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作文:求学之路》800字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了教室,洒在了那一张张幼嫩的脸庞上。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透过窗户传播开去。学校,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也是在这里,踏上了人生的求学之路。
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害怕来到学校。我不敢离开爸爸。爸爸送我到学校,转身就要离去的时候,我死死地抱着大腿。我不放开,我不要呆在学校。是爸爸那双粗糙的双手把我抚养大的,我应该回到爸爸身边,不要上一些无趣的课程,也不要面对老师那凶神恶煞的‘大花脸’。不要,不要……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倒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一转眼,我就走到了小学三年级的开学典礼。那天,空气沉闷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火热的太阳赤烤大地,树,摇摇晃晃,发出‘沙沙’的响声。我,再也不害怕学习了,我渐渐开始厌倦学习和厌倦与学习一个系列的东西。没错,我变成了一个坏男孩,我喜欢打架,喜欢玩电脑,却不喜欢学习。甚至有些开始瞧不起老师。我一个星期都要请三次家长到学校和老师见面。而每次回家,我都见到了爸爸那急得通红的脸。
那一次,我的家长又被请到了老师办公室。老师和爸爸谈论一番后,我们又走在了回家的路上。我又想到爸爸以前是怎么对我的,他从来没有打骂过我。而我却天天惹他生气。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一下子变得这么苍老,一点一点,从我手边留去。
现在,我已经是小学六年级的毕业生了。我的求学之路,算是走到一半了。我将跨进中学的大门。我要离开我的母校。我胸前的红领巾正如我的求学之路,如此的颠簸……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了;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时间为什么一去不复反了呢?是有人偷走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自己逃走了罢,那现在又到了哪里呢?’还是那句老得发霉的话‘一寸光阴一寸金’求学之路,一生只有一次,错过了,就再也一去不复反了。
作文二:《杨子恒求学之路》4600字
杨子恒求学之路,你会含着眼泪看下去
华人学者杨子恒
通渭马营籍华人学者杨子恒当选2006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杨子恒简介
杨子恒:男,汉族,1964年出生于甘肃省通渭县马营镇龙头村,1980年7月毕业于马营高中,1984年7月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1987年和1992年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获农学硕士学位和农学博士学位。现为伦敦大学学院统计遗传学教授。
忍饥挨饿 有志少年誓不辍学
1964年11月1日,
杨子恒出生在“苦甲天下”的甘肃省通渭县农
村,他在兄妹4人中排行老二。父亲杨益曾当过小学教师,喜欢古诗词。杨子恒6岁时,拿着3个鸡蛋钱跨进了银滩小学的校门。家里贫困买不起作业本,杨子恒便用树棍在操场和田头地畔写字、做算术。
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杨益从地头收工回家,推开院门,他顿时惊呆了,杨子恒正在院子里用树棍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写作业,整个地面都是写得工工整整的字。杨益的鼻子一酸,泪流了下来,他走过去搂住儿子,动情地说:“娃,爸就是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给你买个作业本!”
杨子恒用小手抹干父亲的眼泪,懂事地说:“爸,我们学校有很多穷学生都和我一样,树棍当笔,大地当纸,他们的学习一点都不差!” 一个星期后,杨益为杨子恒买了一个作业本。杨子恒从父亲手中接过作业本,眼里顿时盈满了泪水,他对父亲说:“爸,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拿全班第一名!”期末考试,杨子恒的学习成绩果然名列全班第一。
读完小学,杨子恒到镇上的马营中学上初中。学校离家8公里,要翻两座大山。
上学的第一天,母亲凌晨4点钟起床为杨子恒做早饭,父亲也咳嗽着下了炕,默默地蹲在灶门前添柴生火。锅里的水很快就烧开了,母亲望着滚开的水发了一阵呆,取出一把苜蓿洗净放进锅里。
杨子恒喝完野菜汤,背着书包要走,父亲把他叫住了:“娃,村前这段路不好走,我送你一程!”父亲将他送过村口的深沟,从怀里掏出一个烤土豆:“娃,把这个带上,饿了压压饥。”这个烤土豆是前几天父亲串亲戚带回家的,一直放在锅台上,谁都没舍得吃,现在都有一股馊味
杨子恒接过烤土豆在鼻子前嗅了嗅,咽了口唾沫,又塞到父亲手中。父亲急了:“你饿得晚上走不回来怎么办?”杨子恒摇了摇头:“爸,不碍事,我们念书不费劲!还是你留着吧,你要干重体力活呢!”父亲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握土豆的手颤抖不已。
杨子恒在学校发奋苦读,中午不休息,不吃饭,一直坐在教室看书。他的举动引起了班主任杨睿坤老师的注意。杨老师静静地观察了他半个月,心情一天天变得沉重起来。她把龙头村的学生问了个遍,了解杨子恒是否父母周全,是否有后娘虐待。学生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词,杨子恒中午不吃饭,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家的生活太困难了!
杨益知道班主任了解儿子在学校挨饿的情况后,心里格外内疚,他和妻子商量,准备让儿子带点干粮中午充饥。然而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没有法子,愁肠百结的妻子咬了咬牙说:“实在不行就叫恒儿不上学,在家吃糠咽菜也能填饱肚子!”
杨益望着妻子,久久没有说话。让儿子辍学,杨益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儿子爱书成癖,嗜书如命,如果不让他上学,他会一辈子都不开心。 妻子的泪流了下来:“恒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如果饿坏了身子??”杨益痛苦地点了点头。
晚上,杨子恒回到家,杨益便将他们的决定告诉了他。杨子恒站起身,坚定地说:“爸,妈,我不辍学!”杨益叹了口气说:“你也不能饿着肚子读书啊!”杨子恒说:“饿肚子算什么,只要有书看,什么都忘记了!”杨益走过去摸着儿子的头,疼爱地说:“娃,你还小,身体要紧
杨子恒的泪流了下来:“爸,你就让我继续读书吧!我一直是全班的第一名,我对数学和物理像着了魔一般痴迷,将来我想当一名科学家!我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理想!爸,读书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放弃,就是饿死也不放弃!”
杨益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把儿子搂进怀中,斩钉截铁地说:“娃,爸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书!”
煤油灯下 发奋苦读考上大学
杨子恒的高中依然在马营中学就读。他早出晚归,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晚上回来在煤油灯下看书,一看就到深夜,实在困极了,就用凉水浇头。 杨益心疼儿子,每天都催他熄了灯才回房睡觉。杨子恒等父亲睡熟后,又悄悄爬起来,点燃煤油灯。他的两个鼻孔经常被煤油熏得乌黑。 1980年7月的一天,不到16岁的杨子恒马营高中毕业。这天晚上,杨益正忙着收拾准备第二天送儿子到县城参加高考,他无意中瞅了杨子恒一眼,脸顿时“唰”地变了。他发现杨子恒补丁摞补丁的裤子到处都是窟窿,鞋子也破得十个脚趾都露在了外面,这个样子怎么到县城参加高考?
杨益急了,他忙将杨子恒的母亲拉到一旁商量。杨子恒的母亲急中生智,连夜将一块白布染色缝成裤子,又将杨子恒祖父穿过的一双圆口鞋补好。第二天早晨,杨益将裤子和鞋递到杨子恒手边,杨子恒笑了:“爸,我这是去考试,又不是去逛大街,穿那么好干什么?”
到县城的40公里山路,杨益骑自行车送杨子恒参加高考。在陡峭的山
坡上,杨益的脚被山石划破,鲜血直流。杨子恒的眼圈红了,他一边给父亲包扎伤口,一边哽咽道:“爸,我一定要考上清华大学!”
杨子恒没有食言,他以高分夺得地区的理科状元,他的总分远远超过了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然而,由于高考时有人抄袭他的物理试卷,导致全考场30多人物理试卷答案雷同,他的物理成绩被计为零分。杨子恒虽然无缘清华大学,却被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录取。
接到录取通知书,杨子恒号啕大哭,说什么也不去上学。
杨益语重心长地劝道:“娃,一个人只要有抱负,在任何学校都能成才!你只要像你的名字一样持之以恒,爸相信你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杨益东凑西借,筹了60元钱,送杨子恒到甘肃农业大学报到。到了学校,安排妥当,杨益把剩下的一点钱全掏给了儿子。
当天晚上,杨益便急着往家赶。到了车站,身无分文的杨益猛然发觉儿子一直跟在他后面。杨子恒手里攥着10元钱,嗫嚅道:“爸,你把这10元钱拿上做路费吧,你回家身上没钱怎么能行?”
杨益望着儿子,笑了:“这钱还是你留着用吧。别担心爸,爸有办法回家!”
父子俩都不肯收钱,推来推去,僵持不下。这时,一列东去的运煤车徐徐开来,杨益推开儿子,敏捷地爬上了货车。杨子恒望着渐渐远去的父亲,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写诗 叮嘱儿子报效祖国
进入大学后,杨子恒在全班52个同学中,学习成绩一直稳居第一。大二时,他参加甘肃省大学生英语竞赛,夺得了第一名。
杨益收到儿子寄回家的荣誉证书,喜泪纵横。他颤抖着手将荣誉证书端端正正地贴在正房的墙壁中央,又连夜步行8公里山路,来到镇上的邮局给儿子打电话。
1984年,杨子恒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动物遗传育种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7年,杨子恒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甘肃农业大学任教。离家近了,杨子恒每个假期都回家看望父母,他和喜欢诗词的父亲一起吟诗,一起在田间地头劳作,他和父亲的心越贴越近。1989年,杨子恒想考博士,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
这天晚上,杨益让老伴炒了几个菜,把杨子恒拉到身边坐下,开了一瓶好酒。他满满斟了两杯酒,对儿子说:“子恒,你从小就有大志,爸支持你!”父子俩端酒的手都有些抖。
喝完这杯酒,杨益沉默了好一阵,突然严肃地说:“子恒,如果考上博士,将来你很有可能到国外留学。如果有这一天,学成后你要回来!” 杨子恒深情地望了父亲一眼,站起来给父亲斟酒。他双手将酒杯捧到父亲面前,一脸凝重地说:“爸,如果真有那一天,学成后我一定回来!” 杨益满意地望了儿子一眼,眼角漾出了笑容。他将布满老茧的右手放在儿子的肩头,心头一热,热泪奔腾而出!
杨子恒从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博士毕业后,果然被公派到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1994年,杨子恒博士后毕业后,在导师的劝导下,准备留在伦敦工作。
收到儿子的来信,杨益通宵未眠,接连几天心里都闷得慌。他赋诗一首,
呼唤儿子归来:“儿子回来!春风呼唤着绽放的花蕾,在党的阳光雨露下,寸草之心怎报得二十载春晖?儿子回来!神州的山河最广阔,凭鱼游浪;祖国的天空最清丽,任鸟翱翔。儿子回来!长城矗八岭,黄河母乳饮九回,椿萱盼得头发白!儿子回来!中华正在崛起,儿孙们都来结成十二亿力量,西方的钞票不稀罕,将东方的金山筑得像昆仑一样。”杨子恒回信时感慨万千:“爸爸的诗催人泪下,我一定回国,听从国家的安排。”
杨子恒回国后,经国家教委派遣,去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8年,杨子恒再次来到英国,被伦敦大学学院聘任为外籍讲师。父亲知道消息后,写信对杨子恒说:“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培养出来的博士生。”杨子恒到伦敦大学后,很快被晋升为教授。
2003年杨子恒生日这天,杨益匆匆地来到镇上给杨子恒打越洋电话。杨益好几个月没收到儿子的来信了,思儿心切的老人心里实在放心不下。杨益拨通了儿子实验室的电话,听到儿子的声音有些沙哑,老人的喉头顿时发哽,他停顿了好半天才说:“子恒,今天是你39岁生日,爸祝你生日快乐!”
