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读后》4000字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读后
中国史研究动态2(107年第1期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读后
陶新华
(国防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系湖南长沙410074)
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出版的侯旭东
着《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是一本研究北朝
乡村社会的专着.近些年来,对县级行政机
构以下的社会进行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
门领域之一.就魏晋南北朝一段来说,这方
面的论文和专着非常多,但以往的研究多详
于南朝.北朝的研究则集中于宗主督护制和
三长制,对北朝村落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
侯旭东的专着,在这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弥补,
它对北朝乡村作了相当细致和全面的研究,
勾勒出北朝村民生活的生动画面.这本书有
不少创获和亮点,下面择要介绍.
《北朝的村落》利用所能搜罗到的大量石
刻与出土文书,在日本学者宫川尚志研究的
基础上,补充了将近5O个村落和不少称为
“川”和”庄”的聚落.作者对北朝村落的外观
的展现.这是日本学者很少涉及过的.作者
利用自己掌握的考古学方面的信息,在对大
量的传世文献进行整理和细致研究的基础
上,得出了富有创见性的结论.《北朝”三长
制”》是一篇扎实的考证文章,对学术界关于
三长制的聚讼纷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澄清.
经过作者细致人微的考察,北魏立三长制的
时间,三长制实行后在使朝廷增加民户方面
的效果,三长在京畿和其他州郡的不同称谓
等问题,都有比以前更加坚实的结论.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空间认同》在大量
掌握墓志,碑刻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翔实
地,充分地证明了北朝在实行三长制的村落
中,也广泛地存在乡里编制.更难能可贵的
是,作者还结合考古发现和现在的地图册,对
一
些乡和里的形制,规模作了图示.这些工
作不仅纠正了认为村落中只存在邻,里,党三
长编制,不存在乡里编制的传统看法,而且使
村落中的乡里得以形象化,对以往将乡里研
究局限于简单叙述,从概念到概念的方法是
一
个重大突破.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三长是
北魏孝文帝以后专门设立的基层编制,乡里
是为推行均田制而划定的区域,这两个编制
都是北朝在县以下设立的行政建制,而村虽
然也进入了官府视野,但直到唐初才被官方
正式确认为基层行政组织.?
《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个案
研究》通过对大量北朝村邑造像记的整理和
研究,揭示了安鹿交村居民的来源和一些家
庭的人员构成,并对村民的生活主要是观念
世界加以展示.这样的个案研究,正如作者
所说,国外比较流行,国内学者所做的几乎都
是现代乡村的个案.对离现在已有1500多
年的古代村落进行个案研究,是一个开创性
的工作.这样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使
得作者对北朝村的研究在展现整体情形的同
时突出了某一局部的面貌,就像在照群体像
时给某一个体来了一个特写.这一特写,又
是群体特点的浓缩.通过个案研究,可以对
群体研究起深化和具体化的作用.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读后
《代结论: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
民的生活世界》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在这
一
篇中,作者为北朝村落勾勒了一幅”全景
图”.在这幅图中,我们看到:村民们日常生
活的核心场所既不是仅仅体现村民自在意义
的纯粹聚落的村,也不是体现朝廷制度与控
制的乡里,而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村里;但
.
村民们的活动与想像并不局限于村里,还与
附近的州郡县城和朝廷发生各种各样的联
系;村民通过对州郡县和朝廷承担义务,州郡
县和朝廷通过对村民提供基本的权利保障而
在静态层面上维持着帝国的结构;而州郡县
和朝廷通过对村民付出符号性资源——观
念,仪式与官爵名号等,在动态层面上将村民
纳入了帝国体系.通过这些理论化的叙述和
概括,我们不难发现,村民们生活的世界既有
一
定的局限性,封闭性,又有无限的开放性.
也可以看到古代帝国的制度和政令是怎样深
入到帝国的最基层的,而与政权体系比较疏
远的社会个体是怎样被帝国纳进它的统治网
络的.
在附录部分,作者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吴
简所见的”乡”和”乡吏”作了研究,绘出了临
湘侯国部分乡的示意图,对乡吏的职责和前
途作了比较详明的揭示.这些工作都具有开
创性.作者对日本学者谷川道雄《中国中世
社会与共同体》这一在中外学界颇具影响的
着作作了评价,指出了将乡村社会视为”共同
体”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有了作
者对北朝村里的研究,我们认为作者的评价
是有坚实的事实依据的,从而是令人信服的.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也有一些缺陷,
下面是比较明显的:一,《汉魏六朝父系意识
的成长与”宗族”》一篇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
北朝村落生活这一主题,不仅考察的时间段
落不限于北朝,而且揭示的宗族特点并不仅
仅是属于村落的.这里对宗族特点的揭示,
是属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范围的.这
一
篇,严格意义上涉及北朝村落的只有对居
民构成情况的揭示,而这在全篇中所占篇幅
仅及二十分之一.所以,这一篇在整部书中
显得不够协调,给人”类例不纯”的印象.《北
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也在很大程度
上偏离了村落生活的主题.这一篇虽然也涉
及到了乡村的市场,但大部分叙述的是城镇
的市,活动于市中的也以官贵阶层为主,同样
给人”类例不纯”的印象.应当说,这些都是
很好的文章,但戴上一个”北朝村民的生活世
界”的帽子,就显得有些别扭.
二,书中有些篇章,如《北朝”三长”制》和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涉及的空
间范围是整个县级以下的世界,既有乡,也有
里,也有村,但作者对这几个生活聚落的关系
没有进行专门探究.因而,村落与乡里究竟
是什么关系,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究竟是村
中设乡里编制,还是乡里编制下设村落,我们
也不清楚.北朝民众造像时忽略乡里而认同
村,究竟有无更具体的原因,也给人以疑问.
三,作者对北朝三长的地位提出了与史
书记载和严耕望等学者的意见都不同的主
张,论证是比较全面的.但对于《北史?常景
传》”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这样明确
的记载,只在第127页的一个注释中提到,然
后就完全忽略过去了;对于李冲所说”邻长复
一
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
三载无愆则陟用,陟之一等”这样的记载也没
有充分论说.因而,他的三长地位并不高这
一
结论略嫌欠缺说服力.
尽管有上面这些缺点,《北朝村民的生活
世界》仍然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
突破和创获的好着作.作者取得这一成绩,
给我们以如下启示:一部好着作须要求作者
有多年的苦心经营和思索,充分掌握和娴熟
驾驭历史信息,即时了解学术研究的现状和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1期
动态,坚持一丝不苟的研究态度.
县以下的社会生活,是一个大有发掘前
景的研究领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大量
的正史以外的资料,需要非常广博的诸如考
古,历史地理,社会学等方面的相关信息,还
需要有周密细致的考证工夫,更需要有严密
系统的思想,侯旭东在这几方面已经显露他
的良好素质.我们有理由对这么一位青年学
者抱更高更多的期许.
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评介
栾成显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作为一项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既可以
是章节严谨的系统性论着,也可以是各自独
立成篇的专题研究汇编.前者彰显体系建
构,后者突出问题意识.范金民教授主编的
《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年),即采取了后一种形式.该书为3卷本,
分别为六朝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收专
题研究36篇,计百余万字.江南社会经济研
究,为南京大学”985工程”所立课题,由该校
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学科以及江苏学界的13
位专家学者共同承担,该书即是这一集体研
究项目的最后成果.由于江南特别是长江三
角洲地区,为唐中叶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
转移之中心地所在,故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一
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门领
域.从事江南区域史研究的学者自不必说,
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者,乃至探索中国
古代社会变迁的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都把
研究的重点放到了江南社会经济这一领域.
多年以来取得的成果甚丰,所出论着,难以数
计,鸿篇高论,不胜枚举.然而,这一领域无
疑仍是一个远远没有做完的大课题.江南社
会经济的不少方面此前的研究几乎没有涉
及,尚待开发的新课题还有很多.即使已经
做过的研究,其存在缺失与仍需进一步探讨
者,也十分明显.该书即是在过去研究的基
础上,对江南社会经济诸多问题进行了较为
全面而深入的探索,从而在整体上将江南社
会经济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概括说来,
其主要成果与特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领域的扩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经
济,手工业生产,商业经营,海运及海外贸易,
赋役制度与政策等,仍是该书的主要论述专
题,而对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城市与社会经
济,移民与社会变迁等,该书皆有长文专论.
毋庸置言,过去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对后一方
面虽有涉及,但仍十分薄弱.该书这一方而
的论文,对地理背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对
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地理条件对城市发展
的意义,移民对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等都作
了具体而深入的探讨,这对于江南社会经济
的研究不可或缺,十分重要.关于农村基层
组织的演进,政治变迁与经济发展等,则有多
篇力作.在商人家族,慈善设施,婚姻论财,
作文二:《农村村民业余生活情况的调查》6700字
湖南商学院
暑假社会调查报告
题 目 关于农村村民业余生活情况的调查
——以云南省通海县部分村为代表
系 部
专 业
班 级
学 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职 称 公共管理 行政管理 1001班 101410018 张兰 周红江 讲师
2012年 9 月 2 日
关于农村村民业余生活情况的调查
——以云南省通海县部分村为代表
调查时间:2012年8月中旬~2012年8月底
调查地点:通海县秀山镇、纳古镇、九街镇、河西镇部分村 调查对象:村民、村领导
调查方法:问卷、走访
调查目的:了解通海县农村文化生活,从中归纳出我县农民业余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找出问题,提出改良方案,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丰富精神生活水平。
近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新农村的建设以及新城乡规划得以大力普及,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却显得越来越单调、乏味。因此只有对农村文化生活有充分的了解,才能更好建设和完善农村文化,更有助于新农村的建设,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模式的实现。此次调查正是针对通海县部分村的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情况进行的,通过了解村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方式,分析通海县农村文化的主要特点,并从中发现问题,为提高农村业余文化生活提出改良方案,为实现“村民自治”及新农村的建设提出建议。
一、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基本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基本现状
1、 电视、串门是目前农村用于休闲的最主要方式。
(1)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极大地开阔了农民的视野,成为农民接触外界的最主要途径,让农民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也极大的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据调查数据显示,90%以上的农民表示每天都会有部分时间收看电视(90%的看电视的人中,经济相对弱的九街镇,河西镇所占比例达60%以上,而经济相对强的纳古镇和秀山镇仅占30%,其中,中年以下看电视人数明显多于中年以上者)。按其看电视时间长短来看, 55%以上的人表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不低于三个小时,在农闲时期,最
多可达十余个小时。按其所看的电视节目种类来看,60%以上的人表示主要收看电视剧和综艺娱乐节目,近期来人文法制节目也大受欢迎,如《法律讲堂》、《传奇故事》等。
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乡村文化在广为普及的同时也存在一个变性的问题。本地的电视节目成了商家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利润的平台,以前还有每周两次的县长亲访节目,现在却被那些商业旅游节目和广告取而代之。有些地方因为基础设施落后,有线电视开通较少,只能收到地方仅有的几个频道,节目数量少、质量差。因此数字电视便随之成为了政府官员间接获取利益的渠道。
(2)串门是农村最常见、最传统、成本最低的休闲娱乐方式。由于农村的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薄弱,无法提供更丰富的休闲方式,串门便成了村民们传达村里消息,道家常,打发时间的最好方式。80%的调查对象都表示有串门的习惯(秀山镇的仅占10%)。尤其对于农村妇女和老人来说,串门更是她们业余生活的主要消遣方式。与归为城镇的秀山镇相比,秀山镇、纳古镇、河西镇等乡镇村民邻里关系相对融洽,由此看来,串门也使得邻里关系相对融洽、和谐。
2、 打牌、打麻将和下棋也是农民重要的娱乐方式。
打牌以前主要是妇女的娱乐方式,打麻将主要是中年男性热衷的方式,但现在也成了大多数年轻人比较热衷的娱乐方式。以我们村(元山村)为例,大多数无业青少年除了农忙时下地帮忙,其余时间大多都三五成群的打牌、打麻将,而且还从一开始的纯娱乐活动走向了“娱乐为主,赚外快为辅”的赌博趋势,虽下注不大,但对于一个无业务收入的青少年来说,还是存在问题的;下棋这个修身养性的方式原来是被老年人广为接受的,但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变更,城市老年人的业余生活逐渐丰富,但是农村老年人从以前的下下棋,逐步趋向了只是在家门前散散步,晒晒太阳。
3、赶集、广场舞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1)集市是农村每周都有的,赶集也是农民业余生活的方式之一。在农村,每个乡镇都有1 ~ 2个村设有集市,基本上是每10天就有3~ 4
天是集,例如,九街镇每逢二、五、九是集,纳古镇为一、四、七;河西镇为三、六、九。在集市上,农民可以购买生活生产所需的用品,走走逛逛,是休闲的好方式之一。集市在繁荣农村经济的同时也丰富的农民的业余生活。并且,大部分人也常进通海县城逛街,且进城频率与村落离县城的距离以及经济条件正相关。例如,秀山镇是离县城最近的乡镇,其村民进城频率为每周3~7次,远点的九街镇村民进城频率为每周2~5次,离得最远的高大乡和河西镇为每周1~3次。而纳古镇是除了秀山镇外经济最发达的镇,虽然该村离县城相对较远,但是,其居民进城频率与秀山镇的不相上下。
(2)广场舞也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之一。现在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广场舞以其老少皆宜的特点吸引了广大民众的视线,为村民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一些村里每天都会有大群的人齐聚一起跳广场舞,不管男女老少,村民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大家凑在一起其乐融融,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有些村没有足够宽敞的地点,且这种健身娱乐的意识不够强,有些地方有,但坚持不了多久就都散了,有些地方直接没人组织跳。只有靠近县城或者经济条件好的村落广场舞的队伍发展渐大。
4、KTV 不仅仅是城里人派遣的地方,也渐被农村人接受。卡拉OK 也成了农村家庭聚会或者庆祝活动的地方但是由于资金还有路程的因素,村民们去KTV 的次数差不多两三次每年。KTV 在青少年中是大受欢迎的,不仅局限于家庭聚会和庆祝活动,平时的朋友同学小聚都会相约在KTV 。但是,青少年毕竟是低收入群体,在KTV 的消费是普遍偏高,这也成了限制青少年业余生活的因素。
5、各族传统节庆活跃了农村业余文化生活。
通海县的两年一度的迎春花街也为通海群众带来了近两个星期的多彩生活。每届迎春花街都于大年初七开始至十八,每届花街都为通海县民众带来不同程度的狂欢,各类花草,各地传统文化,各地美食都为当地群众带来了不一样的享受。
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通海县存在着不同的种族,主要是汉族,
回族和蒙古族。兴蒙乡主要聚居着蒙古族,小回村,大回村,和纳古镇以回族居多。蒙古族有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回族也有一年一度的圣节,受其民族文化的制约,新蒙乡的村民多以其传统文化活动为主,由于民族文化不同,回族每年一次的斋戒在文化生活上就显出很大差异,回族斋戒过程中大多是晚上活动,其文化活动最活跃的时间段便是晚上,白天多呆在家里,或者进城逛街。这些传统习俗在丰富了本土文化的同时,村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外来观念的冲击,农民对农村传统娱乐形式的兴趣逐渐消失。现存的乡村文化处于解体之中,而新的适合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秩序又尚待建设,农村文化整体上处在最薄弱的过渡时期,各种不良风气容易形成。
6、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差距日益拉大,切呈现出层级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群众的文化消费观念、设施建设、居民素质、资源总量和活动开展等方面。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相比,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却日益衰败。农村传统的丰富多彩的“草根文化”,如自编自演的戏班、春节前后的在农村串演的秧歌队、舞狮队已不多见。县城周围的村镇文化活动就比较丰富,娱乐形式比较多样,而在一些边远农村,不论在基础设施上还是在农民的积极性上都有很大的差距。城里公园社区随处可见的大众健身器材在农村寥寥无几。走遍九街镇,河西镇以及秀山镇,纳古镇可以发现。秀山镇的大众健身器材是普遍可见的,举行的文化活动也是最多的,纳古镇次之,而九街镇、河西镇只有在镇上才能找到公园,发现为数不多的几件健身器材,文化馆之类的地方更是难寻踪影,这是远远满足不了村民们对文化的硬件需求的。
7、互联网的普及为农村业余生活带来新生力量。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也走进了农村。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安置了电脑,连起了互联网,为生活的各方面都带来很大便捷。各乡镇基本都有网吧,但“黑网吧”的数量比正规网吧还要多。另一方面,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多数村民听说过互联网,但对其的了解还很少。倒是大多数青少年都对网络有一定的认识,但其多用于玩网络游戏,不少人还因沉迷与网络而
