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

作文一：《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10200字

作者：舒舜元

炎黄春秋　１９９８年０１期

１９４０年８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不含山东）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战役开始后，　投入的部队迅速增加到１０５个团，故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进行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它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取得了辉煌战果。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不久前纪念“七七”事变６０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７０周年的宣传报道中，对“百团大战”都给予了正面的、肯定的表述，这无疑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然而，多年来这样一次曾受到国内外反法西斯阵线赞誉的百团大战，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之一，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其历史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对此作进一步探讨，澄清有关是非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百团大战”评价的大起大落

对于百团大战的争议，并非一开始就有，其变化过程大致为：在战役进行时及其后一段时间，较为普遍的是赞扬和肯定。从延安整风后期至１９４５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对百团大战的看法起了较大的变化，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就开始过火。到了建国后的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评价出现了质的变化，已经上纲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重新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讨论时期。

引发争议的问题及其原因是复杂的。

就战役本身提出的问题，撮其要者，其一是涉及到组织纪律性的问题，即组织这次战役事先是否经过中央批准；其二是涉及到对当时的形势估计是否错误，从而也就引出组织百团大战带来了严重不良后果，以及有无必要组织这次战役的问题；其三是涉及到百团大战是否违背我军的战略方针问题；其四是涉及到战役指挥上的得失问题。

然而，造成对这一战役评论上的大起大落，乃至发生质的变化，则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随着这一战役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对百团大战评价也就褒贬不一。由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遭到践踏，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是惨重的。

对于华北敌后抗战，**早年是充分予以肯定的。例如，１９４５年春彭德怀向**汇报时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的确，凭心而论，除了抗战初期出现过一些小的弯路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在华北所创造的自建军以来最大的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当然也有彭德怀的一份贡献。而在庐山会议期间，**却新帐老帐一起算，他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彭和他３１年的关系形容为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当然，彭和许多人一样，一生中也不可能不做错事，不犯一点错误。比如，１９５８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错误地整刘伯承元帅和粟裕、萧克等将领，彭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是，**实际上是将此事划在“三分合作”里面的，反而将彭在华北敌后抗日的工作划在“七分不合作”的范围内了。他说：王明**投降路线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指责彭在抗战时搞“独立王国”，说彭对他除有些时候外，“整个八年抗战是不合作的”。**定下的调子，在当时党内民主遭到破坏，已形成“一言堂”的情况下，就为庐山会议算历史旧帐，否定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以及批判彭发动百团大战重新开了绿灯。这时，**也当着**的面煽风点火，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意即反对**的游击战方针），毛当时立即就批评：“当时打大战的观念转不过来。”于是，庐山会议上群起而攻之，百团大战就成为彭的重要罪状之一，如打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等等。在庐山会议后的几年，有的党史读物由于没有回避掉彭德怀的名字，就被定为“毒草”，更不要说客观评价百团大战了。到了“**”期间，更上纲到什么“阶级投降主义”、“为了维护**的统治”、“引起**搞了皖南事变”等等，荒诞无稽的恶毒攻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研究领域也如沐春风，关于百团大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推翻了对百团大战的种种歪曲诬蔑和不实之词，而且在史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度上有了新的进展。人们在完全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气氛中，继续讨论着百团大战中的问题，诸如到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乃至该不该举行这样的战役等等。这也说明，关于百团大战这桩历史公案中的一些原则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必要。

聂荣臻说：要下功夫孤立敌人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刘伯承、**说：要打破“囚笼”政策，面向交通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决策背景，还得从１９３９年谈起。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便逐步把作战重点转向华北敌后根据地。为了便于将有限而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快速机动，１９３９年春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指出：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只能据守一些城镇和修筑大批碉堡，控制若干个“点”，然后通过控制交通要道，把“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到控制“面”，把整个“面”掌握起来。我们对付敌人“点”、“线”、“面”的结合，就是要下功夫孤立它的“点”，不让它通过“线”扩大成“面”，它就无计可施了。１９３９年秋，新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加紧在占领区内修路筑堡，企图用“点”（据点、碉堡）和“线”（铁路、公路）的连接，将我大块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小块，严密加以封锁，然后分头吃掉。多田骏所推行的这种“囚笼政策”确实也给我军民带来日益增加的困难，尤其是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首当其冲。因此，活动在晋冀豫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全面开展对交通的破击。刘伯承师长曾作过这样的比喻：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造成一个“囚笼”，想把我们军民装进去，凌迟处死。我们对付敌人的阴谋就是要进行交通破击战，他修我破。为此，一二九师制定了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囚笼政策”的具体方针。经**政委建议，师部还提出了“面向交通战”的口号，我军实行交通战的方针更加深入人心。

从１９３９年冬起至１９４０年夏，一二九师在晋冀豫区发动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役有四次之多。其中，１９４０年５月对白晋铁路（从太谷的白圭镇至晋城）的破袭，是百团大战开始之前我军发动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交通破袭战，它使这条正在修筑的、分割我太行和太岳两区联系的部分线路遭到严重破坏，并大大延缓了其修路计划。八路军总部曾两次致电一二九师予以嘉奖。在１９４０年，该师同敌人进行过１４００余次战斗，其中交通战次数约占６０％，从而为全华北进一步开展交通破击、打破敌人的封锁提供了宝贵经验。

**、彭德怀与各位将领早就酝酿并取得共识：打一场交通大破袭战

根据华北敌情，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前总）对开展敌后交通斗争非常关切，经常要求华北各根据地总结破路的经验，并指出：交通战已成为华北敌我战略上以及整个反“扫荡”战的重要部分，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从１９３９年冬至次年春，**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曾两次酝酿过对日军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总破袭战，而且作出过相应的部署，只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了第一次**高潮，使计划暂时搁置起来。１９４０年４月下旬，**离开华北前总返回延安，前方的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左权副参谋长协助。随后，彭德怀和左权曾同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领导继续酝酿组织大破袭战役问题，得到了刘伯承、**、聂荣臻等的一致赞同，并确定把大破袭的重点放在正太铁路线上。这条铁路横穿太行山脉，沿线有天险娘子关和华北的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陉煤矿，又是敌人连接冀晋两省的交通命脉，敌人守备虽然相当严密，但兵力配置较为分散，只要我军部署得当，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突然打击，完全可能重创日寇，并使铁路遭到严重破坏，并能使我各战略区的联系得到改善。大破袭战的决策就这样基本确定下来了。

到了６月间，出现了日军向西调动的迹象，并传闻日军将于８月进攻西安。７月上旬，中共中央连续发出《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指出当时时局中空前的投降危险，为了争取时局好转，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人民军队，而“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八路军首长认真研究了中央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决心尽快组织对以正太路为重点的大破袭战役，并再次就近征求了部队领导的意见。刘伯承、**听了前总对战役的设想之后，欣然赞同，并立即研究了战役的筹备工作。至此，发动华北大破袭战的决策正式形成。

７月２２日，前总下达了《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并同时上报中央军委。１７天之后，８月８日前总又下达了《战役行动命令》，进行战役部署与分工，并规定８月２０日为发动攻击的日期。这一文件也同时上报了军委。

这一重大作战部署上报以后，延安未作出反应，责任不在彭德怀

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是否存在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

多年来流行过种种说法，有的指责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如“**”中说彭德怀是背着中央和**擅自发动百团大战的。从查到的历史档案证明，前总７月２２日下达的战役预备命令原文的抬头就写着“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而且，从查到的发至延安的电报收文原件看，当天即已抄呈**、王稼祥、**、洛甫等１０余位领导人，这就证明电报并未漏发漏送。此后，前总的战役行动命令，以至战役发起后每天编发的战报，也都用电报同时上报了中央军委。因此，事先不请示报告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有些论者指出，战役发动之前确实报告过军委的，但是，上报之后不等军委正式批准就发动战役，这终究是组织纪律上的缺点错误。

我认为，这也不能归咎于彭德怀。

因为，第一次上报军委的时问是７月２２日，如果是象彭德怀在“**”遭隔离审查期间所误记的那样，提前于７月下旬就发动了战役，那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军委接到电报后需要有研究时间。但事实上，战役开始时间并未提前，晋察冀军区、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个参战集团是同时于８月２０日晚８时发起攻击的，这个时问是８月８日前总的《战役行动命令》中作出的规定。这就是说，从第一次上报军委至战役开始，将近有一个月时间，延安未作任何指示，这是很反常的。众所周知，**的工作作风一贯雷厉风行，勤于政事，经常彻夜不眠亲自审批文件起草指示电报，怎么会忽略这样一件重要事情呢？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就在百团大战还未结束时，中原局书记**于１１月底在苏北曹甸地区组织了一次旨在消灭韩德勤、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战役。在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和**接到报告后，迅速回电表示了不同意见。此后延安与苏北之间来往磋商的电报相当频繁。这一仗最后还是按刘的意见打了并因久攻不下而撤出战斗。以这两次相隔不久的战役来比较，何以军委对华北的战役事先就不表态呢？如果一定要作什么分析的话，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苏北战役是反顽战役，政策性强，而百团大战是打日寇，战略区的负责人有权部署，军委不表态就是没有不同意见。

结论是：前总在组织纪律上是没有错误的。

发动战役的决策主要方面是正确的

有的观点认为，发动百团大战的决策依据不足，从后果看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举行这一战役。而首先是对形势估计有误，日军要进攻西北之说纯属谣言。

其实，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依据只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二是要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和诱降阴谋，制止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向，争取时局好转。

关于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是八路军领导人最早、最直接的感受，所以早在１９４０年春天就已基本确定下来要打这一场战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指出：“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这就证明，打破“囚笼政策”，是发动这次战役决策的最直接的背景和最主要的依据。

关于后一个依据，即全国抗日形势出现严重危机问题，当时中共中央指出的“空前的投降危险”并非危言耸听。５月以来，日空军连续三个月对重庆施行猛烈轰炸、宜昌失守（６月１２日）、法国战败投降（６月２２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开始封锁滇缅路（７月１８日），国际军援物资的运输通道被切断，这一连串事态使**颇为恐慌。六七月间，日本侵华派遣军的代表与重庆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进行的“和谈”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并就举行**、汪精卫、板垣征四郎（日本侵略军总参谋长）三人会谈一事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随后，日蒋双方还为板垣赴长沙与蒋商谈“停战”问题交换了备忘录。后来，日本方面是这样评论这一段日蒋关系历史的：“这样，在１９４０年６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谈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以上引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时妥协投降倾向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吗？

以上所述的两个方面，是战役决策的两个基本点，是决策的主要依据。至于敌人进攻西安的传闻，没有成为事实。前总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时虽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也只是从属于制止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这一方针的，并非是发动战役的主要依据。而且，这一情报是来源于延安和重庆（直至９月中央发出的指示中仍在强调），前总在命令中谈到形势时也只是说有这种可能而已。

由此可见，前总组织大破袭战役的决策依据是正确的，其主要方面是符合实际的。

辉煌的战绩，巨大的影响

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晚，震惊中外的华北大破袭战拉开了序幕。按照前总的部署，三个参战集团在任务上作了分工。在重点交通线正太路上，晋察冀军区负责东段（平定县以东）：一二九师负责西段，一二○师以部分兵力直接配合。在这一重点方向上，前总命令中规定应不少于２２个团，其他各线的破袭则由上述三个作战集团自行组织兵力同时进行，以配合正太线的作战。其中包括北宁线、津浦路北段、平汉线北段、同蒲路北段、德石路、白晋路、临屯公路、汾离公路等。由于对正太路以外的各线作战任务，前总授权由各集团自行部署，因此计划中的兵力总数当然要大大超过２２个团了。这一点，前总的命令中讲得很清楚，有的批评说原定２２或２３个团，一下子变成了百团大战，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全面的。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８月２０日至９月１０日）主要是对正太铁路及其他交通线实行总破袭战。由于我军行动突然而迅速，作战英勇顽强，敌人仓促应战，损失惨重。正太路的各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西段陷于瘫痪，其他交通线也遭到不同段度的破坏。我军还一度攻克了娘子关和井陉煤矿，彻底破坏了一部分矿井设施。战役第二阶段（９月２２日至１０月上旬），主要任务是继续扩大对交通破袭的战果，重点是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敌人及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取得了重大战绩。这阶段中也一度不适当地发动了对几个县城及坚固据点的强攻，或久攻不下，或得而复失，给我军造成一些损失。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从１０月６日起，日寇调集重兵先后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我太行区、太岳区、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随即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作战，最后至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

