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一本由郭培贵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40.00元，页数：64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读后感(一)：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张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三位专家领衔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于2015年的10月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近十位学者历时六年完成，包括五卷，分别为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和清代卷五卷，共452万字，这是国内第一部通史性质、专论科举制度的巨著，这对于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发展实在是一件大喜事；其中明代卷是由郭培贵先生所著，涉及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考选及其培养制度”、“对科举作弊的惩治”等明代科举考试的几大内容；内容丰富详实，讲述了有明一代科举制度的定制、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对于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明代科举制度的状况有重要意义，值得细细品味。

明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是我国历史发展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其朝代内新旧势力互相碰撞，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高度成熟的一个阶段，其“幅员之广，远迈汉唐”、“近古以来，所未有也”；明廷继承与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使得科举制成为了朝廷招揽人才、巩固民心、维护王朝稳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同时明代又是一个皇权空前强化和官僚制度高度发达的时代，士人对于“仕途”的认识更加深刻，这些都使得科举制在明代具有独特的发展意义，处于其发展的鼎盛阶段；不仅形成了规范的五级考试体系和完备的功名体系，还创立了进士观政制度，其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更是达到了空前完备的程度；科举制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特定的政策、风气及其运转方式，所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对于了解认识明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帮助。

2015年正值中国废止科举制度110周年之际，这使得本书的推出更具有学术及现实价值；《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共75万字，共分“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培养与散馆制度”五个篇章，每个篇章内又有若干个小节，全面系统，体系完整，让读者被其深深吸引，读了之后深受启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小见大”、“脚踏实地”

该书为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史，但作者并没有一味的去宣扬夸大明代科举制度的意义，反而是“以小见大”，注重科举制发展的本身事实，善于用“微观”的视角注重分析明代科举制度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对于“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培养与散馆制度”的系统描写，阐述了其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序以及相关人员的选任与考核，让读者一目了然，对于明代的五级考试体系有了较清晰、系统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思考与判断，如：在科考的这一篇章中，注重其发展源流，分为科考确立之前的“有司保举申选”、科考的确立与发展、户籍地报考原则的确定、考生的应考资格及其演变四个小节，脉络清晰完整，为我们勾画出了科考试“怎么样”的一番情景，并没有一味地灌输给读者其产生的意义；这都是值得读者学习借鉴的，在平日里的习书写作的时候，注重事件本身的发展状况，学会“以小见大”、“脚踏实地”，不说空话。

二、论述了明代科举制度发展的主要表现，并指出了其在选官来源体系中的地位

研究一历史事件首先就得对其总的发展特点进行全面了解；《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一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作者在其多年的研究积累下，把明代是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的主要表现概括为八个方面，分别是：完全实现了科举与空前完备的官办学校教育的紧密有机结合、形成了五级考试体系、形成了空前完备的功名体系、科目的高度单一和考试的高度统一、防范和惩治作弊的制度达到了空前严格的程度、取士地域的广泛性空前增强，并得到制度的切实保证、创建了进士观政制度、明中叶后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要职几乎全部由进士占据，及“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完整的明代科举画卷，减轻了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由于对相关知识掌握程度的不足而所遇到的阻碍；同时指出了明代选官来源体系有荐举、科举、学校和吏员四个途径，其中科举居于核心地位，主要表现在科举出身者在官员铨选中拥有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及其升迁的速度上；不仅正确地把握了明代科举制的发展特点，而且对于整个科举制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内容详实，结构合理，体系完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该书共有72万字，内容详实，详细叙述了有明一代科举制度的定制、发展、变化以及影响，严格按照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程序，分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培养与散馆制度”五个章节，先后顺序的罗列有理有据，同时层层递进，前一部分的内容为后一部分内容的展开进行了铺垫，并对两者之间的联系做了说明；在每一篇章的开头都会有一段小结，简要说明了该章节主要所阐述的内容，采用“总—分”的形式，让读者能够带着问题去进行阅读，寻找答案，了解其结论的依据所在，这对于文章体系的安排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详细论述了明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状况，还附有明代各省直乡试录取额数沿革表；明代历科会试会元、殿试状元及其录取名额表；明代历科庶吉士人数、名单表；同时在书中也常常采用表格的形式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更为直观与清楚；这些都对以后学者研究学习明代科举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在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中所付出额大量心血，值得每一位治学者学习。