荒废学业,甚至走向犯罪道路。
(二)原因分析
以上基本现状表明,农村村民的娱乐方式单调,仅仅局限于家庭娱乐方式,因而赌博、酗酒等恶习正不断在农村蔓延。一些人置农业生产于不顾,不分白天黑夜,大肆进行赌博活动。尤其没有特别适合年轻人的娱乐方式,年轻人很容易转向不良的行为。在此总给原因如下:
1、公共体育设施不足,体育锻炼缺乏。农村的体育活动开展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村镇村民健身意识相对较强。村民们主要参加的体育活动主要有羽毛球、篮球、广场舞和利用健身器材锻炼等,每年会组织比赛,例如秀山镇有篮球比赛,县城每年也会组织舞狮大赛。但大多数农村由于没有活动的固定场地,农民平时很少开展这些活动,只有在春节前后打打篮球。大多数乡镇,村民们忙于劳作,一整天劳累下来更没心思去锻炼,或者只能在自家庭院和公路街道及天然场地开展一些简单的活动。农村基础设施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不能满足村民的要求,影响了体育活动在农村的开展。
2、村民意识不足,思想滞后。大多数乡镇都建有篮球场,且大致每个村都有一块篮球场,例如九龙村,元山村,河西镇大多数村。但是,由于村民们健身意识不强,加之忙于下田劳作,回到家就只想进行点不耗费体力的事情,打球的人只有部分小孩,大人就少之甚少,久而久之,篮球场闲置,便都成了村里的公共停车场、晒场了。有些村虽有健身器材,但村民们似乎都不太喜欢出门,大多串门或者呆在家看电视,只有少数老人会带着小孩子去玩耍。加之对器材的使用说明不太明确,出现了资源闲置的情况。
3、政府部门在村民业余生活的完善方面严重缺位,对村民们健康的业余生活方面的宣传无作为。农村的村干大多出自农民,且都是本村的村民。调查过程中采访了几个村的领导干部,当问及他们对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有何看法时,表示的都是一致的态度——我们也是农民,没有那么多时间开展什么活动,并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自己喜欢什么就玩什么,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村干之所以会以这种态度对
待该问题,说明政府对村干的培训仅仅局限于村里“事务”的管理。
在网吧和本地电视节目管理方面,政府所采取的大多是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甚至为了一己私利成了违规人员挣钱的靠山,因此,越来越多的私人“黑网吧”,越来越多的垃圾节目越来越猖獗,村民的身心及财物都受到严重影响。
对青少年教育方面也呈现出不重视的情况。九街镇河西镇的村落都存在青少年很小就辍学的情况,并且年龄稍微大点的年轻人多是无业游民,既种不了田地,又不出去打工,而是在家“啃老”。村干们对此举也都怀抱着“可以理解”的态度。
4、文化多元化导致地区、民族之间业余生活呈现差异。
二、针对当前现象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政府部门应重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展业余活动范围。
调查结果显示,村民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来进行业余活动的地方和设施少之又少。因此,例如,一个可以散散步跳跳舞的花园,一个有器材可以锻炼锻炼身体的地方,以及一个可以提高自身修养的图书馆等。
因此,加强农村业余文化生活首先应从硬件设施做起。政府部门应该增加这些娱乐健身设施和人力方面的资金投入。建设娱乐场所和设施,例如新建公园,引入大众健身器材,并将其的使用说明进行详尽说明;新组跳舞队,请来专业的舞蹈人员进行带领指导;组建篮球队等,有条件的的村还可以新建图书馆、文化宫等,使村民们的身心都得到锻炼。
另外,应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村民的文化教育,强调高质业余生活的重要性。只有好的业余生活才能使村民的幸福指数提升,但由于村民们这方面的意识欠缺,一方面生活显得单调,干活的动力也会随之受到影响。因此,宣传方面只有村委会能够解决,应多多进行有关业余生活的宣传。可采取“文艺下乡”的形式进行宣传,即邀请专业文艺爱好者以表演节目的方式到乡进行宣传;村干可以以走访的形式与村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宣传。
(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对恶劣风气严加控制。
对学龄青少年辍学回家的情况应及时调查原因,并进行思想教育,向家长和孩子强调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劝导其继续接受教育;对因经济方面的困难而辍学的家庭应给予适当补助。
对于赌博等不良风气的控制,需从道德教育来抓。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农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思想道德修养,净化民风,对赌博严加控制,尤其是大金额的赌博要进行严厉的打击。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因赌博带来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另外,对网吧的开放应严格把关,并制定严格的管理规章制度,对非法开放的网吧严厉打击,并制定相关的惩罚机制,坚决禁止青少年进入网吧。另外应引导青少年正确对待网络这把“双刃剑”,合理地利用网络。
(三)不断尝试新的业余文化活动。
政府应培养一批文艺村干,大力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组建村级文化骨干队伍。鼓励并带领村民们不断尝试新的业余文化生活,积极动员和组织专业艺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村培养各类文艺人才,开展各种文艺活动。鼓励农民订阅报刊的积极性,不断对村民进行业余文化传播,并且不断尝试新的业余文化形式。例如,定期播放露天电影,定期组织篮球赛、拔河赛、歌唱大赛、广场舞大赛等,且可与邻村进行联谊。
(四)加强不同种族间的交流,积极利用多种族的特点,大力弘扬多文化发展。由于云南的多民族特色,可以抓住多民族多文化的特点,对各地传统文化进行搜罗,并且加强各族文化交流。不同村落,不同种族,可以在尊重本族文化的同时加强沟通。定期举行文化交流会,组织村民们开展一定有益身心健康的竞赛。在使本族文化得到继承的同时也得到吸收进新鲜血液,各族文化相互促进,发扬光大。
(五)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村民自治。
城乡差距的大小使得文化生活的差距也出现了差距,。因此,政府还是应该从根本的经济着手,鼓励农民“引进来,走出去”,即引进新的技术用于农业生产,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得大批剩余劳动力可
以走出去创造新的财富;扩大小额贷款范围,用实际行动支持民营发展;鼓励城乡文化交流,建立城乡文化交流站等。
而今“村民自治”已成了新农村建设的热门话题,这对新农村的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应转变传统观念,学习新的东西,在经济实现一定程度的时候,向村民们宣传“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实现村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定期轮流组织村民进行新观念的培训,鼓励村民积极参加,使得每个村民都对新“东西”有一定的认识,从村民的意识上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并成立村委会,村民们轮流担当村委会成员,大家相互监督,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相信随着政府的不断重视,村民文化消费观念的增强,加之村领导的积极鼓励,日渐富裕起来的村民业余文化生活也会日益丰富。
农村村民业余生活情况调查表
亲爱的乡亲们:
为了更好地扩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在此耽搁各位几分钟时间,请各位配合填一下这个调查表,谢谢各位!
1、性别( )
A 、男 B、女
2、年龄( )
A 、30岁以下 B、30~40岁 C、40~50岁 D、50岁以上
3、家庭年收入( )
A 、1万元以下 B、2~5万元 C、5~10万元 D、10万元以上
4、职业( )
A 、事业单位 B、个体、私营 C、农民 D、无 E、其他
5、文化程度:( )
A 、大学/大学以上 B、高中 C、初中 D、初中以下
6、感兴趣的文化娱乐活动(可多选)( )
A 、报刊杂志 B、电视、广播 C、麻将、纸牌 D、看电影、唱卡拉OK E 、跳舞 F、运动、健身 G、出游、旅游
7、经常参与的文化娱乐生活(可多选)( )
A 、报刊杂志 B、电视、广播 C、麻将、纸牌 D、看电影、唱卡拉OK E 、跳舞 F、运动、健身 G、出游、旅游
8、每周用于文化娱乐生活的时间( )
A 、2小时以下 B、2~5小时 C、5~7小时 D、7小时以上
9、每月平均用于文化生活的支出( )
A 、5元以下 B、5~20元 C、20~40元 D、40~60元 E、60~80
元 F、80~100元 G、100元以上
10、当地有无文化站或文化室等活动场所( )
A 、有 B、无 C、不清楚
11、对当地文化站或文化室等活动态度( )
A 、满意 B、不满意 C、无所谓
12、对当地文化娱乐活动的建议( )
A 、创建一些群众文化娱乐设施和场所
B 、积极开展科教文卫“三下乡”活动
C 、发掘群众自创和表演自娱自乐的兴趣和能力
作文三:《河北扶贫的“祁庄经验”:村民有权过体面生活》2100字
中新网衡水11月10日电 题:河北扶贫的“祁庄经验” :村民有权过体面生活
作者:白琥
11月是马建国驻扎河北省阜城县祁庄村的最后一个月,当记者见到这位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的副书记时,他站在自己帮扶了八个多月的村庄里显得有些恋恋不舍。
2013年2月25日,马建国连同河北师大副校长陆军恒等三人组成驻村工作组进驻祁庄村,用村民陆文英的话来评价,工作组驻村的半年多来,祁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过上了有尊严的体面生活”。
;
农民应该“有套路”地生产
仅从人口数量上来看,祁庄村是一个微型村,这个只有135户496人的小村庄位于阜城县县城东部,村里一半以上的人家从事西瓜和蔬菜的种植,其余的则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根据村委会提供的影像资料和多位村民的描述,8个月前的祁庄过着“散漫”的生活:垃圾漫天遍野,村民住在一条相对宽敞的土路两旁,“遇到雨水天气路变成浆糊,连村子都出不去”。年轻人到城市打工,热熔胶枪 ://.lx16888./ 收集 日子,收入大多时候“听天由命”。
“祁庄村的瓜果蔬菜质量很好,村民每天下田劳动很勤劳很辛苦,但是一年下来收入没有好转”,马建国对中新网记者分析,“村民传统的生产经营模式很散漫,但众人划桨才能开大船,我们的帮扶工作就从让老百姓‘抱团生产’开始”。
马建国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引导村民成立瓜果、蔬菜、养殖等专业合作社,让农民以合作社为主体进入市场。合作社成立之后,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村民开始以祁庄品牌的名义引进经验技术并把自己推广出去,邀请河北省农科院的专家讲座,到寿光、大兴、石家庄、青县、枣强等地学习先进种植养殖技术。抱团生产走出了第一步。
随后,网站和二维码这些属于城市生活的元素逐渐进驻合作社产品的推广过程,在工作组的帮助下,“祁庄种植网”上线,标注有二维码标识的祁庄品牌西瓜底气十足地进入了市场。“人力资源是我们帮扶祁庄村的最大优势,我们还探索了农校对接的发展模式,高校学生吃上了放心菜,村民的产业有了可持续性。”杨建国说,“农民生产有了套路,才不至于落入帮时富裕、走后贫穷的怪圈”。
校长出资买舞鞋 体育学院教舞蹈
村民杜文英家中的12亩地西瓜今年卖出10多万元,与去年相比翻了一倍的收入让这位村秧歌队队长心情十分愉悦,而她把原因归结于销售渠道畅通给瓜果带来的高价格,“以前客户少,一斤西瓜只卖三毛钱,今年一斤七毛钱”,这个八口之家今年单是西瓜一项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过万。
工作组给祁庄带来了新的生产模式,也给这个小村庄带来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在农村,像杜文英这样直言喜爱舞蹈的女性并不多见,村中修起的文化广场和陆军恒出资给村中妇女买的“舞鞋”是让杜文英心情愉悦的另一件事。
“我一直喜欢跳广场舞,但之前没有场地”,杜文英站在文化广场上向记者介绍,半年之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沟壑纵横的一片“野地”。如今,每日农忙之后的晚上八点,村中的妇女都会在这里集合跳上几段广场舞。河北师大体育学院的学生曾到村里教她们舞蹈,没事的时候杜文英会对着家中的电脑练习,这位舞蹈爱好者能跳上“二三十首”。
广场舞的兴起是祁庄村文化生活突然活跃起来的一个方面,职技学院的学生义务修家电,工作组招揽资金为村里修了一条半米后的大路,美术学院的学生为村子绘制了精致漂亮的文化墙,音乐学院的学生到祁庄爱心义演,书法专业的学生教村里小学生书法等等,祁庄村党支部书记赵东良告诉中新网记者,这些“看不见的改变”影响甚深。
“工作组帮扶的核心是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村民有权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而帮扶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上,是失败的”。马建国告诉中新网记者。
祁庄的“后帮扶时代”
祁庄村的村口立着一块木纹底黑字的文化牌,上面用中英双语写着“爱家、爱生活、更爱我们的祁庄”,当记者用十分钟穿过这个小村庄时,两边整齐划一的民房、形象的宣传画很难让人把祁庄和八个月前那个“大风起兮尘飞扬”的村庄联系在一起。
“让人欣喜的是,工作组对祁庄的改变让村里出现了人员回流”,赵东良对中新网记者说,“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中看到村里的变化,看到村里收入的增长放弃了返回城市打工的念头”。
杜文英打算在种植之外再做点家畜养殖,这个自称没有远大理想的女人对现在的祁庄很满意,用她的话说,“年轻人在城市里给别人盖高楼,我带着一帮妇女在村里打工”。
半月之后,随着各个项目的验收与工作组的撤离,祁庄将迈入“后帮扶时代”,虽然工作组驻村期间这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祁庄能否在没有直接帮扶这支手的指引下把未来的路走好,仍是考验帮扶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马建国对此信心十足,“环境改变增强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包括蔬菜大棚、林下散养、农校对接等模式的建成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村民的生产也有了凝聚力,这三个方面的改变对祁庄来说缺一不可。河北师范大学还向阜城县委组织部申请了大学生村官项目,未来将有更广视角的年轻人将接手工作组没做过、没做完的事情,把帮扶的精神薪火相传”。(完)
作文四:《读北朝碑志札记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5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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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北朝碑志札记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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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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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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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 卦谡 龈 率扯 选V聊俗笥椅薷存臼梗 优 ?淠福 仄粑牛 砟说眉 薄?BR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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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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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论文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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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
伪托地望除举族直接移徙于所托之地外,常常还以“自云”、“自言”某一魏晋名人后代的方式出现,而要成为事实,似乎还须如前引朱瑞改地望事一样,经皇帝下诏特许。如成淹,上谷居庸人,“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高肇,“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之乱避入高丽”;孙惠蔚,“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温子孙,“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 ;茹皓,“旧吴人也……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后期,“代人”或以鲜卑为主的“北人”亦染此风,不再满足于以“代人”或“河南洛阳人”为自已的籍贯,且乐于引一先代汉族名人为先祖。兴和二年(540)《刘懿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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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志主刘懿“字贵珍,弘农华阴人”,并虚夸:“自豢龙启胄,赤乌降祥,磐石相连,犬牙交错,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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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文档 Word可编辑 值得收藏------------------------------------------------ 远叶,繁衍不穷,斧衣朱绂,蝉联奕世。”《北齐书》卷19《刘贵传》所述刘贵事迹与《刘懿墓
志》所记基本相同,传却称他为“秀容阳曲人”。从志、传所述刘懿曾为肆州大中正、死葬时
隶秀容的肆卢乡、其子亦曾为肆州中正、志称刘懿拥有“第一酋长”等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刘
懿或者说刘贵原本为北族人,后属籍肆州,而“弘农华阴”籍贯属于伪托。与《刘懿墓志》相类
的还有天平四年《张满墓志》,志称:“君讳满,字华原,南阳西鄂人也,汉相留侯之苗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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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电视与山湾村民的日常生活》31400字
山湾村民的日常电视使用
潘月圆 张卓 王瀚东
【内容摘要】 在电视已经普及的背景下,本文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南省浏阳市一个名叫“山湾”的村民小组展开田野调查,力图从受众自身的逻辑出发,呈现山湾村民如何在农闲季节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电视,以及电视与村民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电视 山湾村民 受众 民族志
Television and Shanwan Villagers’ Daily Life
【Abstract】Television has already popularized in China, wherever in city or in
rural area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thesis, with the ethnography research approach, carries out a series related investigations in “Shanwan” village, Liuya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by ways of some concrete methods such as observation and the depth
interview.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present how the villagers enjoy TV programs in the slack farming season from the audience?s own logic,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rs? daily life and their entertainment brought by TV.
