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春秋时期称谓》2600字

春秋时期称谓

１，天子称谓春秋时期天子称王，这是沿用先代的习称。夏、商、西周三代天子皆称王，

而不称帝。

“天子”是尊称，《曲礼》说：“君天下曰?天子?。“王”是正式称号，“天王”则是最高称号。

王生时一律简称“王”，死后以谥号称之，如周文王，周武王。周朝有追谥的礼规，天子，国君，大夫死后根据其平生表现追封一个谥号，“文”、“武”就是死后的谥号。关于谥号的各

种含义《史记》最后一册有一附表可参看。

天子自称“余一人”或“予一人”。古字“余”与“予”相通。这是天子面对臣下及诸侯国君朝拜时的自称。《周语》内史过在与周襄王对话中引《尚书汤誓》说：“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论语》上也说：“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天子在居丧期间自称“小童”。天子蒙难之时自称“不谷”。《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襄王遭叔带之难遣使来告曰：“不谷不德，得罪母弟叔带，现避难在郑国，特来相告。”后有评语说：“天子凶服、降名，礼也。”这是说按礼规天子蒙难之时身着凶服，自称也要降一等。

天子周王的儿子称王子，孙子称王孙。我们知道王孙满答楚子问的故事，王孙满就是周王的孙子，名叫满，故称王孙满。周王室姓姬，王孙满的姓姬名叫满。称他为王孙满，其实

是对他出身的一种尊敬。

王的继承人则称太子，有时也叫世子。

２，国君称谓天下君主为王称天子，那么各诸侯国国君该怎么称呼呢？

诸侯国国君有两个通称，一个是“君”，所有诸侯国不论大下一律称其君主为“君”，这就

是“君”的最初含义，一国之长。人们可以称齐国国君为齐君，管鲁国国君叫鲁君。

国君的第二个通称叫“公”。周朝时有爵位之分，共有五等爵位：公、候、伯、子、男。各诸侯国按爵位分为五等。公爵国国君称公，侯爵国国君称候，以此类推。但一般情况下，不论是何等爵位国君一律尊称“公”，只有在正式场合如朝觐天子，诸侯盟会等场合才严格按其爵位相称。如齐国是候爵国，国君称齐侯，郑国为伯爵国，《左传》中常常称其为郑伯。

尽管生前有区别，然而死后一律称公。故有齐桓公，郑庄公之称。就连子爵国邾国其国

君也被称为公，如邾文公等君。

国君自称为“寡人”。“寡人”是一种谦称，原意是寡德之人。

国君居丧及有难之时自称“孤”。《左传》庄公十一年宋遇水灾，鲁国派人去吊问，宋闵公自称孤，说：“孤实不敬…．．，”又例，晋平公死，诸侯欲见新君，叔向说：“孤在衰？中…．．，”

国君在天子面前自称某土守臣，天子称异姓诸侯伯舅，而管同姓诸侯叫叔父。如周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而对齐桓公则叫伯舅。晋国与周王室同姓，都姓姬，而齐国姓姜。

国君称公，国君的儿子们则称公子，孙子被称为公孙。

公子有嫡出庶出两种，国君正夫人所生的儿子叫嫡子，妾生的儿子叫庶子。而将成为国

君继承人的那个公子则叫世子。世子有时也用于王位继承人称号，与太子混用。

３，大夫称谓大夫在君前称名，这是惯例，即所谓“君前臣名”，如“臣某某”。但对卿大夫而言，则不常这样。大夫分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三种。上大夫为卿，也称卿大夫。卿大夫在君前自称“臣”，往往不加自己的名，而中、下大夫在君前则要加上自己的名。

大夫们在国君面前，不管对方职位高低，一律叫对方的名，即使儿子对父亲也如此。《左传》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晋国栾？在晋君面前直呼父亲的名“书”。栾书当时是晋国的正卿

（一国宰相），他的儿子仅仅是名大夫，但不可破坏“君前臣名”的礼规。

大夫在天子面前，自称陪臣，在他国国君面前自称外臣。

大夫的儿子没有特别的称呼，《白虎通》上说大夫的儿子称大子，士的儿子称冢子，《左

传》中却没有实例。

大夫的儿子也有嫡子、庶子之分，但其家族的继承人一般来讲一定是嫡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赵衰将儿子赵盾立为嫡子之事。赵盾是庶出，且排行老四，按礼规不能作为家族掌门人，但赵盾有才干，特把他提拔到嫡子之位，且位列第一，赵盾后来便成了赵氏家

族的掌门人。

４，士的称谓士是比大夫低一级的仕人，与大夫合称为士大夫。（即现在的国家公务员。）

由于士的地位较低，故自称贱私。

５，两个普遍的称呼：（１）“子”的称呼。

“子”是一种尊称，一般用于大夫之间，但此尊称在春秋初期却不常用，原因是这种称呼不是谁都能享用的，只有身居高位，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被称为子。这样的人如晋国的执政正卿赵衰，鲁国的执政正卿季孙行父等。后来，卿大夫皆称子，渐渐地此称呼也被一般人所

用，用来称呼受尊敬的学者等人，如孔子、老子、庄子。

“子”这个称谓一开始只单独称一个“子”字，有时候加上被称呼人的姓氏或排行，范子，季子等，而对已死的人，则多与其谥号连称，如孔文子等。后来变成一个通称“夫子”，孔夫

子即是此例。

（２）排行称谓。

以排行相称是最为普遍的一种称呼。兄弟姐妹之间的排行按其大小分别是伯（孟）、仲、叔、季。《左传》中以排行称谓的人非常多，如叔向、敬仲、孟子，伯姬等等举不胜举。这

类称呼后来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礼貌性称呼，如大叔、大伯。

三，女人称谓天子的妻妾叫王后，王后对天子自称为老妇。

国君的正妻称谓正夫人，其他妻子称谓妾。国君的夫人自称小君。其他妻妾自称婢子。国君死后，其寡妻自称“未亡人”。《左传》成公九年，宣公的遗孀穆姜说：“施及未亡人…．．。”

自称为未亡人。

大夫的正妻称谓妻子，并被称为“主”。

国君的女儿同儿子一样也称公子。《战国策》中山策：“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

对女人除了父母，丈夫外别人不可直呼其名，只能称其为夫人等尊称，但有时可呼其姓氏，如《左传》隐公元年对郑庄公的母亲，庄公和大臣都称其为“姜氏”。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女人的真实名字几乎是没有留存在史书中的，所以女人的面孔更多了一层面纱，史书对女人的称呼有一下几种：１，排行加姓，《左传》开头提到鲁惠公的妻妾有孟子、仲子。孟、

仲是老大、老二的意思，子则是姓，说明两位女人来自宋国，宋国姓子。

２，谥号加姓，接着上面鲁惠公的第三位妻子叫声子。“声”是死后的谥号，子是姓。

３，谥号＋排行＋姓齐灵公的母亲被称谓声孟子，声是谥号，孟是排行，子是姓。

４，国名＋姓，齐姜、陈妫。齐、陈是国名，姜是齐国公室姓，妫是陈国姓。

５，丈夫的谥号＋本人姓郑庄公的夫人庄姜，庄是郑庄公的谥号，姜是夫人的姓。

６，国名＋谥号＋姓齐文姜。齐是国名，文是谥号，姜是本人的姓。

７，如果是王室之女出嫁，则称其为王姬。姬是周王室的姓。王表示此女出自王室。

８，国君死后，其寡妻自称“未亡人”。《左传》成公九年，宣公的遗孀说：“施及未亡人…．．。”

作文二：《春秋时期》18700字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前７７０年—前４７６年）或称春秋时代，简称春秋。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後是战国时期。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４８１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７７０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４７７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春秋初年的政局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７７０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动乱的中原局面

春秋时期，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时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

动乱的中原局面，给周边少数族以发展的机会。

占有西周旧地的西戎继续威胁着东周；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狄族，也逐渐向内地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居住在今河北、山东境内的戎族部落以及河北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的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在江汉流域被周人斥为南蛮的荆楚，在臣服了周边诸部之后，势力迅速强大，力图向黄河流域争夺土地。　最初称雄的郑庄公，终因建国不久，随后又发生内部争位的斗争，实力被削弱，没有能力对付这种局势。继郑之后，先后崛起了齐、晋、秦、楚和以后兴起的吴、越等较强的诸侯国，他们励精图治，积极从事霸业活动。

齐国改革内政

齐国在今山东省的北部，是东方一个大国。它地处海滨，拥有丰富的渔盐和矿藏，从太公开始，就“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到了春秋年间，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铸、纺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公元前６８５年（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管仲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在整饬旧制的基础上，对各项制度加以改进。

在政治、军事方面，基本上维持“国”、“野”分治的制度，在“国”中设置二十一乡，其中工乡三，商乡三，士乡十五。把服兵役的士乡十五又分成三个部分，叫“参其国”（五乡为一军，共三军，国君与国、高二卿各帅一军）。在“野（鄙）”设置五属，叫“伍其鄙”。

各级设官治理，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以利于老传少习，安心生产。在“国”内采用轨（五家为轨，设轨长）、里（十轨为里，设有司）、连（四里为连，设连长）、乡（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的编制，实行政、军合一制度，加强对国家常备军的控制和定期操练，使其成为一支“莫之能御”的战斗武装。为了增加兵员，还提高部分鄙野庶人的社会地位，选拔其中“秀民”充当战士。

富国强兵

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土质肥瘠征税。还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采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的鼓励贸易、促进生产的政策。

管仲进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国力日益强盛，连续灭了周围小国，扩充了国土。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联合燕、宋、曹等国，消除了戎狄的扰害，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诸侯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楚国日益强大

当齐国忙于对付戎、狄的时候，楚国日益强大，灭了“汉阳诸姬”和邓、申、息等国，又接连发兵攻郑。为了制服南方的楚国，公元前６５６年（周惠王二十一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军队，首先讨伐依附楚的蔡国，蔡人望风溃逃。于是乘胜进军楚境，讨伐楚国。

楚成王一面亲率大军迎战，一面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双方便在召陵（河南郾城东）订立盟约，齐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此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公元前６５１年，葵丘（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不久，齐桓公去世，内部争权夺利，虽然此后齐仍不失为一个大国，但霸业却骤然衰落了。

楚北进中原受阻后，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灭掉玄等小国，势力扩展到今豫南、皖北地区。随之趁齐霸业衰落的机会，又向中原扩展。这时，依附于齐的郑国投靠了楚国。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接替齐桓公的霸业，于公元前６３８年率军伐郑，与楚的救兵相遇于泓水（河南拓城北），宋败。此后，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都看风使舵，陆续倒向了楚国。　晋文公即位

正当南方的楚国势力北向中原发展的时候，北方的晋也已成为强国，两国之间又展开了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

晋献公（公元前６７６～前６５１年）执政时，削除了一批同姓宗族，重用有军功的异姓卿大夫，加强了公室的权力。继而积极开拓疆土，灭霍（山西霍县）、耿（山西河津）、魏（山西芮城）等国，又战胜了骊戎，打败了北狄，领地发展到黄河西岸和南岸，成为北方大国。此后，晋国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公元前６３６年（周襄王十六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回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执掌晋国大权以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推行“弃责薄敛”、“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措施和“举善援能”的用人政策，创造了从事霸业活动的条件。

城濮之战

就在晋文公即位的同一年，周襄王被其弟叔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约会诸侯用武力平定了叔带的叛乱，恢复了周襄王的地位，博得了“尊王”的美名。接着又用全力南向与楚争霸。

那时，一度附楚的宋国，首先摆脱楚的控制，依附了晋国。楚国为了保持在中原取得的优势地位，联合陈、蔡等国，出兵伐宋。晋国也在宋、齐、秦等国的声援下，于公元前６３２年，向楚的附庸曹、卫进攻，迫使楚军北上，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战斗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从而成就了霸业。

秦穆公独霸西戎

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以前，地处西方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后期，嬴秦仅仅是一个“西垂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开始封为诸侯，划岐以西作封地。以后秦与戎狄不断战斗，巩固和扩大了地盘，都于雍（陕西凤翔）。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穆公时（公元前６５９～前６２１年），国势日盛。公元前６２７年，秦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派军偷袭郑国，不料行军途中被发现。秦遂灭晋盟国滑（河南偃师）而归。晋出兵截击秦军，爆发了殽（河南渑池西）之战，秦军陷入了晋军的包围圈，全军覆没。此后，秦连续几次出击晋，一直没有占到便宜。

秦军东进的企图受阻，于是转而向西发展，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秦在西方的发展，加速了与戎族人民的融合。

楚国争霸城濮之战以后，楚北上再次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占领淮南等地。楚庄王即位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讲求得失，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６０６年，楚庄王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

公元前５９７年，楚军围郑，连攻三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邲（河南荥阳东北），结果大败。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隔了两年，楚又借故围攻宋国，迫使其屈服。这时，中原诸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时做了中原盟主。

晋、楚争霸，战争持续了百余年，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双方也打得精疲力尽；同时，争霸战争又激化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所谓“弭兵”的活动。首次结盟

春秋时代，先后召开过两次“弭兵”会议。

第一次在公元前５７９年（周简王七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共同讨伐违命诸侯的盟约。但盟约订后仅仅三年时间，楚国就公然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左传》成公十五年）的调子，撕毁了盟约。公元前５７５年，晋、楚战于鄢陵（河南鄢陵西北），公元前５５７年又战于湛阪（河南平顶山西北），结果楚国都失败了。　公元前５４６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宋大夫向戌看到了晋、楚两国都不想打仗，其它诸国长期追随晋、楚之后，疲于奔命，更希望和平。

弭兵之会

于是，向戌奔走于晋、楚等国之间，取得了诸侯国的同意，在宋都（河南商丘）举行了有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赴会的楚人暗中藏甲，在会上争先歃血，晋无力阻挡，只好让楚国主盟。

会议主要作了“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即除齐、秦两大国和滕等属国外，原来晋的属国和楚的属国，现在变成楚晋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议，互相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客观上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争霸已近尾声，齐、晋、鲁等国的新兴势力与公室旧势力之间，正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两国，积极从事霸业的活动。

吴国发展

吴在今江苏南部。在寿梦时，与中原的晋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楚国亡臣申公巫臣逃到晋国，为晋建议联吴攻楚的策略。晋遂派巫臣到吴国，教吴人以射御乘车和先进的战术，使吴开始有力量与楚相较量。

公元前６世纪末到公元前５世纪初，吴王阖闾执政，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协助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又任用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孙武，发展了吴国的实力。于是派大军更番袭扰楚国边境。

到公元前５０６年，吴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到达豫章。进而与楚军相遇于柏举（湖北麻城），结果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攻下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昭王仓皇逃走。楚人面对强敌奋起反抗。同时，吴国内部发生了贵族争夺权位的斗争，越国又趁机攻入吴都，造成吴国的后顾之忧。加之，楚大夫申包胥到秦求救，秦出兵救楚，最后吴军大败。从此，吴国国力大大削弱了。

越国发展

越在今浙江北部，本是越族的一支，建都会稽（浙江绍兴东南）。

公元前６世纪中叶，越还是楚的属国。楚为了制服吴国，助越攻吴，公元前４９６年（周敬王二十四年），吴与越交战，吴兵败，阖闾死。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

公元前４９４年，大举攻越，越王勾践大败，卑辞乞和，情愿称臣归附。吴王夫差认为越已失去反攻能力，便一意北上。为了称霸中原，他组织民力，沟通江淮，修筑邗沟城（江苏扬州），基本上建成了从长江至黄河的一段运河，然后挥师北上。

公元前４８２年，夫差在两败齐国之后，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在屈服于吴的时候，已定下灭吴的决心。他任用政治家范蠡、文种，实行改革。经过长期准备之后，于公元前４８２年，趁夫差北上会盟的机会，出兵攻吴。夫差仓皇回军，但已措手不及。公元前４７３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勾践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但吴越的霸业，毕竟是尾声了。