杨子恒心头一热,眼泪模糊了镜片,他脱口说道:“爸,对不起,我这段时间很忙,忘了给家里写信!”杨益擦了擦眼睛,说:“爸不怪你??” 杨子恒的泪流了下来:“爸,我明年一定回老家看望全家,再接你和妈到北京去玩!”杨益眼角挂着泪花,脸上绽开了笑容。
2004年7月下旬,杨子恒带着爱人杨帆和女儿苗苗、阳阳回到了阔
别8年的老家。看到儿子一家终于回来了,杨益高兴极了,他问儿子:“你想吃什么?”杨子恒说:“我想吃煮土豆!”很少下厨的杨益,和老伴抢着为儿子煮土豆。土豆端上了桌,杨子恒吃了满满一碗。杨益再次怔怔地瞅着儿子,心里涌现出无限爱意。
一周后,杨益和老伴随杨子恒一家到了北京。他们游故宫,登长城。在八达岭长城,杨益表情严肃地和儿子合了一张影。这是一张一次性成相的快照,杨益郑重地将照片递到儿子手中,意味深长地说:“子恒,爸将这张照片送给你!”
杨子恒双手抚着照片,会意地对父亲说:“爸,看到长城,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
新华网快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0日举行活动,庆祝马营籍华人学者杨子恒当选为2006年度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0日举行活动,庆祝**旅英学者杨子恒教授当选为2006年度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他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旅英华人。 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科学院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学术团体之一,目前有1400多位院士,其中包括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皇家科学院院士都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或工业及科技前沿研究方面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
杨子恒1964年出生于甘肃,1984年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畜牧系,1987年和1992年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获农学硕士学位和农学博士学位。
他现为伦敦大学学院统计遗传学教授。
杨子恒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分子进化论、分子分类学、计算机生物及生物信息学。主要研究内容是应用数理统计学及计算机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分子遗传学资料,以推断不同生物物种间的进化关系,估算物种间的分化年代。他首创了以最大似然法为基础的模型和假说检验方法,该方法已成为分子进化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他开发的软件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利用。
在庆祝活动上,中国驻英大使查培新说,杨子恒的当选,是所有旅英华人学者的骄傲,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也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代表教育部发来贺电,向杨子恒表示祝贺。
作文三:《尹伯成求学之路》14700字
我的求学之路
尹伯成
一、小学到初中
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镇附近的一个叫后智义庄的农村里,父亲尹耕莘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中还种有十几亩地,除母亲照料外,还在春秋二季各雇佣忙工一名耕种。我从小就在田里做农活,插秧、耘稻、收割、施肥等农活都会干。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附近一个王茂公桥初级小学校读书。因为生病,虚年龄8岁才开始上学。1947年秋,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一个叫崔家桥小学读五年级(上)。和初小读书时一样,五年级和六年级同学也是在一个教室里上复式班,老师给我们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六年级同学就自习。五年级和六年级各有十几个学生,因为一个班级人少,我很不费力就得了第一名。1948年春,我父亲离开了这个小学,我就转学到家附近一个规模较大的“棠下小学”读书,因为学生多,五年级单独一个教室,约有50个同学一起上课,我再不能名列第一了,屈居第三名。1948年秋,我转入周铁桥镇上一个规模最大的小学,当时称“竺西小学”。六年级就分甲乙两个班,我在六年级甲班,教我们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尤其是语文老师周中才,算术老师汪兆生,他们不但水平高,而且十分负责。在那个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失败之际,物价飞涨,买东西已很少用纸币,而是直接用实物,连缴学费也是背粮食去学校。
1949年4月,我小学毕业前几个月,我生母陈细大生盲肠炎,请中医看了几天,吃药无效。我用小木船摇到十八里外的和桥镇,那时正值江苏省扬州医院在国民党溃退时临时南迁和桥一个旧庙里。医生看了后说必须“开刀”,但要缴十担稻作为治疗费,缴不出时必须由当地一位绅士作担保人,以保证日后会缴。按理说,住在该镇的一位绅士(余祥仁)是我大姑夫,有资格作保,但他不肯作保人。可怜我母亲只能回到家中,仅过了两天就病死了。我母亲临死前边哭边对我说:“伯成啊,以后你读不成书了!”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几个月后,我按理应去报考初中,但我父亲认为,家中无人种地,作为大儿子,别再读书了,留在家中干农活吧。我偷偷地到周铁镇上考取了竺西中学(那年我虚年龄已14岁),但父亲不让我去读。我无奈失学在家一年,边学种田,边看书。看些什么书呢?我把父亲读师范时(我父亲师范毕业)读过的书翻出来乱看,记得只有“国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看懂了一些,而像“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之类的都看不懂。因为我毕竟还只有小学毕业。按兴趣,我当
时看了一些武侠小说,也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一些古典名著。至于“石头记”(即红楼梦)就是不喜欢看。我记得当时对这些小说中的诗词一概不感兴趣,只看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罢了。
1950年夏秋,我失学整整一年之际,下一届同学又要举行升初中考试了,我心中十分着急,也十分难受,比自己年级低的人要做中学生了,自己仍不能读书。情急之中,我在房门上用粉笔写了两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句话从哪里抄来,不记得了),表达我心中向往继续读书的愿望和要求,看来要像滔滔江水一样付之东流了。我父亲看到了这两句后说:“哎呀,伯成还想读书。”于是,他就允许我再次去报考竺西中学,并终于让我进了中学读初一。但好景不长,半年下来,我父亲又要我停学继续务农,我无奈又失学了半年。
1951年夏秋,又失学了半年的我,虚年龄已16岁了,心里更难受了。心想再失学下去,这辈子读书机会将永远失去了。我跑到竺西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初一下学期未读),学校不同意。我就跑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另一个初级中学—宜兴私立夏芳初级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该校教导主任徐建飞老师说,可以让我考一下,如考试成绩尚可,可以试读初二。经过单独考试,我进入夏芳初级中学试读初二。这个班级共有四十多位学生,我试读半年下来,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就已位居“第二”,接下来初二(下)、初三都在班上名列第一。由于成绩优良,团支部还吸收我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为什么少学了半年,插班读书还能在学习成绩上赶到同学们前面去呢?这靠的就是勤奋、刻苦。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没有什么好的“天资”,只是不算太笨,要能赶上和超过其他同学,只有靠加倍努力,尤其是“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理科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决不放过,不会做的题目,一直要到“想”出来才罢休,绝不去抄别人的现成答案。就是“语文”、“英文”,也不肯简单地死记硬背。例如,背英文单词时,总是把许多词和该词的“词根”联系起来,再如语文中许多词,也力求理解。一次,语文老师问,“即使”和“虽然”这两个词的意思有什么区别?我举手回答说,即使”指事情还没有发生,“虽然”指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师点头称赞说:“对,对”。我从自己的学习实践中逐步体会到,死记硬背不理解的东西是记不牢的,只有理解的东西才会记得牢。
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不管学习的环境、条件多么差,总是十分珍惜学习时间。我初中读书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晚上要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节省煤油,我们堂兄四人合用一盏美孚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晚上做功课。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身下地干活,如收割、施肥等,大约干1—2小时的农活后,再回家匆匆吃稀饭,然后背上书包,
带上饭盒(那时一般学生都要带饭到学校附近的人家去蒸饭)赶走5里路到学校上课。遇到下雨下雪,还要赤脚(光脚)到学校,因为胶鞋是买不起的。可能是天天如此赶路和干活,倒是把身体锻炼强壮了。
二、高中生活
1953年夏秋之交,我初中毕业又一次面临升学了。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师范,因为读师范(中师)不用缴学费,还有免费吃饭。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深知父亲经济负担沉重,他那时月工资39元,要养全家七口人:我和三个弟弟、祖母、继母和他自己,实在无力供养我读高中;另一方面又觉得读了师范就失去了读高中升大学的希望,我是多么渴望进大学呀!这时,我有位堂兄弟尹锡中(我伯父儿子)和我合计,一起到常州去考省常中。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去考省常中,一定不让我去常州赶考。于是我就说,到常州去考常州师范,我父亲答应了。我和锡中一起在隔夜先走到我姐姐菊芳家中住了一夜,因为她家位于后智义庄去常州的路上一个小村子里。次日,我们一清早,走上了去常州的公路,朝常州方向直奔而去。锡中还带了一只热水壶,里面装了米和开水,几个小时后米变成了粥,供我们路上充饥。大约走了近70 华里,到了常州郊区的湖荡桥,腿实在酸透了,看到汽车飞快地从我们身边开过。锡中说:“我们从未乘过汽车,乘一段路怎么样?”我也同意了。每人花了7分钱买了票上了汽车,只觉得“呼拉啦”一下子就到了常州汽车站。下车后打听去省常中的路如何走,一面走一面看,觉得十分稀奇:城市的街道怎么这样长、房子怎么这样多。那时正值六月天热,走得我们汗流浃背,看到卖冰棍的,锡中说:“我们没有吃过棒冰,买根吃吃好不好?”我说:“好。”两人共花了4分钱买了一根棒冰,你吮几口,我再吮几口,只觉得凉气直往肚皮里钻,感觉真是好极了!走到了省常中,临报名时我又犹豫了。父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像似千斤石担又一次压在我心头。正巧常州师范处在省常中边上,我在师范校门口转了又转,不知如何才好。这时锡中对我说,“你要考师范你一个人去,我绝对考高中!”经他一说,我也停止了犹豫,算了,一起考省常中吧!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报考常州中学。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省立苏州中学一样,在解放前就是一所知名省立中学。解放后更是全省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向往的地方。记得那次高中一共招收10个班级500名新生,考生非常多,后来得知要13名考生取一名,而且这些考生都是当地初中毕业学校中的佼佼者。尹锡中在竺西中学读书时成绩也不差,无奈强手太多,考后心中觉得录取把握不大,因此后来又去考了武进县立前黄中学,这所中学也是不错的,现在也已成为江苏省重点中学之一。
我进省常中读高中后,生活可以说非常艰苦。每月我父亲要寄给我9元钱生活费,其中8.5元作伙食费,还有0.5元作零用钱,包括理发、寄信、买笔和墨水、针线和袜子等,有时还要挤出1角或5分钱来租自行车学或看一次电影之类,至于学费,就用奖学金抵。于是,放假时回家,以及开学时回校的交通费全无着落。我不能再向父亲讨了,因为他39元工资给9元以后还只剩30元,要养活全家六口人。那么,我开学到校及放假回家怎么办?靠两条腿走。从我家走到学校,整整90华里,早上天不亮走起,要到晚上9点多钟才能赶到学校。那时候的汽车路是黄沙石子路,如果穿布鞋走(根本买不起橡胶底的球鞋),即使是新的布鞋子也走不完一趟从家到学校的路,就会把一双鞋底走穿。那是万万不行的,办法只有一个:赤脚走,冬天就在布鞋外面再套一双草鞋走。为此,从学校走到家,或从家走到学校,常常双脚起血泡,必须休养几天才会好。有一次放春假时,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连夜走回老家过节,走到前黄汽车站屋檐下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料一坐就都睡着了。正巧那时走过两位接生(助产)护士,说你们这样会伤风生病的,到我们医院里睡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到他们医院里睡在他们病床上。我出了世从未睡过那么干净、雪白、松软的床和被子,身子一倒下来就熟睡到太阳高高升起,医生、护士一个也未见到,我们就离开了。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专门描写了这个故事,语文老师还拿到班上宣读表扬。
尽管在省常中读高中时我经济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却大有长进,学习生活十分充实。省常中的老师水平可说全省一流,后来许多老师都调进大学从教。我学习当然很努力,因此,高一、高二时视力还很好,到高三时黑板上的字渐渐看不清了。我心急如焚,又无法叫父亲再给我配眼镜,只得厚着脸皮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空军政治文工团里的表兄(窦亦农,当时叫窦全坤)求助。我的表兄(姨母的儿子)接信后立即给我寄来10元钱,我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赶紧花了8元钱配了一付眼镜,解决了大困难。我始终铭记表兄这份恩德。前几年去武汉出差时,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尽管那时我学习成绩依然不错,但在强手如林的班级里,再不可能稳坐头把交椅。有时甚至二把、三把交椅都坐不上,特别是在立体几何及制图学方面,我的空间想象力差,成绩难上去。可能是这个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决定不考清华、交大之类工科院校,而报考综合性大学。由于自己文科和理科成绩在高中阶段都不差,因此既舍不得丢掉文科知识,又舍不得丢掉理科知识。怎么办?我在高二学习时,曾听说当时一位威信甚高的教导副主任蒋桢老师说过,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晶。因此,我决定高考时报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因为这两个专业除了考文科各科目外,还要加试数学。结果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就在我考取大学的1956年秋,我大弟弟尹伯贤考取了西宁林业学校,毕业