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日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八路军和决死队共作战１８２４次，毙、伤日军２万零６百余人，伪军５１００余人。日伪军被俘１８００人，投诚与反正１９００人；破坏铁路４７４公里，攻夺据点２９３处；缴获各种火炮５３门，轻重机枪２２４挺，长短枪５７５９支；击毁敌机６架，坦克和装甲车１８辆，火车头３４辆，车厢４４９节；破坏公路１５００余公里和大小桥梁、隧道、车站、煤矿、仓库等近３００处；解放县城４０余座（最后巩固２６座）。当然，我军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据统计，我军阵亡５４９５人，负伤者约１．１万人，失踪７４６人，还有几千人次在战场中毒。由于敌人在报复“扫荡”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在海内外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威力。连日寇也惊叹：所到之处，空室清野，不见居民踪影，但他们却在积极帮助八路军；日军的作战动向，都统统报告给八路军，而日军对八路军的情况，却两眼漆黑。这是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无可奈何的供状。

当时，八路军的辉煌战绩和军民一致的感人事迹，曾被蒋管区和海外的报刊电台广为报道，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影响和威望。百团大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人心，使笼罩在大后方的悲观情绪、失败情绪和绝望情绪也大为减轻。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百团大战态度的变化，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９月４日，**向**、彭德怀发出了嘉奖电。卫立煌在８月２６日、２８日两次致电**，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至深佩慰”，盛赞：“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从９月６日至２６日的２０天中，卫立煌采取了积极行动，命令所部从南线向同蒲路南段之敌进攻，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这是从第一次**高潮结束以来，国共两军首次出现的团结抗敌的良好势头。可惜，这种的局部性的配合作战行动也因**的干预而中止了。**发现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同小可，不久就由喜变忧，不但停止了军事上的配合，而且于１０月２０日严令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以后绝对禁止各种报刊登载“百团大战”这一名词及有关新闻，同时他还加紧了在华中**的步伐。

**对百团大战感到兴奋，提出还应组织类似的战役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指责彭德怀说：“百团大战是大战观念。”意思很清楚，说彭德怀是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的。这里，需要回答的是，“大仗”就一次也不能打吗？

我认为，从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肩负的伟大历史责任来看，发动这次战役是完全必要的。

在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经过三年的广泛游击战争，已逐步成为华北敌后的抗日主力军，华北解放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战场。迅猛发展的敌后抗日形势说明，人民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一贯歪曲和贬低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由于在战争问题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后方人民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殊地位并不甚了解，甚至存有某些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抓住适当时机发动百团大战，就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它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以至对人民的教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八路军以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散布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使全国各界都受到了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直至今日，包括某些站在台湾当局立场的历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予敌重创的重大战役，是对抗战作出了较大贡献与牺牲的。

第二，八路军在华北打退第一次**高潮不久，就组织了打击日寇的百团大战，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为抗日才反摩擦的。这种“击敌和友”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的积极**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但有利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而且有利于制约国民党当局对抗日的动摇。

第三，百团大战本身也有力地证明了人民游击战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作用。如果没有几年游击战争的发展基础，就不可能有组织百团大战的能力。另一方面，人民军队也不能长期停留在游击战争的水平上，而应当在实战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军政素质，积蓄力量，提高部队的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对敌进行战略反攻的要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讲得很清楚：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也才能解决战争的命运。

第四，从总体上讲，发动百团大战并不违背中央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进入第四年的情况下，战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有利条件下运动战已经不应当成为一种忌讳了。我们从三年来八路军作战的一些数字来比较，在发动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在华北共作战９６００余次，消灭日伪军（包括毙、伤、俘和投诚）２２．６７万余人（日军占１３．０６万余人），基本上都是游击战争取得的战绩。百团大战虽然战绩辉煌，但远远不能与上述游击战争的总成果相比较。再者，从百团大战的性质看，它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游击战争性质的战役进攻。它投入兵力虽多，但不是集中在一个战场上，而是跨了几个省区，分布在众多的点线上遍地开花。其中，有相对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但更多的仍然是采取隐蔽突袭、破路攻堡、伏击援敌等游击战术，虽然也组织过几次不适当的对坚固据点的攻坚，但不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如果硬说百团大战是搞战略进攻，是不客观的。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留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他实际上是强调了百团大战的游击战争性质。

**是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战役结束后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次战役，相反，他给彭德怀发电时还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还向前方各战略区发出指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这说明，中共中央和**当时对百团大战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

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还是为战胜必然要到来的严重困难准备了条件

长期以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即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从而导致了日军对解放区实行更残酷的“三光政策”和更疯狂的“扫荡”，造成了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我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的空前困难的局面。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但引出的结论则有失于偏颇。

首先，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举世瞩日的战绩。借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说，这叫“有形资产”。然而，百团大战获得的“无形资产”也是极其宝贵的，这就是华北解放区军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八路军战斗力的大大提高。

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八路军在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３８年底发展到１５万余人，１９３９年底增加到２７万人，至１９４０年百团大战时发展到近４０万人，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连日本军方也承认：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为中共扩大势力的高峰期”。然而，由于部队中新成分大量增加，与抗日形势的发展要求就有些不相适应。经过百团大战，在复杂的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过程中，各级指挥员都普遍增长了经验，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在持续的战斗中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由于在战役中缴获多，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地方党、政、群各级组织在保证、配合战役过程中也相应地得到了巩固与提高。百团大战之后，人民战争的作战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地道战、地雷战等），集军事、政治、群众、敌工等各项任务于一身的敌后武工队也迅速发展起来。虽然经过百团大战部队在数量上有些减少，但质量是明显提高了。所有这一切，就为华北敌后军民克服即将到来的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应当指出，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抗日根据地严重困难局面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是相持阶段到来，日本侵略者把战略重心转向华北敌后，巩固占领区这一方针的延续，这也是它坚持贯彻“满州独立”，分割华北的既定国策及实施南进战略的需要。华北资源丰富（特别是日本极缺的煤炭资源），是日本侵略者实行“以战养战”的沃土，而且其地理位置介于东北与华中之间，东可控制渤海湾，南可挥师中原取华中，西可图大西北，在国际上，也是北对苏联、南对英、美的战略要地，因此，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对华北局势予以忽视的。日军对华北不断实施扫荡和１９４０年后对其占领实施愈来愈残酷的“治安肃正”，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百团大战引起了敌人的重视，这也是华北敌后斗争进入更艰苦阶段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正如上述，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彭德怀９月２５日在北方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已正确估计到百团大战胜利的影响可能会使华北的斗争更趋于严重。他说，“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他还告诫大家“要防止骄傲轻敌”。这一番话表达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预见性、民族正气和全局观点，深为感人。１９４４年４月，**在总结相持阶段以来抗战的情况时曾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彭德怀上述讲话和**这番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百团大战确实是“刺激”了敌人，但刺激也好，不刺激也好，敌人是不会对中国人民发善心的，残酷的“扫荡”、“蚕食”、“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照样会加到华北军民的头上。当然，对敌人的“刺激”也要讲点策略，还应有预防手段，这是另一回事。

总之，应当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百团大战。关于这次战役。并不在该打不该打的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打得更好，这方面是有一些教训应当吸取的。

作文二：《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何以大起大落？》5700字

有的观点认为，发动百团大故的决策依据不足，从后果看也没有达到琐期目的．因此没有必要举行这一故役。而首先是对形势估计有误．日军要进攻西北之说纯属遥言。

其实，发动百团大战的主要依侧只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要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二是要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和诱降阴谋，制止国内出现的妥协投降倾内．争取时局好转。关于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是八路军领导人最早、最直接的感受．所以早在１９４０年春天就己基本确定下来要打这一场战役。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指出：“就是这一次，商定了对正太路进行大规模破袭战的问题”。这就证明，打破“囚笼政策”，是发动这次战役决策的最直接的背景和最主要的依据。

关于后一个依据，即全国抗日形势出现严重危机问题，当时中共中央指出的“空前的投降危险”并非危言耸听。５月以来，日空军连续三个月对重庆施行猛烈轰炸、宜昌失守（６月１２日）、法国战败投降（６月２２日）、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开始封锁滇缅路（７月１８日），国际军援物资的运输通道被切断，这一连串事态使**颇为恐慌。六七月间，日本侵华派遣军的代表与重庆政府的代表在香港、澳门进行的“和谈”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并就举行**、汪精卫、板垣征四郎（日本侵略军总参谋长）三人会谈一事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随后，日蒋双方还为板垣赴长沙与蒋商谈“停战”问题交换了备忘录。后来，日本方面是这样评论这一段日蒋关系历史的：“这样，在１９４０年６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谈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以上引自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当时妥协投降倾向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吗？

由此可见，前总组织大破袭战役的决策依据是正确的，其主要方面是符合实际的。

辉煌的战绩，巨大的影响

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晚，震惊中外的华北大破袭战拉开了序幕。按照前总的部署，三个参战集团在任务上作了分工。在重点交通线正太路上，晋察冀军区负责东段（平定县以东）；一二九师负责西段，一二Ｏ师以部分兵力直接配合。在这一重点方向上，前总命令中规定应不少于２２个团，其他各线的破袭则由上述三个作战集团自行组织兵力同时进行，以配合正太线的作战。其中包括北宁线、津浦路北段、平汉线北段、同蒲路北段、德石路、白晋路、临屯公路、汾离公路等。由于对正太路以外的各线作战任务，前总授权由各集团自行部署，因此计划中的兵力总数当然要大大超过２２个团了。这一点，前总的命令中讲得很清楚，有的批评说原定２２或２３个团，一下子变成了百团大战，这种理解显然是不全面的，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８月２０日至９月１０日）主要是对正太铁路及其他交通线实行总破袭战。由于我军行动突然而迅速，作战英勇顽强，敌人仓促应战，损失惨重。正太路的各项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西段陷于瘫痪，其他交通线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我军还一度攻克了娘子关和井径煤矿，彻底破坏了一部分矿井设施。战役第二阶段（９月２２日至１０月上旬），主要任务是继续扩大对交通破袭的战果，重点是袭击交通线两侧的敌人及摧毁深人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取得了重大战绩。这阶段中也一度不适当地发动了对几个县城及坚固据点的强攻，或久攻不下，或得而复失，给我军造成一些损失。

经过两个阶段的作战，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从１０月６日起，日寇调集重兵先后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我太行区、太岳区、晋察冀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随即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作战，最后至晋西北反“扫荡”结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抗日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八路军和决死队共作战１８２４次，毙、伤日军２万零６百余人，伪军５１００余人，日伪军被俘１８００人，投诚与反正１９００人；破坏铁路４７４公里，攻夺据点２９３处；缴获各种火炮５３门，轻重机枪２２４挺，长短枪５７５９支，击毁敌机６架，坦克和装甲车１８辆，火车头３４辆，车厢４４９节，破坏公路１５００余公里和大小桥梁、隧道、车站、煤矿、仓库等近３００处；解放县城４０余座（最后巩固２６座）。当然，我军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据统计，我军阵亡５４９５人，负伤者约１．　１万人，失踪７４６人，还有几千人次在战场中毒．由于敌人在报复“扫荡”中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严重损失。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百团大战态度的变化，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９月４日，**向**、彭德怀发出了嘉奖电．卫立煌在８月２６日、２８日两次致电**，对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至深佩慰”，盛赞：“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从９月６日至２５日的２０天中，卫立煌采取了积极行动，命令所部从南线向同蒲路南段之敌进攻．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这是从第一次**高潮结束以来，国共两军首次出现的团结抗敌的良好势头。可惜．这种局部性的配合作战行动也因**的干预而中止了。**发现百团大战的影响非同小可，不久就由喜变忧．不但停止了军事上的配合，而且于１０月２０日严令国民党战时新闻检查局，以后绝对禁止各种报刊登载‘百团大战”这一名词及有关新闻，同时他还加紧了在华中**的步伐．