铁制劳动工具

春秋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阶段。促成这一社会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商代用陨铁制作了铁刃铜钺，说明对铁的性质和锻打嵌铸的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掌握，但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

到了春秋战国，铁的使用已逐渐普遍。晋国用铁铸刑鼎，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近代考古发现有陕西凤翔（雍城）秦公大墓出土的铁器，时代较早；江苏六合的吴国墓，长沙的楚墓，还有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镢、铁铲、铁铧及钢剑等器物。可见冶铁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能冶铸“生铁”。

根据地下发掘，结合古文献的记载，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虽然铁器使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发展基础

春秋时期，农业生产中又使用了牛耕。如人们起名字往往把牛和耕连在一起，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子耕，《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足证春秋时期，牛耕已为人所熟知，并且作为一种先进事物受到重视。

劳动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郑国大夫子驷作过兴修田间水利的努力，遭到贵

族的强烈反对。后来子产执政，一面整顿井田的封疆，一面开挖灌溉沟渠，取得了显著成效。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芍破，扩大稻田。那时的灌溉工具中已出现了“桔槔”，即利用底端系石顶端挂桶的杠杆提水。这种提水的方法，“民逸而利多”。

随着铁制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剩余产品有所增加。在郑州碧沙岗郑国遗址发现有贮藏粮食的窖穴，仅３０平方米内就有８个之多，与洛阳发现的汉代粮仓很相似，对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很有帮助。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使个体小农生产有了发展的可能，这就为小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荒野，以及诸侯国境之间的旷田，逐渐得到垦辟。而井田却由于“民不肯尽力”反处于瘫痪状态，到处抛荒。与此相反，一些奴隶主却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那时，统治阶级间争田夺土的事件史不绝书，周天子宰制土地和人民的局面越来越无法维持。于是，从天子到大夫的贵族，相互为了一田一邑纷争的事屡见不鲜。

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由于统治阶级侵田夺土，一再突破了井田制的封疆沟洫，井田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日趋解体，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到了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土地的让渡转移和宅圃的买卖，更是公然地进行了。于是，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缺口，土地关系正走向私有化的道路。尽管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制的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但井田制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伴随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

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楚伍子胥被迫奔吴“而耕于鄙”，是明显的例证。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乃至“鄙人”中上升而成。

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眼见奴隶制剥削方式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做法，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

奴隶制变化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滋长，受地主剥削的农奴大量出现。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有“隐民”、“私属徒”、“宾萌”和“族属”之类的称呼。“民”和“徒”在以前都是奴隶的称呼，“萌”也是称呼奴隶的。但“隐民”、“私属徒”及“宾萌”却具有新的含义。“宾萌”系指外来的依附农民，与后来的隶农相类似；而“隐民”和“私属徒”是隐匿托庇于贵族豪宗之家的隐庇户，即依附农民。他们虽不自由，但身份毕竟与奴隶不同。

“族属”也是封建性的宗法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上述“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依附户，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们虽还受到超经济的剥削，但有权支配部分收获物，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吕氏春狄·审分览》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下的租佃制。这种“公作”与“分地”之间的区别，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孕育在奴隶制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赋税制度的变化

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生，各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增加剥削收入，不得不在赋税制度上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公元前６８５年，齐国首先采用了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办法。

《管子·乘马》有“均地分力”、“与之（民）分货”的话，就是把田地分配给耕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在此基础上，推行分成制的地租剥削，即土地占有者与土地耕作者共同分配劳动产品。从此，产生了“则民尽力矣”的效果。管仲的这一改革，实际上起了破坏井田制的作用。

土地私有化

继齐改革之后，晋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把田地赏赐给人民，名曰“作爰田”，这就废除了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授的制度，等于承认土地的私有。

获得赏田的不仅有居于都内身份较高的“国人”，而且也有居于“国”、“野”之间身份卑微的“州人”，他们原来没有权利当兵，“作爰田”的同时，即征发州人服兵役和军赋，从此晋国兵员陡增，出现了“甲兵益多”的局面。但“作爰田”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

过了约半个世纪，到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季孙氏掌权时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公田和私田在实际上的差别取消了。这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赋税合一

“初税亩”，实行以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５９０年，鲁国“作丘甲”，过了４２年，公元前５４８年，楚国“量入修赋”；再过了十年，郑国“作丘赋”。

“甲”、“赋”都指兵役和军用品的征收。原来承担兵役、军赋的只限于都内的“国人”，由于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日趋扩大，赋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于是负担兵役、军赋的范围，就不得不由国都扩大到野的行政组织丘。

同时，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份地难以继续定期分授，以致出现了有夫无田的现象，这就使按夫负担兵役、军赋无法实施。后来随着各丘垦田多少的不同，军赋负担轻重出现差异，为了解决各丘负担不均的矛盾，在公元前４８３年，改行依田亩征赋，叫“用田赋”。这样，有田人虽然增加了军赋负担，但对土地处理权却扩大了，土地私有进一步受到政府的认可。既然赋和税都依田土作为征收的依据，赋和税后来也就渐趋合一了。

诸侯国改革赋税制度，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但为了扩大经济收入或兵员补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已经出现的客观现实，其结果是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独立工商业者的产生

春秋时代，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手工业门类较前增多。新兴的手工业有煮盐、冶铁、漆器等。

青铜制造业与殷、周相比，明显地表现为王室、王臣之器物的减少，诸侯之器的增多。此外，还出现了贵族使用的带钩、短剑、铜镜等新器物。

漆器以楚国最著名，长沙春秋楚墓出土的漆棺、漆木车、涂漆皮甲和带漆铜剑鞘等，都是技艺很高的工艺品。

齐国纺织业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瓷器烧制工艺也有迅速的发展，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出土的早期青瓷，釉色淡青，釉质均匀光泽。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商业也日趋活跃。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形势，有的国君制定了“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有的相互订立了与贸易交通

有关的盟约誓词，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工商业地位

但是，春秋初期的工商业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即所谓“工商食官”。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奴的地位很低。商业活动也主要为贵族服务，经营的货物大都是珠宝、玉器以及皮革之类贵重之物。

到春秋中叶之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脱离了官府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转移，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与此同时，官商也无法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扩大。虽然如此，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大受限制，甚至仍被上层贵族视为贱业。如晋国的富商，财富已很可观，但在统治者眼里却是“无寻尺之禄”的人，不能与卿大夫相比。

不过上层贵族的旧观念，终于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趋势，统治者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撤销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山泽之禁、关隘之征。

新兴商人阶层

新兴商人阶层日益活跃。中小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国语·齐语》）有些大商人往来于列国之间，不仅是货殖的能手，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

如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游江湖，十几年中“三致千金”；孔门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货币。公元前５２４年，周景王铸造大钱，是我国文献中关于铸钱的最早记录。已经出土的齐刀币、楚郢爰和晋的空首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借贷、高利贷也相应地产生了。同时，商业的发展还促进了都市的兴起。

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不难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考，相传为楚国人，作过周守藏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传世的老子《道德经》，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其门人追记老子遗说，到战国时由楚人环渊纂集而成。

老子在哲学思想上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做“大”，以取代商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此，“道”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老子看来，“道”是第一性的，世间的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所以他说“道”是“万物之宗”，“道”显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指“视之不见”的精神。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和“道”的思想相适应，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同时，在政治上“不尚贤”，这实质上是企图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秩序，达到“无不为”的效果。为此老子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于是他认为应当“绝仁弃义”，使民“无知无欲”。这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妙用。

老子理想的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的世界，即“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很明显，老子向往的并不是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而是早已在历史上消逝了的，经过他的美化，保留有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制社会。这是一种没落消极的思想。形而上学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老子还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

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做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老子还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

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做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年～前４７９年），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成了鲁人。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小官吏。中年以后，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去职后，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孔子的言论，由他的门人整理成为《论语》，《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孔子看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让殷周以来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得以恢复和维护。要实现“正名”，单靠政治手段是不行的，孔子主张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并把“德”看做首要的统治手段。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

孔子“仁”学

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

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的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孔子在提倡“仁”学的同时，还相信天命，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要人们“不怨天，不尤人”，听从“天命”的支配。孔子宣扬天命，但是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孔子教育活动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在长期从事教学的过程中，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摸索了很多规律性质的认识，值得加以批判地继承。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有很大贡献。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的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庶人议政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其意义和影响十分重大。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主张学习要持存疑态度，主张“毋意（不凭主观臆测）、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唯我正确）”。孔子重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教育学生要“不耻下问”。

六经贡献

孔子在教学中强调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他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孔于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的弟子以“循循然善诱人”来赞扬他。但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这对后世教育起了某些不良的影响。

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说明孔子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

这些文献现在仍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料，孔子在整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天文历法

春秋时期，天文历法有很大进步。《春秋》一书对日月食的记录非常翔实，在２４２年间，记录日食３７次，其中３５次已证明是可靠的。

《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６１３年）秋七月记“有星孛（贝）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

《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６５５年），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５２２年），两次间隔１３３年，其间记录闰月４８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４９次，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闰的方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建筑机械

春秋末叶的公输般，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字若，又称鲁班。这位民间工艺家，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的器械；还削竹木以为鹊，借助风力飞行。

相传鲁班创制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这些创造，虽然不免有被后人夸大和理想化的地方，但他确是一位少有的巧匠，人们称颂他是“机械之圣”。

鲁班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艺部门的祖师，为人类建筑机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医　学

春秋时期，医学也有很大的成就。当时，诊断病人的方法已有切脉、望色、听声、写（观）

形等。见于记载的著名医生有医缓、医和等人。

晋平公患重病，医和来到晋国，诊断后，确定平公的病既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属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医药已经无效，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必死无救。十年后，平公不治而死。缓与和都被人誉为“良医”。

在病理上，医和认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不调和是招致疾病的原因。此后医学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成为医学名著《内经·素问》的重要依据之一。

残酷压迫

春秋时期，腐朽的奴隶制已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桔，奴隶主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暴虐，奴隶主贵族已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

如齐国贵族垄断国内大部分土地、山林、渔盐事业，严禁人民樵采渔猎；并设立关卡，“暴征其私”。奴隶主贵族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三老冻馁”。不堪忍受的人民起而反抗，奴隶主贵族用酷刑进行镇压，不少人被判刖刑，市场上出现“履贱踊贵”的惨象。

再如卫国懿公喜欢玩鹤，竟为鹤配备大夫乘坐的车子以表示尊宠。春秋晚期的蔡国，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蔡侯还是极端奢侈。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出土物仅铜器就近百件。每类又因用途不同各分若干组或若干套，其器物之精，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墓中还有殉葬的人。贵族死后尚且如此，生前的腐朽生活就不用说了。

公开暴动

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终于激起了反抗的风暴，奴隶和平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春秋时期，有关“役人”暴动与“民溃”事件不绝于史。所谓“役人”暴动与“民溃”事件，是平民、奴隶以群起溃逃作为反对统治者劳役、兵役的一种手段。例如，公元前６４１年，梁国国君强迫民众围绕公宫挖壕沟，结果民众一齐溃散，拒绝服役。公元前６６０年，狄人攻邢，“邢人溃”；公元前６５６年，齐桓公率诸侯征蔡，“蔡溃”，诸如此类等等。

广大人民还采用公开暴动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对暴政的不满。如公元前５５０年，陈国筑城　“役人”发动暴动，奋起反抗暴虐的当政者，奴隶主贵族庆寅、庆虎死于非命。

阶级对抗

春秋时代，奴隶逃亡愈来愈多，许多国家不得不制定了逮捕逃亡奴隶的法律。这些逃亡的奴隶和撩淬的平民散在各地，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晋国情况尤为严重，连国都也有起义的队伍，而且公行无阻。甚至接待外国使节的客馆也要严加保护，才能“无忧客使”，可见斗争之尖锐。　官府手工业工匠的反抗斗争也十分强烈。如公元前４７８年，卫国手工业奴隶为了摆脱长期劳役的痛苦，愤怒地包围了卫庄公的宫门，庄公跳墙逃跑，最后被人杀死。公元前４７０年，卫国工奴们对卫侯随便征调苦役不满，与失势的卿大夫一起，与统治者搏斗。卫侯成了孤家寡人，只得狼狈逃窜，后来死在江南。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到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权力。他们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春秋后期，“私家”对“公室”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室”是指诸侯国君，“私家”则指大夫。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大都是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守旧派，“私家”则是从旧贵族中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在井田制日趋崩溃、私有土地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少“私家”千方百计地争夺土地和人民，成为拥有大量私产的富有者。一时出现了“私肥于公”，“大夫皆富”的局面。与经济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他们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求有一个大的变革。三桓与鲁公室的斗争

在鲁国，“私家”新兴势力的代表是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裔，史称“三桓”。公元前６０９年，鲁文公去世，发生了杀嫡立庶的权位之争，“三桓”乘机发展势力，各自在封邑筑城，从此，鲁国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

随着三桓势力的发展，到公元前５６２年，“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统辖一军，并在各自统辖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季孙氏的变革比较彻底，力量也最强。公元前５３７年，三家进一步变三军为二军，实行“四分公室”，季孙氏独得二分，独掌一军，叔孙、孟孙各取一分，合掌一军。

三家都在统辖区推行征税的办法，国君的费用只能靠三家和一些旧贵族纳贡维持。公元前５１７年，鲁昭公进攻季孙氏的据点费城，三家组织反击，鲁昭公吓得逃往齐、晋。昭公最后死于国外。以后的哀公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虽然鲁君还保持名义上的国君地位，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以季孙氏为首的三家之手。但鲁国的斗争是在公族内部进行的，不免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田氏代齐

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奔齐，被任命为工正，这是陈（田）氏立足于齐的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田氏与公室关系非常密切。后来，由于齐国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室的斗争广泛开展，旧制度的崩溃和公室的灭亡已成必然的趋势。

田氏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向背离公室的道路。代表新兴势力的田氏家族，采用施恩授惠的手段，与“公室”展开争夺民众的斗争。田桓子对贫穷孤寡的国人“私与之粟”。田常执政后，为了收买人心，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进。

同时，田氏还实行了一套“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的产销地等价的政策，这是一种薄利多销、赚取财富的手段，结果使“民财为之归”。田氏由此获得的雄厚资财，就为他从事“厚施薄敛”提供了保证。果然田氏“得齐众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而重敛于民的“公室”却逐渐被抽空了。

田恒掌权

可是，齐国的旧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田氏为首的新兴势力不得不以暴力手段对旧势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于是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

第一次在公元前５３２年的夏天，田桓子联合国人向两家执政贵族栾氏、高氏发动进攻，把他们驱逐出齐国。

第二次在公元前４８９年，田桓子的儿子田乞，联合大夫，带兵冲入公宫，打败了齐国国氏、高氏、弦氏、晏氏四大家族。

第三次在公元前４８１年，田乞的儿子田恒（即田成子）在民众的支持下，以武力战胜齐简公亲信监止，监止、齐简公出逃，后被杀死。田恒从而掌握了齐国的大权，对残留的旧贵族势力尽行诛戮。以后，又任命田氏兄弟和同族人作都邑大夫，扩大了自己封地。

到公元前４７６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到公元前３８６年，田和列为诸侯，仍沿用齐国国号。田氏代齐实际是地主阶级政治夺权在齐国的实现。晋国发展

公元前７世纪，在晋献公执政期间，“尽杀群公子”。骊姬得宠以后，又“尽逐群公子”。一时晋国“国无公族”。到春秋中叶，旧公族仅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私家”力量却逐步强大起来，不断与晋国的旧公族展开斗争。

晋厉公即位后，把“私家”大族视为最大威胁。公元前５７４年，他举兵杀三卻，结果很不得人心。次年，厉公被杀。后来，韩、赵、魏、智伯、中行、范氏六家新兴势力，对晋的旧贵族发起了连绵不断的进攻。

公元前５５０年，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打败了栾氏。以后旧贵族继续受到打击，降为奴隶和平民。

接着新兴势力又“以法尽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领地以为七县，羊舌氏领地以为三县，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军功有才能的人去做县大夫，旧公族的消灭，为晋国的社会发展，去掉了一块绊脚石。