后留在青海工作,为青海的建设贡献了一生精力,直到年老退休后,因身体差而返回宜兴老家定居。我的二弟弟尹伯凯则因为我上高中读大学,就只得留在家中种田,后来幸亏有亲戚帮忙介绍到西宁一个汽车场做工,并当了八级技工。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不定期给我经济上支援,使我更顺利完成学业。最小的弟弟(三弟)尹伯君比我整整小十二岁,一直留在老家务农。
三、大学时代
1956年秋,我按大学录取通知要到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报到学习。当时大学不收学费和住宿费,但伙食费和书籍费都要自理,可是,当时我家中可说是一贫如洗。因为家中的田地早在1953年办初级社时就实际上归公了,全家都靠父亲每月39元工资来生活。家中拿不出一分钱来供给我到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无奈之下,我向二姨母求借。我二姨母也是农村妇女,根本无钱可借,但我母亲去世后,姨母就像自己母亲般地关爱我们。她说,等你表姐(指这位姨母的二女儿)一圈小猪卖了,她就去借钱来给你去上海读书。后来,就是靠她借来的24元钱赴复旦开学的。这笔钱后来我姨母怎样去还给我表姐,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去看望我姨母姨夫时,他们只说,这钱早还了,你不要放在心上了。我从心底里一直铭记姨夫母对我这份恩德。每次回乡,我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二老。说真的,当时这24元,比之今天24万元,对我而言,不知要重要多少倍。然而,我经济上的窘迫局面在我进复旦后很快就结束了。进复旦时,我申请的本来只是乙等人民助学金,每月12.5元,相当全部伙食费,但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调干生)一看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表,立即决定给了我甲等人民助学金,每月16.5元,即除了全部伙食费外,还有4元零用钱。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出了世也从来没有过每月4元零用钱的富裕程度。不仅如此,班级党团支部和班委干部同学得知我要配眼镜,又补助我一副眼镜钱,得知我过冬棉衣单薄,又补助我一件新棉袄,这件棉袄又暖和又好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毕业后还穿了三年,真是“八年抗战”了。我从内心深处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没有这样关怀、帮助,我绝不可能上大学。
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了。然而,不断的政治运动却严重干扰了我的读书。应当说,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学习的主干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另外,还学俄语、数学等。结合学习政治经济学,还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我喜欢跑图书馆和阅览室,除了看本专业的书和文章外,还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的戏剧等。但从1957年夏天起,随着整风反右运动的逐步开展,正常教学秩序越来越被打乱。先是帮党整风,还要我们向党“交心”。说实在话,我的“心”老
早就交给党了,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学生会在大上海读大学,没有共产党怎么可能,我要感谢共产党还来不及,那有什么“意见”,但党员找我们“谈心”,一定要我们向党提“意见”,说你刚从农村老家回校,谈谈农村见闻也行。经这么一启发,我倒想起来了“意见”,说:“农村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隔了几天,校门口贴出一批大鸣大放的大字报,说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尹伯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弄得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我看了以后有点担心,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在运动中吃苦头。实际上,后面两句我是讲了,第一句帽子是加上的。后来,我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是领导上认为我在班级里年纪较轻,心直口快,有口无心,因此,只是在小组会上和班会上批评了几次。同时,把我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职务换成了班委中的文体委员。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吹笛子,跑长跑,做文体委员也很开心。实际上,文体委员职务在政治上远不及团支部宣传委员重要,说明我当时政治上经验不足。
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经济系师生到江苏吴县望亭乡搞教育革命,当时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们三年级学生分配在几个高级社。我和指导员江春泽老师(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一位女同学朱桂英住在一家副大队长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生产劳动,同学们还常集中开会学习(政治学习)。不久就正式创办了人民公社,一切归公,实行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我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在得知即将都要到公共食堂吃饭的消息,连夜就把家中的鸡鸭之类宰杀了吃光。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然而,大家肚皮是放开了,干劲并没有真正鼓起来。一位生产队长对我说,“我们起劲,啥人晓得人家起劲不起劲”。当时报纸上电台里说,生产放卫星,亩产5千斤、1万斤,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多。一次我参加粮食过秤,记录粮食产量,最后交到上面去的数字不能根据实际记录,要按上面要求填写,弄虚作假几乎到处一样。还有一件有趣事是全民炼钢,小高炉遍地开花,我住的村子里就有一座小高炉,炼铁的原料是农民家中的铁锅(公共食堂吃饭,不要每家的锅了)之类铁器,煤是镇上运来的,用手拉风箱作为鼓风炉,我们同学们和农民一起日夜不停拉风箱。一次,我边拉边睡着了,江老师叫我回房睡一会再来。对于这套“**”、“共产风”做法其实谁都心里有看法,就是不能讲。一次,蒋学模老师可能说了一句对有的“过火”做法不同意见的话,还挨了一次“小组帮助”。
看起来这些都纯粹是浪费资源(特别是我们做学生的宝贵的学习时间资源)的错误做法,和学习知识毫无关系,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也都是学习,因为它使我从亲身实践中真正认识到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真是主观唯心主义;真正认识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不可违反的客观规律;真正认识到了科学和制度的重要性。
由于人民公社和**的失败,从1959年起全国农村开始闹饥荒,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据我所知,从1959年到1961年这几年基本一直是风调雨顺,农业歉收是共产风刮出来的,即使后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所有,但由于起初是大队为基础,后来又改为小队(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改来改去仍是大锅饭制度,农民积极性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不饿肚皮的问题,一直要到“**”结束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真正解决。实行这一制度后,才真正实现了多劳、多收、多得、多吃,否则始终陷入“我干你不干我吃亏,你干我不干我占便宜,结果大家不肯好好干”的囚犯困境。
1959年秋,我们从望亭人民公社回到学校开始复课学习,补上一些未上的课,业务知识再稍稍被重视起来。但仍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被组织到马桥人民公社、上海机床厂等单位搞生产劳动和调查研究。有一次,从马桥公社回校后,按规定我们应退还手上的粮票,交到食堂,重新买成饭票在学校食堂用餐,但我没有这样做,把当月应交的20多斤全国粮票扣在身边,就直接上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时假装把饭票丢进了收票箱。我企图把粮票带回老家,给我一个70多岁的祖母和12岁的小弟弟,那时他们在农村乡下一直吃不饱,如有这么多粮票,可能解决相当长一段日子肚皮问题。但此事很快被揭露出来,我在班级里受了批判,在团内受了处分。临大学毕业分配时,党支部书记陆庆壬同志找我谈话,说团内没有撤消处分的规定,希望你不要灰心,好好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书记语重心长的话我牢牢记住,毕业后一直努力工作,多次评上“先进”。这次错误看来是坏事,其实也是我前进路上一次重大的“学习”机会。第一,从此以后,我就立下决心,宁可饿死,也决不做偷鸡摸狗之类见不得阳光之事。做一个人,就得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第二,犯了错误,只要吸取教训,仍旧会有很好的前途。
四、三进复旦
1961年秋大学(本科读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从大专升格为本科院校的苏州丝绸工业学院马列室当老师。第一学期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同时上,第二学期要求我在上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要给美术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讲授“艺术概论”。我提出,我没有学过这门学科。党委宣传部长说,“你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一定会上”。我没办法,只得到书店里去找有关书看,总算买到了一本王朝闻写的“新艺术概论”,看了很有启发。我又回想起在复旦图书阅览室看过的一本由蒋孔阳写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大体知道了“艺术概论”中要讲点
什么,就七拼八凑写了一个讲稿上了讲台,结果学生说比他们从前的老师讲得好。这给了我不少信心。1962年夏,正当我暑期在老家写“艺术概论”这门课另一学期讲稿时,突然接到丝绸工学院人事科通知说,学院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下马,你被调到苏州市第五中学任教。我立即赶回学院,听说第一批调出的教师在马列室就我一个,连高中毕业的那位女教师因为是宣传部长夫人,也未调动。我气得要命。当天就到人事科开了调离单到苏州市第五中学报到。后来才知,如果我晚走一星期,工资就会在苏州丝院转正,月薪53.4元,而因为早到市五中报到一周,只能按照中学八级转正,月薪51.7元。尽管每月只差1.7元,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其意义远不止目前170元,这也算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吧。
1962年秋起,我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担任高二(5)班班主任,讲授政治课,内容是哲学常识。给中学生上课不是件容易事,关键是要有吸引力,才能让学生自觉遵守上课纪律。我边讲课边总结,不断提高讲授水平。做中学生班主任也不容易,主要要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办事公正。一次我带学生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劳动,男女同学睡一间仓库里,势必有一男生和女生接壤,哪个男生和女生都不愿意,怎么办?只得由我自己睡在男女生之间,充当一条楚河汉界,其实那时我也才虚令27岁,但已经是“长辈”了。
1963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并要通过考试入学。当时我心想,我大学同学都在高校工作,我学习不比他们差,怎么只能在中学教书。那时尽管市五中领导很器重我,要培养提拔我,但我还是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的是母校经济系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那年未能考取。1964年再次报考,仍是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考取了,指导老师是吴斐丹教授。这是我第二次进复旦学习。真离开苏州赴上海时,心中又很舍不得。因为1964年5月1日我和我在五中的一位老教师史家琛先生的女儿史遵明(她当时在另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刚结婚才几个月。然而,读研究生毕竟是大事,我毅然决然回到复旦经济系学习。那时读研究生,主要是按照指导老师要求,阅读一些专业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当然,外语课还是要上的。起初,一切学习生活仍正常,但不久,国家的政治天空中风起云涌。先是批判什么“鬼戏”,发展到批判“海瑞罢官”,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后来,**味道越来越重,火越烧越旺,上课都停止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被要求来清查老师的听课笔记以及讲义,断章取义地拎出一些“词”和“句”无限上纲上线,年纪大一些、资格老一些的教师都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少数人还要作为“**、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三反分子”批斗,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起初,炮火对准教授们,后来,**小将逐渐地把火力转向各级党组织领导,即所谓“走资派”,而“资产阶级反动
学术权威”则被当作“死老虎”丢在一边。例如,当时经济系一大帮教授被集中在系办公楼一小房间内(当时称为“牛棚”)学习,不许乱说乱动,本科**小将谁都不愿去“管”这帮“死老虎”,就叫我这个老**(当时我是研究生,属**学生之列)去“看管”。我当时看不出这些老教师有什么**、反社会主义本性,就命令他们每天上午按时到这个房间报到,先由我领读十几条**语录,然后由他们自学毛选,下午则放回家看大字报,实际是放假半天。一次,我在复旦的“南京路”(即大字报集中的道路)上看到生物系谈家桢跟着周围**挥拳高呼“打倒谈家桢”,**问,“你怎么也叫喊打倒谈家桢?”谈家桢答:“我是今天的谈家桢打倒昨天的谈家桢。”我暗自佩服这位遗传学大权威的大智慧。
1968年春,我仍旧回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起初,学校派性严重,也没有复课,只是搞运动,但武斗停止了。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斗、批、改”。当时工宣队一大功劳是帮助学校复课闹革命。由**培植出来的学生。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如果只由教师来管,是绝对管不住、治不了的,但工宣队一来,学生服帖了。当时我在五中教育革命组(相当今天教导处)工作,和工宣队关系很好,因为工宣队总大力协助我开展复课工作,维护教学秩序。那时候是**后期刚开始复课的阶段,中学教学的许多课程仍不规范。例如,物理、化学二课合在一起称“工基”(指“工业基础知识”教学),生物课称“农基”(指“农业基础知识”教学)。由于我是学校教革组成员,学校缺什么教师,我都得去顶替。那一时期,我上过的课程先后有:政治、语文、俄语以及工基。好在内容都不深,凭我中学阶段的文化水平,都可以应付过去。我在1968年秋受到一次冲击。事情是这样的:在**以前大约1963年我第一次在市五中工作时,曾把一张旧的**像裁剪后作包装一份讲义的封面,这份讲义上写上我自己姓名,借给一位教师参考,忘了收回。**中该教师受冲击被抄家,查出此错误是我犯的。为此,**贴出了大字报,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并把我羁押在学校一个小房间内审查。我写“检查”必须上纲上线。为此,我从这一错误如何是适应美帝、苏修以及反动派(指当时印度和印尼当局)的**需要高度进行检讨。现在看来,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但当时来说,不这样做,过不了“关”。这是**及此前整个阶级斗争年代的套路。由于我的问题“异常严重”,必须好好审查,但把我长期“关押”下去会给工宣队工作带来麻烦,因为当时工宣队急需我为他们不断地写总结“斗、批、改”的先进经验的文章。我曾给他们写过这方面好几篇书面性“经验”,上报到市里和省里,有的还上了《新华日报》。我被关起来后,就不能再写了。于是,通过工宣队到复旦经济系调查我历史有没有问题之后,很快就开了一个全校教师批判我的会议,立即宣布“尹伯成属好人犯错误,检查认