【Key words】 television, Shanwan villagers, audience, ethnography
引言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而巨大的变化之后,即使在农村,电视也不再是一件奢侈品。截止到2007年底,全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6%,城市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拥有率达到137.79%,农村居民家庭彩色电视机拥有率为94.38%,农村居民家庭黑白电视机拥有率为12.14%。①电视的普及成为绝大多数地区毋庸置疑的现实。
在电视普及的背景之下,电视迅速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被严丝合缝而又强制性地融入日常生活中。这种融入是通过家庭这一具象载体得以显现的。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Nicholas Abercrombie)认为,电视是家用的,也是供家庭成员共同享
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2008. 北京:中国统计局出版,2008
用的。① 戴维·莫利(David Morely)也坚持,只有充分了解家庭生活才能理解电视收看行为。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认为,虽然日常生活是单调、重复的,但却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意义。因此,探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电视使用过程也就具有了学理上的价值。
当收看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惯例与仪式的一部分时,由电视构成的媒介环境也成为人们真实的日常生活背景,而媒介使用行为只有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被解释才有意义。康拉德?科塔克(Conrad Kottak)提出,电视的影响根据进入人们生活的时间长短而四个。当它是一种新奇之物时,它的奇异性俘获了观众的全部注意。随着人们习惯于它的经常存在时,电视偶则具有了选择性与伴随性的影响。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浏阳市官桥镇一江村山湾组——中部农村的一个普通村民小组的常住居民,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结构性或非结构性访谈)等田野调查,试图真实呈现处于这一阶段的村民们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如何是使用媒介的;并由此深入理解在村民的自身世界中,电视于他们自身而言所产生的意义。电视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使用的?它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如何?电视对村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调查时间从2010年1月20日正式开始,直到2月23日结束,总计34天。由于农村生活普遍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夏天的农忙季节和冬天的农闲季节是两种很不一样的生活状态。而本次调研正处于冬天,所以村民的生活体现出了强烈的农闲季节特征,这在本文的叙述中都会有所呈现。③
1. 鸟瞰山湾
1.1 山湾概况
山湾所在的官桥镇地处浏阳市西南部低丘陵地区,为浏阳河支流涧江河中下游的河谷盆地。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冬季潮湿低温。水稻一年两季,是该地区人们最主要的粮食作物。7-8月是一年之中最忙碌的双抢时节,早稻收割、晚稻插秧接踵而至;11月-次年2月是一年中的农闲季节,地里收拾好了,除了零碎活村民几乎无事可做。境内大型自然灾害较少,夏季连降暴雨有时会导致涧江河泛滥,殃及河边居民。山湾组离涧江河直线距离约有400米,因此处于安全区域,旱涝无忧。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电视与社会[M]. 张水喜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4
② Kottak, Conrad. 1990. Prime-Time Society: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Wadsworth: Belmont. ③ 调研期间笔者入住了三户山湾家庭,分别是潘晓文、潘伟映以及潘自和家,每户观察时间总计约为5天。为了方便及时反馈和印证其他信息,参与观察是非连续性的,即每户先入户观察一到两天,轮流之后再进行了回访性质的新一轮观察和访问。然后,根据对前面三户家庭参与观察所获得的信息,笔者又对潘晓文、潘伟映、潘良成和潘东飞等四个家庭,以及年轻一代的潘林、潘田鸣、彭静、潘云英和潘笑阳五个人组织了两场小组访谈。最后,笔者选取了山湾组22位村民进行深度访谈,其中有结构性访谈,也有非结构性访谈,以及非正式访谈。 ①
官桥镇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依托的中部农村乡镇,截至2009年底,全镇人口为
2.8万人,户数约为7600户,全镇共112个姓氏,其中以潘氏人口最多,约占到总人口的1/6,张、刘、彭等次之。境内居民多为明清两代由广东、河南、江西等外省及周边邻县迁入。人口历来集中于涧江中下游即镇中北部地区。当地人一般把东、西、南部山区称为“冲”,而把中北部人口和耕地比较集中的地方叫做“塅”①。一江村山湾组位于镇中西部的群山之脚,正是“冲”与“塅”的汇合之处,与邻近的石灰嘴村三丰组之间仅部分相隔一条一米见宽的小路,并无明显分隔界线。山湾,之所以被命名为“山湾”,是因为从这里连绵的小山脉都为南北走向,像个水湾一样,又如同母亲的双臂,怀抱住了山湾村民世世代代的栖息之地。山湾背靠的半山腰处有一座坟墓,上刻有一副对联“虎踞旋坡远眺易江②北去,龙磐山湾仰承紫气东来”,气势恢宏也很形象地描绘了山湾的地理概貌。
山湾组共有30户居民,户籍人数131人。其中24户姓潘,占总户数的80%。另外有黄姓家庭4户,何姓与胡姓家庭各一户。这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组内居民的社会关系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间以姻亲、地缘等关系。组内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看上去错综复杂毫无头绪,但正是这些构成了生活在这个不完全共同体单元之中的人们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根据2010年年初的调查,常年居住在村中的人数约为76人,占户籍总人数的58%。其中 60岁以上的老人有25人,15岁以下儿童及婴儿17人,30-59岁年龄段的人为23人,15-29岁有1人。夫妻双方均生活在村中的有18对,另有11位丧偶老人,6个留守妇女,3个终生未婚男人(2人有轻微精神病,1人家境贫寒)。
山湾组人均拥有耕地一亩三分,没有集体企业。2006-2007年在隔壁大冲组曾有一家由株洲商人投资的炼铅厂,曾吸引了山湾组大部分留守的中年男性劳动力加入,从事的主要是铲煤烧炉、翻搅矿物等体力活,9小时工作制,日工资30元。2007年底,由于铅厂附近生态破坏严重,当地多人被检血铅超标,在村民联合上访后工厂被强制关闭。浏阳是全国闻名的“花炮之乡”,但产业一直集中在浏阳东部和南部,花炮厂进入位于西部的官桥乡只是近几年的事情。2008年底以来山湾组附近的两个村庄分别开建了花炮厂,吸收了少量进厂工作,工资按件计算。为求多挣钱,妇女常常早上7点不到就骑着自行车出门,直到傍晚6点左右才赶回来。一天报酬在20到30元之间。
山湾没有小卖部,村民如果急需日常生活用品,一般都会选择邻近山丰、九江或宝塔组的小卖部。如果要购置大宗或其他不是很急用的生活用品,村民则往往会等到赶集那一天集中购买。在官桥镇内有两个墟场集市,一个是距离山湾组两里不到的石灰嘴墟场,每逢公历2、12、22日开市;另一个是目前只相距五里路程的集镇墟场,每逢8、18、28日开市。在水泥公路修成以及摩托车尚未普及之前,村民一般选择去石灰嘴墟
①
② “塅”的意思即是宽阔且平坦的地方。 即涧江。
场,男人往往骑单车来回,妇女则多结伴步行来回,边走边聊习以为常。2009年底,作为上瑞高速公路入口建设的水泥路建成通车,使山湾组离官桥集镇的距离从十里缩至五里。由于处在集镇的中心地位,货物齐全选择空间大,官桥墟场的优势逐渐盖过石灰嘴墟场,加上摩托车普及之后出行的便捷,山湾村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向官桥集镇办事、购物。
1.2 山湾媒介环境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当时人们所身处和面对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本身创造出来的”,因此是一种“拟态环境”。由于人们所直接面对的现实生活环境太庞大、复杂了,因此不得不在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对它进行重构,这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媒介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今天的媒介已经由单一的渠道向多维的数字空间发散延伸。
山湾乡民所身处的媒介环境没有现代都市般光怪陆离,但也开始浸染于现代传媒之中,其中尤以电视为胜。电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山湾,迄今已将近三十年。大部分村民早已脱离初见电视的新鲜与好奇。今天,大多数年轻人已经无法了解没有电视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
据2010年年初的调查,山湾组30户居民家庭除一户②之外,全部都有电视机。其中28户是21英寸以上的彩电,1户为14寸黑白电视机③,22户拥有VCD或者DVD播放机,2户有两台彩电,都是新婚的陪嫁。除黑白电视机外,全部安装了卫星接收机,其中26户为大锅卫星,平均能够收到的频道数有40多个④;1户为小锅卫星,但是2010年1月初直播卫星信号升级加密后,只能收到6、7个频道。⑤有线电视线路尚未铺设至山湾,据官桥镇广电站经营商介绍,要到大约2010年下半年才可以接过来。无线电视在山湾的信号很微弱,一般只能收到一个或两三个频道,湖南经视和株洲电视台是能够接收到的最多的两个频道。安装卫星接收机后,无线电视的室外天线被主动或自动废弃了,只剩下9户人家尚能收看无线频道。目前使用的电视机除了一户人家,其余都已是第二台甚至第三台。大多数人家的第一台电视机都是黑白的,购入时间约为80年代末
沃尔特?李普曼. 公共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2.
这一户是30号潘红九。他今年55岁,有中度精神病,独自一个人住在土屋中,从不与外人接触。
③ 这台电视机属于9号潘自中。他今年58岁,至今单身一人生活,家贫。原与哥哥潘自和住一同栋屋,2004年潘自和家另盖新房,留下他一人住在老屋。14寸的金星电视机是1997年哥哥家换彩电时淘汰了送给他看的。 ④ 山湾的大锅卫星规格都为1.5米,可以接多颗卫星,理论上可收到54个频道,实际上由于信号传输或安装设置的问题,一般都只有40多个频道。
⑤ 为了解决偏远山区20户以上自然村群众看电视的问题,2008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射了直播卫星中星九号,以政府采购方式将机顶盒免费发放给偏远农村牧区,解决群众收看电视节目的问题。但是在其他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却是大量非法生产的山寨版机顶盒。2010年1月初直播卫星信号升级加密,导致山寨小锅都只能收到中央电视台一套、七套以及西藏卫视和藏语、新疆卫视与维语和哈语、内蒙古卫视和蒙语以及吉林延边卫视等共12套节目。由于信号传输或安装设置的问题,这户人家最多只能收到7套。 ①②①
90年代初;第二台的购买时间约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此时多由黑白换成彩色;第三台都是最近几年才购置的大英寸彩电,有的是商家促销“以旧换新”①的成果,多数是家中有人结婚而添置的嫁妆或彩礼,摆在新婚夫妻的房间。
其他媒体方面:山湾组没有人订报纸和杂志;曾经有28户拥有过专门的收音机或收录机,但现在都已经废弃或闲置,已无人再听广播或播放磁带;有1户家庭拥有电脑并接通了网线;共有86台手机,常年在外的人人均一台手机,60以上老人有5台,15岁以下青少年有1台,中年群体中男性人均一台,少量女性没有。其中经常用手机上网的有22人,都是15—30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中老年人。
2. 一个三代家庭伴随电视的一天
潘晓文家共有五口人。父亲潘癸星、两个80后儿子、以及他们夫妻二人,是典型的主干家庭。父亲今年78岁,不惑之年与妻子离异领着女儿生活,此后一直独身。现在身体非常健朗,经常下地劳作。潘晓文今年46岁,16年前前夫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治病欠下的债务。1996年与现在的丈夫毛建结婚,依然是招婿上门。毛建今年47岁,是本乡人,来自北部的山中。多年来潘晓文和丈夫以及父亲勤勤恳恳,种田、喂猪、烤烟一样都不懈怠。家境逐渐好转之后,于2007年盖起了新房子,但再次欠下几万债务。一般在农闲季节毛建会去长沙的建筑工地做架子工,日工资约90元;而潘晓文一直在家务农,在村中寻找可以挣钱的方法。她一直试图进入花炮厂工作,但都苦于没有机会。她的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老大25岁,职高毕业后跟随初中好友南下打工,已在深圳一家制作音响喇叭的工厂工作了七年半,月薪由最初的900元到现在的1500元左右。每年春节以及国庆回家两次,加起来约12天。小儿子潘林刚满22岁,初二会考一结束就匆忙与哥哥南下,6年间换了几家工厂,月薪约为1100元左右。由于经济危机,他于2008年11月返乡,随后辗转于长沙、株洲、浏阳、娄底等周边城市,做过超市送货员,后来又学防盗门窗安装,月薪都只有几百元。2010年1月初,因为工作环境差以及工资太低,潘林从娄底回到家中,准备春节之后再出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几年以来两个儿子的所挣的只够自己开销,几乎带不回余钱周济家里。
调研期间的1月和2月份,正是南方农村的农闲季节。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好,春耕又遥遥无期,正是村民一年中最为闲适的时节。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的肃杀,虽然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气息,但山上、地里也从来不缺绿色。早上6点半过后,天开始亮起来,但村落还是沉浸在睡梦的宁静之中,除了公路上定时经过的发往长沙、株洲、浏阳的早班客车,以及几个等车出行的人,几乎没有其他活动物。渐渐地,有灯开始亮起来,偶尔传来狗吠声,有开大门的声音。7点左右,可以看清楚远方了。公路上开始出现骑
① 把旧电视机送给商家,再添一定数额的钱,就可以换回一条新的电视机。
90年代初;第二台的购买时间约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此时多由黑白换成彩色;第三台都是最近几年才购置的大英寸彩电,有的是商家促销“以旧换新”①的成果,多数是家中有人结婚而添置的嫁妆或彩礼,摆在新婚夫妻的房间。
其他媒体方面:山湾组没有人订报纸和杂志;曾经有28户拥有过专门的收音机或收录机,但现在都已经废弃或闲置,已无人再听广播或播放磁带;有1户家庭拥有电脑并接通了网线;共有86台手机,常年在外的人人均一台手机,60以上老人有5台,15岁以下青少年有1台,中年群体中男性人均一台,少量女性没有。其中经常用手机上网的有22人,都是15—30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中老年人。
2. 一个三代家庭伴随电视的一天
潘晓文家共有五口人。父亲潘癸星、两个80后儿子、以及他们夫妻二人,是典型的主干家庭。父亲今年78岁,不惑之年与妻子离异领着女儿生活,此后一直独身。现在身体非常健朗,经常下地劳作。潘晓文今年46岁,16年前前夫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治病欠下的债务。1996年与现在的丈夫毛建结婚,依然是招婿上门。毛建今年47岁,是本乡人,来自北部的山中。多年来潘晓文和丈夫以及父亲勤勤恳恳,种田、喂猪、烤烟一样都不懈怠。家境逐渐好转之后,于2007年盖起了新房子,但再次欠下几万债务。一般在农闲季节毛建会去长沙的建筑工地做架子工,日工资约90元;而潘晓文一直在家务农,在村中寻找可以挣钱的方法。她一直试图进入花炮厂工作,但都苦于没有机会。她的两个儿子常年在外打工。老大25岁,职高毕业后跟随初中好友南下打工,已在深圳一家制作音响喇叭的工厂工作了七年半,月薪由最初的900元到现在的1500元左右。每年春节以及国庆回家两次,加起来约12天。小儿子潘林刚满22岁,初二会考一结束就匆忙与哥哥南下,6年间换了几家工厂,月薪约为1100元左右。由于经济危机,他于2008年11月返乡,随后辗转于长沙、株洲、浏阳、娄底等周边城市,做过超市送货员,后来又学防盗门窗安装,月薪都只有几百元。2010年1月初,因为工作环境差以及工资太低,潘林从娄底回到家中,准备春节之后再出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几年以来两个儿子的所挣的只够自己开销,几乎带不回余钱周济家里。
调研期间的1月和2月份,正是南方农村的农闲季节。地里的庄稼早已收割好,春耕又遥遥无期,正是村民一年中最为闲适的时节。南方的冬天没有北方的肃杀,虽然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气息,但山上、地里也从来不缺绿色。早上6点半过后,天开始亮起来,但村落还是沉浸在睡梦的宁静之中,除了公路上定时经过的发往长沙、株洲、浏阳的早班客车,以及几个等车出行的人,几乎没有其他活动物。渐渐地,有灯开始亮起来,偶尔传来狗吠声,有开大门的声音。7点左右,可以看清楚远方了。公路上开始出现骑
① 把旧电视机送给商家,再添一定数额的钱,就可以换回一条新的电视机。
摩托车、单车的身影,有大人也有少年,或者早起办事,或者工作,或者去镇上学校念书。
7点钟潘晓文一个人起来了,开始淘米煮饭,准备好之后才开始洗漱。尽管家里有电饭煲,潘晓文还是喜欢用大锅煮饭。她洗漱好之后,老人也起来了。大概8点的时候,饭菜做好了,潘晓文进房间大声叫潘林吃饭,但他只翻了个身没有起床。叫了几遍之后潘晓文放弃了努力,自己和父亲在厨房吃饭。吃好之后把菜放进锅里温着,然后潘晓文开始打扫整理房间,洗衣服;老人继续着饭前没忙完的活儿,比如削削竹子,补补箩筐之类。9点左右,潘林起床洗漱,独自吃在锅里温着的饭菜。老人忙完之后,要么端着一杯茶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要么就到小客厅开电视看会,很少出门。潘林吃完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看会杂志,或者接着用手机上网聊天、下载歌曲、看小说等,有时候也会陪老人看会电视。这个时段的电视多为重播或假期特播的的电视连续剧,如《天仙配》、《西游记》等,也有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类。
晓文打理好屋子之后,要么继续做些零碎活,要么就去附近的人家串串门。她常去的人家是22号前夫的兄弟潘伟映家,主要找嫂子冯梅闲聊。前夫是本组人,虽然去世多年,但留下的亲戚关系一直没断。妯娌之间一般扯扯不痛不痒的闲事,互通一下挣钱和开销的事宜。潘伟映今年52岁,初中文化;冯梅今年49岁,小学一年级未毕业,识字不多;两人育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今年25岁,两年前大学毕业在南方某公司工作;小女儿潘云英今年21,外省某大学三年级学生。平日里只有伟映和冯梅两个人在家,大女儿要到春节才回家一次,女儿一般在寒暑假回来。现在正是寒假期间,云英于前几日刚回到家里。夫妻俩在家务农,由于要供女上学,每年上半年除了自家四亩二分田地之外,还会承包别人家两亩田种植烤烟,下半年只种自己田地的水稻。不忙的时候,伟映和邻组刘常合伙给其他人家打水井,冯梅操持家里。
11点半左右,晓文串门回来,一个人准备午饭,做好之后又到各个房间叫其他人来厨房一起吃。晓文会和父亲坐在桌旁边吃边说些家常事,潘林有时候则会端着饭菜坐在电视机前边吃边看。
老人吃完之后又端着一杯茶坐在门口歇着,茶喝完之后或者继续做其他的零碎活,或者回到客厅看电视。下午的电视还是以电视剧居多,也有其他的专题片。潘晓文家的电视有卫星接收机,可以收到42个频道。潘癸星老人喜欢看CCTV12频道(“社会与法”),这个时候经常在重播前一天晚上的节目,他说“了解一下法律,很有好处”;有时候他也看一看CCTV10频道的“探索与发现”;他喜欢看戏,所以也经常看看CCTV11戏曲频道的节目。而潘林要么继续呆在房间,要么出去找朋友玩。他有时会去邻居家上网,(一般是在网上聊天、下载歌曲和手机上的小游戏,)有时会骑摩托去同学家里串门、打麻将或者去镇上玩。而潘晓文一般都会出门打麻将。有时还在吃午饭,就有人打电话过来邀角,她吃完之后甚至会连碗都不洗就出去了。打麻将要4个人才能凑一桌,村民邀角常用“三缺一咧”,对方自然就很明白这种迫切和渴望。但在农闲季节几乎不会出
现角儿难凑的情况,相反经常是“一呼百应,应者云集”。早上把一天要忙完的事情全部做好了,下午是村民打麻将最积极的时候。
山湾有几户人家经常会摆麻将桌,也就成了村民打麻将的常去之处。麻将桌一般设立在客厅的电视机前,桌下放置了电火炉以供取暖,除了方桌四方的四个人之外,四个角往往也会有人坐观牌局变化。四方之中若有人自摸①,便自动下位换上一个四角的人。打麻将以钱做注,平时一般是一块钱一注,这是村民可以承受的;也有五块或十块钱一注,但平时少有,参与的人不多,只在富裕人家或年节期间亲友聚会时才较多出现。牌桌不分男女,只以注的大小分。山湾组大部分老人、所有的中年人和年轻人都会打麻将,区别只是频繁与否;甚至连在读的小学生也都是打牌的熟手。
晓文会在5点之前回到家,开始准备晚饭。潘林也会在这个时候回来。大约6点吃晚饭,吃饭很快,大约15分钟左右。晚饭后晓文在厨房洗碗、收拾灶台,其他人则全部汇集到客厅看电视,这个时候的频道一般锁定在CCTV12。晚上看电视一般不开灯,除非要找东西,几个人就围着电烤炉边看边取暖。潘林看电视时间不长,有时跟老人打声招呼后就回到自己房间玩手机或者看杂志。厨房收拾完毕之后,晓文来到客厅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她也很喜欢看“社会与法”频道。将近6点55分时晓文会拿起遥控换到湖南卫视,等着看《湖南天气预报》。看完天气,她又会换回到CCTV12。看的过程中,她和老人会打好水在客厅洗脸洗脚,边洗边看。晓文偶尔感叹一下电视里的故事,或者跟老人聊点家长里短,而老人的话很少,几乎从不主动说话。一般8点左右小文就会回房睡觉,剩下老人独自一人在房中看电视。9点左右,老人关好电视和电烤炉,稍微整理下客厅,也回房睡觉了。
冬夜的山湾,灯光寂寥,三五点散落在夜色中。依然亮着的灯光微弱暗淡,是电视机的光线而不是电灯的。无事可做的村民大部分都睡去了。
3. 什么时候看?
