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鲁迅笔下的鲁镇》2100字

摘　要：每一个语文教育者，都应指导学生去阅读鲁迅作品，奠定一个深厚的精神底子。鲁迅先生以高超的艺术技巧，敏锐的思想触角，犀利的文笔解剖了社会的躯体，激励猛者。

关键词：病苦；疗救；美丽而神秘；礼教观念和封建迷信；激励猛者

鲁镇，鲁迅笔下的故事有好几次都发生在这里。《孔乙己》的故事发生在鲁镇，闰土的故事发生在鲁镇，看社戏的故事发生在距鲁镇不远的平桥村，祥林嫂的故事发生在鲁镇的“我”的本家四叔家，这里是鲁迅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典型环境。我以为，鲁镇实在是封建社会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作者笔下“我”的故乡有《社戏》中童年时的故乡，有《祝福》中中年时的故乡，有老年时见到闰土时的故乡，作品似乎是一幅幅剪影，展现了“我”的故乡不同时期的风貌。我想，这实在是有意为之，既体现鲁迅先生的艺术功力，亦体现了鲁迅先生思想之深刻。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中国的问题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农村问题，鲁迅先生为我们揭示了问题的症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钱理群教授说：“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他思考的最大特点是，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土地，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而对问题的开掘，又能够探测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和隐蔽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既有极强的现实性，又具有超越性和超前性。他给我们的是思想的启迪。所以，我们每一个语文教育者，都应指导学生去阅读鲁迅作品，使学生对鲁迅等民族大师的思想与文学有一个基本了解，奠定一个深厚的精神底子。

鲁镇是美丽而神秘的。月下看戏时，“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汽中扑面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汽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回望赵庄戏台，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闰土月下刺獾时，“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阅读这些文字，我们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幅奇异的图画来，美丽而空灵，朦胧而神秘。有趣的是这些美景都处在月色中。在回故乡时所见却是“天气又阴晦了，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时空的对比，一神秘美丽，一萧瑟衰败，勾起人们无尽的遐想和沉思。

鲁镇是充满童趣的，作者把这种童趣集中表现在一群孩子们身上。月下看戏，双喜等小伙伴为满足“我”看戏的念头，卖力地划船，把一条小船摇得“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回家路上摇船的饿了，阿发提议偷自家的青豆（因他家的大得多）煮豆吃，因怕阿发娘哭骂，各人又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偷了一大捧，试想生活在水乡的孩子们，谁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读着这样的文字，怎不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呢？“我”和闰土小时候，“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和”我“聊雪天捕鸟，月夜看瓜，一个天真烂漫、无邪有趣的小英雄。我们姑且不论日后的闰土变得和“我”隔膜麻木，但可以肯定说，“我”和闰土都有过一个充满趣味的快乐童年。

鲁镇还有几个苦命的女人。杨二嫂像一个圆规一样愤愤不平地诉说，祥林嫂像一个疯子一样絮絮叨叨地倾诉，柳妈像一个巫婆一样神神秘秘地撺掇，还有一群在鲁四老爷家臂膊在水里浸得通红的劳作的女人们，她们都是一群没有权利去拜祭神灵的女人，她们不仅遭受苦难生活的折磨，还遭受世俗的鄙弃，人们的冷漠，甚至鬼神的诅咒（他们相信）。她们的命运只能像祥林嫂一样鄙夷地生活，无助地挣扎，在祝福中死去。

鲁镇弥漫着浓重的迷信气氛。鲁镇的女人只有为祝福忙碌的份儿，却没有参加祝福仪式的权利；六一公公说“读过书的人才识货，乡下人不识好歹”；咸亨酒店有穿长衫的坐着喝酒的人，也有穿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还有一群站着喝酒的短衣帮；鲁镇有可以将孔乙己打成重伤的丁举人（孔乙己大概是偷书了吧），不许祥林嫂参加祝福仪式的鲁四老爷；杨二嫂说“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大轿”。仔细推敲，原来鲁四老爷是有钱的老监生，丁举人是学而优则仕的举人，孔乙己是读过书却未中举的读书人。

鲁镇的“看客”很多。孔乙己窃书被打，人们嘲笑他；孔乙己虽读书却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人们嘲笑他；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折腿，人们嘲笑他；他争辩哀求都无济于事，在人们的说笑声中大约的确死了。祥林嫂原本更应得到人们的同情，但看客们却把祥林嫂的不幸当作消遣的故事来听，这群“幸运的”做稳了奴隶的看客们取笑祥林嫂被逼改嫁，取笑她额头的伤疤，撺掇祥林嫂去捐门槛，她在同类中并未得到一丝温情，最后在祝福声中凄然死去。

“我”是鲁镇上人和事的见证者。小时候，“我”是快乐的，因有双喜、阿发、闰土等快乐的小伙伴；稍大些，在咸亨酒店当小伙计；后外出求学，应是有新知识、新见闻的知识分子。但我并不敢直面乡村的苦难，不敢回答祥林嫂“魂灵”的问题，在祝福声中逃离鲁镇。我们无需给“我”贴上阶级的标签，但鲁迅先生揭示了一个当时的重大问题：知道症结，如何疗救？如果在语文教学中，能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以为就足矣。

可以这样说，在山清水秀的鲁镇，有“我”快乐的童年，也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鲁迅先生以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敏锐的思想触角，犀利的文笔解剖了社会的躯体，激励猛者前行。

（作者单位　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作文二：《鲁迅笔下的女性》5700字

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　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　但她这种反抗　意识是朦胧的。　由于长期以来，　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　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　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　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　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　配的。　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　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　但她不懂这是　她求生存的权利，　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　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　她　被强迫改嫁时，　也拼命反抗，　但这种是对　“　从一而终　”　的恪守，　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　最后，　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　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　但她的思　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　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　是不自觉的，　其力量是微弱和苍　白的，　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　祥林嫂的最终死去，　虽然与自己的愚昧　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　《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　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　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　“　小畜生　”　，其公公为　“　老畜生　”　，这种　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　“　打过多少回架，　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　“　调停　”　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　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　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　最终还　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　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　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　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　她主持公道。　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　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　想法和行为，　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　在潜意识里，　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　“　失节　”　的大事。　在封建社会性，　只有休妻，　没有离婚，　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　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　“　说法　”　。爱姑表　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　“　从一而终　”　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　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　祥林嫂、　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　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　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　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　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　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　重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　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　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　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　１９１８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　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　“　表彰节烈　”　其实是强加　给妇女的　“　畸形道德　”　；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社会制度把女人　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　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　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　在他的小说创作中，　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　愤怒批判。　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　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　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