识深刻,可以解放”。我仍回教革组工作,还几次作为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先进典型在全市教育系统和全市各系统予以表扬,发一张张奖状,当然,那个年代奖金是一分也没有的。
隔了几年,**发布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掀起一股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热,我被市教育局抽调去给全市各中学领导、干部讲授《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反杜林论》等,从此一直就在市教育局大批判组工作。这个小组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笔杆子”,大家相处非常好。“四人帮”在**去世不久被打倒,那时侯苏州老百姓的高兴情况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从此,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为局领导撰写“大批判发言稿”以及“报告”之类。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还被派到省高教局作为苏州市代表参与高考命题工作,关在溧阳沙河水库(现在天目湖)一个月,天天吃大鲢鱼头。
1978年春,**后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我的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我通风报信,希望再次来读研究生。我当时很乐意,但又深怕考不好,因为事隔多年,外语和许多专业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我给吴斐丹先生写了封信,请教如何复习。吴老师很快回了信,十分热情,但内容空洞,只说“热烈欢迎报考,希望认真复习”等,连应重点复习那几本书都不肯讲。我只得硬着头皮赶到复旦应考。全校考场设在“登辉堂”。我自知那次考得很不理想,不料后来通知我来“面试”。我就向教育局领导和市委宣传部一位管文教的副部长提出申请,让我调到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工作,否则只能到复旦“面试”。谁知这几位领导异口同声不同意,说“调动不行,你要去读研究生,我们无法阻拦”。为什么那时我不想来复旦“面试”,因为有老婆孩子拖累,复旦在上海,把家属调进上海,在当时比登天还难。但领导既然坚决不同意我调进江苏师院工作,我就只能铤而走险上复旦了。
1978年10月初,我第三次跨进复旦校门读研究生。那时我虚年龄已经43岁。校门卫的一些同志、校医务室一些医生见到我说“好久不见你了,你到哪儿去了?”我们经济系的老师也欢迎我回来。蒋学模老师在欢迎会上还专门介绍了我这个“老新生”。陈观烈老师对我说,“尹伯成,你是有志者事竟成”,冯咸福老师在系门口遇到我时说,“啊呀,领导回来了”。我知道他指的就是当年我管过“牛棚”之事,忙说:“不敢不敢,当年多有得罪,务必请原谅”,他说:“不,不,如果当年不是你来管,我们这些人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说实在话,我这次之所以能第三次进复旦,主要昂仗当时系主任张熏华老师之力,是他希望我回到母校母系工作。由于我这次来复旦属“回炉”性质,因此学习时间比较短,在外语考试通过、学位论文完成后,1980年6月正式毕业留在经济系正式任教。我是**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消息还上了《解放日报》、《文汇报》。从
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
五、学无止境
我留复旦经济系工作后,在教学上,起初一直教经济学说史。当时与我一起讲授这门课的还有方崇桂、蔡中兴二位老师。我有时给经济系学生上课,有时也给世界经济系学生上课。那时讲的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当时我已开始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当时叫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当改革。在自己讲课中,除了对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理论要作批判,还要讲一讲这些理论对发展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什么积极意义,讲一讲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之处。后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希望把我教学讲义整理一下出版。我就作些文字加工,以《简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为书名,在1985年春公开出版,该书马歇尔以后各章由石士钧同志编写,我觉得由他写更有把握些。确实,对于西方经济学史上凯恩斯以后的内容,我那时接触甚少,因此,1981年、1982年江苏省党校邀请我去讲授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时,总觉得讲西方经济学把握不大。幸亏课时少,讲得简单,否则我不敢承担。我总觉得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对我是块“软肋”,决心好好学一学,否则讲经济学说史只知道“来龙”,不知道“去脉”。但当时国内出版的这类教材几乎一本都没有,只有一些“大纲”式的本本。为此,我就托人在香港买些这类教材。后来,终于从香港书店里买到一本由台湾著名学者施建生编著的《经济学》,写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我反复认真学习。后来,经人介绍,我又到上外图书馆那里免费得到了几十册由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都是微观、宏观经济学一类英文教材。当我阅读第一本这样的原版教材时,觉得很累,不仅有外文阅读能力问题,还有基本理论不熟悉问题。但是,我硬着头皮把第一本读完读懂后,再看第二本、第三本时,就觉得不难。一是因为内容大同小异,二是因为词汇、句式都差不多,再加上这些教材并非高级教程,而属初级教材,容易掌握。学习这些教材,除了外语问题,还有个数学问题。尽管在大学一年级时张志鸿老师给我们讲过微积分、解剖几何和概率论初步,但是,一来讲得简单,内容浅,二来几十年未接触都忘记了,尤其是弄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学上的用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购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经济数学》(上、下册)自学。通过自学,不仅理解了微积分一些基本知识在经济学上用处,也掌握了一些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这对我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解经济学中一些计算题都有极大帮助。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由于宋承先教授离开复旦,舒元同志出国,一些年轻同志还未毕业,研究生的微观、宏观经济学没有人教,我只得挑起这副担子,这对我是
极大挑战。说实在话,别说中高级教材未学过未教过,就连匡特编著的《微观经济理论》(数学方法)上的不少题目我也解不出来。怎么办?老老实实去动脑筋做。宋承先教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版后,许多学生反映,各章后面题目做不出来。复旦出版社徐谓平同志建议我编写一本专门解题目的指导书。但书上一些题我也做不出来。一次,我问宋老师有道题怎么做,他说他也没有做过。我不便再问下去,只得自己去一遍遍做。因为我要上课,必须每道题能做。在课堂上通过解题讲理论,又用理论指导解题,学生感到收获大。后来,我就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发动一些自己带的研究生,编写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微观)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宏观)各一册。不料此书出版后,大受国内许多高校经济类管理类师生欢迎,销路一年强一年,许多学校还把此书列为考研究生参考书。后来,经过一版又一版修订完善,现在已出版了第四版。
我自知西方经济学理论水平不高,数学功底差,因此,在我自己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尽量把内容局限于初级教程水平,以文字和图表表述为主,尽量少用数学公式。我力求深入浅出,以通俗见长,以顺口取胜,目的是普及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为初学者提供一门入门向导的书。结果,此书反响也很不错,一版又一版修订后,每年能印几万册。我在编写这些教材(包括参加由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编写)过程中,不断虚心求教,不断修正差错,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表达。这四个“不断”,本质就是不断学习。
2001年秋,我正式退休返聘,但我一个心愿未了,就是一直想编写一本从市场经济视角考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并体现厚今薄古原则。正巧那时有国家“十五”重点规划教材编写出版项目计划的课题申请,我就提出了申请并获批准了。后来,此教材编写出版又列入迎接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要出版一批精品教材(书目)计划。于是我就抓紧工作,并请几位研究生一起参加,经过三年多努力,这本教材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本教材无论从观点上,内容安排上都和从前出版的《简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和石士钧合著)以及《经济学说史教程》(和方崇桂合主编)大不相同。为了编出此书,我查阅了许多文献,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许多理论和人物重新反复思考,我始终把这本书的编写,当作我再一次深入学习经济学说史的过程,并希望这本书能不断修正完善,推陈出新。
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始终是我主要精力倾注的工作重点,也是我不断学习的主攻方向。除此之外,结合对国内经济生活热点问题的关注,我对证券投资、保险和社会保障以及房地产经济问题也有一定兴趣,写了一些文章,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不断解决的问题,值得关心和研究。现在这本集子选辑了这些领域我学习和研究的一些
心得,就教于大家。
在教学工作方面,未退休时一直坚持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也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始终认为,给学生上课的过程是一个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不仅学生课堂讨论是我学习的机会,就是给研究生评审学位论文,和博士后讨论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等也都是学习的好机会。每一位研究生和博士后,都有自己专门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不可能都是我精通的,因此,给他们指导论文写作和评审及答辩等等的过程,的确是自己一个学习过程。
除了教学和科研,近20多年来,我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从做系教学秘书,到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以及其他一些职务。做所有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怎样做事、怎样做人。从工作中我认识到,并不是只有出国访问以及看书进修才能学到东西,在平时平凡的每项工作中,都能学到东西,只要自己肯虚心、用心。我与生俱来一大缺点:粗心,因此工作中差错不断;但也有个优点:一旦认识了,总肯改正。
光阴如箭,不知不觉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并且已经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小孙子尹嘉亮现在还不到3周岁,十分活泼可爱。小外孙苗嘉阳实足也已有11岁,小学4年级了,十分聪明。2年前就获得过上海市少年儿童资力大奖赛第一名,今年6月1日还作为上海市少先队员代表参加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看到第三代健康成长,我心里充满天伦之快乐。
古代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这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尽管现在人慢慢感到老了,耳不聪,眼不明了,但有生之年,还应继续学习,尽力量工作。我67岁时才开始学电脑,现在不也能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在电脑上简单打字、修改文稿了吗?为什么以后就学不了任何新东西了呢?我的老伴经常告戒我:“再不要去写什么书、什么文章,作什么讲座、参加什么会议,搞什么评审等等了,一世还有多少年好活啊,怎么不留点日子给自己过过,难道钱还不够用吗?”我完全理解她的一番好心,实际上,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已不是为了挣钱。我一个儿子和媳妇,一个女儿和女婿,都有自己一份工作和收入,都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都不用我担心,而我自己平时也消费不了什么钱,再要多钱干什么呢?但我认为,不要去挣钱不等于不要再学习和工作。学习和工作的节奏要掌握,不能再紧张,但不等于不要去做事情了。工作任务轻些可以,不干活不行;每天学习时间短些可以,不学习不行。坚持学习,适度工作,适量运动,心态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多活几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方针。《红楼梦》里有首“好了”歌,说许多事情“好”了就“了”,“了”了就“好”。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劝人们对个人名利和妻儿要想
开些,看穿些,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人活在世上,本来就用不着去多做事。我认为,人活着就是干活的,如果不做事,不创造,社会不会进步,世界不会美好,这是用不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也能说通的道理。
就像劳动惯的农民闲了会发慌一样,我闲了也不舒服。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进入老年以后的求学之路。
尹伯成
2005年5月于复旦
作文四:《求学之路》3700字
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