封建政权

在同旧势力斗争的同时，晋国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４９３年，范氏、中行氏与郑、齐、鲁、卫等联合，和赵、韩、魏发生战斗。

赵鞅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鼓励部下：“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种按军功赐爵、赐田，提高庶人工商业者地位以及依军功免除奴隶身份的政策，赢得人民的支持，结果打败了对手。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地主阶级势力得以迅速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形成。

公元前４５３年，韩、赵、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智伯，分别建立三个封建政权。公元前４０３年，周王室正式承认它们为诸侯。发展不均

春狄末期到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先后在各国夺取了政权，为封建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场斗争，在各诸侯国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中原除极个别旧式的“籍田制”到春秋末年还依然保留外，郑、宋、卫等新兴势力曾不同程度地进行过改革，并作过夺权的努力，但由于旧势力仍占优势，都告失败。至于四周地区的诸侯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比较缓慢，所以社会改革也稍迟于中原地区。到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大体上和中原相当的程度时，同样的现象也就发生了。

楚国在公元前４７９年就爆发了白公胜的政治革命。其他边远国家如秦国和燕国，到战国时代，才完成其社会变革，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

新旧势力的斗争，大大加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这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是从奴隶社会母体内孕育起来的。

一部分逐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旧贵族、军功贵族和新官僚，以及平民中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形成为地主阶级；

大部分庶人和平民，则转化为农民阶级。

尽管地主阶级本身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但其主要的剥削对象，已是以租佃方式耕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以及取得小块土地，承担地主阶级国家赋税和劳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他们和奴隶相比，身份有明显提高。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封建制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

春秋初年，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有一百七十馀个，然其会盟、征伐事迹彰彰可考者，不外齐、晋、楚、秦、鲁、宋、卫、燕、陈、曹、蔡、郑、吴、越等十数国。平王东迁以後，一些诸侯国经过长期休养生息发展了起来，而王室的力量却逐步衰微，渐渐丧失控制诸侯的能力。犟大了的诸侯，不再对周王室唯命是从了，他们有的蚕食周的土地，有的攻伐别的诸侯国。周桓王十二年（前７０８），周桓王带了军队去讨伐桀骜不驯的郑国，郑伯不仅敢於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这说明，这时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著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春秋时期，见於史书的诸侯国名有一百二十八个，但比较重要的不过十几个，它们主要是位於今天山东的齐、鲁，位於今天河南的卫、宋、郑、陈、蔡，位於今天山西的晋，位於今天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燕，位於今天陕西的秦，位於今天河南、安徽南部和两湖的楚，位於今天江苏中南部的吴和位於今天浙江一带的越。这些比较大的诸侯国凭藉其实力，用战争来扩充领土，迫使弱小国家听从他的号令，并互相争夺，形成

了诸侯争霸的局面。霸，又写作伯，就是诸侯中的老大的意思。最早称霸的是齐桓公。齐是太公吕尚的封国，其历代君主致力於整顿政治，发挥滨海鱼盐的优势，提倡家庭纺织业，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使其国力逐渐发展起来。齐桓公（前６８５－前６４３在位）继位後，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公田制，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於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犟的国家。然後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的侵扰，终於在周僖王三年（前６７９）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６５６），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今河南偃城）之盟，其霸业发展到顶峰。

齐桓公死後，齐国出现争夺君权的内乱，力量削弱。楚国乘机发展势力，先後灭了它北边的几个小国，重新把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前６５０－前６３７在位）以抵制楚人北侵为号召，企图充当中原的霸主。但无论从国力和业绩看，宋襄公都够不上称霸。周襄王十五年（前６３８），楚宋两国的军队在泓水相遇，宋军大败，连宋襄公都被射伤了腿，不久死去。正当楚国称雄中原的时候，西部的晋国发展了起来。晋文公重耳（前６３６－前６２８在位）曾因「骊姬之乱」，在外流亡十九年，饱尝艰辛。即君位後，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於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６３３），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大败楚军，成为霸主。晋文公死後，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崤地一战，秦全军覆没，转而向西，吞并了　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楚国在城濮之战後，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经济文化发展。楚庄王（前６１３－前５９１在位）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犟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周定王十年（前５９７），楚与晋会战於邲（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胜。不　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於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於楚，楚人称霸中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於是由宋发起，於周简王七年（前５７９）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５４６），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从此，战争大大减少。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周敬王十四年（５０６前）　，吴王阖闾以伍员（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攻进楚都郢。周敬王二十四年（４９６前）又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４９４），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越王勾践求和，送给吴王珍宝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乘胜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生息，终於在周元王三年（前４７３）　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於徐，成为最後一个霸主。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馀次。春秋时代，先後出现五个霸权，史学家称为＂春秋五霸＂。春秋争霸战争的实质和影响　（１）实质：奴隶主之间的掠夺战争“春秋无义战”，这话用现代的观点来理解是不确切的，因为春秋时期也有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正义战争，也有各国人民抵抗游牧部落进攻的自卫战争，但用这句话来说明春秋时期统治阶级不断发动的争霸战争的掠夺性和非正义性，却有一定的道理。　（２）影响：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是中国奴隶制瓦解的反映，大国争霸的结果更促进了奴隶制的衰亡，也为社会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在大国争霸中，各大国兼并小国，开拓了疆土，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

一。在大国争霸过程中，华夏族和周边各部落的联系、交往、融合加强了，形成了以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北方的燕国为主的民族融合中心，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对法家思想的认识　战国时期最受统治者推崇的是法家思想，其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法家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主张“法治”。法家是先秦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其变法思想和法治主张具有务实和进取精神，

推动了当时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为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法家这套建立在富国强兵基础上的以法律为根本、以愚民为手段、法术势相结合、实行君主专制主义的治国模式很适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口味和需要，因此很快成为秦国的治国路线和统治工具。秦在韩非子法家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巩固统一，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赋税、严苛法、滥用民力的政策，远远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程度，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那些本来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在实际上并未起到应的作用。法家的思想导致了秦朝的早亡。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动荡，为什么能出现文化繁荣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但文化空前繁荣，这主要是因为：

（１）这一时期，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２）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大变革，即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奴隶制逐步崩溃，封建制度逐步形成，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３）社会的动荡使得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这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社会的大变革使得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变革发表不同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列国纷争，社会剧变，战争动荡，这些不仅有利于“百家争鸣”的存在，而且使得当时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去钳制思想，因而思想也就空前活跃。

（４）社会动荡时期，各国统治者为了在争霸中获胜，纷纷重用有才学之士，一大批文化人被网罗在诸侯、大臣门下，他们为各国的争霸斗争和社会改革出谋划策，这客观上有利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５）大国争霸，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使得民族融合加快。由于战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加强联系，各族之间的地域界线被打破，这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丰富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文化的繁荣。

（６）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还有两个突出原因，即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创造和夏商周文化发展的奠基作用

作文三：《春秋时期客馆》1800字

春秋时期的客馆探析

摘　要：春秋时期，诸侯国间朝聘往来频繁，诸侯国建筑客馆并为之并置有相应的职官人员和隶人为宾客提供饮食以及各项服务，客馆在礼的氛围之下接待来宾。

关键词：客馆；朝聘；礼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朝聘往来频繁，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客馆，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本文拟以先秦文献资料为主，通过对文献记载的排比爬梳，对春秋时期的客馆存在的形态进行探讨。　一

春秋时期重礼，主国是否礼遇宾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为宾客安排合适的住宿，提供合适的礼节接待宾客。首先，从客馆的承建初衷来看，晋国职掌客馆的士文伯云：“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１］其次，客馆所住之人并非普通的羁旅之人，多为前来朝聘的使者或因国事往来的官员。定公四年，吴攻入楚国城都郢，楚国大夫申包胥求救于秦国，秦哀公将其安排于客馆。而客馆居住者亦应有一定的身份等级。昭公二年，鲁国叔弓聘于晋国，晋国致馆。叔弓辞曰：“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好合使成，臣之禄也。敢辱大馆。”［２］春秋末年，士人游学逐渐兴起，一些有名望的士人亦安排住宿于客馆。《国语》记载越王勾践为招揽贤士而洁其馆舍。再次，还应给前来朝聘的使者行致馆礼。《仪礼·聘礼》记载：“大夫帅至于馆，卿致馆。”诸侯王朝觐天子，亦

行致馆礼，《仪礼·觐礼》云：“侯氏遂从之，天子赐舍，辞曰：赐伯父舍”。在《国语》和《左传》中有着大量致馆的事例。例如：昭公二年，鲁国叔弓聘于晋国，晋国则在郊劳后致馆，昭公三年，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不以其父之忌日而郊劳叔弓，并授之馆；《国语·晋语》记载，郑国公孙成子聘晋国，韩宣子授客馆。最后，客馆在全国不单设于国都，于全国各地都有，有的甚至在一个城邑设有多个客馆。僖公三十一年，鲁国和邾国讼于晋，晋国安排邾国大夫和鲁国大夫各居一馆。晋国软禁叔孙婼，后又将叔孙婼另安排在箕地的一个客馆里。

二

从文献记载来看，客馆需为住宿宾客提供以下服务：第一，为宾客提供食物柴薪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宾客至，由膳宰提供熟食，廪人提供禾米之类的生食，甸人、司马提供柴薪。僖公三十三年，郑国皇武子欲辞久居客馆的杞子、逢孙、杨孙时，以食物用尽为托辞。晋国欲将叔孙婼换到箕邑的客馆时，亦以柴米不方便供给，过多辛苦侍者为借口。第二，保护宾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晋国士文伯云：“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盗充斥，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高其闬闳，厚其墙垣，以无忧客使。”［３］客馆内亦置有专门的人员为宾客守备防盗，有仆人巡宫行夜，也有司寇掌管防盗之事。第三，照料宾客的车马以及打扫之类的事情。有“工人”修补宾客的马车。还有“隶人、牧、圉”之类的小职员，各司其职，掌管客馆洒扫、放饲牲畜等事。第四，客馆还需为宾客

发生的意外服务。春秋时期对丧葬比较重视，若宾客在出行时死亡，本着“事死如事生”，所使往国亦应该为之殡敛。《礼记·檀弓上》曰：“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礼记·曾子问》亦记载：“为君使而卒於舍，礼曰：公馆复，私馆不复。”“复”按郑玄注曰：复，始死招魂也。即客人死于馆，而使之就而殡焉，馆人之礼然也［４］。

三

客馆对来宾接待周全与否与一国的名誉紧密联系，《管子》云：“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５］晋文公为盟主时，宁愿“宫室卑庳，无观台榭，”也要“崇大诸侯之馆”达到“馆如公寝”。晋平公时期，霸政衰微，对客馆的修建远不如文公时，子产批评曰：“今铜鞮之宫数里，而诸侯舍於隶人，门不容车，而不可踰越；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执政卿赵文子听了，无言以对，对曰“信。我实不德，而亦隶人之垣以赢诸侯，是吾罪也。”［６］立即修筑客馆。《国语》中记载，单襄公聘於宋，途径陈国所见陈国既无司空于路上接待宾客，亦无司里授馆，不为庐舍以寄寓羁旅之客，由此论断陈国的命运：“陈侯必有大咎，国必亡”。［７］

参考文献：

［１］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２］左传·昭公二年．

［３］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４］孙希旦．礼记集解［ｍ］．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５４６．

［５］黎翔凤．管子校注［ｍ］．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３７８．

［６］黎翔凤．管子校注［ｍ］．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３７８．

［７］国语·周语．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作文四：《春秋时期》3000字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于越国交战中大败越王勾践。夫差要捉拿勾践，范蠡出策，假装投降，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夫差不听老臣伍子胥的劝告，留下了勾践等人。越国君臣在吴国为奴　三年，饱受屈辱，终被放回越国。勾践暗中训练精兵，每日晚上睡觉不用褥，只铺些柴草（古　时叫薪）又在屋里挂了一只苦胆，他不时会尝尝苦胆的味道，为的就是不忘过去的耻辱。最终　励精图治，成功复国。越王勾践亦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

悬梁刺股

ｘｕáｎ　ｌｉáｎｇ　ｃì　ｇǔ

〖解释〗形容刻苦学习。

〖出处〗　西汉　·刘向　《战国策　·秦策一》　：“　（苏秦）　读书欲睡，　引锥自刺其股，　血流至足。　”　东汉　·班　固《汉书》：“　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　”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　停地读书。　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　了，疲倦得直打瞌睡。　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　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　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　地方做事，　都不受重视。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　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　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　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瞌睡，　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疼痛，　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　这就使苏秦

卧薪尝胆

词　目　卧薪尝胆　〖成语典故〗

发　音　ｗò　ｘīｎ　ｃｈáｎｇ　ｄǎｎ

释　义　薪：柴草。睡觉睡在柴草上，吃饭睡觉都尝一尝苦胆。形容人刻苦自励，发奋图强。　出　处　《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　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　亦尝胆也。　”

示　例　中国足球要想冲出亚洲，必须～，刻苦训练。

典　故：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　（都城在今浙江绍兴　）　素来不和。　公元前　４９６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槜　李　（今浙江嘉兴西南，槜音　ì）　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　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

夫差流着眼泪说：

１

个叫范蠡　（音　ｌí）　。范蠡对勾践说：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　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　范蠡说：

范蠡说：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　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　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勾践到　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　仆的工作。　夫差每次坐车出去，　勾践就给他拉马，　这样过了两年，　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　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　立志报仇雪耻。　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　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　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　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　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好　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改变成为强国。

构件战败之后，　忍辱偷生了十年，　每天睡在干柴　．　干草之上。　每天吃法睡觉之时，　必要尝一苦胆，　好使自己不忘国仇。最终大败吴王夫差，成为霸主（春秋五霸）

越王勾践是绍兴会稽山人。　公元前　４９４年，　越王勾践在浙江嘉兴南部打败了吴王夫差的父亲阖　闾，阖闾的性命也在那场战争中丧失了。几年后，吴王夫差要为父亲报仇就一下子包围了会稽　山。吴兵从四面八方冲进来，见一个越人就杀一个越人，这样越兵就越来越少。勾践只剩下了　五千人马，他不得不向夫差投降，夫差答应了勾践的请求。当勾践在吴国给夫差当马夫、住在　囚室吃着发霉的馒头时，他并没有气馁。他发奋图强，立志报仇。勾践还做了一件令他一生都　不敢忘记的事情　――　他尽然吃了吴王夫差的粪便，但却得到了夫差的奖赏。又过了一段时间，　勾践对吴国的事务越来越了解，替吴国办事越办越好，得到了夫差的信任。因此，夫差把勾践　放回了越国，夫差哪知道他这却是放虎归山。勾践回到了越国立刻招兵买马，勾践成功地招了　三万士兵之后，开始训练他们，夫差派了公孙举去侦察，好在下一次战争中再次获得胜利。但　是公孙举却比不上文种和范蠡的智慧，无功告返。

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　（都城在今浙江绍兴　）　素来不和。公元前　４９６年，　越国国王勾践即位。　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　就发兵打越国。　吴越两国在槜李　（今浙　江嘉兴西南，槜音　ì）　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　吴国，就咽了气。

２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

夫差记住这个

嘱咐，　叫人经常提醒他。　他经过宫门，　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

夫差流着眼泪说：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在大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　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　范蠡说：

范蠡说：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　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　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勾践到　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　仆的工作。　夫差每次坐车出去，　勾践就给他拉马，　这样过了两年，　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　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　立志报仇雪耻。　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　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　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　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　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好　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改变成为强国。

