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李冬木

鲁迅研究月刊　２００６年０７期

〔译者前记〕

作者吉田富夫（Ｙｏｓｈｉｄａ　Ｔｏｍｉｏ）先生，１９３５年生于日本广岛县，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现任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早已熟知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作者的研究范围和成就相当广泛，但通过文学来透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来把握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心灵的脉搏，恐怕还是其“中国学”的最大特色。近几年来，作者向日本翻译介绍的《废都》、《丰乳肥臀》等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读者中获得了新中国文学从未获得过的巨大而良好的反响。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又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而且是一个有着研究者眼光的中国文学的忠实传播者，他在教学、研究和翻译方面的努力，不仅使日本读者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学，也使中国和中国文学接近了日本读者。

但作者的中国研究，最初还是从鲁迅开始的。自第一篇《〈野草〉论》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近年，作者把自己在这三十多年中写下的有关鲁迅的研究论文，择粹而成一集，取名《鲁迅点景》出版（研文出版，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使人们可以从一个研究者那里，略窥这三十几年间鲁迅研究在日本所发生的变化。《周树人的选择》是收在该书里的第一篇论文，但写作时间靠后，最初发表在１９９５年３月出版的《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第２号上。译者当初读到这篇论文时，觉得获益匪浅，故有意且有幸在此把它译介给国内学人。

记得很多年以前曾读过一则笑话：一个旅游者来到一个确曾出过很多名人的小城，他问当地的一个老人：“这里出生过那些名人吗？”老人回答说：“这里没出生过什么名人。这里出生的都是孩子。”鲁迅也是名人，许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探访鲁迅的。在这种习惯的眼光下，人们逐渐注意的便只是“名人”的伟大，忘却了“孩子”的普通，甚至以“名人”覆盖了人之初的“孩子”。但作者在本篇论文中却摘下了如此的“眼罩”，展示了一个非同习惯的视角，即指出“周树人”不是“鲁迅”，后来的鲁迅的“真实”并不一定等于留学生周树人的“真实”，也就是事实。他没用“伟大”去看待，去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而是根据已经发掘整理出来的实证资料，把这一选择还原给了一名“等身大”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从而也就重新勾画出了作为“孩子”，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留学时代的一个生活和精神的侧面。其参考和启发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至于具体情形怎样，还是由本篇论文来讲罢。

对于鲁迅的文学形成来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代所经历的所谓“幻灯事件”，是一个重大的转机。现在无论哪一本鲁迅传上都这样写着。其根据是来自《〈呐喊〉自序》（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日）。

鲁迅在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时候，写下了这篇相当成形的《自序》，回顾了到四十二岁为止的半生的历程，其中，对自己的当初立志学医，后来又终于转向文学的经过做了大致如下的说明：

少年时代，为给父亲治病，为买中医所开的昂贵的中药，自己被屈辱地打发跑当铺。但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后来去南京，在新式学校里接触了西欧近代科学知识，便渐渐地知道了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且又知道了在邻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之际，西方医学的流入发挥了很大作用。（大意）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在某一个时刻，竟在课间上映的幻灯上和中国人相遇了，那是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给俄国做侦探被日军抓来处死的场面：绑在中间的人，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也同样是一些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人们。（大意）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初为救国而立志学医，不久便以“幻灯事件”为契机，觉悟到更为急迫的是改造国民的精神。因为这一图式极为简洁明了，所以也就为一般所接受了。

对此提出疑义的是竹内好。他在《鲁迅》（１９４４年日本评论社）一书中认为，这是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鲁迅文学的结果，是把“他的传记”“传说化”了。他注意到了比《〈呐喊〉自序》晚四年，即在１９２６写作的回想记《藤野先生》（集入《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与“幻灯事件”相并列的另一事件。即部分同学因怀疑鲁迅事先得知了考题而来找茬的事件：他们认为鲁迅经常找藤野先生修改笔记，因此鲁迅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是值得怀疑的。

先是有班里的学生会干事来，说是要借笔记，结果只是随便翻了翻就走了。不久便有匿名信来，开头就说：“你改悔罢！”围绕着莫须有的漏题事件，通篇都是侮辱性的言辞。鲁迅读了这封信，联想到了其他找茬的事。事态本身虽然在鲁迅和理解他的学友的抗议之下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心却被深深地刺伤了。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竹内好把这件事称为“找茬事件”。他说：

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中略）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

“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啦，“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啦，从这些言辞上的表达当中虽然可以感觉到有意把敌对的论点拿来戏弄味道，但倘若姑且不去管它而就事论事，那么竹内好就是要在民族的“屈辱感”当中来寻求鲁迅文学的本源意义上的动力。这就是把鲁迅文学称做“赎罪文学”的竹内好的鲁迅论的出发点。

那么，是把鲁迅的文学看作为了拯救民族的“功利主义的文学”呢？还是看作以弱小民族的屈辱感为能量的“赎罪文学”呢？在对围绕着仙台医专退学所发生的故事的评价的分歧中，便浮现出了两种鲁迅论的系统。似乎可以说，现代中国的鲁迅论，基本上是属于前一系统，而日本的鲁迅论则处在后一系统的流程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用图式化的语言来表述，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对“幻灯事件”的不同评价，似乎决定了两国鲁迅论的方向。

不过，问题不是正在于对“幻灯事件”的解释本身，实际是以后来的鲁迅为前提的吗？毋庸赘言，他在仙台医专的时代，是２３－２５岁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不是“鲁迅”。他以《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出现在文学界，是自此十几年以后的１９１８年的事。然而，“功利主义的文学”这一系统，是按照字面来接受了鲁迅自己对“幻灯事件”所做的解释的，这一点就不必多说了；即使是处在与此相对立的立场上的竹内好，也正像他自己所明确表述的那样：“我是在把鲁迅称做赎罪文学的体系上，来表达我的抗议（指对幻灯事件所做的功利主义解释——笔者注）的。”（《鲁迅》）——他也同样，首先还是把“鲁迅”作为立论的前提的。

但是，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当然，在方法上，我并不是一概否定从结果来逆推，来评价某件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的有效性，而是认为，在此之际也应当经常去做另一方面的努力，即把这件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就鲁迅那里的“幻灯事件”而言，这就意味着从鲁迅传说的束缚中获得一次解放，将此作为留学生周树人所遇到的人生发展的选择问题来解释清楚。

尽管如此，鲁迅揪住“幻灯事件”不放，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继上面提到的《〈呐喊〉自序》之后，他在《〈阿Ｑ正传〉俄译本序及作者自叙传略》（１９２５年５月，集入《集外集》）和《藤野先生》当中又反复两次写了几乎同样的内容。特别是《自叙传略》，这是篇为外国读者写的不到一千字的自传，但即使在这篇短文中，他还是讲述了这件事：

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比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

这显示着这一事件在鲁迅那里的沉重。传说也因而产生。

倘若如此，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不过要是斗胆再细察一下的话，那么在这件看似明了的事件当中，也就并非没有轮廓模糊的部分。其一即鲁迅的文章本身。

处在这一问题事件中心的是那张幻灯片：中国人作为俄国的侦探要被日军所杀害。但《〈呐喊〉自序》是这样描写的：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个叙述是和《自叙传略》里的“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侦探”当然是被日军斩首的。

然而，在《藤野先生》里，这一段就成了——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也就是说，“侦探”是被日军“枪毙”的了。

如果说不论是“砍下头颅来”还是“枪毙”，反正被杀都是一样的，那么话说到这儿也就算完了，只是若要追究细部，也就不可否认，围绕着那么明快地被讲述的“幻灯事件”，鲁迅的记忆是有些暧昧的。

当然，幻灯片上出现的被当作“侦探”绑着的中国人及其看客，在画面上都是静止的，一切情况都要靠解说的，因此记忆上出现含混也是很自然的事，从这一点上说，也并没什么可吹毛求疵的。不过就另一方面而言，这一事实又的确触发我们产生疑问，即当时的留学生周树人看到的和听到的究竟是什么？

周树人在细菌学的课堂上看到了反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其状况证据，在清晰而详细地记录着周树人在仙台时代足迹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编，１９７８年平凡社出版。以下简称为《鲁迅的记录》）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据说，开设作为新增科目的细菌学理论，是从周树人的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自明治三十九年＝１９０６年１月８日起）开始的，由中川爱咲教授来担任。中川是个讲时髦的资产家，半自费从德国买来昂贵的幻灯机，用于教学。中川教授是在阶梯教室上课的，那里有遮光窗帘可以使用。他在助教的协助下对画面加以说明（同上，１０８－１０９页）。

这部德国制幻灯机，是１９６５年夏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的石田名香雄博士在整理房间时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十五枚反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都是“原版”，但其中没有中国“侦探”的出现（半泽正二郎《鲁迅·藤野先生·仙台》第３８－３９页，１９６６年仙台鲁迅会）。

虽然还不好断定石田博士发现的“原版”是否就是周树人所看到的，但是，和周树人同班又是班长的铃木逸太说：在中川爱咲的细菌学课堂上“大概看过四、五次左右”日俄战争的幻灯（《鲁迅的记录》第１７７页）。不过，关于是否有处死中国“侦探”的幻灯片的回答却是暧昧的。在昭和四十九年（１９７４）６月３０日的调查采访中说：“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记不大清楚了。”（第１５７页）而在昭和四十九年８月８日的调查记录中他又是这样表述的：“真有中国人被枪杀的场面吗？”“嗯，好像是这样看到过。”（第１７８页）

这样，也就可以说鲁迅笔下的“幻灯事件”，其和关键性场面有关的直接证据还没有找到，根据只是间接的并且有着相当的程度。然而，铃木逸太作为其有力的证人之一，其记忆中的某一点却与鲁迅的记述显示出微妙的偏移。

据鲁迅说，在上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时，教室里一片欢呼。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周树人的同学，在第一学年的学年考试时有１４２名。在被认为发生“幻灯事件”的第二学年，当然会有考不及格漏下去的学生，同时也会有从上一年级漏下来的学生，因此在人数上似乎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如上所述，幻灯教学是在阶梯教室进行的。一百多人在那里沸沸扬扬地欢呼“万岁”，而自己在这欢呼声中快要被挤死，还得观看幻灯上即将被杀的愚昧的同胞。“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把《藤野先生》的记述放在这样的行文里来读时，其中的屈辱感和孤独感确实是很能打动读者的。

然而，当“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问道：“据说，当时有对着幻灯片高呼万岁的场面……”时，铃木逸太答道：“不，没有。没有这种场面。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肃静的。嗯，看了。对。”（《鲁迅的记录》第１５７页）此外，在另一天的采访调查中，铃木在回答“学生们是否高呼万岁”的问题时也断然否定说：“没那么回事。”

而另一方面，自《〈呐喊〉自序》起，鲁迅的记述始终如一。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

他是记为“须常常随喜”“拍手和喝彩”的。

不能单方面相信铃木逸太的证言是自不待言的，但反过来把鲁迅所记原封不动地当作事实来接受，也不能不令人产生抵触。

不过，对留学生周树人来说，例如在《河北新报》和《东北新闻》等仙台的报纸上发表的随军记者所写的战况报道中，也确实有处死给俄国当侦探，即处死所谓“俄探”的报道。《鲁迅的记录》在《河北新报》明治三十八年（１９０５）７月２８日第二版上发掘出来的“风云儿”的题为《四名俄探被斩首》的通信，其内容如下：

今天下午三时，听说有俄探要被斩首，我刚好是从兵站部返回的途中，也就赶去看了。地点是在距铁岭街约“五丁”的南面的坟地。……看热闹的照例是清人，男女老幼五千余人推推搡搡，拥成一片，蒜臭扑鼻，令人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时候到了，四名定为俄探的支那人五花大绑地被我宪兵像牵羊走进屠宰场一般地带了过来，他们看上去都在四十岁上下。宪兵特意带着他们在人群面前转了几圈示众。此时，这四个人都面色铁青，毫无血色，看热闹来的也都鸦雀无声，屏息凝视。（中略——引者）据他们自己招供，俄国人让他们去焚烧第×师团（东北）根据地附近的兵站部仓库，他们因此得到了动手费×百元，待事成之后，他们还将从某人手里得到事先谈好的另一笔钱。其心着实可恶，然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俄探在几天前还受雇于当地兵站部，每天拿七十钱。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又被拉到众看客面前，兵站部的某参谋拔出如水之刃，只见刀起头落，斩落其首，干净利落。这可恶的四个人，终于和新战场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同书，第３２－３３页）

