种不平之事，忍不住要＂放言＂、要＂鸡鸣
不已＂，这才是＂人生识字忧患始＂的真正根源。东坡是＂自由＂化身的传统知识人，他有＂一肚 皮不合时宜＂，因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何况他又生在＂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宋代，那是范 仲淹所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时代？他不平即＂鸣＂，如箭在弦，招来＂忧患＂，也顾不得 了。
正果的自由精神和＂不平则鸣＂的风骨渊源于中国古典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在他的整 个成长时期，从小学、中学以至大学，正值马家店的新名教在中国大地上无孔不入，窒息得 人人透不过气来。＂五四＂以来一点残余的自由意识早已被扫除得干干净净，而西方的＂精神 污染＂对于当时那个密不透风的社会，更是完全不存在的。除了中国古典文化之外，我实在 找不到正果的自由精神的来源。自由虽潜存在普遍人性之中，如果完全没有文化养料，还是 不能发芽滋长的。但正果的＂忧患＂的性质则与东坡截然相异，因为它彻头彻尾是现代的，和 传统时代的情况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下面让我把这个意思做一简单的交代。
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传统专制王朝的 继续和发展。这句话似是而非，完全混淆了传统皇帝制度和二十世纪极权体制之间的界线。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皇权只能下伸到县一级而至，县以下皇权便鞭长莫及，基本上是民间自治。 因此才流传着＂天高皇帝远＂这一句谚语。此中最大的关键是民间社会的存在－人民拥有自己 的生活资料，因而也保留了一点最低限度的私人空间。这正是陶渊明能够＂不为五斗米折腰＂， 而赋的基本条件。即使在清初那样严厉的异族统治之下，许多不肯降志辱身的 士大夫也还可以出家为僧，隐于寺庙。但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则彻底摧毁了民间社会。在完 全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党控制了所有的生活资料，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成员能够离开党组织 而生存。这是一个绝对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党垄断了一切权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 党以外不允许再有任何形式的独立组织的存在，包括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宗族组织在内。甚 至＂家＂也不是个人的最后庇护所；无论是＂家＂或个人都必然属于某一＂单位＂，而＂单位＂则在 ＂党书记＂的绝对＂专政＂之下。这显然是斯大林体制对中国的全面征服，不过在运作中具有＂ 中国特色＂而已。正果的前半生便生活在这样一个集权社会之中，他的遭遇之酷决不是苏东 坡所能想象于万一的。
为了给这两种异质社会同提供一个生动的对照，让我举**时代的两个实例与苏东坡 的＂忧患＂作一对比。元丰二年东坡系御史台狱，为狱吏侵逼，自分必死，曾写了两首诗给弟 弟子由。第一句起头两句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黯自亡身。（见《集注分类东坡诗》卷二五）
这当然是取法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退之这组是为文王 囚于羑里而作，则东坡诗句不是伏罪而是反讽，其义甚显。韩、苏的名句流传后世，无人不 知，因此在＂反右＂与＂**＂时期又以现代面貌出现。下面引词人龙沐勋（榆生）和哲学家冯 友兰的例子，是我在无意中发现的，不但本身有趣，而且恰好可以说明我的论点。 龙沐勋是一位著名的词家，词学的造诣也很高，尤其在清词方面。一九五六年由于陈毅 的赏识和推介，曾受遇**招宴的荣宠，当筵献词，有＂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之句。但 不知什么缘故，两年后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级减薪，而且＂丧失原有社会地位， 朋辈往还遂稀。＂２ 他牢骚满腹，写了下面两句诗﹕
不合时宜空恳款，细思臣罪信分明。３
上句明指东坡＂一肚皮不合时宜＂，下句即是＂臣罪当诛＂之意。
冯友兰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上书始，便一直在努力争取**的垂青。他五十年代以后所
写的东西，＂其内容主要的是忏悔。＂４ 通过这些＂忏悔＂文字，他希望可以起到，＂小言亦可 润洪业＂的作用。５ 他的巨大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之前，他的生命中虽然也免不了一 些小小的＂曲折＂和＂坎坷＂，但比起其它同类的＂旧知识分子＂来，总算是极少数幸运者之一了。 ＂**＂爆发，他也照例进了＂牛棚＂，不过为时很短，一九六八年便让他回家，并受到特别的 照顾。据说这是因为**的示意。他为此而感激涕零，自是不在话下。下面是他在一九七 一年给毛的一首感恩诗﹕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６
他写此诗时，心中是否联想到东坡的＂圣主如天万物春＂，已不可知，但所用的比喻、所表达 的意思完全一致，则是毫无可疑的。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呢？诚然，从表面上看，龙、冯二人都把毛看作＂皇帝＂。这就 不免给人一种印象，好象毛的政权确是传统王朝体制的延续和发展。不可否认，＂皇帝＂的幽 灵不但存在于龙、冯的心头，而且盘踞着毛的识田，因此他才自封为＂马克思加秦始皇＂。７ 但这只是一种心理的历史沉淀，未可与客观的制度混为一谈。深一层去分析，我们便不难发 现﹕毛所拥有的权力远非传统的皇帝所能望其项背，龙、冯两人的遭遇也不能与东坡入狱等 量齐观。我只需提出两个对照性的观察便够了。
