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中日甲午战争》10200字
原标题: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 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 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 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 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
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 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 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 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
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 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 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 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
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
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 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
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刘亚洲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
作文二:《中日甲午战争》3200字
中日甲午战争
昔日的辉煌随历史而去,万邦来朝的记忆依稀还留在心中,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数千年未遇之强敌,甲午,一场中国命运的决战,一场异常痛苦的考试,让我们进行时刻的反思。勿忘“甲午”,旨在以史为鉴,牢记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清朝败北的教训,以利和平发展,在共同开创人类社会美好明天的路途中少走弯路。
中日甲午战争至今整整过去一百二十年了,这场失败的战争而今看去仍是满眼伤痛。然而,习惯了线性思维历史教育的国人真的了解这场战争吗?在伤痛之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泱泱中华为何会身罹奇祸?道德的谴责,真的能够概括这场战争的胜负缘由吗?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却不能妨碍我们对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进行理性的反思。 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为对于它们来说,一个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和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还会同它们打交道并发生经济文化往来,但那时的中国将作为主权国家同它们在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如同半殖民地时期那样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所不能
容忍的。帝国主义列强既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它们的一个强有力的竟争对手。正如**说的那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日本统治阶级一向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并把中国和朝鲜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明治维新后,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的激化,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发动对外战争,以确保国外原料产地和市场,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同时转移国内的视线。而欧美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助纣为虐,为日本军国主义进攻朝鲜和中国提供了后援.甲午战争对日本而言,得到巨额赔款和台湾等战略要地,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对远东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恶有恶报,甲午战争也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崩溃埋下了恶果。
甲午战争也引起了远东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甲午战前,远东三国中国、日本、朝鲜都是半殖民地。甲午战后,日本国势直线上升,中国、朝鲜急剧下降。俄、德、美、英等国在远东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这对日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真可谓“欲渡河而船来”,于是故意揪住不放,趁机出兵朝鲜,不久,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在黄海丰岛海面击沉中国运兵船,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
争。
甲午海战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海上侵略与反侵略战争。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其后的百多年间,英、美、日、法、俄、德、意、奥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9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就有84次。在历次海上反侵略战争中,1894年爆发的甲午海战规模最大、最为激烈、最为悲壮。
甲午海战是整个甲午战争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北洋海军投入了几乎所有战舰和兵力,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殊死较量。特别是在黄海海战中,中日双方主力战舰全部参战,激战持续时间近5个小时,北洋舰队在损失5艘战舰的情况下,死战不退,击伤日舰7艘,重创了包括日旗舰“松岛”号在内的4艘战舰,迫使日舰队先行撤离战场,削弱了日舰队实力,迟滞了日舰队行动,使日军进攻中国的作战计划一再做出调整。
甲午海战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可歌可泣的历史悲歌。海战中,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将士,奋勇杀敌,视死如归,在火力、机动力、毁伤力都不及日舰队的情况下,不畏强敌,血战到底。邓世昌发出“吾辈从军为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的誓言,是北洋舰队官兵群体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纵观世界海战史,在一场海战中,一支海军舰队战死或以身殉国、尽节以终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中国的历史悲剧,虽已成为过去,但是我们有必要认清此次战争。
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训,甚至会有惊人的相似。我们反思失败历史、屈辱历史必然是苦涩的、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甲午海战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这就是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和振聋发聩的历史启迪,择其精要:
一是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国防海防不强,小国照样可以打大国,发展强大是硬道理,落后必定挨打;
二是必须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抢占现代战争制高点,以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科学运用军事力量,战略主动是最大的主动;
三是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严治军,从实战训练,正风正气,军队腐败也会亡国;
四是必须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意志,关键时刻敢于亮剑,坚决维护国家海洋利益,力量需要决心意志来表达; 五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海洋观,海洋关系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荣辱与兴衰,要牢记“向海则兴,弃海则衰”的历史教训,中华民族坚定不移走向海洋才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六是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安不忘危,居安思危,要随时准备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挑战,没有海洋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七是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加大国防和军队改革力度,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没有出路;
八是必须创新军事理论和战术战法,新军事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军队建设与现代战争,要研究现代战争,准备现代战争,掌握制胜机理,把握制胜先机,打得赢才是强军之要。
任何社会变革,都是知易而行难。知识分子发发议论,讲讲道理比较容易,而真正付诸实践则又困难重重。甲午之役,让先进知识分子深感中国处于瓜分豆剖之危局,于是奋起寻求救国之道。中国的甲午之败,除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失误以外,从根本上说,无非败在 “权”、 “变”、“利”三字。所谓权,是指封建专制之集权主义;所谓变,是指清政府只知“变器”而不知“变道”;所谓利,是指只见统治者之利而不懂利在国、利在民。“权”、“变”、 “利”之缺憾,确是一语中的。但是真正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却要经历艰难的历程。近代以来的种种变革,说到底,都是着眼于解决中国的民主与富强问题。唯有解决好中国自己的问题,才能抗衡任何外来的威胁。
甲午海战的硝烟散去近两个甲子,那段屈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曾经遍体鳞伤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在此历史时刻,我们重新反思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吸取历史教训,正视历史启迪,开拓走向未来,这是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尤其是对待失败历史的正确态度。失败历史是一面雪亮的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态,也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历史的逻辑从来都是遵循事物的因果锁链,一环扣一环,步步递进的。所以回顾历史,就是要讲清事实,而不能把历史理解为一系
