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课本_作文大全网

作文一：《民国时期的课本》1400字

一些民国时期小学教育课本

老课本的编著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义、礼、智、信，情趣，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

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翻阅这几册线装小书，景深里都是天地之悠悠。

在此，我择其有图画有味道的几篇课文，配以拙文，分享于人，致敬民国童年。

第一课　职　业

【课文原文】猫捕鼠，犬守门，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一十八字，道出生命的庄重。

进化的自然选择，适己而利人，善哉。

不可无职业，也不可职业乱窜。犬捕鼠，多管闲事；猫看门，形同虚设。　世上职业千万，有需要就有职业；可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喜爱又能谋生。

各司其职，便能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或能走向按需分配。这些宏大的道理和主义，猫犬不懂，却能身体力行。

第六课　整　洁

【课文原文】屠羲时曰：凡盥面，必以巾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沾湿，栉发必使光整，勿令散乱。

教一件事，先教方法。道理在事体里，厚积薄发。据称联合国一份文件用五种官方文字打印，中文最薄。

语言也可整洁。

外看是仪表，内中透情境。

一个人，一亿人从小“勿令沾湿，勿令散乱”，蕴蓄华夏男儿的堂堂仪表。

第十一课　友　爱

【课文原文】徐湛之出行，与弟同车。车轮忽折，路人来救。湛之令先抱弟，然后自下。

寥寥数语，淡淡白描，人、事、观点都有了。

众人平素相似，不一样在非常时刻。危险、利益、困顿，最考验人。　这一课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车与路都得适时检修；路有不平，人施于手；先救弱小，再自救。事小道理大，放之于雪灾、地震、车祸、旱涝、战乱而皆准。

道路决定车轮，车轮决定远方。

只是今夜城市车流里的广播正唱：心在远方，堵在路上。

第十五课　投　报

【课文原文】孙赵二女，同校读书。孙女得新书，持赠赵女。赵女取纸笔报之。

此册封三印有商务印书馆一段话：“教科书所言事实以家庭教育为主，兼及社会，皆日常习见习闻者。取材颇合儿童心理，书中间涉女子事，尤便男女共校之用……”

所以此课不只是讲孙赵二女的礼节，还在讲这个国度封建了几千年后另一半人的学堂梦想。她们是女童，她们是母亲。西方哲人曰：“一国之兴衰不是看一国之君，而是看一个个家庭的母亲。母亲哺乳了孩子，教育哺乳着母亲，谁哺乳教育呢？”

十年树木，木渐成林。光阴沉淀，积为年轮。

投桃报李，远古至今的绿色箴言。

第十六课　不　拾　遗

【课文原文】孙赵二女，同校读书。孙女得新书，持赠赵女。赵女取纸笔报之。

十年树木，木渐成林。光阴沉淀，积为年轮。

投桃报李，远古至今的绿色箴言。

第十七课　御　侮

【课文原文】鸠乘鹊出，占居巢中，鹊归不得入，招其群至，共逐鸠去。　鸠占鹊巢，一课藏谶。

作文二：《民国时期的穿着》2800字

民国时期的穿着

长袍马褂

民国初年，男人服装仍以中装，即长袍（长衫）和马褂为主。长袍马褂为清代满族男子最常用的服饰之一。马褂加于长袍的外面，它起源于骑马短衣。后来，长袍马褂传到民间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便服。

民国元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中将长袍马褂列为男子常礼服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也将蓝长袍配黑马褂以及中山装列为“国民礼服”。

长袍与马褂多为圆领、窄袖，后来不少长袍是企领的。长袍为大襟，马褂是对襟。

长袍、马褂有礼服、便服之分。用作礼服时，在款式、质料、颜色及

尺寸等都有一定格式。长袍用蓝色，大襟右衽，长至踝上６厘米，左右两侧下摆处，开有３０厘米左右的长衩，其袖长与马褂同。　马褂一般用黑色丝麻棉毛织品缝制，下长至腹，前襟钉扣５粒。

若作为便服，颜色可以不拘。在初春或深秋，人们还喜欢在长袍外加一件马甲，代替马褂。

民国期间，羊城仍有不少旗人，他们多住在老城的中心，即今天的中山五六路一带。尽管旗人衣服与本地人区别不大，但他们穿着的长袍马褂有自己的特色，腰部必横系一布条，鞋子的面以厚布密缝榄核形线条，鞋底是木的，密布铁钉，行时逼迫爽脆，一望而知为旗人。

西装的兴起

长袍、马褂，往往是旧派人物的穿着，思想开放的人士爱穿西装。西装在清朝末期传入中国。

最初，西装仅为来华西方人所穿，后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买办、商人也开始穿着。

中国第一家洋服店，是１８７９年开设于苏州的李顺号洋服店。广州第一家洋服店，是１８８０年创办的信孚成记洋服店，它位于沙面租界附近的沙基（现六二三路）。当时，这一带除了信孚成记洋服店外，还陆续出现了元祥号等多家洋服店。１８９２年，元发号洋服店在高第街开设，店主潘礼、潘伯良从日本学艺回国，有“洋服状元”之称。

但西装真正流行却是民国以后的事情。到了上世纪２０年代，许多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专门制售西装的公司，还出现国产名牌西装，不少报纸、杂志开辟专栏介绍西装。

当时在广州，穿西装的男子极多，有教师、学生，各机关的办事员和洋行职员。

在广州惠爱路（今中山五路），有一间九同章绸缎店，原先，它是以缝制中服闻名的，但见西装流行，便专门在营业厅开设西服部，里面安装

一张大裁剪床、三部衣车，旁边设一个６平方米的试身室，室内四壁镶了玻璃，装有光管、风扇，以方便顾客试身。

店中有一姓凌的师傅与其助手谢煊负责给顾客量身、裁剪、试身。“九同章”的

西服生意不少来自岭南大学附中。岭大附中新生入学，要置备的服装规定必须有西装，还要有大褛一件、寒衣二三件、夏衣五六件、衬衣三四件、汗衫裤六至十件，黑袜六对、长袜一对、游泳衣一套、手帕六条。因“九同章”手艺出色，岭南大学师生的西装后来全都由它承做。