四、史料充分，治学严谨，运用大量的资料来充当论据

该书在论述一个历史观点的时候，作者始终保持谦虚严谨的态度，能够把学术界对其的不同观点阐述出来，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治学视野的开阔性；运用大量史料来论证作者自身的观点，据不完全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资料中古代典籍有《明太祖实录》、《万历明会典》、《弇山堂别集》等多达600余种；今人著作包括《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等二十余种；论文有《明代进士观政制度考略》、《明代庶吉士述略》等二十余篇；作者通过不断的辛勤筛选，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提炼出本书所需要的理论依据，充分吸收和借鉴额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补充、充实自身的观点，而且目光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国内著作，其所引用的文献也包含了多种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凡是所引用借鉴的都详细标明其出处，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这是每一位治学者都应该努力做到的。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是科举制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书还有许多优点值得读者品味学习，如：对于纂修《乡试录》与《会试录》的详细描写；在科考的这一篇章中不仅阐述了“两淮和两浙的盐商及其子弟可就地附立商籍入学考试”，还补充了“同样的举措在明末西北地区也有实施”的这一重要史实等，作者在许多地方都有创新并给出了中肯的见解；但由于我本身的知识理论还极其欠缺，尚且处在学习探索之中，本书还有许多优点一时难以用语言组织起来，实在是惭愧；该书作为研究明代科举制度的重要著作，是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更加系统化和成熟化，虽然书中也存在着个别小瑕疵，如：在书中539页中写到“庶吉士散馆制度进入确认和发展时期的主要表现有四”，但在文中列举了五点，但这并不影响本书的知识理论的构架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作者用其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断钻研，在多年的研究积累下完成此书，为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让人尊敬！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读后感(二)：宏观视野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科举力作 —评业师郭培贵教授《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2015年9月，郭培贵教授新著《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75.2万字，在诸多方面把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学术视野宽阔

该书学术视野宽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绪论》中分别以“明代科举的时代背景”、“明代科举的发展表现”、“科举在明代选官来源体系中的地位”、“明代科举文献概述”、“明代科举制度研究概述”五个专题阐述明代科举制度，尤其是从19个角度，对自1933年至2013年80年间以中国大陆为主体包括台湾、香港、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和出版的明代科举制度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并指出“有些概念还需进一步斟酌与明确、缺乏上下贯通和中外比较的宏观审视”等不足。二是把明代科举制度置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长河中，并努力揭示其时代特点及其与明代社会及政治的有机联系。如指出“明代是一个继承了隋、唐、宋、元科举制度丰厚遗产的时代”，“明朝科举制度就是在隋、唐、宋、元各代科举发展已经形成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制的基础上发展的，其所做的就是适应明代现实的需要，通过对科举制度不断改革与完善，使其开放、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体现的更加充分，使其具体规制更加系统、严密、规范和完备而已”；指出科举制度“不仅增强了社会的活力，而且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明朝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保持时间稳定时间最长的王朝，与其具有发达完备的科举制度应有直接的关系”。

二、史料翔实,考信史实

历史是由一系列彼此关系复杂且有时间连续性的事件组成。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占有全部史料，考信史实，求真求实，揭示其本质特征。据不完全统计，该书直接引用《明实录》、《明会典》、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文集、奏疏等古籍文献多达600余种，更为可贵的是对上述文献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必要的考证，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文献载“顺天解额一百三十五名，百名以收生员，三十名以收监生，五名以收杂流”。为确认真相，该书以现存顺天府27科、应天府30科《乡试录》为依据进行考证，得出“两京乡试解额中每科30名专用于录取监生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更非‘旧制’乃至‘祖制’”的结论；又如有史料记载以外国人身份考中明朝会试者有7人，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许多学者亦沿袭此说法。该书以翔实、权威的史料为依据，考证出终明之世，“真正以外国人身份考中明朝会试者也只有高丽金涛一人，其余六人只应称其为‘华籍交人进士’或‘华籍交人后裔进士’，而不应径称其为‘外国人进士’”，结论严谨且令人信服。