人道主义，　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　《明　天》、　《祝福》、　《离婚》、　《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　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　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　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　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　，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　说。　《祝福》　中的主人公祥林嫂，　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　她勤劳、　善良、　质朴、　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　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　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　她小十岁的丈夫，　丈夫不幸去世，　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　当祥　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　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　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　哪知道祥林嫂的　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　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　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　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　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　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　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　她进行了　“　出格　”　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　“　贞节　”　；为了赎　“　罪　”　，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　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　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　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　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　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　由于长期以来，　受着封建反动　文化思想的毒害，　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　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　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　“　灵魂　”　的怀疑，包含着反抗　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　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　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　她当然也更不懂得，　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　只能推翻　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　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　贫困寡居的单四嫂，　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　宝　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　迷信、　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　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　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　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　单　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　“　明天　”　的到　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　使人重获新生，　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　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　在单四　嫂子的身上，　我们找不到力量，　看不到希望。　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　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　·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　“　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　”　。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　一味遵从，　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　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　只能是更　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　《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　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　”　。然　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　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　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　“　姘上了小寡妇　”　后整整闹　了三年，　闹得施家鸡鸣狗跳，　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　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　元，劝她　“　走散好　”　。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　“　不通　”　，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　“　要闹得他们家　败人亡　”　。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　法，　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　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　在大庭广众　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　“　小畜生　”　、公公是　“　老畜生　”　。　“　男尊　女卑　”　、　“　出嫁从夫　”　的所谓封建道德，　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　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　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　“　走散　”　结案。以　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　“　战绩　”　，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　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　从爱姑身上，　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　所以敢想、　敢说、　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　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　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　“　知书识理的人　”　，　“　是讲公道话　的　”　。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　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　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　七大人根本不　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　“　走散　”　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　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　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　这标志着　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　祥林嫂、　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　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　中，　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　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　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　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　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　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　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　性身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　嫂不同的是，　她接受过教育，　受过知识的熏陶，　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　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　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　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　涉我的权力　”　。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　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　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　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　当他们建立起　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　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　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　恭顺地侍奉丈夫，　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　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　变得平庸短浅，　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　由于她性格的软弱，　最后不得不　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　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　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　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　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随着涓生被解雇，　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

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　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　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　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　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　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　“　为人生　”　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　“　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　一步　”　，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　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　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　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　这是　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　争得做人的　权利，　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　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　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　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　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　——　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　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　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　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　使人从中看到了　“　中国女性　……　在不远的将来，　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　。　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　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　鲁迅的这一态度，　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　必须把　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　只有解放了社会，　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　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　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　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　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鲁迅作品　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作文三：《鲁迅笔下的》1700字

鲁迅笔下的“衍太太”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８日，正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一连写下两篇忆旧文章《父亲的病》和《琐记》。在《父亲的病》中，鲁迅第一次提到“衍太太”：“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就这样，鲁迅把教唆自己“犯下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的罪责，加在了“衍太太”头上。到了《琐记》中，他又对“衍太太”实施了全面清算。

开篇第一段，是鲁迅对于这位叔祖母的总体评估：“衍太太现在是早经做了祖母，也许竟做了曾祖母了；那时却还年青，只有一个儿子比我大三四岁。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也决不去告诉各人的父母，因此我们就最愿意在她家里或她家的四近玩。”

关于这种先扬后抑、欲取姑予的“战法”，鲁迅在写于１９２８年５月１７日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曾经有过透彻地分析：“不过我要指摘，这位隐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实是创造社那一面的。??其实所断定的先两回的我的‘正直’，也还是死了已经两千年了的老头子老聃先师‘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我并不感服这类的公评。陈西滢也知道这种战法的，他因为要打倒我的短评，便称赞我的小说，以见他之公正。”

接下来，鲁迅便把自己并不“感服”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用在了“衍太太”的身上：　但我对于她也有不满足的地方。一回是很早的时候了，我还很小，偶然走进她家去，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我走近去，她便将书塞在我的眼前道，“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我看那书上画着房屋，有两个人光着身子仿佛在打架，但又不很像。正迟疑间，他们便大笑起来了。这使我很不高兴，似乎受了一个极大的侮辱，??

父亲故去之后，我也还常到她家里去，不过已不是和孩子们玩耍了，却是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我其时觉得很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有一天谈到这里，她便说道，“母亲的钱，你拿来用就是了，还不就是你的么？”我说母亲没有钱，她就说可以拿首饰去变卖；我说没有首饰，她却道，“也许你没有留心。到大厨的抽屉里，角角落落去寻去，总可以寻出一点珠子这类东西??”

这些话我听去似乎很异样，便又不到她那里去了，但有时又真想去打开大厨，细细地寻一寻。大约此后不到一月，就听到一种流言，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这实在使我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流言的来源，我是明白的，倘是现在，只要有地方发表，我总要骂出流言家的狐狸尾巴来，但那时太年青，一遇流言，便连自己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

就这样，“衍太太”在鲁迅笔下被证明为先用春宫图侮辱他，后来又用流言蜚语污蔑他，以至于逼迫他背井离乡到南京去学习洋务的罪魁祸首。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琐记》中第一次提到的“她正在和她的男人看书”和第二次谈到的“和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男人”。前一个男人是“衍太太”的丈夫周子传，后一个是与她有通奸嫌疑的侄子辈的男人周衍生。

据张能耿、张款著《鲁迅家世》介绍，周子传生于１８５２年６月２７日，比周氏兄弟的父亲周伯宜大８岁，与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是同一个祖父的堂兄弟。周衍生小名五十，生于１８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比周子传小两岁，比周伯宜大６岁，是周伯宜的同辈堂兄，也就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堂伯父。周子传的夫人姓陈，因为周子传在周氏同辈中的大排行是第２５位，所以人称廿五太太。

另据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一书中介绍，周子传夫妇连同周衍生、周伯宜，都是有鸦片烟瘾的人。１８９３年周福清科场案发生后，周子传连夜带着５００块大洋的巨款到会稽知县俞凤冈的衙门里行贿，遭拒绝后又连夜赶回，因路上受到惊吓而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叔叔辈的周子传去世之后，独身未娶的周衍生便住进周子传家，与子传太太发生了私情。鲁迅所谓的“衍太太”，就是周衍生太太的意思，这是作为晚辈的鲁迅，为周子传太太所起的“绰号”。

