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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一：《地震善款遭遇困境》5300字
问题不在于政府能否使用慈善组织利用公信力募集的善款，而是政府只能跟慈善组织协商，而且提出详细项目预算，由慈善组织议决，而不是“一切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政府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因为善款并非政府的“准税收”，必须尊重捐赠人的意愿。
７月１１日，《参考消息》摘登路透社的一则消息称，由于担心中国大陆对四川地震捐款的管理“缺少透明度”，台湾方面将暂不捐献１０多亿新台币（约合３３００万美元）的赈灾资金，正为这笔资金寻找“安全”的捐献渠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发言人刘德勋向本刊记者证实，确有其事。刘德勋说，这笔善款挂在“陆委会”账号底下，其中７亿为台湾地区政府捐款，近４亿为民间捐款，由于一些捐款者提醒“陆委会”“不要只捐现金”，所以“现在就是等项目”，“希望能够有一些具体协助的项目”。
汶川大地震后第二天，即５月１４日，扁政府时代的台湾“行政院”总辞，就在这一天，台湾地区政府做出了巨资支援大陆抗灾的决定，其中第一阶段为８亿新台币，包括政府动用第二预备金７亿元的现金捐款，及价值１亿元的物资。当日，“陆委会”公布捐款账号，呼吁台湾民众踊跃捐款。
不过，募集来善款，如何转捐给大陆却让“陆委会”颇费周折。
５?２０后马英九执政，台湾地区新政府上台，两岸关系趋缓，“陆委会”首先通过海基会正式致函大陆海协会，询问巨款捐献路径。６月１１日，“江陈会”在北京举行，两会复谈，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又向海协会会长**林口头询问此事。
“大陆那边给了两个窗口，红十字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都是捐款的方式，我们就是转账而已，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两个窗口不是那么适当。”刘德勋说，“江炳坤希望，因为台湾有９?２１地震的经验，是不是可以给一些具体的项目，让我们１０多亿集中使用。”
一开始，“陆委会”想捐助治理堰塞湖，并提出可以捐助治理山体滑坡、学校重建、医疗卫生、心理援助等具体项目，但红十字会和中华慈善总会均答复“没有计划，只收钱”。刘德勋说，既然一些捐款户提醒“不要只捐现金”，“陆委会”必须遵守捐款人的意愿，“我们要面对很多捐款人”。台湾出版协会一位友人向记者坦诚，这次她没有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就是因为担心“透明度”问题。
而且，台湾地区政府的钱，是台湾纳税人的钱，“要接受‘立法院’监督，就要有预结算的过程”。否则，如果“陆委会”直接把钱“转账”给大陆某个慈善机构，这笔钱最后用到哪个项目上不清楚，被“立法院”问起来“陆委会”答不出，质询场面就难堪了。“我们现在不讲你透明不透明，我们只是说，如何给我一个具体项目，那就ＯＫ，回头我们跟‘立法院’说，资金到点了。”刘德勋说。
虽然不是专业慈善机构，但在尊重捐款人意愿方面，“陆委会”很注意诚信。刘德勋告诉记者，有一位台湾民众想向“陆委会”捐８０００多万新台币，但他指定这笔钱只能用在刀刃上――校舍复建，原来１０多亿就等着项目一直没动，“陆委会”一时无法跟大陆方面协调出具体项目来，到现在也不敢收他的钱。
“如果到时候，大陆方面提供不了这样一个项目，我就没办法做到了（实现捐款意愿），８０００多万我还要退给他。”刘德勋说，“否则，我就没办法对他负责了。”
现在，“陆委会”依然透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磋商，积极寻找捐助项目，“项目确定了钱就走”。“陆委会”希望项目规划中能够涵盖校舍复建，为的就是满足上述“准捐赠人”的意愿。刘德勋询问这位“准捐赠人”，如果台湾援助一揽子项目里有校舍复建，他是否愿意捐献，“他对这个还在考虑，他说可以，我才能收”。
至于暂缓转捐的１０多亿善款，“具体用到哪里，捐款户没有意见，他们就是要求具体。”刘德勋介绍说，“你只要用在灾区，就行了。”据悉，台湾地区在四川地震发生后共捐献了大约２２亿新台币，而“陆委会”“暂时搁置”这部分占近一半。
善款沦为“二财政”？
巧合的是，７月２１日，记者在上海慈善基金会也听到抗震救灾善款“暂时不动”的消息，当然缘由跟台湾“陆委会”风马牛不相及，但从现代慈善精神来拷问，二者反映的恰是两个向度――上海慈善基金会要等的是“政府统一规划”。
截至７月２１日，上海慈善基金会已经募集善款４．２２亿元人民币，其中７月初，上海慈善基金会已经向公众公布了１：２２亿善款的支配情况，资金到点，项目具体，其中包括３０００万元援建绵阳市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３８００万元重建江油市精神病医院等项目。这份公告特别提及，“按照捐赠方的意愿”，３４００万元将用于新建或重建中小学校和职业学校。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郭开荣在上海媒体上介绍说，上海慈善基金会还成立了各个建设项目组，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实施质量，值得一提的是，捐赠人也派人参加项目组，“这样可以有效地监督善款使用情况，在使用资金时，将充分听取捐赠者的意见。”
遗憾的是，这个良好开端可能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慈善的“自主权”有可能被公权力“绑架”，沦为“二财政”，即善款最后变为由政府决策支配，正如一位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所言：“一切服从指挥，听从命令，政府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不久前，记者接到一位上海通过募集物资参与救灾过程的义工的投诉，称“对口援建都江堰的上海的公募基金筹集的钱被市政府收上去２３亿，６月２０日之前的都被收掉，之后筹集的还能自己支配”。这位义工指出，现在正是推动全国上下认识到慈善本是独立于政府公共服务之外的一项事业的最佳时机。
经记者调查，这位义工的投诉目前并不能得到完全的证实。上海市政府并未“收掉”公募基金筹集的抗震救灾善款，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上海市政府将这次负责筹集抗震救灾善款的三大平台――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红十字会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纳入“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协调使用＋募款平台募集的２０多亿善款。
在“领导小组”成员中，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作为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名列其中，非政府公职人员有４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副理事长、秘书长袁采和上海市红十字会第一副会长马强位列名单最后两位。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上海市长韩正，下设办公室，是为上海市对口支援都江堰市灾后重建指挥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沙海林任办公室主任、总指挥。
记者调查发现，不只是三大募款平台，很多并不接受“领导小组”领导的上海草根慈善组织，也主动对口支援都江堰，比如闸北区的“热爱家园”就对口支援都江堰市龙池镇云华村的灾后重建，积极配合上海市政府对口支援都江堰的“重要部署”。
同样与政府“同舟共济”，但对比之下
却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号称民间慈善组织的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和上海市红十字会作为“领导小组”成员，既参与政府决策又接受政府领导，这两个机构的“官方背景”再一次显山露水。而“热爱家园”等草根慈善组织，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慈善行动，体现为独立于体制之外的另一种向善力量。
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公开的抗震救灾善款使用原则中，其中便明确“重点援助市政府对口支援地区”，即都江堰市。至于上海市民政局，作为市政府的职能部门，其募集的善款自然听从政府统一安排而无需如此布告。虽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没有公开布告，但其余下的３亿抗震救灾善款基本上也会重点支援都江堰。
其实，重点支援都江堰本无可厚非，也可以与捐款人协商调整捐赠意向，但捐款人关心的是，这个决策是遵循捐款人的意愿还是遵循政府的意志，这一点作为一个慈善机构，上海市红十字会深知其利害，它的第一条善款使用原则便是“尊重捐赠人意愿”，现在需要追问的是，做到了吗？
创新“官民协作”机制
慈善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乃是社会进步之成果。在服务上，慈善组织当然可以跟政府合作，但并不代表政府可以用公权力支配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
“公民社会是一个娱乐场，在这里人民自愿结合起来改进共同的利益。”公民社会一般是以民主参与、分享信息、权力下放的行为方式表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组织的“自主权”可视为一个国家公民社会进程的晴雨表。
应该指出，慈善组织的“自主权”指向的正是捐献人的意愿――公民自我改造社会生态、改善群体利益的努力。换言之，政府尊重慈善组织的“自主权”便是尊重捐献人的意愿，这是帮助慈善组织树立公信力。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这项强制性公权力吸纳社会资源，但慈善组织募集社会资源的核心号召力便是公信力。
“这不是简单的尊重慈善组织，这是一个机制性问题，是维护ＮＧＯ机制公信力的大问题，如果政府不帮助ＮＧＯ去维护公信力，社会资源汇聚不上来，最后损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团对记者说，“ＮＧＯ是用公信力收来的钱，不是用公权力，公信力就更重要。”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杨团正在台湾考察学习，于是决定实地考察台湾“９?２１”抗震经验，她闻知的是，ＮＧＯ的主动和全面参与，成了“９?２１”抗震的标志、台湾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从物资配给、心理咨询、社会工作到政策构建、捐款监督以及发起成立“９?２１”抗震基金会，台湾ＮＧＯ的组织性、系统性、完善性和快速反应能力都超过了政府。