列偶然性的堆积。重视历史的启示,可以使我们正确应对当前,积极创造未来。今年又逢甲午年,对照当年的甲午战争,我相信今天的世界潮流是和平与发展,绝不容许日本征服世界野心得逞,而且日本人民也不会容忍右翼分子步军国主义的后尘。所以要奉劝日本政府,面对历史一定要多一点诚意,少一点偏执,只有维护东亚和平,才有中日两大民族的双赢。
沧海横流,惊涛拍岸,似乎还在默默地吟唱着一支早已消逝的悲歌??战争虽然过去了;但,中国曾经的历史耻辱我们决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在座的各位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位国人都必须将之铭记、反省、深思,然后付诸行动。
作文三:《中日甲午战争》300字
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7月末~1895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时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Sino-Japanese War) 。丰岛海战是战争爆发的标志。大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又一次,把中华民族带入了灾难的深渊。 战争的失败原因: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对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缺乏预见准备不足,是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战争失败的战略原因、于关键战役指挥失误。
中文名: 邓世昌
原名永昌,字正
别名:
卿
毕业院校:马 尾船政学堂
国籍:
民族: 中国 汉族 在黄海战役为抵抗日军的侵入牺主要成就:
牲
军衔:
1849年10月4
出生日期:
日 逝世日期:1 894年9月17日 职业: 海军将领 出生地: 广东番禺 副将协都统(少将) 广东东莞虎门怀德乡人 祖籍:
作文四:《中日甲午战争》800字
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月本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因战争爆发于旧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94年春,朝鲜南部发生秘密结社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进行镇庄屡遭失败,请求清政府派兵。5月2日,应朝鲜政府之请,清政府派叶志超、聂士成率陆军2000人入朝。日本决定利用这一事件侵略朝鲜和中国。6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两天后派出陆战队进驻汉城,5日设立战时大本营。不久,以保护侨民为名,急剧增兵万余人,占据战略要地。7月23日,日军入朝鲜王宫,掳朝鲜王,扶植傀们政权。25日,日海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突袭中国运兵船,爆发丰岛海战。29日,陆路侵朝日军进犯驻守牙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开战后,李鸿章仍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使清军被动挨打。9月初,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指挥第1军万余人,分4路进逼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驻守平壤,不作战争准备,竟想弃城逃走。总兵左宝贵坚持抵抗,指挥清军英勇奋战,后中炮英勇牺牲。经两天激战,平壤陷落。中国海陆军在平壤战役中奋战失利后,渡鸭绿江退入国境。17日,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享率领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袭击清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丁下令应战,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互有损失。9月,日军分两路进攻中国,日军第1军侵占安东(今丹东)、九连城,日军第2军渡海由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南攻辽东半岛,袭击旅顺进占大连。李鸿章避战求和,令北洋舰队驶离旅顺,困守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市)。大连、旅顺先后被陷。1895年1月,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海陆两路夹击威海卫。丁汝昌等腹背受敌仍坚持战斗。2月12日敌军入踞刘公岛,北洋舰队全军覆灭。2月底,占据海城的日军出战;3月上旬分兵3路进犯牛庄、营口、田庄台。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虽曾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腐败,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3月23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订立《马关条约》。
作文五:《中日甲午战争》2100字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这样一个古国总免不了一些战争和战败。在近代就有很多战役,也有很多战败的战役,这些战役让我们抬不起头来,让我们感到耻辱,其中,有一个我们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战争,这场战争让中国各方面彻底垮台,这场战争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发生在1895年,也就是清朝光绪20年。之所以甲午战争称之为甲午战争是因为按照中国干支纪年来算,1895年为甲午年,所以称之为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主要的参战方是中国与日本。这一战的结果是中国败,而日本胜。中国这一古国经历了千年的磨砺却败给日本这一小小的国家,原因有很多。
首先,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军事不如日本的军事。【①】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出动乐善堂、玄洋社等间谍组织和人员潜入中国,加紧对中国各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渗透。【②】而在此期间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初见成效,开始得意轻敌。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当时北洋水师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是因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在1894年的六十寿诞,将这些费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颐养天年”了。日本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明治天皇的做法和清朝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做法相比,可以看出当时的清朝可以说是弱不可堪,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失败的命运。
其次就是政治和经济问题。【③】清朝从乾隆后期更加衰落的现象,腐败日益严重。继位的嘉庆帝和道光帝掌政风格更保守和僵化。19世纪上半叶,英国开始大量向中国贩售鸦片导致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鸦片战争失败后,继位的咸丰帝所面对的时局是西方列强开始入侵,迫使清政府与其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又签定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根据这些条约,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清廷的威信一落千丈,同时中国也自此逐步沦为半殖民与半封建的社会,主权受到严重损害。由于人民的负担逐年加重,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一度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挑战。至18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和法军互有胜负。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并建成了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洋务运动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时人多数未明当时的国际形势,少数人的急迫性并无法改变多数官僚的旧思维,清朝的维新运动最终未达日本明治维新般的成效,结果导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由此可看出,在甲午战争前,清朝人心散漫,经济落后,负债累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清朝已经伤痕累累,再经不起任何挑战。再加上清朝皇家的腐败,让清朝更加脆弱,让这一次失
败更加肯定。
在清朝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改变——废除八股文。【④】八股文是中国明、清皇朝及越南阮朝考试制度中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隋唐开始,中国出现了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开出中国社会低下层知识分子能成为上层官僚的途径。在隋唐时,科举考的是诗歌,直到明、清两代才正式转变为八股文。在清朝末期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中国人去日本留学。从中可看出中国人学到的大知识主要都是从日本人中学到的,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的文化比日本的文化差。而日本——明治维新,将西方先进的政经、经济、军事等都比中国较为先进。这也说明了中国的失败是自取的,并不是清政府真的无能。
综合上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会战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清政府的腐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经济上,中国负债累累;军器上,中国始终落后与其他国家;文化上,中国的教育始终赶不上其他国家的进度;而精神上,中国人将要永远背负着一次又一次战败的事实,始终被人嘲笑。这是耻辱,这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我希望这种事情永远都不会再发生,勿忘国耻,做好一个中国人。
【①】【②】【④】出自:百度百科和搜狗百科
【③】出自:某网站
作文六:《中日甲午战争》6900字
中日甲午战争
Chinese Strategists Reflect o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Source: The Diplomat
Chinese Strategists Reflect o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95 has obvious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China.