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
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
作文五:《新加坡求学之路》2200字
新加坡自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都很重视发展国民教育。教育曾在促进新加坡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下面360教育集团就为大家介绍:跨入21世纪后,新加坡作为一个以知识型经济为发展动力的国家,更把教育视为塑造新加坡美好未来的关键。在新加坡, 人们都能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充分发挥潜力,为社会和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拥有充实的人生。
新加坡崇尚卓越的教育制度,在这个享有盛誉的教育体系里接受教育,您将能成为日新月异的环球化社会里的一名优秀人才。
卓越的教育中心
稳定的经济
完善的基础设施
生活优雅的多元文化国家
朝气蓬勃的都市生活
卓越的教育中心--新加坡是一个环球校园
新加坡的教育体制是从英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中发展而来的,既推崇因才施教的教育方针,也致力于培育精英人才。
新加坡政府所推行的双语政策(英语/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 和所设立的一系列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课程,是新加坡教育体制的有力后盾。双语政策和注重培养创新精神的教育体制使学生们能获得相关的技术和能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立足,开创更灿烂的明天。
新加坡政府学校优异的教学水平在国际上是有目共睹的。第三届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TIMSS)结果显示,大多数新加坡学生的数学和科学的平均成绩都超出了国际水平。新加坡的学生在国际竞赛中也有优异的表现。例如,在世界辩论赛(英语)和世界奥林匹克比赛(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中,新加坡学生以优异的成绩淘汰其他国家的参赛队伍,获得最高的奖项和荣誉。在大学教育方面,新加坡除了拥有3所国人引以为豪的本地大学外,还吸引了10所拥有雄厚工业基础的世界级的高等教育学府在此设立卓越的教育和研究中心,其中有欧洲知名的INSEAD ,享誉全球的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 和美国重要的商校之--芝加哥大学商学院(UniversityofChicagoGraduateSchoolofBusiness)。
即使你自学校毕业,加入工作行列之后,仍有许多校外进修的良机。新加坡所提供的专业培训和基础技能培训项目受到广泛的认同。你还能参加由管理学界的专家如MichaelPorter 所主持的研讨会,也可出席由专家主持的演讲会。
为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新加坡开发了先进的电子充值卡--“易通卡”,用户使用交通工具时,只需把“易通卡”在阅卡器前面闪动一下,就能自动扣除所需付的车费。
稳定的经济
新加坡是一个经济稳定而繁荣的国家。2002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600亿新元。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只有400多万人口的海岛,但却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区域贸易中心,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和最佳的投资地点。同时,新加坡政治稳定,政府机构以透明,廉洁,高效率的办事方式享誉世界,并受到全世界的认同。
在世界银行组织发布的《2005年度经商报告》中,新加坡的经商便捷度在145个国家中排名第三位。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也对新加坡所拥有的巨大竞争力、创新能力和稳定的经济环境有良好的评论。不久前,在全球性的与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新加坡以当机立断的办事态度和刻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赞赏。
完善的基础设施
新加坡四面环海,发达的航空业和电信业把新加坡和世界各地联系起来。蝉联世界最佳机场宝座多年的新加坡国际机场为超过60个国际航空公司提供优质服务,这里一共有飞往145个城市的国际航班。新加坡也可算得上是安装了最多电缆的亚洲国家,在本地约有42的人使用互联网。新加坡政府也一直推行“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因此,大部分国民拥有自己的产业,约有85的国民居住在政府兴建的组屋里。
新加坡陆路交通四通八达,高效率的交通系统把全岛各处联系起来。为了方便人民更快捷地到达目的地,新加坡政府不断采取新措施提高交通服务水平,例如,新加坡开发了先进的电子充值卡--“易通卡”,用户使用交通工具时,只需把“易通卡”在阅卡器前面闪动一下,就能自动扣除所需付的车费。
一个生活安逸舒适多元文化国家
新加坡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遗产,各种族人民和睦相处。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种人等4大族群构成。各种族有不同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此外,有超过9万位海外专业人士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他们带来了独特的文化和视野,使新加坡成为异彩纷呈、生气勃勃的国际大都会。
新加坡不但生活素质高,而且治安良好,学生们可以在此专心地求学。杂志《经济学家》(2003年3月) 中的一份综合报告显示,如果把39个因素考虑在内,包括政治的稳定性,个人的自由度,环境污染程度,医疗,学校,餐馆和娱乐设施等等,新加坡的生活素质超越了纽约和伦敦。
朝气蓬勃的都市生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加坡虽然在世界地图上只不过是个小点,但这个小岛却充满活力与色彩。新加坡是著名的美食世界和购物天堂,品尝美食和购物逛街是本地人热衷的两大活动,不用说,这儿有各种口味的美食佳肴,此外,市区和郊区的商店也在不断的激增。
新加坡政府也不遗余力地促进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新落成的风格独特的滨海艺术中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经常邀请世界级的艺人前来演出。具有民族风情的小印度,牛车水和马来村等地方使新加坡的人文景观更加别具一格。新加坡也定期举办许多有趣和精彩的活动,例如,新加坡大热卖、新加坡艺术节
和节日亮灯等活动都使新加坡成为活力四射的动感之都。
新加坡地处亚洲的中心,同时也是联系东南亚各地区的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作文六:《求学之路》400字
求学之路
今天下午好惬意啊!一个人在书房听着我喜欢的古典音乐,突然很想写点什么?
易经乾卦里“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 ,“四十而不惑”几年前在我的身上印证了。当时衣食无忧的我心理上确陷入了一片茫然,不知所措,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恐惧生命的无常,开始焦虑下半生的生活,
于是我走向了求学的道路上,在几年的摸爬滚打中现在终于已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目标,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现在终于知道了我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智慧的老师,让更多与我有缘的朋友能受益。我的人生方向是: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家庭教育特别是母教的发展,加入系统读经,达到让子成龙,让家幸福,社会和谐的伟大事业。跟随大明育心,在这个平台上不断地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地体现自己的价值。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爱和付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以圣贤为师,以经典为伍,传道、授业、解惑。
一路走来,花了很多的经历和时间去学习过教练技术,学过心理学并去考取资格证,也参加若干平台组织的关于心理学和传统文化的培训,自己也利用网络学习过关于成功关于成功、关于人性、关于生命、关于心理学、关于哲学的若干视频。然而,这几年的学习好像也 1
作文七:《求学之路--王兆鹏》9500字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
一
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
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
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
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中国韵文学刊》1996.1)
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1989.5)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1996.1)。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19891992)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
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
三
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
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1988.2)、《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
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
《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
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
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1988.1)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台北《中国书目季刊》1995.6)。《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辑)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1993.4)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1996.4-1997.1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
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
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1),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1993.6)。
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1994.1)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1993.4)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4)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
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作文八:《我的求学之路》15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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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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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求学之路
尹伯成
一、小学到初中
1936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出生于江苏宜兴周铁镇附近的一个叫后智义庄的农村里~父亲尹耕莘是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中还种有十几亩地~除母亲照料外~还在春秋二季各雇佣忙工一名耕种。我从小就在田里做农活~插秧、耘稻、收割、施肥等农活都会干。
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附近一个王茂公桥初级小学校读书。因为生病~虚年龄8岁才开始上学。1947年秋~跟随父亲到他工作的一个叫崔家桥小学读五年级,上,。和初小读书时一样~五年级和六年级同学也是在一个教室里上复式班~老师给我们五年级学生上课时~六年级同学就自习。五年级和六年级各有十几个学生~因为一个班级人少~我很不费力就得了第一名。1948年春~我父亲离开了这个小学~我就转学到家附近一个规模较大的“棠下小学”读书~因为学生多~五年级单独一个教室~约有50个同学一起上课~我再不能名列第一了~屈居第三名。1948年秋~我转入周铁桥镇上一个规模最大的小学~当时称“竺西小学”。六年级就分甲乙两个班~我在六年级甲班~教我们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尤其是语文老师周中才~算术老师汪兆生~他们不但水平高~而且十分负责。在那个学校里~我学习成绩也非常好。那时~正值国民党统治失败之际~物价飞涨~买东西已很少用纸币~而是直接用实物~连缴学费也是背粮食去学校。
1949年4月~我小学毕业前几个月~我生母陈细大生盲肠炎~请中医看了几天~吃药无效。我用小木船摇到十八里外的和桥镇~那时正值江苏省扬州医院在国民党溃退时临时南迁和桥一个旧庙里。医生看了后说必须“开刀”~但要缴十担稻作为治疗费~缴不出时必须由当地一位绅士作担保人~以保证日后会缴。按理说~住在该镇的一位绅士,余祥仁,是我大姑夫~有资格作保~但他不肯作保人。可怜我母亲只能回到家中~仅过了两天就病死了。我母亲临死前边哭边对我说:“伯成啊~以后你读不成书了:”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几个月后~我按理应去报考初中~但我父亲认为~家中无人种地~作为大儿子~别再读书了~留在家中干农活吧。我偷偷地到周铁镇上考取了竺西中学,那年我虚年龄已14岁,~但父亲不让我去读。我无奈失学在家一年~边学种田~边看书。看些什么书呢,我把父亲读师范时,我父亲师范毕业,读过的书翻出来乱看~记得只有“国文”、“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看懂了一些~而像“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之类的都看不懂。因为我毕竟还只有小学毕业。按兴趣~我当时看了一些武侠小说~也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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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演义”、“西游记”等一些古典名著。至于“石头记”,即红楼梦,就是不喜欢看。我记得当时对这些小说中的诗词一概不感兴趣~只看一些有趣的故事情节罢了。