特别让杨团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台湾ＮＧＯ已经做到“聚散有度、开合有节”，地震后７天，经一位ＮＧＯ律师提议，一个覆盖全台的ＮＧＯ抗震联盟的雏形铸就。第１４天，这个１８０家ＮＧＯ参与、简称“全盟”的机构就拉开架势正式办公了。全盟是一个临时性机构，没有登记注册，成立时就宣布工作做完就解散。大家议定的工作一是服务协调，二是捐款征信统计。尤其是后者，全盟在头半年，每月发问卷给所有给灾区捐款捐物的可查机构，不仅向ＮＧＯ，也向政府机构发，同时在网上公布，半年后出了＿一份翔实的捐款及其去向的监督报告。当时，“全盟”的口头禅是：“我们没有公权力，但有公信力。”
为了统合运用来自民间社会的巨额捐款以发挥最大效能，大约震后半个多月，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３日，“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简称９?２１基金会以公立财团法人的形式被台湾行政院批准设立。当时的办公场所、行政费用与全盟一样，都由各个民间基金会另行资助，项目资金来自社会捐赠以各种渠道转赠给政府的１４０亿元新台币。９?２１基金会这部分巨款是从政府账户拨到基金会账户的，“用财团法人的机制，非常透明地使用这笔巨款”。于是，台湾社会有了两个相互配合的职能组织，一个管理巨额民间捐款的使用，一个做全社会包括政府投入的抗震资金的监督。这两个机构都是工作机构，全盟于震后两年宣布解散，９?２１基金会于今年６３３０日完成了历史使命，亦宣告解散。
杨团告诉记者，９?２１基金会其实是一个“官民协作平台”，震后重建过程中的很多项目都是政府提出，基金会配合，不过基金会有自己的一套项目管理方式，有自己的设计与监督，所以资金使用的效果要好于政府。“基金会理事会开会讨论用款方针，通过后，执行长就实施操作。”在杨团看来，问题不在于政府规划的项目能否使用善款，而在于政府只能跟慈善组织协商，项目的实际操作与管理由慈善组织独立运行，而不是政府决定一切，要求慈善组织给钱。
“基金会等民间组织的特点是，每一分钱都要用得清清楚楚，无论政府还是ＮＧＯ都要开出单子来，如果哪些细项有疑问，基金会可以把这部分钱扣下来。”杨团说。不难看出，多了一个财团法人的机制，既是公信力建设，也让政府在明明白白中使用善款，达到“举全社会之力”的目的。
反观上海，三个募款平台虽然被纳入“领导小组”旗下，但依然是各走各的路，“领导小组”项目决策后，上海市民政局对口的是四川省民政厅，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对口的是四川省慈善总会，上海市红十字会对口的是四川省红十字会，――“转账”过去，再由对口单位将基金层层拨付到项目。
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个整合民间慈善力量与政府力量的机制，而是政府条块分割体制下的惯性运作。特别是上海市民政局，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接受社会捐款，却混同财政资金一样使用，直接在政府内部使用，虽然亦有审计部门追踪审查，但如何开展公众监督，仍未有说法，难免遭受公众质疑。
从台湾的经验出发，杨团的建议是，立特别法律，授权大灾大难之后，立即启动成立类似“９?２１”抗震基金会这样的社会资源统筹使用的机构，“就像国际法规定地震８级以上必须国门大开”。
特别法律规定基金会的指导原则，比如可以有政府代表，但是不能有政府官员承担理事长、秘书长角色。参与的ＮＧＯ不能只有慈善总会和红十字会两家，可以确立他们一家为牵头单位，但不得排除其他机构。此外，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必须包括律师、会计等专业人士，“因为你得把钱管好”。且外，其他全国性大型基金会代表，专家代表、灾区代表、企业家代表等等都应入理事会参与决策，保证这个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各界共组的合作机制”。
“当大灾难的时候，就像战争一样，需要人人动员，而不是单单依靠政府。一种紧急状态，就需要有特别法律，做到人人有责，就像打仗守土人人有责。”杨团说，特别法律可以号令全国，让全社会自发地汇聚资源，并且高效透明地实施救灾。救援结束，解散基金会，“开合有度”。
作文二：《初中男孩遭遇教育困境》3000字
初中男孩遭遇教育困境
２０１６年０１月０７日 ０９：１８ 来源：中国教育报
编者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初中生家庭教育现状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涉及北京、山东、广东、黑龙江等六省一市的两万名初中生和两万名初中生家长。调查发现，当前初中男生在情绪情感、学业支持、亲子沟通、父爱陪伴等方面均处于困境。
调查表明，男孩困境不仅存在于小学，而是“全线性”和“全面性”的危机，即不同年龄段的男孩在成长的不同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长和发展困境。
家庭情感支持不足 大男孩遭遇“忽视”
课题组通过问卷考查了初中生家长应对子女不良情绪的方式，数据显示家长对女生的情绪反馈更加充分、直接，而对男生的情绪反馈却更隐含而显得有所欠缺。
当子女不开心时，家长选择“耐心开导”的男女生家长比例分别为４９．９９％和５２．９９％，选择“很少注意到他不开心”的男女生家长分别为１０．１２％和８．５５％。究其原因，这与传统性别观念影响下的教育方式不同有关，认为女生需要更多关照和呵护，而男生就应该历练他的坚强和勇敢，所以当男孩遇到困难时就应让他自己解决，从而导致家长对于不同性别子女的情绪反馈存在差异。
然而，初中男孩的个体成熟度普遍比女孩低，情绪易冲动，又具有更强的隐藏性，家长如若经常无视或者忽视初中男孩表露的情绪问题，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疏导，易让男孩的不良情绪积压，造成更多的情绪或行为问题。
除此之外，在初中生面临压力的时候，男生多用消极和压抑的方法，或反抗或忍耐妥协，能主动寻求帮助和积极想办法沟通解决的比例均低于同龄女生。本次调查按学生从积极到消极的压力处理方式考察，选择“主动和父母沟通”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２４．１１％和２８．４３％，选择“找他人倾诉”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４．８３％和１０．５１％；而选择“自己调节”“忍耐、妥协”、以消极方式“向父母反抗”的男生比例都比女生高。 探究引起男女生应对压力的区别，和男性先天的性别特点有关，也与文化习俗有关。男生自小就被灌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观念，所以男孩的情绪问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就容易被忽视和压抑。然而对于“狂风骤雨”期的初中男孩，他们情绪调节能力和应对压力的社会性技巧还不成熟，所以在压抑后更容易走入一些发泄情绪的误区，出现一些极端事件，比如离家出走、更多的暴力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等。
亲子沟通缺方法 与男孩“对话”更困难
本次调查从对亲子沟通困难的认知和沟通话题两方面分别考查初中男生与家长的亲子沟通状况，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初中男生和家长对亲子沟通困难的认知和感受一致。从家长角度来看，数据显示男孩家庭亲子沟通困难较女孩家庭高。选择“没有共同话题”的男女生家长比例分别为８．０７％和５．９５％，“孩子不愿对我说心里话”的男女生家长比例分别为２７．４２％和２３．３２％。从学生角度来看，与家长“没共同话题”“不知如何沟通”的男生比例均高于女生。
从数据看出，男生家庭中的亲子沟通问题更多来自于亲子间缺少沟通话题、彼此欠缺沟通方法和技巧。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家长改变沟通方式或者寻求家庭教育指导和咨询得到改善和优化。
其二，初中生家长与男孩的沟通话题相对更狭窄。调查发现亲子间“什么都聊”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３２．７１％和３７．６３％；而“很少聊天”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１６．２９％和１１．９１％。除此之外，以“我的学习”为主要话题的男生家庭多于女生，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２６．６７％和２０．８７％。可以看出，初中男生与家长日常沟通话题的范围和广度不及女生家庭，沟通话题过多局限在“我的学习”难免让男生感到被监管的压力，由此也更容易产生逆反的冲突。
探究以上现象的原因，青春期男生自我意识高涨，常用“特立独行”来抵抗大人的建议或者安排，并常通过刻意的疏离标榜“独立”。女生虽也叛逆，但内心深处还是比男生更需要来自家庭的归属感，所以她们更积极主动，在沟通时天生的语言优势也能发挥出来。而男生如此就会被同伴笑话，被看做“没出息、长不大”，缺乏男子气概。所以，从生物性别特点与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来看都使男生与家长的沟通弱于女生的亲子沟通。
男孩学业弱势仍较明显 家庭的支持与所需相差甚远
本次调查分别从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我管理、家长对初中生的学业归因和家庭学业支持三个方面考查男女生学业的性别差异。数据情况为初中男孩的学业亮起了红灯，同时也反映出家庭对于男孩的学业支持存在一定问题。
从学习自主性来看，初中男生学习意愿和管理能力均较女生淡薄。从课余时间学生常做的事情和学生使用手机或电脑的用途两个方面进行考查。发现，课余时间能“主动学习”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１４．８８％和２１．０２％；“看课外书”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４１．３８％和５７．９７％，而选择“玩手机、电脑”的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４７．１５％和３９．１６％。
从家长对初中生学业成绩下降的归因来看，具有明显的性别导向。调查显示，男生家长会把子女成绩的下降归因于学习兴趣下降、学习不用功等主观原因。而女生家长则会归因于智力因素、心理压力过大和学习能力等客观原因。家长在子女学业归因上的性别差异，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方式方法的运用：男生学业成绩降低多被归因于主观原因，更易招致家长的指责。不过这类因素具有可干预性，而且提升空间较大，如能激发男生学习兴趣，端正学习态度，增加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等都可以有效提高学业水平。
从家庭学业支持来看，家长给予的与男生实际所需的相差甚远。数据表明，相对女生，家长“督促（男生）学习”的比例更高，男生为２４．６２％，女生为２１．２０％，而学生最希望家长做的则是“鼓励和肯定我”“让我自己管自己”。其中，男孩对家长放手的呼声更高，男女生比例分别为２１．９０％和１１．４９％，相差十个百分点。其次，男孩也希望得到家长更多的精神支持，选择“鼓励和肯定我”的亦超过半数，而实际上能做到的家长仅约两成。巨大的渴望与现实间形成了较大反差。