然而，在鲁迅去世之后，他的兄弟周作人，却一再为“衍太太”鸣冤辩护，从而引起笔者的好奇之心。

作文四：《鲁迅笔下的人物》1500字

《阿Ｑ正传》中的阿Ｑ

恩格斯说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只有反映出时代的本质特点，才能

称之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阿Ｑ这个形象刚刚诞生，就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撼。随着时间的流逝，《阿Ｑ正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阿Ｑ这个名字成了一个标签，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认真读过《阿Ｑ正传》，我们可以透彻地了解阿Ｑ的悲惨命运。尽管鲁迅先生是以一贯的诙谐讽刺的手法来描绘，只是更加突出了阿Ｑ的不幸。他是无家无室的光棍一个，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靠着给人家做短工来维持生活。他甚至连姓名都没有。有一次他仿佛姓赵了，可是刚刚宣布就被叫过去挨了有权有势的赵老太爷的巴掌“阿Ｑ，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本家么？”“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没错，处在那个社会最底层的阿Ｑ连个名字也不配有。在未庄那个小小的地方，没有人留心过这个太过渺小的人物。人们只是记得他作为一个劳动力还是有小小的作用，其余的一概没有印象了。所以他不独姓氏渺茫，形状也是渺茫的。在当时那个社会，阿Ｑ这样的人太多太多。

但鲁迅先生塑造阿Ｑ这一人物形象，重点并不是为了向世人揭露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在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作品的重点应该放在阿Ｑ思想上的麻木、落后和不觉悟上。阿Ｑ的精神麻痹和他窘困的生活相互交织，于是他创造出了让他“存活下去”的精神胜利法。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来的。鲁迅先生是从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中挖掘出了阿Ｑ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处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而他赖以为生的精神胜利法则是当时濒临崩溃的封建主义统治阶级的精神产物。当时帝国主义全面侵华，自高自大的清政府从闭关主义到被洋枪洋炮被迫打开国门，然后就是送去主义了。割地、赔款，泱泱大国已经没有了最基本的尊严。可是统治者和民众们无法正视这样的事实，于是想方设法地欺骗自己，创造奇妙的生存道路。阿Ｑ这样一个光棍贫苦农民，性格上最突出的一点竟然是这种可耻的精神胜利法。

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这样一个阿Ｑ：自高自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欺软怕硬，毫无尊严，不肯正视现实，只求在精神上取得自我安慰。精神胜利法也算是“无往不胜”的，阿Ｑ在这种精神胜利法的支配下，不承认失败，而且感觉不到痛苦。例如，他被人揪住长辫子碰响头，却要说：“我总算是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当别人硬要他承认“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时，他又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也不就是‘第一个’吗？”

由此可见，阿Ｑ的精神麻木，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作者只能沉痛地写道：“他睡着了！”更加可怕的是，睡着的不仅仅是一个阿Ｑ，不仅仅是和他一样命运的众多的穷苦农民，睡着的包括当时的中国大众。鲁迅先生正是因为在日本仙台医校观看录影时看到了里面中国人麻木地观看自己同胞被杀害的场景后，才决定弃医从文。他旨在挽救中国民众的精神。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一旦塑造成功，就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阿Ｑ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的人物。鲁迅先生写的是辛亥革命时期落后的受时代残害的农民，但毫不夸张地说，阿Ｑ现在仍然活着。不仅在中国，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他的踪迹。这是因为，阿Ｑ这个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虽然过去，但他所体现的某种特征的社会影响力还是存在的。另外，生活中常常借用某一艺术形象的名称来称呼某种现象，尽管这与原来的形象不是非常相同，也许只有原来形象身上的某种特征。这绝不是鲁迅先生所愿意看见的，但是阿Ｑ确确实实还活着。

简练和朴素是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鲁迅先生非常善于以个别的人物描写典型。狂人如此，史涓生如此，阿Ｑ亦是如此。这些及其平凡的人物却有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表现力，包含了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刻的历史内容。

作文五：《鲁迅笔下的女性》2200字

二十世纪文学大家之中，擅长刻划女子的着实不少。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及较近的王安忆、苏童等，都是此道高手。鲁迅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塑造自是不遗余力，不过平心而论，他笔下的女性却不如男性形象那么多姿多彩，那么鲜明可感。他对女性角色的主观重视也似不及男性。一提鲁迅，我们首先想到的恐怕还是阿Ｑ、狂人、孔乙己、吕纬甫、魏连殳，包括那些偷船看戏、偷吃罗汉豆的男孩子们。这从侧面证明了他小说的赫赫成就主要还是建立在对以男性为代表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深刻精细的剖析上。然而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也就在这里：“她们”也许比不上“他们”，但若横向与其他众多作家的“她们”相比，却又能稳占一席。走马观花，对鲁迅作品中的女性做一下爬剔梳理，想来应不是件乏味的事。

第一类我称之为愚昧无知型，比如《药》中的华大妈，《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她们溺爱自己的子女，全心全意为他们打算，可是子女生了病，母亲的对策，若不是打卦问卜，就是和男人一样迷信人血馒头的奇迹，下场自然是断送了下一代的的性命（就算不死，也一定会毒害到子女的灵魂）。正因为她们的舔犊之情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这份“好心办坏事”的愚昧才愈使人震怖。爱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情况稍有不同，她的愚昧表面上只表现为自身的麻木，并未祸及他人，但她是没有机会施展她的“母爱”，一旦条件允许，我相信她不会比华大妈之流高明到哪里去。

二是善良仁厚型，比如《故乡》、《社戏》中的母亲（似以鲁迅的母亲作为原型），《祝福》中的四婶。这一型的人大多观念守旧，见识不广，心里对处境不太满意，也只能委委屈屈向现实妥协。可是她们本心纯良，常常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与人为善；虽不是广大的时代的负荷者，却自有其值得尊敬的风节与操守，某种程度上甚至闪现出人性的空贵——虽然那高贵往往也是昙花一现。她们是鲁迅女性画廊中较具暖色调的一群。

三是貌似泼辣，实则软弱型。《肥皂》中的四铭太太牙尖齿利，甚而使丈夫颇有几分惧内。可她经济上既不能自立，再“刚烈”也还是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正像旧中国绝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风波》里的七斤嫂也是如此。那位“圆规”杨二嫂，“豆腐西施”的外号，早已隐晦地点出她为了生存，而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她是一个有着喜剧外壳的悲剧人物，有着泼辣外壳的软弱女人。《离婚》中的爱姑最是其中翘楚。她在孤立中仍可“勇敢”、“放肆”、“粗鲁”，仿佛是有一往无前的锐气了，可惜七大人一声“来兮”，她即刻被“威严”震慑，偃旗息鼓，一腔斗志付东流，要“专听七大人吩咐”了。旧时女人的不彻底性在这一型人物身上得到传神的反映。