这是一个把鲁迅描写的“幻灯事件”扩大了的场面，从这个场面上可以看到，处死“俄探”，不是“枪毙”，而是“斩落其首”，《〈呐喊〉自序》和《自叙传略》的记述，和这种实际情况是相近的。与此相一致，《鲁迅的记录》（同书第１６、３２页）还发掘出了许多当时从军记者的通信，他们谩骂当地的中国人是“愚昧之民”，“极端的个人主义”，“贪婪”，“拜金主义”等。

还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的是，从明治三十七年－三十八年（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其间所举行的前后多达五次的市民祝捷大会。

①　　第一次——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八日，祝贺九连城（鸭绿江）战胜。地点在川内练兵场，有五千人参加。

②　　第二次——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六日，祝贺占领辽阳。地点在樱冈公园，有七千人参加。

③　　第三次——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五日，祝贺攻克旅顺。地点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

④　　第四次——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祝贺攻克奉天。地点在仙台城本丸迹的昭和碑建设预定地，有五千余人参加。

⑤　　第五次——明治三十八年六月四日，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地点在樱冈公园，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

①和②是在入仙台医专以前，③以后，周树人则在仙台了。还要顺便提到，在明治三十八年（１９０５）的当时，仙台有“二万户数，十万人口”，其人口数在全国排列第十一位（《鲁迅的记录》第１１页）。因此可以想象上述参加者人数的比率是很高的。这番景象，想必周树人也一定会在仙台的什么地方看到的。关于第三次祝捷大会，《鲁迅的记录》采用了来自《仙台市史》（仙台市政府编，明治四十一年＝１９０８年８月）的资料，这样写道（第１０页）：

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召开的。有一万五千余名市民参加。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之际，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如果把以这样的祝捷大会为高潮的日常性的有关日俄战争的胜利报道以及为提高斗志而组织的各种各样宣传活动等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说，清国留学生周树人是经常处在“万岁”的叫喊以及“拍手和喝彩”声中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幻灯事件”绝不是某一天在阶梯教室，即在细菌学课堂上的空余时间里所突然发生的事，而是在留学生周树人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事。在这种反复着的体验当中，便酿成了某种心理倾向，再加上下面将要谈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也就在某一时刻，促成了周树人从仙台医专退学的决心。后来的鲁迅，就把这一系列的体验集中并且象征性地表现到了在那个阶梯教室里所发生的“幻灯事件”上来了。既然日俄战争本身使周树人的身边包围着一片“万岁”的欢呼，那么阶梯教室里的幻灯也就不可缺少同样的欢呼；既然画面上被杀的同胞不论是“砍”还是“枪毙”，结局都不过是死得不如一条虫子的命运，那么不论怎样也就都无所谓了。坐在阶梯教室里的周树人，当初就听到了这种“解说”的声音了吗？

是否可以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围绕着漏题的“找茬事件”上？与“幻灯事件”不同的是，这方面的情况只能局限于推测。

围绕“找茬事件”，最令人感到奇异的是过去的同学们，特别是铃木逸太记忆中的情况与鲁迅的记述大相径庭。尤其是围绕着事件的处理，其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根据《藤野先生》，事件的经过以及不了了之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来了封找茬的匿名信，周树人很愤慨，便将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同时又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抗议肇事的学生会干事，漏题的流言消灭了，周树人也把那封信退还给了干事们，事情到此结束，写得非常简洁明了。

但在铃木的记忆中，事情是这样的：

对，有这种谣传。因为他的哪科成绩都在中等。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这样说过：什么都不懂，成绩怎么会是在中等？一定是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因此我想，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不管怎样，要真有这事儿，他可就太不幸了。所以就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了，也对藤野先生说了。现在我还记得，我说决不会有这种事。是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的。（《鲁迅的记录》第１５３页）

这是昭和四十九年（１９７４）的采访调查，距事件发生已经过了七十年，因此不能照信不误是自不待言的。但是情况又的确是太不一样了。

按照铃木的说法，他很快就把漏题的“谣传”告诉了藤野先生，并“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是他和同学结束的这件事。在另一场合，铃木也说，因为当时谣传得“很厉害”，所以“什么都没对周君说”，只是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同书，第１６０页）。

但鲁迅却说，是与“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一同去“诘责”的“干事”。铃木是当时班级的总代表，他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吗？

同班的薄场实同学，在“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调查采访时，这样谈到了铃木：

他很乐于助人，因为他经常帮助照顾大家。而且，怎么说呢？他也经常往教授那儿跑，说些什么，总之都是尽量去说些对学生们有利的话。（同书，第１９３页）

铃木和杉村宅朗等人，都是和周树人有着“普通交往”的人，周生病时也去看望什么的。当周树人离开仙台时，他们还开了送别茶话会并一起合影留念（同书，第１５１页）。周树人有张很为人知的照片，是五人合照的，他站在正面的左侧，头戴仙台医专的制帽，穿着立领学生服，拄着一支手杖。这张照片就是在当时照的。铃木完全无所知的“熟识的同学”还会有其他人吗？

那么，《藤野先生》里出现的“学生会干事”是谁呢？当时的仙台医专从一年到四年，并没有学生会，有的只是“同级会”。或许是为了易懂起见而译成了中文的“学生会”，不妨把这个问题先放下。但是“干事”是谁呢？这个“干事”就是“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的人，而且又反复出现：“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这里是表现为复数的“他们”的。

然而，在周树人所属的“同级会”里，本来是没有叫做“干事”的；能被认为可与此相当的“总代表”，只有铃木一个人。当铃木被问道“关于笔记事件，上面写着是干事做的”时，他不得不说：“但是，要说干事——。相当于这个干事的就是我啦……。所以说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这很蹊跷呀。”（同书，第１７４页）

概括铃木的谈话，他对事件的把握情况似乎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①　　周树人“什么都不懂”，“成绩却在中等”，因此也就有谣传说平时格外关照周的“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

②　　“上一学年考漏下来的那帮人”，因为对使三分之一的考生不及格的藤野先生“有反感”，所以就和“低年级学生”过不去，“干了不少”“找茬儿”的事。

③　　黑板上通知的“链镑铣れなく徊裁されたし（全体参加，不要漏席）”（这是按照日语原文的推测，鲁迅文章里的原文为“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这句话里，“漏”字上被加圈儿，并不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暗指漏题，而是“在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出席时”的记号。

铃木对①和②的因果关系并没特殊说什么，似乎可独立看待。从②的“干了不少事”一句看，似乎包含着检查笔记和写匿名信，但也并没有说清楚。

以上所述，并不是要通过比较鲁迅的记述和铃木的回忆来判断哪个是事实，这和在谈到“幻灯事件”时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想要说的是，《藤野先生》中出现的“找茬事件”是否也和“幻灯事件”一样，有着一种象征化的作用呢？在这个问题上，藤野先生的证言是相当宝贵的。

周君来时，尽管日清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是“猪尾奴”，说中国人的坏话，所以同学中间似乎也有这样的家伙，给周君白眼，有意排挤他。（《谨忆周树人君》，《文学指南》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三月号。《鲁迅的记录》第３７２页）

这“白眼”和“排挤”，恐怕是使留学生周树人每次遇到事情便都会感受到的自己的境遇。当把事情放在这种心情下看待时，比如说哪怕是一个单纯的强调，只是在一个“漏”字上画个圈儿，也就不能不即刻被染上某种色彩。在留学生周树人那里，这正是那一时刻的“真实”，后来的鲁迅写作《藤野先生》，正是这种“真实”的象征。

虽然还谈不上是“白眼”和“排挤”，但藤野先生，即藤野严九郎本人，在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绝不是个走运的人。其他的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１４００元以上，而毕业于爱知医学校的藤野，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６００元。另外，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田代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１０００元，远远高于藤野。虽然田代在宫城病院还兼任着眼科部长，但即便如此，藤野的受冷落也是不言自明的。

《藤野先生》描写了先生衣服的寒碜，但理由却不该只归结为人品。铃木回忆说，当时在仙台医专，老师和学生聚会时，学生每人出三十五钱做会费，酒钱则全由教授出，“被大家敬而远之”的藤野先生在这种场合是不出席的（同书，第１５９－１６１页）。这恐怕也是他“被敬而远之”的原因吧。

在不久以后的大正四年（１９１５），当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际，因无学历资格的理由，藤野被“依愿免本官”（六月末），就任医学专门部临时讲师（七月一日），没过多久，这个职务也被解除了（八月九日）（同书，第２６６页）。这些鲁迅当然都不会知道的，但站在周树人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使人预感到后来有如此命运的不起眼的人。后来，鲁迅写《藤野先生》，当然还是始终不变地对这位用红笔给自己修改课堂笔记的孜孜不倦的教师形象的感激之情，但这里同时不是还可以使人感受到有一种倾向和鲁迅终生不变的对以东欧为首的被压迫民族所寄予特别的共感相通吗？若大胆而言，是不是可以认为，藤野先生也是鲁迅作为遭人“白眼”和受人“排挤”的周树人的青春的象征，选取的一个人物呢？

鲁迅后来把藤野先生那张小小的照片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用以鞭策自己的事，也因写了《藤野先生》而广为人知。据说，在离开仙台的几天前，周树人被叫去，在他向藤野先生告别的时候，藤野先生把一张写着“惜别”二字的照片“交给”了他。

但是，藤野严九郎在《谨忆周树人君》里说：“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给的，怎样给的，现在不记得了。”还说：“也许是我妻子交给他的吧。”

《藤野先生》写的是周树人告诉藤野先生自己将不学医学，先生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几天后，把他叫家里去，交给了他一张照片。

但是，藤野却说“不记得了”。

如果做一种折中的解释，那么是不是藤野那天有事出门了，而由他妻子把他吩咐的照片交给了来访的周树人的呢？

但鲁迅使用的动词是“交给”，通常有着“面交”的意思的。

当然，藤野先生也可能有丧失记忆的情况，不过用他的话说，“我自幼起就跟福井藩校出来的野坂先生学汉文，因此我觉得无论如何，不仅要尊重中国的先贤，也要珍重那个国家的人。”——在藤野严九郎其人那里，对和他照顾过的唯一的留学生的离别竟全不留记忆，其可能性究竟可比定到怎样的程度，我觉得自己是不好断然做结论的。

虽然叫做“创作”也并非言过其实，但即使在这一场面中也并非不让人感到在什么地方是做了象征化的处理的。

周树人并不是到仙台来的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东北新闻》明治三十七年（１９０４）九月三十日第七版的《二高及医专入学式》这条消息中，就有“清国留学生”的记事（《鲁迅的记录》第６２页）：

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坿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五十四番地田中力屋方。

“周坿人”显然是周树人之误。他进医专的消息在九月一日的同一张报纸上也看得到，在仙台的一定范围内似乎是颇成为话题的。

问题是另一名清国留学生施霖。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资料，只是在《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第一卷第１３４页的注释里有这样一段：

施霖，字雨若，浙江省仁和人。１９０２年官费留学日本，当初在弘文学院学习，１９０３年进正则学院。１９０４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工兵火药，是进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是笔者现在看到的唯一资料。

浙江省仁和县在清代与钱塘县同属杭州府，民国时代合并为杭县，即现在的杭州市。就是说，这个施霖和绍兴出身的周树人，在浙江省内也算是地理邻近的同乡。

上面提到他１９０２年官费留学日本，周树人也是同年四月官费留学到日本的。但据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新华月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以及其他资料，由南京的矿路学堂总办俞明带到横滨来的为周树人、顾瑯、徐广铸、刘乃弼、伍崇学、张协和六人，并没有施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学校不同的缘故吧。张协和等１０１名来自浙江省的留学生，是年十一月组织了浙江同乡会，并决定发行《浙江潮》杂志，如果施霖是在那以前来到的日本，那么当然也会参加的，即使参加是在以后，那么都在一个弘文学院学习，又是浙江省的同乡，互相认识也是可以考虑的。

施霖和周树人是最早到仙台的唯一的两名清国留学生，他们同住在“田中力屋方”共度入学前后的那段紧张的日子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即使在后来，这两个人也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是住在一处的。周树人在仙台医专时代，曾住过两个地方。从入学后的１９０４年９月起，先是住在片平町五二番地的佐藤屋，不久，又在１１月前后搬到了宫川信哉经营的土樋町一五八番地。周树人和施霖同住过宫川宅，这一情况可以从一张照片上获得证实。这是一张１９０５年住在宫川宅的六名仙台医专学生的照片，其中就有周树人和施霖。这张照片是“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发现的，上面还有宫川在１９１２年回忆往事时的留言。此外还有若干可以用作补充的证据，周树人和施霖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同住在宫川宅是不成问题的，其详细情况可以参照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记录》（第２０８－２１０页）。