男孩教育需要父亲 父亲缺位仍在继续
在研究“男孩危机／困境”的领域中，学者们公认父亲教育的缺失是造成男孩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父亲淡出”，其实质是男性文化在儿童教育中的整体“淡化”，使整个儿童教育处于女性文化状态之中。本次调查显示仍然有逾五成父亲缺失于初中生家庭教育之中。那么在初中阶段，父亲对于儿子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初中生倾诉对象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第一，父亲对初中男孩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尽管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仍排在父亲之前，但仅从“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力最大”一项数据来看，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超过对女儿的影响力，男生为１２．１４％，女生为８．５２％。另外，在初中生有心事时，尽管孩子更倾向向母亲倾诉心事，但从有了心事“找父亲”的初中生来看，愿意把父亲作为第一倾诉对象的男生多于女生（男生为４．２２％，女生为２．１２％）。换言之，初中阶段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比对女儿更大，男生更希望获得来自父亲的情感支持。
但现实令人担忧，尽管初中阶段父亲对于儿子的影响力凸显，但父亲缺位仍旧突出。本次调查显示近五成初中男生家庭存在“父亲缺位”现象。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权威形象的力量是促使儿童模仿的原因之一，在两性角色的学习过程中，儿童往往模仿与自己同性别的成人。那么，在父教缺失的家庭中，男孩的性别角色定位就会产生困扰，男孩失去了观察、强化、模仿等性别社会化的学习过程。尤其在亚洲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使得教育孩子成为女性专属，男孩教育的困境就更加突出。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作文三：《ＮＧＯ小额信贷遭遇发展困境》4700字
：／／．ｓｉｎａ．．??２０１０年０９月０８日?０８：４１??中国经济时报
■贵州兴仁小额信贷机构调查■本报记者李雨谦
中国的小额信贷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和发展，正朝着正规化和制度化迈进。但是随着国际小额信贷出现商业化潮流，曾经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ＮＧＯ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为探查ＮＧＯ小额信贷的发展现状，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走访了国家级贫困县贵州兴仁县。
师从孟加拉模式
“我们是孟加拉的弟子，完整地传承了他的衣钵。” 贵州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秘书长李昌俊在见到记者时，非常幽默地介绍了该协会的“祖师爷”。
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是面向农户进行小额贷款的机构，其１９９８年６月在兴仁县民政局登记注册为社团，前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助中国西部的一个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启动资金为１１４万元人民币。经过十年的发展，按照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其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３４３万余元。
李昌俊介绍，他们在进行小额信贷时有几个重要的原则：服务对象为低端客户，即有生产能力的贫困人口和微型企业；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所以要求提供无须抵押的信用贷款；因为是信用贷款，所以额度一定要小到可以控制风险的程度。
国际上对小额信贷的额度一般用当地人均ＧＤＰ的倍数来衡量，根据该协会近１０年的小额信贷经验，在农村每年每户一般不高于３０００元，在城市每年每户一般不高于５０００元，年度名义利率为８％，年度有效利率为１２％。
之所以规定小额度短期贷款，原因是小额信贷服务的都是贫困地区，家庭底子薄，过去几乎没有信贷经验，难以从事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只适宜从事无风险或小风险、易操作、周期短、见效快的小型项目。
记者调查发现，贫困户贷款一般都是用于家庭养殖或购买化肥等的资本，有的做点小本买卖，这些小型项目一般所需贷款数额不大、期限不长，特别是村民都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成功率大。
“由于这些都是非常小额度的信用贷款，因此要有一套不同于普通银行机构的贷款管理模式。我们现在基本完全照搬了国际比较流行的孟加拉模式。”李昌俊说。
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所创。在１９７４年孟加拉发生严重饥荒后，他开始了小额信贷扶贫试验。１９７６年，乡村银行首先在孟加拉的Ｊｏｂｒａ村得以创办，１９８３年当局允许其注册为银行。其精髓就是通过制度安排解决了贫困户无法提供贷款抵押与担保的难题。在此之后的３０年间，乡村银行逐渐发展成为组织遍及全国的金融机构，服务于全国６４个地区的６８０００个村，还款率也达到９７％以上。
兴仁农村发展协会采用了与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相同的“五户联保制”。五户农户自愿组成１个小组，３至７个小组组成１个中心，由各组农户民主推举出小组长、中心主任。农户组建好小组、中心以后，报协会社区工作队员调查核实，再报协会总部核实、审批，在中心会议上一次性将贷款发到每一位贷款农户手中，贷款方式为整贷零还。
该协会信贷员刘宗桂告诉记者，申请贷款者必须无条件结成５户的互助、互督、互保小组，再成立１个贷款中心，这是很重要的制度保证。
小组成员在选择贷款项目、按时还本付管理费、实施监督等方面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虽然借款是个人行为，最终由个人决定，但小组中的５人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起到连保的作用。为此，协会规定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不能在同一小组，以防止因直系亲属关系而影响连保作用。
“由于孟加拉模式的合理性以及我们严格按照贷款流程和制度，我们协会的还款率达到９８．３３％。”李昌俊说。
小额信贷ＮＧＯ的融资困境
虽然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得非常谨慎，但是市场对其需求却非常旺盛。
“刚开始我只能每年贷到３０００元，现在协会稍微宽松了点，可以贷到１５０００元。看似涨了不少，但对于我来说，是九牛一毛，特别希望能再多贷点，因为我现在除了养猪场外，还正在做食品加工厂。”在贵州兴仁一个养猪场的专供猪锻炼的操场边上，场主陈万金不无遗憾地说。
陈万金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向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贷款，由于是白手起家，协会当时只给了他３０００元。他用其中的２４００元买了一头怀崽母猪和一头２５斤的小猪，当年共获利２５０００元左右。如今，他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
在记者的调查中，像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做装潢生意的张林、养殖野生动物的唐泽友等，都期待着更大的信贷额度。
那为什么机构不愿意给他们增加贷款量呢？李昌俊称，协会在保证老客户和发展新客户之间难以取舍，客户对贷款的需求量远远超出机构的资金量，“但我们必须保证所有农户的需求，所以不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到某几个大客户上，这在风险管理上也是不合适的。这也导致一部分现有客户对机构失去信心而流失，影响机构在目标客户中的信誉度，从而影响机构的客户源。”
相关调查表明，在兴仁县４８万人口１０．４万户中，城市人口不足１０万人２．２万户，有３７万人８．２万户是农村人口，其中有７０％或５．７万户被认为是协会潜在的客户。但机构的运营资金出现不足，绝大部分目标客户不能享受金融服务。
据统计，该协会目前虽然覆盖了０．２万户，但仍有５．５万户潜在的客户不能覆盖，市场渗入率仅为３．５％。
中国农业大学在２００５年对贵州铜仁、江口、石阡、玉屏四县市５０２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高达８９％的样本农户表示了自己的贷款需求；对万山、松桃等６县７２０户的问卷调查显示，８４％的样本农户也表达了贷款需求。
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已经有了较深的矛盾。李昌俊称，从资金供给方面看，目前协会的３００多万元贷款本金规模，远不能满足需求，随着该项业务的不断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额也会越来越大。即便再充实２０００万资本金，也不能满足全县的贷款需求。
“中国小额贷款的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小额贷款机构，尤其是向贵州兴仁县农村发展协会这样的ＮＧＯ面临政策限制，其资本金不足已经成为通病，很显然这会影响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络秘书长白澄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ＮＧＯ小额信贷资金来源渠道目前较为单一，以扶贫为目的的非政府机构小额信贷项目，资金基本上完全依赖国内外捐赠，以国际捐赠为主。大多数的项目没有后续资金安排，在不可持续的情况下，难以争取进一步的投资。
同时，“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面临资金链条中断的潜在威胁。与ＮＧＯ不同，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有明确的投资人和所有人，这就为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防止资金所有权不清和可能的道德风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ＮＧＯ贷款机构只能贷款，不吸收存款。
