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拉·韦伯斯特》是一本由[爱尔兰] 科尔姆·托宾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诺拉·韦伯斯特》读后感(一)：让平缓的日常生活翻起情感巨浪

除了《玛利亚的自白》和《空荡荡的家》，九久读书人策划出版的科尔姆?托宾的作品，我几乎都读过了。读一本就用文字嘀咕一篇，唯独《大师》，所写的美裔英国作家亨利?詹姆斯，虽然蜚声全世界，我却相当不熟，科尔姆?托宾心目中的大师却偏偏是他，他写得怎么样？我怎敢置喙？

其余几本，《黑水灯塔船》、《母与子》、《布鲁克林》和《诺拉?韦伯斯特》，我写下书名的此刻，竟然泪水盈睫，太喜欢了。再凝视对面那堵雪白的墙壁，科尔姆?托宾的肖像一点一点凸显在那里：骨骼坚硬、线条直接、肌肉紧绷、表情似铁，十足一个铁汉，他却喜欢在一个家庭的细部里打转，《母与子》、《黑水灯塔船》、《布鲁克林》、《诺拉?韦伯斯特》莫不如此。反差之美到了极致。

就想说一说刚刚读完的《诺拉?韦伯斯特》。

莫里斯?韦伯斯特病故，4个孩子的母亲诺拉?韦伯斯特，怎么办？

恩尼斯科西是科尔姆?托宾的家乡，家乡突遭变故的中年女人也许会措手不及但不会束手无策，也许会向隅而泣却不需要乡邻无时不刻的嘘寒问暖，也许会因为囊中羞涩而张皇却不会为了几张钞票奴颜婢膝，也许会因为丈夫的逝去格外忙碌却不肯因此放弃浇灌自己的心田。从恩尼斯科西到都柏林到大洋那一头的美国，科尔姆?托宾还是觉得家乡的那一方土地最肥沃，除了《大师》和《玛利亚的自白》，他更愿意深耕属于自己的沃土，你看，《诺拉?韦伯斯特》是科尔姆?托宾2014年的新作，又是一幕辗转于恩尼斯科西那方寸之地上情深意长的故事，一如《黑水灯塔船》、《母与子》……

虽然在阅读《黑水灯塔船》、《母与子》和《布鲁克林》的时候，总是被托宾用文字汇成的感情浪潮淹没得必须时不时地合上书页容自己浮出水面透一口气，再读他的作品，感觉已经做足了思想准备不会再被裹挟得泪眼朦胧乃至掩卷而泣，但是，不行。

“无论莫里斯此刻在哪里，都会向往家的抚慰，会思念她，正如她希望过去的这一年从她生命中被抹去，让他回到他们身边。”（第46页）

“在她当家庭主妇的二十一年中，她从未有过一刻的厌倦和灰心，现在她的好日子就要被夺走了。”（第47页）

“虽然他们经常打架，多纳尔明显欺负康诺，但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生活，日常中的变动使他们不安，好像一切得从头再来。”（第126页）

这些我随意从《诺拉?韦伯斯特》里摘录出来的句子，平淡得几乎都是陈述句，没有装饰词，可是，科尔姆?托宾就用这些平白如水的句子描述的家长里短，就是这么有感染力，为什么？我只能说，这个粗壮的爱尔兰男人他会撷取日常生活中偶尔跃出的几朵小浪花了，真的是小浪花，什么大女儿与男友约会啦，小女儿的悸动啦，大儿子的口吃啦，小儿子对母亲的依恋啦，等等。

不久前，与一位中国著名作家交流写作体会，她说，就是要写生活中的急刹车，平常的生活天天在那里，还要写出来干嘛？可是，回味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如果说《黑水灯塔船》中的德克兰罹患艾滋病、《布鲁克林》中罗丝的意外之死以及《诺拉?韦伯斯特》中莫里斯病逝是那位作家所说的生活中的急刹车的话，托宾完全可是揪住艾滋病、猝死、病逝大做文章，他却避重就轻总是津津乐道于突遇变故的家庭嗣后的日常生活，如此选择，何以他的作品总是能感动普通读者又能被专业读者认可为杰作？