然而，这个施霖却在１９０８年７月因第一学年成绩不良而“留级”，没能进级到第二学年（详见补注）。英语３７．３分，三角法２９．３分，代数４０分（只是第一学期成绩），图画５５分（第一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体操１００分。这虽然是周树人离开仙台以后的事，但施霖第二年的成绩，除了体操和图画外，英语讲读、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三角法等都没及格并因此而不能进级。他后来便在二高的学籍上消失了。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等都进了５０分，可以感受到他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不能不说这段插曲还让人感受到，对于清国留学生来说，有语言障碍的学生生活是怎样的严峻（在《鲁迅的记录》第２５４页有施霖成绩的调查记录）。

那么，周树人呢？他的第一学年次的考试成绩，诚如大家所知，可以从下面的这张表（《鲁迅的记录》第１０４页）上看到。

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伦理学德国学化学

第一学期

６０８４６０６９

第二学期

６０６３６０　　６０５０

学年

５８７１７０８３６０６２

平均　　５９．３　　７２．７　　６３．３　　８３．０　　６０．０　　６０．３　６５．５

评价

丁丙丙乙丙丙

他的名次，在１４２人中排第６８位。

为慎重起见，还要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如果两科达不到六十分就不及格，这一年考不及格的人数为三十名。各个科目不及格者的情况是，生理学五十九名，解剖学四十八名，化学四十七名。

那么，周树人在拿到自己的成绩表时会作何感想呢？一般都会这样说，在上面介绍的有将近五分之一不及格的严峻状况下，一个尚有语言障碍的留学生能考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客观地看，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周树人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留学生，也会这样用别人看待此事的眼光来面对这张成绩表吗？

正像周树人的解剖学成绩所显示的那样，在仅差０．３分就可以使其不及格的当时严格的氛围里，这个成绩是应该评价为能勉强进级的。况且这还是处在入门阶段的第一学年的事。我几乎不能想象周树人不会被包围在前途多难的黯淡的思绪当中。如果把这一时期同住一处，或者至少同是清国留学生而且是同乡当然也会有着交往的施霖惨状，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这种感受就会进一步加深。

后来，成了“鲁迅”的周树人，就那件“找茬事件”写下了前面提到的“中国是弱国”的感慨。这句话，意在把民族的屈辱感作为动力，用以引发抵抗的能量，当然不会是假的。但即便这是鲁迅本人的真实，也无法将此原封不动地当作周树人的真实的。

问题大概是在于语言上吧。关于这一点，藤野严九郎之所言，还是应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者的评价来倾听的：

（他）在教室里很认真地记着笔记，但不管怎样，日语从一入学开始就既说不大清楚，也听不大懂，因此在学习上好像是相当吃力的样子。

记得他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谨忆周树人君》）

而周树人自持甚高是不在话下的。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８日，他刚来仙台学习不久，就给同乡蒋抑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收在《鲁迅全集》第１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２１－３２２页）。其中这样写道：

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这段话说得意气风发——在思想和行为上，中国的年轻人决不逊色于日本学生。

把这种自负同前面的成绩表对照起来看，那么也就很难想象因为语言这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周树人不陷入到进退无路的忧郁和无力当中。

而且在同一封信的行文当中，还可以感受到他从一开始就很不适应教学上的很是性急的，填鸭式的死记硬背的方式。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

也许可以说，一旦打下这样的底子，再有加上某种潜在的力量，那么从医学而另寻他径，也就是一跳的问题了。

〔补注〕上面提到的《东北新闻》说施霖“进第二年”。若单纯考虑，系“第一年”之误。但前面提到的《鲁迅年谱》使用了“转学”二字，即“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年级学习”。倘若如此，那么也就可以考虑是让他暂进第二学年而再从第一学年学起。待考。

以上是对周树人作为清国派遣留学生侧面的一个粗略的概观。但他还有另一面，即作为光复会成员的一面。

因为加入秘密组织是连对亲人都不能讲的事，所以围绕周树人加入光复会的问题，从很早开始就有争论。弟周作人的看法（《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第３０期，１９３６年）是否定的，好友许寿裳的看法则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年谱》，１９３７年），而因在弘文学院时代与周树人有过接触的光复会领导人沈瓞民发表了《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１９６０年第１０期）和《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１９６３年中华书局），加入说几乎成为定说。归纳这两篇文章，周树人与光复会的关系如下：

浙学会本来是在杭州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１９０３年１０月，在东京的浙学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商量把活动方针由过去的单纯宣传革命，转换到武装起义上来。具体的步骤是先武力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地，以作为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方针下，他们开始招集同志，沈瓞民和许寿裳去找周树人，周“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极为坚决”。这便是光复会的先声。

随后，光复会１９０４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东京也成立了由王嘉祎负责的支部，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炜、许寿裳、周树人等人参加进来。

１９０３年，作为光复会的先声，当沈瓞民和许寿裳找周树人入会时，他还在弘文学院，但值得注意的是，浙学会这时已明确走上了武装起义的方向。这个方向具体化到什么程度，周树人对此又认同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周树人在参加之际是不会完全没有武装起义的话题的。

不久，周树人在翌年的１９０４年９月去了仙台，但这一期间，陶成章等人在上海计划趁着这年１０月１４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的“万寿节”，各地会党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下面是《记光复会二三事》中的有关部分：

１９０４年８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寿节”实行武装革命。所谓“万寿节”，就是那拉氏七十岁的生日。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革命，用武力占领长沙等地；陶成章、敖嘉熊领导浙、皖诸省会党，也于“万寿节”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义，以为响应。为便于与华兴会方面联系，依照东京浙学会的决议，张雄夫和我往长沙去活动。于是我从日本归国，即往长沙，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

沈瓞民是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决议”离开日本去湖南准备武装革命的，应该认为，身为“东京浙学会”成员之一的周树人也会以某种方式知道这些动向的。

在这里，我想再次提请注意这篇论文开头所引用的《〈呐喊〉自序》一文。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段人们熟得不能再熟的文章，过去只是被读成医学＝救治病人这条线索，而几乎无视了医学＝军医的线索，这种读法是一种充分的解读吗？“战争时便去当军医”这一“梦”中的“战争”，并非一般的战争，而应该是处在浙学会成员热烈讨论着的武装起义延长线上的“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该把面临仙台医专入学考试的周树人只想象成一个抱有医学救国之梦的年轻人，而也应该想象出他的另一面，即怀抱着革命战争之“梦”的一面。后来的鲁迅，几乎闭口不谈自己的这一侧面，只因这是一个本应隐秘的世界。不过就全体而言，《〈呐喊〉自序》在叙述自己的由医学救国转向文学救国的轨迹这一文脉中，唐突地加上“战争时便去当军医”这么一句，致使行文很不协调。因为这对周树人来说，才正是过于沉重的“真实”。

仙台医专入学之后，周树人作为光复会成员的侧面是怎样展开的，还缺乏具体材料，但这条线没断，——虽然时期不明——还可以从１９０５年冬的某一天，他和陈子英一起去横滨接徐锡麟（１８７３－１９０７）这件事上瞥见一斑。徐锡麟是光复会领导人，后来和秋瑾一起策划浙、皖起义，并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杀。他带来的这些人中有陶成章、陈志军、陈魏、龚宝铨等，都是为准备军事起义而来与陆军有关的学校学军事的。他们是以花钱买官位的“捐官”的办法来日本留学的，徐锡麟本人也是其中之一（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树人插手了他们的“捐官留学”，他大概只是去接而已，但如果想到一起去接的陈子英也是光复会成员，那么这里也就无疑闪过了这些秘密革命党成员的侧影。

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里介绍说，这时到达横滨的一行人中的龚宝铨，１９０４年在上海组织了“暗杀团”，其组织的扩大直接联系到光复会的成立。他是章太炎的女婿，后来跟周树人一起听章太炎讲小学（１９０８年夏）。由此还可以想到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１９４８年讲谈社，后为讲谈选书３８）里所讲的一件事：

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将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译注：这段译文取自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第３０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如果假设增田涉转述的是鲁迅原话，那么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这个“暗杀”也就应该归结到龚宝铨的“暗杀团”，因此可以说浮动在周树人身边的，的确是非同寻常的给人以强烈刺激的事态。

而对如此周树人产生冲击的，是在第二学期结束时清国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公布的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正确的说法是反对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５日官报上发表的《关于接收清国人入学的公私立学校的规定》，即《文部省令第十九号》的斗争。这项新规定，旨在把接受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以及留学生个人都完全放在清国公使馆的监视之下。进入十二月，清国留学生结盟罢课以示抗议；陈天华（１８７５－１９０５）为唤起留学生，留下《绝命书》，于十二月八日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回国派，就像秋瑾所代表的那样，坚决主张集体回国，以示抗议；一派是残留派，主张留下继续学业，积蓄实力，且应避免因集体回国而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斗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仙台的周树人虽然并没直接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中，但因为是暑假返回东京的（《鲁迅年谱》第一卷第１５８页），所以对这场斗争的火热也是会有切肤的感受的。如果说，上一章介绍的第一学年的成绩假设是一种负面的能量，那么对于作为光复会成员的周树人来说，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作为一种正面能量就很有可能诱发周树人去摸索一条新的道路。

周树人大约是在１９０６年２月末到３月初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的。退学之前，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杉村和前面提到的铃木逸太等四人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五人还合影留念（《鲁迅的记录》第１５１、１７７页）。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周树人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离开的地方。铃木说茶话会“因故没能开得很长”，他只记得一些无关轻重的谈话（同上，第１５５页）。退学申请是清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李宝巽３月６日向仙台医专校长山县仲艺提出的，许可日期是３月１５日。

给人感觉是一次有条不紊的撤退。

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１９５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里说：

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然“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这段对话是围绕着周树人的退学进行的。但这篇文章，在这段对话之前有着和事实完全不相吻合的记述，即“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而在这段话之后，引用的又是《〈呐喊〉自序》，因此应看成是用鲁迅的话来做注释，是不能照字面来接受的。

退学后的周树人，和许寿裳、周作人计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失败（１９０７年），写作了《摩罗诗力说》（１９０７年），号召以文艺来改造社会，又和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１９０９年）。这一流向经历了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曾一度成为伏流，而不久，在１９１８年又再次涌现地表，鲁迅诞生了。倘若逆流而上地去看，其能被意识到的就是，其起点是因从仙台医专退学而由医学转向文学，“找茬事件”和“幻灯事件”构成了这一展开的动力。这就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描绘给人们的图景。

然而，如果切合于现实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来考虑，当然是不会有这种对未来的预见性的。就学医而言，在放弃这一侧面的背后，也并非没有遭受挫折这一侧面的隐现；倾心于文艺运动，即便是确凿无疑的，但在退学的当时究竟明确到怎样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作为革命秘密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其表现是一直保持到后来的，这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行动上窥见一斑：在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之后，当他在故乡绍兴迎接辛亥革命到来之际，曾亲自拿着指挥刀，组织绍兴中学堂的学生进行街头武装游行，以预防反革命的武装反扑（周建人《绍兴光复前的鲁迅事》，《人民文学》１９６１年７、８号合刊）。

据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曾和周树人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见集入《我所认识的鲁迅》当中的《怀亡友鲁迅》及《回忆鲁迅》两篇）周树人在仙台医专退学，也是他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摸索的一个过程。可以认为，周树人离开仙台时，或许是被某种呆不下去的焦躁驱赶出来的，其心境所处的位置，和竹内好所说的“咀嚼屈辱”是大为不同的。

作者介绍：吉田富夫，日

《悦纳可爱的周树人》1100字

奥数可以为高考加分，英文是工作的敲门砖，“怕”也只能“不怕”。而对于那“沉睡”的周树人呢，却因“怕”而将其遗忘。

周树人就好比在沙漠戈壁中生长的仙人掌，面对这样一个全身都长着刺的东西，很多人都会感到惧怕。但在那样的沙漠中能找到那样的仙人掌，无疑是为人们“干涸”的内心带来了一丝慰藉，它让人看到了绿色的希望。这样的周树人应该不再让你怕了吧！要发现周树人的好，变“怕”为不怕。

淡泊勤奋如他，何怕之有？鲁迅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却被他拿到鼓楼大街卖了，买回几本书和一串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嘴里“唏唏”，顿时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他可爱得就像身边的同学、师长般亲切，还激励着我们勤奋前行，可又有谁知他深邃的眼眸中那抹淡然呢？当你面对这些时，你就不再惧怕周树人了吧！反而觉得有他的世界让你体会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与清雅之趣。