四是知识女性。这类女性敢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因接触新思想而能以实际行动争取爱情，争取自由。她们不像爱姑们那样外强中干，勇于挑战旧礼教，成为反封建大潮中实实在在的一员。但鲁迅对此的评价竟是“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鲁迅书信集》上卷《一九二Ｏ年五月四日致宋崇义信》）他这个论断涵盖男学生与女学生，大约认为后者过于憧憬“革命加恋爱”的美好，天真的以为有了自由就有了一切，结果一碰到现实生活中诸如柴米油盐、鸡儿狗儿、邻里关系、夫妻关系之类的琐碎，马上感到幻灭，不明白挣脱了枷锁怎么没能赢来光明。《伤逝》里的子君从精神上的深深失望到肉体上的最终消亡，为处于新旧转型时期尴尬进退的娜拉式的“新女性”作了最好的注脚。

五是在旧时代及本人的某些个性特征的双重合力下家破人亡，一步步迈向毁灭的女性。这在鲁迅作品的女子群像中其实只有祥林嫂一个。她是鲁迅着力勾勒的血肉丰满的牺牲者形象，我们从她的遭遇中不仅看到了社会的残酷迫害，百姓的冷漠自私，同时也较全面、多视角的把握了她的性格：她敢出逃，敢抗争，但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抗者；她爱子如命，却会不小心让狼拖走了儿子，多少说明她的粗心与缺少相应的常识；她初出现时整洁丰润，干练细致，端严自持（颇有几分像白先勇写的《玉卿嫂》，当然以后的走向完全两样），后来连遭打击便脸色枯瘦，日渐消沉，不复振作，除了念叨“阿毛”外更无他事……由于鲁迅赋予她如此多的似乎互相矛盾的品格，才使祥林嫂能够立于他笔下众多男性典型中，毫不逊色。女性角色而达到这样的艺术高度，她是唯一的一个。

除了《故事新编》，鲁迅小说世界中的女子大多罗列在这里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女子虽然除祥林嫂外，在各自的故事中，甚至从未能够得到第一主人公的地位，有时还有类型化的弊病，但依然有她们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她们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来说，分量虽或较男性为轻，却依然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令人掩卷难忘的形象。鲁迅对于她们，时而讥讽针砭，时而满怀悲悯，乍一看不动声色的背后，蕴含了百味杂陈的感情，加上他对技巧的娴熟运用，终使这些女性在读者心中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题外话是，我们对鲁迅更应平视而不是仰视。他固然是一位大小说家，却不必将之神化。他笔下众生固然穷形极相，惟妙惟肖，却并非每一个都无可挑剔，正如同祥林嫂是成功的，却不是每一位女性都写得如此成功。在《无法直面的人生》中，王晓明说道：“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这样客观的、正常的心态，在“鲁学”界反倒罕见，确也值得深思。

作文六：《鲁迅笔下的看客》1500字

鲁迅笔下的看客

在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中，塑造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看客群像，覆盖了社会底层的各种人，这组群像有着共同的特点：愚昧落后，狭隘自私，百无聊赖，麻木冷漠，他们无论男女老幼都没有姓名，没有具体的相貌，只有一个动作——“看”。在这“看”的共性中，鲁迅主要刻画了两类看客的形象。一，麻木的群众，戏剧的看客。二，冷酷的民众，无情的鉴赏家。

幻灯片事件，是鲁迅终身难忘的心灵创伤，这种创伤一直在鲁迅的心中隐隐作痛，永远挥之不去，他把自己这一生活的真实体验，作为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切入点，写入了他的许多作品中去。

小说《药》，写革命者夏瑜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救民于水火，宁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当他被捕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时，民众对他的牺牲没有悲伤，没有愤怒，甚至连起码的同情都没有，更可悲的是，他们把杀头看作一场好戏，无情的充当了戏剧的看客。《药》中“看客”形象的突出，有其特别的文本背景。可怕的刑场，恐怖的杀人事件，凶残的刽子手，无助的被杀者，以及肃杀的天气都构成一种客观存在的压力和吸力，《药》所描写的社会历史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看到，“看客”作为一种人物还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阿Ｑ正传》也从一个侧面描写这类麻木的看客。阿Ｑ为生计所迫，从未庄来到城里，他认为城里看到的最精彩，最好看，最热闹的事情便是杀头，于是，在回到未庄之后，他把革命党人被杀的故事津津乐道地讲给未庄的人们：“你们见过杀头吗？”“咳，好看，杀革命

党，唉，好看好看……”众人都伸长脖子听的出神，他的讲述直使　“听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鲁迅在描写阿Ｑ讲述时的得意形态时，尤其突出了未庄的看客，王胡等众人好奇的眼光和麻木的神情。

《药》和《阿Ｑ正传》两篇小说中，鲁迅不仅写出了夏瑜等革命党人被杀的表面的悲剧，而且还揭示了看客们冷血的观看革命者被杀的更深层次的悲剧。这悲剧使鲁迅产生了愤慨：“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祝福》中祥林嫂因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在向人们倾述痛苦的时候，鲁迅写到人们的反应：“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留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这。”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看”祥林嫂的痛苦，也使自己原本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仅成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类行为上的冷漠表面上看是麻木混沌的，实际上显示了看客们人性的扭曲与病态。作者正是用悲悯的眼光，嘲讽了看客的麻木与可鄙，从而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这个时代，国家乃至整个民族的病根，使国民救治问题广泛的征服和警示着众人的心。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不过是一群任人驱逐，宰割，奴役的奴隶，甚至是连奴隶也不如的牲口。然而这种人的本领就在主人有急之时能够出来帮忙解急，充当着“帮闲”的角色。《孔乙己》中的人物核心是

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而酒店“小伙计”作为一个旁观的看客，他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的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形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滑入“帮闲者”行列的看客。

总之，鲁迅对“看客”的艺术表现和意象群的苦心经营，对民众鉴赏受难者所表现出的冷漠批判，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动，展示出他“忧愤深广”的小说意蕴和“精神界战士”的人格魅力。他的忧，他的愤，都与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所毒害，所束缚的国民疾苦有关，和对民族命运的思考与焦虑有关。而他把根除奴性，扫荡封建文化和思想毒瘤视为改造国民精神之根本任务，他的“理想人性“就是彻底摆脱奴性，恢复原属于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正是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的原因所在，也使《呐喊》《彷徨》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和成熟的标志。

作文七：《鲁迅笔下的孔乙己》1200字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　２０１３级　　　　　　　　汉语言文学　　　　　　　　　　郭妍廷　　　　　　　　１３０３６１４００９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材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洗，也没有补。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

这就是鲁迅笔下的落魄文人的形象，这是鲁迅经历了祖父考场舞弊，父亲被革去秀才而气病之后，所留下的科举制文人的形象。而后鲁迅更是清醒的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端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孔乙己。