1950年夏秋~我失学整整一年之际~下一届同学又要举行升初中考试了~我心中十分着急~也十分难受~比自己年级低的人要做中学生了~自己仍不能读书。情急之中~我在房门上用粉笔写了两句话:“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句话从哪里抄来~不记得了,~表达我心中向往继续读书的愿望和要求~看来要像滔滔江水一样付之东流了。我父亲看到了这两句后说:“哎呀~伯成还想读书。”于是~他就允许我再次去报考竺西中学~并终于让我进了中学读初一。但好景不长~半年下来~我父亲又要我停学继续务农~我无奈又失学了半年。
1951年夏秋~又失学了半年的我~虚年龄已16岁了~心里更难受了。心想再失学下去~这辈子读书机会将永远失去了。我跑到竺西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初一下学期未读,~学校不同意。我就跑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另一个初级中学—宜兴私立夏芳初级中学要求插班读初二~该校教导主任徐建飞老师说~可以让我考一下~如考试成绩尚可~可以试读初二。经过单独考试~我进入夏芳初级中学试读初二。这个班级共有四十多位学生~我试读半年下来~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就已位居“第二”~接下来初二,下,、初三都在班上名列第一。由于成绩优良~团支部还吸收我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为什么少学了半年~插班读书还能在学习成绩上赶到同学们前面去呢,这靠的就是勤奋、刻苦。我自知自己并不聪明~没有什么好的“天资”~只是不算太笨~要能赶上和超过其他同学~只有靠加倍努力~尤其是“物理”、“化学”、“数学”这些理科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决不放过~不会做的题目~一直要到“想”出来才罢休~绝不去抄别人的现成答案。就是“语文”、“英文”~也不肯简单地死记硬背。例如~背英文单词时~总是把许多词和该词的“词根”联系起来~再如语文中许多词~也力求理解。一次~语文老师问~“即使”和“虽然”这两个词的意思有什么区别,我举手回答说~即使”指事情还没有发生~“虽然”指事情已经发生了。老师点头称赞说:“对~对”。我从自己的学习实践中逐步体会到~死记硬背不理解的东西是记不牢的~只有理解的东西才会记得牢。
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不管学习的环境、条件多么差~总是十分珍惜学习时间。我初中读书时~新中国刚刚建立~全国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晚上要点煤油灯学习。为了节省煤油~我们堂兄四人合用一盏美孚灯,有玻璃罩的煤油灯,晚上做功课。早上天蒙蒙亮就要起身下地干活~如收割、施肥等~大约干1—2小时的农活后~再回家匆匆吃稀饭~然后背上书包~带上饭盒,那时一般学生都要带饭到学校附近的人家去蒸饭,赶走5里路到学校上课。遇到下雨下雪~还要赤脚,光脚,到学校~因为胶鞋是买不起的。可能是天天如此赶路和干活~倒是把身体锻炼强壮了。
二、高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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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夏秋之交~我初中毕业又一次面临升学了。我父亲一定要我考师范~因为读师范,中师,不用缴学费~还有免费吃饭。我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深知父亲经济负担沉重~他那时月工资39元~要养全家七口人:我和三个弟弟、祖母、继母和他自己~实在无力供养我读高中,另一方面又觉得读了师范就失去了读高中升大学的希望~我是多么渴望进大学呀:这时~我有位堂兄弟尹锡中,我伯父儿子,和我合计~一起到常州去考省常中。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去考省常中~一定不让我去常州赶考。于是我就说~到常州去考常州师范~我父亲答应了。我和锡中一起在隔夜先走到我姐姐菊芳家中住了一夜~因为她家位于后智义庄去常州的路上一个小村子里。次日~我们一清早~走上了去常州的公路~朝常州方向直奔而去。锡中还带了一只热水壶~里面装了米和开水~几个小时后米变成了粥~供我们路上充饥。大约走了近70 华里~到了常州郊区的湖荡桥~腿实在酸透了~看到汽车飞快地从我们身边开过。锡中说:“我们从未乘过汽车~乘一段路怎么样,”我也同意了。每人花了7分钱买了票上了汽车~只觉得“呼拉啦”一下子就到了常州汽车站。下车后打听去省常中的路如何走~一面走一面看~觉得十分稀奇:城市的街道怎么这样长、房子怎么这样多。那时正值六月天热~走得我们汗流浃背~看到卖冰棍的~锡中说:“我们没有吃过棒冰~买根吃吃好不好,”我说:“好。”两人共花了4分钱买了一根棒冰~你吮几口~我再吮几口~只觉得凉气直往肚皮里钻~感觉真是好极了:走到了省常中~临报名时我又犹豫了。父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像似千斤石担又一次压在我心头。正巧常州师范处在省常中边上~我在师范校门口转了又转~不知如何才好。这时锡中对我说~“你要考师范你一个人去~我绝对考高中:”经他一说~我也停止了犹豫~算了~一起考省常中吧:走一步~算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吧。于是~我们决定一起去报考常州中学。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和省立苏州中学一样~在解放前就是一所知名省立中学。解放后更是全省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向往的地方。记得那次高中一共招收10个班级500名新生~考生非常多~后来得知要13名考生取一名~而且这些考生都是当地初中毕业学校中的佼佼者。尹锡中在竺西中学读书时成绩也不差~无奈强手太多~考后心中觉得录取把握不大~因此后来又去考了武进县立前黄中学~这所中学也是不错的~现在也已成为江苏省重点中学之一。
我进省常中读高中后~生活可以说非常艰苦。每月我父亲要寄给我9元钱生活费~其中8.5元作伙食费~还有0.5元作零用钱~包括理发、寄信、买笔和墨水、针线和袜子等~有时还要挤出1角或5分钱来租自行车学或看一次电影之类~至于学费~就用奖学金抵。于是~放假时回家~以及开学时回校的交通费全无着落。我不能再向父亲讨了~因为他39元工资给9元以后还只剩30元~要养活全家六口人。那么~我开学到校及放假回家怎么办,靠两条腿走。从我家走到学校~整整90华里~早上天不亮走起~要到晚上9点多钟才能赶到学校。那时候的汽车路是黄沙石子路~如果穿布鞋走,根本买不起橡胶底的球鞋,~即使是新的布鞋子也走不完一趟从家到学校的路~就会把一双鞋底走穿。那是万万不行的~办法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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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赤脚走~冬天就在布鞋外面再套一双草鞋走。为此~从学校走到家~或从家走到学校~常常双脚起血泡~必须休养几天才会好。有一次放春假时~我们三位同学一起连夜走回老家过节~走到前黄汽车站屋檐下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料一坐就都睡着了。正巧那时走过两位接生,助产,护士~说你们这样会伤风生病的~到我们医院里睡一下吧。于是~我们就到他们医院里睡在他们病床上。我出了世从未睡过那么干净、雪白、松软的床和被子~身子一倒下来就熟睡到太阳高高升起~医生、护士一个也未见到~我们就离开了。后来~我在一篇作文里专门描写了这个故事~语文老师还拿到班上宣读表扬。
尽管在省常中读高中时我经济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上却大有长进~学习生活十分充实。省常中的老师水平可说全省一流~后来许多老师都调进大学从教。我学习当然很努力~因此~高一、高二时视力还很好~到高三时黑板上的字渐渐看不清了。我心急如焚~又无法叫父亲再给我配眼镜~只得厚着脸皮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空军政治文工团里的表兄,窦亦农~当时叫窦全坤,求助。我的表兄,姨母的儿子,接信后立即给我寄来10元钱~我喜出望外~感激万分~赶紧花了8元钱配了一付眼镜~解决了大困难。我始终铭记表兄这份恩德。前几年去武汉出差时~还专门去拜访了他。尽管那时我学习成绩依然不错~但在强手如林的班级里~再不可能稳坐头把交椅。有时甚至二把、三把交椅都坐不上~特别是在立体几何及制图学方面~我的空间想象力差~成绩难上去。可能是这个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决定不考清华、交大之类工科院校~而报考综合性大学。由于自己文科和理科成绩在高中阶段都不差~因此既舍不得丢掉文科知识~又舍不得丢掉理科知识。怎么办,我在高二学习时~曾听说当时一位威信甚高的教导副主任蒋桢老师说过~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结晶。因此~我决定高考时报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因为这两个专业除了考文科各科目外~还要加试数学。结果我被录取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就在我考取大学的1956年秋~我大弟弟尹伯贤考取了西宁林业学校~毕业后留在青海工作~为青海的建设贡献了一生精力~直到年老退休后~因身体差而返回宜兴老家定居。我的二弟弟尹伯凯则因为我上高中读大学~就只得留在家中种田~后来幸亏有亲戚帮忙介绍到西宁一个汽车场做工~并当了八级技工。在我大学读书期间~不定期给我经济上支援~使我更顺利完成学业。最小的弟弟,三弟,尹伯君比我整整小十二岁~一直留在老家务农。
三、大学时代
1956年秋~我按大学录取通知要到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报到学习。当时大学不收学费和住宿费~但伙食费和书籍费都要自理~可是~当时我家中可说是一贫如洗。因为家中的田地早在1953年办初级社时就实际上归公了~全家都靠父亲每月39元工资来生活。家中拿不出一分钱来供给我到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无奈之下~我向二姨母求借。我二姨母也是农村妇女~根本无钱可借~但我母亲去世后~姨母就像自己母亲般地关爱我们。她说~等你表姐,指这位姨母的二女儿,一圈小猪卖了~她就去借钱来给你去上海读书。后来~就是靠她借来的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QQ:126342094)
24元钱赴复旦开学的。这笔钱后来我姨母怎样去还给我表姐~我就不清楚了~因为直到我大学毕业后去看望我姨母姨夫时~他们只说~这钱早还了~你不要放在心上了。我从心底里一直铭记姨夫母对我这份恩德。每次回乡~我一定要去看望他们二老。说真的~当时这24元~比之今天24万元~对我而言~不知要重要多少倍。然而~我经济上的窘迫局面在我进复旦后很快就结束了。进复旦时~我申请的本来只是乙等人民助学金~每月12.5元~相当全部伙食费~但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调干生,一看我的家庭经济情况表~立即决定给了我甲等人民助学金~每月16.5元~即除了全部伙食费外~还有4元零用钱。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出了世也从来没有过每月4元零用钱的富裕程度。不仅如此~班级党团支部和班委干部同学得知我要配眼镜~又补助我一副眼镜钱~得知我过冬棉衣单薄~又补助我一件新棉袄~这件棉袄又暖和又好看~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毕业后还穿了三年~真是“八年抗战”了。我从内心深处感激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没有这样关怀、帮助~我绝不可能上大学。
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我可以无忧无虑地学习了。然而~不断的政治运动却严重干扰了我的读书。应当说~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教学秩序还算正常~学习的主干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另外~还学俄语、数学等。结合学习政治经济学~还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我喜欢跑图书馆和阅览室~除了看本专业的书和文章外~还喜欢看莎士比亚的剧本~巴尔扎克的戏剧等。但从1957年夏天起~随着整风反右运动的逐步开展~正常教学秩序越来越被打乱。先是帮党整风~还要我们向党“交心”。说实在话~我的“心”老早就交给党了~我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学生会在大上海读大学~没有共产党怎么可能~我要感谢共产党还来不及~那有什么“意见”~但党员找我们“谈心”~一定要我们向党提“意见”~说你刚从农村老家回校~谈谈农村见闻也行。经这么一启发~我倒想起来了“意见”~说:“农村统购统销以后~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隔了几天~校门口贴出一批大鸣大放的大字报~说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尹伯成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弄得农民粮不够吃~油没有吃了。”我看了以后有点担心~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在运动中吃苦头。实际上~后面两句我是讲了~第一句帽子是加上的。后来~我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可能是领导上认为我在班级里年纪较轻~心直口快~有口无心~因此~只是在小组会上和班会上批评了几次。同时~把我的团支部宣传委员职务换成了班委中的文体委员。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吹笛子~跑长跑~做文体委员也很开心。实际上~文体委员职务在政治上远不及团支部宣传委员重要~说明我当时政治上经验不足。
整风反右运动以后~经济系师生到江苏吴县望亭乡搞教育革命~当时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时我们三年级学生分配在几个高级社。我和指导员江春泽老师,她只比我大两岁,和一位女同学朱桂英住在一家副大队长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了生产劳动~同学们还常集中开会学习,政治学习,。不久就正式创办了人民公社~一切归公~实行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我亲眼看到许多农民在得知即将都要到公共食堂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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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的消息~连夜就把家中的鸡鸭之类宰杀了吃光。当时的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然而~大家肚皮是放开了~干劲并没有真正鼓起来。一位生产队长对我说~“我们起劲~啥人晓得人家起劲不起劲”。当时报纸上电台里说~生产放卫星~亩产5千斤、1万斤~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多。一次我参加粮食过秤~记录粮食产量~最后交到上面去的数字不能根据实际记录~要按上面要求填写~弄虚作假几乎到处一样。还有一件有趣事是全民炼钢~小高炉遍地开花~我住的村子里就有一座小高炉~炼铁的原料是农民家中的铁锅,公共食堂吃饭~不要每家的锅了,之类铁器~煤是镇上运来的~用手拉风箱作为鼓风炉~我们同学们和农民一起日夜不停拉风箱。一次~我边拉边睡着了~江老师叫我回房睡一会再来。对于这套“**”、“共产风”做法其实谁都心里有看法~就是不能讲。一次~蒋学模老师可能说了一句对有的“过火”做法不同意见的话~还挨了一次“小组帮助”。
看起来这些都纯粹是浪费资源,特别是我们做学生的宝贵的学习时间资源,的错误做法~和学习知识毫无关系~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也都是学习~因为它使我从亲身实践中真正认识到为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真是主观唯心主义,真正认识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是不可违反的客观规律,真正认识到了科学和制度的重要性。