幽默犀利如他，何怕之有？鲁迅笔耕不辍，于是他能“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鲁迅在文章中处处播撒着他的幽默睿智，让人在阅读中得到别样的美的享受。相反，当下的中学生面对作文题时只会叫苦连天，又何谈优美之文采，犀利之文笔？学习周树人犀利的文笔，学习周树人篇篇令人叫绝的作品，学习周树人“不留面子”的写作素养。

刚强伟大如他，何怕之有？他用尖细的笔划破黑夜，用不朽的心去点燃光明，用不变的信念去唤醒良知……一切的一切，只为坚守民族魂罢了，这样的他，你还会“怕”吗？他就犹如那檀香，为夏日的人们驱除“蚊虫”；他就像那红烛，为“黑夜”的人们带来光明；他就似那参天大树，为燥热的人们带来阴凉……当我们在俗世中苦厄不堪，处处碰壁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觅到治疗创伤的好药，可以从他睿智的思想中获得前进的力量，可以在他指引的道路上看到前路的曙光。

你怕或者不怕，周树人就在那里，不远不近；你知或者不知，周树人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你看或者不看，周树人就在那里，不声不响……如此的“周树人”，你还能怕吗？大概只有敬重了吧。

我们需要周树人就应不怕周树人，让周树人常驻心中，让我们悦纳可爱的周树人。

【评点】

本文立意新颖，结构清晰。作者从“三怕”开始分析，认为中学生不但不能怕，反而应该去喜欢，去学习，尤其是要悦纳周树人。然后从三个角度深入说理：“淡泊勤奋如他，何怕之有？”“幽默犀利如他，何怕之有？”“刚强伟大如他，何怕之有？”从这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周树人其人、其文、其精神都是值得我们乃至我们民族一直敬仰和学习的。论证有力，发人深省。

本文选材也很典型。作者所选事例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且不乏新意，尤其是其淡泊勤奋的事例。加上文章多处运用排比，并在文章结尾处化用诗句，让读者感受到文笔、理趣与美感并存。

《悦纳可爱的周树人》1000字

当代学生有三怕：奥数、英文、周树人。可即便如此，仍有千万学子“热衷”于各种奥数英语班，而又有多少学子还记得“沉睡”的周树人呢？

诚然，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刺客”，都会有自己怕的事物。周树人就好比在沙漠戈壁中生长的仙人掌，面对这样一个全身都长着刺的东西，许多人都会感到惧怕。但在那样的沙漠中能找到那样的仙人掌，无疑为人们“干涸”的内心带来了一丝慰藉，它让人看到了绿色的希望。这样的周树人应该不再让你怕了吧！

淡泊勤奋如他，何怕之有？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曾把学校奖励的奖章卖了，换回几本书和一串辣椒。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天寒体困时，他就摘下一只辣椒，分成几片，放在嘴里咀嚼，直嚼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顿时，周身发暖，困意消除，于是又捧起书攻读。他亲切得就像身边的同学、师友，还激励着我们勤奋前行，可又有谁知他深邃的眼眸中那抹淡然呢？回想世人，为了一个职位而钩心斗角，为了经济利益而给猪肉注水，为了ＧＤＰ的增长而大搞名人“故居”……当你面对这些时，你就不再惧怕周树人了，反而觉得他的世界让你体会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与清雅之趣。

幽默犀利如他，何怕之有？鲁迅笔耕不辍，于是他能“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相反，当下的中学生面对作文题只会叫苦连天，又何谈优美之文采、犀利之文笔？学习周树人犀利的文笔，学习周树人篇篇叫绝的作品，学习周树人“不留面子”的写作素养，相信，坚持学习周树人，作文对你来说也只是小菜一碟。如此，你应该觉得他还是有那么一点可爱吧！

刚强伟大如他，何怕之有？炮火轰倒一座座城，利剑屠杀一个个人，泪水掩埋一颗颗心……这样的龙，已是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了吧！是他用尖细的笔划破黑夜，用不朽的心点燃光明，用不变的信念唤醒良知……一切的一切，只为坚守民族魂罢了。这样的他，你还会“怕”吗？当我们在俗世中苦厄不堪，处处碰壁时，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觅到治疗创伤的良药。

你怕或者不怕，周树人就在那里，不远不近；你知或者不知，周树人就在那里，不离不弃；你看或者不看，周树人就在那里，不流不落……“沉睡”的他以一人之勇和整个中国“作对”，以一人之识和五千年的传统“作对”，以一人之心承担了中国五千年的“悲剧”。如此“周树人”你还能怕吗？大概只有敬重了吧。

我们需要周树人就应不怕周树人，让周树人常驻心中，让我们悦纳可爱的周树人。

得分　４９

榜样点评　考生从“三怕”开始分析，认为中学生不但不能怕，反而应该去喜欢、去学习，尤其是要悦纳学习周树人。考生所选事例很有代表性和说服力。且不乏新意。

《周树人和周作人的区别》2700字

周树人就是鲁迅，周作人是周树人的弟弟

周作人（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改的，之前叫什么没兴趣知道了），名字改得好，却未必会做人，在汪伪政府担任六年伪职，其实就汉奸。

周作人其妻是日本女人，应该叫“羽太信子”吧。周作人在老婆面前还是很会做人的把日本老婆的很多亲戚接到北京（当时应该是北平），当然这还不算什么到后来更加会做人，直接给日本人傀儡汪伪政府做事，可能周作人改为周作狗更加妥当。

１９２３年周树人和周作人绝交，亲兄弟的绝交。原因就是周作人的那个老婆，为了日本女人可以认不亲兄弟的可能中国历史上也就周作人吧。

当年在绍兴老家当中学老师的周作人经过亲哥哥的介绍到了北大当教授，周树人（鲁迅）如果没点真本事是不可能办成的。

时代总是不停的变，于是现在就有很多批“鲁迅”的。“鲁迅”的文章的确不是每篇都是佳作，以前看多“李傲有话说”李傲也在“鲁迅”的文章中取了一些不足处劲情的“批”。

两位的同点是：一、文法都受了日本小说的影响，兄弟曾共同翻译过《域外小说史》　二、绍兴水乡的风光情调蕴含于文字之间。尤其是童年的经历。

不同点：一、鲁迅对人性的洞察，对时局的关怀，反映在其文章上便是犀利尖锐。周作人的文章则较为温和。二、鲁迅行文为旁敲侧击，不经意间，就揭露庸众和帮闲的丑恶。周作人的行文充满着文人味，有时是引用一小段一小段的文献。三、鲁迅描写生活是柴米油盐，周作人描写生活是小资情调。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战士，鲁迅和周作人有着基本相同

的历史起点、思想主题和文化贡献，但随着中国现代史的发展，他们在政治道

路、文化思想、人生道路、文学观念及整个世界观方面的分歧愈来愈明显。最

后，鲁迅成为众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开辟了现代文化建设的方向，周作人却一

度沦为民族的罪人，时代的落伍者。如何客观而科学地评价鲁迅、周作人的历

史功绩和探讨其不同选择对于当今文化建设及文学创作的启示作用，是近年现

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界一个难度较大的热门课题。这次会议收到的论

文，水平较以前有一定提高。

对鲁迅、周作人文化思想的比较，从东西文化的融汇、撞击和新旧势力的内在

交锋中把握和理解其思想流向、不同选择和结局，是这次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

与会者一致肯定周氏兄弟在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及研究价值。有的同志认

为，从鲁迅、周作人建构各自文化思想的参照系和思想资料来看，他们代表了

本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并相互抗衡的文化观：全面反传统的五四精神和强调继

承发扬传统儒学，并以此为主体吸收、改造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以谋求中国社会、

文化出路的新儒学。不少人把周作人的悲剧视为其文化选择的悲剧。有的同志

比较了折射在周氏兄弟不同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历史观，认为其中存在着历史进

化论和历史循环论的对立。周作人把历史发展看作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它既不需要外部干预，也毋需内部的斗争，因而无所谓是非，新旧、善恶。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只有顺应自然、冷静观照、无信仰，不参与、绝义务才是唯一正确的人生选择。正是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使周作人由战士变为隐士。有的同志则指出，尽管鲁迅、周作人在摄取西方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几乎在一开始，二者就呈现出不同的接受心态。鲁迅侧重于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具有强烈的民族自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周作人则多着眼于个人对文化艺术的趣味。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和中庸之道，是驱使他由反传统走向回归传统的重要内因。有的同志不同意把鲁迅、周作人活动的背景看作东西文化的交汇融合，认为应该视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同文化体系的交互取代更迭。只有把鲁迅、周作人的种种选择置于这个过程，其功过是非才能更鲜明地凸现出来。鲁迅能始终贴近生活和时代，周作人则在社会主义文化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历史转折关头落后于时代，并最终成为民族的罪人。

关于鲁迅、周作人的文学观的讨论。与会代表充分注意到他们的文学观与其文化观，哲学、政治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的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氏兄弟对新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现代观念。有的同志则通过对“人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两个口号的细致比较，指出尽管它们字面上差不多，但实质却有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之别。有的同志从“人道主义个性论者”的精神特征切入，探论了周作人的哲学与诗学之间的有机联系，认为“自我”、“个性”、“趣味”等人本主义自由原则，始终居于其哲学和诗学思维的中心，其进步意义和消极作用都可从这方面去理解把握。有的同志则指出，反映在作品中的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既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基督教式的近代现世主义精神和执着现实、迷醉人生、向外扩张、表现自我的西方审美意识，又有以东方佛道为基础，充满出世精神，超越现实，忘却物我，以虚幻无为的方式把握世界万物的东方传统审美意识，二者的并存、综合、同化作用，使他的创作能够在充分接受希腊、日本等文化的同时，仍不失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真精神。

鲁迅与周作人在散文（包括杂文、小品）、新诗创作方面的成绩。就散文创作而言，有的同志引证阿英的话说，从作品所体现的作家形象看，鲁迅是一个始终战斗不息的战士，周作人则是一个亦战斗亦休息，且战士气日趋淡薄而绅士味

与日俱增的战士加绅士。有的同志则指出，消沉后的周作人通过编文集剔除“浮躁凌厉”的文字等手段，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托钵老僧”的形象，我们要认识周作人的历史本来面目，不可不看其集外遗文。也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作出客观的评价。有的同志把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结构概括为：平和冲淡的艺术理想，　自由节制的美学原则，忧患苦寂闲适的情感基调，以科学理性主义和中庸之道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风貌，纯净淡雅隽永的文体，所有这些构成了拥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有机体。有的同志就鲁迅、周作人与斯威夫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斯威夫特对周氏兄弟的杂文，政论及幻想作品的创作在艺术手法、创作精神、美学趣味上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还有同志对鲁迅，周作人在新诗创作和理论建设方面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讨论，初步厘定了他们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至于周氏兄弟的翻译和古籍整理工作，作为理解他们对于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态度的重要领域，与会者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把梁启超，严复，林纾的译述目为主要对西方文化源流之一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引进，那么周氏兄弟则开辟了引进西方文化的第二源流，即对俄国、东欧与北欧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本精神的文化的引进。有的同志比较了周氏兄弟整理古籍的不同目的，态度，道路和贡献，认为周作人缺少鲁迅那种自觉的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只是一味从趣味出发，因而其成就和贡献自然不同。

《介绍周树人的弟弟周建人》400字

再写：周树人胞弟周建人的生平状况

前言：日前，本人写就关于鲁迅先生的家人名序与其胞弟周作人在世时的一些人生表现与作为，对此不少网友对其有褒奖的亦有讨伐的，笔者认为时至今日吾人应设身处地底去帮周作人想一想，其人生轨迹有时会身不由已的让人使唤，怪就怪他本人身处的年代～是个大动荡的年代，因此，他周作人最后落入了虎口帮助汪伪政权与日本人时期做了一些公职上的职务，最后他被套上“汉奸文人”的称号，抗战胜利后他亦一度坐牢，被判刑２０年，虽后来被改判无罪释放，在人生的后期，他又遭到**的洗礼，从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就是周作人的一生的表现与结局，今本人想再继续写周建人的人生轨迹，以结束对鲁迅家人三兄弟的人生轨迹的全部探讨。

周建人生平的年谱

后语：鲁迅三兄弟长兄名叫周树人，二弟名叫周作人三弟名叫周建人。不难看出，

周氏三兄弟取名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是树人、一个是作人、另一个是建人。依我看这三位都想在那个年代与社会上做好一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与途径，那是三个不尽相同的，也因此三人的结局，也不尽相同。这些应是留给读者深思的地方。

《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17200字

周树人的选择——“幻灯事件”前后

吉田富夫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Ｊ３

【复印期号】２００６年０７期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京）２００６年２期第６０～７２页