岭大学生外出，西装笔挺，洋派十足，当时广州的女孩子中流行着“法政公（老的意思），高师穷，一中广府唔中用（不合适），农业工业晒到黑，惟有岭南才做得（合格老公）”的顺口溜。

西装从开始的星星点点到与中装平分秋色，并有后来居上之势。

在西装流行的同时，一些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还喜欢穿学生装。学生装由西装改造而成，其样式比西装简便。它没有翻领，只有一条窄而低的狭领，穿时有纽扣扣紧，不用领带。衣服下方，左右各有一个暗袋，左侧胸前还有一个明袋。穿着这种服装，有一种干练的感觉。

黄隆生制作中山装

１９２３年，在广州任大元帅的孙中山觉得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而旧式的长袍马褂又不能表现人民时代精神，于是他主张以南洋华侨“企领文装”为基础，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

孙中山将自己的设想告诉了他的挚友、著名裁剪师黄隆生，他根据孙中山的要求，裁制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此衣服既有西装的硬领，又将“企领文装第”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两个明袋改成可因放进物品多少而胀缩的“琴袋”。

黄隆生设计的裤子是这样的：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也很适用携带随身必需品。

对这种服装的思想及政治意义，孙中山有过专门的阐述：前面外露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袋盖上方的笔山形代表重视知识分子，封闭式的翻领表示严谨治国的理念，背部不缝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的大义。

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中山装”流行起来。后来，中山装成了民国政府官员的标准服装。１９４６年的一天，广东省主席罗卓英叫会计长毛松年召集各会计主任到省府开会，当罗看见卫生处会计主任黄雪峰没穿中山装制服，只着一件“夏威夷”衬衫和一条西装短裤时，大骂其“不敬”，立即撤了黄的职。

改良旗袍与“义乳”

民国初年，妇女服装仍保持着上衣下裙的形制，政府也规定女子礼服为上袄下裙。后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妇女们领悟到“曲线美”的道理，在裁制衣服时改变了传统女服的胸、肩腰、臀完全呈平

直状态，服装日趋华丽，出现了很多奇装异服。

旗袍就是当时最流行的女性服装。旗袍最初源于满族女性传统服装，民国年间融入了西方元素，改良成为最能体现女性魅力的流行服装。１９２９年，民国政府确定旗袍为国家礼服之一。

传统旗袍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上下显一条直线，外加高高的硬领，女性身体的曲线毫不外露。

民国期间的“改良旗袍”最大的改变在于，袍腰不断收缩，女性身材的曲线终于全部显露出来。一些旗袍腰身最后竟窄得要吸气才能扣上纽扣。

此外，旗袍的长度也缩短了、袖口也收窄了。传统旗袍配穿长裤，开衩处很浅，仅可见绣花的裤脚，民国旗袍内着内裤和丝袜，开衩处露腿。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装饰亦较简约，淡雅合体

上世纪２０年代后期至３０年代，旗袍在长短、宽窄、开衩高低以及袖长袖短、领高领低等方面不断翻花样。一时衣长及地，袍底落地遮住双脚，称为“扫地旗袍”；一时又缩短至膝盖，后来袍衩越开越高渐渐及膝部高到大腿。由于有人反对，袍衩一度回到膝盖以下。但舆论压力一减小，袍衩又迅速升高，１９３３年后流行大开衩旗袍。

进入４０年代后，旗袍的式样趋向于取消袖子，高耸及耳的领子也逐渐变矮，后来有的成了无领旗袍。

当时的广州，无论是达官贵人的太太、小姐，还是学生、家庭主妇，都喜欢旗袍。上下九一带就有很多裁制旗袍出色的店铺，西关小姐穿着的旗袍多为绣花绸缎料，旗袍打腰褶、胸褶，以突出女性曲线美。

除了旗袍外，还流行白衫黑裙、灰衫黑裙。广州学生大多穿灰色的上衣，黑色的裙子，一般劳动妇女则穿短袖衫。

民国初年，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俗称“小马甲”的内衣，在女性中流行。小马甲的用料既有丝织品又有布。在小马甲的前片，缀有一批密纽，使用时将胸乳紧紧扣住。

到了上世纪２０年代末，乳罩从海外传入中国，当时人们称之为“义乳”。最初，中国妇女并不习惯使用，电影女明星成为时尚体验的先行者。阮玲玉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在银幕上，她戴上义乳、身着旗袍后显现出的近乎完美的身体曲线，给妇女们以惊艳。“义乳”慢慢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普及起来。

作文三：《民国时期的史学》3500字

民国时期的史学、文学及艺术

在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中华民国这短短的三十几年中，中国经历了社会的转型，从封建社会过渡向社会主义，随着社会的变化，众多社会的史学、文学以及艺术，都出现了变化，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产生了很多影响至今的新鲜事物和新思想。

就是学方面来说，民国时期的史学可以笼统的分为两个阶段，期分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史学界的传入。

民国史学的前一阶段是一梁启超的史学观点作为主体，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寻找一种理性的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必须要把古今史实与作史、读史之人的思想相结合，这样，才能显现出史学的社会作用，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史学作为古事的刻板而存在。同时，这一时期的史学还具备一个特点，即是史学对于文明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注重对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的史学的一个鲜明主题，将史学与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语言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以上所述，既是民国前一阶段史学所值得提倡的部分，特别是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瞿林东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具有里程碑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化之理论上的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对“中国之旧史”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史界革命”的影响。