**对百团大战感到兴奋，提出还应组织类似的战役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期间指责彭憾怀说：‘百团大战是大战现念．”意思很清造．说彭德怀是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的。这里．需要回答的是．”大仗”就一次也不能打吗？

我认为，从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肩负的伟大历史资任来看，发动这次战役是完全必要的。在百团大战之前，八路军经过三年的广泛游击故争．已逐步成为华北敌后的抗日主力军．华北解放以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战场；迅猛发展的敌后抗日形势说明．人民游击战争在扰战中的地位和作川十分龟要。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一贯歪曲和贬低中共领导的游击战争，由于在故争问题上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后方人民和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于人民游击战争的特殊地位并不甚了解，甚至存有某些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抓住适当时扭发动百团大战，就不仅仅是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它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以至对人民的教育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八路军以实际行劝打破了国民竟当局散布的共产党“游而不击’”的欺骗宣传．使全国各界都受到了极大鼓舞．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直至今日，包括某些站在台湾当局立场的历史学家．也不能不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予敌重创的重大战役，是对抗战作出了较大贡献与牺牲的。

第二，人路军在华北打退第一次**高潮不久，就组织了打击日寇的百团大战，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为抗日才反摩擦的。这种‘击敌和友”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的积极**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似有利于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国民竞军队中的爱国官兵．而且有利于制约国民竟当局对抗日的动摇。

第三，百团大战本身也有力地证明了人民游击故争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和重大作用．如果没有几年游击战争的发展基础．就不可能有组织百团大故的能力，另方面．人民军队也不能长期停留在游击战争的水平上，而应当在实故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军政素质．积百力童．提高部队的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以适应未来对敌进行战略反攻的要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讲得很清楚：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而残酷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也才能解决战争的命运。

第四，从总体上讲，发动百团大战并不违背中央制定的‘草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抗战进入第四年的情况下，战争形势有了新的发展，有利条件下运动战已经不应当成为种忌讳了，我们从三年来八路军作战的些数字来比较，在发动百团大故之前．八路军在华北共作战９６００余次．消灭日伪军（包括毙，伤，俘和投诚）２２．６７万余人（日军占１３　．　０６万余人）．基本上都是游击战争取得的战绩．百团大战虽然战绩辉煌．但远远不能与上述游击战争的总成果相比较．再者．从百团大战的性质看．它只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游击战争性质的战役进攻。它投入兵力虽多，但不是集中在一个战场上，而是跨了几个省区，分布在众多的点线上遍地开花。其中，有相对集中兵力的运动战，但更多的仍然是采取隐蔽突袭、破路攻堡、伏击援敌等游击战术，虽然也组织过几次不适当的对坚固据点的攻坚，但不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如果硬说百团大战是搞战略进攻，是不客观的。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曾指出：不要说百团大战是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现在还只是游击性的反攻。他实际上是强调了百团大战的游击战争性质。

**是敌后游击战战略方针的主要倡导者和中共中央军委的主要负责人，他在百团大战期间和战役结束后从来没有批评过这次战役，相反，他给彭德怀发电时还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还向前方各战略区发出指示：“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这说明，中共中央和**当时对百团大战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

百团大战是“引火烧身”，还是为战胜必然要到来的严重困难准备了条件

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但引出的结论则有失于偏颇。

首先，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战绩。借用经济学的词汇来说，这叫“有形资产”。然而，百团大战获得的“无形资产”也是极其宝贵的，这就是华北解放区军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八路军战斗力的大大提高。

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八路军在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１９３８年底发展到１５万余人，１９３９年底增加到２７万人，至１９４０年百团大战时发展到近４０万人，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军。连日本军方也承认：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０年“为中共扩大势力的高峰期”．然而，由于部队中新成分大量增加，与抗日形势的发展要求就有些不相适应。经过百团大战，在复杂的战役准备和战役实施过程中，各级指挥员都普遍增长了经验，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部队在持续的战斗中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与考验，政治、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由于在战役中缴获多，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地方党、政、群各级组织在保证、配合战役过程中也相应地得到了巩固与提高．百团大战之后，人民战争的作战形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地道战、地雷战等），集军事、政治、群众、敌工等各项任务于一身的敌后武工队也迅速发展起来。虽然经过百团大战部队在数量上有些减少，但质量是明显提高了。所有这一切，就为华北敌后军民克服即将到来的严重困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百团大战引起了敌人的重视，这也是华北敌后斗争进人更艰苦阶段的直接原因之一，但正如上述，这不是根本原因。而且，彭德怀９月２５日在北方局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已正确估计到百团大战胜利的影响可能会使华北的斗争更趋于严重。他说，“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他还告诫大家“要防止骄傲轻敌”。这一番话表达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预见性、民族正气和全局观点，深为感人。１９４４年４月，**在总结相持阶段以来抗战的情况时曾指出：“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彭德怀上述讲话和**这番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百团大战确实是“刺激”了敌人，但刺激也好，不刺激也好，敌人是不会对中国人民发善心的，残酷的“扫荡”、“蚕食”、“囚笼政策”、“三光政策”照样会加到华北军民的头上。当然，对敌人的“刺激”也要讲点策略，还应有预防手段，这是另一回事。

总之，应当理直气壮地充分肯定百团大战。关于这次战役，并不存在该打不该打的问题，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打得更好，这方面是有一些教训应当吸取的

作文三：《百团大战功过的历史评价》2300字

百团大战功过的历史评价

口韩渝

２０１０年是“百团大战”七十周年纪念。七十年前的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彭德怀等将领的指挥下，于华北敌后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破袭战。共进行大小战斗１８２４次，歼灭了日伪军五万余人，缴获枪支６０００支，摧毁敌据点２９００多个。

这场历时三个半月的战役后来被命名为“百团大战”，日本人哀称此役为“挖心战”。然而，这场打得日本人心痛的大胜仗却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争议最多的军事战役，对它的评价亦大起大落，指挥此役的彭德怀也遭到暴风骤雨般的批评。

一场大胜备受诟病

１９４０年９月４日，**致电**和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立即给彭德怀发来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可组织一两次，”

彭德怀自己也认为：“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但是，在１９４１－　１９４２年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对百团大战的评价就变了风向。

１９４４年４月，**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１９４０年底以前这个阶段，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这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出来，这批评的是彭德怀和百团大战。

接着，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０日，陆定一在“七大”的发言中说：抗战时期，在华北一般地说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但是有两次严重的错误：一次是十二月会议以后，－次是百团大战，是很大的错误。同一天，刘伯承的发言批评百团大战是“原则的战略错误”。

就连参与百团大战的聂荣臻也认为，尽管“百团大战战果是巨大的，总的来说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胜利之中也有比较大的欠缺和问题……主要是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来搞我们。同时，使得**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

在１９４５年的“华北座谈会”上，面对猛烈的批评，彭德怀被迫对百团大战做了检讨：１９４０年的百团大战……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过早暴露了自己的力量，把日本军队主力从正面战场吸引过来，有利于国民党……这很明显是民族主义模糊了阶级立场。

检讨是做了，但彭德怀心里始终不服，在彭德怀的自传中，他承认百团大战中有对日军进攻方向判断上的失误，但对于“百团大战”暴露实力的批评难以接受。

彭德怀说：“**’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了**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由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摩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摩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坚力量。”

彭德怀没有上报，

在由百团大战产生的对彭德怀的一连串批判中，最严重的一条就是有人指责彭德怀搞“独立王国”、事前没有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就“擅自发动百团大战”。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党指挥枪的传统，按照常规，八路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须报中央军委批准。但彭德怀发起的这场八路军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却仅有八路军正副总指挥**、彭德怀和副总参谋长左权联合签署，没有中央军委的授令。

难道彭德怀真的没有上报中央，

事情得从１９４０年４月说起。据聂荣臻回忆，４月下旬的一天，在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左权和聂荣臻在八路军总部商谈问题，彭德怀提出要打正太路，“百团大战就是那个时候决定的……他们（指彭德怀等）提出来要把正太路搞掉，把两个区打成一片。我说，这当然是好事情。……后头，发展成所谓‘百团大战’。”

关于百团大战的战略预案在八路军总部决定后，彭德怀于７月２２日给各区发出《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了中央军委。延安方面收到该电文后，当日抄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王稼祥及张闻天、王明、康生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人。

“**”之后，人们在档案馆里查到了《战役预备命令》通过无线电波发到延安后的收文原件，证明它当天就被抄呈**、王稼祥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有关领导人了。

另外，彭德怀和左权于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２日午后发出的那份为百团大战定名的电报也上报了中共中央军委。这些电报也存在延安档案中，有案可查。

但是，最终下达“百团大战”命令时，彭德怀的确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对此，彭德怀这样申述：“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的震动，大概比预定的时间提早了十天，故未等到军委批准便提早发起了战斗。”

另一方面，在彭德怀看来，像破袭正太路这样的作战计划是游击战争中常搞的事情，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至于暴露八路军实力一说，也非彭德怀最初意愿。因为在８月２０日行动命令下达后，八路军总部部署的参加正太铁路破袭战的军力是２０来个团，到了８月２２日八路军总部首次综合战情时，彭德怀才意外地发现，竞有１０５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也就是说，其中有８５个团“没打招呼”就直接投入战斗了。

因此，“百团大战”实际上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一级机构发动的，而是华北八路军全体将士主动参战的结果。

（摘自《翻阅日历》２０１０年第９期）

作文四：《百团大战的评价为何饱受争议？》2100字

百团大战的评价为何饱受争议？

百团大战的评价　百团大战是发生在抗日时期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规模很大，而且时间持续很久，双方战斗策略在此次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百团大战以八路军胜利而结束。提到百团大战的评价，可以从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来评价。

首先，百团大战不仅将中国军队的革命精神表现的很突出，而且还破坏了日军的主要交通干道，这对日军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在当时国民党军队因为种种原因有向日　方妥协的倾向，此次百团大战的取胜，让国民党又看到了与共产党合作取胜的希望会更大，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制止了国民党投降的想法。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得外界　对八路军的评价更好，威望也有所提高，百团大战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一个辉煌的篇章，中国军队誓死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决心更强，从而使得后期作战时，军队士　气更佳，取得胜利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可百团大战的评价也并非都是积极的，这场战争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在百团大战中，共产党将的军事力量有　所暴露，使得再次和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只给了共产党很少的军备物资，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是想故意的保留一部分物资，所以想通过各种办法来遏制共产党　的发展，于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便越来越多，最后的“皖南事变”和百团大战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有非常大的关系。

真实的百团大战

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一点一点深入，且手段愈来愈残忍背景下，日军想要通过自己这种凶残的方式让中华民族为之屈服，乖乖的做他的殖民地。

一部分民众及当时在台的中国国民党有一些高层还真的走进了日本想要的状态中，他们对于中国能否抵抗日本已不抱有幻想。但有这样一群人却依旧垂死挣扎着，那就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他们的积极应战的心态下，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日渐变得强大，其规模也日益变得壮大。这对于想要让被侵略的中国　乖乖投降的日本军队，是

他们所不想看到的。日军随即开始对于华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敌后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结果却不是很理想。

１９３９年入冬，日军开始计划以当时其重要的铁路交通线，即从河北至太原的正太铁路为主线，来切断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和河北敌后革命根据地的联络，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武装　力量被削弱，作战空间被压缩。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２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部就日军所谓的“囚笼计划”作出了应战预备命令，要求突袭日军在华北地区　的主要运输铁路干线即正太铁路，破坏日军的主要公路运输，桥梁运输以及日军掌控的车站。在预备命令下达后的第１７天，八路军总部以**、彭德怀和左权为指挥官的正太铁路的行动命令下达，正太战役开始打响。至第三日，参加战斗的规模达到了１０５个团，因而正太战役被彭德怀称为是百团大战。在持续了三个多月后，百团大战最终夺得了胜利。

百团大战的特点

抗日战争以来，**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极度抵触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受形势所迫，国民党不得不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但是始终没有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战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役，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阻击日本侵略者的正面战场，提升了共产党的地位。

百团大战的特点之一，就是规模大。彭德怀制定作战方案时只调动了二十多个团参加此次战役，但是当战斗打响之后，各路人马自动加入抗击日伪军的队列当中来，以点连线，再结线成面，形成极具战斗力的军队建制，团结了共产党内部力量，有力的打击了敌人。