总的来说,山湾村民收看电视的时间并不像日程表一样固定不动,而是非常随机和灵活的。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们在什么时间一定会看,或者一定不会看,只能说村民在收看电视的时候,白天和晚上的情境差异显著,因此也造成了两者收视特征的不一样。
3.1 白天:个人和社会性使用
在农闲季节,“闲”是农民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生活样态。除少数村民有正事可忙之外,大部分村民都是在家闲着。相对而言,白天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来打发时间。有事忙
① 打麻将专用术语,意思是自己揭到了最后要胡的牌。
的忙事情去了,无事可做的人要么去其他人家串串门、打打麻将,要么留在家里找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做,或者就看会电视。一个人在家打开电视机,通常是在委实没有其他事情可消磨时间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这两年山湾的冬天湿润阴冷,一个月见不了几天阳光。白天下雨的天气,村里很安静,路上很少看见人影,每家也几乎都大门紧闭,初以为无人。但有些房子你只要稍微走近,就可以听见热闹的吆喝声和稀里哗啦的搓动声——这就是打麻将。此时电视机会在麻将桌后开着,但只是充当背景音,并无人刻意观看。只有当人刚下位时,才会看几眼电视屏幕转移一下注意力,几分钟后又看向牌桌了。
当你在其他房子外面大喊几声,屋里也会有人应声,他们不过是在看电视而已。这些看电视的人,多数是老年人、小孩以及身体不便外出者。精力旺盛的中年人出去串门聊天,打牌了,其他人在家看电视。潘癸星老人告诉笔者:
人老了,出去到别人家讨人嫌,只能在家看看电视了,没什么其他的可以做,过年都没什么可以做。
白天看电视没有晚上那么连续,通常也没有明确的收看意向,首要目的只是用于消磨时间,尤其体现在中老年村民的工具性电视使用上。一旦他们觉得节目没有意思,或者有其他事情,他们会关掉电视寻求其他认为更有意思的消遣之法,而不是任其充当背景音。所以白天看电视一般都断断续续的,开关次数也比较频繁,想看就看会,不想看就关了,等到再想看时再重新打开。这一点与很多文献中所提到的情况不同,它与农村居民普遍的节省意识有关。村民认为,电视要耗电,如今6毛钱一度的电费不算便宜,而挣钱又很难,所以没人看的时候就没必要开电视,不然就费钱了。这不仅表现在电视,也表现在电灯开关的情况。中老年一辈经常在晚辈面前唠叨:人离开房间一定要记得关灯。后面将要谈到的关着灯看电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北京城市居民收视行为与收视模式调查报告》发现:北京城市居民看电视时最经常和伴侣、父母、子女一起看电视,很少单独一个人看,但是男性独自观看的情况较之女性要高出将近10个百分点。② 在山湾,村民家庭的居住面积普遍宽敞,都在180平方米以上,然而同时外出打工、上学的人数比较多,每户常在人口只有2-3人,因此除了有能自由活动的小孩家庭,村民偌大的家中常常显得冷冷清清。白天家里常常只有一个人在,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她)会打开电视机看看,但是常常不到半个小时又关了。做了一会其他事情,又打开看看。有一点与北京城市居民收视行为相似:当男性独自观看的时候,观看时间要比女性长,他们会将一档节目或者一集电视看完才会关掉。女性比男性更易分神。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多萝西?霍布森(Dorothy Hobson)在研究家庭妇女收看电视的习惯时得出的结论:妇女看电视主要是一个漫不经心、断断续续的活
①
②① 摘自2010年2月13日调查日志。 张同道. 北京城市居民收视行为与收视模式调查报告[J]. 电影艺术,2002(5)
动,她们常常把家庭当成一个持续工作和履行责任的场所。① 因此,女性在看电视时总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还有属于自己的事情没做完,因此注意力时常不能集中。而男性的“定力”实则来自于对家务和其他琐碎事务的疏离感,潜意识认为这些事情是“她的”,而不是“我的”,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专心将电视看下去。
除了为消磨时间而打开电视机,还有另外一种会打开电视机的情境,即有人来串门或者客人到访时。这种开电视的时间不固定,首先因为串门的时间不固定,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下午,也有晚上的时候;其次因为谈话投机的程度不固定,言谈甚欢之时会忘记开电视,遇到沉默的尴尬时刻电视则可以来救场了。如:
上午9点半左右,晓文来到冯梅家,给她带来一碗干鱼,冯梅拿出几个柚子切着吃。两人开始就柚子的来源拉起了家常。过了一会潘林也来了,与冯梅的女儿云英聊起来。云英还没起床,电视机就放在床边的书桌上。说了一会儿,话题似乎暂时断了,房间里的四个人陷入了短时间的沉默。冯梅说:“嗯,开电视看!”起身打开了电视。四个人的眼光顿时都投向了电视屏幕。
还有一种情况是,客人一到主人就会开电视。这其实是一个原理的不同表现,可以用詹姆斯·劳尔曾对电视的社会使用类型做出的划分来解释,这属于关系型的使用,即将媒介内容视为人们交谈时的“交易货币”,是缓和非正式且并不亲密的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③ 晓文和冯梅虽然交往比较密切,但冯梅生性不善言谈,所以与人交往起来常显生疏。在这种情境下,电视成为了冯梅的一种工具,可以用来替她圆场,替她缓和无话可说的尴尬,激发和生产新的闲谈话题的工具。
常在一起看电视的村民,相互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好。邻组村民潘羽龙来伟映家串门,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感叹:“电视没有味。看电视一定要有个伴,(不然)一个人看电视总是看着看着就打瞌睡。”因此也就出现了白天经常去别人家串门,顺便一起看电视的情景。串门对象的选择往往基于双方关系的好坏,而且关系的联结点是个人,不是家庭,但是个人尤其是男性之间的关系会带动与整个家庭的关系。男性之间关系若好,往往会带动两个配偶之间的好关系,这样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就好了。并且好坏不同于亲疏,血缘关系比地缘关系更亲,但在当下的山湾,串门比较频繁的对象往往不是更亲密的血缘关系之间,而是基于地缘、业缘和其他关系。在尚显传统闭塞的山湾,同性朋友之间的串门习以为常,异性之间则非常少见。以潘伟映个人为例,常来他家串门的人主要有邻组的潘羽龙、刘常以及本组的潘谷、潘湘来等,这几个都是与他关系比较好的个人。潘羽龙和伟映以前合伙种过烤烟,带动伟映妻子冯梅和羽龙妻子潘季红之间关系也很密切。在乡村,看电视并不如某些学者所言,越来越成为一种私人化的活动④。事实
转引自戴维·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 史安斌主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66
摘自2010年1月20日调查日志。
③ 转引自丹尼斯·麦奎尔著. 受众分析[M] . 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24 ④ 参见申端锋. 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①②②
上,串门是朋友间的交流,一起看电视是沟通感情的方式之一。
3.2 晚上:家庭性收看
冬天的山湾夜幕降临得早,大概5点半天就已擦黑,更别提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晚上是收看电视的高峰时间。在冬天人们进入夜间的状态比较早。一般来说,下午出门的村民都会在5点之前归家,他们认为过了5点就是太晚。在外串门的人,如果过了5点还没有离开,主人就要做好客人留下吃饭的准备。归家之后,男人喂猪,女人准备做晚饭,各司其职。如果男人不在家,则由老人和年轻人顶替。女人一定是最后才停止忙乎。通常在5点半左右男人就可以完成任务,然后会打开电视机开始看电视。从此时开始,电视机一般会延续到睡觉才关,这个时段一般都和在家的家人一起收看。所谓家也就体现在此时“围坐一堂”的氛围中。
村民一般在6点左右吃晚饭。饭桌有的就摆在电视机前,有的不在。不在的话,家中的老人和当家的中年一辈一般也会很自觉地围坐到桌旁一起吃饭,年轻人则要视正在收看的电视节目是否足够吸引人而定。如果觉得没什么意思,他们就会关了电视和家人一起吃;如果此时的节目正中他们的口味,他们就会夹上大把的菜端着碗坐在电视机前边看边吃,平时家长很少反对。如果饭桌就在电视机前,那么全家都会边吃边看,而不管节目是否足够好看。没有婴幼儿的家庭日常晚饭进行得很快,通常十几分钟就完了,最慢不会超过半个小时。饭桌不在电视机前的,吃完饭后没有洗碗职责的人会立刻回到房中再次打开电视,如无特殊事情,一直延续到全家都休息了。
作为纯粹的电视观众时,一般人以为和家人看电视时座次是自由随机的,只要没挡住视线怎么坐都行。然而当我们从纯粹的观众角色抽身出来,会发现更多丰富的细节。上文提到电视机一般摆放在一个空间视线最集中的地方,而观众都面向电视机而坐,在有固定沙发长椅的客厅毋庸置疑观众都坐在这些固定的位置;没有的话就自行搬椅子要么坐成一排,要么呈扇形环绕而坐,要么散坐一室。正对着电视机的中心位置往往是男性,老年男性或中年男性,也有年轻男性;妇女一般坐在旁边或者两侧,自选位置时常会无意识地靠后,坐在最后面,但年轻女性除外;未成年的孩子往往坐在最前面,离电视机最近。
这是一个在山湾罕见的人口齐整的家庭,两个老人、核心夫妻和两个孩子都在家里生活。38岁的潘良成带领一家人种了三亩多地的蔬菜,从下种到销售都由他挑大梁,妻子以及父亲和他一起伺弄田间农活,62岁的母亲在家里做家务、带小孩;大儿子今年12岁念初一,小儿子刚满6岁,正上小学一年级。
吃饭时,饭桌摆在了电视机前,6个人坐在桌子四方。潘良成照常坐在了面朝电视
的方位①,父亲一个人坐在他的左方,母亲在对面背对着电视,妻子坐在他右边,两个小孩依次排在右方。6个人看一台电视,每个人都在看。良成端着饭碗边吃边抬头看一会,父亲和妻子也不时侧头看看,妻子坐得离桌稍远,夹菜得向前倾,两个儿子都靠在了桌上,哥哥嫌弟弟总遮着他的视线,所以坚决要坐在靠近电视机的位置;母亲挨着父亲这方侧坐着,留出大段空位以防遮挡其他人看电视的视线,因为背对电视不好看,所以只等到大家都笑了或有其他剧烈反应时她才会回过身来看一下电视屏幕。
晚饭过后,母亲和妻子收拾好碗筷、饭桌,父亲、良成和孩子各自稍微移动了椅子。良成的位置基本没变,父亲把椅子挪后摆正了坐在丈夫后侧,两个小孩的椅子都往前挪,良成冲着大儿说:“往旁边坐一下,别挡住爷爷了。”母亲走进客厅,搬了一张椅子坐在孩子们的侧后方。妻子最后进来,觉得孩子们坐得太靠前了,说:“往后面坐一点啊,太近了别看坏眼睛。”她坐在了良成的侧边靠后的位置。②
座次如图3.1:
图3.1 良成家吃饭与看电视的座次图
山湾组的家庭也是以夫妻横向主轴为基本内容的家庭,家庭核心层是中年夫妻,但始终占据中心位置的只有丈夫,无论是吃饭还是看电视,妻子、父母和孩子围绕之。并且这种座次的排列也并非一时随兴,经过多次关注,发现每个家庭每次相应活动个人所处的位置几乎都是固定不变的。对于位置的排列村民似乎也说不上原因,日常生活中也几乎从不强调平时吃饭或者看电视一定要遵从某种座次安排。这仅仅是巧合吗?还是存在潜在的、已渗入村民生活的某种深层规则?
问:“你们平时吃饭都是这样坐的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呵呵,没注意过。”不过他想了一会,又说:“好像确实是这么坐的,每天都没怎么变。”
①
② 即尊位。传统的尊位面门,现代多指面朝电视的好位置。 摘自2010年2月1日调查日志。
问:“为什么会按照这种顺序坐呢?”
他笑着说:“没想过,每个人天天都这么坐,然后就习惯了吧。”
问:“平常吃饭时座次有什么规矩吗?”
“以前倒还讲,像大人坐上,细伢子坐下之类。现在还讲什么规矩咯,早就没人管这些,怎么坐着方便、习惯就怎么坐了。”①
实际上,“看电视,就像其他家庭行动一样,逃不脱家庭组织中的权力??看电视的次序以及它在家庭活动网中的位置反映了选择、组织和妥协的过程”。②因此,这些看上去随意甚至无意识的安排和“习惯”其实是某种“选择、组织和妥协”的表现形式。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这种“习惯”?它选择、组织和妥协了的具体又是什么?良成说“以前”即在传统的家庭关系中座次安排有严格的规范,通常规定“尊者坐上”,一般长者为尊。所谓“上位”,在传统的日常家庭生活中是“尚左尊东”,以及“面朝大门为尊”。地位最低、最不重要的人一般坐于背向门口的“下位”。然而自从电视机进入家庭之后,“上位”不再是面门的位置,而成了面向电视机、收视效果最好的位置。同理,“下位”成了背向电视机的位置。良成嘴上一直说“没注意过”、“没想过”,我们不能认为他口是心非。在乡村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变中,很多传统习惯和理念都已渐渐消逝殆尽,比如这些座次规矩,但是我们并不能认定这些习惯和理念的决定机制也随之消亡了。其实这些机制仍然存在,但是它披上了新的习惯和理念的外衣,就是上文良成所提到的“习惯”。决定这些习惯形成的机制仍然是深藏于日常生活背后的权力博弈。从上图我们可以读到的是,在山湾日常的电视收视场中,统治了数千年的男性权威在历经了近代数次大浪淘沙之后依然顽强地延续下来,并且仍然牢牢地占据主导地位。有所改变的是,传统社会老年人所具有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考基尔和霍尔摩斯在1972年出版的《老龄化与现代化》一书中认为,老年人的地位与社会变化率成反比,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老年人的地位迅速下降。③可以确定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确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并且波及如此广泛深入,乡村与城市一同经历。由于变革的剧烈,老人所具有的经验优势不再;而价值观念的转变,使老人所拥有的声望优势也得不到认同;最后能够挑起家庭经济大梁、赢得最多经济成果,通俗的说“能够挣钱”的核心层成员取代了他们原有的权威地位。上文日志所呈现的场域之中,村民“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思维方式,而逐渐替换了传统的忠孝仁义思维,用经济权威统治并“组织”取代了其他性质的权威,地位认同指标由才德逐渐向单一的财富成功“妥协”。在这一点,山湾村民不可避免地被拽入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快行道上。但在此场域中,潘良成不忘告诉儿子不要挡住爷爷的视线,我们还能窥见传统孝道并未完全消解。可以预见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山湾组都会存在这种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交融互搏。
摘自2010年2月1日调查日志。
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M]. 陶庆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6
③ 转引自:唐仲勋,叶南客.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老年人地位[J]. 人口学刊,1990(6) ①②
无事可做的农闲季节里,村民休息得也很早。有人吃完饭洗漱好,大概6点半就躺进了被窝里。正如冯梅所说:“天气冷,被子里暖和,还有电热毯,好舒服。”①老人和中年人休息得比较早,一般不会超过9点,但年轻人通常不到10点不会结束,坚持到11点或者12点也是常有之事。
4. 在哪里看?