孔乙己只是一个被科举制度残害的文人的缩影而已，封建社会，国家推崇儒家思想，以八股取士作为选择优秀人才的方法，残害无数文人，使无数文人失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所以才会出现“窃书不能算偷”这个酸腐而又失去理性的句子。

我们都知道“窃书”是书面语，而“偷书”是口语，不然何来偷窃一说，但那时的文人纠结于这些无意义的词汇，却不能做到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正如孔乙己教别人写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这在当时的文人眼中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自豪，而在大众眼里却是不屑。鲁迅借孔乙己的酸腐形象、悲惨生活和尴尬境遇直刺毒害人民２０００之久的科举制度，揭示了黑暗丑陋的社会现状。

孔乙己的悲惨不在于他自身，而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造成，他只是当时的科举制度和封建思想所造就的文化傀儡而已，不做傀儡就要

面对统治者的怒火——可怕的文字狱，让他们胆怯，让他们害怕，让他们不敢有独立的思想。所以他们只有在流逝中变得麻木而停滞不前。

他的时代造就了他那种文化傀儡，而我们现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专业，继续去深造，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但孔乙己是悲哀的，他没有多余的选择，只能被动的接受，结束科举考试，接受八股取士，走中秀才，考举人进士的路。因此，落魄的孔乙己只能越活越穷，越活越苦，只能去偷书却还以“窃书不为偷”为自己辩护。

站着喝酒的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又证明孔乙己经济地位低下，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又没有资格挤进隔壁房里与“穿长衫的”并起并坐。但是，他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为的是要摆读书人的架子，以显出非同一般，比“短衣帮”高贵，不屑与他们为伍。孔乙己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的严重矛盾，充分说明了他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

孔乙己因偷书而被丁举人打折了腿，和遭受众人的嘲笑、奚落。则体现了世态炎凉，冰冷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爱和人情味可言。众人无情的践踏着他的尊严，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直至他孤苦的去世，却无人知道，甚至以他的死取乐，这样的社会是怎样的黑暗和毫无人情味呢？？？

鲁迅的孔乙己，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当时社会的黑暗现状，和文人的凄惨生活，揭示了害人的科举制度和黑暗的封建社会。然而在

当时追求功名是文人唯一的出路和梦想，孔乙己的凄凉处境和悲惨遭遇只是千千万万个读书人的一个缩影而已，他们追求不到功名，就失去了从在的价值，受人排挤遭人白眼，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所以才有了“窃书不能为偷”的可笑言论，才有了孔乙己这样悲惨的人生和凄惨的生活。

作文八：《鲁迅笔下的人物》3900字

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２００７－０８－２７　０４：５５

？狂人：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一个敢于向世俗社会挑战的民主主义者形象。性格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是由于它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某些特征。作者是按照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思维特征来塑造人物的。狂人的语言、心理有许多错乱和偏执的地方，逻辑也不清晰，但是含意丰富而深刻。作者着意表现狂人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表现出清醒地认识、深刻的思想和惊人的洞察力，所以狂人的“不狂”是在于他说出了人们不敢说或者还没有说出了的话，从写满了　“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字缝里发现的吃人本质，揭开了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面纱和礼教在精神上对人民的残害，揭示了封建制度奴役压迫人民的罪恶，他的话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狂人的批判精神是人类社会前行进程的动力。

？阿Ｑ：鲁迅通过阿Ｑ来挖掘中国国民的灵魂，其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在现实面前不敢正视，不愿承认，更不去总结教训，而是以假想的胜利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再以自己在虚假胜利中的陶醉去欺骗别人。这种性格曾经严重的存在于被列强所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也存在于今天的这个社会中，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也许这种性格还会长期的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孔乙己：是一个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底层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它既不愿与做工的“短衣帮”为伍，又无力跨进那“穿长衫”的阔人之间，只好站着喝酒。孔乙己的可悲在于他始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常以“君子固穷”的谎言来麻醉自己、自我解嘲。作者在对孔乙己的迂腐懒惰做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同时，对他的不幸遭遇也寄予了同情。孔乙己悲剧包含着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的清醒认识。　？夏瑜：这是一个让人悲叹的革命者的形象，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小说没有写他是如何进行革命斗争的，而是以浓重的笔墨写了他牺牲前后的孤独、悲凉和寂寞。他的理想、他的为理想而奋斗的行为，他的为理想而献出的年轻的生命以及死后被用来治病的鲜血，这一切都不被他所爱的人理解，反而误解，反而憎恨。但是他仍然爱他们，并因为这爱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他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理想的殉道者，而是一个人类理想的殉道者。　？祥林嫂：祥林嫂深受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的毒害，陷进封建礼教给妇女规定的牢笼里，尽管她勤劳、质朴、善良、热爱生活，仍为社会所不容，最后是想做奴隶而不得，被逼无奈惨死在新年庆典的雪夜之中。作者的深刻之处是细致地描绘了造成祥林嫂悲剧的环境：这个环境的构成有鲁四老爷、“我”、祥林嫂自己、柳妈还有鲁镇的人们，或许还有所有的国人。特别是以“我”为代表的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反省自己在造成祥林嫂悲剧中的历史、社会责任。

？涓生：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存和生活的冲突，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一个有着理想并为着这个理想已经付出了行动的理想者如何在现实的生存中败下阵来。这种失败毁灭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对理想的追求。理想的脆弱是涓生所要面对的，也是我们所有人要面对的。理想不能停留在“伤逝”中。

？舜：从上古的贤君、圣人到“五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中国的脊梁”，使我们看到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和未来得信心。所以鲁迅不是一个悲观厌世者，不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先行者”。从舜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形象，他是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魏连殳：是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他的悲剧是理想者的悲剧。他反抗现实，追求理想，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现实战胜了理想，魏连殳咀嚼着伤痛离开人世，他的狼嚎般的哭声回响在他曾经为之奋斗的现实中。他的悲剧在于他思考着痛苦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一种无援的思想，但他是精神界真正的战士。

？女娲：本是人类的始祖，可在鲁迅的笔下这位人类的始祖在苦闷和宣泄中创造出一群群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却又使她不喜欢，甚至讨厌。“五四”启蒙者在精神上无疑有着这样的“始祖”情结，他们在创造世界、创造未来，可是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创造结果是那样的出乎意料，不是自己想象中的符合自己理想的结果。于是充满了荒唐感，却又无可奈何，陷入了失望与焦虑之中。

？后羿：后羿在神话中是一个为人类立下大功的英雄，他的悲剧是一个英雄的悲剧。郁达夫在《怀鲁迅》中说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后羿的悲剧套用郁达夫的话说“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强的半绝望的国家”。　墨子为宋国立下大功，回国后却遭遇了搜检、募捐、避雨被赶，最后得了感冒。理想者的悲剧不在于理想不得实现，而是理想者在世俗的世界作为“异类”被那些需要理想而实现不了理想的人所冷落所误解所欺凌，甚至可能会被毁灭。