我觉得，他用小说中人物的行动告诉我们，闪亮如星星微小如草芥，我们每一个人都缺不了灵魂关怀。这种关怀，托宾总是能在他不疾不徐、温良敦厚的故事推进中水到渠成。这种几乎默无声息的提升，才是让我们感动的枢机：遥远的远方，有人在时刻关注着你不能与人言说的喜怒哀乐。

所以，科尔姆?托宾让诺拉?韦伯斯特爱上了古典音乐。但他在描写诺拉?韦伯斯特的爱好时又不会炫技从来不让诺拉?韦伯斯特的爱好跃出了一个丧偶家庭主妇的阈值：

“歌声随着音乐平稳上升，然后超了过去，此刻她只觉一阵悲哀，活到现在才听到这个。”（第197页）

“诺拉只顾倾听大提琴低低的倾诉声。演奏中透着悲伤之情，但不只是悲伤，仿佛那里有些什么，三位演奏者都明白，都朝着它而去。旋律更为优美地扬起，她相信有人受过苦，曾离开痛苦，又回转来，让痛苦留在身边，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第201页）

即便如此，谁又能说科尔姆?托宾没有将古典音乐的美妙写到了极致？

因为又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位看上去很粗的汉子敢于放下激烈的冲突，从平缓的日常生活入手，写到了至情至性、感天动地。