百团大战的特点之二，就是持续时间长。晋察冀地区的日寇十分猖獗，扫荡活动进行的非常密集，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很难得到健康发展。自百团大战打响以来，民兵组织、游击队都自动加入到战斗中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战役耗时三个月之久。

百团大战的特点之三，就是战斗成果意义重大。游击战将敌人内部搅得鸡犬不宁，特别是切断了敌军的运输通道，阻碍了援军的到来，使日伪军部队难以大规模集结，　这也就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百团大战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此次战役扭转了这样的状况。主动出击有利于掌握战况，极大的鼓舞　了人民的抗战信心。

百团大战的目的

１９４０年８月８日在中国华北地区打响的百团大战，其　主要目的在于遏止日军诱导中国投降的企图，让日军想要快速向中国的南方地区侵略的步伐放缓，将日军的“囚笼计划”扼杀在了摇篮里，更是高涨了中国人民对于　中国共产党的信心，中国能够成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信心，除此之外，这场战役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地位。

在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大多以游击战的形式与其抗衡，国民党内部却是分成了两派，亲日派和爱国派，国内的形势日益严峻。在日本军队对于中国一点　一点的啃噬中，中国人民对于抗日战争胜利所抱的幻想在最后的内心底线下挣扎，对于中国当时的武装力量也日渐失去了信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　军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广，意欲向着中国的南方地区前进。但在日军后革命根据地日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让日军开始有些忌惮。日军实施了几次清剿，　但效果都不算是很理想，于是日军便制定了以铁路为支柱、以公路为链条、以碉堡为铁锁的“囚笼计划”，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力量切割开来，断了他们之间的联　系。中国共产党分析形势后，便制定了应战日军“囚笼计划”的正太战役。在战役开始后，陆续参战的人员越来越多，到了第三天直接达到了１０５个团，因而被称　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多月之久，最后胜利。

作文五：《百团大战的评价为何饱受争议？》2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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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的评价为何饱受争议？

百团大战的评价

百团大战是发生在抗日时期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规模很大，而且时间持续很久，双方战斗策略在此次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百团大战以八路军胜利而结束。提到百团大战的评价，可以从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来评价。

可百团大战的评价也并非都是积极的，这场战争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在百团大战中，

所暴露，使得再次和国民党合作的时候，国民党只给了共产党很少共产党将的军事力量有

的军备物资，国民党意识到共产党是想故意的保留一部分物资，所以想通过各种办法来遏制共产党　的发展，于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便越来越多，最后的“皖南事变”和百团大战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有非常大的关系。

真实的百团大战

在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一点一点深入，且手段愈来愈残忍背景下，日军想要通过自己这种凶残的方式让中华民族为之屈服，乖乖的做他的殖民地。

：／／．ｌｉｓｈｉｑｕ．／ｎｅｗｓ／４１７３７．ｈｔｍｌ　他们所不想看到的。日军随即开始对于华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敌后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结果却不是很理想。

百团大战的特点

：／／．ｌｉｓｈｉｑｕ．／ｎｅｗｓ／４１７３７．ｈｔｍｌ

百团大战的目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　军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控制范围越来越广，意欲向着中国的南方地区前进。但在日军后革命根据地日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让日军开始有些忌惮。日军实施了几

但效果都不算是很理想，于是日军便制定了以铁路为支柱、以公路为链条、以碉次清剿，

堡为铁锁的“囚笼计划”，将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力量切割开来，断了他们之间的联　系。中国共产党分析形势后，便制定了应战日军“囚笼计划”的正太战役。在战役开始后，陆续参战的人员越来越多，到了第三天直接达到了１０５个团，因而被称　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多月之久，最后胜利。

作文六：《对百团大战全景的初步探索》5100字

百团大战是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１８集团军）在华北对日寇发起的一次重大攻势，给予华北日寇以沉重打击，就算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把这一战列入了二十二次大会战之一。

可是，近日，某些跳梁小丑居然把谣言造到了这一场战役上，说什么：“百团大战主要就是在夜里破坏公路铁路，不和鬼子接触，又不是正面突击战，能会有多少伤亡。”

既然有人造谣，本人当然不能坐视，于是，本人根据多方史料进行了汇总，就以问答的形式，谈一谈这一场席卷华北大地的百团大战：

问：百团大战前中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

答：百团大战发生时，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内部及许多国人看不到抗战的胜利前景，开始悲观失望，“亡国论”和“投降论”在大后方市场越来越大，中华民族笼罩着一种低沉的气息。

问：百团大战发生前，国民党军队针对中共方面主要在做什么呢？

答：自１９３９年４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限共、防共、溶共的所谓政策，至８月份又秘密发布了所谓进攻沦陷中共军队为：“合法军事行动”的命令，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中旬，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陆续发布：如《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办法草案》等等，旨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防范、限制、排斥乃至打击；并于１９３９年底至１９４０年春掀起第一次**高潮。国民党军胡宗南、阎锡山、刘戡、范汉杰、石友三、朱怀冰等纷纷向中共部队杀来……不断挑起摩战和流血事件，中共旅长郝玉玺等数以千计的将士倒在了国军的黑枪之下……

问：百团大战前的日本鬼子对中共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呢？

答：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限制和打击，小鬼子当然也不肯放过这样大好的时机，它们自１９３９年冬以来，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以交叉网络的格式，修建的公路与铁路达１５０００多公里，建立据点碉堡楼等达３７６０多个。以一个个网格一样纵横在华北大地，并以此为依托，频频向中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１９４０年３月初，日军调集其独立混成第２、第１５旅团及伪军一部共９０００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平西区进行“扫荡”；

２月下旬，日军调集５０００余兵力，对晋西北的五寨、静乐、临县、方山、文水及交城以西等地进行春季“扫荡”；

３月１７　日，日军第１１０师团等部又出动６０００余兵力，分头“扫荡”滹沱河以北、潴龙河以东、滏阳河以西地区；

６月５　日，日军集中第３５师团及

骑兵第４旅团共６０００余人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之濮阳地区进行“扫荡”；

６月６日，日军第１军独立混成第３、第９、第１６旅团及驻蒙军两个支队计２万余人组成“讨伐队”开始出动；

……

在反击日寇扫荡的同时，我英勇的八路军也对日寇发动了：邯长公路破击战，平汉铁路破击战，白晋铁路破击战；武沙公路破击等战役行动，可是我中共领导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依然从１９３９年的１０３个县城，减至几个山区小城，可谓危机重重。

我们就此可以看到，抗战进入１９３９年下半年，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在华北可以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我军要生存，即要对国民党进行合理斗争，又必须打碎小鬼子的囚笼。

问：中共对国民党采取了什么样的方针呢？

答：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八路军１２９师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给予适当回击，同时，**将军和以民族大义为先的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等很快达成了停火协议（卫立煌将军一度因此被国民党政府革去二级上将军衔）。转过头来，将目标对准了小鬼子。

问：和国民党军停火后，中共准备怎么样对付小鬼子呢？

答：刚才我们谈的是“百团大战”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本来叫做：“正太路破袭战役”，因此我们又必须先说说正太铁路。

正太铁路，由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２００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是连接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的纽带，是日军获得山西煤炭资源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日军施行“囚笼政策”的最重要支柱。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１０至１５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八路军总部、第１２９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

问：“正太路破袭战役”也就是百团大战的决策和战役经过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如果能把“正太路”这条日寇手中的长鞭斩断，可使日军在山西的一切运输补给失去保障；有利于将太行、晋察冀边区这两大基本区连成一片。中共杰出的军事家**、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等经过认真讨论后，决定于１９４０年８月份，发动正太铁路破袭战役。要求参加正太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２２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派出１０个团，第１２９师派出８个团，第１２０师派出４至６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如果需要配合作战，

由各军区自行安排兵力。

这就是我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和兵力最初部署。

本人查阅了多部史料，虽然对百团大战记述的有详有略，但是都将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

现在我们分阶段地谈一下百团大战的经过：

一、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至９月１０日为中共军队的第一个主动进攻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参战各部同时向日军正太路沿线发动全面攻击，八路军两度攻克军事重镇娘子关，攻克了坡头、辛庄、赛鱼、铁炉沟、小庄、张庄、上湖、和尚足、马首等车站和据点，袭击了磨河滩车站、上安车站、头泉车站；攻克了日寇占据的井陉煤矿和攻克康家会等地。进行了狮垴山阻击战，强攻东团堡等战斗，并与小鬼子第４、第９混成旅团发生激战。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是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战役开始时也被称为“正太路破袭战役”。

作战初期八路军兵力部署异常隐蔽，日军直至战斗打响才发觉中国军队的动向，小鬼子荒乱中将９个独立混成旅团投入战场。在这一个阶段中，我军使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并破坏北宁铁路、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井陉煤矿亦遭破坏。

二、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１上旬是百团大战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我军的第二个进攻阶段：这一个阶段里，中共八路军向日寇发动了第二轮进击：

八路军各部主要进行了涞（源）灵（丘）战役、榆（社）辽（县）战役、同蒲路宁武南北段破袭战役、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　笆破袭德石路、邯（郸）济（南）路战役等。

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八路军首先向驻涞灵地区的日军第２６师团、独立混成第２旅团各一部发起了攻击，取得了涞灵战役的胜利；

为了策应涞灵战役，中共军队同时破袭北宁铁路、津浦铁路，德石铁路，沧石公路，并进行了任河大肃战役，取得了毙伤日伪军１１００余人，俘日军３人、伪军３３６人，缴获枪３００余枝，摧毁据点２９个的战果；

八路军一部又向侵占榆辽地区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４旅团第１３大队发动了进攻，被称为榆辽战役；

榆辽战役进行的同时，也破袭了德石、白晋、同蒲铁路和邯济、邯长（治）公路等；

在这一阶段中，八路军还袭击了忻县以北的奇村、楼板寨、忻口，激战黄松沟、上庄等，扫除了一些据点，一度控制了原平至朔县段，断敌交通。袭击了离石、柳林、五寨、义井、岚县等日、伪军据点。

三、１０月上旬至１９４１年１　月２４　日是百团大战的第三个阶段：这一个阶段就是要保持百团大战的战果，反击小鬼子的报复性“扫荡”。

百团大战进入１０月份，小鬼子已从挨打

中明白过来了，调集重兵，向中共军队进行全面反击：

自１０月１９日起，我军在**、彭德怀和左权、聂荣臻、刘伯承、贺龙等将军的指挥下，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作战：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太行抗日军民反“扫荡”作战，其作战对象是日寇第３６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４旅团，我军于１０月底取得了著名的关家垴战役的胜利，也取得了太行一线的决定性胜利。

我太岳部队抗日军民反“扫荡”作战，其作战对象是：日寇３７、第４１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各一部，我军于１２月上旬将日寇击退；

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于１２月３日发起阜王战役，至１月３日将日寇第１１０师团、独立混成第１５旅团、独立混成第８旅赶出根据地；

晋西北抗日军民军民反“扫荡”作战连续袭击了临县、下曲镇、神池、阳方口、义井、解家岭等据点，展开多层次游击战斗，于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４日将分路前来扫荡的小鬼子第３７、第４１师团，日寇独立混成第３、第９、第１６旅团等赶出根据地。

自此我中共领导下华北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取得完胜。

长期以来，关于百团大战，还有几个众说纷纭，也是人们最关心的主要问题，本人把这几个问题分而答之：

一、百团大战的指挥者是哪位将军？

答：下达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作战命令者均为是中华名将：**、彭德怀、左权；行使前线总指挥权利的是彭德怀将军。

二、原定为：“正太路破袭战役”的战役，为什么变成了“百团大战”？

答：是因为战役发动后，中共军队陆续投入的兵力为１０５个团级编制；彭德怀将军为此将战役定名：“百团大战”。这是历史上唯数极少的以参战部队编制定名的战役。

三、“百团大战”是不是只是晚上破坏了一下铁路线？日寇先后投入的部队有哪些？

答：百团大战以破袭正太路为目标，正太铁一线的日本鬼子能同意么？各地小鬼子的据点能同意么？你首先得消灭正太路一线的日本鬼子，打掉它的据点。所以那种：“百团大战主要就是在夜里破坏公路铁路，不和鬼子接触”的说法，是某些败类的无耻谎言。