对于每户都拥有一部甚至两部电视机的山湾村民来说,显然不会产生像郭建斌老师笔下的独乡人家每天必须面对“去哪里看电视”的这个问题,答案毋庸置疑是“在自家看”。
4.1 在自家看
电视机在山湾家庭中的摆放位置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摆放在主人卧室,二是放在单独的客厅。但不管摆放在哪,有一共同点是它都摆放在一个空间的最显眼之处,一般正对或者侧对门口,在入门处可以一眼看见。卧室或客厅也就构成了村民在自家看电视的基本选择位置。
卧室:“席梦思土豆”
山湾当地的房屋有老式和新式之分。老式房屋是传统平房建筑,分为堂屋、正房和厢房。堂屋很宽敞,是屋内面积最大的空间,一般摆放桌子、茶几、凳子等常用待客之物。正房和厢房分列堂屋两侧,厨房和杂屋设于后面。在传统的住宅格局中,东屋为上,西屋为下,因此正房往往处于堂屋之右②。以潘伟映家为例,他家房间的平面图如图3.2:
①
② 摘自2010年1月21日调查日志 传统的房屋一般只有两间房,长辈居一间,幼小的儿女跟随父母居一间,所以厢房经常会摆放两张床。等到儿女长大了,则要开始考虑扩建房屋。但是随着乡村社会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老人的房间越来越多向厢房转移,正房则让给当家夫妇。老一代权威和社会地位的下降从这里可以窥见一斑。
图3.2 传统房屋布局图
一般来说,卧室代表的是一种隐私空间。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村民一般就在堂屋待客,除非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才会进入房间聊天。有了电视机以后,往往摆在主人卧室,由于主人更经常地待在房间里,所以待客之地也渐渐转入了房中,而不管关系是否足够密切。伟映家老人早已过世,29寸的康佳彩电摆在他们夫妇居住的正房靠窗的位置。白天自家人看电视时,有时连凳子都不用搬就直接坐在床上了。来客人的话,搬张凳子到电视机前,边看边谈事。电视成为隐私空间与开放空间的转换催化器。将电视摆放在卧室,应该说便利于私人使用是主人做此决定的初衷。这种便利,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了晚上收看电视的时候。
1.晚上6点,吃完饭,收拾完厨房,冯梅躺下了,侧卧在被子里歪着头看电视。她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裹着自己,只露出一张脸,睁着眼盯着电视。因为遥控器坏了,她不愿意起来换频道,所以其他人看什么她就看什么。遇到自己喜欢看的,她就睁着眼睛看几眼;遇到不感兴趣的,她也不多说什么,眯上眼睛就是。躺在被窝里很容易入睡,所以她的眼睛经常不一会儿就似睁未睁着,然后合上了。6点50左右,刚刚眯了一会的冯梅被电视机吵醒,她翻过身来继续侧着头盯着电视看。①
2.晚9点半,云英换台时CCTV4在播《今日关注》,正在讨论对台军售的事情。躺在床上的伟映连忙说:“哎哎,就看这个。”云英停下来。伟映侧躺着床上,用右手支撑着头看。刚开始他还饶有兴趣,看着看着,眼睛渐渐地就眯起来,头慢慢往后仰。挣扎了好几次,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他冲着电视说:“我还是睡算了,随你们怎么说。”②
在电视放在卧室的条件下,躺在床上看是卧室主人冬天晚上看电视的主要方式。而这种方式由于状态极其放松,因此也极其容易进入睡眠状态,从而导致村民晚上看电视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看电视的过程断断续续、不连贯——想看的时候看会,不想看的时候关了,等到一觉醒来睡不着了,又开电视看会。
凌晨3点,伟映起来上厕所,醒来睡不着了,于是打开电视机。换了好几个台后,转到四川卫视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十天十夜》,他又钻到被子里躺着看起来。冯梅这时也醒了,嘟囔了几句,又眯上了眼。潘伟映说他醒来之后一般要很久才能够再次睡着,所以只好看电视打发一下。问《十天十夜》好不好看,他说一般般。
西方电视研究者把成天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受众叫做“沙发土豆”,那么在沙发尚未流行的中国中部农村我们可以把经常躺在床上看电视的受众称之为“席梦思土豆”。“席梦思”是弹簧床垫的通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走进了中部农村的千家万户中,几乎取代了所有的传统帐幔硬板床。由于没了帐幔和床架的遮挡,躺在床上看电视是最舒适的观看方式,因而也催生了一批“席梦思土豆”。
摘自2010年2月21日调查日志。
摘自2010年2月3日调查日志。
③ 摘自2010年2月6日调查日志。 ①②③
客厅:隐私与交际领域的转换
除了传统的平房建筑,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新式的两层楼房成为流行的建筑样式,近20年来新建的房屋几乎都是此类小楼。山湾组30户人家,除了7户为平房,其余都是两层小楼。如下页图3.3。
楼房的基本平面图与平房没有太大差别,但多了第二层,房间数目增加,空间扩大。上个世纪80年代是山湾组的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出生于1981-1989年间的人数高达26人。在80后尚未长大离家的年代,有老人的家庭也比较多,因此四个房间都住了人。一般的房间安排情况是:一楼堂屋右侧为当家夫妇的主卧,左住老人,二楼住晚辈。电视放主卧。新千年以来,随着年轻人的外出,老人的逐渐谢世,山湾组日渐冷清,常住人口明显减少,40-65岁的人口占据大多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房屋内空间的扩大,现代家居设计理念由外面逐渐传入山湾,越来越多的楼房家庭都在一楼留下了一间单独的客厅,电视机就摆放在客厅里。隔着堂屋与客厅相对的通常是主卧(正房)。2010年初,山湾组已有24户家庭拥有单独的客厅,2户为平房,22户是楼房。
通常客厅里摆放的家具除了电视机外,还有其他坐具。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的坐具有软沙发或者硬木长椅,条件一般的人家只有椅子和凳子。冬天烤火取暖的器具也放
置在客厅,可以边取暖边看电视。常打麻将的人家,麻将桌也摆在客厅。人类学家阎云
图3.3 村民潘东飞家两层楼房的一层布局图
翔认为:客厅的意义在于它同时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场合和私人生活之间建立一个转换区域。①所谓排斥,是指进入客厅意味着主人认为你只是客人,处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水波外缘,关系尚不密切到足以进入私人空间;但进入了客厅,又意味着被纳入差序格局之中,这就是所谓接受。对村民来说,客厅进入人们生活的时间不久,对这种意义的期待和实践较之于已经习惯了客厅的群体表现得更具有主体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对客厅的高度利用,与此同时对卧室的自觉关闭和回避。潘良成家在2010年1月份新建了一间房当作客厅,村民对客厅的期待可以从对良成母亲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40 ①
的访谈中略知一二。
客厅没修之前,电视机放在正房里,大人小孩每天都在里面看电视,吃饭吃零食都在屋里。小孩总是窜上床乱蹦,大人有时候也在床上坐着,被单被子什么很容易就脏了。大人要睡觉也要等到小孩看完电视,很烦。有时候人也杂,放东西也不好放。客厅搞好以后,把电视机搬到这里,吃饭什么也都在这了,有人来的话也是在这里招待,没事做的时候也在这里歇一下。房间里一般就关着门,清净好多,没事的话很少进去。小孩要看电视的话就让他们在这里看,想看到什么时候就让他们看到什么时候,反正也吵不到房里去。①
4.2在别人家看
当村民产生“看电视”这个动机时,“在自家看电视”是村民最主要的选择。问及他们会不会在别人家看电视时,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不会,自己有就不到别人家看。”但经过观察,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上文中谈及白天串门时在别人家看电视就属于这种情况之一。但这不能说明村民故意撒谎,事实是,通常情况下人们确实不会想着离开自己的家,专门去别人家看电视,但是在别人家时看电视几乎无法避免,(原因我们在后面提及)。所以说“在别人家看电视”这种结果的初衷不是为了去看电视,而只是串门时的伴随结果,换句话说“在别人家看电视”的人虽然并无看电视的动机,但总有看电视的行为。
每天吃过晚饭后伟映几乎都要出门,他说一在家坐着就会想睡,睡得太早晚上又睡不着,所以不如先去外面走走、和人扯扯谈。今晚7点左右他又拎着手电准备出去了,我说跟他一起去。他径直来到东飞家,客厅里已经坐了一圈人在打麻将,电视机兀自在旁边开着,正在播放百事可乐广告。伟映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和潘于正(东飞的姐夫)一起烤火。他们俩经常在一起打麻将,是这里的常客。那边没有人下位的迹象,他俩自己拿着遥控器换台。换到山东卫视时,正在播放电视剧《丐侠传奇》,潘伟映手停下来:“恩,就看这个吧。”两人看了起来,直到8点半插播广告的时候伟映才要回去。一回到家,看见冯梅睡着了,他把频道调到山东卫视,躺在床上继续等着看《丐侠传奇》。②
在这种情境里,看电视作为打发时间的一种手段,只是闲谈无聊或者打麻将无果的代替行为。但是当看到感兴趣的节目时,反过来也会激发村民将看电视替代其他活动,甚至将这种暂时性的行为转换为连续性行为。
5.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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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2010年2月6日对良成母亲的访谈。 摘自2010年1月23日调查日志。
通过卫星电视,山湾家庭平均每户可以收到的频道约为40个。对村民来说,众多的频道一面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选择,一面由于节目定位的城市化取向,适合他们看并且受到他们欢迎的节目其实并不多。
5.1 天气预报!
在山湾的其他时段村民收看的节目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在晚上6点50分到7点这10分钟之间,笔者发现90%以上的家庭都会把频道定在湖南卫视。这个时段是湖南卫视的天气预报时间。由于农民的劳作主要在户外进行,天气往往会影响到他们一天生活的安排,如天晴的话就应该准备出去做事,下雨的话就只能呆在家休息。虽然“靠天吃饭”在山湾已经淡出历史,但“看天做事”依然影响着村民的每日具体生活,天气预报对农民生活的实用性远远大于城市居民生活,所以村民对天气预报格外重视。在潘伟映家,他和冯梅每天到点都会嚷着说:“换台,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即使因为有事他们自己看不了,也会交代已经城市化的潘云英看,然后将结果告诉他们。
早上7点半时,伟映接到工作搭档刘常的电话,叫他今天一起去打井。伟映很坚定地说:“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是中雨到大雨,明天还有雨。去干吗?去了那里做不了什么又下雨。天气这么冷去那里干嘛?”电话那边坚持要去,伟映也不放弃自己的立场。
7点40时,介绍人潘民达又打电话过来要求今天再去。伟映再一次强调:“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中到大雨,明天也有雨啊……”8点半左右,雨果然下大了。电话再一次打过来,说不去了。伟映心满意足地出去闲逛了。①
村民只选择湖南天气预报,他们认为:“湖南的会准一些,只讲湖南的嘛。”② 但天气预报准不准不在于是否只报一个地区,而在于技术手段的高低。从这方面来看,中央天气预报显然要比湖南天气预报占优势。然而中央天气预报只报长沙一个城市,其他的城市与村民都不相关,而湖南的还会报株洲、湘潭等周边几个城市。在一定范围内,信息越多越能消除不确定感。相比之下,只能说湖南天气预报因为可以提供相更多更详细的信息,因此给村民造成了“更准”的印象。另一方面,长沙在中央天气预报里位于中间位置,稍不注意就错过了;而湖南天气预报前后都会播长沙,本土的受重视感由电视传达给了村民,同样也增强了受众的主体中心意识。
另外对山湾村民来说,在天气预报方面,电视是绝对权威,生活经验在此退居二线。即使凭借生活经验也能得知天气,但他们依然只有看过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之后才能心安。因为在与他人交谈时,只有提到是“天气预报说了”,其他人才会接受并相信这个信息。
收看天气预报除了是一种信息的需要,也是一种惯性的需求。一天下午,潘晓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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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摘自2010年1月22日调查日志。 2010年2月5日访潘晓文。
老人潘癸星独自一人在家看电视,换台到河南卫视时,正好刚刚开始播放河南天气预报。老人停下来,很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老人并没有亲人或认识的人在河南,按理说河南天气与湖南毫无关系,为什么这也会引起老人的兴趣呢?在此,收看天气预报与需要无关,只能用惯性来解释。对一种的信息的需求,除了实用之外,还有心理慰藉作用。如老人看完之后,就说了一句:“哎呀,还是有晴的地方嘛。”由于这个冬天山湾接连半个月阴雨不断,每天的天气其实不用看预报都知道会怎样,为了寻求一种希望或者慰藉,他依着惯性想看看其他地方的天气。
5.2 正片子
上世纪解放以后到八十年代期间,国内每次电影放映前都要先加演一段新闻简报,然后才开始正式放映电影。“正片子”这个称呼即源自此时,即指相对于新闻简报而言的正式电影,从而使这个词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现在村民用它来指称所有的电视剧和电影。闲聊中他们经常会说“没什么好看的正片子”,或者“这个正片子不错”等。对于村民而言,看电视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电视剧或者电影,也就是看“正片子”。你问他们“现在电视好看吗”,他们也是基于“正片子”好看与否来回答你。在他们心目中电影和电视剧没有很大不同,区别只是前者时间比较短而集中,可能稍纵即逝,后者跨越时间长,接触的机会比较多,而本质上它们都只是由人排演的“戏”而已——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他们眼里,所有正片子都是“戏”,与“新闻”相对。
5点半左右,云英在厨房做饭,伟映和冯梅在房中看电视。伟映看完CCTV4的《中国新闻》换台经过深圳卫视,看见正在播放成龙的老电影《A计划》,打斗场面很精彩,虽然不知道已经开始多久了,但还是立刻坐下看起来。5点40左右潘云英喊:“吃饭了。”伟映和冯梅在广告间隙急忙来到厨房用菜碗盛上饭,夹上大把的菜再赶回房中。伟映边走边大声对云英说:“A计划,来看A计划,这个戏好看!”剧中主人公名叫“马如龙”,由著名影星成龙扮演,其身手十分矫健。冯梅不时惊叹:“这个人好遛啊(动作敏捷麻利的意思)!”电影动作和台词设计得非常诙谐夸张,伟映和冯梅坐在椅子上不时哈哈大笑。云英问我:“这拍的是哪个年代啊?”伟映在一旁说道:“唱戏噻,还管什么年代!”……①
《A计划》是拍摄于1983年的香港电影,由成龙、元彪与洪金宝主演。它的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讲述以成龙饰演的“马如龙”为主力的香港水警扫除海盗的故事。对于一部拍摄了将近30年的老电影,他们表现出了笔者难得一见的对电视的热情,令人感叹。对村民来说,真正缺的不是最新出产的票房过亿的商业“大片”,也不是阵容
① 摘自2010年2月1日调查日志。
奢华、场面宏伟、投资动辄几亿的“大制作”,他们缺的只是能够符合他们审美和满足娱乐的“戏”,他们看了能理解、会赞叹、可以开心的片子。另一方面又体现了村民对电影这种类型的“正片”的渴求,山湾文化娱乐活动如此匮乏,除了打麻将和看电视,几乎没有其他文娱活动可言,看电影只能是奢望。因此对于电视上播出的一部几十年前的老电影,他们才会表现得这般兴奋和迫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常常用“唱戏”一词指代正片的播放。“唱戏”源自以前的地方戏表演,当时人们就把戏曲表演叫做“唱戏”。在山湾村民看来,戏曲所表现的内容往往比现实生活夸张、离奇,所以村民形成了心理定势,即“戏”是不真实的,不能将它与现实生活相提并论。虽然传统戏曲在山湾早已凋零,极少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看戏者”的娱乐心理依然保留在村民的电视观看过程中,被延伸到了电视剧或电影等“正片子”的接收和理解中。由于事先已经把它定义为了不真实的“戏”,所以看到一些他们无法理解或过于夸张的场景或情节,村民就会说:“这是在唱戏咯。”
5.3 新闻
与正片的“戏”相反,新闻是作为一种“真实”被村民接受和消费。“真实”的主动消费者主要由男性构成,还有部分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初中以上)的女性。在山湾村民可以收到的40多个频道中,每个频道都有自己的新闻,每天所传递的信息是海量的。在如何选择信息方面,村民在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实用取向。
在访谈中,几乎所有人都回答会看新闻,具体到哪些新闻,答案有所不同,实用性也体现在不同方面。以晓文家为例,每天晚上他们家只会收看CCTV12社会与法频道,从晚上6点55分《法律讲堂》开始,到《第一线》,再到《天网》、《道德观察》等。潘癸星老人说:“看些法律有好处,知道哪些是犯法的,就不要做。”伟映也说:“看看法制节目,学些法律知识,说不定以后就会用上。”学习型动机导致村民对此类信息主要
①采取支持性解读,对贯穿其中的社会规范加以认可和接受,从而体现了 “国家在场”,
达到了某种“治理”的效果。
实用性还体现在村民对新闻联播的疏离。在调研过程中很少发现有人认认真真地看《新闻联播》,大部分都是直接跳过,或者把它当作背景声。问及原因,潘东飞说:“冇一点味,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 北京的政务活动对处于偏远乡村的山湾村民来说有些遥不可及。但是,多数男性村民却会记得收看新闻联播最后几分钟的国际新闻。调查中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男性村民并非全然拒绝时政新闻,而往往用CCTV4的整点《中国新闻》替代《新闻联播》。用伟映的话说:“这个节目只有15分钟,但是把该讲的重要的(事)都讲了。”《中国新闻》面向海外,风格简洁,很少播出会议新闻,而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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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郭建斌.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J]. 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193-217 2010年2月21日对潘东飞访谈。
全天发生的海内外大事件为主,提供了男性村民日常交往所需的“闲谈资本”。
5.4 娱乐节目
山湾组离湖南卫视所在地长沙的距离只有短短不到2个小时的车程。近年来湖南卫视以各种娱乐选秀节目作为自己的主打品牌。我们以作为本土电视的湖南卫视为背景,粗略考察山湾村民电视娱乐节目的收视行为。
在潘喜恩家里我们观察到:
《百科全说》之后是《勇往直前》。《勇》中各主持人搞怪的说笑和表演把女儿潘莉逗得哈哈大笑,而潘喜恩一声也没笑出来,她不解地看着潘莉问:“有这么好笑吗?” 潘莉没有回答。
约9点半,丈夫潘自强回来,看到潘莉在看《勇》。他大声地嚷起来:“这有什么好看的?!你们竟然在看这些没味的东西!”他表现得如此不可理解:“湖南台最不好看了,乱七八糟不晓得在搞什么。我换台了!”征得同意后,他在贵州卫视电视剧《最后的较量》停了。
在观察和采访中,山湾的中年男性对湖南卫视最为常见的一句评价是:“湖南卫视就是一帮癫子(即疯子)!”而且说句话时,几乎都是满脸的厌恶和轻蔑。男性在家一般不允许家中其他人收看娱乐节目,看见其他人收看甚至会强行换台,如果遭遇其他人的反抗,要么就如上文的嘲讽:“这你都看!”要么就只能妥协,结果就是退出电视收看场域,进行其他活动。潘东飞对节目的选择很干脆:“综艺、娱乐不看,尤其是湖南卫视!假死了,跳几下,扭几下,(对那些演员来说)就是钱。”话语中流露出对于“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的不满和不解。对于只能一辈子在农村勤勤恳恳耕作的山湾中坚一代来说,要想收获就必须付出足够的劳动,演艺群体的赚钱方式与收入反差让他们难以接受。强烈的不满只能通过排斥和拒绝收看加以宣泄。
与中年一代不同,年轻一代则是深受现电子文明熏陶且已完全接受了的一代,这种不同体现在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父辈对演艺群体和娱乐节目的排斥不同,年轻一代则充满了艳羡、追捧和参与意识。
闲谈的时候,云英半开玩笑地对潘林说:“你在外边,有事没事的时候多往拍电影的地方跑跑啊,说不定哪个星探或者导演就看上你了,让你在电视上漏几脸呢。” 潘林长得比较帅气,很有一番偶像明星的味道。他自我解嘲地说:“是咯,我去扮个过路的算了。”潘林又对田鸣说:“你作为我们山湾第一美女,什么时候也代表我们出征一下我们约会②撒,那比蛮多人都好,肯定迷死一片。”田鸣说:“咦,那里要求都那么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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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① 摘自2010年2月3日调查日志。 即指湖南卫视最新推出的一档交友节目《我们约会吧》。
家第一轮就把我刷了。”①
与上述两者有所差异的是中老年女性群体对电视娱乐节目的态度。采访的时候,潘喜恩等好几位妇女告诉笔者:“我不看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是一帮癫子。”口径与男性农民一致,连喻体都是同一个。但是在我们在调查中却发现,妇女们并不像她们所说的那样斩钉截铁地拒绝湖南卫视,事实上她们是仅次于年轻一代的娱乐节目的最大收视群体。不过这种收视并不是她们主动选择的,而是伴随他们的年轻子女一起收看的结果。冯梅也说:“因为女儿喜欢看,所以就跟着看看。”归根结底,这依然是谁有权力掌握遥控器的问题。
6、怎么看?