【作者简介】吉田富夫，日

〔译者前记〕

作者吉田富夫（Ｙｏｓｈｉｄａ　Ｔｏｍｉｏ）先生，１９３５年生于日本广岛县，１９６３年毕业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现任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早已熟知的著名学者和专家。作者的研究范围和成就相当广泛，但通过文学来透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来把握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心灵的脉搏，恐怕还是其“中国学”的最大特色。近几年来，作者向日本翻译介绍的《废都》、《丰乳肥臀》等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读者中获得了新中国文学从未获得过的巨大而良好的反响。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又不仅仅是一个研究者，而且是一个有着研究者眼光的中国文学的忠实传播者，他在教学、研究和翻译方面的努力，不仅使日本读者接近了中国和中国文学，也使中国和中国文学接近了日本读者。

但作者的中国研究，最初还是从鲁迅开始的。自第一篇《〈野草〉论》起，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近年，作者把自己在这三十多年中写下的有关鲁迅的研究论文，择粹而成一集，取名《鲁迅点景》出版（研文出版，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使人们可以从一个研究者那里，略窥这三十几年间鲁迅研究在日本所发生的变化。《周树人的选择》是收在该书里的第一篇论文，但写作时间靠后，最初发表在１９９５年３月出版的《佛教大学综合研究所纪要》第２号上。译者当初读到这篇论文时，觉得获益匪浅，故有意且有幸在此把它译介给国内学人。

记得很多年以前曾读过一则笑话：一个旅游者来到一个确曾出过很多名人的小城，他问当地的一个老人：“这里出生过那些名人吗？”老人回答说：“这里没出生过什么名人。这里出生的都是孩子。”鲁迅也是名人，许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探访鲁迅的。在这种习惯的眼光下，人们逐渐注意的便只是“名人”的伟大，忘却了“孩子”的普通，甚至以“名人”覆盖了人之初的“孩子”。但作者在本篇论文中却摘下了如此的“眼罩”，展示了一个非同习惯的视角，即指出“周树人”不是“鲁迅”，后来的鲁迅的“真实”并不一定等于留学生周树人的“真实”，也就是事实。他没用“伟大”去看待，去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选择，而是根据已经发掘整理出来的实证资料，把这一选择还原给了一名“等身大”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从而也就重新勾画出了作为“孩子”，作为“人之子”的鲁迅留学时代的一个生活和精神的侧面。其参考和启发价值是自不待言的。

至于具体情形怎样，还是由本篇论文来讲罢。

１

对于鲁迅的文学形成来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代所经历的所谓“幻灯事件”，是一个重大的转机。现在无论哪一本鲁迅传上都这样写着。其根据是来自《〈呐喊〉自序》（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３日）。

鲁迅在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时候，写下了这篇相当成形的《自序》，回顾了到四十二岁为止的半生的历程，其中，对自己的当初立志学医，后来又终于转向文学的经过做了大致如下的说明：

少年时代，为给父亲治病，为买中医所开的昂贵的中药，自己被屈辱地打发跑当铺。但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后来去南京，在新式学校里接触了西欧近代科学知识，便渐渐地知道了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而且又知道了在邻国日本的明治维新之际，西方医学的流入发挥了很大作用。（大意）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但在某一个时刻，竟在课间上映的幻灯上和中国人相遇了，那是在日俄战争中，中国人给俄国做侦探被日军抓来处死的场面：绑在中间的人，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围着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也同样是一些体格强壮而神情麻木的人们。（大意）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当初为救国而立志学医，不久便以“幻灯事件”为契机，觉悟到更为急迫的是改造国民的精神。因为这一图式极为简洁明了，所以也就为一般所接受了。

对此提出疑义的是竹内好。他在《鲁迅》（１９４４年日本评论社）一书中认为，这是站在“功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鲁迅文学的结果，是把“他的传记”“传说化”了。他注意到了比《〈呐喊〉自序》晚四年，即在１９２６写作的回想记《藤野先生》（集入《朝花夕拾》）中所写的与“幻灯事件”相并列的另一事件。即部分同学因怀疑鲁迅事先得知了考题而来找茬的事件：他们认为鲁迅经常找藤野先生修改笔记，因此鲁迅第一学期的考试成绩是值得怀疑的。

先是有班里的学生会干事来，说是要借笔记，结果只是随便翻了翻就走了。不久便有匿名信来，开头就说：“你改悔罢！”围绕着莫须有的漏题事件，通篇都是侮辱性的言辞。鲁迅读了这封信，联想到了其他找茬的事。事态本身虽然在鲁迅和理解他的学友的抗议之下不了了之了，但他的心却被深深地刺伤了。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竹内好把这件事称为“找茬事件”。他说：

幻灯事件和此前找茬事件的关联以及两方的相通之处。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中略）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

“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啦，“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啦，从这些言辞上的表达当中虽然可以感觉到有意把敌对的论点拿来戏弄味道，但倘若姑且不去管它而就事论事，那么竹内好就是要在民族的“屈辱感”当中来寻求鲁迅文学的本源意义上的动力。这就是把鲁迅文学称做“赎罪文学”的竹内好的鲁迅论的出发点。

那么，是把鲁迅的文学看作为了拯救民族的“功利主义的文学”呢？还是看作以弱小民族的屈辱感为能量的“赎罪文学”呢？在对围绕着仙台医专退学所发生的故事的评价的分歧中，便浮现出了两种鲁迅论的系统。似乎可以说，现代中国的鲁迅论，基本上是属于前一系统，而日本的鲁迅论则处在后一系统的流程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用图式化的语言来表述，那么也就可以看到，对“幻灯事件”的不同评价，似乎决定了两国鲁迅论的方向。

不过，问题不是正在于对“幻灯事件”的解释本身，实际是以后来的鲁迅为前提的吗？毋庸赘言，他在仙台医专的时代，是２３－２５岁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不是“鲁迅”。他以《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出现在文学界，是自此十几年以后的１９１８年的事。然而，“功利主义的文学”这一系统，是按照字面来接受了鲁迅自己对“幻灯事件”所做的解释的，这一点就不必多说了；即使是处在与此相对立的立场上的竹内好，也正像他自己所明确表述的那样：“我是在把鲁迅称做赎罪文学的体系上，来表达我的抗议（指对幻灯事件所做的功利主义解释——笔者注）的。”（《鲁迅》）——他也同样，首先还是把“鲁迅”作为立论的前提的。

但是，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当然，在方法上，我并不是一概否定从结果来逆推，来评价某件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的有效性，而是认为，在此之际也应当经常去做另一方面的努力，即把这件事情本身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就鲁迅那里的“幻灯事件”而言，这就意味着从鲁迅传说的束缚中获得一次解放，将此作为留学生周树人所遇到的人生发展的选择问题来解释清楚。

２

尽管如此，鲁迅揪住“幻灯事件”不放，可以说是异乎寻常的。继上面提到的《〈呐喊〉自序》之后，他在《〈阿Ｑ正传〉俄译本序及作者自叙传略》（１９２５年５月，集入《集外集》）和《藤野先生》当中又反复两次写了几乎同样的内容。特别是《自叙传略》，这是篇为外国读者写的不到一千字的自传，但即使在这篇短文中，他还是讲述了这件事：

我于是进了仙台（Ｓｅｎｄａｉ）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比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

这显示着这一事件在鲁迅那里的沉重。传说也因而产生。

倘若如此，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不过要是斗胆再细察一下的话，那么在这件看似明了的事件当中，也就并非没有轮廓模糊的部分。其一即鲁迅的文章本身。

处在这一问题事件中心的是那张幻灯片：中国人作为俄国的侦探要被日军所杀害。但《〈呐喊〉自序》是这样描写的：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个叙述是和《自叙传略》里的“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侦探”当然是被日军斩首的。

然而，在《藤野先生》里，这一段就成了——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也就是说，“侦探”是被日军“枪毙”的了。

如果说不论是“砍下头颅来”还是“枪毙”，反正被杀都是一样的，那么话说到这儿也就算完了，只是若要追究细部，也就不可否认，围绕着那么明快地被讲述的“幻灯事件”，鲁迅的记忆是有些暧昧的。

当然，幻灯片上出现的被当作“侦探”绑着的中国人及其看客，在画面上都是静止的，一切情况都要靠解说的，因此记忆上出现含混也是很自然的事，从这一点上说，也并没什么可吹毛求疵的。不过就另一方面而言，这一事实又的确触发我们产生疑问，即当时的留学生周树人看到的和听到的究竟是什么？

周树人在细菌学的课堂上看到了反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其状况证据，在清晰而详细地记录着周树人在仙台时代足迹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编，１９７８年平凡社出版。以下简称为《鲁迅的记录》）一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

据说，开设作为新增科目的细菌学理论，是从周树人的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自明治三十九年＝１９０６年１月８日起）开始的，由中川爱咲教授来担任。中川是个讲时髦的资产家，半自费从德国买来昂贵的幻灯机，用于教学。中川教授是在阶梯教室上课的，那里有遮光窗帘可以使用。他在助教的协助下对画面加以说明（同上，１０８－１０９页）。

这部德国制幻灯机，是１９６５年夏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的石田名香雄博士在整理房间时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十五枚反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都是“原版”，但其中没有中国“侦探”的出现（半泽正二郎《鲁迅·藤野先生·仙台》第３８－３９页，１９６６年仙台鲁迅会）。

虽然还不好断定石田博士发现的“原版”是否就是周树人所看到的，但是，和周树人同班又是班长的铃木逸太说：在中川爱咲的细菌学课堂上“大概看过四、五次左右”日俄战争的幻灯（《鲁迅的记录》第１７７页）。不过，关于是否有处死中国“侦探”的幻灯片的回答却是暧昧的。在昭和四十九年（１９７４）６月３０日的调查采访中说：“究竟是怎么一种情况，记不大清楚了。”（第１５７页）而在昭和四十九年８月８日的调查记录中他又是这样表述的：“真有中国人被枪杀的场面吗？”“嗯，好像是这样看到过。”（第１７８页）

这样，也就可以说鲁迅笔下的“幻灯事件”，其和关键性场面有关的直接证据还没有找到，根据只是间接的并且有着相当的程度。然而，铃木逸太作为其有力的证人之一，其记忆中的某一点却与鲁迅的记述显示出微妙的偏移。

据鲁迅说，在上映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时，教室里一片欢呼。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周树人的同学，在第一学年的学年考试时有１４２名。在被认为发生“幻灯事件”的第二学年，当然会有考不及格漏下去的学生，同时也会有从上一年级漏下来的学生，因此在人数上似乎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如上所述，幻灯教学是在阶梯教室进行的。一百多人在那里沸沸扬扬地欢呼“万岁”，而自己在这欢呼声中快要被挤死，还得观看幻灯上即将被杀的愚昧的同胞。“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把《藤野先生》的记述放在这样的行文里来读时，其中的屈辱感和孤独感确实是很能打动读者的。

然而，当“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问道：“据说，当时有对着幻灯片高呼万岁的场面……”时，铃木逸太答道：“不，没有。没有这种场面。看的时候，大家都是很肃静的。嗯，看了。对。”（《鲁迅的记录》第１５７页）此外，在另一天的采访调查中，铃木在回答“学生们是否高呼万岁”的问题时也断然否定说：“没那么回事。”

而另一方面，自《〈呐喊〉自序》起，鲁迅的记述始终如一。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

他是记为“须常常随喜”“拍手和喝彩”的。

不能单方面相信铃木逸太的证言是自不待言的，但反过来把鲁迅所记原封不动地当作事实来接受，也不能不令人产生抵触。

不过，对留学生周树人来说，例如在《河北新报》和《东北新闻》等仙台的报纸上发表的随军记者所写的战况报道中，也确实有处死给俄国当侦探，即处死所谓“俄探”的报道。《鲁迅的记录》在《河北新报》明治三十八年（１９０５）７月２８日第二版上发掘出来的“风云儿”的题为《四名俄探被斩首》的通信，其内容如下：

今天下午三时，听说有俄探要被斩首，我刚好是从兵站部返回的途中，也就赶去看了。地点是在距铁岭街约“五丁”的南面的坟地。……看热闹的照例是清人，男女老幼五千余人推推搡搡，拥成一片，蒜臭扑鼻，令人喘不过气来。不一会儿，时候到了，四名定为俄探的支那人五花大绑地被我宪兵像牵羊走进屠宰场一般地带了过来，他们看上去都在四十岁上下。宪兵特意带着他们在人群面前转了几圈示众。此时，这四个人都面色铁青，毫无血色，看热闹来的也都鸦雀无声，屏息凝视。（中略——引者）据他们自己招供，俄国人让他们去焚烧第×师团（东北）根据地附近的兵站部仓库，他们因此得到了动手费×百元，待事成之后，他们还将从某人手里得到事先谈好的另一笔钱。其心着实可恶，然而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俄探在几天前还受雇于当地兵站部，每天拿七十钱。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又被拉到众看客面前，兵站部的某参谋拔出如水之刃，只见刀起头落，斩落其首，干净利落。这可恶的四个人，终于和新战场上的露水一同消失了。（同书，第３２－３３页）