｜评论

２０１１－１０－１８　１９：２６　爱爱的小甜心　｜一级

勾践：吴国三年，越国二十年，尝苦胆，灭吴国。

｜评论

２０１１－１０－２２　１６：１８　昨夜⊙ｏ⊙惊魂　｜二级

３

作文五：《春秋时期的战争》9800字

从春秋争霸战争的全过程来看，从最初的结盟称霸，发展到灭国夺地；车战逐渐为步战所代替，并出现了水战、海战；战区扩大，从两国接壤地区推进到敌国腹地；战争时间更长，已从一战决胜负，发展到长期反复较量；用兵更加灵活，注意分析敌情、捕捉战机等；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著名的《孙子兵法》问世，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１：北制之战（公元前７１８年）　中原大国中首先崛起的郑国，积极向外扩张，出兵进攻临近的卫国。卫国急忙调遣属国南燕的军队抗击郑国的进攻。郑军北上，还未定出国门即遇到了南燕军队。郑庄公派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支军队从正面逼近燕军，吸引其注意力，另源公子曼伯、子元偷偷地迂回到燕军的侧后北制　（今河南荣阳把水镇）　。燕军不了解郑军的意图和部署，认为北制地形险要，放松了戒备，仍按传统正面进攻战法，专注正面之敌。六月，曼伯、子元乘燕军不备，突然从背后发起进攻，大败燕军。这是史书上首次记载迂回袭敌取胜的战例，一直是后世用兵的鉴戒。

２：北戎之战（公元前　７１４年）　春秋初年，住在郑国北方的戎人，统称北戎。周桓王六年（公元前　７１４年），北戎趁中原各诸侯国混战的机会，南下攻郑。北戎多步兵，机动灵活，郑国多车兵，受地形限制。郑庄公伯敌人迂回袭击自己，征求大臣抗敌意见。公子突认为：北戎兵装备虽轻，但不整齐，贪心很大，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主张用诱敌战术，设伏歼敌。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挑选一部分兵力担任诱敌任务，派大夫祝聃（单）率主力分三处埋伏于敌必经之路。交战后，郑军与敌稍作接触，即假装败退，并丢弃许多财物。戎军前队见有利可获、遂紧迫不舍，于是被诱入包围圈。郑伏兵突然发起进攻，将敌截成数段，全部消灭。敌后队见前队被歼，争相逃命，郑军乘胜追击，大败戎军。

３：襦葛之战（公元前　７０７年）　春秋初年，周王室衰弱，郑国称霸中原。郑庄公专横跋庭，挟天子以令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郑两国矛盾日深。周桓王十三年　（公元前　７０７年）　秋，桓王调集陈、蔡、魏等国军队联合攻郑，战于襦葛　（今河南长葛东北）。周分三军：右军配属蔡、魏军，左军配属陈军，桓王亲率中军主力。郑军亦分三军迎战，决定先攻周军薄弱的两翼，再集中兵力攻击周军中军。郑庄公还改变了传统的车战队形，布成“鱼丽阵　”，即将原随车后的步兵分散配置于战车左、右、后三方，填补了战车之间的空隙，收到了车步协同相互掩护的效果，攻防更加自如。交战开始，郑军先从两翼发起进攻，陈军一触即溃，　蔡、魏军纷纷败逃，周军左右两军阵脚大乱，中军更加孤立。随后，郑军从左右向周军中军实施钳形攻击，中军主力亦投入战斗。周中军三面受敌而大败。桓王中箭受伤，急忙退军。从此，周王室威信扫地，大国纷争四起。

４：长勺之战　春秋初期，齐、鲁两个大国为了争霸时有冲突。周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　６８５年），齐国为继承王位而发生内乱，鲁国扶持公子纠争夺王位，与齐结仇。齐公子小白抢先即位，称齐桓公。次年春，齐桓公不听管仲先修内政、待机而动的劝阻，急于征服鲁国，以报前仇。鲁庄公决心应战。这时，有个叫曹刿（贵）的贵族求见庄公提出建议。曹刿问庄公：“你靠什么来打仗呢？　”庄公以衣食不独自享受，分给臣下，并对神守信作答。曹刿认为：“这些小恩小惠无利于老百姓，他们是不会跟从你的，神也不会为你降福。”庄公又说：“对民间诉讼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慎重　处理。”曹刿说：“这倒是尽职尽责，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取胜才有根基。”曹刿自告奋勇请求与庄公同赴战场，庄公应允。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　（今山东曲阜北，一说为莱芜东北）　，鲁庄公立即命令击鼓攻敌，被曹刿劝阻。曹刿深知齐强鲁弱，绝不能先下手。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恃强两次击鼓发动进攻，因鲁军阵脚不乱，均未奏效。两次进攻，齐军不仅损耗了体力，而且锐气大减，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战斗力大大削弱。曹刿抓住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了齐军。庄公下令追击，又被曹刿劝阻。曹刿怕齐军佯败设伏，亲自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爬到车前扶手的横木上眺望齐军的旗帜，证实齐军确实溃败以后，才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国境。**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举了长勺之战的例子。他说：“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

５：灭虢之战（公元前　６５８年）　春秋初期，晋国传至献公，积极扩军，拓展疆土。晋献公为了夺取崤函要地，决定南下攻虢　（国，都上阳，今河南陕县境），但虞（今山西乎陆北）邻虢的北境，为晋攻魏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害怕二国联合抗晋，遂采用大夫旬息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周惠王十九年（公元前　６５８年），晋献公派荀息携带美女、骏马等贵重礼品献给虞公，请求借道攻虢。虞公贪利，又被荀息花言巧语所迷惑，遂不听大臣劝阻，不但应允借道，还自愿作攻虢先锋。当年夏，晋虞联军攻下虢国重镇下阳　（今山西平陆境）　，使晋控制了虢虞之间的要道。二十二年，晋又故计重演向虞借道。宫之奇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明虢、虞地理相连，利害攸关，虢亡虞必亡，劝虞公绝不能答应借道。但虞公认为：晋、虞是同宗，不会相欺，拒不听劝。十月十七日，晋军围攻虢都上阳。十二月初一破城灭虢。后晋班师暂住虢国休整。晋军乘虞不备，发动突然袭击，俘虞公，灭其国。虢、虞亡国的惨痛教训，使后世加强了弱国联合抗击强国的思想。

６：泓水之战（公元前６３８年）　春秋中期，齐桓公死后，中原失去霸主，弱小的宋国不自量力欲代齐称霸。周襄王十四年　（公元前６３８年），宋襄公联合卫、许、滕三国出兵进攻臣服于楚的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楚成王发兵攻宋以救郑。宋襄公闻讯急忙从郑撤军回国迎战楚军。十一月初一，两军到达泓水　（今河南拓城北）　两岸。宋军在北岸已布成阵势，且有天然水障。楚军恃强进攻，当其正在渡河时，协助宋襄公指挥的大司马公孙固（一说子鱼）建议对楚军发起进攻。宋襄公却认为：仁义之师“不推人于险”，拒绝了公孙固半渡而击的建议。在楚军渡过河之后，尚未列成阵，正处于混乱之际，公孙固又建议宋襄公下令攻击。襄公认为：“不鼓不成列”，即不攻击没有列好阵势的敌人，是古代打仗的成法，这一古训是绝对不可违背的，又拒绝了公孙固的建议。直到楚军列好阵势，襄公才下令攻击。结果宋军大败，襄公亦受重伤，不久死去。

７：城濮之战（公元前　６３４年）　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权，楚国为阻止晋国南下，便与其邻国曹、卫结盟，作抗晋前哨。周襄王十九年（公元前　６３４年）冬，楚成王又以宋背楚从晋为名，联合郑、陈、蔡、许等国出兵进攻宋都商丘。宋向晋求救，但晋、宋两国之间隔着曹、卫两国，晋文公见楚联军势力强大，怕劳师远征于晋不利，决定先攻弱小的曹、卫两国。楚国识破了晋国的企图，不为所动，仍继续围攻宋都。宋再次派人求救。晋文公为难了，不救，宋晋必绝交，等于放弃求霸；救吧，孤军深入，实无取胜把握；想请齐、秦相助，又怕两国不答应。后来，晋文公采纳了元帅先轸之谋：让宋贿赂齐、秦，托他们劝楚撤兵，并将曹、卫一部分土地送给宋国，楚见盟国土地被宋占去，必定拒绝齐、秦的调解，这样可以加深齐、秦与楚的矛盾，打消其观望态度，站在晋国一边，同时也可断绝宋国降楚的念头。后来，如晋所料，果然出现了晋、齐、秦、宋联合对楚的局面。

８：崤之战（公元前　６２８年）　春秋中期，秦国欲霸中原，但东出道路被晋所阻。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６２８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不听大臣劝阻，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晋襄公为维护霸业，决心打击秦国。为不惊动秦军，准备待其回师时，设伏于崤山险地而围歼之。十二月，秦派孟明视等率军出袭郑国，次年春顺利通过崤山隘道，越过晋军南境，抵达滑（今河南偃师东南），恰与赴周贩牛的郑国商人弦高相遇。机警的弦高断定秦军必是袭郑，即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派人回国报警。孟明视以为郑国有备，不敢再进，遂还师。晋国侦知，命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重返崤山，因去时未通敌情，疏于戒备。晋军见秦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立即封锁峡谷两头，突然发起猛攻。晋襄公身著丧服督战，将士个个奋勇杀敌。秦军身陷隘道，进退不能，惊恐大乱，全部被歼。

９：邲之战（公元前　５９７）　春秋中期，楚庄王继位后，国势日强，欲霸中原，与晋斗争日益激烈。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周定王十年（公元前　５９７中）六月，楚庄王率军攻破郑都新郑（今属河南），郑降楚。当楚围郑时，晋景公派中军元帅荀林父率上、中、下三军救郑。行至黄河边。本不想与楚决战的荀林父闻郑已降楚，即欲回师，但中军副将先彀（湖）怕晋失霸业，反对避战回师，拒不从命，自率中军一部渡河。荀林父怕受“失属亡师”之罪，被迫命令全军尽渡。进至邮地　（令河南荣阳东北）扎营。楚军进至逯（盐，今郑州北）　，得知晋军渡河来攻，庄王及孙叔敖考虑到此行目的已经达到，无意与晋决战，遂率军南撤。后来伍参又向庄王进言：荀林父新上任，号令不行，将帅矛盾，晋军必败。我们是大国之君，避战于晋臣，是国家的耻辱。庄王听后，下令停止撤退，决心击败晋军，以坚定郑国附楚之心。　楚庄王叫郑国派人出使晋营劝战，以加深晋军内部矛盾。果然，晋军战和两派意见尖锐对立，相持不下，荀林父无所适从。为麻痹晋军，庄王两次派人至晋营求和，以懈其备。荀林父因将不听命，本无胜利把握，又被楚一再遣使求和的假象所迷惑，未作任何战斗准备，并和楚使约定盟期，以图尽快班师。楚庄王见时机成熟，为激怒晋军主战将领，故意派人冲击晋营。荀林父仍无动于衷，一心与楚订盟，并接受魏绮（奇）、赵旃（沾）　二人要求赴楚营约盟，但二人因私怨反而前去挑战。晋上军主将士会料定二人此行必激怒楚军，遂在敖山下设伏，以防事变。魏绮前往楚营被逐，赵旃又率军冲入楚营，　楚庄王立即率　３０乘兵车追逐赵旃。孙叔敖误以为庄王陷入晋军，遂率三军攻击前进。荀林父正待楚使前来订盟，忽闻楚大军迫近，惊慌失措，急令全军后撤。楚军发动全面进攻，晋军完全失去指挥，死伤惨重，只有晋上军设伏未动，得以保全，从容撤退。楚军胜利进驻呦地，不久凯旋回国。经此一战，楚代晋取得中原霸权。

１０：鞍之战　（公元前　５９１年）　邲之战后，晋国霸业衰落。景公继位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发愤图强，想争取与楚国通好的齐国背楚从晋，但齐顷公见晋国打不过楚国，自己又是个大国，对晋使臣克极不礼貌。周定王十六年　（公元前　５９１年），晋、卫联合攻齐，迫齐与晋结盟。齐、鲁因边界纠纷结成世仇。十八年，齐又背叛晋国并联合楚国进攻与晋结盟的鲁国，还打败了助鲁的卫国军队。晋国见联齐不成，遂应鲁、卫要求，派邹克率兵车　８００乘及戎人步兵攻齐。齐顷公闻讯东撤，晋、鲁、卫联军尾追至糜笄（机）山下。六月十七日，两军列阵于鞍（今济南西北）。齐顷公求胜心切，自恃齐军勇猛，蔑视晋军，马不披甲，领兵冲向晋军。激战中，晋军主帅邰克中箭，力不能支，欲退回营。驾车的驭者解张虽也负伤，仍坚持一手驾车一手代郁克击鼓指挥，并与车右郑丘缓协同，鼓舞晋军奋勇拼杀，终于大败齐军。齐顷公引残兵而逃，联军一直尾追至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迫齐割地求和，与晋结盟。

１１：鄢陵之战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中原。周简王七年（公元前　５７９年）双方议和但都无诚意。十年，楚国进攻位于中原要冲的郑、卫，迫郑叛晋从楚。次年，晋厉公决心重振霸业，率兵伐郑。楚共王得到消息，率楚军及戎兵救郑。两军战于郑地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　楚共王想在援晋的齐、鲁、宋、卫军队到达之前，以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于是挑选一个古代最忌用兵的晦日一一六月二十九日，利用早晨的大雾掩护楚军迫近晋军营垒布阵。晋军营前有一片泥沼，不便兵车机动，处境十分不利。有的将领主张坚守待援，暂不出战。但晋厉公想，援军到来尚需时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难以预料，决心与楚一战。遂排除不战意见，采纳将士之谋：在营内布阵，并立即着手改善条件，下令将营内井、灶填平，扩大了空间，就地将上、中、下、新四军排列成阵。这样，既解决了出营布阵的困难，又可隐蔽自己的部署调整。楚共王登车观察晋军阵势，看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晋厉公在楚旧臣苗责（奔）皇的陪同下，观察楚军阵势，针对楚军精锐集中于中军的情况，苗责皇建议：分晋军精锐加强两翼，先攻破楚军薄弱的左、右军，尔后，集中力量围歼其中军。厉公采纳了他的建议，迅速调整了部署。晋军先发制人，开营发起进攻，沿泥沼两侧前进。楚共王见晋厉公所在中军兵力薄弱，率领王族亲兵兵车及中军攻击晋厉公，被晋大夫魏铮射中左目而被迫后退，故未能及时支援两翼。楚军得知共王负伤。军心动摇。晋军趁势猛攻楚左、右军。楚右军及郑兵最先不支退却，从而影响了中、左军，楚军阵势大乱，伤亡惨重，公子伐被俘，只能收兵。晋军亦停止进攻。经此一仗，楚军虽然失利，但主力尚存，遂利用夜晚积极修整兵器，补充兵源，准备来日再战。楚共王召集主帅子反商量应敌之策，子反却因醉酒无法议事及指挥作战，自料难以取胜，遂率军回师。

１２：鸡父之战（春秋后期，吴与楚争霸江淮。周敬王元年　（公元前　５１９年　），吴王僚率公子光发兵进攻楚地州来（今安徽风台）。该地是吴国从陆路西进的必经之地，曾两次落入吴手，复为楚据。楚平王见吴兵再次来攻，派司马伟越率领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往援。令尹子瑕带病督军，不幸途中病故。伟越率军撤至鸡父（今河南固始东　）。此时，吴军已移师钟离设防待机。吴王见楚军势大，对是否再进迟疑不决。公子光认为，敌虽众而心不齐，主帅新丧，伟越威信不高，号令不行，只要分师先破弱敌，定能以奇制胜。吴王采纳其建议，继续挥师前进并选择了古代最忌用兵的晦日七月二十九日突然出现在鸡父战场。伟越仓促应战，把六国军队放在前面以掩护后边的楚军。吴王令　３０００名囚徒在前诱敌，　先攻胡、沈、陈三国军队，结果诱兵一触即溃，胡、沈、陈三国军队紧迫不舍，争抢俘兵，阵势大乱。吴军主力乘机出击，俘胡、沈国君及陈大夫　聂，随后又释放胡、沈军的俘虏，让他们逃奔许、蔡、顿军传呼“国君被杀”，吴军趁机随后呐喊冲击，三军震动，惊慌溃逃。楚军失去掩护，又未列阵，自知不敌而逃。吴军攻占州来。　公元前　５１９年　）