By Shannon Tiezzi
April 18, 2014
China is gearing up for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which began in 1894 and ended with China?s defeat in 1895. The war was a devastating blow to China?s then-rulers, the Qing dynasty, as China had always considered Japan a ?little brother? rather than a serious petitor. The war is often seen as the defining point when power in East Asia shifted from China to Japan, as Tokyo claimed control of the Chinese territories of Taiwan and the Liaodong Peninsula (site of the port city of Dalian) as well as Korea (which changed from being a Chinese vassal to an officially independent state under Japanese influence).
To memorate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the war,Xinhua published a special supplement to itsReference News newspaper. The supplement consisted of 30 s by memb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alyzing 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its defeat”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Summing up the s, Xinhua said that “the roots of China?s defeat lay not on military reasons, but the outdated and corrupt state system, as well as the ignorance of maritime strategy.” This conclusion has obvious modern-day applications, as China?s leadership is currently emphasizing both reform and a new focus on China?s navy.
The PLA authors laid the bulk of the blame for China?s defeat on the Qing dynasty?s failure to effectively modernize. “Japan?s victory proved that its westernization drive, the Meiji Restoration, was the right path, despite its militarist tendency,” Xinhua summarized. Political missar of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Liu Yazhou pared Japan?s reforms to China?s: “One made reforms from its mind, while another only made changes on the surface.”
Though these ments are referencing a conflict from 120 years ago, it?s easy to see the relevance for today. Xi Jinping is trying to spearhead China?s most ambitious reform package since the days of Deng Xiaoping, including not only difficult economic rebalancing but also an overhaul of the way China?s bureaucracy (both civilian and military) is organized. In other words, China still needs to finish the modernization project that the Qing half-heartedly began in the 19th century. Westernization (what today China would call modernization) remains “the right
path.”
Other PLA officers argued that corruption was a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to China?s defeat by the Japanese in 1895. Vice Admiral Ding Yiping, a deputy mander in the PLAN, blamed the defeat on “corruption and fatuity in politics.” Major-General Jin Yinan, a strategist at NDU, said that China?s Beiyang Fleet at the time had all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but that the period of peace before the war led to “the general mood of the fleet being depraved.”
As part of these reforms, Xi has repeatedly warned about the danger of corrup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military. In one of his first major policy pronouncement after being named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Xi urged China?s military to be ready for battle. “It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military to be able to fight and win battles and it is fundamental that the military consolidates itself through governing the troops lawfully and austerely,” Xi said in a speech in Guangzhou. One could say that Xi saw a “depraved” mood in China?s own military, where personal profit concerns outweighed national security.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a PLA general now highlights that same factor as a major cause in one of China?s most stinging military defeats.
PLA officers also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aritime strategy in Japan?s victory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Under this argument, China was defeated because it had neglected naval warfare in its preparations. Up until recently, this remained largely true. China?s naval forces were historically subordinate to the ground forces, as evidenced by the very nam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vy.
However, Xi Jinping has been pushing for more attention to go to China?s navy, as well as its coast guard. In support of this position, Vice Admiral Ding wrote that maritime strategy was a key to China?s defeat 120 years ago, and that the ocean remains central to national interests today. “State security cannot be ensured if maritime rights cannot be safeguarded,” Ding said.
Xi Jinping apparently shares this view, as he has called for China to bee a maritime power. “The oceans and seas hav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rategic status concerning global petition in the spheres of polit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military, and technology,” Xi said at a July 2013 study session with Politburo members. China?s new focus on naval assets has also brought renewed attempts to demonstrate sovereignty in disputed maritime areas from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to the Spratlys. The Xinhua s use the Sino-Japanese War as a lesson to back Xi?s increased focus on maritime security and strategy.
Last, but certainly not least, the PLA experts ended with the most obvious argument: that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proves the dangers of militarism in Japan. Chinese officials generally use Japan?s World War II conduct to criticize modern-day Tokyo, probably because this gives their criticisms a global application. But to China,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actually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Japan?s militaristic, imperialistic tendencies. Chinese scholars see this trend as continuing unabated until Japan?s defeat in World War II—which is also known as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Chinese (or, more colloquially, a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Several of the PLA authors drew explicit parallels between the lead-up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today. One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expert, Peng Guangqian, said that the rise of militarism in Japan today echoes the situation in Japan in 1894. He warned China to “guard against the sneak attacks that Japan has a history of making.”
However, unwilling to end on a sour note, Xinhua ended by citing General Liu?s argument that, despite losing the war, China ?won? in the long-term. Liu said that China?s memory of the “humiliation” of its defeat helped spark its current rise to power, whereas Japan is still suffering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overreach in World War II.
Foreign scholar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looking back at World War I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Asia, but in China they have their sights set even farther in the past. Chinese military officers are using the memory of one of China?s most humiliating defeats to argue for the importance of modern-day issues like reform, a naval build-up, and the need to be wary of Japan. The implication is clear: follow Xi?s prescriptions, or risk another national humiliation.