这是一个把鲁迅描写的“幻灯事件”扩大了的场面，从这个场面上可以看到，处死“俄探”，不是“枪毙”，而是“斩落其首”，《〈呐喊〉自序》和《自叙传略》的记述，和这种实际情况是相近的。与此相一致，《鲁迅的记录》（同书第１６、３２页）还发掘出了许多当时从军记者的通信，他们谩骂当地的中国人是“愚昧之民”，“极端的个人主义”，“贪婪”，“拜金主义”等。

还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的是，从明治三十七年－三十八年（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其间所举行的前后多达五次的市民祝捷大会。

①　第一次——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八日，祝贺九连城（鸭绿江）战胜。地点在川内练兵场，有五千人参加。

②　第二次——明治三十七年九月六日，祝贺占领辽阳。地点在樱冈公园，有七千人参加。

③　第三次——明治三十八年一月五日，祝贺攻克旅顺。地点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

④　第四次——明治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祝贺攻克奉天。地点在仙台城本丸迹的昭和碑建设预定地，有五千余人参加。

⑤　第五次——明治三十八年六月四日，祝贺日本海海战大捷。地点在樱冈公园，有一万五千余人参加。

①和②是在入仙台医专以前，③以后，周树人则在仙台了。还要顺便提到，在明治三十八年（１９０５）的当时，仙台有“二万户数，十万人口”，其人口数在全国排列第十一位（《鲁迅的记录》第１１页）。因此可以想象上述参加者人数的比率是很高的。这番景象，想必周树人也一定会在仙台的什么地方看到的。关于第三次祝捷大会，《鲁迅的记录》采用了来自《仙台市史》（仙台市政府编，明治四十一年＝１９０８年８月）的资料，这样写道（第１０页）：

是在得到了攻克旅顺的捷报后，在仙台停车场前广场召开的。有一万五千余名市民参加。会场装点着国旗和彩旗，由乐队演奏了乐曲，并鸣放了烟花爆竹。当爱宕山山顶的焰火升起之际，走上街头的市民们锣鼓喧天，高喊万岁。

如果把以这样的祝捷大会为高潮的日常性的有关日俄战争的胜利报道以及为提高斗志而组织的各种各样宣传活动等因素考虑进来，那么可以说，清国留学生周树人是经常处在“万岁”的叫喊以及“拍手和喝彩”声中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幻灯事件”绝不是某一天在阶梯教室，即在细菌学课堂上的空余时间里所突然发生的事，而是在留学生周树人的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事。在这种反复着的体验当中，便酿成了某种心理倾向，再加上下面将要谈到的种种因素的作用，也就在某一时刻，促成了周树人从仙台医专退学的决心。后来的鲁迅，就把这一系列的体验集中并且象征性地表现到了在那个阶梯教室里所发生的“幻灯事件”上来了。既然日俄战争本身使周树人的身边包围着一片“万岁”的欢呼，那么阶梯教室里的幻灯也就不可缺少同样的欢呼；既然画面上被杀的同胞不论是“砍”还是“枪毙”，结局都不过是死得不如一条虫子的命运，那么不论怎样也就都无所谓了。坐在阶梯教室里的周树人，当初就听到了这种“解说”的声音了吗？

３

是否可以认为，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围绕着漏题的“找茬事件”上？与“幻灯事件”不同的是，这方面的情况只能局限于推测。

围绕“找茬事件”，最令人感到奇异的是过去的同学们，特别是铃木逸太记忆中的情况与鲁迅的记述大相径庭。尤其是围绕着事件的处理，其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根据《藤野先生》，事件的经过以及不了了之的结果是这样的：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来了封找茬的匿名信，周树人很愤慨，便将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同时又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抗议肇事的学生会干事，漏题的流言消灭了，周树人也把那封信退还给了干事们，事情到此结束，写得非常简洁明了。

但在铃木的记忆中，事情是这样的：

对，有这种谣传。因为他的哪科成绩都在中等。有人这样说，也有人这样说过：什么都不懂，成绩怎么会是在中等？一定是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因此我想，怎么会有这种荒唐事？不管怎样，要真有这事儿，他可就太不幸了。所以就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了，也对藤野先生说了。现在我还记得，我说决不会有这种事。是把大家召集起来说的。（《鲁迅的记录》第１５３页）

这是昭和四十九年（１９７４）的采访调查，距事件发生已经过了七十年，因此不能照信不误是自不待言的。但是情况又的确是太不一样了。

按照铃木的说法，他很快就把漏题的“谣传”告诉了藤野先生，并“把大家召集起来说”，是他和同学结束的这件事。在另一场合，铃木也说，因为当时谣传得“很厉害”，所以“什么都没对周君说”，只是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藤野先生（同书，第１６０页）。

但鲁迅却说，是与“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一同去“诘责”的“干事”。铃木是当时班级的总代表，他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吗？

同班的薄场实同学，在“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调查采访时，这样谈到了铃木：

他很乐于助人，因为他经常帮助照顾大家。而且，怎么说呢？他也经常往教授那儿跑，说些什么，总之都是尽量去说些对学生们有利的话。（同书，第１９３页）

铃木和杉村宅朗等人，都是和周树人有着“普通交往”的人，周生病时也去看望什么的。当周树人离开仙台时，他们还开了送别茶话会并一起合影留念（同书，第１５１页）。周树人有张很为人知的照片，是五人合照的，他站在正面的左侧，头戴仙台医专的制帽，穿着立领学生服，拄着一支手杖。这张照片就是在当时照的。铃木完全无所知的“熟识的同学”还会有其他人吗？

那么，《藤野先生》里出现的“学生会干事”是谁呢？当时的仙台医专从一年到四年，并没有学生会，有的只是“同级会”。或许是为了易懂起见而译成了中文的“学生会”，不妨把这个问题先放下。但是“干事”是谁呢？这个“干事”就是“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的人，而且又反复出现：“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这里是表现为复数的“他们”的。

然而，在周树人所属的“同级会”里，本来是没有叫做“干事”的；能被认为可与此相当的“总代表”，只有铃木一个人。当铃木被问道“关于笔记事件，上面写着是干事做的”时，他不得不说：“但是，要说干事——。相当于这个干事的就是我啦……。所以说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这很蹊跷呀。”（同书，第１７４页）

概括铃木的谈话，他对事件的把握情况似乎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①　周树人“什么都不懂”，“成绩却在中等”，因此也就有谣传说平时格外关照周的“藤野先生做了什么手脚”。

②　“上一学年考漏下来的那帮人”，因为对使三分之一的考生不及格的藤野先生“有反感”，所以就和“低年级学生”过不去，“干了不少”“找茬儿”的事。

③　黑板上通知的“链镑铣れなく徊裁されたし（全体参加，不要漏席）”（这是按照日语原文的推测，鲁迅文章里的原文为“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这句话里，“漏”字上被加圈儿，并不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暗指漏题，而是“在特别强调希望大家都来出席时”的记号。

铃木对①和②的因果关系并没特殊说什么，似乎可独立看待。从②的“干了不少事”一句看，似乎包含着检查笔记和写匿名信，但也并没有说清楚。

以上所述，并不是要通过比较鲁迅的记述和铃木的回忆来判断哪个是事实，这和在谈到“幻灯事件”时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想要说的是，《藤野先生》中出现的“找茬事件”是否也和“幻灯事件”一样，有着一种象征化的作用呢？在这个问题上，藤野先生的证言是相当宝贵的。

周君来时，尽管日清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那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是“猪尾奴”，说中国人的坏话，所以同学中间似乎也有这样的家伙，给周君白眼，有意排挤他。（《谨忆周树人君》，《文学指南》昭和十二年（１９３７）三月号。《鲁迅的记录》第３７２页）

这“白眼”和“排挤”，恐怕是使留学生周树人每次遇到事情便都会感受到的自己的境遇。当把事情放在这种心情下看待时，比如说哪怕是一个单纯的强调，只是在一个“漏”字上画个圈儿，也就不能不即刻被染上某种色彩。在留学生周树人那里，这正是那一时刻的“真实”，后来的鲁迅写作《藤野先生》，正是这种“真实”的象征。

虽然还谈不上是“白眼”和“排挤”，但藤野先生，即藤野严九郎本人，在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绝不是个走运的人。其他的在东京帝国大学或外国大学毕业的教授，年薪一般都在１４００元以上，而毕业于爱知医学校的藤野，虽然身为教授，年薪却不过６００元。另外，虽同样毕业于爱知医学校，但在哈莱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教眼科学的田代讲师，其年薪也拿到了１０００元，远远高于藤野。虽然田代在宫城病院还兼任着眼科部长，但即便如此，藤野的受冷落也是不言自明的。

《藤野先生》描写了先生衣服的寒碜，但理由却不该只归结为人品。铃木回忆说，当时在仙台医专，老师和学生聚会时，学生每人出三十五钱做会费，酒钱则全由教授出，“被大家敬而远之”的藤野先生在这种场合是不出席的（同书，第１５９－１６１页）。这恐怕也是他“被敬而远之”的原因吧。

在不久以后的大正四年（１９１５），当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升级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际，因无学历资格的理由，藤野被“依愿免本官”（六月末），就任医学专门部临时讲师（七月一日），没过多久，这个职务也被解除了（八月九日）（同书，第２６６页）。这些鲁迅当然都不会知道的，但站在周树人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以使人预感到后来有如此命运的不起眼的人。后来，鲁迅写《藤野先生》，当然还是始终不变地对这位用红笔给自己修改课堂笔记的孜孜不倦的教师形象的感激之情，但这里同时不是还可以使人感受到有一种倾向和鲁迅终生不变的对以东欧为首的被压迫民族所寄予特别的共感相通吗？若大胆而言，是不是可以认为，藤野先生也是鲁迅作为遭人“白眼”和受人“排挤”的周树人的青春的象征，选取的一个人物呢？

鲁迅后来把藤野先生那张小小的照片挂在书房的墙壁上用以鞭策自己的事，也因写了《藤野先生》而广为人知。据说，在离开仙台的几天前，周树人被叫去，在他向藤野先生告别的时候，藤野先生把一张写着“惜别”二字的照片“交给”了他。

但是，藤野严九郎在《谨忆周树人君》里说：“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给的，怎样给的，现在不记得了。”还说：“也许是我妻子交给他的吧。”

《藤野先生》写的是周树人告诉藤野先生自己将不学医学，先生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几天后，把他叫家里去，交给了他一张照片。

但是，藤野却说“不记得了”。

如果做一种折中的解释，那么是不是藤野那天有事出门了，而由他妻子把他吩咐的照片交给了来访的周树人的呢？

但鲁迅使用的动词是“交给”，通常有着“面交”的意思的。

当然，藤野先生也可能有丧失记忆的情况，不过用他的话说，“我自幼起就跟福井藩校出来的野坂先生学汉文，因此我觉得无论如何，不仅要尊重中国的先贤，也要珍重那个国家的人。”——在藤野严九郎其人那里，对和他照顾过的唯一的留学生的离别竟全不留记忆，其可能性究竟可比定到怎样的程度，我觉得自己是不好断然做结论的。

虽然叫做“创作”也并非言过其实，但即使在这一场面中也并非不让人感到在什么地方是做了象征化的处理的。

４

周树人并不是到仙台来的唯一的清国留学生。在《东北新闻》明治三十七年（１９０４）九月三十日第七版的《二高及医专入学式》这条消息中，就有“清国留学生”的记事（《鲁迅的记录》第６２页）：

清国绍兴府会稽县周坿人（二二）入医学专门学校，同省杭州府仁和县人施霖（二四）入第二高等学校第二年，寄宿在平丁五十四番地田中力屋方。

“周坿人”显然是周树人之误。他进医专的消息在九月一日的同一张报纸上也看得到，在仙台的一定范围内似乎是颇成为话题的。

问题是另一名清国留学生施霖。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资料，只是在《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第一卷第１３４页的注释里有这样一段：

施霖，字雨若，浙江省仁和人。１９０２年官费留学日本，当初在弘文学院学习，１９０３年进正则学院。１９０４年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部工科，学工兵火药，是进仙台第二高等学校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是笔者现在看到的唯一资料。