根据２００８年５月４日《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界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小额贷款机构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金净额的５０％。
由此，白澄宇认为，小额贷款机构资金来源极窄，规模不可能做大。即使是互助资金也不足以满足贷款需求，农村资金互助社虽然可以从社员处吸收存款，但真正有大量资金需求的社员可以存入互助社的存款可谓是微乎其微。农村资金互助社仅靠微薄的股本金和稀少的存款无法满足其覆盖地区巨大的资金贷款需求。
“为了扩大我们的资本金，我们曾积极地与国际小额信贷投资机构接触，寻求合作，于２００８年底与安善集团签订了创建‘安善·民富小额信贷有限责任公司’的合作协议，但由于贵州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政策与国外投资人的意愿出现分歧而暂时搁浅。”李昌俊称。
目前贵州相关机构规定，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１０％，但是安善集团则希望控股，投资方的投资需求与政策发生了矛盾。
对此，白澄宇表示，境外投资机构在中国境内面临着特殊困难，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国际小额信贷专业化投资机构希望来中国开拓市场并推广国际成功的小额信贷经验，但他们在投资过程中遇到很多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难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国际小额信贷专业机构往往不是商业银行，因此不具备发起成立村镇银行的条件，只能遵守持有不超过１０％股份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有关股东持股比例的规定，但这又不能满足国际小额信贷专业投资机构的参与意愿。
“我希望相关部门在审慎决策的同时，能够逐步放宽门槛，这或许已经是小额信贷发展的趋势了。”白澄宇称。
陷入监管真空
记者在贵州兴仁调查时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兴仁农村发展协会作为小额信贷的非政府组织，没有一家政府部门或第三方机构能对其进行有效监管。
该协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兴仁农村发展协会是挂靠在兴仁县扶贫办名下的，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归扶贫办管，但事实上协会已经从扶贫办独立出来，单独办公，“况且协会是小额信贷机构，扶贫办也管不了”。
他说，另一方面按照银监会的条例，协会又应该归省级相关部门监管，对于兴仁农村发展协会来说是归贵州省中小企业局管，“但是中小企业局对小额信贷在内的金融领域并不专业，中小企业局只是根据银监会的指引对准入门槛等政策性问题进行了硬性规定，对机构运营状况、财务水平等很少过问。”
上文所提到的条例是指２００８年５月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其明确规定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方可在本省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至此，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权由央行移交给了地方政府。
有专家曾质疑，这种临时性制度的涉及与安排致使监管主体不明确，频繁易位，不利于小额贷款公司的稳健经营与长期发展。
“目前，对我们最为直接有效的监管单位是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我们协会每年的报表都会交给他们审核。”上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隶属于商务部，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中国西部实施小额信贷扶贫的具体管理机构。它既是贵州兴仁农村发展协会的项目主管单位，同时也承担了对其监管的角色，并没有第三方对其实行有效监管。
“这个问题也是现在小额信贷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于小额信贷机构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以及相关政策的不配套，从表面上看有众多部门负责监管，事实上却处在众多部门交集的真空地带，更多情况下是靠机构本身制度的约束和自律行为。”白澄宇说。
目前，中国对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施行的是非审慎性监管，大都由当地政府部门执行，一般是由民政部门实施。但是监管力度宽松，监管范围一般仅仅涉及禁止吸储、注册资本、市场进入主体资格、经营范围、利率水平、融资渠道等方面的要求。
而且，从机构本身来说，除了中国社科院“扶贫社”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主管的“乡村发展协会”获得了央行的许可之外，其他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大多是依靠捐赠人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议即非正式的经营许可在运作，这些小额贷款机构的准入大多缺乏正式的程序和规章，其自律能力值得商榷。
白澄宇表示，由于中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历史不长，监管当局缺乏控制小额信贷风险的经验。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解决就业等方面的不断发展以及资金来源多样化和规模的扩大，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问题逐步凸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
随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现阶段，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竞争的格局，要求金融监管当局能够区分机构性质、业务范围等对其进行差别化监管。
“发展政策与监管框架的不确定，造成了小额信贷机构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其难以采取具有长远效力的措施，限制了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因此，确立清晰的监管框架、给予小额信贷机构适当的法律地位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白澄宇说。
作文四：《“职业雷锋”缘何遭遇困境》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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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雷锋 ” 缘何遭遇困境
作者：孔力
来源：《职工法律天地 ·上半月》 ２０１４年第 ０９期
有困难找社工
２０１４年 ３月 ５日是第 ５１个学雷锋纪念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的一些社工和志愿者们走 上街头，为环卫女工提供爱心服务。这天上午，刘阿姨和其她几十位环卫女工聚集在南阳路和 农业路交叉口东北角的一片空地上。
在车水马龙的农业西路旁，这些以前经常弯腰打扫卫生的环卫女工，今天成了 “ 学雷锋， 迎三八，关爱环卫女工 ” 活动的主角。
在活动现场， ２０多名头戴红帽和身穿红上衣的人员在忙碌着，来自金水区南阳新村办事 处绿城社工服务站的 “５６７” （５０岁、 ６０岁、 ７０岁）志愿服务队、郑州市工商局金水分局青年志 愿服务队的社工和志愿者们，为 １０４位环卫女工代表送上了 “ 爱心礼包 ” 。
活动结束后，社工和志愿者发动市民在 “ 尊重环卫工人劳动，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 的条 幅上签名。绿城社工服务站站长陈骋还带领部分社工，走上街头帮环卫女工捡垃圾。
这一天，对刘阿姨和其她环卫女工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天，她们这些在社会底层的普通 劳动者，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对陈骋来说，这是极其平常的一天。从 ２００５年绿城社工服务站创办至今， “ 有困难找社 工，有时间做义工 ” 已经成为他们的响亮口号。
２００５年，陈骋创办的绿城社工服务站是全国第二家专业社工机构。 ２０１３年，该站开展的 “３１１类家庭 ” 关爱空巢老人项目，被民政部评为 “ 全国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一等奖 ” 。 ２０１４年初， 陈骋当选 “２０１３年度中国十大社工人物 ” 。
２０００年 ９月，陈骋顺利考入了武汉大学，就读于法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
进入大学之后，陈骋了解到， １９１２年，社工这一名词开始在中国出现。 １９２５年，北京燕 京大学开设了相关课程。后来，由于历史原因，社工这个职业在中国消失了。直到 １９８８年， 北京大学才率先设立社会工作专业。 １９９８年武汉大学也开设了这个专业，当时叫人口社会学 专业，第二年正式更名为社会工作专业。
大四时，陈骋和同学们因为找不到专业的社工机构实习，就在学校进行课堂模拟训练。 社工师持证上岗
作文五：《餐饮经营中遭遇困境怎么办？》1200字
再好的将领也不可能打一辈子顺风顺水的仗，餐饮经营也是一样，由于受到环境、政策、人文等各个外界条件的影响，餐饮经营难免会遇到困境，而在遭遇困境时，如何韬光养晦，带领自己的餐厅走出困境？
凡事要看两面，遭遇困难的年景其实正是餐厅推进成本控制的大好时机，致命的经济衰退反而能让经理人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推进成本削减计划，并能更容易地得到员工的认同和支持。但经常被人忽视的是，其实企业在衰退期和在兴盛期的管理存有不少共通之处。
首先，要明确决定削减哪些成本与确定削减多少。把所涉及的项目分门别类，然后再操刀解决问题：选出削减后不会妨碍企业复苏或影响当前企业重大项目的开支项目。对其大幅削减直至完全取消；选出必须保留，但可以推迟或减少投入的开支项目，把其暂时搁置四到六个月；在不能削减开支的领域，确定更有效的资金投放方式；最后，在符合成本控制原则，并在经济复苏时对企业极具价值的项目上尽力加大投资力度。