第一、东坡乌台诗狱完全起于政敌的诬陷，并非宋神宗的指使。相反的，正是由于神宗 过问了此案，他才获得无罪释放。史称他出狱后＂神宗数有意复用，辄为当路者阻之。＂（《宋 史．苏轼传》）当时执政宰相是王珪和吴充，王珪尤以贪权忌才著称，神宗想起用司马光， 也为他所阻。可见宋朝的皇帝必须遵守法度，并不能任意而行。对照之下，龙沐勋和冯友兰 所遭受的侮辱与伤害则完全出于**的＂无法无天＂；＂反右＂和＂**＂都是他为了不可告人 的目的，一手发动起来的全面＂运动＂，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家破人亡。这并不真的是因为他 的本领通天，而是因为他坐在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尖顶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挥洒自如，没 有这个极权体制作后盾，他不可能以一人之力而如此＂无法无天＂地祸乱天下。传统的皇帝无 不＂奉天＂、＂法祖＂，如何能梦想到有这样无边无际的权力？
第二、东坡入狱出狱在政治上虽遭遇了挫折，但是他的社会地位则丝毫不受影响，甚至 还博得更多人的敬重与同情。正如范仲淹三度贬逐，却越贬越光荣，他因此而有＂仲淹前后 三光＂的自嘲。这说明在中国旧传统中，政治并不必然是最高标准，更不是唯一标准。但在 **的极权统治下，龙沐勋一戴上＂右派＂帽子便立即＂丧失社会地位＂，无人敢和他交往。 冯友兰一进＂牛棚＂，**则当面以＂狗＂呼之。８ 总之，任何人一旦在政治上受到怀疑，用 当时流行的语言说，便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龙、冯二人的例子还隐藏着一个更可 怕的事实，必须予以揭示，以展示极权政治的＂中国特色＂。
《龙榆生先生年谱》一九六一年条说﹕
九月二十九日，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先生摘帽，先生赋 （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先生处境稍胜于前。９
龙沐勋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年谱》作者没有一句 解释的话。但《年谱》保存了两件官方文书，解答了我们的疑问。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 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 中说﹕ 约一九六一年 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１０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乐学院在中则说﹕ 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 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１１
原来他的＂摘帽＂是有交换条件的，即答应暗中为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不用说， 所谓＂某对象＂一定是他平时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则这个＂任务＂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配 合尚好＂、＂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等褒词证实了他在最后五年中曾向公安机关提供 了许多有关＂某对象＂的秘密报告。但这不是特殊的偶发事件，而是极权体制的一个构成部分。
康正果一九六三年初入大学，也遭遇过同样的经验。他告诉我们﹕＂我周围的同学中也有类 似间谍的人物，他们竟有心思从别人随意书写的语言碎片中搜索出反动言论。＂前面已经提 到，他的＂三无世界＂字条便是旁座的＂同学＂偷偷送给＂辅导员＂的。正果当时不过是一个最普 通的学生，尚且有人随时在旁＂侦察＂。我们不难推断，龙沐勋的＂对象＂必然是一位很有学术 地位的人物，极可能是他的一位词友。把一位高雅的词家逼成一个＂卖友求荣＂的公安机关的 ＂线人＂，试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同样的，冯友兰在一九六八年取得特殊的待遇，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生都打着＂ 尊孔＂的旗帜，而且一度以继承＂道统＂自居，为什么一九七三年忽然变成了＂批孔＂的急先锋 呢？他晚年时对这一转变有很坦率的自我解剖。他说﹕
一九七三年，批林运动转向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 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 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写了 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会上念了一遍，果然大受欢迎。１２
这两篇＂批孔＂文章立刻获得**的赏识，经＂御笔＂点定后，各大报都争相转载。他在一夜 之间竟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两篇＂批孔＂文章中所说的话呢？我们且 听听他自己的招供﹕
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之下，我也就走上了批孔批尊孔的道路。我不知道，这是走群众路 线，还是哗众取宠。这中间必定有个界限，但当时我不清楚。
照我现在的理解，这个界限就是诚、伪之分。（中略）如果自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尚把 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 众取宠。照上面所说的﹕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 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１３