但是，这一时期的史学也有明显的不足，特别是在对待“旧史”的评价上，缺少足够深刻的认识，没有从历史的、科学的角度出发，并且把“新史学”与“旧史学”明显对立起来，忽略了“旧史学”中的积极因素，这是极其不可取的。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史学界也渐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史学渐渐由前一阶段开始向后一阶段过渡。在这一时期，针对前一阶段史学和历史上各个阶段史学的不足，提出了重新研究历史的这一问题，并且在理论上论证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强调要用唯物史观和新的知识积累，重新撰写历史、解释历史。

１９２４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历史上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撰写的第一本史学理论著作。这本书论述史学与历史的区别，论述了历史学的系统及其在科学中的位置。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历史是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内的有生命的整体这一论点，对历史作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运动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上，揭示了历史学固有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功能，提高了人们对于历史学的本质的认识。

民国时期的文学其实主要内容既是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用现代的语言表现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的文学进行了革新。

在民国初期，即新文化运动之前，文学上的主要代表是柳亚子和南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表现出了当时文学界的普遍现状。民国建立之初，曾经试图和各帝国主义列强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试图改变半殖民地的现状，但是，事与愿违。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领域，产生了新的动向思想，进而，在１９１５年９月，《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文学领域的运动和思潮都蓬勃发展着，文学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７年，是民国时期文学发展的第一高峰阶段。１９１７年，胡适、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并提出写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不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不做无病之呻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同“桐城派”、

“骈体文者”和“江西诗派”等“旧文学”的代表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通过论战，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深入，并且借机加强了新文化运动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国内的新旧文学进行激烈的

论战的时候，外国的文学形式和内容，也逐渐的涌入中国，对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外来的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进行了结合，是中国的文学界又产生了新的文学艺术形式，孕育了文学领域的新内容。同时，先进的外国文学也成为了中国的有识之士对抗腐朽“旧文学”的坚强利器。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影响至今的优秀作品，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郁达夫先生的《沉沦》。

第二个高峰期是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７年６月，在这二十年之中，中国的文学在国民党的思想专制的压迫下，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这一时期，文学的内容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而产生不同，但是，决定文学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与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各自发展、演变，构成了三十年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线索，它们之间有文学思想生的斗争、文学创作上的相互斗争，推动着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发展。鲁迅先生的《二心集》、《伪自由书》，矛盾先生的《子夜》，巴金先生的《家》以及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以及曹禺先生的《雷雨》都是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同时还涌现了以丁玲、萧红、萧军和艾青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

第三阶段就是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９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背景，进过战争洗礼的中国文学界，主要表现的思想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日本的仇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的不满，对于祖国同胞深切的关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抗日战争时期，抗战自然成为了文学思想的中心，在沦陷区，出现了很多明志不屈的诗词，而在战场以外的少数地区，则是以文字声援抗日的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文学有两大对立的体系，一是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伪文学”创作，另一种既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统一而呼号的斗士。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人民艺术家，并且创作了许多表现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荷花淀》、《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王贵与李香香》和《白毛女》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艺术是现实社会的一面最真实的镜子。在中华民国这三十多年之中，艺术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单在音乐领域，出现了专门从事音乐教育的机构和演出机构，并且，音乐在学校教育中也取得了一席之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音乐主要是“学堂乐歌”，中华民国成立之后，赵元任、刘天华等人，开展了以构建新音乐理论，进行新音乐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早期新音乐运动，在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１年间，工农运动中涌现了革命歌曲，各根据地也产生了民歌与红军歌曲；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救亡的歌曲就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作为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产生的。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类的歌曲更是进入到了发展的最高潮。

戏剧一直是中国引以为傲的国粹，在民国时期，这一艺术又得到了发展和充实，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开始走下坡路。

之所以说得到了充实和发展，是因为在这一时期，时代为传统的戏剧融入了新的时代主题，丰富了戏剧的内容与内涵。传统的戏剧作为人民大众的最普遍的娱乐休闲方式，其内容必定极其贴近观众的思想，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人民大众不可能安于传统的戏剧故事，必定要加上社会这一大背景，因此，戏剧的内容得到了充实与发展。并且出现了新的戏剧形式，即话剧，更加直观的表现了中心的思想，这一时期，优秀的话剧作品有《明天》、《庐山之雪》、《最后的晚餐》、《八一南昌起义》和《战斗的夏日》等。

另一方面，戏剧开始在这一时期，走下坡路，日本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中国

传统戏剧的衰落负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经典的戏剧艺术，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就皮影艺术而言，复州皮影的传承人之一的宋国超老人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皮影演出所

需要的道具，被掠夺和破坏的道具，占所有道具总数的大部分。还有就是新兴的娱乐形式、文化传播工具的产生，对于传统的戏剧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新兴的娱乐形式和工具既是电影。

１９０５年，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试拍中国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获得成功，标志着中国现代电影正式诞生。在中华民国时期，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拍摄了很多极具特色的有些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希望在人间》就是那一时期的优秀代表。

除此之外的艺术，例如绘画、舞蹈等，也都得到了发展，建立了专门的教育发展体系，民国时期的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

民国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的发展，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所以说，这三个看似不同的领域的发展，都具有相同的特点，融入了时代的特色，并且，与外国的先进的思想、理论以及技术相结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当今的社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经验教训。

民国时期的史学、文学及艺术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０８级２班

冯曦

２００８１１１１０２００４４

作文四：《民国时期的土匪》3600字

民国时期的土匪　土匪问题是近代中国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其影响从乡村蔓延到城市，从下层推演至上层。土匪活动不仅是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而且土匪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争的对象，反动势力利用过他们，进步势力也争取过他们。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以往人们只是注视它和议论它，很少有人能透彻地了解它和科学地解释它。因此，有关土匪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究竟如何给土匪下定义？什么人充当土匪？土匪组织的内幕如何？土匪猖撅的原因是什么？土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结局如何？土匪的文化内涵有哪些？土匪与民主革命又是什么关系？等等。