浙江省仁和县在清代与钱塘县同属杭州府，民国时代合并为杭县，即现在的杭州市。就是说，这个施霖和绍兴出身的周树人，在浙江省内也算是地理邻近的同乡。

上面提到他１９０２年官费留学日本，周树人也是同年四月官费留学到日本的。但据张协和《忆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新华月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以及其他资料，由南京的矿路学堂总办俞明带到横滨来的为周树人、顾瑯、徐广铸、刘乃弼、伍崇学、张协和六人，并没有施霖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学校不同的缘故吧。张协和等１０１名来自浙江省的留学生，是年十一月组织了浙江同乡会，并决定发行《浙江潮》杂志，如果施霖是在那以前来到的日本，那么当然也会参加的，即使参加是在以后，那么都在一个弘文学院学习，又是浙江省的同乡，互相认识也是可以考虑的。

施霖和周树人是最早到仙台的唯一的两名清国留学生，他们同住在“田中力屋方”共度入学前后的那段紧张的日子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即使在后来，这两个人也很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是住在一处的。周树人在仙台医专时代，曾住过两个地方。从入学后的１９０４年９月起，先是住在片平町五二番地的佐藤屋，不久，又在１１月前后搬到了宫川信哉经营的土樋町一五八番地。周树人和施霖同住过宫川宅，这一情况可以从一张照片上获得证实。这是一张１９０５年住在宫川宅的六名仙台医专学生的照片，其中就有周树人和施霖。这张照片是“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发现的，上面还有宫川在１９１２年回忆往事时的留言。此外还有若干可以用作补充的证据，周树人和施霖至少在某一个时期同住在宫川宅是不成问题的，其详细情况可以参照前面提到的《鲁迅的记录》（第２０８－２１０页）。

然而，这个施霖却在１９０８年７月因第一学年成绩不良而“留级”，没能进级到第二学年（详见补注）。英语３７．３分，三角法２９．３分，代数４０分（只是第一学期成绩），图画５５分（第一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体操１００分。这虽然是周树人离开仙台以后的事，但施霖第二年的成绩，除了体操和图画外，英语讲读、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三角法等都没及格并因此而不能进级。他后来便在二高的学籍上消失了。英语作文、德语讲读、德语文法、代数等都进了５０分，可以感受到他付出的巨大努力，但也不能不说这段插曲还让人感受到，对于清国留学生来说，有语言障碍的学生生活是怎样的严峻（在《鲁迅的记录》第２５４页有施霖成绩的调查记录）。

那么，周树人呢？他的第一学年次的考试成绩，诚如大家所知，可以从下面的这张表（《鲁迅的记录》第１０４页）上看到。　　　　　　　　解剖学　　组织学　　生理学　　伦理学　　德国学　　化学　第一学期　　　　６０　　　　８４　　　　　　　　　　　　　　６０　　　　６９　第二学期　　　　６０　　　　６３　　　　６０　　　　　　　　　６０　　　　５０　学　　年　　　　５８　　　　７１　　　　７０　　　　８３　　　　６０　　　　６２　平　　均　　　５９．３　　　７２．７　　　６３．３　　　８３．０　　　６０．０　　　６０．３　　　６５．５　评　　价　　　　丁　　　　丙　　　　丙　　　　乙　　　　丙　　　　丙

他的名次，在１４２人中排第６８位。

为慎重起见，还要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如果两科达不到六十分就不及格，这一年考不及格的人数为三十名。各个科目不及格者的情况是，生理学五十九名，解剖学四十八名，化学四十七名。

那么，周树人在拿到自己的成绩表时会作何感想呢？一般都会这样说，在上面介绍的有将近五分之一不及格的严峻状况下，一个尚有语言障碍的留学生能考到这种程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客观地看，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周树人这个已经二十五岁的留学生，也会这样用别人看待此事的眼光来面对这张成绩表吗？

正像周树人的解剖学成绩所显示的那样，在仅差０．３分就可以使其不及格的当时严格的氛围里，这个成绩是应该评价为能勉强进级的。况且这还是处在入门阶段的第一学年的事。我几乎不能想象周树人不会被包围在前途多难的黯淡的思绪当中。如果把这一时期同住一处，或者至少同是清国留学生而且是同乡当然也会有着交往的施霖惨状，放在一起考虑，那么这种感受就会进一步加深。

后来，成了“鲁迅”的周树人，就那件“找茬事件”写下了前面提到的“中国是弱国”的感慨。这句话，意在把民族的屈辱感作为动力，用以引发抵抗的能量，当然不会是假的。但即便这是鲁迅本人的真实，也无法将此原封不动地当作周树人的真实的。

问题大概是在于语言上吧。关于这一点，藤野严九郎之所言，还是应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者的评价来倾听的：

（他）在教室里很认真地记着笔记，但不管怎样，日语从一入学开始就既说不大清楚，也听不大懂，因此在学习上好像是相当吃力的样子。

记得他并不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谨忆周树人君》）

而周树人自持甚高是不在话下的。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８日，他刚来仙台学习不久，就给同乡蒋抑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收在《鲁迅全集》第１１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３２１－３２２页）。其中这样写道：

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

这段话说得意气风发——在思想和行为上，中国的年轻人决不逊色于日本学生。

把这种自负同前面的成绩表对照起来看，那么也就很难想象因为语言这道无法逾越的高墙，周树人不陷入到进退无路的忧郁和无力当中。

而且在同一封信的行文当中，还可以感受到他从一开始就很不适应教学上的很是性急的，填鸭式的死记硬背的方式。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

也许可以说，一旦打下这样的底子，再有加上某种潜在的力量，那么从医学而另寻他径，也就是一跳的问题了。

〔补注〕上面提到的《东北新闻》说施霖“进第二年”。若单纯考虑，系“第一年”之误。但前面提到的《鲁迅年谱》使用了“转学”二字，即“转学到仙台第二高等学校二年级学习”。倘若如此，那么也就可以考虑是让他暂进第二学年而再从第一学年学起。待考。

５

以上是对周树人作为清国派遣留学生侧面的一个粗略的概观。但他还有另一面，即作为光复会成员的一面。

因为加入秘密组织是连对亲人都不能讲的事，所以围绕周树人加入光复会的问题，从很早开始就有争论。弟周作人的看法（《关于鲁迅之二》，《宇宙风》第３０期，１９３６年）是否定的，好友许寿裳的看法则是肯定的（《鲁迅先生年谱》，１９３７年），而因在弘文学院时代与周树人有过接触的光复会领导人沈瓞民发表了《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１９６０年第１０期）和《记光复会二三事》（《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１９６３年中华书局），加入说几乎成为定说。归纳这两篇文章，周树人与光复会的关系如下：

浙学会本来是在杭州鼓吹革命的知识分子团体，１９０３年１０月，在东京的浙学会成员聚集在一起，商量把活动方针由过去的单纯宣传革命，转换到武装起义上来。具体的步骤是先武力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地，以作为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方针下，他们开始招集同志，沈瓞民和许寿裳去找周树人，周“毫不犹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极为坚决”。这便是光复会的先声。

随后，光复会１９０４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东京也成立了由王嘉祎负责的支部，蒋尊簋、孙翼中、黄鸿炜、许寿裳、周树人等人参加进来。

１９０３年，作为光复会的先声，当沈瓞民和许寿裳找周树人入会时，他还在弘文学院，但值得注意的是，浙学会这时已明确走上了武装起义的方向。这个方向具体化到什么程度，周树人对此又认同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个问题，周树人在参加之际是不会完全没有武装起义的话题的。

不久，周树人在翌年的１９０４年９月去了仙台，但这一期间，陶成章等人在上海计划趁着这年１０月１４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的“万寿节”，各地会党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下面是《记光复会二三事》中的有关部分：

１９０４年８月，陶成章联络各地会党参加革命的工作，略有头绪，就到上海和黄兴、蔡元培密谋，决定十月十四日“万寿节”实行武装革命。所谓“万寿节”，就是那拉氏七十岁的生日。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在湖南、湖北两省同时革命，用武力占领长沙等地；陶成章、敖嘉熊领导浙、皖诸省会党，也于“万寿节”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义，以为响应。为便于与华兴会方面联系，依照东京浙学会的决议，张雄夫和我往长沙去活动。于是我从日本归国，即往长沙，任长沙明德学堂教习。

沈瓞民是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决议”离开日本去湖南准备武装革命的，应该认为，身为“东京浙学会”成员之一的周树人也会以某种方式知道这些动向的。

在这里，我想再次提请注意这篇论文开头所引用的《〈呐喊〉自序》一文。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段人们熟得不能再熟的文章，过去只是被读成医学＝救治病人这条线索，而几乎无视了医学＝军医的线索，这种读法是一种充分的解读吗？“战争时便去当军医”这一“梦”中的“战争”，并非一般的战争，而应该是处在浙学会成员热烈讨论着的武装起义延长线上的“战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该把面临仙台医专入学考试的周树人只想象成一个抱有医学救国之梦的年轻人，而也应该想象出他的另一面，即怀抱着革命战争之“梦”的一面。后来的鲁迅，几乎闭口不谈自己的这一侧面，只因这是一个本应隐秘的世界。不过就全体而言，《〈呐喊〉自序》在叙述自己的由医学救国转向文学救国的轨迹这一文脉中，唐突地加上“战争时便去当军医”这么一句，致使行文很不协调。因为这对周树人来说，才正是过于沉重的“真实”。

仙台医专入学之后，周树人作为光复会成员的侧面是怎样展开的，还缺乏具体材料，但这条线没断，——虽然时期不明——还可以从１９０５年冬的某一天，他和陈子英一起去横滨接徐锡麟（１８７３－１９０７）这件事上瞥见一斑。徐锡麟是光复会领导人，后来和秋瑾一起策划浙、皖起义，并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而被杀。他带来的这些人中有陶成章、陈志军、陈魏、龚宝铨等，都是为准备军事起义而来与陆军有关的学校学军事的。他们是以花钱买官位的“捐官”的办法来日本留学的，徐锡麟本人也是其中之一（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段》，《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树人插手了他们的“捐官留学”，他大概只是去接而已，但如果想到一起去接的陈子英也是光复会成员，那么这里也就无疑闪过了这些秘密革命党成员的侧影。

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里介绍说，这时到达横滨的一行人中的龚宝铨，１９０４年在上海组织了“暗杀团”，其组织的扩大直接联系到光复会的成立。他是章太炎的女婿，后来跟周树人一起听章太炎讲小学（１９０８年夏）。由此还可以想到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１９４８年讲谈社，后为讲谈选书３８）里所讲的一件事：

他曾经向我说过，他在晚清搞革命运动的时候，上级命令他去暗杀某要人，临走时，他想，自己大概将被捕或被杀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亲将怎样生活呢？他想明确地知道这一点，便向上级提出了，结果是说，因为那样地记挂着身后的事情，是不行的，还是不要去罢。（译注：这段译文取自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第３０页，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如果假设增田涉转述的是鲁迅原话，那么在我们所能知道的范围内，这个“暗杀”也就应该归结到龚宝铨的“暗杀团”，因此可以说浮动在周树人身边的，的确是非同寻常的给人以强烈刺激的事态。

而对如此周树人产生冲击的，是在第二学期结束时清国留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公布的所谓《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斗争。正确的说法是反对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５日官报上发表的《关于接收清国人入学的公私立学校的规定》，即《文部省令第十九号》的斗争。这项新规定，旨在把接受清国留学生的学校以及留学生个人都完全放在清国公使馆的监视之下。进入十二月，清国留学生结盟罢课以示抗议；陈天华（１８７５－１９０５）为唤起留学生，留下《绝命书》，于十二月八日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留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回国派，就像秋瑾所代表的那样，坚决主张集体回国，以示抗议；一派是残留派，主张留下继续学业，积蓄实力，且应避免因集体回国而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斗争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仙台的周树人虽然并没直接处在这场斗争的漩涡中，但因为是暑假返回东京的（《鲁迅年谱》第一卷第１５８页），所以对这场斗争的火热也是会有切肤的感受的。如果说，上一章介绍的第一学年的成绩假设是一种负面的能量，那么对于作为光复会成员的周树人来说，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作为一种正面能量就很有可能诱发周树人去摸索一条新的道路。