可见冯友兰所付出的代价比龙沐勋更大。他承受不起极权体制的巨大压力，最后竟不惜自毁 生平，公然以＂曲学阿世＂的方式来换取现实生活上的安全。他是哲学家，＂立其诚＂（追求真 理）则是哲学的灵魂。现在他＂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这岂不正如西方寓言所说，用自 己灵魂来和魔鬼作交易吗？
必须郑重声明，我举龙、冯两人为例，决不带半点道德谴责的意味。相反的，我对他们 的遭遇实在抱着无比的同情。和苏东坡一样，他们的＂忧患＂也是因为＂识字＂太多。但是他们 的命运却比东坡为悲惨；他们在**统治下度过下半生，被极权机器绞压得死去活来，其 处境比吴梅村＂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也不知道要困难多少倍。在这里引此二例只是
为了展示极权体制的＂中国特色＂。长期以来，西方和日本学者往往强调中共政权与传统王朝 之间的传承关系，更把**所拥有的权力理解为＂皇帝型的权力＂。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过 于简单化了。上面我们看到，龙沐勋和冯友兰的诗都流露出一种残余的皇帝意识，即将毛泽 东看作皇帝。龙诗下句所表达的是东坡＂小臣愚黯自亡身＂（韩愈所谓＂臣罪当诛＂） 的意思， 冯诗则通篇是＂圣主如天万物春＂的放大。但龙诗的背景是＂反右＂，冯诗的背景是＂**＂，而 ＂反右＂和＂**＂都不是孤立事件，不过是一九四九以后无数＂运动＂中的两个环节而已。毛泽 东时代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内容和重点也各自不同，然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由党 组织设计、决定，然后通过发动、操纵、控制＂群众＂的方式而展开。所以每一个＂运动＂都具 有＂群众运动＂的表象，而实质上则适得其反。**在党内一个集会上曾说﹕＂群众运动便 是’运动群众’。＂（这是已故李慎之先生告诉我的。）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这样我们便清
楚地看到，＂反右＂和＂**＂必然以极权的党组织为其绝对性前提。储安平称此一统治为＂党 天下＂，是很传神的。但它明明是从前苏联抄袭而来，在中国史上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可
以断定，毛的权力的性质属于斯大林型，而非传统的皇帝型。不过由于他是中国人，特别熟 悉关于专权皇帝如秦始皇、明太祖的记载，因此在行为上自然就带有浓厚的帝王作风，如此 而已。这是上面所谓＂中国特色＂的确切涵义。毛自许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确有很高的真实 性。其象征的意义更不容忽视。＂马＂提供了极权体制，＂秦＂则决定了＂中国特色＂﹕无论就毛 个人的或＂党天下＂整体的运作而言，都是如此。
这是正果＂反动自述＂的时代背景。东坡＂人生识字忧患始＂的诗句虽同样适用于正果、龙 沐勋和冯友兰，但他们的＂忧患＂的来源与性质则完全与东坡不同。中国传统从来都是尊重＂ 识字＂的，但在现代极权统治之下，＂识字＂则成为一种＂原罪＂。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曾 明白说过，最难对付的是俄国的作家和诗人，可见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人 是极权统治的主要敌人。１４ 毛政权对知识人之残酷和轻侮正因为它是斯大林体制的中国版。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虽然在＂**＂时期才正式露面，但这一心态早已体现在一九四二年 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害者主要都是知识人，王实味不过是成千上万中之一人而已。１５ 今天流行着一种意见，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知识人所遭受的迫害，责任全在**一 个人。这个意见过于片面、过于简单化，是由于下面两个相关的因素造成的﹕第一、观察者 的眼光过于集中在与毛打过交道的著名＂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语），而忽视了千千万万无名 的＂小知识分子＂。第二、更重要的，观察者完全没有看见党天下的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 毛虽然憎恨知识人，但如果没有＂党天下＂的机制，无论他如何神通广大也不可能把他们玩弄 在手掌之上。从史学的观点看，正果这部《反动自述》的重大价值便在这里﹕它恰好纠正了 上述的两个严重的偏向。正果初进大学便立即成为＂党天下＂绞压的对象，那时他不过是一个 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知识分子＂而已。他的＂忧患＂竟和许多＂大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属于 同一性质。这一现象如果不追溯到＂党天下＂体制的源头，将完全无从索解。正果转引了王震 （杀害王实味的人）所传达的毛的内部讲话﹕
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 红色皇帝。
毛的原文是否如此，已不可知，但客观地说，这几句活确实生动地反映了＂党天下＂及其＂中 国特色＂。当时一千多万的＂干部＂一个个都是**的化身，在每一层次和每一单位扮演着＂ 小红色皇帝＂的角色。以正果的个人经历而言，师大的＂彭书记＂、＂班长＂，青砖二厂的＂傅大 组长＂，劳教收容站的＂杨班长＂，以及马栏农场的＂张队长＂，没有一个不是＂具体而微＂的毛 泽东。所以正果所写的虽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史＂，所折射的却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的精神 面貌。这真是从一滴水可以看出整个大海的形势了。今天研究历史必须宏观与微观交互为用。 宏观是孟子所谓＂立其大者＂，但如果得不到微观的印证，则不过是一具空洞的骷髅，既无血 肉，即无生命。微观的记述越具体、详细，则越有价值。正果的《自述》便提供了这样一部 有生命的微观记录。今天其它受害者的回忆文字也不断涌现，但我们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因为这是最可宝贵的原始史料，必将成为未来史家研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史的重要依据。 但正果的《自述》则别具一格，显示了丰富的文化意涵，不仅仅是史料而已。这是我要特别 强调的。