如果以上的概念只是泛泛而谈，这里提供几个真实可行的具体方法：第一，员工参与成本控制，让全体员工意识到成本控制计划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全体员工也要相应地在日常工作中时刻牢记成本控制的准则，因为实际上成本控制的决策大多是在工作过程中作出的。
第二，与骨干下属一起制定成本控制目标，组成团队为之努力。管理层必须提供目标参数，并且使员工感到是他们自己在协助确定具体目标。通过员工告示、企业内部刊物和员工会议公布目标、行动准则和项目进展情况。通过正面的激励引导员工以新的方式思考，对成本目标的认同会减少成本控制具体工作中的阻力。
第三，更高效率的使用预算。预算报告仍是成本控制的最佳工具，必须令人信服，要明确企业预算资金会影响到哪些预算项目。并设法从会计部门获得详细的成本资料，以便了解为什么预算或成本会超支。要逐项检查，而不要仅仅从总额上管理预算。
第四，让下属负责。让他们对所控制的具体预算负责。如果他们属于不单独出具报告的成本中心，则需要另想他法，让他们以预算为工具实施成本控制。
第五，评价数据处理。找出哪类现有的报告是你不曾见过的，并善加分析。因为即使是电脑和数据处理部门，也会轻信报告一旦生成就会自有其用这样的说法，而不顾其真正的使用情况。而事实上，一大堆有价值的信息可能躺在别人的抽屉里。如果你无法获得对控制成本计划有益的报告，与负责数据处理的经理讨论这一问题。
第五，考察人员费用。这仍是大部分预算中最大的可控要素，同时也是最敏感的领域，必须既降低成本，又不损伤士气和企业复原的潜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些准则的建立：首先，冻结人员编制，包括停止补缺；接着削减与人员相关的成本，这可能包括控制差旅和培训研讨会。这样做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加强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
商场如战场，经常会遭遇困境，渡过困境最主要的是需要永不屈服的心与科学得当的经营方法，如果您正在遭遇困境，希望本文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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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六：《传播学在中国遭遇的困境》5000字
尽管传播学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经确立了初步的地位，官 方在１９９７年时也通过学科目录的方式给了传播学一个名分，在本学科内外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钟情于传播学的研究，但传播学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像其他相关学科一样完全成型。学科内外都 存在一些对传播学研究和学科地位的疑惑。
传播学教育的困境。传播学进入中国是从高校开始的，姑且不论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就由复 旦大学进行过一点传播学的介绍，就是在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的传播学引进大潮中，高校也始终是引 进发展传播学的主阵地和主要力量。尽管在８０年代的几次政治风波中传播学都曾经被推上风口， 但自１９９７年传播学设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以后，在高校中的位置似乎不成问题了。更有一些院校 将传播学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专业直接向本科阶段延伸，设立了传播学的本科专业。在几乎所有 的新闻传播类专业中也都开设了传播学类的课程。应该说传播学在教育活动中的位置是没问题的 了。可是无论是对整个专业而言还是对某一门传播学的课程而言，都面对着一个不易回答的问 题：传播学是干什么的？那些专注于就业市场的人还会直截了当的问到：传播学专业的学生会干 什么？，“最不凑巧的是，在它（传播学）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 大学生就业难的时期，因此，对于它的未来，大家都十分关心，特别是学习传播学的同学特别关 心。”［１］甚至是连从事传播学教学的专业教师，对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未来就业充满了迷茫。在教 学计划中很难区分新闻学与传播学，大量设置的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课程将学生从进入传播学 的学习阶段起就引向了新闻媒介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而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基础和重要的人际 传播、组织传播以及演讲、谈判、修辞等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个人传播能力与技艺的课程在教学 计划中基本没有体现。最终将学生的就业去向都集中在大众传播媒介，新闻传播类的学生脱离了 专业媒介就无法施展才能，从而造成了目前就业难的现实。学生就业市场的现实直接反映在传播 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虽然说在年轻一代的教师中对传播学感兴趣的大有人在，超过了对传统新闻 学感兴趣的人，但除了个人的研究兴趣外，如何使传播学成为培养未来学生整体素质的一种支撑 性知识体系，并无多大建树。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缺乏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的内在动力。
传播学运用的困境。传播学在西方国家有广泛的社会运用空间，它本身也是大众化传播媒介 普及后的产物，因此在西方传播学有广泛而雄厚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基础、体制基础、技术基 础。传播学研究和运用同社会制度、传播体制已经有了充分的和谐，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课题 的寻找与确定、研究成果的转化，都不存在社会障碍。而在我国，传播学的社会运用却遭遇了尴 尬。迄今为止的传播学理论和实务知识都是在西方传播环境下形成的，尽管我们也在二十多年中 高叫传播学的本土化问题，但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传播学规范的成果并没有完整出现。 因此现有传播学成果在运用中就出现了在许多方面同中国传播体制和传播实践无法对接的问题。 除了我们在前面讲到的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中向大众传播媒介的偏向所造成的传播学运用面狭窄外，传播学理论成果的适用传播体制完全不同于目前的中国传播体制。传播学理论中的一些核心 观点如信息自由流动、传－受双方的平等互动、信息共享等在我国目前的大众传播体制下还缺乏 理想的生存空间。自然就很难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在１９９６年以后官方以各种形式对传播学的认可 和接纳曾经引起学界的兴奋和欢呼，但殊不知正是因为传播学被纳入官方认可的轨道，从此以后 的传播学研究同样走上了传播学当年在美国的发展道路。传播学的学者们不得不在诠释官方意识 形态、服务当前政策等方面寻找课题、寻找经济支持，传播学被体制“内化”了。
传播学方法的困境。传播学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尽管它从相关学 科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中借鉴了许多成功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但经过了几十 年的努力后最终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对于在西方的研究来说，这些研究方法是成功 的。但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的研究是否可以照搬这一套研究方法却成了问题。在目前所见到的我国 传播学研究中，大致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许多学 者钟情于此法，并在不少的学校开设了此类课程，也有来自海外的知名学者连续不断地向内地学 者和学子介绍。但就内地学者而言采用此种方法获取显著成果的不多。有的研究只是机械的套用 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做过的研究，用中国的事实来再次证明在西方已经被证 明的原理、定义、观点等。第二种也是来自西方传播学研究的质化方法，以欧洲的批判方法为代 表。这种方法是我国传统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比较欢迎的方法，但其欢迎的理由并不主要是其研 究的科学性，是因为研究的出发点、内容和结果。第三种就是经常采用的、熟练的经验总结式和 感想式的研究方法。其实不能称之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其中的一类是在传播实践一线工作的 职业人员对自己工作经验、工作经历的总结。在这些成果中不乏精彩之作，像孙玉胜、李大同等 人的研究成果，但为数很少，大量的是为应付提职而必需的任务性论文，缺乏理论的建树，没 有基本的方法；另一类是高校师生因自身或客观条件限制而做出的感想式论文，虽时有闪光的火 花，精彩的名言，但对学科体系的建设无太大帮助。大量不规范的所谓成果展现在其他学科学者 面前时，传播学的研究就露怯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在传播学研究中我们会大量应 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却很少使用目前我们的传播学的研究成果。 在同其他学科的ＰＫ中传播学自然很难取胜。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目前传播学研究的队伍 中，真正接受过系统、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掌握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学者数 量不多。许多人只是照猫画虎，有些人甚至连照猫画虎也不会。