６

周树人大约是在１９０６年２月末到３月初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的。退学之前，经和他要好的杉村宅郎的提议，杉村和前面提到的铃木逸太等四人为他开了一个送别茶话会，五人还合影留念（《鲁迅的记录》第１５１、１７７页）。在这张现存的照片里，戴着制帽的周树人拄着手杖，昂首挺胸地站在左侧稍稍离开的地方。铃木说茶话会“因故没能开得很长”，他只记得一些无关轻重的谈话（同上，第１５５页）。退学申请是清国驻日公使馆留学生监督李宝巽３月６日向仙台医专校长山县仲艺提出的，许可日期是３月１５日。

给人感觉是一次有条不紊的撤退。

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１９５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里说：

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然“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呆子坏呆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这段对话是围绕着周树人的退学进行的。但这篇文章，在这段对话之前有着和事实完全不相吻合的记述，即“学医以后，成绩又非常之好，为教师们所器重”，而在这段话之后，引用的又是《〈呐喊〉自序》，因此应看成是用鲁迅的话来做注释，是不能照字面来接受的。

退学后的周树人，和许寿裳、周作人计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失败（１９０７年），写作了《摩罗诗力说》（１９０７年），号召以文艺来改造社会，又和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１９０９年）。这一流向经历了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曾一度成为伏流，而不久，在１９１８年又再次涌现地表，鲁迅诞生了。倘若逆流而上地去看，其能被意识到的就是，其起点是因从仙台医专退学而由医学转向文学，“找茬事件”和“幻灯事件”构成了这一展开的动力。这就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描绘给人们的图景。

然而，如果切合于现实的清国留学生周树人来考虑，当然是不会有这种对未来的预见性的。就学医而言，在放弃这一侧面的背后，也并非没有遭受挫折这一侧面的隐现；倾心于文艺运动，即便是确凿无疑的，但在退学的当时究竟明确到怎样的程度也是值得怀疑的。作为革命秘密团体光复会的成员，其表现是一直保持到后来的，这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行动上窥见一斑：在结束留学生活回国之后，当他在故乡绍兴迎接辛亥革命到来之际，曾亲自拿着指挥刀，组织绍兴中学堂的学生进行街头武装游行，以预防反革命的武装反扑（周建人《绍兴光复前的鲁迅事》，《人民文学》１９６１年７、８号合刊）。

据许寿裳说，他在弘文学院时代曾和周树人经常讨论三个问题，即“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见集入《我所认识的鲁迅》当中的《怀亡友鲁迅》及《回忆鲁迅》两篇）周树人在仙台医专退学，也是他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摸索的一个过程。可以认为，周树人离开仙台时，或许是被某种呆不下去的焦躁驱赶出来的，其心境

《我所知道的周树人》2100字

这是一个被认为有着最硬的骨头的人，不过他不是吃钙中钙长大的；这是一个被赋予“怒发冲冠”和“横眉冷对”形象的人，不过他并不是愤青一族的；这是一个被无数专家学者研究的人，不过他一点也不完美；这是一个让无数学生不理解的作家，不过他更不愿意自己灰暗的文字选入教材……

周树人，一位沉稳而又略带抑郁的男子，呐喊而来，坦荡而去。本着一颗真诚的心，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或“俯首甘为”，或“血荐轩辕”，都出自赤子之怀。他的一生是一个苦闷的象征，却给后人留下了言之不尽的话题。

他的出山，有一点好玩。日本留学时，他也算是“愤青”，可惜空虚中暗夜的来袭，一点点地耗尽了他的青春。

１９０９年８月，在从日本驶向中国的轮船上临风站立着一位“海归派”，他先在浙江任教，然后在“咸与维新”那热闹的美丽泡沫中突然不甘心起来，于是开始呐喊。１９１２年，通过挚友许寿棠的举荐，他“出仕”了。用时髦的话，就是当上了公务员。薪水丰厚，工作轻松，福利也不错。每当夜幕降临，摆脱了白天办公室里打发光阴的无聊，周树人又陷入了“等于吃鸦片”的辑录研究，聊作精神寄托，或意义追问，并权作难得的国学修炼，因为这个国家让人难以一眼看穿。

到了１９１８年，“爬来爬去”的钱玄同，终于“爬”到了书屋，怂恿周树人出山。可是周树人拒绝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不跟你们小孩子一块瞎混了。“爬”先生岂肯轻易放弃！终于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爬先生单纯的反驳，竟意外地打动了周树人。于是他便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抗争的旗帜，这一扛便近二十年。

他的文字，有一点好玩。《狂人日记》的横空出世，终于结束了新文化运动热闹过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凄凉场景。虽然，这不是最优秀的作品，但绝对是白话文的扛鼎之作，从此，白话文便一发不可收了。玩味他的文章，总觉得不宜茶余饭后休闲时看，须正襟危坐点灯夜读。漏断人静，那一行行冰冷的文字便热闹地飞舞起来，让人如坐针毡却又熨贴无比。几年来，我习惯了他文字的清冷，习惯了他文字的炙热，习惯了他文字背后的幽默，习惯了他文字背后的痛楚。

小说如是，散文如是，杂文更如是。他的杂文“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却绝不同于林语堂的幽默小品，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杂文文化根底深厚，旁征博引，涉笔成趣；他的杂文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嘻笑怒骂，却绝不隔靴搔痒，而是像匕首一样，让内心藏匿着“小”的人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他的杂文，愤怒的背后藏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既不是愤青一族的愤世嫉俗，更不是帮闲文人的无病呻吟。

都说爱屋及乌，因为喜欢他的文字，自然我也就欣赏他的“世故”和天真。无奈无从模仿，因为那是一种大智慧――热爱生命，却又不向生活妥协。

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周树人的生活是呆板而无趣的，相反，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的生活中有很多好玩的事。

小时候，每逢夏天，和祖母坐在树下乘凉，听祖母讲故事。然后枕着祖母的故事进入梦乡，把自己化作故事里的主人公。这是他在文章中写的。他爱吃甜食，据说是留学时养成的习惯。有朋友从河南给他带来两包柿霜糖，女友告诉他，这糖用柿霜做成，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柿霜糖一搽就好。但此时已经吃了一大半，珍重之下赶紧把糖收好，以备将来药用。不料才到晚上，又觉得生疮的时候毕竟很少，不如趁新鲜吃一点受用。他会宠爱儿子，给他足够的自由。他给儿子取名“海婴”，希望孩子如婴儿般纯真，很有道教的气息。在三十七岁的时候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现在读来，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周树人身上那份浓浓的父爱。

然而，他的死，真的不好玩了。正史上说，周树人死于肺病。这个病，貌似是古代才子佳人都爱得的一种病：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然而周树人却没有这般作态，他也咯血，但并不恹恹，而是把血含在嘴里，化作一篇篇华彩文章。虽然死神固执地用黑色的翅膀覆盖了他，但他并不寂寞，他是以战斗的姿态离开了这个纷繁的世界的。他用咯血的身体给我们留下了一篇篇不朽的文章。

纵观周树人一生，可以用林语堂先生在《人生的盛宴》中所描述的那样来概括：“做文人，而不准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途，那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份自会高。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份。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或曰文人惺惺相惜，或曰文人相轻，总觉得林语堂的文字比领袖的文字亲切些，也更容易发人深思。

（指导教师　童新华）

《[讲解]介绍周树人的弟弟周建人》1500字

再写：周树人胞弟周建人的生平状况

前言：日前，本人写就关于鲁迅先生的家人名序与其胞弟周作人在世时的一些人

生表现与作为，对此不少网友对其有褒奖的亦有讨伐的，笔者认为时至今日

吾人应设身处地底去帮周作人想一想，其人生轨迹有时会身不由已的让人使

唤，怪就怪他本人身处的年代，是个大动荡的年代，因此，他周作人最后落

入了虎口帮助汪伪政权与日本人时期做了一些公职上的职务，最后他被套上

“汉奸文人”的称号，抗战胜利后他亦一度坐牢，被判刑２０年，虽后来被

改判无罪释放，在人生的后期，他又遭到**的洗礼，从而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这些就是周作人的一生的表现与结局，今本人想再继续写周建人

的人生轨迹，以结束对鲁迅家人三兄弟的人生轨迹的全部探讨。

周建人生平的年谱

序　年代　主要经历　备注　１　出生日期　１８８８．１１．１７，１９８４．７．２９，在北京逝世。　终年９６岁　２　籍贯　绍兴都昌坊口　　３　姓名　周松寿，后改名周建人　笔名：克士等

４　学历　据说是自学成材的，后在北京大学毕业

周建人的家人关系较为复杂，因为周建人有二个夫

人：第一个夫人是周作人妻的妹妹，羽太芳子，

１９１５年生男孩取名冲，不满一岁后便夭折。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生一女孩，取名鞠子，又名马理。　　５　家人姓名　１９１９年５月第三个男孩出生，取名沛又名丰二。

１９２２年２月第四个男孩出生，取名丰三。

第二个夫人是１９２５年王蕴如与周建人同居并生有三

个女儿，分别取名周晔、周瑾、周渠。

潜心研究生物学，并从事著译工作，代表作品有辛　６　主要著作　亥游录，论优生学与种族歧视、研究鲁迅等。

１、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力主妇女应与男子有同

样的权利。　　７　主要成就　２、对鲁迅一生的研究。

３、研究植物生物学科。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工作长达２３年之久，并

在东方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１９２３年时应瞿

秋白的邀请赴上海大学任教，讲授进化论课程，后

８　主要任职　又相继在神州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安徽大学任教，

他在早年１７岁时（１９０５年）在家乡绍兴僧立小学任

教，后任校长。１９０９年２１岁时，他便参加兄长鲁迅

的各种进步组织的活动，并加入越社文学团体。　革命活　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９　动时期　担任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通讯联络工作。

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投入抗日救

亡运动，团结进步人士坚持民族解放运动。在上海

他还组织了马列主义的读书会。任生活书店与新知

识书店的编辑，投身爱国民主运动，评击内战政策，抗战胜利　１０　写了许多有关鲁迅的文章，此举为弘扬鲁迅的战斗后的表现　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周建人与马叙

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人在上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

会，他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后又任上海人

民团体联合会的理事。

１、他于１９４８年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２、以民主促进会的身份，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届会在中国共议。　产党政府　１１　３、任中央出版署的付署长。　中的任职４、高等教育部付部长。　状况　５、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省长与付主席等职为中国共

产党第９、１０、１１届的中央委员。

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的付担任党外委员长，还在政协任过第５第６届政协付主席等职。　１２　的职务　他应该说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办人与领导人，一

点也不为过。

后语：鲁迅三兄弟长兄名叫周树人，二弟名叫周作人三弟名叫周建人。不难看出，周氏三兄弟取名都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是树人、一个是作人、另一个是建人。依我看这三位都想在那个年代与社会上做好一个人，至于用什么方法与途径，那是三个不尽相同的，也因此三人的结局，也不尽相同。这些应是留给读者深思的地方。

《周树人即鲁迅的弟弟翻译官》300字

周树即人迅鲁的弟弟翻，译家。　品作览

一《洲文学欧》史　近代《欧洲文史》　《学谈龙集　》　儿《童学小　论》文《　自的己地》　《中园新文学国的　源流》《　迅鲁说小里的人物》　《老　桥虎杂》诗《鲁迅的　青年时》代　《虎谈集　　《》豆瓜　》　《集日　永》集　《知堂酉乙　编》文　药味集》《　《作周人文全散集》　《周人文类作》　《木编　片集　》《云　看》　集知《文集》堂《知堂　话书》《立　以春　前　周》人作编自集　文苦口《甘口》《　艺术与　生》　《鲁迅活的故家　　《》作人书周　》　《信药杂文堂　《苦竹》杂记　　》《苦随茶　笔　《秉烛》谈　》《风雨谈》　《去的过作工　》《房一角》书《雨天　的书　　《夜读抄》》　《知回堂想》录　《儿童学文论》

小

《周树人》1400字

周树人，１８８１年９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１８９８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

鲁迅文集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孔乙己》。１９１８年５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彷徨》文集《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坟》文集《题记》《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他妈的：?》《杂忆》《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反驳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墓碣文》《?友邦惊诧?论》～鲁迅的自撰文《鲁迅自传》。这些文章都被摘入《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Ｑ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浙江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法等５０多种文字。

被选入课本的篇目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闰土》《藤野先生》《阿长与山海经》《故乡》、《春》、《阿Ｑ正传》等。

诗句

１、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自嘲》，

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３、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题，

４、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无题，

５、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鲁迅．无题，

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鲁迅〃《答客诮》，

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题三义塔，

８、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鲁迅〃《悼杨铨》，

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评《史记》，

言论

１、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２、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３、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血　。，鲁迅说～许广平载于《欣慰的纪念》，

４、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故乡》，　５、我哪里是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６、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７、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８、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９、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１０、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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