谈鲁迅笔下的悲剧形象

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反映他们的悲惨生活，讲述他们的不幸遭遇，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些悲剧人物多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百姓，从“狂人”到“孔已己”，再到“华老栓”、“闰土”、“阿Ｑ”，以及“祥林嫂”，他们的性格复杂多变，命运各不相同，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熟读这些名篇，我们不难从以下三个层次发现其性格的多面性：

首先，这些人物都身处社会的低层，毫无社会地位，饱尝生活的艰辛。正因为如此，“丁举人”便可以肆无忌惮的打伤“孔已己”，“闰土”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的层层盘剥、重重倾轧，被折磨的象个木偶人，而祥林嫂在四老爷的眼里永远是“谬种”，但就在这些人身上，却又实实在在体现了中国农民所固有的善良、质朴、顽强、勤劳等品质。尽管穷困潦倒，仅能买几颗“茴香豆”作为下酒物，孔已己却要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比起那个拥有家业资产，开着大酒店，却还要伙计在壶子里面掺水的欺诈短衣帮的奸商，不知要善良多少倍；闰土家贫无助，却要在童年挚友回乡之时送一包东西，真真的质朴好客；而祥林嫂“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实在的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她的一生，两次丧夫、一次失子，顶着这样沉重的精神压力，还在四老爷家顽强的、不知疲倦地干活；再看“六一公公”竟因我的一句随口话送豆给我吃，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君子气概。这些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品质，正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本色——勤劳、质朴、善良、淳厚。

其次，这些悲剧人物又是孕育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品”，他们深受封建礼教、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思想愚昧落后，性格迂腐可笑，心理畸形变态，言语半文不白。孔已己永远只穿那套象征读书人身份的长衫，即使穷得只有四文大钱，也要双手排出，以在短衣帮面前炫耀阔气，其迂腐可见一斑，对小孩子随口吟出的“多乎哉、不多也”，更是可笑之极；华老栓花去半生积蓄换取人血馒头，结果人财两空，真是愚昧透顶；阿Ｑ临死之前却还懊悔自己画押时没有把圈画圆，实在是傻的可爱，而他的“精神胜利法”　则早已被移植到世界各国的文学土壤中，法国著名的作家罗曼?罗兰曾说过：“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阿Ｑ，我永远也忘不了阿Ｑ那副苦恼的面孔”。从另一面看来，这些悲剧人物，则往往生活在一个冷酷、世故、毫无同情心的环境中，酒客、茶客等对于“苦人的凉薄”更让我们体会到当时社会的冷暖与炎凉，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所勾勒的这些典型环境，也正是本世纪初中国农村的一部社会风俗画。

第三，在这些悲剧人物的心灵深处，却偶尔绽出零星的反抗火花。阿Ｑ喊出了“造反”，也经历了“革命”，这说明像阿Ｑ这样的农民有反抗精神，但在革命尚未深入农村之前，只能以这种自私落后的思想理解革命，受“精神胜利法”的支配，因此他不能从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总是以幻想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来掩盖屈辱和失败，结果便不可避免地落下悲惨的结局。再看阿Ｑ对革命的希冀，也是从最切身最实际又反映其狭隘心理的要求出发，一是报复杀人，二是抢夺财物，三是挑选女人，这一切都是在他“喝了两碗空肚酒”醉熏熏、飘飘然中“迸跳”出来的革命狂想，只能算是一种幼稚的反抗。而祥林嫂，在被虐待、被出卖，被迫改嫁时，她苦苦挣扎，面对种种讥讽、侮辱和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在鲁镇准备祝福大典之际，向我提出三个问题，郁郁死去，她所提的三个问题预示着祥林嫂将以自己的生命和决心忍受地狱的酷刑，来换取和已死的丈夫与爱子见最后一面的机会，祥林嫂无视统治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说教，无视神权世界的最后审判，这正是祥林嫂对她所处的时代的“出格”反抗，但于祥林嫂自身却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迷信色彩，这种反抗只是一种自发的反抗。比起祥林嫂，闰土的认识要清醒的多，他对不太平的世道总是摇头，对没有定规的苛税极度愤恨，但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只得要了香炉，寄望于神佛，这顶多只能算是一种潜意识的朦胧的反抗，而子君虽冲破了家庭的樊笼却又忘记了生活的要义，涓生虽英勇反抗旧礼教，最后却离开了社会改造，而追求个人的幸福，这无疑是狭隘的没有理性的反抗。纵观这种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悲剧性，而他们生活的那个风雨如磐的旧时代，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殖民统治残酷无情，他们的命运只能在悲剧之中产生，于悲剧之中结束。

总之，鲁迅先生的这些作品读来欲哭无泪，欲笑无声，我们只能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人物形象，体会其性格的多面性，才能探赜索隐，鞭辟入里，从而理解鲁迅小说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意义，更深刻的认识黑暗中国的社会现实～

作文九：《鲁迅笔下的抗战》6800字

鲁迅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始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９月２１日的《答文艺新闻社问》，直至１９３６年他逝世前的《半夏小集》《“立此存照”（七）》，历时五年多，贯穿于《二心集》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部分和此后的《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七本文集中，即除《三闲集》之外的《鲁迅全集》第４卷、第５卷和第６卷。从《“友邦惊诧”论》《文章与题目》《“有名无实”的反驳》到部分内容涉及抗日的各类文章，总数不下６０余篇。这些文章内容非常丰富，包括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揭露日寇的侵华罪行；揭露在不抵抗政策下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谋而合的里应外合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揭露包括“国联”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而默许和纵容日寇的侵略；揭露借抗日之名行谋私之实、大发国难财的欺骗人民的募捐活动；批判虚张声势、言行不一的抗日宣传；批判诸如“女士托枪”“乞丐杀敌”之类装模作样、不切实际的行为与宣传；批评有些青年学生缺乏充分准备的盲目行为；批判苛求青年学生的不公正的舆论；揭露文学上的投降主义等等。至于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手一击、一笔带过的揭露和讽刺不抵抗主义以及其他有关抗日的错误论调的文章则更是不胜枚举。

批判不抵抗主义

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仅三天的９月２１日，鲁迅即应邀写《答文艺新闻社问》，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此后仅在１９３１年底的三个月中，鲁迅就先后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沉滓的泛起》《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智识劳动者”万岁》《“友邦惊诧”论》等一系列杂文，或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或批判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或揭露为不抵抗主义涂脂抹粉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本质，或揭露“国难声中”各种陈腐的、自私的东西就如“沉滓的泛起”一般一齐登台表演，或批判装腔作势、没有实际意义的抗日宣传，或批判幼稚、盲目的所谓抗日行动。这一组重要的文章集中在《二心集》中。