由于人民公社和**的失败~从1959年起全国农村开始闹饥荒~当时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据我所知~从1959年到1961年这几年基本一直是风调雨顺~农业歉收是共产风刮出来的~即使后来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改为“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即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所有~但由于起初是大队为基础~后来又改为小队,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改来改去仍是大锅饭制度~农民积极性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农民不饿肚皮的问题~一直要到“**”结束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真正解决。实行这一制度后~才真正实现了多劳、多收、多得、多吃~否则始终陷入“我干你不干我吃亏~你干我不干我占便宜~结果大家不肯好好干”的囚犯困境。
1959年秋~我们从望亭人民公社回到学校开始复课学习~补上一些未上的课~业务知识再稍稍被重视起来。但仍强调要以社会为课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被组织到马桥人民公社、上海机床厂等单位搞生产劳动和调查研究。有一次~从马桥公社回校后~按规定我们应退还手上的粮票~交到食堂~重新买成饭票在学校食堂用餐~但我没有这样做~把当月应交的20多斤全国粮票扣在身边~就直接上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时假装把饭票丢进了收票箱。我企图把粮票带回老家~给我一个70多岁的祖母和12岁的小弟弟~那时他们在农村乡下一直吃不饱~如有这么多粮票~可能解决相当长一段日子肚皮问题。但此事很快被揭露出来~我在班级里受了批判~在团内受了处分。临大学毕业分配时~党支部书记陆庆壬同志找我谈话~说团内没有撤消处分的规定~希望你不要灰心~好好努力工作~前途是光明的。书记语重心长的话我牢牢记住~毕业后一直努力工作~多次评上“先进”。这次错误看来是坏事~其实也是我前进路上一次重大的“学习”机会。第一~从此以后~我就立下决心~宁可饿死~也决不做偷鸡摸狗之类见不得阳光之事。做一个人~就得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QQ:126342094)
人,第二~犯了错误~只要吸取教训~仍旧会有很好的前途。
四、三进复旦
1961年秋大学,本科读5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从大专升格为本科院校的苏州丝绸工业学院马列室当老师。第一学期教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同时上~第二学期要求我在上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要给美术设计专业二年级学生讲授“艺术概论”。我提出~我没有学过这门学科。党委宣传部长说~“你是复旦大学毕业的~一定会上”。我没办法~只得到书店里去找有关书看~总算买到了一本王朝闻写的“新艺术概论”~看了很有启发。我又回想起在复旦图书阅览室看过的一本由蒋孔阳写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大体知道了“艺术概论”中要讲点什么~就七拼八凑写了一个讲稿上了讲台~结果学生说比他们从前的老师讲得好。这给了我不少信心。1962年夏~正当我暑期在老家写“艺术概论”这门课另一学期讲稿时~突然接到丝绸工学院人事科通知说~学院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下马~你被调到苏州市第五中学任教。我立即赶回学院~听说第一批调出的教师在马列室就我一个~连高中毕业的那位女教师因为是宣传部长夫人~也未调动。我气得要命。当天就到人事科开了调离单到苏州市第五中学报到。后来才知~如果我晚走一星期~工资就会在苏州丝院转正~月薪53.4元~而因为早到市五中报到一周~只能按照中学八级转正~月薪51.7元。尽管每月只差1.7元~但在当时对我来说~其意义远不止目前170元~这也算是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吧。
1962年秋起~我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担任高二,5,班班主任~讲授政治课~内容是哲学常识。给中学生上课不是件容易事~关键是要有吸引力~才能让学生自觉遵守上课纪律。我边讲课边总结~不断提高讲授水平。做中学生班主任也不容易~主要要善于和学生打成一片~办事公正。一次我带学生下乡参加夏收夏种劳动~男女同学睡一间仓库里~势必有一男生和女生接壤~哪个男生和女生都不愿意~怎么办,只得由我自己睡在男女生之间~充当一条楚河汉界~其实那时我也才虚令27岁~但已经是“长辈”了。
1963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并要通过考试入学。当时我心想~我大学同学都在高校工作~我学习不比他们差~怎么只能在中学教书。那时尽管市五中领导很器重我~要培养提拔我~但我还是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的是母校经济系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那年未能考取。1964年再次报考~仍是经济学说史专业~结果考取了~指导老师是吴斐丹教授。这是我第二次进复旦学习。真离开苏州赴上海时~心中又很舍不得。因为1964年5月1日我和我在五中的一位老教师史家琛先生的女儿史遵明,她当时在另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刚结婚才几个月。然而~读研究生毕竟是大事~我毅然决然回到复旦经济系学习。那时读研究生~主要是按照指导老师要求~阅读一些专业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当然~外语课还是要上的。起初~一切学习生活仍正常~但不久~国家的政治天空中风起云涌。先是批判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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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发展到批判“海瑞罢官”~经济学界批判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后来~**味道越来越重~火越烧越旺~上课都停止了~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被要求来清查老师的听课笔记以及讲义~断章取义地拎出一些“词”和“句”无限上纲上线~年纪大一些、资格老一些的教师都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少数人还要作为“**、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三反分子”批斗~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起初~炮火对准教授们~后来~**小将逐渐地把火力转向各级党组织领导~即所谓“走资派”~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则被当作“死老虎”丢在一边。例如~当时经济系一大帮教授被集中在系办公楼一小房间内,当时称为“牛棚”,学习~不许乱说乱动~本科**小将谁都不愿去“管”这帮“死老虎”~就叫我这个老**,当时我是研究生~属**学生之列,去“看管”。我当时看不出这些老教师有什么**、反社会主义本性~就命令他们每天上午按时到这个房间报到~先由我领读十几条**语录~然后由他们自学毛选~下午则放回家看大字报~实际是放假半天。一次~我在复旦的“南京路”,即大字报集中的道路,上看到生物系谈家桢跟着周围**挥拳高呼“打倒谈家桢”~**问~“你怎么也叫喊打倒谈家桢,”谈家桢答:“我是今天的谈家桢打倒昨天的谈家桢。”我暗自佩服这位遗传学大权威的大智慧。
1968年春~我仍旧回到苏州市第五中学工作。起初~学校派性严重~也没有复课~只是搞运动~但武斗停止了。后来~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斗、批、改”。当时工宣队一大功劳是帮助学校复课闹革命。由**培植出来的学生。无政府主义十分严重~如果只由教师来管~是绝对管不住、治不了的~但工宣队一来~学生服帖了。当时我在五中教育革命组,相当今天教导处,工作~和工宣队关系很好~因为工宣队总大力协助我开展复课工作~维护教学秩序。那时候是**后期刚开始复课的阶段~中学教学的许多课程仍不规范。例如~物理、化学二课合在一起称“工基”,指“工业基础知识”教学,~生物课称“农基”,指“农业基础知识”教学,。由于我是学校教革组成员~学校缺什么教师~我都得去顶替。那一时期~我上过的课程先后有:政治、语文、俄语以及工基。好在内容都不深~凭我中学阶段的文化水平~都可以应付过去。我在1968年秋受到一次冲击。事情是这样的:在**以前大约1963年我第一次在市五中工作时~曾把一张旧的**像裁剪后作包装一份讲义的封面~这份讲义上写上我自己姓名~借给一位教师参考~忘了收回。**中该教师受冲击被抄家~查出此错误是我犯的。为此~**贴出了大字报~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并把我羁押在学校一个小房间内审查。我写“检查”必须上纲上线。为此~我从这一错误如何是适应美帝、苏修以及反动派,指当时印度和印尼当局,的**需要高度进行检讨。现在看来~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扯~但当时来说~不这样做~过不了“关”。这是**及此前整个阶级斗争年代的套路。由于我的问题“异常严重”~必须好好审查~但把我长期“关押”下去会给工宣队工作带来麻烦~因为当时工宣队急需我为他们不断地写总结“斗、批、改”的先进经验的文章。我曾给他们写过这方面好几篇书面性“经验”~上报到市里和省里~有的还上了《新华日报》。我被关起来后~就不能再写了。于是~通过工宣队到复旦经济系调查我历史有没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QQ:126342094)
有问题之后~很快就开了一个全校教师批判我的会议~立即宣布“尹伯成属好人犯错误~检查认识深刻~可以解放”。我仍回教革组工作~还几次作为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先进典型在全市教育系统和全市各系统予以表扬~发一张张奖状~当然~那个年代奖金是一分也没有的。
隔了几年~**发布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掀起一股攻读马列经典著作热~我被市教育局抽调去给全市各中学领导、干部讲授《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反杜林论》等~从此一直就在市教育局大批判组工作。这个小组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一些“笔杆子”~大家相处非常好。“四人帮”在**去世不久被打倒~那时侯苏州老百姓的高兴情况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从此~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为局领导撰写“大批判发言稿”以及“报告”之类。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还被派到省高教局作为苏州市代表参与高考命题工作~关在溧阳沙河水库,现在天目湖,一个月~天天吃大鲢鱼头。
1978年春~**后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我的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我通风报信~希望再次来读研究生。我当时很乐意~但又深怕考不好~因为事隔多年~外语和许多专业知识都还给老师了。我给吴斐丹先生写了封信~请教如何复习。吴老师很快回了信~十分热情~但内容空洞~只说“热烈欢迎报考~希望认真复习”等~连应重点复习那几本书都不肯讲。我只得硬着头皮赶到复旦应考。全校考场设在“登辉堂”。我自知那次考得很不理想~不料后来通知我来“面试”。我就向教育局领导和市委宣传部一位管文教的副部长提出申请~让我调到江苏师院,现苏州大学,工作~否则只能到复旦“面试”。谁知这几位领导异口同声不同意~说“调动不行~你要去读研究生~我们无法阻拦”。为什么那时我不想来复旦“面试”~因为有老婆孩子拖累~复旦在上海~把家属调进上海~在当时比登天还难。但领导既然坚决不同意我调进江苏师院工作~我就只能铤而走险上复旦了。
1978年10月初~我第三次跨进复旦校门读研究生。那时我虚年龄已经43岁。校门卫的一些同志、校医务室一些医生见到我说“好久不见你了~你到哪儿去了,”我们经济系的老师也欢迎我回来。蒋学模老师在欢迎会上还专门介绍了我这个“老新生”。陈观烈老师对我说~“尹伯成~你是有志者事竟成”~冯咸福老师在系门口遇到我时说~“啊呀~领导回来了”。我知道他指的就是当年我管过“牛棚”之事~忙说:“不敢不敢~当年多有得罪~务必请原谅”~他说:“不~不~如果当年不是你来管~我们这些人还不知要吃多少苦头”。说实在话~我这次之所以能第三次进复旦~主要昂仗当时系主任张熏华老师之力~是他希望我回到母校母系工作。由于我这次来复旦属“回炉”性质~因此学习时间比较短~在外语考试通过、学位论文完成后~1980年6月正式毕业留在经济系正式任教。我是**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消息还上了《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
五、学无止境
我留复旦经济系工作后~在教学上~起初一直教经济学说史。当时与我一起讲授这门课的还有方崇桂、蔡中兴二位老师。我有时给经济系学生上课~有时也给世界经济系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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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讲的内容和基本观点主要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但当时我已开始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当时叫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变~经济学教学内容应当改革。在自己讲课中~除了对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理论要作批判~还要讲一讲这些理论对发展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什么积极意义~讲一讲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之处。后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希望把我教学讲义整理一下出版。我就作些文字加工~以《简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为书名~在1985年春公开出版~该书马歇尔以后各章由石士钧同志编写~我觉得由他写更有把握些。确实~对于西方经济学史上凯恩斯以后的内容~我那时接触甚少~因此~1981年、1982年江苏省党校邀请我去讲授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时~总觉得讲西方经济学把握不大。幸亏课时少~讲得简单~否则我不敢承担。我总觉得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对我是块“软肋”~决心好好学一学~否则讲经济学说史只知道“来龙”~不知道“去脉”。但当时国内出版的这类教材几乎一本都没有~只有一些“大纲”式的本本。为此~我就托人在香港买些这类教材。后来~终于从香港书店里买到一本由台湾著名学者施建生编著的《经济学》~写得非常好~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我反复认真学习。后来~经人介绍~我又到上外图书馆那里免费得到了几十册由美国亚洲基金会赠书~都是微观、宏观经济学一类英文教材。当我阅读第一本这样的原版教材时~觉得很累~不仅有外文阅读能力问题~还有基本理论不熟悉问题。但是~我硬着头皮把第一本读完读懂后~再看第二本、第三本时~就觉得不难。一是因为内容大同小异~二是因为词汇、句式都差不多~再加上这些教材并非高级教程~而属初级教材~容易掌握。学习这些教材~除了外语问题~还有个数学问题。尽管在大学一年级时张志鸿老师给我们讲过微积分、解剖几何和概率论初步~但是~一来讲得简单~内容浅~二来几十年未接触都忘记了~尤其是弄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经济学上的用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购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经济数学》,上、下册,自学。通过自学~不仅理解了微积分一些基本知识在经济学上用处~也掌握了一些线性代数和概率论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这对我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于解经济学中一些计算题都有极大帮助。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由于宋承先教授离开复旦~舒元同志出国~一些年轻同志还未毕业~研究生的微观、宏观经济学没有人教~我只得挑起这副担子~这对我是极大挑战。说实在话~别说中高级教材未学过未教过~就连匡特编著的《微观经济理论》,数学方法,上的不少题目我也解不出来。怎么办,老老实实去动脑筋做。宋承先教授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出版后~许多学生反映~各章后面题目做不出来。复旦出版社徐谓平同志建议我编写一本专门解题目的指导书。但书上一些题我也做不出来。一次~我问宋老师有道题怎么做~他说他也没有做过。我不便再问下去~只得自己去一遍遍做。因为我要上课~必须每道题能做。在课堂上通过解题讲理论~又用理论指导解题~学生感到收获大。后来~我就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发动一些自己带的研究生~编写出版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微观,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宏观,各一册。不料此书出版后~大受国内许多高校经济类管理类师生欢迎~销路一年强一年~许多学校还把此书列为考研究生参考书。后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QQ:126342094)