传播学研究滞后于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更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国政府提出“信 息高速公路计划”后，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无 论是方法还是成果都是在传统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中形成的，尽管其基本的东西并没有过时，但 对新媒介技术和媒介环境的把握能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研究在基本理念、 受众变化、手段更新等方面的适应性，还没有被研究界所掌握。常常下意识地运用影像时代的 思维模式考虑“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问题，忽视了时代、环境变化后传播事业、传播观念、 传播媒介的特殊情况。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作为学术研究的传播学同样应该找到属 于自己时代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独特的思维模式，为解决数字多媒体时代的传播现实问 题而努力。麦奎尔就认为：“新媒介极易产生其独特的社会及文化影响，但却还没有得到恰当的 评价。”［２］在我国，对传播媒介的使用管理和研究同样是在传统新闻媒介时期形成的模式中进行 的，而对新媒介环境中新的传播现象的管理和研究还处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状态中。
几点思考
传播学研究要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密切联系。传播学是典型的社会科学，以研究社会发展中的 传播现象为己任。虽然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传播学的研究自然也应该以世界传播 的现实为对象，但每一个国家的学者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该是本国的传播现实，对外国和 外族传播现实的研究最终还是为了促进本国传播事业和媒介的发展。中央对发展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要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并提出我们要形成有中国特 色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３］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 形成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在新时期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就传播学在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而言， 只有真正能解决中国传播现实问题的、同中国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传播学才能为从上到下的社会 各界所接受。放在全球发展的大环境中看，中国目前是非常特殊的国家，从东到西几种不同的生 产和生活型态并存，从最先进发达的信息社会生产模式，到最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式的生产模 式，并存于同一个时代，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全面的标本，解读中国 社会的目前状况，寻找复杂环境中传播现象和传播媒介的发展规律正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核心。
传播学研究要尽可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科学的研究不是一件完全急功近利的、实用的 工作，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虽然说任何人的科学研究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完成的，但它们是人 类共同的成果，人们总是试图以传播学的研究成果来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 成果也就具有了超越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力量。传播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不应成为诠释政策的 手段。在传播学研究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传播学的本体，而不是随特定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 的变化，那将永远找不到传播学独特的社会位置。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吸取传统新闻学发展中的教 训。传播学之所以在２０世纪以后得到世界学多国家和民族的学者的关注，并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 领域中逐步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是因为传播学观照的是人类有史以来的错综复杂的各种传播现 象，而不是像新闻学那样仅仅注意到了通过统一化媒介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抹煞了个性的、工业 化的传播活动；传播学研究和体现的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共同规律，超越时代和国界，而不是像新 闻学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传播学研究尽快摆脱目前基本困守于大众传播领 域的状况，在传播学的其它几大重要领域中建功立业，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是淡化其意识 形态色彩的有效措施。
传播学研究一定要遵守哲学社会科学和本学科的学术规范。同上一问题相联系，传播学的研 究除了在一般性的研究内容上应该超越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局限，还应该在研究方法上摆脱对政 治的依赖。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除了要遵循人类科学研究的一般的 学术规范以外，还应该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探索建立本学科必需的、独特的学术规范。学术 研究应有自己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学术规范不仅仅是对学术作风等方面的低层次要求，还应该是 能体现本学科学术尊严、学术价值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本学科独特的、对社会发 展有特殊作用的、外学科无法替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成果。传播学要在同其他社会科学的竞争中 赢得尊重，首先就要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自己独有而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东西。在我国 的新闻学研究中，长期存在过“新闻无学”的说法，曾令新闻学界耿耿于怀。近些年中虽然此说 法的声音不大了，但实际上当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纠缠不清的时候，作为学术研究的新闻学难有真 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新闻学界随不同时期的政治和政策热点产生的许多所谓的“研究成果”， 常常成为外学科观察新闻学的笑柄。传播学曾经被认为是改变“新闻无学”状况的救命稻草，因 为“新兴的‘传播科学’为新闻教育在高校撑起了学术台面，”［４］“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 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增加。”［５］但传播学既然不同于新闻学，在研 究中自然应该将传播学的本体放在重要位置，避免延续新闻学研究长期被捆绑于政治战车的局 面。
注释：
［１］ 阮志孝《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引自．省略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１０８５。
［２］ 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中译本，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６页。
［３］ 陈宝泉《语言文字工作是建设强大国家的基石――访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博士》，中国教育报，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４日。
［４］ 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３页。
［５］ 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 》，见传媒观察（．省略）２００２－１１－２１ １５７１６。
作文七：《开放式公园遭遇管理困境》2400字
——滨江公园管理现状调查
近日的一天下午，滨江公园管理处职工罗席智在园内发现，一些烤豆腐的商贩在路上摆摊，上前劝阻时与对方发生争执。当罗席智掏出手机报警之后，随即遭到对方围攻殴打，手机也被砸坏；不久，保安刘毅刚在河滨公园巡逻时看到，一对男女躺在石凳上睡觉，就上前规劝，遭到对方的谩骂，甚至还出手打人，刘毅刚被迫自卫还击……
滨江公园作为我市第一个开放式公园，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成了市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近７年来，河滨公园在为人们带来惬意与欢愉的同时，公园内商贩摆摊设点、园内环境脏乱差、高音喇叭扰民、部分公共设施遭毁坏等种种不文明现象也成为公园的隐痛。然而，面对这些不和谐的现象，河滨公园管理部门却陷入了“有法难执行”的管理困境。
［镜头一］：摊贩入园扰乱秩序
据了解，目前，河滨公园平均每天接纳游客约有４０００人次。游客的增多，也使得河滨公园成为商贩摆摊设点的“黄金地段”，吸引了不少商贩前来“打游击”。
９月４日，记者在河滨公园南明河段看到，河岸路边上，十余位商贩沿路摆摊设点，支起炉子烤豆腐，占据了大半路面。摊位周边，纸巾、塑料袋、空瓶子、烟头等废弃物被随意丢弃。“每回路过这些烤豆腐的摊点时，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呛得让人喘不上气，真让人心烦。”采访中，一位正在公园里散步的市民抱怨道。