而其中的《“友邦惊诧”论》一篇则是集中揭露、抨击一切中外反动派侵略中国、镇压中国人民罪行的战斗檄文，是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名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出，由于“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学生激于爱国热情，“放下书包来请愿”，但“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诬他们以各种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对此，鲁迅愤怒地揭露道：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然而收录抗日文章最多的还是写于１９３３年的《伪自由书》。在这本文集中，除当年以鲁迅的各种笔名发表的瞿秋白所写的《王道诗话》等九篇文章外，其余几乎全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鲁迅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与革命责任感，以惊人的工作效率一日两篇乃是常事，如１月２４日写有《观斗》与《逃的辩护》，１月３１日竟写了《崇实》《学生和玉佛》（《南腔北调集》）与《电的利弊》共三篇，特别是５月１６、１７、１８日三天共作文五篇，其中作于１６日的《天上地下》和作于１８日的《“有名无实”的反驳》连同此前作于４月１０日的《中国人的生命圈》和作于４月２９日的《文章与题目》四篇，不仅是关于抗日战争的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佳作，而且堪称鲁迅作品中乃至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三十几天的时间内，连续创作出这么多杂文精品，实为文学史上所罕见。

这组文章的共同主题是集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卖国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及由这种反动政策导致的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不谋而合的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军民的狂轰滥炸和残酷屠杀，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国民党下级官兵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抗日要求和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不满情绪。

在《中国人的生命圈》一文中，鲁迅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不谋而合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当时，日寇在以陆军对我进攻的同时，还用飞机狂炸，而国民党反动派不对日作战，却以数十倍的兵力对江西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并派飞机屠杀根据地军民。鲁迅愤怒地揭露、尖锐地讽刺日本帝国主义在“边疆”上（指当时日军入侵的热河一带）“飞机抛炸弹”，国民党反动派在“腹地”里（指中央苏区）“飞机抛炸弹”，“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空间才是“中国人的生命圈”；如果“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

关于“飞机抛炸弹”，还有一篇《天上地下》，鲁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炸进去”，一种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炸进来”。于是“内是官兵在天上”，苏区军民“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中国人民“在地下”，是为“天上地下”。对于此种反动派与日寇不谋而合的内外勾结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鲁迅极其尖锐而辛辣地讽刺道：

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在《文章与题目》一文中，鲁迅将当时的御用文人们据**“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围绕“安内与攘外”这个“最主要的题目”所作的反革命文章归纳为六种题目，即“安内必先攘外”，“安内同时攘外”，“不攘外无以安内”，“攘外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安内急于攘外”。鲁迅进一步指出，至此，“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即“大有‘汉奸’的嫌疑”，“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通过“安内与攘外”这个题目的“翻腾”，鲁迅把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投降政策批判得入木三分，揭露得体无完肤。至于“剩”下的“不是人话”“大有‘汉奸’的嫌疑”的题目，鲁迅虽证之以明清的历史，而且进一步引入当年清政府“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镇压革命、卖国投降的反动口号，但对照国民党反动派所作所为的现实，人们自不难体会国民党反动派与历史上的卖国贼和卖国政府完全是一丘之貉。　　　　　１９３２年４月，“国联”派李顿（Ｒ?Ｌｙｔｔｏｎ）率领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九一八事件，在１０月２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其中竟说日本入侵东北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混乱”以及中国民众经常的“排外”所致，因而日本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同时承认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此外还提出国际共管下的“满洲高度自治”。对于这样一个出卖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庇护日寇侵略、一派强盗逻辑的荒谬透顶的所谓“调查报告”，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竟大为满意，称之为“明白公允”。

鲁迅彻底看穿了“国联”充当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反动本质，他在许多文章中，结合日寇的入侵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对“国联”的反动行径予以彻底的揭露、严厉的批判与尖锐的讽刺。从而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相结合，将国内外反动派置于同一个射程之内加以无情的痛击，这是鲁迅一贯的战法。

他在《“友邦惊诧”论》（《二心集》）一文中指出，学生请愿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在《“非所计也”》（《南腔北调集》）一文中提到，据报道外交总长陈友仁与将上任的日本外长之芳泽“友谊甚深”，“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国，专讲这些的”；在《真假堂吉诃德》（《南腔北调集》）中，讽刺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在写于１９３３年４月的《“以夷制夷”》（《伪自由书》）中说，“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在《黄祸》（《准风月谈》）一文中指出，“我们佩服国联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等等，将国联纵容日寇侵略，充当日寇侵略工具的反动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最令人称奇的是，鲁迅在《战略关系》（《伪自由书》）一文中联系１９３２年上海抗战的过程，揭露国民党将其不抵抗的投降卖国政策恬不知耻地美其名曰“诱敌深入”的“战略关系”，同时以虚拟的口吻与形象化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与勾勒英帝国主义为了他们的在华利益而出卖中国领土、牺牲中国人的民族利益，与日寇达成默契，纵容日寇侵略的罪恶行径与丑恶嘴脸：

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次敌人所以没有“被诱深入”者，决不是当时战略家的手段太不高明，也不是完全由于反对运动者的血流得“太少”，而另外还有个原因：原来英国从中调停――暗地里和日本有了谅解，说是日本呀，你们的军队暂时退出上海，我们英国更进一步来帮你的忙，使满洲国不至于被国联否认，――这就是现在国联的什么什么草案，什么什么委员的态度。这其实是说，你不要在这里深入，――这里是有赃大家分，――你先到北方去深入再说。深入还是要深入，不过地点暂时不同。

因此，“诱敌深入北平”的战略目前就需要了。流血自然又要多流几次。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１２月间，全国各地爱国学生为反对**的投降卖国政策到南京示威请愿，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友邦”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竟“莫名惊诧”，而**反动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并发表通电对爱国学生运动大肆污蔑。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二心集》）一文中，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与雷霆万钧的笔力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痛击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纵容日寇侵略和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从而彻底揭露了国内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中国人民的阴谋诡计和滔天罪行：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篇“呈文”，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永远“国”下去一样。

几句电文，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遵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劝阻，敷衍塞责”了！

因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无法劝阻”，学生们怎会“无法劝阻”？每月一千八百万的军费，四百万的政费，作什么用的呀，“军政当局”呀？

保护大学生和青少年

面对日寇的疯狂入侵，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采取不抵抗主义和逃跑政策，另一方面却污蔑大学生，镇压学生的反抗运动，冲击游行的小学生，甚至杀害无辜青年，对此，鲁迅予以严厉的揭露与批判，表现了他“救救孩子”的爱护与保护青年的一贯思想。