《诺拉·韦伯斯特》读后感(二)：读《诺拉 韦伯斯特》

根据书中英国军队对德里和平示威队伍开枪事件的描述，故事发生在1970-1972年期间，诺拉的丈夫莫里斯去世后的三年里，诺拉抚养四个孩子的故事。 在这三年里，长女奥菲那从都柏林大学毕业后回到镇上教书；二女儿艾尼顺利通过考试进入都柏林大学读书，热衷政治，多次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多纳尔热爱摄影，在父亲去世后，说话变得结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其他人一贯漠然，但关心诺拉胜过自己；小儿子唐诺非常聪明，凡事过耳不忘，善于观察，总是忧心忡忡。 在这个过程里，诺拉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并且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新的生活，这份自由和生活是莫里斯从未跟随过来的地方，哪怕在死后。 嫁给莫里斯后，诺拉得到了一种自由，趁着孩子去上学或幼子睡觉时，她在家里随意走动，翻看书籍，眺望窗外的风景，相比婚前在办公室上班如同关在笼子里一般的生活，这种闲适的生活令她感到自由，并且从未使她感到厌倦和灰心。而莫里斯去世后，诺拉为了照顾四个孩子，不得不卖掉山虚的房子，并且回到吉布尼工作，吉布尼被诺拉和她的朋友们视为“一个她们没有得到与其才智相当的机会而只能在那屈就的地方”。但为了生活，诺拉不会拒绝这样的工作机会。 在吉布尼的工作，是诺拉新生活的开始，每日与数字、单据、发票打交道，这样平庸而无聊的工作并未给诺拉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但是工作使她远离了生活开销和压力带来的窘迫。托宾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一份自己的简单工作，那不是她们的精神所在，却是她们的立身之本。 起初，诺拉是战战兢兢的。她第一次去镇上染发，担心回来的路上会遇见熟人；想卖掉古虚的旧房子，当达西太太热情提出会帮她装修那房子时她也未能言明要将房子出售；诺拉太过在意每个人，猜测他们是怎么想自己的……诺拉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水底，已放弃游向空气的挣扎。 当米克·辛诺特邀请她参加工会，她自己拿定主意去参加，而且没有过问其他人的意见，这是诺拉第一次感到喜悦。 诺拉的生活在一点点打开，她与菲丽丝一同去黑水村作为知识竞赛的记分员，赛后在酒吧和菲丽丝一同演唱摇篮曲。诺拉有着唱歌天赋的，但她的天赋被忽视了。现在，她跟着劳丽学习唱歌，参加当地的留声机协会的聚会，去拉德福德家听唱片。她为了自己活到现在才领略到音乐的魅力而感到悲哀，她意识到“以前要成为另一个人是多么容易，留在家里等她的孩子，床和床头灯，还有她明早的工作，都只是某种因缘巧合而已”。她终于决定买下喜欢的音响和唱片，但此时的她已经不在乎他们会如何评价她的奢侈，她坚定自我，她得到了想要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在孩子的事情上，诺拉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当小儿子唐诺被无故从A班换到B班时，她在找到学校负责人协调无果后，她给所有她认识的教师写信要求他们将唐诺调回原来的班级，在老师上门拜访时，她毫不妥协，她甚至做好了标语准备次日去学校示威。当唐诺开心的告诉诺拉他回到原来的班级时，诺拉对事情的经过闭口不谈，假装不知道。多年前，奥菲那因老师太凶打人而不敢去学校时，诺拉也曾写过匿名信，并制止了老师的暴躁行为。多纳尔不适应转入的寄宿学校时，诺拉下定决心，不能给他一条轻松的路走，因为她知道一旦多纳尔重返原来学校，除了惨败将无以形容，后来多纳尔适应的新的学校，与诺拉也有了更多的交谈。当德里和平视为行动遭到英国军队的枪击时，因联系不上艾妮而担忧时，诺拉四处奔走，当她到达都柏林，知道艾妮并未失踪时，她回到镇上。 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诺拉病了，她躺在黑暗中，回忆起她去世的母亲，那是她第一次明白死亡的意义。后来，她在房间里看见莫里斯回来了，她与他交谈。莫里斯的出现，是诺拉脆弱时的幻象，她渴望莫里斯回到他们身边。当她恢复健康后，她仍然是坚强的，她请朋友们帮忙清理莫里斯从前的衣物，她将莫里斯写给她的信塞进了壁炉了，它们属于一段已经结束、一去不返的时光。我们要习惯说再见，这是人世常理，是解决之道。 周末两天的时间读完《诺拉·韦伯斯特》，这是一本非常克制和琐碎的书，在现实路径之下，是心灵的探索。诺拉在音乐里找回了自己的灿烂幻想，那是不同于无聊生活本身的。她走出了困境，未来她依然会为失去至爱而悲伤，但她的心灵有了自己的地图。有时生活会非常粗暴的打乱你的现状，但也会推着你继续前进。生活本身也许千变一律，但经过命运战栗之手的人与那未受摧残的人，对生命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2018年5月6日

《诺拉·韦伯斯特》读后感(三)：他，不是说故事的人

科尔姆·托宾大概是当代爱尔兰作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一位，在过去几年中，他几次去中国，出席各种公开活动。他给人的印象是谈笑风生，随和亲切。他会拿着他那副从中间开合的眼镜，对着摄影记者的相机摆出搞怪的姿势，他会在朗读会上为活跃气氛，大方地演唱他作品里写到的一首歌。然而，当谈起小说创作，当在回答记者关于他作品的提问时，他说到最多的一个词是“沉默”，换言之，“文如其人”这句中国老话在托宾身上是最不适用的。他的小说常常静得出奇，静在人物都倾向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几乎从不有酣畅淋漓的爆发，静得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高潮，甚至好像都没有“事”发生。

这种让叙事归于平淡日常的手法，在他的巅峰之作《大师》以后变得益发明显。他的上一本长篇《布鲁克林》写一个从爱尔兰移民去美国的小镇姑娘。在这段离乡背井的旅程中，性格温顺的女主人公并未遭遇特别的坎坷，抵达纽约后，在神父的安排下，既有了栖身的住处，也找到一份应付自如的工作，后还结识了一个情投意合的男友。与一般移民题材的小说不同，托宾把故乡与异乡之间的戏剧冲突完全内化为人物的心理挣扎。时隔五年，他的新作《诺拉·韦伯斯特》(Nora Webster)采用同样的路数，刻画一个寡妇如何走出丧偶的悲伤、建立自己的生活，在波澜不惊的发展中不断跳出读者对故事或人物的预想，展示了小说更多的可能。