作文七:《中日甲午战争》3400字
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西方国家称第一次中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
甲午战争以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得以跻身列强。
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日本帝国的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且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亦被拦腰打断。当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如今,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衅,以及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地发出战争言论,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记忆被激活。119年后,再回首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处的创伤,但痛楚、耻辱、愤怒、遗憾之外,还应有更多的思考??历史不能假设,但可能会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却也有惊人的相似性。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学习、研究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甲午战争,是中国晚清年间发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而爆发的一场战争。由于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1894年7月25日,日舰袭击中国船舰,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甲午战争历时9个月,分为陆战和海战两个战场,日军攻下朝鲜的平壤,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水师,之后又攻下中国的旅顺、威海,并于1894年11月22日在旅顺进行大规模屠杀,血洗全城。战后双方于战后签订《马关条约》,规定中方向日方割地赔款,中国清政府因此背负沉重外债,国力日趋衰退,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北洋水师,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立。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1]
北洋水师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12月17日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中国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给予海军建设。舰队实力曾是东亚第一,世界第九(采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排名,前八名分别为: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沙皇俄国、普鲁士帝国、西班牙帝国、 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帝国、美国)。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落后日本。
在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它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也因此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亚洲最强的舰队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竟然全军覆没,而日舰却一艘未沉。日本海军的舰炮不仅击破了北洋水师的战船,也击碎了慈禧太后励精图治的梦想。
在主流且不客观的历史读物中,把战败的责任全推给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吅府高层,指责他们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不肯发展武备,导致中国海军武器落后,最终才饮恨沙场。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的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海洋之感”。开战之前,日本海军大本营制订了三种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最坏打算就是应对日本海军惨败,清军在日本列岛登陆的态势,可见日本此次战争对日本来说也是一次豪赌。1874年日本侵台事吅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经十几年经营,终于在1888年建起了北洋海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6位,日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就曾说过:“这支舰队就算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 。” 直到大战爆发之前,“定远”、“镇远”这两艘吨位达7335吨的铁甲巨舰仍然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两架海战利器,日本人“畏之如虎豹”。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时“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可见船舰的质量是何等过硬。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大口径火炮和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均占优势。而清政吅府也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敢于对日宣战
北洋水师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是士兵缺乏训练,更不是什么武器落后,拨款不足,而是败在了清末腐朽透顶的官僚体系之上。其实日本战舰被击中的炮弹并不少,如果中国军队使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须“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全歼日本舰队。但由于北洋舰队的军火采购存在严重问题,很多炮弹的弹壳轮箍线比炮膛还大,要用锉刀锉低
后才能勉强赛入炮膛,这样的炮弹容易炸膛,水手根本不敢用来发炮,可由于采购人是李鸿章的子侄,所以根本无人敢投诉。到了甲午海战爆发之时,中国水师使用的炮弹都是些残次品、教练弹,“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说白了就是打上不爆炸。中国水师在此役中还得到了海岸炮台的协助,但炮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击中敌船后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自旅顺口炮台发射了不少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甲午中吅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 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的发炮命中率是1.25%,日舰的命中率也不过1.3%,可以说相差无几,但对轰的效果却天壤之别,足见炮弹质量是甲午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实清政吅府早就不惜重金从国外购回了3431枚威力巨大的开花炮弹,其中有3071枚早在甲午海战之前就已经调拨给了北洋海军。然而水师提督丁汝昌昏聩无能,在中吅日海战一触即发之时,竟然还把这些做战的必备物资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吅药库中,出海护航时竟然只带着一些残次炮弹,而且数量还不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吅药匮乏且质量低劣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五个小时的海上大决战。就算士兵再忠勇,大炮口径再粗,舰船的铁甲再坚硬,可如果把火炮当成投石机来用,全军覆没也只是时间问题。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吅管3~4具,但丁汝昌在战败后上奏时,只字未提已方发射鱼雷,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两舰发动了鱼雷攻击,并重创了二舰,看来购舰时斥巨资配备的大批鱼雷也多半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之中。(参见《甲午战争史》,《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水师提督丁汝昌是水师的最高指挥者,竟然完全不通水战,而且还不谦虚问贤,外行指导内行,在战前排阵时严重违反海战常识,连续犯下致命错误,令北洋舰队的阵型变成了一个槽糕透顶的雁行阵,造成后续舰只因顾及前面舰只的安全,根本无法有效向日舰开炮的被动局面。更糟的是,后续弱舰又无法得到前面舰只主炮的保护,最后被击沉的恰恰就是失去保护的四艘弱舰。