对于电视“怎么看”的问题,在诸多探讨电视与乡村日常生活的学术论文或著作中都有深入涉及。比如郭建斌老师和李春霞老师对电视刚刚进入的社区的描绘,以及陈瑶、洪长晖对中部和西部特定农村社区电视观看过程的细节论述等②。他们通过细致入微地观察提炼出了“怎么看电视”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在此不再赘述。以下是山湾村民潘伟映家里一天晚上电视观看活动的实录:
7:15 伟映打开电视机,是2频道的湖南卫视,正在播放新闻联播。他摁到下一频道,还是新闻联播,再换依然。多次下来,他不满地说了一句“怎么都是这个?!”
7:18 42个频道全换遍了,他说:“都不好看。”然后关了电视,拿着手电出去了。 7:25 云英在叠衣服,忽然说:“哎,太安静了。”于是又打开电视机,湖南卫视还是《新闻联播》。不过也没换,电视机开着,她头也不抬地继续叠衣服。
7:32 云英收好衣服,坐下来看电视,湖南卫视在放《快乐大本营》的预告。 7:36 冯梅洗完澡回来,电视机在放《快乐大本营》的片头。她说:“这有什么好看的,最不喜欢看这个了。” 她让潘云英换台,潘云英说:“等一下,看完这里。”
7:38 冯梅在电视机前走来走去,收拾衣物等。
7:50 冯梅钻进被子,再次催促云英换台。云英不情愿地换了,拿着遥控摁“下一个”顺次换下去,换一个就问:“可以不?”大约换了30多个频道,每个台大约停留10秒,或者更少,有的是云英主动换,有的是冯梅要求换。
7:54 云英在39频道天津卫视的《杨光的快乐生活》停下来。已是《杨光》的第五部,不清楚正在播放哪一集。画面是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新娘很漂亮。杨光和朋
摘自2010年2月5日调查日志。
②参见:陈瑶. 电视与屯堡社会. 中国传媒大学,2008;洪长晖. 电视与乡村日常生活. 厦门大学,2008;李春霞. 电视与彝民生活.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郭建斌. 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①
友条子看着新娘都产生了同样的幻觉,幻想自己和新郎换了位置。所以镜头一会是新郎和新娘交杯,一会又变成杨光和新娘交杯,然后又是条子和新娘交杯。冯梅很不解:“咦,这是怎么回事?”云英解释说这是他们想象的。几次三番后,冯梅明白了,笑着说:“这部电视真有味。”
8:20 冯梅眯上眼,睡着了。
……
9:27 伟映回到家。他看潘云英在看一档娱乐搞笑节目《津夜嘉年华》,很是恼火:“这样的电视你都看?这有什么好看的?”他离开房间,到后屋查看养的猪。
9:35 他回到房间,站着开始自己换频道,顺次按下去。潘云英也没有反对。北京卫视在放《牟氏庄园》第27集,画面上一个人正用枪指着另一个人。他停下来,说:“这个好看。”云英问:“你看过吗?”他唔了一会,说看过。云英又问:“什么时候?”他没有回答。云英说你没看过吧,他笑了。
9:43 伟映站了一会,去另一间房找东西。
9:46 《牟氏庄园》结束了。云英大声告诉他电视没了。他在另一间房惊声说道:“啊,就没了?”
9:48 伟映回到电视前,看到结束的片花。①
6.1 频繁换台的“断剧”收看
多频道的媒介环境给村民带来众多选择的同时,也因为选择过多让村民无从选择。频繁换台已成为国内外观众收看电视的共性,“人们总是不断地换台,以便发现更好的节目”②,中国农村地区好像也不例外。山湾村民没有电视报,事先无从得知今天或者近几天有哪些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节目,因此常常只能临时搜索节目,也是造成村民频频换台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没有找到自己认为好看的节目以前,总是会来回换来换去,试图找到有趣的、合乎自己口味的、或者最起码能让他们看上一会儿的节目。对山湾村民而言,最吸引他们的电视节目主要是电视连续剧,所以频繁换台的目的其实也只是想找个自己认为好看的电视剧。但是从我们观察记录的情况来看,村民每天看的电视剧几乎都不相同,而且几乎都从中间开始看,有时甚至赶上最后一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剧集的连续性,常常这部剧看一会儿,那部又看一眼,觉得感兴趣的就停下来看一阵,但第二天可能又会重复前一天的搜索动作。当问及村民为什么天天都这么频繁换台时,“没什么好看的”③是最主要的回应。
摘自2010年1月30日调查日志。
隆·莱博. 思考电视[M]. 葛忠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277
③ 2010年2月21日采访东飞、晓文、双洁、何莲等语。 ①②
因为没有明确的意图和目标,这种“断剧”收看方式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天天上演。这种方式显然不可能一开始就对剧情有全面的了解,但看过一会儿之后,随着人物的熟悉、故事的逐渐明朗,或者经过旁人的介绍和解释,村民也能对电视剧的情节有大概了解。有时即使是从中间开始看,用村民的话说“只要看进味了”,也有人会守着看下去,甚至“随便多晚都要看”①。但这只是极少数人的做法。
中老年村民的换台特征一般是在没有选定节目之前的频繁换台,并且往往只在播放电视剧的频道停下。而青少年则对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都有可能瞟上几眼,相比之下换台频率较之中老年人要高很多。但不管男女老少,共同情况是“打广告就换台”②,除非电视机纯粹在充当背景。既然是背景,也就无所谓广告还是其他。然而对于这种频繁调换,并非每个人都乐意接受。有一次在晓文家,她的丈夫毛建就很不满地冲她说道:“总换总换!这个没看完又看那个,做事一点都不定!”晓文只好停住了。
6.2低涉入度
用村民自己的话来说,“频道太多了,不晓得该看什么”③,频频换台之后是对几乎所有节目的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没什么好看的”,让他们对每个节目都没有太多的心理预期,反而是抱着一种打发时间的态度。既然是打发时间,那么看电视就用不着投入太多思想和情感,就可以伴随着做其他事情,甚至中途离场。这种低涉入程度的收视方式,使村民在看电视剧的过程中,常常不记剧名,也不会花心思去弄清楚具体的剧中人物及人物关系。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受众而言,尤其如此。
问伟映和冯梅他们昨晚看的电视讲了些什么,伟映说:“昨天又没看什么,那个台子的什么片子还没看几眼就没了。”只上过小学一年级的冯梅说:“记不得了。哦,那两个人总是想空事,都想跟那个女的结婚。”④
在伟映的话语里,他前晚自称“好看”的电视剧到了第二天就只能用“什么片子”替代了。而冯梅所指的是《杨光的快乐生活》里,剧中人杨光和条子看到朋友老七漂亮的新娘之后,都在做和新娘结婚的幻想。但是在她的意识中,剧名是不存在的,人物的名字也完全被忽略,用“那两个人”的符号代替了。这种低涉入感也造成了村民不会固定守候某一节目,对节目的忠诚度非常低。除此之外,村民也很少关注节目内容以外的细节,他们对具体电视台或频道名很少有具体感知或指涉,常常用“这个台那个台”来称呼。
2010年2月21日访潘喜恩
2010年2月21日访潘东飞。
③ 同上。
④ 摘自2010年1月31日调查日志。 ①②
6.3 妇女对技术的自我逃避和他人依赖
在伟映家,只要有其他家人在场,冯梅一般都不会自己换频道,譬如,她不喜欢看《快乐大本营》,即使遥控器就放在桌上,冯梅也会让女儿潘云英换,潘云英不换的话她也不会动手。对此,冯梅的解释是:“她还想看就让她看了,我按遥控又按不好。”这样的理由很勉强,因为冯梅家里有洗衣机、电冰箱、电饭煲等家用电器,每一样使用起来都比电视遥控器复杂,而她是家中使用这些电器最熟练的人。与不愿动遥控相似的是,冯梅也不愿意拨电话号码,在笔者观察期间,她每次都是叫潘云英或者潘伟映拨完号后才接过手机或座机话筒等待回应。同样的他人依赖也见于其他的观察对象。
潘喜恩,46岁,有一个23岁的儿子和一个16岁的女儿。儿子在广州工作难得回家,女儿在邻镇高中上高二,每个月回家一次。她说:
“电视机都是伢子(儿子)和妹子(女儿)来设置,这些东西小孩都懂,大人不懂。伢子总是不在屋里,一般就是妹子来设置,她晓得把好看的台都放在前面,不好看的台都放后面。放歌碟子也是,她乱搞一气,反正晓得把好听的放一起。……我的手机也是,她每次一回来就拿我的手机乱耍。她把相片设置成来电显示,别个一打电话就会现相片,就晓得是哪个了。”
她对这些技术都充满接受的喜悦,但是话语之间又表露出对技术的自我隔离和他人依赖意识。在山湾,大部分妇女(老年和中年)都只知道如何开关电视、换频道、调节音量以及播放碟片,但其他的诸如搜台、设置节目单、快进快退等“技术”都不甚明了。电视机若出现问题,一般也有家中男性来处理,不能解决的话就找村里其他人或者卖家来修。
戴维·莫利在“家庭电视”的研究中发现,(以录像机为主的)家用技术的控制权由大到小依照父亲、儿子、女儿、母亲的顺序排列下来。他还认为,女性对技术的疏远
①和逃避的背后的决定因素与技术上的复杂性并无很大关系。 这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山湾
妇女。莫利认为其中更直接的原因是,妇女认为这些电器被纳入了男性的家庭休闲领域,在这一领域,她们认为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他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工人阶级居民,其生活模式和方式与山湾村民完全不同,但这种解释用于山湾亦能借鉴。因为性别的社会化分工实践和意识在总体上是趋于一致的,男性在现今任何社会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都不容置疑,处于工作和家庭领域的中心位置,自然家庭休闲领域的主导使用权也在于男性,女性只能处于从属、辅助性领域的边缘。虽然随着文化程度的高低,妇女的自我意识会有不同程度的觉醒,但有着数千年传统的父权意识依然在大部分中老年山湾村民头脑中根深蒂固,并且已经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
① 戴维·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M]. 史安斌主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67
6.4 争台分歧的化解
山湾绝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台电视机,虽然大部分家庭人口常年不齐整,但一般情况下也会在两人以上,那么,村民在电视观看过程中是否会由于各自兴趣不同而引发选台分歧或争台冲突呢?这种分歧和冲突又是如何化解的?
一种情况是发生在有未成年人的家庭。以潘良成家为例,他的母亲友婆婆就说:“遥控器都是细伢子(小孩)抓在手里,他们不让别人换。没办法,他们最大了。”潘良成家的两个小孩都喜欢看动画片,频道经常固定在金鹰卡通或者北京KAKU这两个专门播放动画片的频道,而家里人只能跟着他们看。“只有等他们睡了,我们才可以看点电视剧,一般都(晚上)9点多了,看到10点的样子我们也睡了。”友婆婆说。未成年人是家庭收视的绝对中心,遥控器由他们掌握。即使还不能用遥控器,他也会用哭闹这种手段以示反抗和诉求,直至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境里,父权在亲情面前退避三舍了,选台分歧往往以成年人的妥协而告终。这是代际之间的冲突解决方法。
未成年人之间的选台矛盾要比代际之间复杂很多。同辈之间可能和平协商、自行化解,也可能爆发冲突。有第三人在场的情况下,冲突的可能性较小。一方面有第三人“润滑”的作用,另一方面靠长辈的喝止、劝解等外力来停息争吵和抢夺。
另一种情况发生在都是成年人的家庭里,代际之间的争台冲突几乎不存在,同辈之间偶尔会主张各自的意见,但也不会引发冲突。潘双洁这样表达她家的分歧化解方法:“没什么好争的,都让一让就好了。”在这样的家庭里,遥控器不是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中,而放在任何人都可平等获取的位置上,谁想动都可以。一方在表达了想看其他内容的愿望之后,另一方不会强加阻止;即使有所主张,也会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加以协商解决。北京城市居民家庭收视行为调查显示,约11.2%的受访者会因为选台产生分歧而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但对山湾家庭而言,往往是“有什么好吵的,想看就让他们看了。”①
山湾村民家庭争台分歧得以化解,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对电视的热情和关注程度弱化,即认为看电视只是生活的一种调剂,而不是必需,多了一份平常心。同时,在冲突化解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以和为贵” 的传统礼让精神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在乡村依然发挥作用,“老吾老,幼吾幼”、“好男不跟女争”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润滑了山湾村民的家庭,使之和谐有序。家庭权利中强势的一方因为向弱势一方的施与、妥协与谦让而显出其美德。
结论:山湾村民眼中的电视——消逝的电波?
① 2010年2月21日访潘双洁。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进入山湾之后,九十年代形成了普及之势。21世纪初,电视机外接装置如VCD的引入扩大了村民的自主选择范围,然而新鲜感还未褪去,性能更好的DVD又已开始取代。卫星“锅盖”的引进使可收到的频道数目飙升,眼花缭乱的节目多到不用花钱买碟片,这个诱惑使“锅盖”迅速席卷了整个山湾。发展到如今,除去极个别的情况,山湾每户家庭的电视基本上都已是第二台甚至第三台,黑白早已换成彩色,无线退场,卫星当道。电视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成为普通家庭的一件普通而必备的家具。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技术、观念的日新月异通过电视传达的直观内容及其相关配置的更新换代,让身居偏远山湾的村民们有了切身的体验,并日益感受到变革的冲击。
电视这件普通而必备的家具,跟山湾村民卧室里必有的组合柜一样,也装下了很多内容,有用的没有的都塞在里面了。但不同的是,柜子纯粹属于私人使用(包括个人和家庭),但电视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性使用的一面,表现在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寻找相同话题,拉近感情。
然而,作为最适于用来娱乐的大众媒介,电视却不是山湾村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方式。村民不是不能接触电视,也不是没有看电视的时间,然而缺乏可看的电视节目使他们从电视机前走开,来到了麻将桌旁。显然,对于大多数山湾中老年村民而言,他们缺乏收看当代中国(主要面向城市居民的)电视所需要的文化素养或“文化资本”,他们一直处在主流媒体的边缘,甚至处在社会的主导型休闲文化娱乐方式的边缘,直至被忽略。由于电视节目总体上偏离了他们的喜好。他们逐渐游离于电视收视场域之外。
对于山湾的年轻一代,电视的吸引力显然远远不及网络。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来获取信息和娱乐消遣。如果说年轻一代还可以选择,那么对于留守在逐渐冷清的山湾组的中老年人来说,他们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不懂网络,也应付不来复杂的手机设置。电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又如此匮乏,图书稀少、电影绝迹,墟场上偶然一场花鼓戏还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广告宣传??除了老弱病残,精力充沛的中年人越来越回归到“前电视时代”的串户状态,宁可打麻将和闲聊也不愿意留在家里看电视。
在商业利益的诱惑下,电视极力向“中心”靠齐,身居“边缘”的山湾村民也渐渐在远离电视。这是电视的悲哀,也是山湾村民的悲哀。但幸好,它还可以陪伴孤独的留守老人,给予他们一些精神慰藉。祈福电视不会成为消逝的电波,而是希望之光。
参考文献
[1] Goodman,Irene F.(1983)?Television?s Role in Family Interaction: A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2):405-424
[2] Groombridge,B. (1972) Television and the Peop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3] Kottak, Conrad. (1990) Prime-Time Society: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elevision and Culture.
Wadsworth: Belmont.