诺拉·韦伯斯特的原型来自于托宾的母亲，托宾的父亲在他十二岁时去世，小说的时代和地理背景就设置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宾的家乡。在很大意义上，这是一部最贴近他个人经历的小说，可他没有从自己的视角来讲述父亲过世给家庭造成的冲击。他在给英国卫报的撰文里说明，回顾当时，“我不记得自己有任何感觉”，失去父亲给他投下的不是明显的悲伤，而“只有一片空白”。但是，在那片空白中，年少的他对周遭的一切变得格外警觉，“那给了我完整的回忆，因此，在《诺拉·韦伯斯特》里，有的场景，连最微小的细节——房间里有谁，谁讲了什么话，谁看了谁，谁没有讲话——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他把这些观察和谛听到的内容变成小说的皮表，在这些已知的基础上施展想象，发掘出一个从母亲的视角来把事情戏剧化的可能，那便是，在一座人际关系十分紧密的保守小镇，一位中年守寡的妇人，她该怎样生活和她想怎样生活之间的冲突。

书中的诺拉四十出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年长的女儿在外地读书，家中有两个尚在念中学和小学的儿子。刚经历了丧夫之痛的她，没有带着葬礼上的泪痕而登场，也没有表现出刻意的坚强，只是有些愠怒，厌烦了人们对她的关切，却又无从拒绝。独立持家的生活徐徐展开，可她走的每一步，做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乎都面临错综复杂的牵绊，会有引发震荡的危险。例如，出于经济所迫把海边的度假小屋出售给一位有意购买的同乡，女儿不悦，因为那里存着父亲在世时全家人的回忆，年幼敏感的儿子由此惶恐家里将供不起他们上大学：戏剧的张力在这类日常小事中若隐若现。

然而，作为创作者的托宾，他有一种非凡的克制力，从来不让这些戏剧性的矛盾激化、走向极端。小说里，诺拉的命运几度出现令人担忧的转折：她原先的雇主念及她可能生活维艰，主动召她回去，她却在上班以后背着他们暗中加入了工会；现今办公室的主管是她当年关系不和的同事，时常对她刁难喝斥；70年代，北爱尔兰局势恶化，她在都柏林念大学的二女儿参加抗议活动，一度与家人失去联系……可狡黠的托宾总是在正面冲突即将爆发、故事可能走向令人扼腕的悲剧时把笔锋一转，将矛盾化解，雇主对她加入工会的举动虽恼但没有记恨报复，她与有龃龉的主管虽未和好，但也通过反抗为自己争取了利益，从此和平共事，失联的女儿在几经焦急的找寻后证明安然无恙：一次次的逢凶化吉，仿佛在在是故意扫读者的兴。

如果说幸福圆满的结局早已成为当代小说家自觉规避的俗套，那么托宾则走得更远，在紧扣写实的同时他试图抹除小说可能有的故事性，而不厌其烦地用细节吸引读者走进小说的时空，直至与主人公形成认同，变成不可分的一体。因此，当有些小说家自谦地说自己只是个“说故事的人”时，托宾却直言，他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认为那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小说创作中组织构思的份量，把小说简化归类成一种自然的复述。也许同理，作为托宾小说的读者，他不能只再是一个被情节牵动的故事听众，他需要真正走入文字创造的世界，感同身受地体验主人公所体验的一切，阅读变成了一次征程，而不是无关痛痒的旁观。