１３：柏举之战（公元前　５１５年）　春秋末期，吴国崛起，与楚长期争霸江淮。周敬王五年（公元前　５１５年），吴国阖闾继位后，采取疲楚误楚方针，派一部兵力游击袭扰楚国边境，长达六年之久，使楚国疲于奔命，极大地削弱了楚军的战斗力。

１４：姑苏之战（公元前４９４年）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４９４年），吴、越在夫椒一战，越惨败求和，才未亡国。越王勾践在吴被扣作人质三年，受尽羞辱。回国后励精图治，积蓄国力，一心灭吴，史有“卧薪尝胆”的故事。越对外结好齐、楚、晋等国，采取各种办法麻痹吴国，怂恿吴国北上中原争霸，用以消耗其国力。

１５：笠泽之战（公元前　４７８年）　姑苏一战，吴几乎被越亡国，两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吴国因连年征战，财力耗尽，被迫采取“息民散兵”之策，以图恢复国力。。。（简略）

１６：战国七雄兼并战争　由大国争霸的春秋时代进入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公元前　４７５至前　２２１年）是战争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春秋末年呈现晋、楚、齐、越对峙局面，各国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兼并斗争空前激烈。晋在变革中解体，最后形成“三家分晋”，魏、赵、韩变成三个独立的封建政权。齐国被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田氏所代。处于边远地区的楚、秦、燕最终也转化为封建政权。越国因发展缓慢，被楚所灭。在淮河、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弱小的诸侯国。魏、赵、韩、齐、楚、秦、燕所处条件较好，加之不断改革，都具雄厚实力，史称“战国七雄”。这七个强国为争夺人口、土地，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五个阶段。　前期主要是大国之间为控制、兼并小国或攻取战略要地而发生的战争，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还未全面展开。主要包括两个阶段：　魏国称雄阶段。魏、赵、韩三家分晋后，魏国占据山西西南部富饶、险要地区，又经改革，迅速强大起来，文侯、武侯两代联合韩、赵两国四面扩张：向西夺取了秦的河西地　（今陕西北洛河南段与黄河之间地区）　；向北越过赵国边境灭了中山国；向东攻齐，进入齐的长城；向南攻取楚地直至方城以北。魏国一时声威显赫，称雄中原。　魏、齐争雄阶段。韩、赵助魏称雄后，没有得到好处，遂自求发展，致使联盟关系破裂，打了起来。这时，魏国东面的齐国，西边的秦国，逐渐崛起。齐桓公为摆脱魏的控制，征服了泗水上游附近的诸侯国，与魏争雄。秦国为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地，两次大败魏军，震动中原。魏惠王时，为了打破齐、秦东西夹攻的态势，又拉拢韩、赵，使三国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不久，赵国又与齐、宋、燕联合抗魏。齐威王利用赵、魏矛盾，图霸中原。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　３５４年），为争夺卫国，魏发兵攻赵。赵向齐求救。齐军在田忌、孙腹率领下在桂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的战法。齐、秦也趁机抢占魏地。魏惠王因为韩国抵制其会盟，又于周显王二十七年发兵攻韩。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军在马陵之战中以减灶之计诱敌，　设伏全歼魏军　１０万之众。齐国从此称霸中原。在齐、魏相争的同时，秦国重用商鞅改革，国势日盛，不断向东扩展，两次大败魏军，迫使魏又想附齐抗秦。周显王三十五年以后，兼并战争更为复杂、激烈。　简略。。。

１７：秦灭六国　长平之战后，六国皆弱，已无抗秦之力。各国又只图自保，甚至相互攻伐，难于形成合纵抗秦的力量。秦则坚持远交近攻的战略，攻占了韩、魏、赵大片土地。至秦王政五年（公元前　２４２年），齐、秦领土已接壤，阻断了赵、楚联系，对韩、魏成三面包围。秦灭六国条件已经成熟。秦王政采纳大臣建议，以破坏六国合纵为指导思想，重点打击赵、楚两国。秦王政十一至十五年，秦国四次出兵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秦军先胜，后被赵将李牧击败。秦遂转向弱小的韩国，于十七年灭韩。这时赵国遭灾，秦国趁机实施反间计，除掉了李牧，于十七年灭了赵国。赵公子嘉奔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接着，秦军又重创燕军主力，燕王喜与代王嘉退往辽东郡。二十二年，秦以一部兵力灭魏，进而由北南下，　先以　３０万大军攻楚，不料大败而归。后派老将王翦率　６０万大军再次攻楚，　终将楚国灭亡。二十五年，秦军又扫清了燕、赵残余势力，仅剩下一个齐国。二十六年，秦军避开齐国正面防御，自燕地南下，一举攻占齐都。至此六国皆平，终成统一大业。

１、长勺之战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６８４年），鲁庄公率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击败齐军的作战。　点评：长勺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后发制人，疲敌制胜最早、最典型的战役，在中国战争史占有重要地位。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轻率用兵，最终导致失败。这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它对齐桓公调整完善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具有一定的影响。相反鲁国在作战中，鲁庄公能虚心听取曹刿的正确作战指挥意见，遵循后发制人、敌疲我打、持重相敌的积极防御、适时反击的方针，正确地选择战场，正确地把握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役的重大胜利。鲁军运用的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敌疲找打、击其惰归的战术，对后世后发制人的战略战术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军事思想，也为后世兵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之处（如秦灭楚之战、三国夷陵之战、唐朝浅水原之战、柏壁之战、虎牢之战、洺水之战、嘉山之战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后发制人、疲敌作战最卓越的代表）。

２、城濮之战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６３２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一说在今河南陈留附近）击败楚军战略决战。点评：此战，晋在战略上运用外交谋略，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破坏曹、卫与楚的关系，既改变了战略形势，又夺取了战争主动权；在战役上，晋军的“退避三舍”，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而且不但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还先据战地，以逸待劳。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交战时晋采用避强击弱，佯退诱敌以及两面夹击，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各个击破等战术，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反观楚军，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如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此外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也导致了惨败。城濮决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战争理论，在中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３、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６２７年），在晋秦争霸战争中，晋襄公率军在晋国崤山（今河南陕县东）隘道全歼秦军的重要伏击歼灭战。点评：崤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伏击歼灭战。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讲，晋军针对秦军劳师远出，疏于防御的弱点，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势设伏突袭，大获全胜。其对于阻止秦国势力东进起了一定作用；但秦晋联盟亦就此断绝，此后两国间争战不断，从战略角度看，晋的做法是失策的。

４、鞍之战　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晋卿郤克率领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在齐地鞍（今济南西北）击败齐军，迫齐背楚从晋的作战点评：此战，晋军指挥果断，临危不乱，大败恃勇轻敌的齐顷公，迫齐与晋结盟，解除了与楚争霸的侧后之忧。

５、齐桓公图霸中原之战　春秋前期，齐桓公为夺取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点评：齐桓公在名臣管仲的辅佐之下，依仗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有限的战争手段和符合实际形势的政治、外交活动谋取霸权，是其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主要原因。通过图霸战争，齐统一了今山东北部地区，为尔后中国统一创造了条件；其联合诸侯反对戎狄的掠夺和内侵之举，有利于保卫中原先进文化免遭破坏；其多次主持会盟，相对减少了战争，增加了交流，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另外，齐桓公将经济因素纳入战略范畴之内，以外交手段寻求外力支援。以及创建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等，均使中国古代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制度前进了一步。

６、鄢陵之战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５７５年），在晋楚争霸战争中，晋军在郑地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击败楚郑联军的重要作战。　点评：鄢陵之战，是继城濮之战、邲之战之后，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了。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左传·成公十六年》），造成军队疲劳；（二）一味强调赶在齐、鲁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三）未能判明晋军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四）会战中缺乏权宜机变能力，以致被动挨打；（五）主帅子反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信心。晋军在此战中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它出动军队及时，“先据战地以待敌”，赢得一定的主动。在会战中，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并及时改变部署，加强两翼，先弱后强，以两翼攻击作战击败楚军，从而一举击败楚军。反映了春秋中期野战进攻战术的发展。

７、吴越争霸战争春秋末期，（公元前４７３年）　东南地区的新兴强国吴、越为扩张势力，逐鹿中原而进行的争霸战争。点评：此战，吴王夫差不听伍员之言，养虎为患，终遭灭国。而越王勾践则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并听取谋臣文种、范蠡之言，主要靠谋略制胜；亲齐、结晋、联楚的外交策略，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说明春秋末期的战争，已发展为智战。当时人即认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记楚将申包胥言）战争中还出现了早期入海远航作战及河川进攻等新的作战方式。

作文六：《春秋时期主要战争》4500字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事件最长的乱世，几个大的诸侯国逐鹿中原，竞相争霸５５０年之久，

最终由秦国完成了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大战纷至沓来，而在这些战争中也可以看出，各个诸侯的荣

辱浮沉。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春秋战国期间的主要的战役，也从中看一下在这５５０年时间里，各个诸侯实

力的变迁。

就战争来说，春秋时期跟战国时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总体来说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还较小，一

般都是双方各数万人的兵团作战，但具体的人数因为年代久远难以考证。据旧制，大诸侯国做三军，中

诸侯国二军，小诸侯国一军，一军为万人左右。第一个称霸的齐国军队也只有五万左右。春秋时期大国

之间的战争一般以争霸或名利为主要目的，一般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春秋时期被灭的一般都是很小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大国之间基本没有灭国战争。

战国的战争就明显不同，战国期间的战争以秦国为主导，而秦国的主要目的就是攻城略地，乃至到

最后的完全歼灭敌国，战争的规模也比春秋时期大的多残酷的多，一场大战双方动辄动用军队几十万，

仅长平一战，秦赵双方投入战场的兵力在百万以上，这样的规模在以后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战争

爆发的频率也快了许多，特别在战国中后期，秦国在实力上占绝对优势之后，几乎在不停的攻击别国，

直至统一。

公元前７０７　　周郑繻葛之战

这场战争是在春秋早期，五霸之前，周王室和郑国爆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的背景是：周平王东迁

后王室威望大降，而郑国国君因为与周王室血缘较近，为周王室所倚重，在朝中把持朝政，而郑当时

的国力也很强盛，是诸侯列国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后来双方发生了信任危机，到了周桓王继位，免去

了郑庄公的卿士地位，双方矛盾激化，郑庄公大怒从此不朝见周王，周王也无法再容忍郑庄公的专横

跋扈，于是便于公元前７０７年秋天，亲自率领周军和征调来的陈、蔡、卫等诸侯军大举伐郑。

按礼仪来说王兴师问罪，诸侯是不能迎战，应该主动请罪的．可郑庄公坚决迎战。郑根据周军的特

点先击破了周军左翼的陈军，又击破的右翼的蔡，卫联军，然后三军夹击周王亲自率领的中军，大破

周军，并将周王射伤。周军溃退后，郑庄公并没追击，因为周王室地位虽然今非昔比，但威望犹在，不

能过分的冒犯。

繻葛之战对当时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使周天子的威信一落千丈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

传统从此消亡。同时也标志着诸侯争霸的时代正式到来。

公元前６８４　　齐鲁长勺之战

此战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当时齐桓公刚刚巩固了君位之后，因鲁国再一年前派兵

支持纠跟齐桓公争位，齐桓公因此耿耿于怀，又自恃实力强大，不顾管仲的谏阻，决定兴师伐鲁。

当时鲁国的主将是曹刿，齐国的主将是鲍叔牙（春秋战国时期往往是将相不分的，往往为相者常常也

会带兵，战功卓著者，也常常可以拜相），也就是著名的曹刿论战。

曹刿在齐军三次击鼓冲锋中都采取防御，在齐军士气大降之后发动冲锋，一举获胜。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见的胜利。

这一时期，虽然此战齐国败北，但齐国后来在管仲的治理下，逐渐强大．在齐桓公在位４０余期间

（前６８５，前６４３），齐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九合诸侯，助燕国讨伐山戎，又讨伐北狄，帮邢国复

国，为卫国重建国都，又联合诸侯讨伐当时被中原称作蛮夷的楚国，迫使楚国作出了让步。成为名副

其实的中原霸主。

公元前６３８　　宋楚鸿水之战

此战的规模并不算大，但在历史上比较知名，而此战的宋襄公也成为后的笑柄。当时，齐国由于

齐桓公去世，齐国内乱．而秦晋也在因为互相攻伐无暇问及中原，中原的霸主出现了空缺，宋襄公便异想

天开的想要称霸，由于宋国属于二流诸侯国，实力有限，根本不具备争霸的实力，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

的做法，惹恼了强大的楚国于是爆发了这场泓水之战．

公元前６３８年，宋讨伐依附楚国的郑国，楚成王伐宋救郑。宋襄公于泓水边列阵迎战，当楚军到达

后开始渡河，宋军大司马公孙固建议，趁楚军半渡击之，宋襄公认为这样有损自己仁义的名声断然拒绝，

当楚军渡到对岸以后，还未列阵的时候，公孙固再次建议进攻，宋襄公又拒绝，在楚军列好阵之后，宋军

才发动攻击，由于实力悬殊，宋军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不久去世。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此时秦晋的国君分别是秦穆公

晋惠王，晋国由于国内不稳定，秦国国力占有一定的优势。

前６３２　　晋楚城濮之战

这一战是春秋早期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当时晋国晋文公重耳已经继位（前３３６－前６２８），国力

增强，而此时楚国正在向中原扩张，晋楚之间不可避免的爆发了一场大战。

当时晋跟齐　秦关系都很好，在晋楚的争霸中，站在了晋国的一边，楚成王见形势不利变决定撤

军，但当时楚军的令伊子玉骄傲自负，坚决要求楚王同意他与晋决战，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子玉的要

求，又不肯给子玉增拨充足的兵力。由于当初楚王在重耳逃亡期间对其有恩，晋文公变兑现当初的承

诺对楚军退避三舍（９０里），同时也麻痹了楚军，并与秦，齐军会合，在城濮与楚军展开决战，大破

楚军，楚王怒，令子玉自杀。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

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这也是春秋以来，中原诸

侯对楚的第一场大胜，也揭开了春秋时期，晋楚频繁争霸的序幕．

公元前６２７　　秦晋肴之战

此战本是秦穆公在晋文公死后发动的一场讨伐郑国的战争，却挑起了秦晋之间的争端，此战以秦

军全军覆没高中，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蹇叔哭师的故事。

当时晋文公刚死一年，郑国有人卖国于秦。秦穆公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便决定秘密攻打郑国，

而郑国靠近晋国，与秦国距离很远，秦国蹇叔苦谏，秦穆公不从。遂发兵袭郑，当秦军行至晋国边境

的滑国时，无意间遇见郑国商人弦高，弦高发上报告郑国，并骗秦军说郑国已知，秦军大惊，便放弃

了进攻郑国的计划，灭掉了滑国撤军。滑国是晋国的附庸，晋君大怒，便决定攻击秦军，在肴设

埋伏全歼了秦军，俘虏了秦军的三名主帅。

此战之后，秦晋关系彻底恶化，揭开了秦晋频繁争端的开始。

公元前５９７　　晋楚邲之战

自公元前６４０前后齐国衰落以后，秦，晋，楚轮番争霸，而晋国由于处于其他三个大国中间，因此其

与其他大国的战事也最为频繁，秦国在秦穆公死后（前６２１年），国力也有所衰弱，争霸之战便更多的

发生在晋楚之间。

此战是楚国在楚庄王继位以后称霸的一战，也是楚在公元前６３２城濮之战败给晋国之后东山再起的

一战。此战，楚庄王先讨伐依附晋国的郑国（郑国由于地处晋楚之间，因此在晋楚争霸中处于一个

极其尴尬的地位，附晋则楚攻，附楚则晋攻），在围困郑国数月以后，由于晋国的援军迟迟不到，郑伯

出降与出谈和，此时晋军才刚刚抵达，见楚郑已合，犹豫不决，楚趁晋军心不稳，犹豫不定时发动进攻

大败晋军。楚庄王也凭此战无可争议的踏入了五霸的行列。

公元前５７５　　晋楚鄢陵之战

这场战争晋军击败了自己的老对手楚军，此后晋、楚两国都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

中原战场开始沉寂下来。鄢陵之战可以说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

晋国当时在中原处于优势，各小诸侯国均服从于晋国，且与齐国联盟，对楚的复仇之战也势在必行。

当时郑国被晋附楚，晋国讨伐郑国，楚救郑，双方在鄢陵展开了战斗，期间晋射伤楚中军的楚共

王，楚军心浮动，楚军败退。后整顿部队，准备明日再战，当晚楚主帅子反贪酒误事，楚共王怒撤军。

子反引咎自杀。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两国军队主力会战。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的