三、研究方法多样

该书研究方法多样，尤以下述几种方法最为常见：其一，统计与定量分析。该书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精确考证的基础上广泛使用了统计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制成了明代“两直十三布政司科考录取数统计表”、“明代历科会试同考官选任来源统计表”、“宣德、正统间副榜举人充任教官数量统计表”等30个统计表，得出“隆庆至万历初年绝大多数直省都较为严格执行了科考录取数的规定”，“超标幅度的增加，首先由于应试举子的持续增加所造成的压力，二是由于明廷对于科考录取额数管制的放松，三是由于相关直省贡院号舍数量的增加”、“明末定型的会试同考官规模及其来源格局直接被清代所继承”、“正统中绝大多数副榜举人就拒绝充教了”等结论，不仅大大提高了史料的使用价值，而且还显著提高了研究的精度。其二，制度与实态并重。如万历三十二年李廷机上奏“类考”的弊端，提出“有仍类考图便及圆融徇私者，劣处”的建议，得到万历帝的支持，该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指出“因其取消类考的决策主要是基于‘旧规’加‘理想’做出的”，“因此，神宗君臣脱离实际的取消类考以复旧规的决策也就不可能得以切实实施”；又如洪武十七年《科举成式》规定流内官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该书用信史指出“这一规定在明末也最终被突破，应天府教授何九云不仅是明代第一个以教授身份考中明代最后一科会试和进士者，而且还考中了该科的庶吉士”。其三，贯通史事。如该书指出“明代科举考场席舍制度，承宋制而来”，“万历四年，对考生在考场中所处号舍的安排，改为仅仅“楷书”于每个考生试卷的‘卷面’，考生入场领取试卷后才知晓自身所处的号舍。这对于防止执事官事先在‘编排号舍’时作弊和考生预知号舍后图谋作弊都有重要意义，故这一做法直接被清代所继承”。其四，对史料的运用采取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任意取舍的方法。如万历《明会典》载“后复以百名为率，南、北各退五名为中卷”，该书以权威史料为依据，考证出‘后’应始于正统四年己未科，但同时该书也对有史料记载“宣宗皇帝抚熙洽之运，用辅臣议，量地伦才，三分南、北、中卷……”作脚下注，提出“值得重视”的看法；又如该书引用明洪武四年、十八年两科《会试录》尚“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的史料，但对黄榆《双槐岁钞》“《会试录》刻程文始于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但录不见”的说法并没有任意取舍，而是作脚下注释，以备后考。其五，注重从史料中提取隐含信息。如弘治十二年七月，贵州巡按御史张淳向朝廷提出单独举行乡试的请求，奏曰：“窃见贵州学校至二十四处，生徒至四千余人，前科赴云南乡试者逾四百之上”，该书指出“张淳奏文中反映的当时贵州教育和科举状况的信息十分珍贵，说明当时贵州科考的录取率应在10%以上，乡试的录取率为4.75%，已接近内地省份科考和乡试录取率的平均水平”；又如“夫当大比之秋，京郡合国子监及畿旬之士，天下布政司合所隶郡邑之士，三试之，拔其尤者贡于礼部，盖什之一”，该书指出“可知当时各省乡试录取率一般应在10%上下”。