（一）“土匪”的界定问题”。

“土匪”是一种笼统含糊的称谓。在近代中国，被寇以“匪”字的称呼很多，如粤匪、夷匪、拳匪、会匪、教匪、团匪、兵匪、官匪、枭匪、烟匪、胡匪、山匪、共匪、赤匪、蒋匪等等，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内涵差别很大。很显然，在中国有一个传统，即政治上的敌对双方互相用“匪”字污蔑对方，以达到确立自己一方正义性的目的。所以，我国文献中关于“匪”的大量记载所函盖的内容和性质是广泛的，仅仅凭借“匪”字的称谓去判定其实质是想当然的做法。因此，研究土匪的科学前提是明确土匪的概念，从而明确研究对象的性质。国内学者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蔡少卿。他认为“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这个观点吸取了国外学者的意见。此外，牛敬忠参照社会学关于离轨、偏差等概念认为，“土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性的暴力集团，他们以公开烧杀、奸淫为活动手段，在行政上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们是与整个社会为敌的。”（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谭属春认为“土匪是指旧中国那些一惯用杀人放火、抢劫、绑票、勒捐等暴力恐惧手段，劫掠他人财物以满足个人私欲，从而危害社会、破坏生产、阻碍历史前进的个人和集团。”（注：谭属春《近代中国的匪患问题初探》，《求索》１９９４年第４期。）李英铨与谭的看法基本一致，他着重强调了中国近代土匪的时间界定，认为中国近代土匪开始于清末和辛亥革命时期，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土匪。（注：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上述界定，虽然标准不一，但基本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对象的实质，为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稍嫌不足之处在于没有突出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没有反映出中国近代土匪自身的独特性。

（二）土匪的分类。

蔡少卿提出按土匪活动的地域特点、土匪的性质和土匪的组合方式、活动规模、持久能力等因素三个标准分别从不同角度去分类。（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这种分类方法更便利于深入研究。孙燕京则根据近代中国不同的地理区域的环境特征和土匪活动特点将近代土匪分成四种类型。（注：见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对土匪进行分类，有利于科学地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土匪的分类必须以符合中国近代国情和土匪自身的特点为前提，在这一点上，国内学者做得比较好。

（三）土匪产生的根源。

中国近代土匪之多，举世罕见，寻根探源是十分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的社会特征。

蔡少卿认为，“土匪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盗匪活动是农民对压迫和贫困的一种反抗。”农村剩余人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农民、溃散的士兵、在社会生活中缺乏机会或遭到不幸挫折的人等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极有可能参加土匪（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他们还从“社会——政治——经济——心理——行为”这一链式关系入手对北洋军阀时期土匪猖獗的原因作了多方面、立体式的剖析。（注：蔡少卿、杜景珍：《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２期。）谭属春则把近代中国匪患产生和猖獗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注：谭属春《近代中国的匪患问题初探》，《求索》１９９４年第４期。）。刘平认为，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与崩溃之中，这形成了一个不断制造盗匪的温床。（注：刘平：《清末民初的太湖匪民》，《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马烈在分析民国时期匪患触目惊心的原因时认为，这一方面是与以往中国封建社会年固有的原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代中国存在的重大缺陷有关。（注：马烈：《民国时期匪患探源》，《江海学刊》，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此外，还有学者就统治者阶级的土匪政策、近代中国政权更迭、流民、鸦片泛滥、秘密社会猖獗、个人心理等与土匪产生的关系作了有益的探讨。（注：见上述牛敬忠、李英铨的文章，另见王振羽：《近代匪祸探源》、《许昌师专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３期；李贤华：《旧中国土匪问题初探》，《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土匪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已不同于古代社会，因此中国近代土匪的产生既有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因素的作用力，又更多地带有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色彩。

（四）土匪的结构研究。

关于土匪的基本成员。贝思飞认为农村劳动力过剩造成了长期失业或不完全就业的大军，它为土匪活动提供了基本来源。（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蔡少卿认为，土匪主要是遭受压迫而逼上梁山的农民，其中无业游民是最主要的来源。（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比较多。（注：见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此外，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也被视为土匪成员的组成部分。（注：李英铨：《辛亥革命时期土匪活动的反动性》，《中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关于土匪的首领。贝思飞认为匪首只在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首领是根据其成就和能力而确定的，匪首有“地痞”、“恶霸”、“阴谋家”、“政客”等几种类型。（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蔡少卿认为头匪头目“加入匪伍往往不是生活所迫，而是政治、道德和个人气质的原因，他们之中固然有一部分人来自上层阶级和一些边际的团体。”他根据匪首的来历和从事匪盗活动的特点，将其分成侠盗型、复仇型、升官发财型、兵痞型、惯匪型、恶霸等六种类型。（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关于土匪的组织形式。贝思飞和蔡少卿都根据人数多寡将土匪团伙分成三种组织形式：小股土匪、大股土匪和土匪军队。组织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直至仿照军队组织形式。蔡还指出许多研究者易忽略的一个形象：即在土匪内部，土匪一般以人、枪入股，按股分脏。（注：蔡少卿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五）土匪的心理研究。把土匪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运用心理学方法来揭示土匪的内心世界是土匪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土匪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其特殊性尤为突出。因此，研究土匪的心理重点应放在土匪的特殊心理状态变化上。

贝思飞认为土匪加入匪帮在心理上有某种满足感，土匪的严重暴力往往是心态严重失衡后的生理渲泄，其心理是自卑的、有巨大压力的病态心理。（注：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蔡少卿、杜景珍则分析了中国农民当土匪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他们认为，一旦农民离开土地就会失去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宗法制度下而产生的吃苦耐劳、忠厚善良的忍耐性，开始奉行“乱世哲学”，看待土匪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注：蔡少卿、杜景珍：《试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匪”》，《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２期。）这就揭示了许多人反复为匪的心态。牛敬忠认为土匪一般具有报复性反社会心理和追求财富的投机心理。（注：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内蒙古师大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六）应该承认，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还十分薄弱，这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课题欠深刻上。史学的描述和考证只是史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土匪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土匪这一社会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使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当前，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思想、**理论为指导，结合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创建中国近代土匪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中国近代土匪史的研究既要在原有课题上进一步深入，又要不断开辟新课题。例如，“农民离村与土匪问题”、“自然灾害与土匪现象”、“人口膨胀与土匪问题”、“土匪与农村社会变迁”“土匪与乡村豪绅政权”、“日本侵华活动中的匪帮”、“土匪与抗日战争”、“中外土匪比较”、“传统土匪与近代土匪比较”、“土匪与地方政权”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研究。此外，资料的整理工作也亟待加强。