明明煞费苦心,以倾国之力从无到有地建起了亚洲最强大的水师。可在配备了优势的战舰数量、优势的船舶吨位、优势的舰炮口径和射程之后,偏偏就是打不赢。慈禧太后在接到水师全军覆没的战报后,想必心头也无奈地很吧。在一个帝国崩塌之前,通常都是官场上推诿扯皮,中央的命令被阳奉阴违,从上到下贪污怠惰,尸位素餐……清帝国已经衰朽百年,在大厦将倾之际,即使购回再先进的武器,也已经无力回天
作文八:《中日甲午战争》4500字
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史称甲午战争。
战争起因及双方军事准备 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蓄谋已久。早在1868年(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天皇登基伊始,便极力鼓吹军国主义,以实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并将侵略矛头首先指向其近邻朝鲜和中国。明治政府抓紧改革军制,推行近代军事教育和训练,积极扩军备战。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陆军建成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现役兵力12.3万人。甲午战争中,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240616人,其中174017人在国外参战。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排水量共达6.2万余吨。还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搜集军事情报,绘制详细的军用地图。
清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有所察觉,北洋大臣李鸿章曾指出日本将为“中土之患”。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后,尤其是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加强海防建设,以京师门户北洋为设防重点,主要防御对象为日本。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编练成军,有舰艇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和旅顺(今属辽宁大连)三大基地建成。然清朝政治腐败,军事变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装备的低级阶段,陆海军总兵力虽多达80余万人,但体制不顺,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于6月3日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清军首批部队于6月8日抵朝。早在6月2日,日本内阁就作出入侵朝鲜,进而直接与清军开战的决定。日方先以欺骗手段诱使清军入朝,继则以清军入朝为借口,大批调遣日军赴朝,迅速抢占从仁川至汉城一带各战略要地。同时设立战时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机构。7月19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据其外相陆奥宗光训令,强逼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清军出境。23日,日军悍然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联合舰队发动丰岛海战,在丰岛附近海域对中国运兵船及护航舰只发动突然袭击。日本陆军第5师之混成第9旅也于29日向由牙山移驻成欢的清军叶志超部发动进攻,清军败退平壤。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也发布宣战诏书。
双方战略方针 日本战时大本营在挑起这场战争之前,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其战略目标是在中国直隶(约今河北)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打败清军,压迫清政府屈服。认为能否达此目标,关键在于海军作战之胜负。为此,提出了两期作战计划:首先派陆军一部进入朝鲜,以牵制清军;海军则寻机与中国海军主力决战,迅速夺取黄海制海权。尔后作战则视海军胜败情况而定:如海军取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便由渤海湾登陆,实施直隶平原决战;如海上决战胜负未分,则以舰队控制朝鲜海峡,协助陆军主力占领整个朝鲜;如舰队决战失败,制海权归于中国,则以陆军主力实行本土防御,海军守卫本土沿海。并以争取实现第一案为基本战略方针。
清军方面,战前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由于统治集团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更无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始寄希望于俄、英等国的“调停”,继则在海陆
战端已启的情况下仓促宣战,并命令北洋大臣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实际上是实行海守陆攻的作战方针。据此,清廷决定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在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海口,北洋舰队集结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确保京畿门户安全,并策应在朝清军。
战争进程 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依据战场转换及双方作战态势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日海军夺得黄海制海权 8月上旬,总兵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和副都统丰升阿等四部援朝清军万余人先后抵达平壤。其时占据汉城之日军为混成第9旅,共8000余人。
8月中旬,日本大本营根据海军主力决战时间难以预料,并以年内已无法实行直隶平原决战,乃修改其“作战大方针”第一期作战计划,除已派第5师余部赴朝外,又增遣第3师参战,两师合编为第1集团军。将陆军在朝鲜的牵制作战改为攻势作战,由第1集团军执行平壤之战,相机进攻奉天(今沈阳)的任务。同时,决定组建第2集团军,待机攻占辽东半岛,为尔后直隶平原决战建立前进基地。
9月初,日军第5师和第3师一部由汉城等地出发,分四路向平壤推进,对平壤清军取包围之势。新近由成欢败退的提督叶志超奉命总统平壤各部清军,因其战守无策,各部心志不齐。9月15日,日军分三路总攻平壤,战斗至为激烈。午后,玄武门失守。入夜后,叶志超等弃城而逃,至26日全部退至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
在陆军争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亦前出至黄海西部,甚至闯到威海卫和旅顺军港挑战,企图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主力决战。北洋舰队在丰岛海战后拘于“保船制敌”之令,主要巡弋于威海、旅顺之间,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9月上旬,清廷鉴于平壤将有大战,拟由海路迅速运兵赴援,北洋舰队奉命护航。9月17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正准备由大东沟口外返航,突与搜索前进的日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著名的黄海海战。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
伤5舰。
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适时调整作战计划,海陆同时出击。平壤之战不但击败在朝清军,且一举将战线推进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中国本土。清军由于平壤迅速败退,不仅使“海守陆攻”的总计划归于失败,且来不及在鸭绿江一线组织坚固防线,以致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仍然陷于被动。在海战方面,北洋舰队实力被严重削弱,日本联合舰队达到了控制黄海制海权的目的,使尔后的战局能朝着其二期作战计划的第一案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并在花园口登陆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本为实施“作战大方针”中直隶平原决战的计划,决定以陆军第2集团军向中国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突破渤海湾门户。陆军第1集团军则向鸭绿江清军防线发起攻击,造成对清朝祖宗陵寝之地奉天的巨大压力,掩护第2集团军的登陆作战。清廷则采纳李鸿章之议,实行“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十八)的平分兵力方针。在实际兵力部署方面,由于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失误,以及过分眷顾祖宗陵寝,集重兵于鸭绿江一线和奉天、辽阳之间。同时,为保卫北京,又令各省抽调兵力,驻守山海关至秦皇岛之间,以及天津、大沽、通州(今北京通县)等地。致使地处渤海门户正面的辽东半岛兵力不足,又多系临时填防部队,加之黄海制海权已被日军所得,失去海军掩护,防御极其空虚。