[4] Lull, James. (1980a) ?The Social Uses of Televis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3):197-209
[5] 陈新民、王旭升. 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的衰落——对古坡大坪村的田野调查国际新闻界,
2009(4)
[6] 陈新民. 解读戴维·莫利民族志受众研究. 科学·经济·社会,2004(2)
[7] 陈瑶. 电视与屯堡社会. 中国传媒大学,2008
[8] 大卫·费特曼著. 民族志:步步深入. 龚建华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9] 戴维·莫利. 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 史安斌主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10] 方晓红. 大众传媒与农村. 北京:中华书局,2002
[11] 方晓红. 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当代传播,2004(4)
[12] 浏阳市官桥乡修志办公室. 官桥乡志. 2006
[13] 郭建斌. 传媒与乡村社会——中国大陆20年研究的回顾、评价与思考. 现代传播,2003(3):
[14] 郭建斌. 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5] 郭建斌. 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 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6):193-217
[16] 何畏. 生活方式研究 : 现代消费与闲暇生活.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
[17]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8] 洪长晖. 电视与乡村日常生活. 厦门大学,2008
[19] 柯克·约翰逊.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 展明辉、张金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0] 李春霞. 电视与彝民生活.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1] 李春霞. 文化人类学受众研究方法的探索. 中国传媒报告,2004(4):113-119
[22] 理查德?布茨著. 美国受众成长记. 王瀚东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3] 隆·莱博. 思考电视. 葛忠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24] 卢岚兰. 阅听人与日常生活.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
[25] 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 陶庆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6] 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 电视与社会. 张水喜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7] 申端锋. 电视下乡:大众媒介与乡村社会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28] 孙秋云,黄健. 电视与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 基于湖北省石首市五马口村的调查与分析. 中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29] 唐仲勋,叶南客. 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老年人地位. 人口学刊,1990(6)
[30] 吴宁.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1]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上海:上海
书店出版社,2009
[32] 阎云翔. 住宅空间格局演变影响人际互动关系. 时代信报,2009,5(8):22
[33] 约翰·塔洛克著. 电视受众研究:文化理论与方法. 严忠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4] 张世勇. 电视下乡:农民文化娱乐方式的家庭化,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6)
[35] 张同道. 北京城市居民收视行为与收视模式调查报告. 电影艺术,2002(5)
[36] 张同道主编. 电视看客:调查中国电视受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潘月圆,女,湖南长沙人,传播学硕士,现任中国电信股份公司怀化分公司市场部业务主管。
作文六:《关于徐姚村村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分析报告(终稿)》7200字
毕业设计(论文、作业) 毕业设计(论文、作业)题目:
关于徐姚村村民日常文化生活的分析报告
分校(站、点):松江分校
年级、专业:2012秋行政管理
教育层次:大专
学生姓名:徐超群
学 号:128071453
指导教师:顾粉华
完成日期:2014年 11月 25日
目录
内容摘要 ?????????????????????????????Ⅰ 一、徐姚村现状综述 ???????????????????????????? 1
(一)徐姚村简介?????????????? ??????????? 1
(二)徐姚村现状调查分析?????????? ??????????? 2
(三)村民文化生活内容??????????? ??????????? 3
1. 艺术文化生活 ?????????????????????????????? 3
2. 体育文化生活 ?????????????????????????????? 3 (四)徐姚村新农村建设 ?????????????????????????? 3二、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分析 ???????????????????????? 4
(一)面临的问题 ?????????????????????????????? 4
(二)原因及分析 ????????????????????????????? 4
(三)改进方法 ??????????????????????????????? 4
1. 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 ??????????????????????? 4
2. 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 5
3. 加强管理净化农村业余文化市场 ????????????????????? 5三、 建议 ??????????????????????????????????? 5
(一)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的关注 ????????????????? 5
(二)增加文化建设投入 ?????????????????????????? 5
(三)丰富内容形式 ???????????????????????????? 6四、总结 ????????????????????????????????? 6
致谢???????????????????????????????? 7
内容摘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新世纪提出的奋斗目标, 它是一个政治、 经济与文化 互动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过程, 同时也是城市与农村、 沿海与内地协调发展的过程。 专家们提出, 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 而文化教育是广大农村建 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农村居民文化生活主要是指村民业余文化娱乐生 活、 宗教信仰及社会风俗习惯等。 村民文化生活关系到农村社会长远发展与社会 稳定,经济发展水平上台阶,文化生活水平与质量也需要上台阶。
徐姚村地处上海母亲河黄浦江上游松江区叶榭镇, 由原徐界泾、 姚王、 竹山、 圣渡和泖泾合并而成,是松江区目前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总人口 8人,总户 数 1725户。并且还有大量的外来务工村民。通过对部分村民做的个人访谈,我 们发现农民群体和外来务工村民的文化生活还是比较贫乏的, 人们在干活之余的 主要活动包括:看电视、串门聊天、打麻将、逛街,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上网、读 书、看报、跳舞。在外来务工的村民中,因为有地域性的差别,所以语言、生活 与本村村民有所不同, 因而无法真正的融入村民的文化生活中去。 随着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农村生活, 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处 处洋溢着健康、 文明的新风尚。 本课题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 民文化生活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现状分析。 在调查方法上, 主要采用座 谈会、个案访谈的形式。
本文是通过调查农村文化生活状况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生活现状的 报告。 希望在吊车中使得村名更加积极参与到文化生活中。 报告的主要调查对象 是上海市松江区叶谢镇徐姚村 98户村民。调查报告邀请了 98户村民每户一位 代表参加做袒护,并且随即选取了 10民村民进行单独采访了解。
关于徐姚村村民日常文化生活的调查报告
徐姚村地处上海母亲河黄浦江上游松江区叶榭镇,由原徐界泾、姚王、竹山、圣渡和泖 泾合并而成,是松江区目前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总人口 8人,总户数 1725户。并且还有 大量的外来务工村民。 通过对部分村民做的个人访谈, 我们发现农民群体和外来务工村民的 文化生活还是比较贫乏的,人们在干活之余的主要活动包括:看电视、串门聊天、打麻将、 逛街,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上网、读书、看报、跳舞。在外来务工的村民中,因为有地域性的 差别,所以语言、生活与本村村民有所不同,因而无法真正的融入村民的文化生活中去。随 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 农村生活, 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处 处洋溢着健康、 文明的新风尚。 本课题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民文化生活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现状分析。 在调查方法上, 主要采用座谈会、 个案访谈的形式。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 农村生活, 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处处洋溢着健康、 文明的新风尚。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上海市俆姚村村民文化生活 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现状分析,及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在研究方法上, 采取以点概面法, 即选择俆姚村具有代表性的居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求对农村居民文化 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 在理论指导方面, 主要借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 社会学有关文化 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 在调查方法上, 主要采用座谈会、 个案访谈与人户问卷调查等 三种形式。 本次人户调查问卷是在参考农村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而设计, 涉及农民居民家庭收 人分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质、生活环境、保障安全等六大方面,目的是将文化 置于较全面社会背景下去考察。
本文是通过调查农村文化生活状况认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生活现状的报告。 希望在 吊车中使得村名更加积极参与到文化生活中。 报告的主要调查对象是上海市松江区叶谢镇徐 姚村 98户村民。调查报告邀请了 98户村民每户一位代表参加做袒护,并且随即选取了 10民村民进行单独采访了解。
一、徐姚村现状综述
(一)徐姚村简介
徐姚村地处上海母亲河黄浦江上游松江区叶榭镇,由原徐界泾、姚王、竹山、圣渡和泖 泾合并而成,是松江区目前最大的一个行政村。总人口 8人,总户数 1725户。并且还 有大量的外来务工村民。 通过对部分村民做的个人访谈, 我们发现农民群体和外来务工村民 的文化生活还是比较贫乏的, 人们在干活之余的主要活动包括:看电视、 串门聊天、 打麻将、
逛街,此外还有一部分人上网、读书、看报、跳舞。在外来务工的村民中,因为有地域性的 差别,所以语言、生活与本村村民有所不同,因而无法真正的融入村民的文化生活中去。随 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向深入, 农村生活, 特别是精神文化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处 处洋溢着健康、文明的新风尚。
(二)徐姚村现状调查分析
本课题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松江区叶榭镇徐姚村村民文化生活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的现状分析。在调查方法上,主要采用座谈会、个案访谈的形式。
受访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 98户家庭中,家庭成员(指户口在农村而且已不在学校读书)文化程度 以初高中为主,占 52%。详细见上图居民平均文化水平较高。
受访村民了解社会的渠道调查
电视机已普及, 大部分家庭拥有两台电视机, 有线电视已覆盖镇整个村。 村名日常文化 生活主要以看电视为主,电视成为村民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
村民有无固定电话调查 村民有无移动电话调查
从问卷调查来看固定电话家庭普及率已达 84%,移动电话家庭普及率为 95%。在话费支 出方面, 移动电话费支出已远远超过固定电话费。 移动电话已成为村民日常对外联系的主要 通讯工具, 电话费已构成农村家庭消费的常规性支出。 从农村电话普及水平来看现在俆姚村 农民家庭与外界联系已更加密切。
(三)村民文化生活内容
1. 艺术文化生活
要开展各种艺术活动,比如演小品、唱歌、跳舞、等等。
其中跳广场舞,这一新的娱乐健身方式在各个农村小镇悄然兴起。每当夜幕降临、华 灯初放之时,在徐姚村的文化广场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群群乡村妇女,在 柔和的路灯下,踏着节拍,扭腰、摆手、转圈、迈腿,妇女们跳起优美轻快的广场舞。调查 中 59岁的潘大妈,是村里广场舞第一人。潘大妈组建了村里的第一支广场舞队伍,引导村 民开展广场舞活动。 “文艺活动好,既能健身又能健心,活得越来越年轻了。”村里的陈大 姐原本患有气管炎,身体不是很好,后来跟着他们一起练习,精神面貌变好了,毛病也跟着 少了。
2. 体育文化生活
要开展各种体育活动比如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台球以及打扑克、 棋类、 麻将等等。
同时体育锻炼让乡村充满活力。经过调查发现近几年来,俆姚村还逐步加大了对农村 体育设施建设的投入, 如今, 体育锻炼成为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 访谈中的小张每天干完活, 心里最盼望的是去篮球场打一场球, 另外, 在球场上打球还是增加彼此感情的重要方式。 还 有今年 9岁的小白, 乒乓球是他最爱的体育运动, 与伙伴儿在放学后总会来场比赛。 老人们 则聚在一起打门球,不时手拿球杆对着门球比画,打球捡球时身姿矫健,活力四射。 76岁 的张大爷说,坚持体育锻炼,让他的身体更健康了,精气神更足了。还有访谈中的村民沈大 伯说 , “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有 80平方 , 早上起来去健身区锻炼 , 或去老年活动室喝茶聊天 , 白 天看看电视打打牌 , 晚饭后就和老伴在小区里面散散步 . 前两年花 4万元办了养老、合作医疗 保险 , 现在每月能领到 1300多元的养老金 , 每年村里还有分红。”说着说着 , 沈大伯笑了起来。 体育锻炼,这种健康的文明休闲方式,已经融入整个俆姚村村民的生活中。
(四)徐姚村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徐姚村村委追求这类工程全面开展对新农村的发 展,既有发展农村经济的内容,又有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
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在这 20字方针中, “生产发展” 是新农村的物质基础, “生 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 乡 风 文 明 ” 是 提 高 农 民 整 体 素 质 , “ 村 容 整 洁 ” 是 改 善 农 民 生 存 状态,“管理民主”是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这 20字方针,既是 我们新农村建设长期的奋斗目标, 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各个方面相互联系、 互为因 果,主要包括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内涵。“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工 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统筹城乡良性互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分析
(一)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着一 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首先 , 村级文化设施后续资金投入不足。 村中的文化设施增多 , 所要求的维护修理费用也 随之增加。据村主任介绍 , 目前村里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维修基金欠缺。
其次 , 徐姚村由于位于小镇农村的结合点 , 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流动人口聚居地 , 外来务工 人员大量涌入小镇 , 在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 , 并未完全融入本村的文化生活。
第三 , 社区文化产品、 文化服务供给单调。 主要表现在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较少 , 有关农 村生活的活动更少。
最后,部分农民参与热情不够,有些农民仍然只注重挣钱, 而忽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群体文化活动热情不高,参与较少。
(二)原因及分析
第一, 农民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是影响农民费意愿的最直接原因。 从根本 上讲, 徐姚村村民的消费水平决定了经济的部分收入, 文化消费作为一种具有选择性的消费 行为, 农民文化消费水平与意愿受到农民自身经济条件与经济地位的强烈制约。 很多农村中 老年依然停留在过往几十年的生活方式中,无法走入社会,融于新农村,进行消费行为。 第二, 过于繁重的体力支出和强大的生存压力, 客观上而言, 对于农民文化消费水 平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农民有时间不如在家看看电视, 睡觉休息, 根本不会进行那种新 农村建设的各种活动,更不用说出钱了。农民自身收入也非常有限制。
第三农民身份归属感弱, 上升同道窄, 流动性强, 身份的边缘化扼杀了这一群体的文化 消费意愿。
(三)改进方案
1. 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
在村里开始文教工作, 多开展专题讲座提高居民的社会主义意识, 能够让居民更好的在 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生活下去。 我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 旧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并在广 大农村中仍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徐姚村亦是如此。因此,“在现阶段,农民中不可避免地存
在着一些旧的思想和习惯, 农村中还有一些愚昧落后的现象, 农民在思想和科学文化方面还 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相适应的问题, 特别是老年人。 ”大力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促使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这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 也是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对于徐姚村而言,正在大力推广这一政策, 并得到了居民的支持。
2. 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我认为, 推动农村文化发展, 必须强化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并以此作为文化工作的保障, 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到文化建设的成果, 助力农村文化的全面腾飞崛起。 我认为硬件设施应 该从四个方面同时开展,分别是公共服务网站、社区场所建设、建立市场引进机制、社区医 疗硬件设施。 公共服务网站能够让广大农民群众更好的认识世界, 了解社会; 社区场所建设, 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沟通, 并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发展; 市场引进机制是对于青少年而言 的,他可以增加青年的就业机会,并让城市年轻起来,医疗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人 口老龄化比较严重。因此我认为硬件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3. 加强管理净化农村业余文化市场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普遍严重, 业余市场能够让中老年人有发挥的 市场。 中国长期出于封建主义社会, 人口普遍对社会主义认知较低。 如有农村业余文化市场, 能够让农村人口得以学习娱乐,并形成更好的交流。提高社会主义文明层度。
三、建议
通过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调查, 农村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文化 不仅与经济、 政治共同构成综合国力的三大支柱, 而且文化建设又是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 展的基础。 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各种措施, 切实抓好农村文化设施硬件建设。 同时应当建设各 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团体,尤其要培植民间文化团队,发挥农民群众的自主参与意识。
针对徐姚村的以上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的关注
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生活的关注, 让他们与本地村民通过文化生活上的交流有更多 的接触,因而创建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二)增加文化建设投入
增加文化建设投入。 农村文化设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载体, 而配置维修文化设施需要资 金作为有力保障。
(三)丰富内容形式
丰富内容形式。 徐姚村内目前集体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较少。 因此, 针对当前徐姚村文 化供给相对单一的情况,要进一步丰富文化活动,社区也要为中老年人举办体育运动比赛, 集体电影欣赏等活动 , 培育全村的文化氛围。
四、总结
目前而俨,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徐姚村还存在着问题。 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 条件改善投入不足, 与农业发展的需求不相适应, 制约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成为农 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影响社会和 谐稳步发展; 村镇建设杂乱无章, 人居环境条件恶劣; 劳动力素质低, 思想观念落后, 生产、 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不相符, 制约着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 农村医疗卫 生、科技、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滞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鉴于目前农村的现状, 为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 更好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更好的为徐姚 村村民服务, 我们针对徐姚村现状, 提出下面几点建议: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调 整,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 转移, 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 实现由 “剥夺农业” 向 “扶持农业” 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 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生产; 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 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在中国农村,到处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鲜的、流行 的、先进的建设理念和发展理念,农村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处处洋溢着和谐的氛围。