最后，我们期待着一本理论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翔实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土匪史》专著早日问世。

作文五：《民国时期的选举》5100字

那时这样填选票

在西方国家，竞选活动往往是热烈而引人注目的，种种自我宣传或自我兜售，显现社会自由而生气蓬勃。但是民国时期的选举不然，人民对之冷漠，竞选者并不重视竞选活动。除南京、上海等较大的都市受外来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类似西方的竞选活动外，全国广大的农村是一片死寂，没有反应。青年党的喉舌《中国评论》有一篇社论这样写道：

全国新闻纸，看不见一篇竞选的好文章，更听不见什么富有政治性的选举演说，也没有一个政党公布他们如果执政将做些什么事情的政策。

常见的竞选方式是酒食邀宴，所谓“无酒无浆，不成道场”，竞选者邀请的是官场主持选务的官员，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乡保长……这些人控有选票，得他们的臂助，即可囊括一个地区的选票。酒食征逐之外，有人还会利用鸦片美色招待。致赠金钱礼物，已是一种贿赂的行为。

至于投票，人民对“神圣的一票”一无认识。２０世纪初年（清末）的选举如此，２０世纪中叶依然如此。《字林报》引述路透社的消息说，记者访问下层社会，一个匠人说：“我不知道什么叫选举，我只知道赚钱养家活口。”一个人力车夫说：“我是一个苦力，有保甲长替我做主就好。”其实何止是下层社会对选举冷漠，中上层有所认识的也寥寥无几。美联社驻中国的一位记者有一个总的批评：“中国人对大选毫无兴趣。”

投票的日期一再改动，但终于有了决定，国代投票日定在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立委在民国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国代、立委分开投票，不知增加了多少人力物力的浪费，一天可了的事，却要拉长为三天，更是令人不解。无论如何，投票启动了，每一个县市分别有数十个或数百个投票所。从人口的众多与地域的辽阔来看，显然还是不方便的。

投票的前夕，有些地方官曾派员宣示，敦促人民出动投票。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潘公展便在广播电台中呼吁人民踊跃投票。投票的当天，南京、上海均汽笛长鸣，南京还有飞机临空散发传单。

投票的场所大多设置在中小学校中，将学生的课桌排成写票与投票的区域，用指针告诉投票人进出的路线，形成一个简单的临时场所。

投票的程序是：验证、签名、发票、书写票、投票，一共五个步骤。选票有一个设计：票长约１０厘米，宽约７厘米，顶端印有黑体字“国民大会代表（或立法委员）选票”字样，并加盖行政区的大印。国大代表选票是空白的，任由投票人填写候选人名字。立法委员的选票有了改进，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圈选即可。采用的是“无记名单记法”。

巡视一下全国各大城市投票的情形，据《申报》报道，北平投票日，天气阴冷，“市民投票欠踊跃”，“第一投票所（在青年馆）上午只有数十人投票”，“第五区的福音堂投票所，上午只有五十余票。铁路公会特种投票所人数最多，五百余张而已”。《大公报》对上海的报道，“一般民众在物价猛跳、生活日艰之际，对选举皆不感兴趣”，“估计全市第一日投票不过十余万张”，“一个投票所最高不过五千张，少则数十张”。三天投票下来，弃权者高达５２％。青岛的报道：“第一日选民颇不振奋，区域投票冷落，竟日投票最多场所有三百人，少则数十人。”天津的报道：“各地秩序井然，各投票所的选民却不甚踊跃，每处不过数百人。”天津市长杜建时认为一般人民教育水准太低，难于提高投票的兴趣；因此，天津七十余万选民，投票者仅得六万八千余，其中废票高达三千三百余张。沈阳投票日“情形热烈”；福建林森县选举，“投票者寥寥”；杭州的自由业投票，大多弃权：“会计师的三十余票，全部弃权；三天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来投票。”

还有一些相关的记载，都说投票不热烈。如刘先云的回忆，谓湖北选举“平静而冷落”，湖北通城县“投票时，选民稀稀拉拉，断断续续，进度很慢。投了一天的票，为数甚少”。

投票冷落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在十一月至元月间举行投票，气候寒冷，冰天雪地，影响至大。再者，人民生活困苦，饥寒交迫，何来投票的兴趣。当时，国共交兵，物价飞涨，自顾不暇，要求毫无政治意识的人民去投票，几为奢望。

投票时也面临一个普遍的困难，多数选民不识字，不知如何投下“神圣”的一票，当局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是请人代笔。过去已有代笔先例，国代、立委选举当然不会例外，代笔人多半是中小学生。史学家张玉法和谢培智在小学时，都曾经在山东家乡被拉去当写票员。三天下来，腰酸背痛。

但是有了写票员并未解决问题，下面引录写票员与投票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其错综复杂：

代写选票的有张庆生、杨光迪、张荫年和我。

投票刚进行半个多小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手拿选票，走到杨光迪代写选票桌前，递过选票。杨光迪接过选票来问道：“你老选谁？”老大娘说：“谁知道谁是谁呀，你看着写吧！”杨光迪解释说：“大娘，刘会文和唐紫园两位，您说选谁我就给您写谁。这是选举法的规定。”老大娘说：“我谁也不知道，你写谁都行啊！”杨光迪提笔在选票上写了“刘会文”。（崔玉庄《国大选举的回忆》）