正果书名中＂反动＂一词不是＂党天下＂所加给他的恶名，而取老子＂反者道之动＂之义。（ 见 扉页）我想为此语别进二解。第一、老子的＂道＂若当作发展规律看，则宇宙间一切事物最后 必走向其反面。这一点恰好表达了正果对＂党天下＂的认识，即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 日＂、或＂强梁者不得其死＂。第二、＂道＂如作为一种立身处世的规范看，则正果的＂反动＂显 示了他面对强大的＂党天下＂而绝不屈服的信念。这是所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 之能胜。＂在常识中，我们总以为强必胜弱，众必克寡，所以中国人的处世格言往往教人不 能＂以卵击石＂，只能＂逆来顺受＂。但真正能以＂道＂自持的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反者道 之动＂的另一解。但老子以＂水＂为＂柔弱＂却是一种误会。远在老子以前古人已发现了＂水＂的＂
强＂，故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正果虽仅孤身一人，却处处表现了孟子所谓＂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这正是《中庸》的＂君子之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 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这是我读了这部《反动自述》后的真实感觉。
最后，让我再回到古典文学与正果的关系。他的《自述》更加深了我对他个人的认识。 他的特立独行，守正不阿，和不平则鸣，以及由此而招来的种种＂忧患＂，使我自然而然想起 五百年前他的一位同宗和同乡－－康海（一四七五－一五四一），号对山。康对山是陕西武功人，
明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前七子＂之一。他虽然在弘治十五年（一五０ 二）以进士第一人及第， 但由于平生＂直道而行＂（见马理）又＂性喜嫉恶＂（见书，《对 山文集》卷三），因此一生宦途坎坷，饱尝＂忧患＂。正果是否曾闻对山之风而起，我完全不 知道。无论如何，对山一首，实为＂诗言志＂之作。现在转录于下，我相信一定会引 起正果的共鸣﹕
天边有黄鹄，高飞一万里。烈士耻庸节，世事特敝屣。
朝辞上东门，暮从赤松子。感慨风云期，超悟往还理。
进既有所因，退亦何所倚。猎犬食兔狐，不免灶旁死。
富贵多崄巇，英雄如蝼蚁。所以明哲人，穷达重徇己。（《对山文集》卷九）
二００四年三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注释】
１ 见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９９ ２ 见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二００ 一年，页一九三。
３ 同上，页一九四。
４ 《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一九八四年，页二八０。
５ 一九六二年《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
６ 《三松堂自序》，页一八七。
７ 见陈登才主编《**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页二八。 ８ 见《三松堂自序》页一七０。
９ 页二０ 六。
１０ 同上，页二三四。
１１ 同上，页二四０。
１２ 《三松堂自序》，页一八七。
１３ 同上，页一八八－一八九。
１４ 关于斯大林对作家和诗人的迫害和侮辱，柏林有第一手的可靠报导，见Ｉｓａｉａｈ Ｂｅｒｌ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ｋｈｍａｔｏｖａ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００， ｐｐ． ５２５－－５５２．
１５ 参看陈永发《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二００ 一年，上册，页三 八五－四００。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１９３０ 年生于天津。１９５０ 年至１９５５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
生。１９５６ 年至１９６１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
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
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
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
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
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 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 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 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 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 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 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国史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