四、创新迭见、认识深刻

创新、严谨是优秀学术著作的基本特征之一，该书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如指出“制约各直省解额多少的因素主要有明廷拥有的与之相应的官缺数量、各直省的科举实力、崇重两京和对边远落后地区的必要照顾以及府州县学教官选任与考核等。解额制度对于维护科举选才的优势、巩固统一以及学校、科举与选官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又如指出正德至崇祯共6朝考选庶吉士，“此间，南方6省直、北方5省直和西南4省各自庶吉士在同期庶吉士总数中占比居然和明朝会试中实行的南、北、中卷各自录取比例—南卷55%、北卷35%、中卷10%—几乎完全一致，这也同样证明了此间庶吉士始实行地域限制的”；再如指出“两京乡试同考官尽可能选聘教授、学正、教谕等校长级教官担任，且在符合年龄要求的条件下级别越高被聘的可能性越大”，“明代学校不仅以科举为轴心和导向，成为其发展的广阔而坚实的基础，而且成为科举落第者的收容所和安置站，这无论对于增强学校和科举的吸引力，还是对于有效缓解乡试落地者的不适情绪，巩固统治与稳定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还有许多其他优点，如重视个案探讨与整体研究相结合、纵向探讨与横向研究相结合；重视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致用”，努力为现实提供借鉴与启示；又如重视与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对话”，针对学界关于明代科举制度中的不同观点，本着实事求是、澄清史实的态度予以商讨，共同推动学术论题深入持续的发展；再如以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五级考试体系为研究角度，形成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逻辑缜密的行文结构。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当然，该书作为明代科举制度的全新力作，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如顺天乡试誊录官自景泰五年“临期于吏部听选官内选文学出身者充之”，却误作“景泰七年”；又如笔者自言“因交稿期迫，所以当初计划写的武举等重要科举制度都未能在该书中进行专门论述”。但瑕不掩瑜，该书的出版已将明代科举制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并必将对促进明代选举制度乃至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读后感(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功力之作 ——评郭培贵教授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为“国家图书出版‘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并列为国家出版基金的重大项目——5卷本《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于201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明代卷》由郭培贵教授独著，耗时六年，成书75万字。这对促进明代科举史研究以及社会普及科举知识，都是值得肯定与庆贺的。

细品该书，可使人形成以下几个深刻印象：

首先，脉络清晰。关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层级，学术界一般流行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实行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这也是最为广泛的一种，吴宣德、王凯旋、龚笃清等学者均持此论；二是认为实行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刘海峰赞成此论。早在2006年，作者首先提出了明代科举考试体系应为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五级，只是那时未能进行充分论述。又在2009年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的《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明代科举考试五级体系。而本著就是作者以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考选及其培养制度为纲，充分论述了明代科举考试的五级体系。立论明确，论点充分，令人信服。作者认为从正统九年开始，明廷明确规定“各处应试生儒人等，从提学官考送”即规定各省直欲参加乡试的生员、儒士等考生，必须经由提学官考试中式后送应乡试，由此标志着明代科举考试中的最低一级考试，即确认考生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科考”制度的产生。“可以说，科考中式，已成为士子获得乡试资格的必由之路，所以科考的确立也就标志着明代科举五级考试——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考选——体系的完备。”另外，作者又论述了在二、三甲进士中选拔庶吉士的考试，认为自永乐二年甲申科开始，二、三甲进士能否成为庶吉士就主要通过“考选”来决定了，且庶吉士始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深造，而与此前在近侍衙门“观政”有了明显不同。由此，“考选庶吉士成为明廷在二三甲进士之上选拔、培养和储备高级人才的最重要形式”。据作者统计，有明一代，“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3%”，说明此选确已成为明代以殿试为基础的选拔高层次人才的经常性考试，故“理应视为科举考试体系中一级独立的考试”。而作者认为“童生试”总体来说在明代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入学考试，其与科举虽有一定联系——府、州、县学生员成为参加科考的主体，但并无直接关系，因他并未成为举子参加科考必经的一级考试。郭教授以科举五级体系为架构，脉络清晰，细致深入的探讨了明代的科举制度。