《诺拉·韦伯斯特》读后感(四)：写了十几年的书

内容简介里头说，托宾这本书写了十几年，像是多大的豪篇巨著，其实没有那么吓人。他并不是一直在写这书。好像是跟《大师》（04年出版）差不多时间开工的，他舍不得很快写完，每年悠悠然地写一章，有事没事就想想它，中间又穿插了其他几本，《布鲁克林》、《玛利亚的自白》（及其同名剧本），两个短篇集，两个评论文集……

《布鲁克林》09年出的，但《诺拉》的创作更早。《布鲁克林》反倒更像是《诺拉》的番外篇。这个挺正常，你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觉得里面某个人物可以独立出来另外编个故事，于是就编了（《诺拉》开头出现的老妇就是《布鲁克林》里面艾丽斯她妈，嗯）。人物重叠不光是《布鲁克林》，还有更早的《灿烂石楠花》（暂无中译）、《黑水灯塔船》，里面的主角都在《诺拉》里出现，尽管只一笔带过。短篇也不少，比如《母与子》里面的《关键所在》，还有几篇不太明显。

这说明托宾十几年来一直把恩尼斯科西，把他的家庭、他早年的生活作为最重要的素材来源。即使背景在西班牙的小说，还是能看到那个小镇的身影。（啊，《大师》真是枚奇葩……）然而，我感觉到可能到此为止了。

《诺拉》把恩尼斯科西写彻底了。我疑心他还能不能翻出别的花样来。《布鲁克林》里的小镇也很饱满——托宾的风格就是会让一分细节发扬到十分，但是看到《诺拉》，我的感觉是，我满足了，请停下来吧。我愿意它成为恩尼斯科西的绝响。另一方面，托宾笔下的女性角色多少带有一点他母亲的影子。纵然表面并无相似，骨子里都有不动声色的骄傲、执拗、独立。看到诺拉时，就知道这些从何而来。这意义上，诺拉是托宾这个题材的集大成者。

撇开个人感情，《诺拉》是托宾迄今所有小说里最好的。尽管我最爱的还是《大师》。

托宾明年还会出一部新的长篇，可期可待。

《诺拉·韦伯斯特》读后感(五)：她本不必克制到这种程度

个人对托宾的喜爱仍然比较狭隘，三年来读遍了托宾作品的所有中文译本，最喜欢的仍然是《大师》《母与子》以及《一减一》。

翻开这本书，跟随刚丧偶的诺拉经历各种琐事，到结尾才留意到她已经历了三年。合上这本书，我的心并没有像诺拉一样释然，反而强迫症发作一般不断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过了什么蛛丝马迹，以至于和女主角如此疏远。明明有我熟悉的托宾的味道，例如真实，不避讳诺拉的反复与纠结，例如克制，诺拉只在最后药物的帮助下出现了爆发与释放。但我恨自己不能沉浸于我自以为最喜爱的当代作家的世界。

最后只能猜测是托宾在拒绝我这种追求煽情的读者。一方面这本书里对情绪的描写较少（相对的，对白较多了），和《布鲁克林》相似。一方面，诺拉也太坚强，她大部分时间关心的是他人的眼光，即便最后她关心的也是家人的未来。一方面，作者自身也没有代入，没做出评价或者总结，而将一切交给了叙事。

我是多么希望她没有这么克制，我愿意跟随她追悔与感伤。

《诺拉·韦伯斯特》读后感(六)：科尔姆·托宾的小说

科尔姆·托宾小说中的两个悖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位爱尔兰小说家。重新从其写作手法中觅得答案。

技法与情感

我们可以借用两个词汇——“脑力”与“心力”——来简单地划分小说家。如果说脑力小说家依靠开发脑力来完成高超的小说叙述，那么心力小说家则在探索小说表层背后的情感深度。前者以穆齐尔、博尔赫斯、波拉尼奥等为例，后者则以普鲁斯特、卡尔维诺、阿莫斯·奥兹等为代表，再加一位即将提及的科尔姆·托宾。当然，任何一位小说家都是两股力量不同程度的混合（纳博科夫是两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此一简单划定只为分析方便。