在百团大战中，日寇投入的部队计有：１１０师团全部；２６师团、３６师团、４１师团各两个联队；３５师团、３７师团各一个联队（共计８个联队）、日寇之第１、２、３、４、５、７、９共七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第６和第１５独立混成旅团大部；另有华北的几乎绝大部分的日寇之移民（武装侨民）；另外还有汉奸部队：伪治安军、伪蒙军、伪满洲军、伪警备队、伪警察、伪宪兵及日寇特务机关。其中日寇第２、３、４、５、１０混成旅团损失过半，第３６师团和２７、１１０师团二十七师团均

遭沉重打击。

四、百团大战中我军斩获如何？

答：据我军战报称：歼日伪军各２００００余人（含毙：伤、俘，降总数），歼敌在４００００人以上，共计缴获：俘骡马１５１０匹，军犬２９只，军用鸽５７只，步马枪５４３７支，手枪２８１支，轻机关枪１７９挺，重机关枪４５挺，山炮１６门，八八式野炮３门，平射炮８门，迫击炮２６门，信号枪４１支，军刀１９１把，瓦斯筒２３４个……当然其它军用物资，本人粗算一下大约能装备１００００余人，按照正常缴获概率，中共宣布的歼敌统计应大体合适。

五、有人说中共中央认为百团大战暴露了中共的实力，彭德怀将军因此被批，是真的么？

答：这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百团大战的拟定与指挥者并非彭德怀将军一人，而是包括以**将军为首的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左权、贺龙……等中共名将，可以说是一个军事集团，要批就不是批一个人了。

其次，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持绝对支持的肯定态度。

大家想想：百团大战至自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开始至１９４１年１月下旬方才宣告胜利结束，如果中共中央不支持，在８月２１日就可以下达命令阻止百团大战的进行，让这一场战役变成虎头蛇尾，可是“百团大战”一直进行了５个月，计１５０余天。这个事实不就是对谎言最好的回击么？

中共中央对百团大战一直持大力支持的态度，并向八路军各部下达：“……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

据彭德怀将军的自述中记述，中共中央询问的是：这样的战役是否再组织两次？而彭将军回复的大意是：此次大战暴露了我军实力，日军主力已向我军压来，再组织一二次不太现实了。从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年的中共军队和日军进行的多次会战来看，彭德怀将军的答复是正确的。

六：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损失大么？

答：当然不小，伤亡了自决死第３纵队政治委员董天知将军（牺牲）以下１７０００多名官兵。

七：百团大战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答：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寇的“囚笼政策”政策，巩固了和扩大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同时，有力地减轻了日寇国民党抗日友军的压力，支援了国民党抗日战场的作战，抑制了“亡国论”和“投降论”的逆流。大大提高了中华军民的胜利信心。

仅此一战，就能确定中共领导下的军队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作文七：《百团大战的起源》1900字

百团大战的起源

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八路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第１２９、第１２０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３天，八路军参战部队已达１０５个团，故称此为“百团大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就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开始遭受世界法西斯的残暴蹂躏。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揭示着全国抗战的开始，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表现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也涌现出众多的爱国人士。当中国人民在进行艰苦抗战的同时，有些人看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战无不胜，臆想中国武器不如人，无法战胜强大的日本，投降派开始滋生。在日本侵略者的诱降与威胁下，抗日不坚定的中国人开始表现的消极抗战。１９３８年秋，日本相机占领武汉和广州，由于日军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财力、物力不足，抗日根据地威胁后方。与此同时正面战场连续失败，人民抗日力量还需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打败侵略者。抗日战争相继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为了扭转不利形势，开始改变进攻策略。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坚决的“大扫荡”，实施“囚笼政策”，企图清除沦陷区的抗日力量。在这种政治阴影下，国民政府也看到日本法西斯的强大无比，变得消极抗战积极**。

日本军队在占领广州、武汉形成了一条北起山西、东至贵州的广阔战线，又面对其占领区内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处于战略要求日本放弃了以国民政府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准备太平洋地区的战场与美国决战。转而以抗日根据地为目标，进而巩固已有占领区。因此自１９３８年秋日本便开始大规模的政治诱降，希与国民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而汪精卫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展开受到争议的叛国运动。

此时美、英两国也在面对法西斯力量令人窒息的压力，希望以国民政府的退让换取德日进攻苏联的承诺。１９３９年初，面对日本政治攻势的国民政府**投降的倾向日见明显，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则确定了一系列违背抗日统一战线的举动，并展开对日秘密谈话，希望展开停战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和投降妥协的思想弥漫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振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打破敌人的“囚笼”封锁，共产党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百团大战”。

背景之一：克服投降危机

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出于战略要求从１９３８年秋开始政治诱降，希望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议和。汪精卫已于１９４０年３月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同时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

中国投降。这样就是中国抗战局面亦处在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机到来。由此可见，发动百团大战的重要原因是国内抗战中存在投降危机。要避免避免中国发生“东方慕尼黑”，一场能够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的胜利显得十分必要。

背景之二：增强全国人民的抗战自信

自抗战爆发以来，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抗战指导越来越显得松弛，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得到解放，抗战政策的制定更加灵活主动。另外，共产党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进行土地改革。农民得到了土地，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他们变得更加积极支持抗战，纷纷加入抗日力量。地主也保留了自己的地租，也积极支持抗日。“三三制原则”更加调动了各个阶层的抗战热情，共产党的在群众中的威信逐渐树立起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日作战，群众基础存在。所以共产国际作用的消逝及共产党在群众中威信的确立是的共产党能够依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形势适应的政策措施。

背景之三：向日军要物资

必须继续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在人力物力已经发生困难的区域主要的方针是巩固，而在其他区域的主要方针是扩大，并在扩大中巩固之，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势

力壮大。由于共产党军队在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军队总数不断增加，随之增加的军费也在不断上涨。恰巧面临着日军的“囚笼政策”和“三光政策”的大肆推广，日军频繁的大扫荡使得共产党的物资极度匮乏。向国民政府索要军费无果而终，获得足够的物资以支持着庞大的并且一直在增长的军队变得棘手而紧迫，最终的战役确实缴获和破坏了其日军大量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它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

作文八：《百团大战的意义》1300字

为什么说百?团大战的胜?利具有伟大?意义呢，

你知道百团?大战因何而?伟大么，

拿什么来见?证我们的星?火燎原，

拿什么来见?证他的光辉?，

从小学到高?中，百团大战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是光?辉的一页，彭老总在我?们心中永远?都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百团大?战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

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从一九四？年八月二十?

日开始，出动兵力从?二十余团发?展到一百零?五个

团，在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

和沿线据?点发动攻击?，取得重大胜?利。百团大战

规?模很大，那么你知道?有哪些重大?的战役么，

让我们来看?看吧：〔１〕平型关战斗?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县东北?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２〕粉碎九路围?攻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日本侵略军?纠集十余个?联队三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我?山西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我军经半个?多月的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攻计划?，消灭日寇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最后将敌人?全部赶出晋?东南。〔３〕冀东大起义?指冀东人民?的抗日武装?起

１

义。一九三八年?七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二十?余县和唐山?矿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抗?日武装起义?。从七月到十?月，在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兴隆，南至渤海湾?的广阔地区?内，武装的游击?战土一度发?展到十万余?人，为建立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选自《彭德怀军事?文选》）

１９４１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中

国战场?上一手加强?军事进攻，加紧正面

战争的进攻，妄图结束中??国战争，将侵

华主力?调往太平洋?战场；另一手实行?绥

靖政策，扶植汪精卫?等降日分子?组成反动政?权，同时对蒋介?石实行诱降?招降。当时国内求?和气氛甚是?严重。为了增加抗?日信心，中央决定发?起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寇和伪军，大大振奋和?坚定了我国?军民抗战决?心。正如彭德怀?所说的“对于克服投?降危机与加?强抗战团結?起了很大作?用”。在当时的面?临投降论调?尘嚣日上的?情况下，这次大战克?服了投降危?机，加强了抗战?团結。狠狠的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一个耳?光，粉碎了国民?党一直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造势而不战?”的论调。让全国人民?和国际上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力量，表明了随着?抗战从防守?进入相持阶?段，抗日主力也?从国民党军?队转变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武装?力量肩上。从战术上，实行了八路?军、新四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

２

百团大战是?我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其政治军事?意义远远超?出了战役本?身，

共产党正因?为坚持从民?族大义出发?，顾全大

局，不怕牺牲，才以有力的?事实粉碎了?国民

党当局?散布的八路?军“不打日军”、“游而

不击”的谣言，赢得了人心?。百团大战的?历

史意义与?作用，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暴

敢于反?对外来侵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有?

着特殊的意?义。

３

作文九：《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6200字

作者：刘贵福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１９９７年１１期

摘要　　百团大战的发动是为了打破日本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以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局，制止国民党内存在的妥协危机；同时百团大战的发动也有击敌和友，加强国民党团结的目的。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在政治上，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谣言。

关键词　　百团大战；共产党；国民党；日本

百团大战与国民党有何关系？这是进一步研究这场战役不可避免要遇到的问题，也是研究抗战中期两个战场关系的重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本文即试图从百团大战发动的原因、经过及影响３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百团大战的发动与国民党的关系

１９４０年，日本在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取得胜利的刺激下，企图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然后南进。为此，日本加大了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强度。６月２６日，日军打破其“不扩大占领地”的作战方针，　攻占了长江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宜昌，摆出进攻重庆的架势，并对重庆展开大规模空袭。同时，为切断战时海外援华通道，日本政府对英法施加压力，要求英法关闭滇湎公路和滇越铁路。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同意关闭滇越铁路，英国亦同意关闭滇湎公路３个月。至此，战时中国海外通道除西北　—途外完全断绝。７月２７日，日本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发展之时局处　理纲要》，提出要适应世界形势，“集中政略战略之综合力量处理中国事变，特别是断绝第三国之援蒋行动，尽一切力量使重庆屈服。”〔１　〕按此方针，日本在加强对国民党军事压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桐工作”。

欧洲英法军队的迅速失败及日本的军事政治压力，对国民党产生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战略防御阶段遭到了巨大损失，仅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兵力损失达１００余万人；１９３９　年冬季攻势又未取得预期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宜昌陷落，日军扬言进攻重庆，引起国民党极大震动。与此同时，国民党寄希望的外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英国和法国在东亚的撤退，使中国抗战更陷于孤立境地。而世界大战爆发带来的欧美各国的输入剧减与日本对中国经济封锁的加强，更使中国抗战物资的缺乏加剧。滇缅路封锁后，大后方物价迅速上升。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出现了动摇，“国民党在国际局势激变后，已发生抗战与投降两派斗争，前者主张亲苏合共及政治改良，后者主张反苏剿共及政治倒退。”〔２〕在对日问题上，　国民党在抗战的同时，在日本的诱降活动中，积极与日周旋，甚至达成了“**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商谈停战的协议”〔３〕。中国的抗战出现了投降、　妥协的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中国共产党作了认真分析。１９４０年７月１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的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加的压力与增加的困难之下，必然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４〕７月７日，　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处于此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到来。”〔５〕百团大战的发动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析基础上。７月２２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指出百团大战的发动原因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６〕

由此可见，百团大战的发动是与国民党有密切联系的。百团大战发动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用华北的胜利，影响全国战局，打破日本对国民党的压力，制止国民党内存在的投降妥协危机。

另一方面，百团大战的发动还有击敌和友，加强国共合作的意图。众所周知，在抗战初期，国共双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持阶段到来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国民党从一己阶级利益出发，在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期间，先后发动了一系列**磨擦，以至形成第一次**高潮，国共双方矛盾一度激烈化、表面化。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高潮后，中共积极与国民党谈判，采取有理、有节的斗争，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入１９４０年以后，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共更是格外重视国共两党团结与统一战线的巩固。

１９４０年７月７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１７条政策，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强统一战线，加强国共团结。如其中的“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必然重蹈法国覆辙。过去的**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我们没有违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这个诺言的”，“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政策”，“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７〕等等，都是强调国共团结和统一战线问题。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明确下达了“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指示”，提出“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百团战的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即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并在山东与华中方面继续扩大我军之力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内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８〕