投票人多半不知道谁是候选人，指导员或代写人不得不手点候选人名单，指指点点，代写的学童谓为“点秋香”。投票人出得门来，别人问他选了谁，“大多瞠目结舌无以回答”。

那时这样“弄”选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批评这次选举“多有不法而贻人口实”，口气颇感失望。一般的印象，都认为这次选举只是形式，或者是一个“过场”，并无实质意义。但是稍为深入观察，会发现舞弊贿赂非常普遍。个人的贿赂行为固然令人厌恶，严重的还是政府与党派的权势介入。

包办选举，上自中央，下至乡保，无处不在。国民党从提名候选人开始，便是一手包办的做法，该党中常会一再指示，党的提名人必须当选，甚至于候补的顺序都一一指明。但是，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张三、李四必须当选，还是有不服者起而竞争。许多国民党人得不到党的提名，便以“签署”方式参加竞选，加上地方派系的倾轧，同时国民党必须为青年党、民社党、社会贤达等背书，情况愈加复杂而呈现混乱。每一个选区出现三五个竞选者十分平常。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虽欲严加控制，事实上没有绝对的把握。　　　　　国民党欲从中央控制，而地方省市另有他们的利害关系，不能完全接受中央的命令。省与县之间也不完全一致。省主席握有实权，意欲一手独揽，管事官员从中牟利，也要分享杯羹，上下各显神通。

政府与党团进行控制，最简单的是配票。下面是一些实例。刘真说：“民国三十七年……我竟以高票当选（立法委员）。”他没有说高票是多少票。他根本没有回到家乡安徽去竞选，一切由党主控，他的得票是分配来的。刘先云竞选立法委员，于投票后三天接到电话，知道他“在（湖北）通县的选票已经按省党部方主委指示，分配六万张给邓翔宇”。刘先云的得票一定不少，当选之余，还可以将多出的票配给别人。刘先云不仅自己竞选，也为他人拉票。他为三青团的汤如炎奔走，因为汤的处境危殆，康泽（前三青团组织处长）要他前去湖南“跑一趟”，设法挽回汤的颓势。刘从武汉来到长沙，找到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王手中握有多方面的选情，知道某人要退选，便将其选票十余万张给了汤如炎，汤顺利“当选”。

另一位湖北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金绍先，自称施展“绝技”，自省主席万耀煌手中取得数万张选票；他是通过康泽的关系，直接向万耀煌要票。他说，万主席的手中“控有一位放弃竞选的女士选票二十余万张”，估计万主席给了他“三至五万张票”。黄通竞选南京市的立法委员，他有这样的记述：

［南京］投票的第一天（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青年部［即三青团］有人打电话给我，“你怎么不来拿票啊？我们这里的三百多张选举权证都在我这里，快来拿去”。我立刻派人去取来，就一大把扔进字纸篓。

不论黄“扔进字纸篓”的话是真是假，三青团控有选票是一个事实。

刘健群在贵州遵义竞选立法委员，遵义有选民三十三万余人，他说：“省方配了我二十七万票，配了［对手］吴六万票。”刘航琛说他当选四川立法委员，得了九十万票，这些票是“弄来的”。刘氏与四川地方军人关系密切，他的当选，来自地方军人的支持。湖南祁阳县国大代表，“中央核定蒋伏生为唯一候选人，进行选举时，选务所将二十万张选票集中在县城，由县党政机关填写选票工作，蒋伏生就这样当上了祁阳县国大代表”。

那时这样左右选举

以上是上层的控票举例，我们再看县市以下对选举的影响。县长左右选举的故事不少，湖北竹溪县陆树声与李燕竞争国代，县长某助陆，“叫人赶写陆票，换取李票……撬开匦子底板，先把李票取出，再把陆票换入，开票唱票时，陆票直线上升超过李票”。江苏崔锡麟在高邮竞选国大，他先拉关系取得了提名，后来，他以一百两黄金贿赂县长，取得了四十万张选票。其实他既已取得国民党的提名，大可不必贿赂，但为了保证当选，还是这样做了。他的自叙：

我并和县长约定，选前两日交换黄金代价与选票。一天深夜，我给县长送去一百两黄金等价的钞票，同时取回了四十万张选票，装了一大麻袋，我并未点数，全放在高邮农民银行（是我下属单位）。我发动行员近二十人，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把每张选票上“崔叔仙”的名字圈写好……投票前一天，我把圈好的选票送交县长。亲眼看到县长把这四十万张选票分封在十个区的投票箱内，加上省府封条，我才放心。

贵州黄平县国代选举，县长黄麟书指示说：

［选票］要掌握百分之八十在孙宏成身上，百分之十在刘文钊，余百分之十可在其他［四］候选人中每人散它一二票。这是内部指示，务必遵守。

江苏丹阳县国代名额，中央指令分配给青年党人。竞选展开之后，青年党俞康与国民党裴元鼎竞争。县长李日刚召集选务人员讲话，务必青年党人俞康当选。开票之日，俞票少于裴，“即将裴之得票所多的票数付之一炬，而易以空白票填上俞康之名”。论者谓这是一个“换龙盗凤”的做法。

乡保长亦同时卷入国代、立委选举。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国民党为剿共而恢复了保甲制度，一个乡保长可能控有数百至数千张选票，他们的重要性突然间显现出来。候选人暗中拉好他们，收买控制在他们手中的选举权证。有一位保长回忆说：“过去进城，哪个看得起你这个乡巴佬！这次进城，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拉，请来请去，还不是为了那几张选票？”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价，说：“要想我［乡］的选票，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岂能随便送人！”向乡保长拉票，变得困难起来。有一位乡长为其所支持的候选人竞选，“竟持枪入投票所，包填选票四千张。另一乡长则领取全乡选票，并不发出，据以勒贿选举”。当然乡保长并不真正具有实力，在他们的上面还有顶头上司，往往他们就成了被控制的对象。“许多县都把乡保长集中在乡公所，关起门来打好圈圈后，放入票箱里，就算是选举结果。”