其次，史料翔实，治学严谨。占有史料是否全面、可靠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价值高低的重要前提。本著作除了选用常用的官方正史，如《明实录》、《明会典》、《登科录》、乡、会试录等，也大量选用别集、总集、方志，甚至笔记小说、诗歌、墓志铭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单引用古代典籍就达600多种，并且积极吸取今人的研究成果，引用今人论著达50多种。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对于史料不是拿来就用，而是经过了认真的筛选与考订。

其三，充分运用统计与量化分析方法。作者运用统计与量化分析技术来做史学分析，提高了论证精度与说服力，让读者一目了然，并且在统计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史料之间的对比，能够发现史实讹误。如作者对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各科会试应试考生数与录取数进行统计。得出自洪武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之间，在查到有应试人数记载的67科会试中，平均录取率为8.16%，其中达到和超过10%录取率的仅有17科，录取率不足10%者则有50科。洪武四年至永乐二年的录取率表现为大起大落，但总体看录取率很高。其间入试人数和录取人数都记载完备的5科会试平均录取率达到15.04%，最高者洪武四年录取率为63.5%，最低者洪武二十四年则仅为4.8%。永乐四年以后则趋于平稳。作者在做统计的时候还通过史料之间的对比分辨得出在洪武四年辛亥科会试录取额并未执行洪武三年五月所颁《科举诏》第四条“会试额取一百名”的规定，而是扩大到120名。建立在全面占有和考证、确认可信史料基础上的统计与量化分析方法在本书中得到广泛运用，不仅大大提高了明代科举研究的精度，而且为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大量可信的基础数据。

其四，大大拓展了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该书对每一项制度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给人以立体感。如在论述乡试录取程序时，给我们细致的介绍了考官会同搜检重校落卷制度以及会同拆卷制度，强调不能越房取士。让读者对乡试录取过程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再者，作者在论述一项制度时通常都能考其源流，论其发展与终结。如在论述庶吉士制度时，分段研究庶吉士制度的萌芽、确立以及发展的过程。

此书还有许多显著的优点，如统计了从成化十年到万历十年有《乡试录》记载的顺天乡试录录取北京京卫武学考生的状况。得出京卫武学生虽是明代两京乡试考生的来源之一，但在其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从时间上说，自嘉靖二十五年至万历十年有11科《顺天府乡试录》未载京卫武学考生中式者，无疑说明此类考生应试在嘉靖中期以后就走向没落。这对于研究明代武学有很大裨益。优点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留待读者自己细细品味。当然，一本近百万字的鸿篇巨著要说没有瑕疵是不可能的，就如作者自己指出的“由于时间紧迫，武举等重要科举制度未能进行专门论述”，留下些许遗憾。但瑕不掩瑜，该书作为明代科举制度的集大成之作，尽显作者的研究功力，其出版不仅使明代科举史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也将极大的促进明代科举制度研究不断深化。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读后感(四)：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通史性质、专论科举制度的巨作。该书分为五卷，共452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十位作者历时六年完成。总论部分从宏观层面论述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研究科举制度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然后分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五卷，以大量的史实和扎实的研究全面系统的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刻剖析科举制度对每个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由师郭培贵教授负责编撰明代卷，共75万字，主要内容涉及“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培养与散馆制度”等几大内容，附录明代历科录取进士统计表，详述有明一代科举制度的定制、发展、变化以及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处于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具有高学术价值的观点，为进一步拓宽对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总体看来，以往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多一般泛论，少精深研究”、“尚有不少重要选题处于无人问津或研究十分薄弱的状态”、“有些概念还需进一步斟酌与明确”（绪论35页）等等问题，这也就更加迫切要求学界人士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于此孕育而生。