可以说，百团大战的发动和持续较长时间都是根据中央“加强团结”与“击敌和友”的方针进行的。对此，直接组织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说得更明确“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９〕

二、国民党对百团大战的反应和策应配合

百团大战爆发后，８月２７日，　八路军总部首次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了百团大战的发动和兵力配置及初期战果，并提出请国民党“电各战区，各友军部队，抑制当前之敌，以利大战进展。”〔１０〕此后，随着战斗的进展，随时向国民党通报战况及战果，八路军所在的第二战区也及时向国民党中央汇报百团大战的经过。国民党方面首先对百团大战发出反应的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卫立煌于８月２２　日获悉百团大战消息后，于２６日、２８日致电**，对八路军的军事行动加以赞扬，“查顽敌陆续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之国际交通，兄等抽调劲旅，事以迎头痛击，粉碎其阴谋毒计，至深佩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与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１１〕９月４日，**致电**和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它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１２〕对百团大战给予肯定和嘉奖。

在对百团大战赞许的同时，国民党在华北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策应配合百团大战。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卫立煌制定了“配合百团大战的攻击部署”，针对“残据晋东晋南一带之敌自我朱集团（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截断正太、平汉、同蒲各路交通后，纷纷北援”的情况，制定：军以规复晋城及晋东、　豫北交通之目的”的具体各集团军攻击计划，　并决定１１日发动攻击〔１３〕。同时，**下达了“以十八集团军百团大战为法则加强游击战的训令”，要求“各战区应以十八集团军此次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之游击破坏动作为法则，拟定本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之持久计划，加强敌后游击战，专以铁路、公路、水路各交通线与兵站、仓库、飞机场、汽车、汽油机等实施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破坏，在此游击期间，其第一要义，务使敌军不能抽调其在各地区之部队，破坏其十月间秋季攻势，造成与我军有利形势。”〔１４〕第二战区阎锡山根据蒋的指示于９月１６日制定“策应百团大战之作战部署”，　决定９月２５日发动攻击〔１５〕。**批准此部署并于１７日、１９　日先后将卫立煌部出击和阎锡山部准备出击的情况通知八路军。

国民党策应配合百团大战的部署部分地得到了实施，在晋南、晋东南的卫立煌部于１１日发动攻击。据当时第二战区战况记载：“文日，我二十七军主力向晋城猛攻，于元日曾一度攻入城内，干于东日，百官村（晋城城东北）之敌被该军歼灭过半。”“第九军连日猛攻博晋公路沿线之敌，并以有力部队由无井关突越公路，向晋城以西南猛攻中。”“长（治）高（平）之敌真子经我九三军猛攻窜入城内，并袭破太义镇（高平东北）敌粮弹车五十余辆。”“第十师于文夜已将阳城西南近郊外围各据点攻占。”“十五军于文夜攻占西三涧后，刻正与敌在郇王（绛县东北）附近激战中”，“张茅沿线之敌被我第四集团军不断派队袭击破坏，并以另一部进出水头镇至运城间，企图截断同蒲路及威胁安运之敌飞机场。”〔１６〕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中共方面也给予很高评价，指挥百团大战的刘伯承同志说：“最近在晋南以及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在卫司令长官英明指挥下，积极出动，一致配合作战，消息传来，令人感奋不已。”〔１７〕然而，国民党这种配合又是有限的，９月２５日，　卫立煌根据八路军第一阶段攻势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令主攻晋城的部队停止攻击，主力向后引控〔１８〕。９月２７日，　**也根据八路军第一阶段攻势结束的情况，提出“晋南、晋西部队无需单独作战，该方面即行停止攻击。”〔１９〕这样阎锡山２５日全面出击的作战部署未及全面实施即作废了。

三、百团大战对国民党抗战态度的影响

百团大战历时近４个月，战区遍及华北，　战斗１８２４　次，　歼灭日伪２００００余人，对国民党产生了很大影响。

第一，在军事上，百团大战在华北予日军以重大打击。受到百团大战打击的日军“从各地兵团到各军、方面军，都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改变了对中共的看法”〔２０〕，因而被迫从华东、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回华北，这样就直接减轻了日军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支援了国民党的抗战，也使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进入１９４１年以后，侵华日军作战重点完全指向了华北占领区。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则越来越少。日本对华方针已由彻底解决转入了持久性作战。

第二，在政治上，百团大战打破了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等谣言。百团大战在国统区产生巨大影响，百团大战爆发后，许多报纸将华北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比较。《大公报》载文说：“宜昌战后三个月，各线无大战事，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整理补充，以备下一次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望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了北方的捷音。”〔２１〕《力报》指出：“担应华北出击的主力部队在装备方面及军事技术训练方面都不及一般部队，但是他们终能以劣势装备在敌人统治比较巩固的华北予敌重创”，是因为“这个部队具有长期的战斗经验，高度的民族觉悟与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认识，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力报》还号召“要学习华北的光荣模范，各部队在作战时就应协同动作，而不应保存实力，按兵不动，予敌以可乘之机。”〔２２〕在百团大战期间，《新华日报》更是多次发表社论，宣传百团大战的意义。通过百团大战，八路军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

第三，百团大战还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动摇倾向。如《力报》所说“华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敌机一百七十架狂炸我陪都，市区大火、精华悉付一炬之时。……敌机之继续不断地向我陪都猛烈施行轰炸，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恐怖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配合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抗战意志，华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政治阴谋，坚定了全国抗战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２３〕１９４０年９月以后“桐工作”不得不中止了。尽管国民党放弃与日　妥协的尝试是多方面原因所导致，但百团大战的胜利及由此而掀起的全国广泛规模的抗日高潮是制止国民党内部动摇妥协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四，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新的**高潮的有力武器。百团大战在牵制日本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打击妥协势力，打破国民党**谣言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在击敌和友和加强国共团结方面，却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在对日方面，国民党内部虽存在妥协动摇的一面，但在整个中日民族矛盾没有解决，国民党与日本矛盾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国民党仍有抗战的一面，因而在华北采取了一些配合百团大战的措施。但在国共关系上，国民党却仍从其一己阶级利益出发，其**的一贯方针并未因百团大战而改变。在百团大战的进行过程中，**电令大后方报刊对百团大战及有关新闻，　“绝对禁止登载”〔２４〕，以限制中共及八路军的影响，也正是在百团大战进行的过程中，　国民党连续发出皓电、齐电，筹划新的**活动。对此，**在１２月２２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指出，“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正发动**新高潮，我们尚需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２５〕这样，百团大战又成为反对国民党**的舆论武器。通过百团大战而增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是中共能迅速粉碎国民党第二次**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于１９９６年９月１０日收到。

注释：

〔１〕〔２０〕何理编：《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８０、４４０页。

〔２〕《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　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１页。

〔３〕日本防卫厅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３卷，第２分册，　第５４页。

〔４〕〔５〕〔６〕〔７〕〔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４〕〔２５〕《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６、８、１５、９、１０、１３、１４７、　２２４、２２８、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６、４３６、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７、１４页。

〔９〕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４１页。

〔２１〕《大公报》１９４０年９月５日。

〔２２〕〔２３〕《力报》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２日。

作者介绍：刘贵福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副教授

作文十：《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19200字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日军在受到百团大战的强烈打击后，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笔者一向认为，百团大战是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认识的转折点。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　期上曾发表过《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一文，文中，从日军对中共情报工作，对伪政权与伪军警的利用以及兵力部署的特点等方面，分析论证了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不足问题，并指出；“这种认识不足，集中表现在，日本认为共军只能打零星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完全没有考虑或预测到中共能集中兵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注：丁则勤：《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本文是《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一文的姊妹篇。本文旨在论证，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由于对中共力量认识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本文将集中论证，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如何总结了经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本文还将说明，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著，采取把百团大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背景，这样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　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预料

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战役开始以前，必然有很多准备工作。侵华日军如果仔细侦察，一定可以得到若干重要情报。事实上，在百团大战打响以前不久，日军确已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据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３日向日本政府陆军次官的报告，谈到在回顾百团大战以前八路军的动向征兆时说，日军实际上已发现“八路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在此次袭击约一个月前，即令很多密探进行侦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井陉煤矿附近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有预先警觉而逃避的”。日军还发现，在八路军发动袭击以前，有征集民工、搬运工具、积聚粮食等物资的动向。还有，“在石门地区发生丢失修理铁路的工具，以及铁路仓库起因不明的火灾等情况”。（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日］朝云新闻社出版（日文版）（以下凡引自《战史丛书》者，均为该社出版之日文版，不再一一注明），第３４１页。）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最主要的战场是在正太线。在整个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４９个团，一二九师部队先后出动３８个团；其中，第一阶段用于攻击正太线之敌的总兵力约为２０个团。（注：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８８—１８９页；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００　页。）这样多的部队战前迅速向正太线附近运动、集结，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严格保密，并封锁消息，仍然难免为日军所注意。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和阳泉警备队队部都设在阳泉市内。阳泉警备队部于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傍晚接到密报，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８０公里的地点驻有兵力约２０００人的共军。”“当时判断：这股共军即使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天没有采取紧急措施。另外，据说在２０日白天，阳泉街上（人口约２０００人）的情况也与平时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４４页。）除此以外，娘子关警备队８　月１８日也接到密报，大意说：“共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胧底一带南下的意图。”（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由此看来，虽有不少情报，但是这些情报并未被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各级指挥机关看作八路军即将发动攻势的前兆而予以重视。而且，更加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日方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队作战能力的情报收集得很不充分。”因而，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３９—３４０页。）日本防卫厅战史编纂官赤阪更加确切地评论说：“中共军对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出动了大部队，打的是运动战，所以完全出乎日军预料。”（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２５３—２５５页。）因此，日军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战役开始后，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了井陉新矿和娘子关等据点，对井陉新矿设备进行了彻底破坏。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攻占了阳泉至榆次间日军若干重要据点。一二○师部队破击忻（县）静（乐）公路、汾离公路及朔县至宁武间的同蒲铁路，攻克重要据点康家会。与此同时，八路军与广大群众对平汉、德石、平绥、北宁、津浦、白晋等主要交通线进行了破击。（注：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页。）随着正太路沿线的车站、据点一个个被拔除，晋察冀与一二九师参战部队连同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对铁路、公路以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大破击。

关于此次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纪录中说：“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夜，一齐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　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３８页。）

为什么日军在战前获得八路军主力部队移动的重要情报后并未对其予以重视？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编纂官森松俊夫认为：日本中央当局和中国派遣军“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以粉碎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继续抗日的企图为目标。日本整个陆军中多年来存在着“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关于防共问题，从事变开始时即为悬案。起初主要对付苏联、外蒙等共产势力，计划以蒙疆起缓冲地带作用。但是，当逐渐认识到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５７０页。）森松氏还认为：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理解不够，长期未掌握中共实际情况。还由于中共高度保密，使日方对中共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困难。（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５７２页。）森松评论说：“在华北方面军中，除部分有识之士外，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在萌芽时期予以扑灭，以致坐视中共势力壮大起来。”“１９４０年经过所谓‘百团大战’开始觉醒”。“至１９４１年，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５７５、５７６、５７２页。）此外，森松俊夫还发表总结性意见说：“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３７１页。）

二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与加紧统治华北

日本在华北地区加紧**既与百团大战引起日军恐慌有重要关系，也与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大形势有密切关系。