鸭绿江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驻守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82营约3万人,四川提督宋庆为诸军总统。防线分中、东、西三段,以九连城一带为主防御阵地。兵力成一线部署,各部之间缺乏协同,纵深内又
无强大预备队。日军第1集团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突破成功,继于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并攻占虎山。其他各部清军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九连城和安东(今丹东)。清军鸭绿江防线崩溃。
在日军第1集团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上将指挥日军第2集团军2.5万人在日舰的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余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唾手而得大连湾。17日,日军开始向旅顺口进逼。驻守旅顺口地区清军7名统领互不统属,1.4万余名官兵军心涣散。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只有总兵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击。22日,日军陷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清军节节败退,不可收拾。清廷内部的主和主张渐占上风。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了重要的前方基地。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于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清军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全面溃败 日军攻占旅顺后,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冬季封冻,登陆困难,决定暂时搁置直隶平原决战方案,代之以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为尔后直隶平原登陆决战进一步提供安全保证的新计划。为此,以陆军第2集团军为基础组建“山东作战军”,大山岩上将任司令长官,共2.5万余人。又令联合舰队协同山东作战军作战,并以陆军第1集团军在辽东战场进行佯攻,继续吸引清军主力。
清廷对日军主攻方向再次判断失误,以为日军第1、第2集团军将并力攻取奉天,以主力打通锦州走廊,进逼山海关,然后与从渤海湾登陆之部队会攻北京。因此以重兵驻守奉天、辽阳及天津至山海关一线,关内外总兵力达10万以上,而于日军的主攻方向山东半岛则仅部署官兵3万余人,其中驻守荣成(今旧荣成)的仅1400余人。至于北洋舰队,则根据李鸿章“水陆相依”的防御方针,龟缩于威海卫港内。
1895年1月20日,日“山东作战军”在荣成龙须岛 登陆,占荣成。随即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进行抄袭。30日,南帮炮台陷落。2月1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此后,日军水陆配合,攻击刘公岛和港内北洋舰队。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等先后自杀殉国。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见威海卫之战)。
辽东之战持续时间较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之后,连占凤凰城(今辽宁凤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赋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1895年1月17日起,清军先后数次大规模反攻海城,皆遭挫败(见海城之战)。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出击,3月4日占牛庄(今海城西北),7日取营口,9日陷田庄台(今大洼南)。10天之内,清军百余营6万余人便从辽东全线溃退。
战争结局和影响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甲午战争结束。日军未经直隶平原决战便达到了预期的侵略目的。
此后,中国人民为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军民在刘永福等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割占台湾,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见台湾军民抗日之战)。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也在更加艰难的处境下,开始变革军事制度,中国近代军事改革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戚其章)
作文九:《中日甲午战争(一)》4700字
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结束10年之后,又发生了中日战争。这次战争从1894年7月持续到1895年3月,前后历时8个月。因为战争爆发的1894年,即光诸二十年为农历甲午年,因此这次战争被称为“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的爆发决非偶然,从宏观上来看,它既是晚清政府的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经济势力发展和野心膨胀的必然结果。
一、战争爆发的宏观历史背景
1、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及其在东方角逐的国际条件看,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到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接近于过渡的最后完成(其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这时,垄断组织已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家集团一方面力图垄断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以保证本国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为本国的资本寻找投资场所。为了输出“过剩资本”,它们对殖民地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当时列强已把非洲、澳洲和亚洲一半以上的土地分割完毕,只剩下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国尚处在未被某一国帝国主义独占的半殖民地地位。一些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在内强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领土。于是列强对地球上少数几块“自由国土”的争夺便特别尖锐起来,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在东亚争夺的焦点。日本发动对华战争,适应了资本主义世界接近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也适应了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2、从日本的发展特点看,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19世纪中叶,清朝政府虽然已由鼎盛走向衰落,但日本也并不发达。然而经过19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亚洲的强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垄断组织也已经开始出现。但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军事性特点。地主、军阀的天皇制度始终统治着全国,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购买力很低,使得国内市场异常狭小。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原料的供应尤其缺乏。另外,日本是以经营军事工业为主来带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因而特别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明治天皇是通过武力夺回政权的,他已经尝到了武力的甜头,更加从骨子里崇尚武力,并把这种理念用到了对外关系上。他决心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以武力和战争为武器,为日本国夺取更大、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从此,用枪炮和鲜血,靠战争和武力,争霸亚洲,称雄世界,便成为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明治天皇即位后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制订了“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朝鲜,第二步征服台湾,第三步征服中国东北,第四步征服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