争夺从此走向颓势；从此楚国更多的陷入与南方新兴起的吴国的纠葛当中。晋国方面虽然藉此得以重整

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逐渐减弱，后来内部权力逐渐被公卿把

持国家更多的陷入内乱。

公元前５０６　　吴攻陷楚都

在春秋中前期中原诸侯争霸以后，到了春秋后期，大战的主战场从中原移到了南方。由于吴越的

兴起，再加上老牌强国楚国，他们三国之间触发了许许多多恩怨纠葛。

南方在长期以来都是楚国独霸的局面，长江流域的小国多数被楚国歼灭。后来吴国在楚国亡臣

伍子胥跟伯噽的治理下逐渐崛起，吴王阖闾为了谋求大国的地位便首先拿楚国开刀，此战也是兵圣

孙武的唯一一次出山，吴军由吴王阖闾和孙武，伍子胥，伯噽带领，五战五胜，最终攻陷楚都，

楚王出奔，创造了春秋攻占大国都城的先例。后来楚国大臣申包胥入秦国求救，连续哭泣七天七夜，

秦君最终出兵，吴国撤退。后来吴国又于前５０２年进攻楚国，迫使楚迁都。从此，吴国威震中华。

公元前４９４　　吴越会稽山之战

由于在此前的吴楚争霸中，越国与吴国对立，在公元前４９６年的一次战斗中，重伤了吴王阖闾，吴王

不久死去，吴国夫差继位，准备复仇。此时越王勾践准备先发制人，先攻打吴国。吴王闻报，悉发精兵

击越。两军战于夫椒。越军惨败，仅剩５０００余人，退守会稽山。吴军乘胜追击，占领会稽城（今浙江绍

兴），包围会稽山。勾践采纳大夫范蠡、文种建议，派文种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噽，请其劝吴王

夫差准许越国附属于吴。伍员请吴王勿许。此时，夫差急于北上与齐争霸，不纳伍员之言，遂与越讲和，

并率军回国。

此战以后吴国的实力国力强盛，忙于跟中原的晋，齐争霸，而越国在偷偷积攒力量，终于在２０年后

一举灭掉了吴国。

公元前４７３　　越灭吴之战

公元前４８２年吴王夫差帅吴国精锐赴黄池与晋国争夺霸主的地位，勾趁吴国内空虚攻打吴国。攻陷

了吴的都城姑苏，杀了吴国的太子，夫差被迫求和。勾践估计一时灭不了吴国，便同意．此战以后

吴国国力大损，已经完全被越国压制，此后４年越国又趁吴国灾年大举攻吴，大破吴。公元前４７５年，

勾践对吴发动了灭国战争，包围了吴国的都城姑苏。围困三年以后，城破，夫差求降，勾践不许。

夫差无奈自杀。

此后越称霸，勾践也是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之后便进入了战国时代。

春秋３００年间，总体来说各诸侯国霸权的归属是：

齐开创先河，晋楚轮流做庄，秦偏安一隅，吴，越昙花一现。

作文七：《春秋时期智慧故事》7500字

春秋时期智慧故事　楚国樵夫诱敌计　公元前７００　年。绞国都城今湖北郧县西北南门外。　城下猎猎战旗闪闪戈戟滚滚盔明层层甲亮。楚国大军前来攻伐绞国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但是城墙巍峨、坚固城头上守卫森严一时无法攻入。楚武王一筹莫展召集文官武将商议攻城谋略。　有个叫屈瑕的官员对楚王说“听说绞国国王一向草率从事缺少谋略又不能够听从忠谏。我看此番争斗只能智取切忌硬攻。”屈瑕把他的计谋如此这般一说楚王大喜即令将士照计去办。　第二天天刚亮楚军中一些士兵脱下军装去北门外的山上砍柴。城头上的守军看得真切忙向国王报告。　绞国国王发令道“赶快派人前去捉拿楚国的樵夫。”　一支轻骑从北门风驰电掣般冲出来到山下生擒了３０个楚人。　第三天楚王派出更多的樵夫上山砍柴。　绞国国王得讯后说“这次要派出更多的兵士给我前去捉拿”　一位谋士跪谏道“大王臣以为不可轻举妄动。”　国王喝问道“这是为何”　谋士说“昨天我们轻而易举地捉了３０个楚人今日他们又派出樵夫竟然不派军队保护这些樵夫会不会是敌人的诱饵呢”　国王生气地说“什么诱饵不诱饵人总是要吃饭做饭总要柴火他们不上山砍柴难道砍自己的脚当柴烧至于他们不派军队保护这是他们的失策。　敌人的重兵在南门我们要装出仍重兵把守南门的样子而把兵力调出北门一个突然袭击捉尽山上的樵夫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谋士还想说什么国王却挥手让他退下发出令旗调兵遣将。　绞军冲出北门驰于山下忽听金鼓大震杀声四起山林中伪装得难以识辨的伏兵蜂拥而至一场恶战直杀得空中鸟雀惊山上豺狼奔。绞军在重重包围之中难以突围在一片呐喊格杀声中一个个倒于血泊之中。　楚兵大败绞军后又兵临城下两头夹攻绞国国王只得签订了投降条约。　管仲智过鬼泣谷　管仲—前６４５　年任齐国相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齐国日益强大起来。齐国君主齐桓公被各诸侯推举为盟主。齐国北面的山戎民族却出兵攻打与齐国立盟的燕国企图削弱齐国的势力。燕国君主亲率两万将士出战却在一个叫鬼泣谷的地方中了山戎部落令支国首领密卢的埋伏只逃出千余人。接着山戎连拔三城燕国急派使者向齐国求援。于是齐桓公统率５　万大军开向燕国。　无终国的国君也派遣大将虎儿斑率两千士兵助战。被管仲封为先锋将军的虎儿斑一连收复了燕国失去的那三座城。但杀到一个叫里岗的地方时却不敢前进了。他对齐桓公和管仲说“前面是鬼泣谷。如果山戎布下埋伏我们就是插翅也休想过去。燕国两万大军就是葬身在那里的”管仲在路上早就想出了过鬼泣谷的计谋他对虎儿斑说“将军既然有所顾虑那你就跟在大军的最后吧。”管仲说着拿出令牌“王子成父、赵川二将你俩去前军按令牌所指行事作好准备明日清晨过鬼泣谷”　王子成父和赵川接令牌驾车而去。　第二天天刚亮一辆辆战车向鬼泣谷驶去。只见马的嘴是被网笼住的战车的轮子上绑有麻皮发出的声音很小战车上站着的将士则披甲握戈显得格外高大齐国的战旗在谷风的吹动下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这时山戎令支国首领密卢举着“令”字小黄旗出现在鬼泣谷的山　头上见齐军进入了他的伏击圈就一挥小黄旗喊声“打”猛然间箭、石、木齐下有的击中齐军将士有的把战车砸得稀巴烂有的把“齐”字大旗打断了。　密卢挥动狼牙棒率兵从山上冲将下来。密卢冲到一个身中数箭仍立于战车上岿然不动的齐将前举起狼牙棒对这齐将的头部狠击一棒。“咚”一声把齐将的头盔打掉了。定睛一看原来被打掉头盔的却是披着衣甲的树桩。密卢知道中计大惊失色。　此刻鼓声大作。密卢闻声回头只见齐国骁将王子成父和赵川率兵直扑过来。密卢大喝一声挥舞着狼牙棒迎上去。他见远处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站在战车上在观看两军作战断定是齐国相国管仲就径直朝那人扑去。　所扑之处齐兵无人抵挡得住。片刻密卢已杀到管仲面前。说时迟那时快

战车后数十枚箭齐发。密卢惨叫倒地。他手下一员大将冲进重围把负伤的密卢抢了回去往山戎的另一部落孤竹国逃去。　就这样管仲智过鬼泣谷解了燕国之围。　管仲楚国购鹿计　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很好征服了许多割据一方的诸侯国辅助齐桓公称霸中原。可楚国不听齐国的号令齐若不征服楚华夏就仍不能统一。　那么如何征服楚国呢　当时齐国有好几位大将军纷纷向齐桓公请战要求率重兵去打楚国以兵威震慑楚国称臣。但担任相国的管仲连连摇头说“齐楚交战旗鼓相当够一阵拼杀的。一则我们得把辛辛苦苦积蓄下来的粮草用光再有齐楚两国万人的生灵将成为尸骨。”　一番话把大将军们说得哑口无言。　管仲说完带大将军们看炼铜去了。他们不知道管仲有何妙计征服楚　国。　一天管仲派１００　多名商人到楚国去购鹿。当时的鹿是较稀少的动物仅楚国才有。但人们只把鹿作为一般的可食动物二枚铜币就可买一头。管仲派去的商人在楚国到处扬言“齐桓公好鹿不惜重金。”　楚国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加紧购鹿起初三枚铜币一头过了十几天加价为五枚铜币一头。　楚成王和楚国大臣闻知后颇为兴奋。他们认为繁荣昌盛的齐国即将遭殃因为１０年前卫懿公好鹤而把国亡了齐桓公好鹿是蹈其覆辙。他们在宫殿里大吃大喝等待齐国大伤元气他们好坐得天下。　管仲却把鹿价又提高到４０枚铜币一头。　楚人见一头鹿的价钱与数千斤粮食相同于是纷纷放下农具做猎具奔往深山去捕鹿连楚国官兵也停止训练陆续将兵器换成猎具偷偷上山了。　一年间楚地大荒铜币却堆积成山。　楚人欲用铜币去买粮食却无处买。管仲已发出号令禁止各诸侯国与楚通商买卖粮食。　这样一来楚军人黄马瘦大丧战斗力。管仲见时机已到即集合八路诸侯之军浩浩荡荡开往楚境大有席卷之势。楚成王内外交困无可奈何忙派大臣求和同意不再割据一方欺凌小国保证接受齐国的号令。　管仲不动一刀不杀一人就制服了本来很强大的楚国。　曹刿长勺论战术　公元前６８４年齐国发兵攻打鲁国。齐将鲍叔牙率军一直打到鲁的长勺。　鲁国有个精通兵法的人叫曹刿听说鲁庄公准备抵抗齐军就主动去请战。　他的亲友劝说道“国家大事自有那些天天吃肉的大官们管着我们小民百姓瞎操什么心呢”　曹刿说“不那些大官们目光很短浅他们是不会有深谋远见的。”　鲁庄公召见曹刿后觉得他很有智谋就同他带着大军上长勺去迎敌。　在长勺地方齐鲁两军相遇。　齐将鲍叔牙轻视鲁军下令击鼓进兵。　鲁庄公听对方鼓声震地也准备击鼓对敌。　曹刿阻止道“等一等”又传令军中“谁要喧哗斩”光叫弓箭手守住阵脚不许乱动。　齐军来冲鲁阵但阵如铁桶一般坚固不能冲动只得退后。一会儿齐军又擂了一通战鼓但鲁军像扎根似的一动也不动齐军又退。　齐军擂罢三通鼓时曹刿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进兵了。”　这时鲁军战鼓一响。同时下令冲杀鲁军将士“哗”地一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出来杀得齐军全线崩溃落荒而逃。　鲁庄公正想下令追击曹刿却又阻止道“慢让我瞧瞧再说”他站在兵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了望望了一阵下车仔细察看齐军兵车碾过的轮迹才跳上车说“现在可以追击了。”　庄公下令追击把齐军全部赶出了国境还得了敌人的好多兵器和车马。　打了胜仗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这样指挥。　曹刿说“打仗主要是靠勇气。打第一通鼓时士兵们的勇气最足如果这时候不交锋到再擂一次鼓时勇气就有些衰落了到第三回就是响得怎么厉害也鼓不起劲来了。他们的勇气消失了我们则一鼓作气斗志昂扬怎么会打不赢他们呢”　“有道理有道理。”鲁庄公接着又问“齐军既然被我们打败你为什么不立即让士兵追击呢”　曹刿说”齐国是大国鲍叔牙又是名将不可低估说不定他们逃　跑是假的前面有埋伏。我下车看他们兵车的轮迹混乱旗帜也倒下断定他们是真败这才放心追击。”　鲁庄公赞扬道“你真可说是精通军事啊”　荀息借道取虞虢　晋国的南面

有两个国家一个叫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一个叫虢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南。这两个近邻国家的祖先都姓姬所以相处得很好。可是虢国的君主常派兵到晋国边界闹事晋献公因此想发兵讨伐虢国。　公元前６５５　年的一天晋献公问大夫荀息“现在能讨伐虢国吗”　荀息说“不能。因为虞虢两国的关系很好再说虢国戒备森严。我看这样先给喜欢玩乐的虢公送些美女去让他尽情享乐消磨他的意志。”　虢公得了晋国的很多美女果然只顾玩乐不理政事了。荀息这时对晋献公说“现在可以攻打虢国了不过我们最好不要让虞国去援救它我们可以给虞公送一份厚礼向他借条路去讨伐虢国。这样一来虢国就会恨虞国虞国也就不会帮助虢国了。”　晋献公就派荀息出使虞国。　荀息到了虞国向虞公献上一匹千里马和一对最名贵的玉壁说“虢国老侵犯我们晋国我们打算跟他们干一仗。今向贵国借一条道儿让我们过去。如果打赢了所有战利品都送给您。”　贪财的虞公玩着玉壁又瞧瞧千里马说“行呀行呀。”　虞国大夫宫之奇走到虞公面前劝阻道“大王不行呀虢国跟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俗话说“唇亡齿寒。?如果没了嘴唇牙齿就会挨冻。虢国灭亡了咱们虞国就一定保不住。”虞公嘴唇贴着玉璧吹了一口气瞪了宫之奇一眼说“人家晋国送来这么多好的宝贝咱们连条道也舍不得借给他们这说得过去吗再说交结一个强国总比交结弱　国合算。”　宫之奇见虞公听不进自己的忠言料定虞国必然要被晋国灭亡就带着一家人离开了虞国。　同年冬天当晋军路过虞国时虞公见晋军十分强大就向荀息讨好说愿意助战。　荀息说“我听说虞公正和犬戎打仗您假装上去助战虢国一定放您进城。您的兵车都装上晋兵只要他们一开城门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他们的下阳关。”　荀息利用虞公拿下了虢国回过头来很快收拾了虞国。虞公糊里糊涂地做了俘虏那对名贵的玉璧和那匹千里马又回到了晋国。　荀息叠蛋谏晋王　春秋时代晋灵公为了个人的享乐强迫大批百姓耗用大量钱财建造极其豪华的九层的高台。他怕臣子们劝说阻止就下令说“谁敢劝阻格杀勿论”　有个叫荀息的大臣很为国家担忧他求见晋灵公。晋灵公认为荀息是来劝阻的就举起箭拉开弓等着他来只要他一开口规劝就射死他。　荀息拜见晋灵公后装做轻松愉快的样子说“大王我是来表演一个小技艺让您开开心的。”　晋灵公省笆裁葱〖家铡？荀息说“我能把１２个棋子堆起来上面再加几个鸡蛋。”“哎这玩艺儿有趣”晋灵公一下来了劲忙摔下弓箭命侍从拿出棋子和鸡蛋。　荀息认真地先把１０个棋子堆起来然后又把鸡蛋一个一个地加上去。旁边观看的人担心鸡蛋会掉下来都紧张得屏住呼吸瞪圆眼睛。晋灵公也惊慌急促地叫道“危险危险”　荀息却慢条斯理地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呢”　灵公说“好我也愿意见识见识。”　荀息见时机已经成熟就不再做别的表演立起身子无限沉痛地说“启禀大王请让我进几句话臣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为了建成九层的高台三年没有成功国内已经没有男人耕地、女人织布了国家的库存已经空虚邻近的国家将要侵犯我们。这样下去国家总有一天要灭亡的。建造高台就像这叠鸡蛋一样危险请尊敬的大王三思而后行”说着泪滴衣襟。　晋灵公见荀息说得合情合理态度婉转诚恳这才明白建造高台对国家有这么大的危害叹了口气说“我的过失竟然重到这种程度了”于是就下令停止建造高台。　秦穆公羊皮换贤　公元前６５５　年秦穆公派公子絷到晋国代自己去求婚。晋献公把大女儿许配给秦穆公还送了一些奴仆作为陪嫁其中有一个奴仆叫百里奚。　他是虞国的亡国大夫很有才能。晋献公本想重用他但百里奚却宁死不从。这次有个大臣对晋献公说“百里奚不愿做官就让他做个陪嫁的奴仆吧。”　公子絷带着百里奚等回国时半道上百里奚却偷偷逃走了。　秦穆公和晋献公的大女儿结婚后在陪嫁奴仆的名单中发现少了百里奚。就追问公子絷。公