来~经过一版又一版修订完善~现在已出版了第四版。
我自知西方经济学理论水平不高~数学功底差~因此~在我自己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尽量把内容局限于初级教程水平~以文字和图表表述为主~尽量少用数学公式。我力求深入浅出~以通俗见长~以顺口取胜~目的是普及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知识~为初学者提供一门入门向导的书。结果~此书反响也很不错~一版又一版修订后~每年能印几万册。我在编写这些教材,包括参加由高鸿业教授主编的《西方经济学》编写,过程中~不断虚心求教~不断修正差错~不断更新内容~不断改进表达。这四个“不断”~本质就是不断学习。
2001年秋~我正式退休返聘~但我一个心愿未了~就是一直想编写一本从市场经济视角考察的西方经济学说史~并体现厚今薄古原则。正巧那时有国家“十五”重点规划教材编写出版项目计划的课题申请~我就提出了申请并获批准了。后来~此教材编写出版又列入迎接复旦大学建校100周年要出版一批精品教材,书目,计划。于是我就抓紧工作~并请几位研究生一起参加~经过三年多努力~这本教材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本教材无论从观点上~内容安排上都和从前出版的《简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史》,和石士钧合著,以及《经济学说史教程》,和方崇桂合主编,大不相同。为了编出此书~我查阅了许多文献~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许多理论和人物重新反复思考~我始终把这本书的编写~当作我再一次深入学习经济学说史的过程~并希望这本书能不断修正完善~推陈出新。
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始终是我主要精力倾注的工作重点~也是我不断学习的主攻方向。除此之外~结合对国内经济生活热点问题的关注~我对证券投资、保险和社会保障以及房地产经济问题也有一定兴趣~写了一些文章~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必须不断解决的问题~值得关心和研究。现在这本集子选辑了这些领域我学习和研究的一些心得~就教于大家。
在教学工作方面~未退休时一直坚持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也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我始终认为~给学生上课的过程是一个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不仅学生课堂讨论是我学习的机会~就是给研究生评审学位论文~和博士后讨论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等也都是学习的好机会。每一位研究生和博士后~都有自己专门研究领域~这些领域不可能都是我精通的~因此~给他们指导论文写作和评审及答辩等等的过程~的确是自己一个学习过程。
除了教学和科研~近20多年来~我也做过一些行政工作。从做系教学秘书~到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以及其他一些职务。做所有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怎样做事、怎样做人。从工作中我认识到~并不是只有出国访问以及看书进修才能学到东西~在平时平凡的每项工作中~都能学到东西~只要自己肯虚心、用心。我与生俱来一大缺点:粗心~因此工作中差错不断,但也有个优点:一旦认识了~总肯改正。
光阴如箭~不知不觉我今年已进入古稀之年~并且已经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外孙。小孙子尹嘉亮现在还不到3周岁~十分活泼可爱。小外孙苗嘉阳实足也已有11岁~小学4年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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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聪明。2年前就获得过上海市少年儿童资力大奖赛第一名~今年6月1日还作为上海市少先队员代表参加全国少先队代表大会。看到第三代健康成长~我心里充满天伦之快乐。
古代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教书匠~不可能有这么大雄心壮志和精神境界~但我总认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应把毕生精力贡献给社会。尽管现在人慢慢感到老了~耳不聪~眼不明了~但有生之年~还应继续学习~尽力量工作。我67岁时才开始学电脑~现在不也能上网、收发电子邮件、在电脑上简单打字、修改文稿了吗,为什么以后就学不了任何新东西了呢,我的老伴经常告戒我:“再不要去写什么书、什么文章~作什么讲座、参加什么会议~搞什么评审等等了~一世还有多少年好活啊~怎么不留点日子给自己过过~难道钱还不够用吗,”我完全理解她的一番好心~实际上~所有这些活动~我都已不是为了挣钱。我一个儿子和媳妇~一个女儿和女婿~都有自己一份工作和收入~都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都不用我担心~而我自己平时也消费不了什么钱~再要多钱干什么呢,但我认为~不要去挣钱不等于不要再学习和工作。学习和工作的节奏要掌握~不能再紧张~但不等于不要去做事情了。工作任务轻些可以~不干活不行,每天学习时间短些可以~不学习不行。坚持学习~适度工作~适量运动~心态平衡~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多活几年~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方针。《红楼梦》里有首“好了”歌~说许多事情“好”了就“了”~“了”了就“好”。作为一种人生哲学~它劝人们对个人名利和妻儿要想开些~看穿些~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它理解为人活在世上~本来就用不着去多做事。我认为~人活着就是干活的~如果不做事~不创造~社会不会进步~世界不会美好~这是用不着共产主义世界观也能说通的道理。
就像劳动惯的农民闲了会发慌一样~我闲了也不舒服。尽管我不知自己究竟能活到几岁才离开世界~但是~只要活着~就得学习~不断学习~让知识不断更新~让思想与时俱进~在工作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我进入老年以后的求学之路。
尹伯成
2005年5月于复旦 欢迎加入豆丁管理资料交流群(QQ:126342094)
作文九:《文学论文:求学之路》9100字
文学论文:求学之路
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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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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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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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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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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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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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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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
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 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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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
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
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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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
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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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
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
三
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
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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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
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
《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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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
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
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 韩驹生卒年考实》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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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
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
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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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
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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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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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
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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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十:《我的求学之路》800字
我的求学之路
我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哥哥姐姐念书都不多,家里我最小,所以多念了几年书。上小学时好几次因为交不齐学费差点辍学,所以我也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小学六年里(因生病留了一级),由于生性顽皮,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没能进入前十名,但也一直保持在中上游水平。因为学校离家还有四五里路,每天很早就被母亲叫起床了,吃过早饭后,就一路蹦蹦跳跳出发了。由于贪玩,我经常被河沟里的小鱼、小龟所吸引,也经常在上学路上干一些抓鸟、摘别人家树上果实等所谓的坏事。想想现在的孩子,上学、放学要接送,基本上就没有离开过家长的视线,不知这样叫幸福呢还是叫悲哀。童年的快乐求学路让我现在想起心中也会充满温馨。
转眼上了初中,功课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可顽皮的我却始终紧张不起来,整天沉迷于琼瑶、金庸、梁羽生的小说里,幻想着自己也能得到一本武功秘籍,学得一身盖世神功,打抱不平,行侠仗义。好几次上课看课外书被没收,写检查。就这样,懵懂中已到初三,眼看就到了是进入社会还是继续求学的选择,看着爸妈、哥哥、姐姐每天辛勤劳作的身影,我暗自下定了决心,我要继续上学,我可不想一辈子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着。下定决心的我忽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上课也不做小动作了,放学路上也还在念念有词,
也许是天资还不错,也许是顽皮的童年和广泛的阅读开拓了视野,活跃了思维,经过努力拼搏,我以全县87名的成绩考上了巢湖卫校检验师专业,跳出了我们家世代劳作的农门。爸妈因为高兴特地请来了电影队在村里放了几场电影,着实让我们家风光了一番。
经过三年的中专学习,我被分配到广德中医院工作了,如今我已是医院门诊部主任,医院领导班子成员了。工作期间,我先后又自考了大专,在职读了本科,虽不算学业有成,却也在医学检验专业上微有建树,先后在国家级医学期刊和省级医学刊物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已是中级职称的我还在为副高而努力奋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