3、中日双方围绕朝鲜问题而发生的冲突与争夺。朝鲜处于日本亚洲大陆政策的要冲,中日战争的起因即源于朝鲜。“朝鲜为中国东三省之屏蔽”,朝鲜的位置对于中国东北的安全非常重要,而东北的安全又关系着北京的安全,因此之故,朝鲜历来被中国人看成北部极为重要的“外藩”,明、清两代是中国的头等朝贡国,朝鲜李朝每年派三次正式贡使前往明廷,派四次正式贡使前往清廷,另外还有许多小规模的遣使,双方保持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国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其目的有两个,一是对内求富,一是对外求强。对外最初实际上指的是西方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日本多次武装入侵朝鲜。从此之后,日本亦成为中国对外的对象之一。1875年9月,日舰“云扬”号闯入朝鲜汉江江口和江华岛附近,强占永宗岛。次年2月,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获得了在朝鲜开埠通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从此日本势力侵入朝鲜。
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国王李熙和闵妃集团被围攻,备受闵妃排斥的李熙之父大院君李昰应重握朝纲。日本借口保护本国使馆人员,派兵入朝。日本对于朝鲜的种种侵略,作为宗主国的清朝当然不会坐视不理。清廷迅速派吴长庆率兵进入朝鲜,吴长庆的幕府张謇等人推荐袁世凯任执行前敌营务处事,袁世凯平定了内乱,将大院君软禁在保定。日本见状,以赔偿损失为借口,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的驻兵权。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率领三营清兵回国,另留三营淮军驻守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命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这时朝鲜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公使馆的策动下,发动“甲申政变”。劫持国王,组成亲日政府。不久,应朝鲜请求,吴长庆命袁世凯帮助朝鲜整顿军队。袁世凯果断地说服吴兆有带兵击退日军,赶走了亲日派。其后,袁世凯自作主张,搬进朝鲜王宫,以监国大员自居。吴兆有反对袁世凯独掌军权,并揭发其挪用军饷的丑闻,加之日本扬言要清军从朝鲜撤退。因此,袁世凯于1885年1月回国。虽然日本被打败,却要挟清政府于1885年4月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若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必须事先相互知照。这样,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地位,获得了同中国对等的权利,朝鲜被置于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也给了日本一个随时向朝鲜派兵的条约根据,从而为日后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便利。1885年9月,清廷释放大院君回朝鲜,以抵制闵妃集团的亲俄倾向。10月,派袁世凯为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委员,从此他开始在朝鲜崭露头角。袁世凯起初对日防范甚力,但后来即盲目乐观,麻痹轻敌。
4、日本疯狂地扩军备战,积极进行侵略中国的准备。1885年,日本天皇颁布了《整顿陆海军诏书》,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大肆扩充海陆军,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1887年,直属天皇、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制订出详细的《征讨清国策》,准备五年之后向中国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冒险战争,并且计划开战时以主力进攻北京,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战后将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左右地域划入日本版图;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附属于日本。这是一份独吞中国的狂妄计划。
5、日本蓄意挑起侵略战争。恰好此时,日本找到了一个发动战争的极好借口。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参加者多为农民,势力很快发展到全罗、庆尚、忠清三道。由于朝鲜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因此请求中国派兵助剿。袁世凯对此表示大力支持,屡次电请李鸿章出兵,并且说日本无出兵之意,接着又将军机泄漏给日本。日本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一方面怂恿中国出兵,并且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保证“我政府必无他意”;另一方面却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准备出兵朝鲜。清政府听信日本不出兵的口头保证,于6月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帅陆军1500人东渡朝鲜,进驻汉城东南50英里的牙山,军舰三艘泊于仁川。同时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但是,日本决心挑起战争。它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出兵朝鲜,兵力远在清军之上,并且抢占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袁世凯得知日本出兵朝鲜后,请求朝廷增兵备战。不久,东学党起义被平息,日本失去了保护使领、商民的借口,于是转而与袁世凯商谈共同撤兵。袁世凯在日兵大举入朝后焦虑万分,对日本的提议正求之不得,因此立即与日本达成了谅解。于是清廷命令正准备增援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不仅拒不撤兵,反而于7月19日,成立了海军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甚至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并且继续增兵入朝,使侵朝日军增至万余人,数倍于清军。当时在仁川的北洋军舰只有济远和平远两艘,而日本兵船却达到了六艘。
6、清政府内部关于和与战的分歧。在战争日益迫近的情况下,袁世凯为了脱离险境再三电请回国,经清廷批准,袁世凯改装易服偷偷回到国内。日本已是磨刀霍霍,情势万分危急。清廷内部却出现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并且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党一派极力主战,反对妥协求和,他们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同治帝载淳6岁登极,18岁亲政,虽然名义上已经亲政,慈禧太后仍然掌握着朝政大权。由于慈禧太后严厉苛刻,同治帝总是躲避着她,却与慈安太后相处融洽。另外,同治帝皇后阿鲁特氏是慈安太后所选,而且两人恩爱异常。但慈禧太后不喜欢皇后,处处刁难她,不许载淳与她同房,要他和自己选定的慧妃好。由于家庭生活寂寞寡欢,因此经常微服出宫寻花问柳,最后得梅毒而死。但是,清代官方史书却说死于天花。同治帝没有子嗣,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帝,其原因有二:若立载淳下一辈人为帝,那么载淳皇后便被尊为皇太后,慈禧自然要退居幕后;二来奕譞之福晋为慈禧之妹,便于控制。因此,4岁的载湉就当上了皇帝,以1875年为光绪元年。为了进一步控制已经长大成人的光绪帝,慈禧将她弟弟桂祥的女儿叶赫那拉氏指给光绪帝作皇后,并于1889年大婚。这时,慈禧太后不便继续垂帘,于是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控制,她通过奕譞及其亲信孙毓汶把持朝政,而这些人只以谄媚慈禧为能事。负责海军衙门的奕譞甚至建议挪用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以供慈禧太后颐养天年。李鸿章为筹建海军奔走数十年,多有慷慨陈词之处和苦心竭虑之思。但最终他还是加入了挪款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积极的筹措者。李鸿章在朝中政敌甚多。其之所以能够鹤立,主要得力于慈禧。作为一个满清官场政治角逐中的老手,他很快做出了抉择:以挪用海军经费去化解政敌。这就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海军经费更加困难,自北洋海军1888年建成之后,由于经费紧张就没有再添置任何船只,1891年以后甚至没有购置任何枪炮弹药,弹药多是过期、不合格或不配套的产品。这就使本来力量强于日本海军的北洋舰队很快被日本赶上了。而且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主张避战求和。中日战争爆发前,面对紧急的形势,握有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而是用将近一个月时间,企图在外交上依靠列强的调停“以夷制夷”,以达到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的目的。李鸿章先后求助于俄、英、德、法、美等国,但均毫无结果。这时,驻扎朝鲜牙山的清军已经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叶志超感到形势紧急,曾多次电请李鸿章增援备战。在乞求调停失败,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李鸿章仍不作战斗准备,而训令驻守朝鲜的军队“静守勿动”,并说“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亦不动手”,“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拙”,依然将希望寄托于外交斡旋,结果贻误了时机。