致谢
本文是在顾粉华顾老师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她给予了诸多建设 性建议, 写作的技巧,并在百忙之中多次阅读。 恩师诲人不倦的精神和平易近人 的工作作风令我景仰和敬慕,并将使我终生收益。俞雅蓉老师是我的班主任, 感 谢她二年多来无私的传道、授业、解惑,让我能辨事理、明是非,让我在人生的 长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 没有她无私的付出, 和温暖的关怀我不可能能顺利毕业。 也感谢公司领导的无私帮助, 使我得以顺利的完成此次论文。 最后还要感谢长期 以来给我诸多帮助的同学们, 你们的友情将是我一生最值得珍惜的财富和最值得 怀念的情感。
作文七:《读北朝碑志札记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3500字
读北朝碑志札记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元宝月的名字附见于《魏书》卷22《京兆王元愉传》。元愉为孝文帝子,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在冀州刺史任上举兵反叛被杀,其有四子均被赦免,后又得附于宗室属籍,宝月即袭其追封之临洮王爵位。但该传元愉四子只见宝月及后来成为西魏皇帝的元宝矩二人,另两子不详。同书卷9《肃宗纪》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二月条:立“皇曾孙故监洮王宝晖世子钊”为帝,此宝晖不见于其他记载,陈仲安先生等编《北朝四史人名索引》第156页疑元宝月、元宝晖是同一人,可能因为两人都拥有临洮王爵号致疑。据志,元宝月卒于孝昌元年,有子二人,长子元蒨四岁,次子元森仲二岁,至武泰元年他们分别有7岁和5岁,而被立为皇帝的“故临洮王”之嫡长子元钊,“年始三岁”[2],与宝月两子名字相异,年龄不合,可知宝月、宝晖决非同一人,宝晖当为宝月次弟,在兄长死后承袭了临洮王爵,兄弟爵位相袭在北朝是常见的事情。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曾任大都督的元宝掌,见于《北齐书?慕容俨传》,当亦是元宝月四兄弟
之一,惟长幼次序不明。
作为孝文帝之孙,身享王爵,死后墓志中历数姻亲地望官职,如该志历述母亲族属地望、母亲的父祖的官职、以及于外曾祖母的族望及外曾祖母父亲的官职,这些都应当是撰志者或执事者认为即便是“龙子龙孙”也值得炫耀的事。这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度,选择官吏崇门第、重婚宦之后,墓志中常见这种情形,元宝月志中所述还不是皇室人物墓志中最繁琐的,更极端的情形可见孝昌元年(525)《元焕墓志》及《元显魏墓志》、武泰元年(528)《元举墓志》、建义元年(528)《元悛墓志》、兴和三年(541)《元宝建墓志》、武定二年(544)《元湛墓志》及《元湛妃王令媛墓志》。中原士族亦是如此,比较典型的可见正光元年(520)《李璧墓志》、孝昌二年《公孙猗墓志》、普泰二年(532)《韩震墓志》、元象元年(538)《李宪墓志》。在相关叙述中,鲜卑贵族出身者对与其联姻的汉族姻亲的官职与婚姻情况津津乐道,汉族士族对其鲜卑族姻戚亦细列详举。孝文帝定姓族的目的之一,“是使门阀化了的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合流,以便消除矛盾,加强合作”[3],从墓志中两者互举姻亲这一侧面,可知孝文帝确实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元宝月墓志》中记志主其母亲杨氏的族望为“恒农杨氏”,与史书记载不合,值得留意。《魏书?京兆王元愉传》称:
世宗为纳顺皇后(于氏)妹为妃,而不见礼答。愉在徐州,纳妾李氏,本姓杨,东郡人。夜闻其歌,悦之,遂被宠嬖。罢州还京,欲进贵之,托右中郎将赵郡李恃显为之养父,就之礼逆,产子宝月。顺皇后召入宫,毁击之,强令为尼于内,以子付妃养之。岁余,后父于劲以后久无所诞,乃上表劝广嫔侍,因令后归李于愉,旧爱更甚。
孝文帝行门阀制度,尤重门第婚姻,规定宗室诸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修之门”,并强制性地命自己的几个弟弟分别娶陇西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及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穆氏之女为妃,“前者所纳,可为妾媵”[4]。孝文帝以后,宣武帝同样严格控制宗室诸王的联姻家族。《魏书》卷21上《高阳王雍传》说:“元妃卢氏薨后,更纳博陵崔显妹,甚有色宠,欲以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号‘东崔’,地寒望劣,难之,久乃听许。”博陵崔氏虽属士族高门,但与孝文帝时规定的皇室通婚家族崔卢王郑“四姓”[5]中的清河崔氏相比,却显得“地寒望劣”,高阳王元雍曾奉其兄孝文帝之命娶原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之女为妃,卢氏死后,再娶博陵崔氏,虽当时元雍对崔氏特别喜爱,宣武帝却长期不同意将其册立为王妃。对宗室诸王正妃选娶家族的此种限定,宣武朝以后有所改变,执政的胡太后因出身寒门,在为皇帝元选备后宫时有意“抑屈人流”,崔、卢、李氏之女等仅
被册封为“世妇”,而不入地位更高的左右昭仪、三夫人或九嫔,各家族忿忿不平,纷纷申述[6]。鲜卑贵族婚姻原本具有随意性,执政者态度如此,贵族婚姻复趋杂乱而淫风炽盛,元雍本人亦将其争取而来的王妃崔氏抛在一边,“多幸妓侍,近百许人,而疏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 卦谡 龈 率扯 选V聊俗笥椅薷存臼梗 优 ?淠福 仄粑牛 砟说眉 薄?BR>
元愉所娶正室为鲜卑勋臣八姓之一的于氏之女,于氏在八姓中地位居后,但孝文帝时,居八姓之首的穆、陆二姓均有人参与反迁都及汉化改革的叛乱活动,于烈却忠心耿耿,与其子于忠相继统领禁军,于烈弟于劲女又立为宣武帝皇后,位望显赫。元愉作为宣武帝之弟,纳皇后于氏之妹为妃,既门当户对,又能“结二族之好”,无奈个人感情与
政治婚姻并不能相处无间,他更喜欢并非名门的东郡杨氏女,并“欲进贵之”,即当是试图改变杨氏妾的身份,径以为妃。无论如何,元愉还是明白人,知道以名不经传的东郡杨氏作为自己的王妃不会得到其兄宣武帝的首肯,遂托为赵郡李氏养
女,并隆重的迎娶,以此改变杨氏的出身门第。只是作为政治上层人物,个人感情还是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杨氏或者说是改头换面后的李氏还是被当时的皇后出于保护妹妹的私心,召进宫中,痛加殴打,并逼其出家为尼。杨氏后来因特殊情况回到元愉身边,正式身份不明,元愉在反叛之际,立杨(李)氏为皇后,终于“进贵”了杨(李)氏一次,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及事败被擒,遣送京师,“愉每止宿亭传,必携李手,尽其私情”。两人感情确属真挚。
有趣的是,在《元宝月墓志》中,李氏又变成了杨氏,只是其地望由东郡改成了恒农,出身变成了汉魏以来的名门弘农杨氏,当然我们可以确信,其父兰陵太守杨次德、秦州刺史杨伯,均属假冒,或是如以前改姓李一样,通过缔结养父养女关系缔结而成的。尽管当时活跃于北魏政坛的杨播一族“自云恒农华阴人”,本身便有假冒之嫌[7],且“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但从仕北魏起,“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并且确曾与皇室联姻[8]。在这种情况下,杨氏如真出自真正的或假冒的弘农杨氏,却去攀附当时门地并不比弘农杨氏高的赵郡李氏,则难以理解。
结合《元愉传》与《元宝月墓志》所看到的“杨妃”先伪托赵郡李氏后又伪托弘农杨氏,这是北魏孝文帝定姓族以后社
会上的一种普遍行为,文献中事例甚夥,唐长孺先生在《〈魏书?杨播传〉自云“弘农华阴人”辨》一文中已有揭示。除唐先生所举《魏书?王睿传》及《侯刚传》两个典型事例外,我们还可举同书《朱瑞传》为证。传称朱瑞本代郡桑干人,魏末委身尔朱荣,官高爵显,“启乞三从之内并属沧州乐陵郡,诏许之,仍转沧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乐陵有朱氏,意欲归之,故求为青州中正;又以沧州乐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故乞移属焉”。而如杨氏改姓以伪托地望还可举张整为例。景明元年《张整墓志》称:论文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君讳整,字菩提,并州上党郡刈陵县东路乡告迁里人,源出荆州南阳郡白水县,五世祖充,晋末为路川戍主,因官遂居上党焉。燕、赵之世,冠冕弥光,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荣宫掖,显祖异焉。高祖……加大长秋卿,龙骧将军,委以六宫之任。
志主张整,赵万里先生指出即《魏书?阉官传》中的白整,亦即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所附随从人员中的“中给事录大官令臣上党白整”,此人事迹还见于《魏书孝文幽皇后传》,姚薇元先生推断白整源出稽胡[9]。出身稽胡白氏的白整因伪托地望,在墓志中改姓张,并杜撰出五世祖张充。
北魏政权在西晋以后北方社会动荡已久、人口移徙无常、籍贯变迁频繁、重同姓而谱牒不密的背景下确立门第高卑,同时还考虑到各家族魏晋时代的地位,这原本就为伪托地望开了方便之门。
伪托地望除举族直接移徙于所托之地外,常常还以“自云”、“自言”某一魏晋名人后代的方式出现,而要成为事实,似乎还须如前引朱瑞改地望事一样,经皇帝下诏特许。如成淹,上谷居庸人,“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刘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张熠,“自云南阳西鄂人,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高肇,“自云本勃海蓨人,五世祖顾,晋永嘉之乱避入高丽”;孙惠蔚,“自言六世祖道恭为晋长秋卿”;温子孙,“自云太原人,晋大将军峤之后也”;王仲兴“世居赵郡,自以寒微,云旧出霸城,故为雍州大中正” ;茹皓,“旧吴人也……既官达,自云本出雁门,雁门人谄附者乃因荐皓于司徒,请为肆州大中正,府、省以闻,诏特依许”[10]。
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后期,“代人”或以鲜卑为主的“北人”亦染此风,不再满足于以“代人”或“河南洛阳人”[11]为自已的籍贯,且乐于引一先代汉族名人为先祖。兴和二年(540)《刘懿墓志
作文八:《让村民自治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3000字
iTHEORY I理论探讨
让村民自治成为
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乡村社会引入的民主和治理制度。要使其在农村真正获 得长久发展的稳定基础.就不能仍然停留在只是诉诸“民i”这种动员性的政策 话语上。而是匣该s农村社会的治理环境和农民的生活规则相契合.并从自治的 每个环节上做实具体的落实民主的镧度,以此让其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嵘
村民自治的运行必须符合 乡村社会的生活规则
村民自治如何在正由传统走向 现代的农村社会中获得稳定发展的 基础?我们在这一崭新的制度架构 过程中,该诉诸何种政策话语?在 村民自治运行的最初一段时间,发 展农村基层民主成为众多村民自治 倡导者和决策者的目标和要求。在 发展草根民主的价值理念下,各地 建立了村委会,在制度架构上建立 起了民主的外壳。问题的关键是, 这种建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与农村 社会的发展规gtJ+n农民的现实生活 相契合?
就农村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来 讲,它始终遵循着平稳中和的演进 模式,而非激进与躁动。任何违背 这一规则的制度或政策,都会在实 践面前黯然失色。公社体制之所以 能在农村维持几十年,关键在于它 背后强大的国家权力支持。虽然它 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农村社会的传 统,如以村落为单位的组织模式, 但它最终还是导致了公社体制的解 ■40知州潮o.礴 体。这种“运动式治理”打破了原
有的农村社会运行逻辑,而更多地
以外部力量的诉求作为自己发展的
路径。
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是各种因素
和力量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它所
需的资源积累都是平稳和缓慢的。
因而,它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因为,现实中的矛盾长期与其
他社会问题互相纠葛,并不断产生
内耗而浪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
源,这本身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当大量外部资源注入时,如国家政
策的大力扶植,这种状况就会得到
一定改变。村民自治在其运行过程
中,也注入了过多的外部资源,从
而使得村庄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无法
充分发挥。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资源
注入缺乏稳定和长效的保障机制,
因而它就缺乏发展的持续性和连
贯性。
当作为一种实践方式的村民自
治在以后的现实中遭遇困境,决策
者对它的期望开始降低而导致大批
资源(政策动员与对官员的“目标
考核”也是一种外部资源)被抽走时,
它就无法再依循原有的路径发展下 去。在我国,资源很大程度上掌握 在国家手里,社会不具备自我发展 的空间和能力,因而,在原有制度 架构下社会缺乏一种有效的补充机 制,来为这~制度的发展提供新的 能量。这也是村民自治在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根本性困境。
充分利用乡村传统组织资源是 村民自治成功的关键
在村民自治产生之初,农村首 先面临的是治理的困境:基层政权 崩溃,村庄权力被滥用,乡村组织 涣散,农村行政的合法性基础遭受 破坏。由于社会没有得到充分发育, 农村也没有培育起完善的组织体系, 导致国家权力的收缩带来治理主体 的缺失。重建农村社会的政治和生 活秩序,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方式以 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成为村民自 治催生的首要原因。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和 组织方式,其目的在于整合乡村社 会的分散资源,使村民自己处理好 自己的事务,保持村民对国家的认
同,并由此发展起乡村社会的民主 基础。它不应被视为一种手段和工 具,即实现民主的工具,而应当成 为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农民的 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以解决农 民的生存发展难题为首要任务。据 此,就村组法修改,我建议对村民 自治制度可以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 改革:
其一,建议在《村组法》修改中, 重视家庭的意义,有必要把家庭作 为村治的一个重要单元,可以考虑 增加“家庭代表”的表述。农村在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后, 重塑了家庭作为农村经济单位的地 位,加上传统意义上家庭作为社会 基本单元的作用,使其在农村的社 会治理和农民的政治生活中也实际 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与之前强 调以村民个人为主体参与村庄事务 且缺乏相应制度保障下的过分“浪 漫主义”期待的设计相比,我们认 为当前应该重视“家庭”的重要意义, 并建立具体的民主权利保障机制。 在这方面,无论是河北青县关于做 实村民代表会议的做法,还是河南 中牟县白沙镇建立的家庭联户代表 制度,都是试图利用乡村社会现有 的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尝试。 其二,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村民 代表选举和行使权力方面的困境。 一些地方针对村民代表会议召开困 难等状况,进行了制度创新,比如 河南中牟白沙建立了“联户代表制”。 行政村全体联户代表组成村联户代 表大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主要 听取村“两委”月度工作报告,监 委会关于村财务收支通报,审议表 决村内重大事项。
其三,做实村民监督委员会制 度。中牟白沙镇就是按照联户代表 10:1的比例,民主推选村务监督员, 组成村民监督委员会。监委会作为 联户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对村委 会工作日常监督,全面监督村组财 务收支情况。监督委员会的职权大 到可以授权主持召开联户代表大会, 启动罢免村委会成员程序,小到审
让村民真正参与村务的管理是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理论探讨I THEORYl
核、决定每张村集体开支的发票是 否给予报销,使村民监督村务的意 志可以通过监委会得到表达。
其四,从全国层面来看,村民 委员会的选举在近两轮的选举中所 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在村委会选 举期间村庄内部大面积的“混乱”。 贿选、暴力、威胁等不正当竞争手 段在有些地区相当严重。这些影响 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使村民自治日 益异化为少数人获得公共权益的手 段,从而激发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 究其原因,即在于村委会选举过程 中,“一切推倒重来”形成了村民民 主权力行使主体的“空缺”,不能很 好地形成对不良主体及其行为的制 约。因此,我们建议,应该让村民 代表、村委会作为村民选举的不同 层次的民主权力行使的主体,在实 际任期上错开。
其五,村务公开标准化和科技 化。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主持设计开发了全国第一 套以农村基层管理电子化和信息化 为目标的软件系统“村治在线”。通 过该系统,县和乡级管理人员可以 方便地管理下属各乡村网站,便捷 地实现通知下达、政策发布和政务 公开。而每一个村民委员会也可以 通过本系统生成本村专门的网站, 实现民主自治、平等交流,信息互 换的目的。
总之,让村民自治成为农民的 一种生活方式,不仅要给农民以自 治的权利,还要重视农村传统组织 资源的存在及其积极作用的发挥, 以具体切实的制度供给来保障村民 民主权力的真正落实,只有如此, 才能使村委会切实承担起对村庄进 行治理的责任,解决好村庄的社会 事务,做好公共服务,也才能解决 村庄衰败的现代化困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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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民自治成为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作者:于建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
刊名:
农村工作通讯
英文刊名:NEWSLETTER ABOUT WORK IN RURAL AREAS
年,卷(期):2010,(1)
被引用次数:0次
本文链接:://d.wanfangdata../Periodical_ncgztx201001018.aspx
授权使用:山东大学(sddx),授权号:5a97df29-90ec-41d6-ae73-9e67018264d5
下载时间:2011年1月10日
作文九:《生活垃圾的村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400字
关于开展农村环境整治的村民代表大会
会议纪要
为改善我村群众生活环境,治理生活垃圾污染,保护衡水湖生
态环境,根据国家发展和我村建设的需要,上级财政部门将投入资金实施衡水湖片区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涉及对我村现有的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等进行综合整治。对此,我村于XXXX年XXX月XX日由村委会专门组织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对在我村实施生活垃圾治理项目进行了讨论、研究。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生活垃圾治理,是
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可以改善我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保护衡水湖生态环境,大大方便我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是推进我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条件和有效途径。
我村共有村民代表 人,出席XXX年XXX月XX日村民代表大会
共 人,经表决,赞成实施治理项目 人,弃权 人,反对 人。其中赞成开展生活垃圾治理的村民代表,占出席XXX年XXX月X日村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的 %。
会议主持人(签名):
XXX村民委员会(盖章):
XXXX年XXX月XX日
作文十:《对农村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1》1400字
对农村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现状的调查
一、调查的背景与动机
当前,党中央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提出要培养新型农民,这就对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及农村的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在我们周围,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如何呢?对此,我们利用课余时间,于4月4日至5月25日对当地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了调查,希望能对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一点参考和借鉴作用。
二、总体状况及分析
总的来说,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大,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在蓬勃地发展和繁荣,农民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化、多样化。就调查的范围和人群来说,农民对当前的情况是基本满意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由于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农村的整体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但同时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父辈们自身文化素质过低、观念落后,使得他们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显得犹豫、盲目以及不适应,农村里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如看大戏、听说书、扭秧歌、祭祖等逐渐消失,农村文化阵地明显萎缩,文化建设
发展缓慢。从近几年开始,一度单调沉闷的农村文化生活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等文化娱乐活动得到广泛接受和普及,发展到现在,在所调查的农村家庭里,90%都有彩色电视,70%左右的家庭购买了VCD或DVD,一部分村民购买电脑。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很大的丰富和改善,农村的精神文化建设也发展迅速。
2、按不同人群来说当前农村文化生活的主体30岁到45岁之间的成年人,不管是在村里还是自己家里,他们主导着文化活动的组织方式和进行的内容。农村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整体来看缺乏指导、监督和引导。老年人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群体,他们的文化生活相较于其他年龄的人群显得相对贫乏,缺乏组织。建议相关部门和干部多关注老年人的文化生活,多组织开展一些文化活动,购置健身器材,使农村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
当前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是:
1、赌博风的抬头。在我这次调查的几个村庄里,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在打扑克、搓麻将的时候赌过钱,虽然数额不大,一般都是一元、两元,并且按这些农民所说,“如果不来点小意思,就找不到人跟你玩”,这种风气必须加以遏制,阻止其扩散蔓延。
2、迷信活动。在这次调查中我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一部分家庭信仰基督教,但由于农村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使得基督教在传播中,为了吸纳更多的教徒,向文化水平不高的村民宣扬一些迷信思想,比如:“信基督者得病可以不用打针吃药,有主保佑病就能好”等,这已经带有很深的迷信色彩了。
3、部分农民的参与热情不够
有些农民仍然只注重挣钱,而忽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对群体文化活动热情不高,参与较少。
四、几点建议
我认为家乡农民对目前的现状是基本满意的,农村的文化活动是丰富多彩也是农民喜闻乐见的。但目前的现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不适应,存在着一些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1、加强硬件建设。就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家乡的农村乡镇有能力来建设一些公共文化场所,如:农家书屋,健身的器材和场地,放映厅等。
2、重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上级部门应多开展一些“送文化下乡”活动,并且应该针对农民需求,丰富“送文化”的形式和内容,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更新他们的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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