无知的中小学生也被利用。中小学生被拉去替人写票，原是帮助解决文盲的困难，但竟被拉去代填代投，做了违反选举法的事情。例如四川合江县黄土乡中心小学的学生，说好是去代人写票，但因没有人来投票，“乡公所只有叫学生代填代投，完全包办”。湖北应山县两个中学生被拉去写票，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做了选票的手脚，硬要一个姓易的当选，一个姓杨的落选。他们打开票箱，看见姓杨的选票即将之拿出来，“夹在大衣内，跑到厕所，将选票丢在粪坑里，或点火烧掉”；“在厕所里搞多了，怕人发觉，就偷了带回学校烧。这样丢的丢、烧的烧，不知毁了几万张票”。湖南邵阳爱莲女师的学生被拉去写票，校长对学生说：“大家写杨继荣将军，他是一位有名的将领，要以他为邵阳人自豪。”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以上可以用集体舞弊行为概括之。个人的舞弊贿赂行为又如何？

个人的腐化舞弊大多与金钱有关，国大、立监委的选举中有不少例证。最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监察委员的贿赂案。云南省的监察委员选举，段克昌参加竞选。他估计要从云南省参议会中脱颖而出，最少需要２０张票。他以每票一亿元法币（合黄金三两三钱）收买，一共买了１９张票，关键性的一票是二亿元法币。后来有人在昆明益华银行查到段的一亿元连号支票１６张，收款人都是省参议员。

四川仁寿县国代之争，唐式遵和潘文华两个地方上的军人，互不相让。最后，唐式遵以二亿元法币补偿潘文华而当选。湖北恩施国大代表之争，王献谷是地方大绅，郑子阳是县田粮处长。最后二人妥协，王以一栋洋房赠予郑作为补偿，取得国大代表资格。湖北自忠县（宣城）陈门智卖田二百亩贿选而成为国大代表，恩施张文和以三亿元法币取得对手的选票而当选立法委员。

选票有价，有的昂贵如上述种种，有的便宜，任意即可获取。在贫穷的地方，一些粮食或一点食盐便可交换选票，甚至于吃一碗面条，一杯水酒，即可拿走选举权证，以吸一口鸦片作为交换的也时有所闻。总之，个人之间的贿赂，司空见惯。

作文六：《民国时期的西餐》800字

民国时期的西餐

民国时，西餐馆尚不多见，喜欢吃西餐的人大体有两类。一类是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而养成的生活习惯，如宋美龄等；另一类则是崇洋心态作祟的暴发户，例如商震。商出身寒微，发迹后有“五洋”将军之称，即穿洋服、吃洋饭、住洋房、骑洋马、打洋球。当年的高级军官，一套灰斜纹布的军服料子也不过三四元，而商震的军装则一定要拿到东交民巷的外国裁缝铺去做，仅手工费就不下三四十元。商家雇有专门的西餐厨师。他任３２军军长时，一次招手下三个师的参谋长去家里谈事，饭点上便用西餐款待，同席还有另外两个客人。这两人显然对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席间误把一盆用来洗手的水当汤喝了。商震见状，为免使二人尴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说：“开过的水，可以喝。”以商震的身份，当不会请穷人吃饭，可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吃西餐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还是有些陌生的。但在所谓上流社会的日子里，则另当别论。倒退一二十年，即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一家的生活，就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

民国火车设有餐车，食品则大都是西餐。１９２４年周作人坐火车从北京到济南，他写道：“火车里吃的是大菜”。“大菜”就是西餐。翻看民国铁路餐车，大都是西餐，如三文鱼、沙丁鱼、牛扒、猪排、咖喱鸡饭、番茄鸡丝饭等等；酒水也是西式的，如威士忌、白兰地、啤酒、苏打水、柠檬汁等。张恨水的小说《沪平通车》里，主人公胡子云在火车上偶遇一位独行美女，对其大献殷勤，请人家到餐车吃饭。结果拿过菜单来，一个字都不认识，大煞风景。

西餐制作相对方便，也比较卫生，因而成为早期铁路餐车的主流。１９３３年，铁道部指出：“查各路客车对于乘客饮食大都仅备西餐一种，非但价格过昂，贫苦者无力享受。而食品用具多属欧化，并非我国一般人民之所素习。”为此，铁道部特意制作了一份中餐菜单，发给各大铁路局，要求一个月内筹备完毕，并开始实行，不得玩忽。此后，中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民国火车里。

作文七：《民国时期的大学》5500字

民国时期的大学

智效民　未分类　浏览次数　（２７５１）　２０１５－１０－２６

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地方。要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或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它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接触到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青岛大学的杨振声，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要恢复民国教育的历史真相，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

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

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５０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

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做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当年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完全不同，胡适不仅不可能拿学校的经费出国旅游，而且在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还主动提出只拿车马费不拿薪水的要求。

既然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就在于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无知的官员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并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２９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有良知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

二

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不是一个官，所以他们就只需要对学生负责而不需要对上级负责。所谓对学生负责，最重要的问题是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个工厂，这就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当年的大学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第３１０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

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

化。”（同上，第１４６－１４７页）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失败。

由此可见，所谓对学生负责，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为了一技之长而沦为“一只受过训练的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学电机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做得最有效。

梅贻琦１９３１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１７页，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后来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　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同上，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竺可桢全集》第２卷，第４５３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有鉴于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竺可桢是１９３６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４月下旬，他到学校视察并在校体育馆发表演讲：“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他还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着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同上，第３３４－３３７页）５月１８日，他在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致答词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同上，第３５１页）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

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９月１８日是国耻纪念日，他在新生座谈会上说：“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３７１－３７２页）基于这一理念，他告诫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１９３６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同上，第３７０页）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并想办法改变那些不正常的状况，才是对学生负责。