细品此书，让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脉络清晰，结构合理。作者按照明代科举制度的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的顺序为主线来论述，每级考试各为一章，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且在“乡试”、“会试”这两章下面的小节分法基本相同，基本上按照考试的时间与地点、帘内官与帘外官的选任与职责、考场席舍、考官锁院与考试规则、录取规则、磨勘与覆试制度、录取额数、纂修《乡试录》或《会试录》、落第者的出路等小节来叙述。有利于读者对乡试与会试两级考试之间的不同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印象。且每一小节下又细分小点，全文论述也是史论结合，按点叙述，这使得文章脉络更加清晰，结构更加严谨。

其次，善于统计，直观深刻。阅读本书给与我最深的印象在于作者善于运用统计的方法，用此方法很是花费时间和精力，但却能把大量纷繁杂乱的史料，按照其内在的联系汇于一表之中。书中共制作大小表格31个，分别对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的录取额数、各省直的中试率、以及负责考试的主考官、同考官人数来源统计等等方面进行统计。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在对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可靠结论的事例。一方面，利用统计的方法既可以节约大量文字的叙述又增强说服力，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治学的勤奋与严谨，这应是值得每一位治学者所学习和提倡的。

其三，资料丰富，史论结合。其引用的资料主要有权威的《明实录》、各科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大量正史、文集、笔记、地方志以及今人的论文专著等。由于该书是通过搜集大量资料而写出的，所以使之形成了言必有据、事皆其详以及史论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如在论述两京主考官的任命与同考官的聘任时，作者通过搜集对比各科《乡试录》中同考官员人数、乡试考生的报名人数等资料，在此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两京同考官人数总的变化趋势是不断增加，这应主要缘自于应试人数的不断增长”的结论。这样得出的结论，对于读者来说，无疑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知识。

其四，眼界开阔，论述精辟。《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作为科举通史的其中一个断代史的写作，作者在论述时并非仅仅局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故步自封，而是以一个宏大开阔的眼界进行探讨。在论及某一制度时必先论其源流，溯其本源，而后观其发展变化。如在论述为新进士赐宴时，作者先追溯其源头，最先开始于唐的闻喜宴，宋代又称琼林宴，地点或在礼部或在琼林苑，元代时改名为恩荣宴，明代承袭元制仍为恩荣宴，地点发生变化。这样详尽的论述，使读者虽未通览科举制通史也能得知其前因后果。另一方面，该书的作者—郭培贵教授长期从事明代科举制度方面的研究，对此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且治学严谨，在撰写《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时更是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因此，该书的许多结论也是相当精彩、深刻，多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创见。如长期以来，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童生考试”是明代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但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它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考试，与科举考试虽有一定联系，但并无直接关系，因它并不是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所以作者指出了只有“科考”才是决定生员和社会上的“儒士”能否获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

当然，在学术道路上没有完美无瑕的成果，与任何论著一样，《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也存在自己的不足与缺陷，如因字数较多，校对时难免疏漏而存在一些错误或排版问题，又如，该书虽有表，但无图示，若能把科举中的南、北、中卷所在地域以地图形式标注出来，一定会比文字更加直观生动。但瑕不掩瑜，《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不愧是一部好书！它是国内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大型总结性、原创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科举制度研究的空白。它的出版不仅对于促进明代科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在不少方面达到了明代科举研究的前沿水平。且《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已被列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在中国废止科举制度11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有极高学术含量的著作，受到中国古代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尤其是考试制度史领域相关学者的重视。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读后感(五)：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

《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通史性质、专论科举制度的巨作。该书分为五卷，共452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近十位作者历时六年完成。总论部分从宏观层面论述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远影响、研究科举制度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特点。然后分隋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五卷，以大量的史实和扎实的研究全面系统的阐述中国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刻剖析科举制度对每个时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由师郭培贵教授负责编撰明代卷，共75万字，主要内容涉及“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选拔、培养与散馆制度”等几大内容，附录明代历科录取进士统计表，详述有明一代科举制度的定制、发展、变化以及影响。

明代科举制度处于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对于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很多具有高学术价值的观点，为进一步拓宽对明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总体看来，以往的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多一般泛论，少精深研究”、“尚有不少重要选题处于无人问津或研究十分薄弱的状态”、“有些概念还需进一步斟酌与明确”（绪论35页）等等问题，这也就更加迫切要求学界人士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于此孕育而生。