在此基础上，我们遭遇到科尔姆·托宾小说中的第一个悖论：文本表层交织的高超技法与背后涌动的细微情绪，也即深层的“心力”是通过表层的“脑力”活动完成。虽然托宾极其娴熟的小说技法提供了一种创作典范：它极好模仿；但在这种精简的文风中潜藏的情感暗流却唯有托宾本人才能完成。这个悖论让我们想不及小说史上的任何前辈，也许是普鲁斯特，但普鲁斯特过于花哨的文风实则掩藏了技巧的明晰性；我所想到的是小津安二郎。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镜头是以极规整的形式组接，但其所展示的内容确是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情感故事，也即形式与内容的反差。与此相似，托宾的小说建立在严密的叙述法度之下（下文将提及的自由间接文体与对话的交互），而我们所体验到的却是萦绕于叙述中的情感氛围和人物内心细腻的心理活动。

这种情感氛围，与阿莫斯·奥兹小说中创造的情感氛围相异。在奥兹的小说中，叙述氛围是通过作为小说家的奥兹本人强行附加于叙述者之上完成的，而托宾则是依靠“自由间接文体”。比如在阿莫斯·奥兹的小说中，无论是第二人称叙述的《我的米海尔》，还是第三人称叙述的《沙海无澜》，都可被当做第一人称看待，原因在于这些小说均萦绕于作为小说家的奥兹本人的情感体验之下，这导致了小说中的对话看起来更可能发生于心际：不是从嘴巴脱出，而是自内心涌起，奥兹的小说展示的就是现实世界如何不断地被人物的目光所捕获并内在化。托宾的小说与此相异，托宾原原本本地遵从了现实生活背后的法度，发生于《诺拉·韦伯斯特》开头的对话片段，如同电影场景般在我们眼前历历在目。

形象与叙述

科尔姆·托宾的写作方法，遵循了如下规则：第三人称叙述段落与对话段落相互组接，前者则依靠自由间接文体完成。小说并未完全背离叙述者（小说家）与人物任何一方的声音，原因就在于此；同样，科尔姆·托宾可以为他的小说注入如此细微的情绪能量也出于此。自由间接文体可以杂糅叙述者与小说人物两者的声音，一方面脱离了第三人称平板的客观视角，得以潜进人物内心，另一方面，人物的心理活动借由叙述者转述而出，浸透着叙述者（小说家）的意识。这种在人物（主观）与叙述者（客观）两股声音间变通的叙述形式，导致了一个新悖论。

这个悖论就是小说主角的形象始终模糊不清，虽然我们一直跟随叙述者了解、获悉她的所思所想，但其形象却处于谜团之中。相反，那些围绕在女主角身边的其它众多人物，却借由几次描写和几句对话，越发饱满起来。在《布鲁克林》中，女主角艾丽斯虽然是整部小说倾力刻画的中心人物，其形象却随着对其内心世界的不断深入而渐趋迷失；而对于艾丽斯的家人、弗拉德神父、艾丽斯在布鲁克林的众室友、男友托尼及其家人，虽然只用了寥寥数笔，却因为一些特色鲜明动作与对话描写，坚实地占据着读者脑海。这种情形，同样发生在《诺拉·韦伯斯特》这部小说中，诺拉的形象无论着墨再多，依然模糊难以辨清，相反，她的两个儿子多纳尔、康诺，两个女儿费奥娜、艾妮作为诺拉的观察对象却跃然纸上，更不用提吉布尼公司里形象鲜明的众职员。

珍妮弗?伊根在《纽约时报》上为《诺拉·韦伯斯特》撰写的书评可谓一阵见血，“主人公与读者的情感距离如此之远，使得诺拉?韦伯斯特有时几乎像是幽灵。”珍妮弗?伊根发现了这种悖论，却未能指出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伊根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托宾小说中“日常生活近乎神秘”，同样可以用来指称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托宾与小津安二郎，也许是一个有趣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