子絷说“一个奴仆逃走了没什么了不起。”　朝中有个从晋国投奔过来的武士叫公孙枝把百里奚介绍了一番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贤才。于是秦穆公一心想找到百里奚。　再说百里奚慌乱中逃到了楚国的边境线上被楚兵当作奸细抓了起来。　百里奚说“我是虞国人有钱人家看牛的国家灭亡了只好出来　逃难。”　楚兵见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一副老实相不像个奸细就把他留下来看牛。　他还是有一套牧牛的本领把牛养得都很肥壮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放牛大王”。楚国的君主楚成王知道后就叫他到南海去放马。　后来秦穆公总算打听到百里奚的下落就备了一份厚礼想派人去请求楚成王把百里奚送到秦国来。　公孙枝说“这可万万使不得。楚国让百里奚看马是因为不知他是个贤能之士。如果您用这么贵重的礼物去换他回来不就等于告诉楚王你想重用百里奚吗那楚王还肯放他走吗”　秦穆公问“那你说说怎样弄他回来”　公孙枝答道“应该按照现在一般奴仆的价钱花五张羊皮把他赎回来。”　一位使者奉命去见楚王说“我们有个奴隶叫百里奚他犯了法躲到贵国来了请让我们把他赎回去办罪。”说着献上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　楚成王想都没想就命令把百里奚装上囚车让秦国使者带回去。　百里奚拜见秦穆公后秦穆公想请他当相国。百里奚推荐了自己的朋友蹇叔和蹇叔的儿子西乞术、白乙丙。秦穆公拜蹇叔为右相拜百里奚为左相。　没多久百里奚的儿子也投奔到秦国来被秦穆公拜为将军。　五张羊皮换来五位贤人的事成为千古佳话。　栾枝尘土惑敌军　公元前６３２　年晋文公五年４　月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鄄城南临濮集交战。　“这帮废物被晋军的几张老虎皮就吓破了胆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断送了我右路进军线。我早就知道陈、蔡两国的军队多是窝囊废。偏偏国君就轻信了他们。”楚军主帅对楚陈蔡联军在右路进攻中的失利大为不满。因为承担右路攻晋任务的陈、蔡两国军队人多马众在兵力上远远超过晋军。可是由于晋军将领胥臣在抵抗战中使用了迷敌之计他让晋兵用一张张假虎皮蒙在马身上向敌军发动反击。陈、蔡军战马以为遇到了真老虎尚未交战一匹匹吓得扭头便跑。当即联军阵脚大乱。胥臣乘势指挥晋军勇猛追杀陈、蔡联军被杀得大败而归。　“从右路军的进攻失利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敌人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军事力量因而只得搞些花马枪。我们决不能临阵退却畏敌如虎一定要严明军纪。凡是作战中奋勇争先者有重赏哪个敢不战而逃折我楚军威风的立斩不赦”　主帅声色俱厉的训话吓得楚军将领们一个个胆战心惊。他们原封不动地把命令传达给了自己的下属。　第二天楚军大部队在城濮左面与晋军对阵。楚军主帅一看晋军果然兵力不济。　“靠这么几小队人马要想与我大楚国交战真是太不自量力了。我就料定你晋国要左右路分兵。传我的令全线进攻。”　楚军主帅命令一下楚军士兵便凶猛地向晋军冲杀过去。那些晋兵看来也真不经打、不几个回合便开始向后败退。　晋军官兵夺路逃命身后显然是一片因慌不择路而扬起的烟雾尖土。　“嘿嘿嘿我早就知道这些晋军不堪一击的看看他们那种败退的狼狈相。命令部队全速追击”看到晋军亡命的样子楚军主帅觉得已是胜券稳操的了。　楚军官兵拼命追赶可是当追到一低洼地时前方目标突然消失了。　“不好主帅此地似有埋伏。”楚军一位部将对主帅说。　“来不及后退有埋伏也得朝前冲．．”　“咚咚咚”楚军主帅的“冲”字还没有说出口一阵鼓响洼地四周已同时杀出了几路晋军。　左面是晋国大将原轸右面是狐毛。前面刚才败走的晋军也在主将栾枝率领下杀了回来。楚军退路也被堵塞了一下子成了瓮中之鳖被杀得大败。　原来左路晋军将领栾枝亦运用了一个迷敌之计。他让士兵在战车的尾部绑上柴草让马拉着往后跑假装败逃。柴草刮在地上烟尘四起受到迷惑的楚军将帅还以为晋军真的败退了于是劲头十足地带领楚军进入了晋军的伏击

圈。　齐姜是晋国公子重耳的妻子。晋献公死后国内发生叛乱．她跟着丈夫逃出晋国辗转流浪最后在齐国安下身来。她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女子希望重耳日后能回到国内重振国威于一番伟大事业。想不到丈夫一过上安定的日子满足于儿女情长把复国的大业丢置脑后。这一天齐姜摆出一桌丰盛的酒宴准备趁着酒兴再好好劝说一番。　“公子为妾的有话说。”齐姜敬上一杯酒神色庄重地说“诸位老臣为什么不辞劳苦跟随您辗转列国就是因为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振国业共享富贵。可是．．”　“可是怎么样呀”重耳催促妻子说下去。　“可是自从公子在齐国站下脚头就沉浸在卿卿我我的温情之中。妾能得到公子厚爱万死也要报答您的恩情。不过如果因为妾而耽误了您的复国大业那妾可担当不起呀”她停下话头观察着丈夫的脸色狠狠心又说了下去“我看晋国局势已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回去正是时机”　重耳怒气冲冲几欲发作。齐姜不便再劝于是满脸堆笑地陪着公子饮酒一杯接一杯地敬着重耳一一喝干了。　齐姜实实在在是想把重耳灌醉。她看到好言劝说无效就想到丈夫的舅父狐偃的主意。原来狐偃看到外甥沉湎于酒色之中十分生气决定把他劫掠回晋国。齐姜决定做好配合。　重耳不知是计喝得酩酊大醉。齐姜就果断地用被子把丈夫包裹起来交给狐偃。狐偃把重耳装上马车日夜兼程向晋国进发。　后来重耳在狐偃等大臣的协助下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登上了王位就是晋文公。他想起齐姜的作用派人到齐国隆重接回了妻子。齐姜看到当上国君的丈夫想到当年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涕泪交加地说“当年为妾这样做正是为了今天的夫妻团聚啊”　烛之武妙语退敌　公元前６３０　年秦国和晋国联合进攻郑国。秦军驻扎在郑国都城的东边晋军驻扎在郑国都城的西边。在团团包围之中郑国君主文公连夜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　有个大臣说“面对两大强国的左右夹攻我国危在旦夕啦但是只要我们能够说服秦国退兵敌手只剩下晋国那么我国才能脱险。”　郑文公急切地问他“您说派谁去劝退秦军呢”　那人推荐道“大夫烛之武。”　半夜天空漆黑一团。在城东郑文公亲自把烛之武送到城楼上他命令士兵拿来一只大筐叫烛之武坐进筐中上面用绳子吊着把他徐徐下放到城外的墙根。　烛之武偷偷地来到秦营中一见到秦穆公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秦穆公喝道“你是什么人深更半夜哭什么呀”　烛之武说“我是郑国大夫烛之武在哭我们郑国快要灭亡了。”　秦穆公说“这怎么要到我们军营里来哭呢”　烛之武说“我也是来替你们秦国哭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秦穆公好生奇怪“我们秦国快要打败你们郑国　了怎么要你来哭我们秦国呢”　烛之武说“我们郑国的国土和贵国并不相连。我们在东你们在西中间隔着晋国。所以我国亡了之后只能被晋国占领。那时晋国就会比以前更强大而贵国也就相对地显得比晋国弱了。替别人打仗争土地最后又拱手送给人家这合算吗再说晋国的侵略野心哪里有满足的日子它东边灭了郑国难道就不想向西边的秦国扩张了吗”　秦穆公沉思了一会说“你说得对。”　烛之武说“您如果肯解除对郑国的包围我们郑国从此一定心向贵国做个?东道主?贵国使者在东方道上往来经过的时候郑国一定尽主人的责任好好招待贵宾这对你们没有什么不利啊”　秦穆公立即答应撤兵并且和烛之武歃血立盟。秦军悄悄班师回国还留下杞子等三位将军带领两千秦兵替郑国守城。　晋国文公见秦穆公不告而别只得也下令撤军。　牛贩子假扮使者　公元前６２８　年１２月秦国的将领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带领军队从都城出发准备去进攻郑国。　原来这年冬驻在郑国的秦国使者杞子偷着派人给秦穆公报信说“郑文公已经死了太子兰做了国君。郑国人让我掌管北门如果大王速速派军．

作文八：《动荡的春秋时期》1900字

《动荡的春秋时期》同步试题

山东省肥城市白云山学校　孔晓光

一、选择题

１（春秋时代，社会风雷激荡，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下列说法不符合这一时期的是（　　）

Ａ（开始出现铁农具和牛耕

Ｂ（周天子地位不如强大的诸侯

Ｃ（强大的诸侯竞相争当霸主

Ｄ（诸侯国的数量越来越多

考查点：本题主要对春秋时期的总体了解。

答案：Ｄ

解析：春秋时期开始出现铁农具和牛耕，生产力得到发展，周王室衰微，周天子开始依附各诸侯，诸侯国的数量伴随着诸侯争霸逐渐减少，故选Ｄ。

２（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口号的主要目的是（　　　　）

Ａ（维护周天子的权威　　　　　　　　　　　　　　　Ｂ（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袭扰

Ｃ（争当霸主　　　　　　　　　　　　　　　　　　　　　　　Ｄ（结束混战局面

考查点：本题主要考查齐桓公争霸的原因，尤其是对“尊王攘夷”的理解，考查“尊王攘夷”的目的。

答案：Ｃ

解析：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目的是打着维护周天子的旗号，扩充自己实力，故选Ｃ。

３（“春秋战国乱悠悠”“诸侯争霸”“战国七雄”等争霸局面的出现，源自与哪一制度的衰落（　　　　）

Ａ（世袭制　　　　　　　　Ｂ（禅让制　　　　　　　Ｃ（分封制　　　　　　　Ｄ（郡县制

考查点：本题主要考察春秋争霸的原因主要在于分封制的衰落。

答案：Ｃ

解析：春秋争霸的原因在于分封制的衰落，各诸侯为争夺土地人口进行争霸战争。故选Ｃ。

４（２０１４年５月６日，为期一周的安徽省颍上县第九届管子文化旅游节开幕。管子即管仲，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被称为“春秋第一相”。他辅佐下列哪为诸侯成为春秋首霸

Ａ（秦孝公　　Ｂ（晋文公　　Ｃ（楚庄王　　Ｄ（齐桓公

考查点：本题主要考查齐桓公称霸的原因，创设情境，目的是知道管仲改革使齐国实力

大增。

答案：Ｄ

。　解析：齐桓公称霸的主要原因是任用管仲改革，使齐国实力大增，故选Ｄ５（《国语?晋语》载：“宗庙之牺（祭品），为畎亩之勤（劳力）。”这说明春秋时期出现

的一种新的耕作方式是

Ａ（耜耕　　　　　　Ｂ（牛耕　　　　　　　　Ｃ（耧车　　　　　　Ｄ（机耕

考查点：考查牛耕的使用。

答案：Ｃ

解析：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宗庙之牺（祭品），为畎亩之勤（劳力），为牛耕，材料中有

提示春秋时期，故选Ｃ。

二、材料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６

材料一

（１）从材料一的两幅图中，你获取了哪些历史信息，这些信息说明了什么，

（２）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有什么历史作用，

（３）从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说明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

参考答案：

（１）春秋时期，铁农具和牛耕技术出现。说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促进了社

会经济的发展。

（２）铁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使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３）

农业　手工业　商业　表现　春秋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出现，青铜业、冶铁业、纺商业活动逐渐活跃，

促进了农业上的深耕细作，并为织业、煮盐业及漆器城市出现商品交换市

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创造了条件　制作也有所发展　场，金属货币被更多

使用

７（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王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

【影视中的历史】

一些影视作品往往反映了某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影视作品也是我们熟悉和掌握历史的途径之一，我们通过经典影视作品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

（１）影片所示的“春秋”时期属于哪个朝代，春秋时期有哪些诸侯先后成为中原霸主，春秋战国的纷争是西周哪一制度埋下的祸根，

（２）在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中，东迁后的周平王，摄于郑国的威力，竟与郑庄公做了交换太子互为人质的荒唐交易。这种情况反映了什么问题，

（３）齐桓公首先称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史料中的历史】

孟子说，春秋无义战。

（４）孟子用这句话来评价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是否恰当，为什么，

参考答案：

（１）东周；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分封制。

２）周王室衰微，诸侯实力强大，不尊重天子，分封制瓦解。　（

（３）原因：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使齐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大增。

启示：国强要革新，国立须治业，国兴靠人才，人才是兴国的关键。

（４）孟子的说法太绝对了。积极方面：因为争霸的需要，各诸侯国进行改革，发展生产，推动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同时战争又促进了民族融合，使国家趋于统一。

消极方面：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起了破坏作用，延缓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作文九：《春秋时期历史概述》42900字

春秋时期历史概述

１．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

公元前７７０　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４７６　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这种灭亡人国的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名邑废邑”（《管子·地图》），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

２．周王室的衰微

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

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均见《左传》隐公三年）。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受天有大命”、“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的牌子也被打掉了。

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郑玄诗谱·王城谱）。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礼记·王制》）的规定向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左传》隐公三年）、“求车”（《左传》桓公十五年）、“求金”（《左传》文公九年），所谓“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

３．列国争雄的序幕

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

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

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７０１　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

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６８０　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

４．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

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下》），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史记·齐大公世家》）。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６８５　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６４５　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

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

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６６１　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６６０　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１９７８　年到１９７９　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６８９　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６５６　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６５１　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

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６５７　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５．宋襄公图霸未成

齐桓公无嫡子，公元前６４３　年立内宠郑姬子公子昭为太子。但桓公死后，卫国女长卫姬与易牙、阉人貂勾结宫中权势作乱，立公子无亏为君，太子昭逃往宋国，齐霸遂衰。

宋襄公于鲁僖公十八年（公元前６４２　年）联合曹、卫、邾伐齐，送太子昭回国即位，是为齐孝公。战胜齐国后，宋襄公以为自己强大，想借齐、楚威势称霸中原，于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６３９　年）把齐孝公召来同他一起与楚国的鹿上（今安徽阜阳市南，或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结盟，楚国假意允许了他，暗里却布了天罗地网。到了这年秋天再会，宋襄公自矜信义，不带兵赴会、楚、郑、陈、蔡、许、曹等国诸侯约宋襄公到盂地（在今河南睢县），楚国乘机拘捕了他，并且起兵伐宋。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力抵楚军，坚决不降。楚见捉一国君并无用处，遂把宋襄公送给鲁国，鲁僖公乘机出面说情，放他归国。本想趁齐国内乱夺取霸主的宋襄公，结果落得个如此下场。