细品此书，让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脉络清晰，结构合理。作者按照明代科举制度的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选在内的五级考试体系的顺序为主线来论述，每级考试各为一章，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且在“乡试”、“会试”这两章下面的小节分法基本相同，基本上按照考试的时间与地点、帘内官与帘外官的选任与职责、考场席舍、考官锁院与考试规则、录取规则、磨勘与覆试制度、录取额数、纂修《乡试录》或《会试录》、落第者的出路等小节来叙述。有利于读者对乡试与会试两级考试之间的不同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印象。且每一小节下又细分小点，全文论述也是史论结合，按点叙述，这使得文章脉络更加清晰，结构更加严谨。

其次，善于统计，直观深刻。阅读本书给与我最深的印象在于作者善于运用统计的方法，用此方法很是花费时间和精力，但却能把大量纷繁杂乱的史料，按照其内在的联系汇于一表之中。书中共制作大小表格31个，分别对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的录取额数、各省直的中试率、以及负责考试的主考官、同考官人数来源统计等等方面进行统计。书中随处可见作者在对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可靠结论的事例。一方面，利用统计的方法既可以节约大量文字的叙述又增强说服力，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到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治学的勤奋与严谨，这应是值得每一位治学者所学习和提倡的。

其三，资料丰富，史论结合。其引用的资料主要有权威的《明实录》、各科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大量正史、文集、笔记、地方志以及今人的论文专著等。由于该书是通过搜集大量资料而写出的，所以使之形成了言必有据、事皆其详以及史论紧密结合的鲜明特色。如在论述两京主考官的任命与同考官的聘任时，作者通过搜集对比各科《乡试录》中同考官员人数、乡试考生的报名人数等资料，在此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两京同考官人数总的变化趋势是不断增加，这应主要缘自于应试人数的不断增长”的结论。这样得出的结论，对于读者来说，无疑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知识。

其四，眼界开阔，论述精辟。《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作为科举通史的其中一个断代史的写作，作者在论述时并非仅仅局限于明代的科举制度故步自封，而是以一个宏大开阔的眼界进行探讨。在论及某一制度时必先论其源流，溯其本源，而后观其发展变化。如在论述为新进士赐宴时，作者先追溯其源头，最先开始于唐的闻喜宴，宋代又称琼林宴，地点或在礼部或在琼林苑，元代时改名为恩荣宴，明代承袭元制仍为恩荣宴，地点发生变化。这样详尽的论述，使读者虽未通览科举制通史也能得知其前因后果。另一方面，该书的作者—郭培贵教授长期从事明代科举制度方面的研究，对此已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且治学严谨，在撰写《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时更是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因此，该书的许多结论也是相当精彩、深刻，多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创见。如长期以来，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童生考试”是明代科举的最低一级考试。但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它只是决定童生即未入儒学的士人能否成为府、州、县学生员的考试，与科举考试虽有一定联系，但并无直接关系，因它并不是参加科举必经的一级考试。所以作者指出了只有“科考”才是决定生员和社会上的“儒士”能否获得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是科举考试体系中的最低一级考试。

当然，在学术道路上没有完美无瑕的成果，与任何论著一样，《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也存在自己的不足与缺陷，如因字数较多，校对时难免疏漏而存在一些错误或排版问题，又如，该书虽有表，但无图示，若能把科举中的南、北、中卷所在地域以地图形式标注出来，一定会比文字更加直观生动。但瑕不掩瑜，《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不愧是一部好书！它是国内科举制度史研究的大型总结性、原创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科举制度研究的空白。它的出版不仅对于促进明代科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在不少方面达到了明代科举研究的前沿水平。且《中国科举制度通史》已被列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在中国废止科举制度110周年之际推出这一有极高学术含量的著作，受到中国古代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尤其是考试制度史领域相关学者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