同时，在河滨公园的周边，记者还发现一些“套圈游戏”、“投骰子游戏”等赌博摊点，商贩们不时向路过的市民招揽生意。
［镜头二］：不文明现象煞风景
本是为市民提供幽静休闲场所的河滨公园，显得异常的喧闹。游乐场所的部分店主为了招揽客户，纷纷用音响设备播放流行歌曲和揽客录音；在一些广场上，不少中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唱歌、跳交际舞、打太极拳，然而，用高音喇叭播放的乐曲，也扰乱了公园的宁静氛围。“在河滨公园管理处办公楼附近，每天都有一群人聚在一起，用麦克风唱歌，吵得人无法安心工作。工作人员多次前往劝说，都没效果。”河滨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无奈地说道。
记者在公园内还看到，不少游客乱丢垃圾、践踏草坪、攀折花木，一些草坪几乎被游人踩成整片的“秃头”。一些市民在草坪内铺上报纸等物席地而坐，有些人甚至还带来瓜子、水果等在草坪上食用，弄得草坪乱七八糟，行为极不雅观。
“公园内，每天都有许多遛鸟、晨练的市民入园。为了方便挂衣服、挂鸟笼等东西，一些市民就在树上钉钉子。”河滨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钉子钉进去，很容易损伤树木。为此，工作人员只能是看见一颗钉子就拔一颗。平均下来，每个星期要从大树上拔出１００多颗钉子。
［镜头三］：公物被损毁，公园很受伤
９月４日，记者在河滨公园看到，不少由民政局捐赠的石凳子被损坏，有些石凳子甚至被拆“散架”后丢弃在地；在南明河公园段，一段长约５米的石制护栏也被毁坏；在公共健身区，不少健身器材零部件不翼而飞；一些绿化草坪也被一些“图方便”的游客踏出一条条道路……
“河滨公园内的垃圾箱对有些人来讲，不是用来装垃圾，而是拿它当‘出气筒’。”河滨公园管理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每年公园要更换１００多个被人为损毁的垃圾箱。据统计，从年初到现在，公园内１６０多个垃圾箱中，累计有７０多个垃圾箱被人为损毁。
据介绍，２００３年，市民政局捐赠了１５０张石制板凳，并安置在公园的各个角落。由于不断遭受人为破坏，到目前为止，这些石制板凳已不足５０张。２００６年，河滨公园管理处为了保护游客安全，在南明河公园段修建一条长约８０米的铁制护栏。到目前为止，这条护栏已经修理了３次。“由于大量绿化草坪被踩踏损毁，公园平均每年需要花费１４万元，用于修补被践踏的草坪。”有关负责人说。
相关部门：管理困境“考验”市民素质
据介绍，为了加强对公园和绿化广场的管理力度，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我市正式颁布实施了《贵阳市公园和绿化广场管理办法》。办法第１８条、２６条明确规定：公园、绿化广场内禁止摆摊设点，损毁绿化、公共设施，践踏草坪花坛，擅自宿营、烧烤食品等行为，违者将处予５０元至２００元的罚款；造成损失依法赔偿，处以造成损失价值１至３倍罚款。同时，办法第１９条、２７条也明确规定：在公园、绿化广场内使用高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活环境过大音量的，应当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逾期不改的予以取缔，处以５０元至１００元罚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些管理办法仍然没法得到有效实施。“作为河滨公园的执法主体，我们目前仍处于‘有法难执行’的管理困境之中，对于游客们在公园内踩踏草坪等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只能进行说服教育。”河滨公园管理处副处长杨春华无奈地告诉记者，自去年以来，工作人员在劝阻小商贩入园、规劝游客不文明行为等工作过程中，多次与商贩、游客发生冲突，有些员工甚至遭到殴打而住进医院。
对此，记者采访了河滨公园管理处的上级主管部门——贵阳市林业绿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贵阳市公园和绿化广场管理办法》所赋予的行政处罚权，要想在公园管理中得到实际应用，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确立行政处罚主体、选定有资质的行政处罚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以及建立相应的行政处罚管理机制等一系列环节。而从去年开始，我市相关部门已开始筹备相关工作，届时行政处罚将成为我市公园及绿化广场的重要管理手段之一。
“《贵阳市公园和绿化广场管理办法》内规定的行政罚款都在５０元以上。这也意味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来我市公园及绿化广场的管理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权过程中，只能采取罚缴分离的方式。”市林业绿化局有关负责人还表示，在公园及绿化广场内的市民及游客流动性相当大，采用罚缴分离手段实施行政处罚权，必将面临行政处罚调查取证难、行政罚单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等一系列新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
有关人士表示，河滨公园的管理困境直接考验着市民的素质，反映出部分市民对于公众财产缺乏爱护和维护的公德意识。河滨公园内的那些不文明现象，实际上是许多公共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在公园免费开放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免费公园内，大家不该“免责”，多点责任，公园环境就会变得更美好。
作文八：《李嘉诚“一生最伟大投资”遭遇困境》2600字
李嘉诚“一生最伟大投资”遭遇困境
李嘉诚一生擅长低买高卖，积累下财富帝国，但如今，就连他“一生最伟大的投资”，也难逃国际原油价格暴跌之劫。
３０年前，当李嘉诚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赫斯基能源（Ｈｕｓｋｙ Ｅｎｅｒｇｙ）的股份时，那是一家中型石油公司，那一年，国际油价曾跌至每桶１１美元的历史冰点。当时，国际原油市场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中东以外地区原油生产快速增加、美国石油生产达到高峰，油价暴跌６７％。而李嘉诚却毅然做出了他当时最大的一笔跨国投资。
到了２１世纪，国际油价常年处于高位，自伊拉克战争始一路攀升至超过每桶１００美元。赫斯基能源成为“和黄”最大的盈利和中流砥柱。
然而自去年起，国际油价呈断崖式暴跌，从每桶９０多美元跌至如今３０美元关口，直到１月２２日才出现强势反弹。赫斯基能源继去年秋天宣布裁员之后，近日又宣布了包括减产、暂停派股息、有意出售油管等一系列措施。
公开资料显示，李嘉诚个人及长和系目前拥有赫斯基能源超过一半的股权。而在此次油价下跌过程中，赫斯基股价已由两年前高位下跌约６５％—股票被套并不是散户专利，首富也不得不直面资本市场的阴晴圆缺。
赫斯基＝哈士奇
赫斯基能源的英文名Ｈｕｓｋｙ，其实就是西伯利亚雪橇犬哈士奇，公司的标志，也正是一只哈士奇的脑袋。
１９３８年，赫斯基炼油公司创建于美国西部怀俄明州寇迪市。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赫斯基能源拥有５０００余口石油及天然气生产井的开采权，其中约４０％由本公司开采，此外还持有重油精炼厂２６．６７％股权以及３４３间汽油站。此时，“哈士奇”遭遇了石油史上的首轮油价崩盘，也迎来了独具慧眼的前华人首富李嘉诚。
１９８６年，华人首富刚刚开始他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步伐。根据当时加拿大法律，外国人不能购买“财政状况健全”的能源公司。不过，李嘉诚长子李泽钜１９８３年已加入加拿大国籍，成功避过这一限制。
李嘉诚后来曾表示，当初投资赫斯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个人对加拿大有特别的感情；二是他本人与赫斯基原总裁私交甚笃，相信他的指引。
李嘉诚收购后即展开一系列扩张，两年后，赫斯基能源的资产值扩大了一倍。
２０００年８月，赫斯基能源在加拿大上市。
２００４年末，国际油价首次突破４０美元一桶，关于李嘉诚有意出售的传闻不断，赫斯基能源却开始了油砂炼油计划。１９７９年时，油砂生产成本高达每桶２５．８１美元，在当时的油价下几乎无利可图。直到２００４年油价狂飙，油砂成为世界资源新亮点，生产成本也降到每桶１０美元以下，引爆了油砂开发的利润井喷。
３０年后，如今的赫斯基能源是加拿大最大的综合型能源公司、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业务版图也进入了遥远的中国。其亚太区首席营运官罗伯特？辛克曾透露，自２０００年进入中国市场，赫斯基能源在中国南
海的投资总额已达４００亿元。
这一笔交易，则被誉为“李嘉诚一生中最伟大的投资之一”。
李嘉诚海外能源版图
从赫斯基能源开始，李嘉诚布局海外能源版图已整整３０年。
近年，他再买入加拿大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部分石油与天然气资产。除了加拿大，２０１０年６月，美国第三大天然气公司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能源宣布向包括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中国投资公司、厚朴基金等私人配售共值９亿美元的可兑换优先股，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的业务包括开采油气储备、油页岩气开发，及向美国本土销售清洁能源等。同年，李嘉诚以７００亿元成功收购英国电网１００％股权。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５日，李嘉诚长子李泽钜以７７．５３亿港元收购英国天然气供应商ＷＷＵ。２０１３年６月，李嘉诚旗下电能实业［－０．３６％］斥资近１００亿港元收购荷兰最大的废物再生能源公司ＡＶＲ２０％的股权。
李嘉诚的能源帝国开始延伸至新能源领域。
然而国际能源市场晴雨难料，２０１４年底开始的油价暴跌令油气公司遭受重创。１月２０日，赫斯基公告决定暂停派第四季股息，同时计
划将资本开支由原先的２９亿－３１亿加元削减至２１亿至２３亿加元，并考虑出售加拿大西部部分油管及存油设备，此外还计划减产。
而在３个月前，赫斯基能源才刚刚宣布裁减１４００个职位。美国能源咨询公司Ｇｒａｖｅｓ ＆Ｃｏ估计，全球范围内受油价低迷而失业的人数已突破２５万。
据《证券时报》报道，２０１６年１月９日，李嘉诚在集团周年晚宴上谈及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时表示，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暴跌。但他用《道德经》典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表态，以示对赫斯基能源的石油业务依然充满信心。
沙特的新对手
“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暴跌。”摩根士丹利甚至在去年夏天就评估，本轮油价暴跌可能比１９８６年更惨烈。