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在这方面，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大学精神》第２６１页，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他指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写到这里，又想起前两年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该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大家能够了解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民国教育倡导的“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原则，这个问题的症结何在，也就十分清楚了。

作文八：《民国时期的国葬》1000字

１９１６年，黄兴、蔡锷相继辞世。为了表彰他们对创建民国的卓越贡献，当时的国会决定仿照日本的国葬仪式安葬两人。　　　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国会通过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国葬法》。该法共８条，对于享受国葬者的资格、国葬的经费、仪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国葬法》通过后，时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２２日下令国葬黄兴和蔡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２日和１５日，蔡锷、黄兴以国葬礼先后安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国葬黄兴、蔡锷后，国民党籍议员与研究系（其前身为进步党）议员就关于是否应该国葬陈其美展开了激烈争论。　　　民国著名革命老人陈其美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１８日在上海被张宗昌派人加害致死。孙中山与唐绍仪联名致电给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及参众两院，建议对陈其美也实行国葬。这一建议，遭到研究系议员的强烈反对。由于研究系的反对，国葬陈其美之议最终没能通过。直到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９日，才由国民政府国会通过六先烈国葬案，才将陈其美进行国葬。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２８日，北京政府前代理大总统、直系领袖冯国璋病逝。直系军人师景云、陆锦等请求大总统给予国葬。时任大总统徐世昌允准，并交国会通过。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６日，国会认为冯国璋虽为代理大总统，并非正式，且又非薨于任内，不宜于国葬。　　　北京政府时期，继黄兴、蔡锷之后享受国葬典礼者，便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　　　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临时执政段祺瑞发布恤令，称颂孙中山“倡导共和，肇我中夏”。３月１４日，北京非常国会通过决议，以孙中山“有大勋劳于国家”，按照《国葬法》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应行国葬。１９２９年６月，孙中山国葬于紫金山。　　　这一时期，广州的革命政府还为李仲麟、林修梅、程璧光、廖仲恺举行了国葬。　　　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２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病逝于南京。２５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为谭延举行国葬，并因此颁发了第二部《国葬法》。这部《国葬法》与北京政府的《国葬法》相比，没有大的更改。　　　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制度，谁应该享受国葬，一切皆取决于执政当局的好恶，失去了全国舆论的权衡取舍，因而，出现了国葬泛滥的情况。据统计，从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４９年，国民政府先后为谭延、卢师谛、黎元洪、段祺瑞、胡汉民、邵元冲、朱培德、唐继尧、刘湘、谢持、林森、蔡元培、张自忠、柏文蔚、陈其美、张继、郝梦龄、李家钰、覃振、戴季陶等２０人举行了国葬仪式。对其中的某些人物，舆论界是颇有微词的。　（胡滔滔）

作文九：《民国时期的发式》400字

关于化妆专业“明国时期的发饰”制作的实

验报告

实验时间：２０１０年

实验地点：戏美系化妆教室

实验对象：０８级戏美化妆本专班

实验目的：能够系统的制作出民国时期的发型及头饰毛发（胡须），

对毛发制作过程有足够的了解，材质、色彩等方面的归类。

从设计绘画到实际制作，是学生简单明了的完成。

实验要求：了解民国时期的发饰，并熟练掌握发型梳理技巧，了解这

一时代的文化，进一步对发饰进行了解。在制作的过程中，

把握基础绘画，了解种类、制作器具，详细的制作流程，

最终展示毛发制作作品

教学内容知识介绍及讲解：１、学习并掌握男子发式的种类（分头、

背头、偏分头）

２、学习并掌握民国女子的保守派发型

３、学习并掌握民国女子的革命派发型

４、参考资料《我这一辈子》

５、在这过程中讲解并示范这一时期的发

饰，重要的是学生们的动手实践

实验小结：在民国时期发型已趋于现代化，相对于学生的技法还是比

较熟练的，尤其是女子发式，在技巧方面要求不是很多，

很成功的表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发式特点。

作文十：《民国时期的广告》600字

广告，是为了某种特定的需要，通过某种形式，公开而广泛地向公众传递信息。广义的广告包括了效应广告和商业广告。使用商业广告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经济效益。　　　民国时期，特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商品市场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扩展，企业间的竞争加剧，各企业开始关注如何开拓市场，广告也开始被重视。据上海市公用局１９３３年的统计，在上海２３６处公共场所，民用商业类广告牌多达２１６处，面积２８２２平方米。　　　这一时期的商业广告异彩纷呈。广告中售卖的商品繁多，既有香烟、牙膏、肥皂、火柴、绸缎、药品等生活日用品，也有电影、戏剧等文化产品，还有股票、证券等资本产品，也有电话等当时的潮流物件。　　　民国时期的广告以月份牌广告和招贴画广告为主要载体，而广播、杂志、霓虹灯、橱窗、广告车、人体流动举牌广告、大型墙面广告等新兴的广告媒介，也被加以利用。这些广告形式，很多在现代仍然在使用。　　　１９１７年，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开始使用橱窗陈列广告。上世纪３０年代时，上海的永安、新新、大新新等百货公司也在商店门前设置大型橱窗广告。很快，这种广告形式就流行起来。２０年代时，路牌广告开始出现。一开始只是将彩色印刷的大型广告画贴在墙面，后来又发展出有“木架支撑，铅皮装置，油漆绘制”的大型产品。路牌广告主要集中在繁华喧闹的街区、交通要口、铁路沿线屋顶和风景区。　　　１９２６年，上海南京路伊文斯图书公司在其橱窗内用霓虹灯安装了一幅“皇家牌打字机”英文吊灯，这可以算是我国最早的霓虹灯广告。到了上世纪３０年代，上海闹市区的大小商店基本都安装上了霓虹灯招牌及广告，整个“十里洋场”彻夜通明，形如白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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