在日寇的疯狂入侵中，国民党军队或“不抵抗”，或节节败退；其政府机关则纷纷逃难，并将北平的文物装箱南运，但他们的社会舆论却谴责大学生逃难。

鲁迅在《逃的辩护》（《伪自由书》）一文中深刻指出，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学生们“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被诬为“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人被杀害，“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对此，鲁迅愤怒地谴责：“谁发一句质问，谁提一句抗议呢？有些人还笑骂他们”，“还要开除，还要告诉家长，还要劝进研究室”。此后，面对榆关失守，研究室里安坐不住，学生们不得已而“大家走散，各自回家”。“然而又有人来责骂了。童子军还在烈士们的挽联上，说他们‘遗臭万年’”。最后，鲁迅愤怒地责问：

但我们想一想罢：不是连语言历史研究所里的没有性命的古董都在搬家了么？不是学生都不能每人有一架自备的飞机么？能用本国的刺刀和枪柄“碰”得瘟头瘟脑，躲进研究室里去的，倒能并不瘟头瘟脑，不被外国的飞机大炮，炸出研究室外去么？　　　　　鲁迅还不赞成以原始落后的大刀去对付日寇的现代化武器，在《真假堂吉诃德》（《南腔北调集》）中批评“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围，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还有想上武当山寻求“哼的一声，鼻孔里放出一道白光”，“将仇人或敌人杀掉”的“本领”的，“直到去年，这才用大刀队来替代了这奇想的位置。现在是连大刀队的名声也寂寞了”。

鲁迅严厉批评“国难声中”的各种错误思潮。他在《沉滓的泛起》（《二心集》）中指出，“日本占据了东三省以后的在上海一带的表示，报章上叫做‘国难声中’。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鲁迅尖锐地指出，“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揭露巧立名目，发国难财

国民党政府于顽固地坚持其不抵抗主义的同时，还巧立名目，打出“航空救国”的旗号，榨取人民的血汗，以大发其国难财。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１日，鲁迅以《现代史》（《伪自由书》）为题，借变戏法的人向观众“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的敛钱手段，揭露、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向人民敲诈勒索的丑行。如这年１月，先有国民党政府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２月又有宋子文乘飞机赴北京，向北京、天津银行界强行推销“爱国库券”三千万，等等。在《推背图》（《伪自由书》）一文中，鲁迅肯定当时陈子展的一篇题名《正面文章反看法》的文章所揭露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欺骗叫嚷的所谓“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军，而只炸苏区，所谓“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等等。特别是针对其反动舆论工具制造的所谓“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的谣言，尖锐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在《天上地下》（《伪自由书》）一文中，揭露“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即国民党政府为了补充“围剿”红军的经费，在上海发起征募所谓“航空救国基金”，并发动全市童子军，于１２日起令小学生向各区交通要道及游戏娱乐场所内行人劝募。鲁迅揭露说，这一切，“是一面救国，一面又可以发财”。

为了扰乱国民党书报检查机构鹰犬们的嗅觉和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鲁迅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包括那些内容深刻、尖锐、富于战斗性的专论，相当部分从标题上看不出内容来，如《崇实》《战略关系》《推背图》《中国人的生命圈》《文章与题目》《天上地下》《保留》《“有名无实”的反驳》《学生与玉佛》等等。当然，这种命题方式也是鲁迅一贯坚持的“壕堑战”战术的表现，例如鲁迅在《文章与题目》一文的附记中就注明“原题是《安内与攘外》”。

在鲁迅逝世前一年的１９３５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已发表了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派和各界同胞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著名的“八一宣言”，鲁迅在扶病写下的《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三篇文章中表示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和意见。他明确宣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地宣告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亦即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就在鲁迅逝世不到两个月的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由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的旨在“逼蒋抗日”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从此建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揭开了新的一页。鲁迅先生为之奋斗的大好抗战局面终于到来了。此后历经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遗憾的是积劳成疾而过早辞世的鲁迅先生却未能看到这一切。然而，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编辑　黄　艳）

作文十：《鲁迅笔下的看客》1100字

鲁迅笔下的?看客?

鲁迅先生早就批判过中国人的看客心理，可是鲁迅先生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多的是好心的批判，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批判来唤醒那些麻木的看客，唤醒那些沉睡的中国人。　　　鲁迅文章素以犀利沉刻见长，这种深刻同样表现在他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上。生活在鲁迅那个年代，便有了各种典型人物，而鲁迅并没有只看到一种表面现象，他对国民心中的愚昧落后，麻木软弱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笔下的看客是众多人物中表现尤为突出的。

这些?看客?多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因而更有其普遍性，更能反映当时中国民众的精神风貌和思想观念。

《祝福》中的祥林嫂周围的那些人们都可以称做看客，他们虽然身份不一，但却充当这同样的角色。身份卑微的下层人物，柳妈、卫老婆子她们都是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封建礼教已在她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但可悲的是，她们并未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而是沾染了一身的市侩气，做了无聊而无情的看客，在祥林嫂的伤口上一次又一次的撒盐。比起卫老婆子的圆滑世故，柳妈更多的是尖酸刻薄，这样的一个?善女人?把祥林嫂推向了地狱的门，这是她们之间的一次对话：?‘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柳妈诡秘地说。‘再一强，或者所幸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可以说她是给祥林嫂瘦弱不堪的身上驮上了更重的包袱，而自己却依然以个看客的

身份饶有兴味的与其他看客一起谈论着，嘲笑着与她同样受封建思想残害的女人。这样的下层人物是尤其可悲的。受压迫是可悲的，受了压迫却浑然不觉的人是更加可悲的。

鲁四老爷和鲁四奶奶作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表现的冷酷、虚伪和保守。在得知祥林嫂和婆婆劫走的消息后，他说了两个?可恶?但是都是作为一个看客说的，他并没有对祥林嫂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满心想的是自己的利益，祥林嫂被劫是对他们家的冒犯，正因为如此他感到恼怒，但作为一个封建思想的拥护者，他又认为婆婆劫走儿媳妇是顺乎情理的事，于是接着说了?然而?……这种上层社会的看客是可憎的，无情的。

《药》中同样描写了几位看客的形象，如花白胡子老头，他老于世故，圆滑善谈，精神上是麻木的，思想上是愚昧的，?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他见机行事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革命者的不理解，正如鲁迅所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的为谁，却还要因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揭露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看客，正是有了太多的看客，才有了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这是民族的悲哀！

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是赤裸裸的，先生正是要以这种赤裸裸唤醒愚昧麻木的人民，从精神上给他们以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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