第二届近卫内阁１９４０年７月２６日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认为：“当兹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成和发展为基调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大考验。”（注：《战史丛书（５０）·大本营陆军部（２）》，第５５页。　）立足于德国在欧洲扩张的“良机”，日本的基本国策由原来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更进一步提出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日本统治集团的考虑是：要尽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１９４０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若不能实现，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卷，文书部分，第４６４—４６５页。）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继续以必要的兵力投入中国方面，“力图压缩、削弱敌后方之敌对政权及其领域，情况允许时，相机予以摧毁”。（注：《战史丛书（２０）·大本营陆军部（２）》，第１３４页。）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奉派返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了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不满的意见。真田大佐在报告中提出：“整理收缩兵力为作战带来严重障碍。”“当前我在华兵力：华北２５万，华中２９万６千，华南１６万６千。此外，定员外有１万６千，总共７２万８千，航空部队共２０个中队（其中，华北８个中队，华中６个中队，华南６个中队）。　”（注：《战史丛书（２０）·大本营陆军部（２）》，第２０２页。）而“中国派遣军主张：包括华南方面军在内，１９４１年维持７２万８千人的现状，１９４２年为６８万，１９４３年仍为６８万，１９４４年为６０万”。（注：《战史丛书（２０）·大本营陆军部　（２）》，第２０２—２０３页。）他还提出：“主要占领区的治安现状，　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注：《战史丛书（２０）·大本营陆军部（２）》，第２０３页。）中国派遣军打算，“１９４１年度为巩固华北，由华中向华北抽调约两个师团，以便进行彻底扫荡；对武汉方面要整理收缩江南地区”。“如情况允许，则打通京汉线，使华中与华北联接起来，估计可能于１９４４　年度以后进行”。（注：《战史丛书（２０）·大本营陆军部（２）》，第２０３页：《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４５２页。）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将中央主管人员的意见告知真田，大意是：认为需要考虑在华兵力将陆续递减。如果决心于１９４１年指向南方，势必推迟对华问题的解决。如果形势好转，则须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以结束事变。在１９４１年不进行南方作战的情况下，仍尽力对中国施加压力。（注：《战史丛书（２０）·大本营陆军部（２）》，第１３４—１３５页。）关于此事，　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有如下回忆：“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１９４１年内缩减到平均６５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有７２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１９４１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好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以上材料说明，日本参谋本部已显露出一种倾向，即认为，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应全力以赴地在中国战场奋力一战，把所谓的“持久战”战略推迟到１９４１年夏秋之后，而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事压力重点在于华北。

在逐渐形成这种对华作战指导思想的过程中，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６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举行会谈，确定了以下的基本方针：“（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尚须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似指‘桐工作’——笔者注）。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东条和杉山还共同决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４５３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在１９４０年底逐渐就以下问题统一了认识：首先，利用欧洲局势，与德意联盟，推行南进政策，把灭亡中国问题作为“大东亚新秩序”的一环；其次，逐渐压缩在中国的兵力；第三，在华北加紧**。

三　百团大战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实施政策

我国不少著述都说治安强化运动是冈村宁次继任华北方面军司令之后才开始搞的。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是，冈村是继多田骏之后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但必须指出的是，冈村宁次是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经验最丰富、对中共力量认识最深刻并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的日本军阀。

日本防卫厅战史编纂官赤阪幸春认为：“日本军遭受中共军‘百团大战’的打击后，总结教训的结果，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认识，并反映到以后的治安措施上，使华北治安肃正的实效空前提高。”（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２５６页。）

**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的一次报告中指出：“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致力于‘剿共’。”（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节录）（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７—４９页。）彭德怀于１９４４年８月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时也强调指出：“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致力于‘剿共’。”（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第４９页。）

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到１９４０年底仍未能满意，其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所以，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在１９４１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４６６页。）

总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多田骏主持下，重新总结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全力以赴，“以对共施策为重点”（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４６６页。），开始在华北搞治安强化运动。从１９４１年３月到１９４２年秋，敌在华北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其中，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搞了三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搞了两次。

自第三次治运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历次治运都以日军在太平洋战扬的暂时胜利为号召，鼓吹“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把“对共思想战”与“大东亚战争之下思想战”结合（注：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下，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９页。），全力以赴地开展各项施策。但是，在１９４２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即不断出现失利。进入１９４３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更明显走下坡路。加之，从世界范围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败局已定，侵华日军和伪军、政、会人员在表面奋力精进的背后，纷纷情绪低落，“大东亚战争必胜”的招牌再也打不出来，治安强化运动也只好收场。

综观１９４１、１９４２这两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开展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的生存和发展，的确构成了很大威胁，以致这两年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上的严重困难时期。敌人的五次治巡强化运动虽每次各有重点，但又有许多共同之处，有前后的连续性，若全靠横向方法，一次次分别给以研究，难免有很多重复，不易看到全貌。本文以下几个部分拟用纵的方法集中几个方面予以观察，这样作还可便于使人对百团大战以前侵华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与施策进行比较。

（一）百团大战后日军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

侵华日军失道寡助，且兵力不足。日本统治集团寄大期望于南进夺取南方资源地区以迅速增强国力，希望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回过头来“解决中国事变”。

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根据大本营下达的《昭和１６年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在回国上奏的奏章中陈述说：“在作战方面为使华北方面出现划时期的治安新面貌，准备从华中方面调来第十七师团及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以便在各方面果敢地灵活进行截击作战和加强对敌封锁；同时，努力充实我国防资源，安定民心，培养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笔者注）实力，和加强其政治力量的渗透。”（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３３３页。）

日本战史学者赤阪幸春的看法是：“关于上述奏章中从华中调出两个师团给华北的问题，实因华北方面兵力太少。”“因此，总军也把提高华北治安作为重点施策。”（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３３３页。）

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当局也认为：“从恢复治安的进展来看，在华北过早的减少兵力，结果部属兵力的地方减少，造成了当前及今后的许多困难。”“如果现在增加若干兵力，华北治安必将迅速恢复安定。”“这种短时间增加一部兵力，还可以为将来迅速减少兵力创造条件。”“考虑到上述各种情况，需要给华北增加三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　）》，第３３３页。）

在以上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４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正式下达命令，从第十一军中抽调第三十三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从第十三军中抽调第十七师团增援华北。（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３３３页。）

（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日本华北方面军幕僚内部在百团大战后出现过某些复杂的情绪和心理，对日军能否抓住中国民心，有效制止中共势力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存在着疑问。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中有人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２９页。）

中条山会战（注：“中条山会战”是指１９４１年５月初至６月中旬华北日军对山西省南部中条山地区卫立煌指挥的国民党军２６个师的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但卫立煌军牵制着日军３个师团，若能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全力对付中共。所以日军集中了６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一个骑兵旅团，对卫立煌军进行包围攻击。卫立煌军在奋战中损失很大，终于撤出中条山地区。）结束后，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新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下立即对“以往的治安肃正与建设”问题，进行了自认为是“彻底的讨论”，并将华北按“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写出情况报告，列出上述三种地区“治安状况标准简表”。（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４２２—４２３页。）（对这三种地方，中共方面分别认为是“敌占区”、“游击区”和“根据地”。）

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治安状况标准简表》综合判断，认为在１９４１年７月时，　日军与中共军势力深入的状况大致相等（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３２页。），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及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等约占总面积的１０％为治安地区。而约占总面积１０％为中共的中心根据地地区，是日本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剩下的８０％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其中约６０％大致是日本方面势力占优势，称之为准治安地区”。（注：《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　）》，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敌华北方面军制定了肃正建设长期（三年）计划，计划在三年中达到的目标如下表：（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３３页。）

治安地区　　　准治安地区　　未治安地区

１９４１年７月　　　　　　１０％　　　　　　６０％　　　　　３０％

１９４１年（第一年度）　　　　２０％　　　　　　５０％　　　　　３０％

１９４２年（第二年度）　　　　４０％　　　　　　４０％　　　　　２０％

１９４３年（第三年度）　　　　７０％　　　　　　２０％　　　　　１０％

日军在三种不同地区的施策分别为：

在治安区：从大城市直至县城及乡村，均设有华北伪政权的行政机关，由伪军、伪警等警备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

在准治安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日军的指导和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应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

对于未治安区：因是中共方面的根据地，所以要经常不断对之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除、搬走、破坏其设施及军需品（即施行“三光政策”），使中共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撤退，但应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回来也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后不久，应派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之演变为准治安区。（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５３—５３５页；　《战史丛书（９０）·支那事变陆军作战（３）》，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限定时间扩大日军的所谓“威力圈”，不断采取主动进攻，有计划地推行综合性施策，计划在三年后，到１９４３年时，把治安区扩大到７０％，准治安区压缩到２０％，未治安区压缩到１０％，即达到伪满洲国的状况。（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３３页。）

（三）对中共的情报工作

关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百团大战后加强与调整对中共情报机能方面的问题，日本战史学者森松俊夫有一段论述：“共军百团攻势给予日本的苦痛经验，促使情报工作者奋然而起。尔后，进行了空前未有的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８２页。）

在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的业务分担表中，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８２—３８３页。）这项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没有专设对中共的专职参谋。所以，过去参谋部第四课（通过各地特务机关）、宪兵队司令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等虽然各自都有正式的调查研究和情报收集工作，可是未能将所有的情报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和利用。这是百团大战以前，日本在华北对共情报机能上的重要缺陷。除此之外，日本面对中共不断进行的地下活动，对其实际情况的掌握，以及活动情报的收集，也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攻势，恰恰击中了日方在这方面的弱点。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当时即已注意到，也是战史专家在战后的研究中再次确认了的。

在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对第一线各兵团提出要求，让各兵团认真总结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教训，写出书面报告，并印发给各有关方面。（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３７１—３７２页。）

中央灭共委员会（又称黄城事务所），本来是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外围组织，这时也将其性能予以提高，受到日本华北宪兵司令部的大力支援，扩大了调查研究范围。随着黄城事务所机能的扩大，事实上已经成为华北方面军的军内机关，归方面军参谋部领导。（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０１—５０２页。）

秘密刊物《剿共指南》月刊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５日创刊。　该刊主要发给**第一线的部队和政工人员。由各部队本部、特务机关、宪兵队、国策公司掌握。编印这种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剿灭中共，首先应正确了解敌方各项工作，为我制订剿共树策做出贡献”。（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０２页。）在《剿共指南》中，载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概况”、“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条件。此外，还载有在中原会战后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对国共关系的观察、对中共减轻民众负担政策的调查报告、对农村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等等。其中，“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一篇，材料截止日期为１９４１年８月。　《剿共指南》编辑人员附有如下说明：“关于组织方面的保密工作，共方做得十分严密，特别是党组织较其它组织的保密程度更高。因此，要材料完全可靠，殊属困难。”（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０３页。）从看到的华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系统概要而论，所列大部分资料，尚称准确，也有若干出入或“不详”。不过，对中共情况能了解到这种程度，在敌军而言是空前的。正如敌华北方面军当局自称：“由于共方严格而巧妙的保管，使我在收集情报方面终于未能掌握其真相。以共军‘百团大战’为契机，方面军上下、全力以赴采取措施，始逐渐取得一些成果”。（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０１页。）这段话证实，《剿共指南》中的一部分资料，比之过去华北方面军编印的《战时月报资料》等情报材料的质量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敌华北方面军的军事情报部门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政、军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设立了对中共调查班。

对共调查班总部设在北平的东四北大街六条胡同甲６３号，又称“六条公馆”。该调查班是由“黄城事务所”和“牛尾机关”两个情报机关为基础组成的，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六条公馆”初时只有对共调查班，随后增设了对共宣传班，再后来，把这两个班改组为调查室、情报室、宣传室、资料室、庶务室等五个室。（注：逄复主编：《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２页；《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３５—３６页。）

“六条公馆”的机关长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山崎重三郎大佐兼任，副职为田森正少佐。“六条公馆”总部拥有成员七八十人，后又逐渐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兵团的情报军官以及某些学识经验丰富的人。开始时不用中国人作职员，但有华籍翻译数名。以后，陆续增加华籍特工数十名。

“六条公馆”在北平有数处秘密接头地点。一处为东四北大街五条胡同内铁匠营３号，　另一处为景山东街锅山贞亲（日共变节分子）的公馆。（注：逄复主编：《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第１０２—１０３页；《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３５—３６页。）除总部外，“六条公馆”在济南、太原、石门（石家庄）设派出支部，配属于驻在当地的日军兵团。支部成员为５至１０名，必要时，　由总部派人增援。（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３５—３６页。）

“六条公馆”的主要业务为五项：“（一）调查敌方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缴获的文件；（二）研究治安对策，并作出有关献策；（三）综合、评价送来的情报；（四）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育；（五）编辑发行《剿共指南》等资料。”（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３５—３６页。）“六条公馆”每月还编辑出版一种《对共调查月报》，分送日本中央间谍情报机关和侵华日军所属各兵团以及特务机关。（注：《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第１０３页。）

