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老师连名字都很有个性：霍肇。他来当我们物理老师之后，我才知道汉语“肇”字。肇者，开始也；名字是父辈取的，和本人无关，可我总觉得，象霍老师这么有个性的人，该有这么个名字。

霍老师右脚坏了，整个儿都已经萎缩，挂在大腿上。据说是大学时踢足球踢坏的。我总觉得奇怪，踢球怎么会把一条腿踢成这副样子，怀疑有别的原因，但我只是暗暗怀疑，从来也不敢当面问，他走路靠木拐，把一根木拐操练得比长在身上的腿还灵俐，尤其上下楼梯，象小鸟一样轻捷，任何见过一眼的人，都会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候，他大概近四十岁，在十八、九岁的高中生眼里，已经是小老头了。

看他给我们上课，真是件极轻松的活计。挟本不厚的讲义，讲义纸卷着角儿，一看就知道是用过多少年了，根本不用临时备课。开学时，吩咐每人交本练习薄，几天后发下来时，薄子上已印了一百道题目。以后就省事了，“今天做第一题至第五题”，他不用出题目，我们也不用抄题目。

其实，教科书后面也有练习题，他从来不让我们做，只做他的。一百道题做完了，从头开始做第二遍，他对教科书上的习题不屑一顾，只相信自己的题目，就象他只相信自己的手表一样。那天下课铃响了，他却无动于衷，继续讲课。他这人很守时，从不拖课，有同学以为他没听到铃声，提醒说霍老师，下课了！他抬起左腕，看看表，说不对，学校的钟快了，还有两分钟！他的自信，甚至可以从他说话的腔调上表现出来。

他把W读成“台拨溜”，而把念错的那个“台”音读得特别响，拖得特别长，从不理会别人对他有意无意的提醒。于是我们私下里都称他“台拨溜”。其实，他自信是有资本的。作为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生，英语绝对过关，只不过读音中掺杂了乡音，乡音难改。有一回，他病假，请一位年轻老师代课，力学部分某节课程，好象是关于重物上坡下坡的合力分力问题。那老师连讲了两堂课，大家都没听懂，一做习题就出错。

第三堂课，霍老师来了，他接着讲，只不过刻把钟，大家就豁然开朗。好象只是个很简单的问题，霍老师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真很奇怪，怎么会两堂课都弄不懂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从此，大家知道了，不能小看“台拨溜”那卷陈年古董，那可是一本真经。渐渐的，他确立了师道尊严。有时候，由于生理缺陷，他的动作很可笑，又不拘小节，平时小测验，在黑板上书完考题，他就拐杖点地，腾地一跳，坐在讲台上，坏脚勾在好脚上轻轻抖动，逍遥地看自己的书，往往都是原版的英文书，但谁也不敢当面笑他。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慢慢地在空无一人的楼梯上走着。楼上的电影已经开始了。这时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回头看是霍老师灵巧地一拐一拐往上走，“邢俭安！今天放的是法国电影还是译成英语的美国电影？”“我不知道。”电影预告牌就放在食堂门口，为什么还要来问我？。我快步走到电影厅门口，就要推门进去。

他赶上来拦住我：“那你去问问放电影的老师，里面到底放哪国影片？”他分明是在下命令。凭什么？就凭他是个老师？可现在是课外时间，我干吗要听他发号施令？我冷冷地对他说：你要是想知道放什么影片，你可以自己去问。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学生竟会拒绝他的要求，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好——好——”我有些后悔了，可又没心情跟他说清楚，便推门走了进去。我心里很乱，电影没看完便回了宿舍。

班长刚从霍老师的办公室回来，说：老霍心情坏透了，不知道为什么。明天上课大家当心点。第二天霍老师和往常一样走进了教室，脸上看不出一丝恼怒。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不管是暴风骤雨我都能忍受。他开始提问了：“邢俭安，这个问题请你回答。”我稳定住情绪，尽量准确地回答了他的提问。出乎意料的是他听完后只是平静地说声好，预想中的暴风雨并没有来临。课后发下了上次的作业，在我的本上他用红笔写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好！

几十年过去了，一直再没见过霍老师，却常常想起他。一次老同学碰头，谈起霍老师。有人说，在我们离校后，霍老师的那只坏脚瘫痪了，请了一位大龄未婚女看护，产生了感情，结婚了。我默默地祝福他晚年幸福。他是位好老师，能当他的学生是幸运，只是当时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