7、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美、英、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日本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小国,不敢轻易发动侵华战争。正如列宁所指出:日本“没有别国的帮助,它无论在财政上或军事上都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日本发动战争是得到西方列强支持。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极力向外扩展势力,但当时正忙于在太平洋争夺,无暇东顾。它既无直跨太平洋而达中国的军事能力,又无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于是企图借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达到在中国取得利益的目的。俄国90年代推行远东政策,企图吞并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然后争夺太平洋上的霸权。这与太平洋的霸主英国发生矛盾,英国为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便支持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以对抗沙俄。为此,1894年7月16日英国和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废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提高了英货进口的关税税率。德、法两国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日本利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在美、英为首的帝国主义支
作文十:《中日甲午战争输在融资》2700字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在中国民众心理记忆上是巨大的历史伤口,至今无法愈合。一百多年来,对于战争胜败的结局有无数的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沿袭当时文人志士的清谈立场,从满清腐败,用人不当,战舰落后,列强阴谋等起笔,最终指向制度竞争的核心,继而诉诸变法,改良乃至革命。毫无疑问,历史的逻辑在宏观叙事上总是气势磅礴,但这种大而化之的讨论似乎总是压倒了许多细节的追溯,使得我们在斗志昂扬之外,却无从下手循序渐进地改善。
在当时的环境下,按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综合国力(人口、资源、军事力量、朝廷财富等)远远超过被视为小小倭寇的日本国。中日之战不仅满清朝野均认为必胜,英俄德法等列强也看好中国,就连日本军界也寄托于以小败换得日本破釜沉舟与清争霸的国策。结果,黄海一战,李鸿章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台湾被割让,东北几乎也被划出去,刘步蟾方伯谦等留英将领也将卿卿性命断送在小了几辈儿的日本同门师弟手上。这种惨烈的奇耻大辱一直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心头,每每成为百年来中日冲突的内在纠结。
十九世纪末期,世界各国高度关注海域和殖民地资源,各个列强都将海军建设当成头等大事。中国和日本分别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更是发愤图强,提升军力。中日摩擦逐年增多,在朝鲜冲突之后,中日必有一战已经成为两国的朝野共识。
当时中国经济数倍于日本,但在层层盘剥之后,中国实际投入海军的经费却不如日本。尽管中国的北洋水师在19世纪80年代中曾经是亚洲最大的舰队,也拥有最为先进的舰只和训练有素的官兵。但在之后的十年基本没有再行投资,甚至维持基本的运转费用也难于筹措。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1885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戡修皇家园林。到甲午海战之前的十年中动用了600万两白银,其中从海军衙门经费中挪用了436.5万两。
大敌当前,大清海军无力继续购买更为先进的炮舰,甚至已经在英国Armstrong公司订购的两艘巡洋舰,由于经费不足而被日本购去改成“吉野号”和“浪速号”。这两艘舰只分别为1893年和1885年建成,在甲午战争中参加了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重创北洋水师,成为在中国民众心中臭名昭著的两艘战舰。1900年两舰又参加八国联军对华战争,巡弋渤海。1904年被编入第一舰队参加了日俄战争中攻打旅顺的战斗。
反观日本,尽管日本正在明治维新时期,各地诸侯的整合花费极大,不能满足军事投资之用。据统计,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特别要提出的是,日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极为重视经济和金融手段的借鉴。日本明治维新(1867)后,首先在国内的西南战争(1877)中尝试发行公债进行战争融资获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中日甲午战争的当时,日本政府财政预算规模在八千万日元左右。据日本学者著述,日清战争的融资主要是依赖发行了一亿一千六百万日元的政府公债,其中民间公募九千万,国库存款二千五百万。相比之下,大清政府首次发行公债是在1894年,而且数额有限。
同样是没有资本,大清搜肠刮肚地敛税,拆东补西的挪款,结果,自己精心选定的战舰让日本人买去了,反而成为主力杀手。日本则发行公债,利用国家信用和未来承诺把民间资金和未来的收入能力通通转换成当下的消费能力,重新武装海军战胜大清,之后再与民众集体分割胜利成果。事实上,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奠定了经济振兴的财政基础,而且还就势实现了金本位制度。
中国战败后,除了支付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 3亿两的赔款,还将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各国列强则要求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战争赔款以英镑支付。如此天价的赔偿数额,作为国库空虚的清政府,只得分别向英德法俄等国分别签订借款合同并进一步割让中国诸多主权。实际上,如笔者前一篇文字所述,清政府欲罢不能的海外借款也奠定了自己财政上和政治上破产的基础。
鉴于甲午海战的巨大收益,战争融资更是变本加厉。日本将中国的赔款进一步用于军费支出,从1896年到1905年分三期扩建海军投入三亿多日元。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投入军费是政府开支的3.74倍,而在日俄战争中投入军费是4.15倍。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和太平洋各国的同一比率则达到了9.16倍。战争融资的主要金融工具仍然是政府公债(见附图)。当然,战争融资支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最终毁灭了日本,导致了一段日本的亡国史。
以当时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日两国都在力图变法改革,积极进取,以求现代化。中国有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有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制度文化,试图脱亚入欧。两国皆有能臣悍将。谁知甲午一战,顿成崖谷之势,分道扬镳。尽管文献众多,但是从金融角度解析甲午之战的却不见经传。原因之一便是中国的金融始终依附于政府财政,并没有独立的立场。从融资角度回顾甲午战争,至少给我们几点启示:
第一,牵一发动全身,也就是西方所谓的蝴蝶效应。小的金融技巧足可以撼动整个制度的倾覆。可以这样讲,政治制度是决定因素,中日海战不败在甲午,也会败在辛亥。但是,如果当时中国人懂得债券融资,完成海军建设,打败了日本海军。难道我们就不能趁热打铁一举改变了中国的制度演化方向,甚至世界历史也会改写了么7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却可以也应该假设。
第二,债券长期被认为是政府融资的财政工具,是的,但又不仅仅是。债券更是将未来收入能力转换为当下消费能力的金融转换器。不同的预期可以转换成不同的票面价值,可以将融资渠道渗透到不同的阶层和地域,更可以通过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不断更新延续投资者,这就形成了稳定安全而且自我繁殖增长的资本流。可惜我们目前的债券仅仅是财政工具,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融资。需要大家一起推动监管部门向民间企业开放。
第三,战争融资利用政府债券这个金融工具可以更有效地调动国民情绪,缓解无政府力量的释放。日本关于日清、日俄以及之后的战争融资研究著述分析了战争融资中债券发行,银行借款和提高税收等多种渠道融资的利弊,特别强调面向公众融资所必须的透明度和流通性之重要。买公债就附加了爱国的意义,同样,公布资金投向也表达了尊重民意和建立信用的意义,这一点尤为重要。试想我们的几万亿激励经济的政府投资,几百亿抵御流行病或者举办运动会的投资,如果通过发行公共债券的方式将会对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信誉和社会公德有多大的)中击和提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