此外，“六条公馆”下面，尚设有一支称为“京北剿共游击支队”的华籍武装特务队，队长单德贵，原为八路军冀东地区第十三团团长，被俘后变节投敌。（注：逄复前引书．　《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全力以赴”采取的**情报活动中还包括破译中共密码的努力。笔者曾指出，直到百团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军方尚不能破译中共和八路军的任何电报密码。（注：丁则勤：《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３期。）直到１９４２年２月中旬至３月，才开始破译成功一部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以秋富胜次朗中佐为班长，负责监听和破译中共密码工作。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断努力，“自３月（１９４２年）以来，　对以冀中军区司令部为中心的电报密码破译成功，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已能掌握了该司令部的动静”。（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１５７页。）通过破译电报密码和窃听电话等途径，日军侦悉冀中地区八路军“各军司令部变动无常，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１５７页。）八路军各部队是否确实在日军作战地区以内，是日本华北方面军最为关切的情况。可是，尽管侦悉了这些动态，对冀中八路军的动静仍然“并不明确”。原因在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６日，因中共方面开始实行电波管制，并且变更了密码，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１５７页。）

（四）加强伪政权、伪武装

敌华北方面军三年肃正计划的要旨之一在于，在不放松日军的控制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加强与发挥伪政权行政机关与伪军、伪警察的作用，并力图建立和加强伪县政权以下的乡、保、甲组织。这就是日方所谓“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在敌华北方面军制定的《１９４１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中，第一条就是讲的这件事。其中说：“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点，而本年度尤须注意引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的同时，并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工作全面稳步地开展，领导他们自动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４６８页。）

为发挥伪政权在**工作中的作用，在日军操纵下，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　目的是使华北政务委员会从组织机构上集中全力从事**。１９４１年４月，　公布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拟定的华北防共委员会组织大纲。８月２４日，举行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典礼”。　（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５３９页。）该机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直属机关，联合华北一切**力量，以加强剿共。委员会长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兼任。委员由政委会委员、各总署督办、政务厅、秘书厅厅长、新民会正副会长及社会上“有名望”人士充任。另外，还少不了设立包括日本人在内的顾问、专门委员若干名。该委员会为中央机关。在各省、各特别市设立分会。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立其他必要的机关。（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５３９页。）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是为了使“政府官员亲临第一线”，培植伪政权各级官员的“自卫**意识”，并且促进基层的**活动。

关于加强伪军，即所谓“整备中国武装团体”。１９４１年１月，　日方制定了《中国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其中规定，伪军当前以协助日军保守占领地为主，将来经整备与刷新军容，以日军为后盾，“独自担任治安工作，可能时，则使之协助日军作战”。（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５３９页。）

伪华北治安军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开始第一期建军，共３个集团，　每个集团两个团，另有两个独立团，共８个团，１９４０年９月建成，部署于河北和山东，协助日军守卫点线。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治安部也改为绥靖总署。伪“治安军”改称“绥靖军”。在“百团大战”期间，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日伪仓促新成立绥靖军１４个团，连同第一期所建立者，共２２个团。其中新编驻于正定以北的伪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了八路军的沉重打击。（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９—２３３页。）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绥靖军又扩建了７　个步兵团。（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２３１页。）以上伪绥靖军共９个集团（每个集团两个团）和１１个独立团。以后又陆续收编投降部队，至１９４２年总计有伪军１１个集团司令部，３４个步兵团，１个教导集团，　兵员总数３７０００人。（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２２９—２３３页。　）华北伪军的总兵力比百团大战以前增加了近两倍。根据１９４１年对伪军的整顿装备计划，日军计划使华北治安军（即绥靖军）达到１０００００人以内。（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７１页。）此项计划，显然未包括县警备队系统和伪警察系统在内。

县警备队是１９４０年以后，特别是治安强化运动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兵员总数超过伪绥靖军。这是日军侵占华北各县以后，逐步收编旧有的县保安队及警备队而形成的。到１９４１年底，总兵力已达９５０００人，有步枪７９０００枝，轻重机枪２３０挺，手枪５０００枝，自动步枪４００枝。平均每个县有２５３人，枪２２２枝。（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７２页。）

华北的伪警察也在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１年间，特别是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以来，很快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原有的组织，并进行了改编和“重新教育”，为日军服务。

在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日军对其华北占领区各大、中城市的警察系统全部施行强化措施。对敌占区的县级警察机构，１９４１年以来也普遍予以整备和加强。到１９４１年底，华北敌占区各县警察人数达到６９０００人，　其中半数配备了轻武器。平均每县有警察１４４名，枪６８枝，　由驻各县日本宪兵担任“指导”。（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７２页。）

为加强殖民统治和侦查中共地下组织，日伪在占领区城市建立和严密所谓“自治区”和坊、里，设区长、坊长和里长。在占领区大中城市郊区以及各县区都严密实施大编乡制度和保甲制度，组织保甲自卫团。例如：１９４１年底，燕京道大兴县共分５个区，１２７个编乡、２３８个村，　各村设保甲，保甲自卫团团丁共５２０２人。宛平县共分１０区，３３４个编乡、４３９个村，保甲自卫团团丁１５４３名。　（注：《河北省燕京道各县治安强化报告书》，（１９４２年３月），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农村中，　青壮年劳动力很多人都被编入自卫团之中。

（五）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表示：“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如下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２８—５２９页。）因而他主张：“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日本占领区的民众用隔离线围绕起来，使之与中共脱离接触或减少接触，完全处于日军统治之下，是使民众向日方靠拢的办法。并且是阻止共军进入日本占领区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自１９４１年初开始，日军驱使民众在平汉铁路两侧各１０公里地带修筑长达１０００华里的隔离壕沟，用以切断冀中、冀南丰富的物资向路西根据地运送的通路。（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　第５３６页。）华北日军在准治安区和中共根据地交界处，　普遍修筑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

为加强经济封锁，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平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封锁线由石墙构成，石墙高２米，底厚约１米。构筑石墙封锁线的工作量甚大。仅以井陉地区日军中队所承担的９０公里地段而论，施工７０天，共需１０万人。（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１５９页。）

修墙、挖壕、建点设碉，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即用这些点碉沟墙以弥补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仅在冀中地区，“为了掩护铁路和主要交通道路，将其两侧的隔断壕（治安壕、惠民壕）加以延长。到（１９４２年）２月末，此种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３９００公里，碉堡工事约达１３００座”。（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１９４２年２月以后，日军在冀中继续推行修碉、筑路施策。　例如日军大江大队自１９４２年４月自曲阳县侵驻到沙河流域一带，负责警备地区约３５０平方公里，以４—８公里为一警备单位，分别部署分队驻守，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各堡垒之间以汽车公路连接。同时在大队和中队设侦谍班，调查共军地下组织。（注：《战史丛书（５０）·北支の治安战（２）》，　第１６９—１７０页。）中方资料关于日本１９４１年以来在冀中地区修路挖沟筑碉的记述与日方资料基本上是一致的。李健在《气壮山河的交通战》一文中记叙：日军仅１９４１年就在冀中增修公路５００余里，　在铁路公路两侧挖封锁沟已达６０００里，筑碉２００余个；到１９４２年“五一大扫荡”前，　敌在冀中修建之点碉，已增至１０００余个，平均８个村庄一个，在１２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铁路增加到１７００多里，公路增加到８２８０里；这时，我根据地已大大缩小。随着“五一大扫荡”，敌寇全面推行其“新交通政策”，对我细碎分割，修筑铁路公路长达１．６万多里，挖沟８．３万公里，冀中平原被分割成２６７０余小块，一时变成“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平原抗日烽火》，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为切断我华北解放区与伪满、伪蒙疆地区的联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与民众的联系，日军自１９４１年起，在河北、山西、察哈尔边缘地带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在河北、热河两省边缘地带长城两侧，疯狂推行集家并村的“人圈”政策。（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５３页，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晋察冀人民翻身记》，　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１９８２年（内部发行），第３９页。）

在“三光政策”、“无人区”、“人圈”政策下，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冀热辽房屋损失达４６４００４６间，村庄房屋被烧１０次以上的并不罕见。　（注：《晋察冀人民翻身记》，第３８—３９页。）

（六）加强新民会，开展思想战

新民会成立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４日，其纲领标榜“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战线”。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出任首任会长，至１９３９年底１９４０年初，先后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首都”（北平）、冀东、冀南、保定、鲁南、鲁西鲁北等省、道、都市建立中央直辖指挥部１８个，市、县指导部９８个。（注：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总务科资料室编：《回顾本年度会务工作》（《新民会报》第４８号，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转引自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　曾业英教授此文是关于新民会问题第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１９４０年３月新民会与日军宣抚班合并，　其纲领有重要变化，最主要的是不再并提“**灭党”，而单提“实行**”。新民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民众团体”，其成立与活动也绝不反映民众的愿望，纯粹是日本军阀操纵下的汉奸组织。用日本有末大佐的话说，新民会是“军部之一翼”，“军部若兄，新民会犹弟”。（注：《新民会报》，第７２号，１９４０年８月２０日，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决心扩大与加强新民会，“使新民会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剿共工作”。他们认为：“共党的地下势力是华北建设的主要敌人。使用新民会所组织的斗争力量与其对抗最为适当，但必须尽快加强其工作内容。”并且使新民会“逐步由县城走向农村推进工作，使之对共党势力采取攻势”。所以，“扩大对新民会本身的基层组织”，形成以新民会地方分会为核心，依靠新民会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力量，“驱逐共党势力”。（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４７０页。）

１９４１年５月，在新民会中设立事务总部，　致力于“强化灭共体制”和发展农村分会。日伪千方百计把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与保甲组织、新民合作社、乡村公所以及劳工协会有机地统一起来。早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底时，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会员人数即达５０７１９１名。　商业分会会员人数达８２９７８名。职业分会会员人数达１３１３６名。教育分会会员达３４１５０名。官吏分会会员人数达２８６０１名。宗教分会会员人数达８００１名。　各分会会员总数有６７４０５７名之多。（注：伪“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１９４１年编印《第二届全体联合会会议录》，第２８—２９页。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１２月８　日的兵团长会议上印发了《新民会扶植大纲》与“大纲说明”，表明“方面军竭尽全力加强扶植新民会”的方针。

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强扶植新民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中共作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中共争夺民众。为使新民会成为日军卵翼下的“政治部队”，与中共“争取民众”，“动员民众对中共作战”，“建立**势力的精神依据”，必须通过新民会开展的所谓“思想战”，“使民众感觉到方面军的各项方针、措施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为此，他们策动了“普及新民精神的活动”（注：《战史丛书（１８）·北支の治安战（１）》，第５３６—５３７页。），即以新民会的名义，通过报刊、电台广播、电影话剧、宣讲班、训练所等宣传**。

四　余论

通过以上具体的论证，已经充分证明：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加强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政策。

随着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当局的**活动日趋活跃。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也不现发弹药和被服等物资。从全国范围看，国共两党的关系在１９４０年秋至１９４１年初，矛盾迅速加剧。国民党当局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在１９４１年１月制造了“皖南事变”。

在百团大战以后，八路军对日伪的斗争策略有一些变化。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然而，八路军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损失也相当大。在百团大战中期和后期，由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相当时间恢复。从１９４０年底开始，八路军即面临不得不准备应付为自国民党方面突发的**局势。

面对复杂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新部署。１９４１年１月，　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指示》显然是在总结百团大战破交战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

《指示》首先明确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之交通连联［络］亦愈不便，但某些道路（如沧石路）则因我之坚强破袭而停修，又过去发动广大群众破路曾得极大成绩，惟因敌之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敌又强迫路旁居民修路，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在此情况下，应取如下作法：

“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

“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

“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爆炸对象应多选铁桥铁道交叉点水塔等）。”（注：《中央军委关于交通战的指示》（１９４１　年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５—３６页。）

关于军事建设，中央军委也于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７日发出指示。　文件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文件指出，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

文件指出：“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文件指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２１２—２１３页。）

关于军队和民兵的武器问题，文件指出：“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政亦日见涸竭，故兵工生产日益不易。”文件指出：“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中央军委特再重复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之重要性。（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２１８—２２０页。）

中央军委强调指出：“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中央军委要求：“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２１３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１２月１７日发出重要指示。在中央指示中判断：“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日本对华军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太平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中共中央指示：“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注：《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２６２—２６５页。）

总之，百团大战以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反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与蚕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文章出处：《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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