在过去５０年中，油价下跌幅度达５０％的情况发生过四次，分别是在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４年开始的这一轮是第五次。每次下挫都与经济衰退相关，上世纪８０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导致原油需求增长放缓，而非ＯＰＥＣ产油国还在增加产油量，与如今的情形颇为相似。
不过在那时，沙特最担心的是英国北海产油崛起，３０年后，他们的新“敌人”，则是来自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
在时下最流行的说法里，大约５年前爆发的美国页岩油革命，被认为是油价暴跌的“罪魁祸首”。
页岩油是首先被人类使用的矿物油，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１４世纪早期，现代页岩油工业则建立于１９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国和苏格兰，直到人们大规模地开采石油。到了２１世纪，石油储量愈发紧张，原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国把其开发页岩气的新技术和成功经验引入到页岩油资源，掀起了页岩油革命。
尽管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即使油价跌破８０美元／桶，美国最大的页岩油产区包括Ｂａｋｋｅｎ和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仍能盈利。但也有分析显示中小油企将一起遭殃，在美国大约５０家挂牌的独立原油产商中，多数的盈亏平衡点位于４０－６０美元／桶之间—这远高于目前的石油价格。一年前国际油价跌破每桶５０美元时，美国页岩油企业ＷＢＨ Ｅｎｅｒｇｙ就成了第一家宣布破产的美国页岩油企业。市场分析担忧，国际油价可能要到两年多以后才能恢复正常，而届时，美国半数页岩油生产商可能已经倒闭。
美国页岩油大亨、大陆资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哈罗德－哈姆（Ｈａｒｏｌｄ Ｈａｍｍ）却很乐观，他认为油价将在今年年底前翻倍，升至６０美元／桶。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油价暴跌持续了５年之久，而完全恢复正常则花了漫长的２０年。
作文九：《遭遇困境时如何保持心态平和》1400字
当生活遭遇困境，有时是很难不崩溃并深陷消极情绪的深渊的。你是否曾经疑惑过：怎么有些人能够在最动荡的时期保持平静而其他人不能？在你生活的不如意阶段，你想要采用一些应对策略让你保持冷静吗？这里有９件你能做的事情，使你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度过困难时期。
１．?如果你需要就放声哭一场——只是一会儿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情绪化。但压抑你的情绪不总是会有帮助。压抑你的情绪就像在水下拿着一个沙滩充气球，你可以暂时做到，但是它最终会回到水面上——甚至有时候是用一种爆发性的方式。所以偶尔好好哭一场吧。为了帮助你自己以后思考得更清晰，让情绪发泄出来吧。
２．?然后停止哭泣，让你逻辑性的一面处于控制地位
一旦让你的情绪宣泄出去了，要下定决心让你情绪化的一面处于从属地位，让你逻辑性的一面做主导。逻辑能帮助你保持冷静并且在嘈杂中保持专注。如果你用一两次哭泣让你的情绪宣泄出去了，你可以转动思想的齿轮，做下一步行动：解决问题。
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沉溺于消极中无法改变任何事情。让我们假设你刚刚失业了。可能这是一个晴天霹雳。因此你哭了一场并且／或者抓狂了一段时间，然后你下决心戴上你逻辑的帽子。现在看看会有什么可能性。开始申请工作。思考转行或者开创自己的事业。审视一遍你可以采取的行为，能让你的状况得到改善的行为。然后做些什么。
４．?如果你可以，解除自己这种状况
也许你没有失业——但是你讨厌自己的工作，或者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同事。也许你处于一段虐恋或无爱的关系中。如果有任何可能的方法将你自己从消极的状况中解救出来，那么就去做吧。保持和沉溺于消极中不会让你获得快乐和平静。有时候你只是需要从这种状况中出来，你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
５．?看待事物要有远见
有时候你认为是悲剧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悲剧。那只是感觉像是悲剧。当我回顾我的生活时，一些那时候我认为是世界末日现在看来只是垫脚石而已。
我喜欢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在我生命终结时，我会回顾这个问题并认为它是有意义的吗？或者我只是会嘲笑自己结束它时是多么烦恼？”如果你可以像这样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你的问题，这种观点会帮助你保持冷静。当然，一些问题确实很严重。但是大多数问题不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认为很严重。
６．?记住这并不会永远存在
我最喜欢的语句之一是“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尽管那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说法，但这实际上非常正确。没有人会呆在同一个地方。你可能感觉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时间在前进。如果你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采取行动，那么你宣示了你的能力并且朝更快乐的状况迈出了第一部。
７．?请求援助
不幸的是，很多人认为请求援助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不是的！哪个地方有写过每个人都要独自解决困难？没有！让其他人支持你——或者是精神上的，或者是实际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会让你感觉到你肩膀上的负担减轻了一些。更少的负担等于更多冷静的、镇定的、更轻的想法。
８．?意识到更糟的情况
另一种在困境时期帮我保持冷静的东西是：我总是记着可能会发生很多糟糕的情况。也许你确实失业了，但是至少你拥有健康，可能还会有帮助你重新振作的家人。此时此刻，在世界上某个角落，会有某个人状况比你更惨得多。我知道事物不总是像我感受的这样，但很多时候，这是真的。
９．?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
希望。希望就是一切。如果你不相信事情将会改变，那么它们就不会。我总是喜欢引用亨利·福特的一句话“无论你认为自己行还是不行，你都是对的。”如果你认为事情会变得更好，它们最终就会。如果你认为它们不会，那么它们就不会。你的信念形成了你的经历。
遭遇困境时保持平和的心态需要练习，但是它能够被完成。如果你经常练习上面的步骤，最终它会成为你的第二天性。
作文十：《地方层面公车改革遭遇两困境》1400字
文／本刊综合 公车泛滥、公车私用一直是官场的顽疾，与公款吃喝玩乐、公费出国旅游并 列为“三公消费” ，被称为“马路上的腐败” 。公车消费一年究竟要耗掉多少亿？原全国人大 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全国一年的公车支出 ２０００亿过于保守，民间 ４０００亿的 算法更合理，实际上公车开支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按照中办发 ［１９９４］１４号文件规定：只 有部长级和省长级以上干部才能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或相 对固定用车，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及其以下工作人员，包括离退休后享受部长级和省长级待 遇的干部都不允许配备专车。实际上，在中国不仅副部级官员拥有专车，许多地方连副科级 以上的官员都已拥有专车或享用专车。中国的公务车配置是从乡镇官员就拥有的一种特权， 中国有数万个乡镇， ２０００多个县市，正科级以上的官员高达数百万之多，况且各级都拥有庞 大的党政人大政协四大班子以及公检法司等系统。 过去公车改革的经验表明：公车改革是最 难啃的骨头，难在于其触及到的庞大的特权利益，执行起来更是阻力重重。 ２０１４年 ７月，改 革的引擎终于发出轰鸣，并且定下了严格的时间表，公车改革势在必行。 根据安排， ２０１４年年底之前， 中央和国家接管的公车改革要基本完成， 地方党政机关在 ２０１５年底前完成。 记 者先后联系到多个部委工作人员均表示，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底单位公车已经全部封存。 中央层面 的公车改革可以说是按期交卷，接下来进行的就是地方车改。在此前的预期当中，地方车改 的难度远远高于中央。新年伊始，这项工作的进行状态是怎样的？ ２０１４年年末，江苏、湖 北等地已经相继召开会议， 部署新一年的车改计划。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因此车改的 实质进展也较早体现在经费安排方面。 目前各省对于 ２０１５年预算编制的工作已经展开， 从预 算账本来看，各省对于公车改革也已经早做计划。 负责人：２０１５年是一个过渡年，但是一 定要改革完，无非是早和晚的问题。所以我们编预算的时候还是按照原来的车辆数和定额编 在预算里， 再按照实际情况作一个转换。 眼瞅着地方车改的大幕次第拉开， 一重重难点也浮 出水面。 难点一：改革过渡年，经费“减法”难做。车改方向明确，车改后用于车补的经费 要少于从前的车辆购置与运行费用，但部分地方表示，车改第一年，车停了、补贴发了，但 车辆处置、 人员安置却难以一步到位， 仍要费用支撑， 因此想要不冲破这条费用控制的红线， 工作难度较较大：“就是一定要低于前年的支出，但是第一年肯定不可能。 ” “执行起来好 像很难， ２０１５年可能有点特殊，就是说原来那些聘用驾驶员，可能需要解除合同这个一次性 补偿，可能有这个问题。 ” 难点二：补贴“国标”低，多地需要降补。虽说公车改革是二十 年终成现实，但此前一些地方试点工作早已铺开。本轮车改就是要将各省各地的土办法归置 一遍，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补贴标准的统一。而以往各地车改步子较大，如今想要让补贴额 度降下来， 动员工作需要做到位。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政策教研部副教授惠天就此表示：在试 点过程当中的话， 明显高于国标， 可能个别地区尝试的过程当中有， 就算是超了也不算违规， 但是现在既然有了一个国家标准以后，我相信动既得利益这可能在一些地方是会发生的。你 要说动既得利益的话，市场上没有波动？那可能??但是即使是有这个思想波动的话，我想 做好两个工作，第一就明确国家规定的刚性，另外可能就会有一些惩戒。 （中国广播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