宋襄公并未从此吸取教训。当时楚强，郑国朝楚，为此，宋襄公在公元前６３８　年伐郑。楚救郑，与宋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当时宋军已经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司马子鱼（即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渡河未毕）也，请击之”，他不同意。楚军渡河以后，还没有摆好阵势时，子鱼让他乘机发动进攻，他还是不同意。一直等到楚军准备好了之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国人因此埋怨他，但他却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泓水之战，宋国损失惨重，国势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宋襄公因伤而死。宋襄公的霸业，由于他泥守“古道”，实行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失去良机而致败，成了一个历史上的笑柄。

６．晋文公的霸业

宋襄公图霸失败之后，楚国的势力正在骎骎北上，北狄也因宋襄公伐齐而救之，并与齐国在邢结盟。楚国北上与北狄南下的形势比齐国初年还要险恶。这时齐国既不能再兴，第二次尊王攘夷的事业自然就为晋国所承担了。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叔虞，都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境）。

叔虞子燮父时迁都今之太原晋水之旁，改国号曰晋（详见《国语·晋语》、《史记·晋世家》），就是后来的晋国。它的疆域居今晋南和汾、浍流域一带，表里山河，“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国语·晋语二》），“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昭公十五年），四面都是戎狄小国，虽然地大势固，但影响了它与中原的交往。到了西周末年，晋国开始强盛，晋文侯曾与郑武公共同辅平王东迁。公元前７４５　年文侯死，子昭侯立，封文侯弟桓叔成师于曲沃，建立了一个强宗。此后的晋国，实际分裂为二。春秋初年的六十七年间，内乱一直没有停息，到公元前６７９　年，曲沃武公灭晋而自立，买取周王的册封，终于取代大宗列为正式诸侯，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局面而统一起来。

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６６１　年），晋献公始作二军，起兵灭掉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次年，命太子申生进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公元前６５８　年）命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了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兼弱攻昧，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沈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６３６　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援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举贤任能，勤理军政，“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国语·晋语四》），实行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６３５　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出居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兵杀王子带，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櫕矛（今河南修武县）四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

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６３３　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也对文公说：“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侵伐楚的与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楚师子玉遣使至晋，表示愿释宋围，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许曹、卫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６３２　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地制止了楚的北上。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僻处山戎，不与诸姬等齿”，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６３５　年，晋文公靖王子带之乱，纳周襄王，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白。晋文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风，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法，晋献公灭虢平虞取魏以来就是如此，所以阳樊人“不敢服”。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国语·晋语四》），他们“谁非王之亲姻”（《左传》信公二十五年），不是“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只是另一种政治形态出现的前奏，弱肉强食，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公元前５４１　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戮鲁使，晋国执政赵鞅曰：“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７．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本赢姓，原为东方部落，可能在周初迁到西方，最后到达今之甘肃天水附近。秦国的始封君是非子，地处戎狄之间。周厉王时犬戎势力强大，逐渐向东扩张，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结果战死。秦仲孙襄公护送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了秦。以后，秦

不断和戎狄斗争，扩张了土地。襄公的儿子文公战败犬戎，据有关中地区，并决定在■渭水交汇处建都，到宪公（文献中作宁公，据《秦公钟》铭，可知宁乃宪之误）时，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东），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实现了秦文公的迁都计划。雍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秦的发展颇为有利。鲁庄公六年（公元前６８８　年），秦武公向西灭邦、冀戎（在今甘肃天水市附近），建立了县制，次年灭小虢（在今陕西宝鸡市附近）等地，拥有西周王朝京畿内的八百里秦川。这种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及冶铁技术的发达，为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德公迁雍以后是宣公（公元前６７５—６６４　年）和成公（公元前６６３—６６０年），在此十几年间，秦国对戎狄的斗争没有取得很大进展。到了秦穆公时，便积极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鲁僖公三十二年（公元前６２８　年）晋文公死，太子　继位，是为襄公。

秦穆公乘此机会，派孟明视（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三人带兵侵郑。秦军经过周到了滑国，遇到去周做买卖的郑国商人弘高和奚施。他们知道，秦国来意不善，弘高一面派奚施向郑君报告消息，一面“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而且假托郑国君命说：“寡君闻吾干将步师出于敞邑，敢犒从者。“郑穆公得到奚施报告，派人去侦探秦国驻的客馆，知道他们确有侵略阴谋，便说：“吾子淹久于敞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间（闲）敞邑，若何？”孟明视得知郑国已有准备，“灭滑而还”（均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但秦军行经殽地（今河南浴宁县西北）时，碰到晋军和姜戎的夹攻，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的主帅孟明、西乞、白乙等，被晋俘获。鲁文公二年（公元前６２５　年）秦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晋将狼瞫率领人马首先冲进秦阵，打乱对方阵势，随后掩杀，秦军大败而逃。晋人嘲笑秦国说：“这是一次“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过了一年，秦穆公亲自领兵伐晋，渡过黄河便烧掉乘舟，表示不胜不回。晋人见秦有决一死战之心，不敢应战。这次战争秦国虽然得胜，但是秦国力量终究不如晋国，特别是晋国占领了被称为“桃林之塞”的秦国门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这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秦国东进的道路被晋所扼，穆公乃用由余向西方戎狄地区发展，遂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

８．楚庄王北向称霸

秦国的东进，虽被晋国阻止，但晋国对南方的楚国北上却无力阻当，终使楚庄王称霸中原。　　　楚穆王死，子侣立，是为庄王。庄王即位（公元前６１３　年）时，国内的贵族斗争使他不能掌握国政，加之接连发生天灾，国内经济困难，周围的群蛮、百濮和庸人又都趁机骚扰，形势严重。不久，楚灭庸后，解除了西部的威胁，地盘扩展到今湖北西北，与秦接壤，既方便了秦楚交往，又使楚国有可能将其注意力转向北方。

楚庄王是一位雄材大略的君主。《左传》说他以“■敖（又称沈尹、孙叔敖）为宰”，改革政治，勤于生产，整饰军备，提高战斗力，因而楚庄王虽然连年用兵中原，但其国力充足，“民不罢劳，君无怨讟”，“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均见《左传》宣公十二年）。

鲁宣公三年（公元前６０６　年），楚庄王大胆北进，征伐陆浑之戎（河南嵩县），进军到伊洛地带，观兵于周疆。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去慰问，而楚庄王却趁机向王孙满询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王权的象征，楚庄王的问鼎轻重则有恣肆其强横，俨然欲取天子而代之的架势。因此，王孙满用话折服地说：“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庄王

一听王孙满的话强硬，知道周王室尚未可轻视，便班师回国。

公元前６０５　年，楚国令尹斗越椒，在椒阳（今河南南阳市）杀死司马■贾，驻军椒野（今河南新野县），阻止庄王回国。庄王求和不成，战于皋浒（今湖北襄樊市西），杀死斗越椒。从此，庄王知道，要图中原必先平定南方。公元前６０１　年，群舒皆叛楚国，于是庄王起兵伐灭舒、蓼，画正疆界，一直到了滑水（今安徽合肥市东）地方，与吴越两国结了盟，方才回去。楚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渐趋巩固后，便再回头征伐北方。

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５９８　年），楚庄王伐郑，攻到栋地。郑国大臣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左传》宣公十一年）。辰陵盟后，郑又附晋，庄王大怒，起兵围郑，三月而破，郑降于楚。晋闻讯后，便派大兵救，于是晋楚两军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北）。此时晋国政令不行，将帅不和，晋军终于战败逃归。

在晋、楚争霸中，宋国跟随晋国最紧，这对交通齐鲁和称霸中原不利，因而楚庄王就想找个借口进攻宋国。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５９５　年），楚又围宋达九月之久，宋向晋国告急，晋国畏楚不敢出兵。这时，鲁、宋、郑、陈都归服了楚同。鲁成公二年（公元前５８９　年），楚庄王虽然已死，但楚国在蜀地（今山东泰安西）召集十二诸侯会盟，秦、齐大国都曾到会，可见楚国势力之大。楚在春秋时代先后兼并了十二国，疆土最大，所以《国语·楚语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征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

９．晋国复霸与中原争霸的尾声

晋、楚两国的斗争历史表面看来虽很混乱，却有其井然的条理，是一种格局的循环。也就是说，晋、楚两强一场大战后，晋胜，则一些以前附楚的小国自动或被动地转而附晋，这样一来，楚国不肯甘休，便和这些小国算帐；小国从了楚，晋又不肯罢休，也和这些小国算帐。这种帐，越算越不清楚，终于晋、楚两强又来一场大战。

随着晋的中衰，和晋一向站在一边的齐国，逐渐对晋怠慢起来。齐顷公时，一面和楚连结，一面不断对鲁、卫两国用兵。鲁成公二年（公元前５８９年），鲁、卫两国由于不堪齐的侵伐而向晋国乞师，晋派大军到靡笄山（今山东厉城县附近）下，晋、齐两国正式宣战，在鞌地（山东济南市西）交锋，齐师战败。这次战争，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晋国取得重大胜利，晋国又重新增强了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

在晋、齐鞌之战中，楚国虽然表面中立，实际上是支持齐国的。同年，楚侵卫，又攻占鲁国的蜀邑。对于楚国这样的气势，晋国当然不肯甘心。在楚国盟蜀的第二年（公元前５８８　年）晋国约集了鲁、宋、卫、曹等国伐郑。这时，楚不敢与晋争，晋也不敢与楚战。在这种晋、楚均势的情况下，晋国接受了由楚国逃来的申公巫臣的建议，南联吴国。“吴始伐楚、伐巢、伐徐”，闹得子重、子反在战场上“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使得楚国受到很大牵制。

鲁成公十一年（公元前５８０　年），晋厉公立。他很有重整晋国的意思。

“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史记·晋世家》）。晋人一向所称的齐、秦、狄、楚四强，这时除楚之外，都为晋所制服。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５７９年），宋国执政者华元因与楚国令尹子重、晋国中军元帅架书友好，听说晋、楚均有议和之意，便从中促成了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弭兵会议。但是，由于晋、楚两国都无诚意，这次弭兵仅使两国矛盾得到了一时的缓和，到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５７５　年）春，楚国首先背约向郑、卫进攻。次年，晋因郑国服从于楚而伐郑，郑国求救于楚，楚恭王率军救郑。晋军渡过黄河，与楚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相遇，两军大战，楚国败北而归。晋的胜

利助长了晋厉公的骄傲情绪。他于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５７４　年）“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杀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加强君权。但是，由于晋国公室弱而卿大夫强的趋势已难扭转，所以第二年，厉公反被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囚之”。厉公被杀后，架书派荀■“迎公子周于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史记·晋世家》）。　　　晋悼公继位以后，“始命百官，施舍己（免）责（债），逮（惠及）鳏寡，振（起）废滞（免职或长期没有迁升的），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有一定时限）用民”，因而国基得以稳定；然后又任命一批才能称职、德行称爵的官吏，做到了“举不失职，官不易方（常道），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均见《左传》成公十八年），为晋国复霸打下了基础。

晋悼公在对待戎族的政策方面，采取了魏绎的和戎政策，即“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也就是用财物去骗取戎族的大片土地，以代替过去的军事杀伐，派魏绛去安抚诸戎，与戎族结盟，从此晋国免除了后顾之忧，便可抽出兵力和楚国争夺郑、宋，争霸中原了。

鄢陵之战以来，郑国一直服从于楚。鲁襄公二年（公元前５７１　年），晋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筑城以逼郑。出于郑国经不起晋国的压力，“郑人乃成”（《左传》襄公二年），又转向于晋。这时，晋、楚俱弱，但因晋国略占上风，楚国不能与晋国对抗，晋悼公才能复霸，但其最大成效也就在于征服了郑国而已。

此时，由于各国公室业已衰弱，大夫日强，春秋时代的历史逐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原争霸至此也就接近尾声矣。

１０．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各国兼并与大国争霸历史局面的出现，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地方不平衡性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铁制工具的使用

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铁制工具在中国是什么时代发明和使用的，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１９７２　年底，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玉器，是一个墓葬的殉葬品，其中有一件铁刃铜钺。

这件兵器在铜质的钺身前部嵌以铁制的钺刃，据鉴定，这个铁刃可能来自陨铁。有的同志据此说，在商代铁的使用已经开始了。人类使用陨石制成的铁器虽然开始很早，不过由于陨石来源稀少，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生产起什么作用。陨铁的利用虽然能使人类初次认识了铁，对于后来的铁矿的冶炼也可能会有帮助，但是陨铁的使用并不能证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铁的发明。《诗经·大雅·公刘篇》里描写周的祖先公刘到■地建国时，曾经“取厉取锻，止基乃理”。《尚书·费誓篇》记述成王时鲁国伯禽讨伐徐戎的誓师词中又说：“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有人据此认为公刘时代已有铁制工具，西周初期已用铁兵器，都难成说。《公刘篇》的“锻”字，本也作“碫”，《毛传》云：“碫，石也。”锻，自应作碫为是。《说文》训碫云：“石也。”段玉裁以为“《大雅》：‘取厉取嘏’今本作‘取锻’，当依释文本又作嘏。”

直到目前为止，出土资料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西周时期已有铁制农具出现。

《诗经·秦风·驷■篇》云：“驷■扎阜，六辔在手”，孔颖达《正义》“■”字又径作“铁”字，这是先秦典籍中所见最早的“铁”字。这里既把黑色的马称为“■”或“铁”，必然这种黑色金属在当时已是常见之物，而后才有可能把黑色的马也称为■。

《驷■篇》为秦襄公时诗，正当两周之交。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铁制工具至少在西周末年的周王畿内已经使用于农业生产。《秦公镈》、《秦公钟》早已流传于世，１９７８　年在陕西宝鸡县杨家湾太公庙村出土的五件青铜钟和三件镈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钟、镈上都有长篇铭文，据此可知其为秦武公时所造。１９７８　年在甘肃灵合县景家庄春秋早期的秦墓中又出土有一把铜柄铁剑。所有这些，都可与上述文献记载互相印证。

不过，这时的铁只能是一种通过低温固体还原法或称块炼法炼出来的“锻铁”，不可能是“铸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５１３　年）载晋国的赵鞅、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借此向“国”中征收军赋“一鼓铁”，用来铸“刑鼎”。这“一鼓铁”，杜预注云：“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行为铁，计令一鼓而足”，认为“鼓”是“鼓铸”之意，孔颖达《正义》引服虔说：“《曲礼》曰：献米者操量鼓，取晋国一鼓铁铸之。”《管子·地数篇》云：“武王立重泉之戍，今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曰：“鼓，十二斛也。”《孔子家语·正论篇》亦载此事，注云：“三十斤谓之钟，钟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小尔雅》说同。这都主张“鼓”是一种量器单位。我们认为，不论“鼓”字如何解释，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能够铸出比较大量的“铸铁”，说明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由过去的“锻”发展到了“铸”的阶段。在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年代较早的铁器计有三批六件。江苏六合程桥吴墓的两件铁器，是用块炼铁作为原料，铁条特征表现很清楚。洛阳水泥制品厂灰坑出土的空首铁镈和长沙识字岭３１４　号墓出土的小铁镈都是用铸铁铸造的。据此更可以判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掌握块炼法不久，就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说明由于我国青铜鼓铸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炼铁技术的进程。

《国语·齐语》记载管仲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　、夷、斤、■，试诸壤土。”可见，春秋时期的兵器虽然仍用青铜铸造，而在农具、木工具方面已经采用铁制的了。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中有“造或徒四千”的记载，“或”，当是“铁”字的初文，可知，此时似乎已有大批采铁冶炼的官徒。当时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阶段，据说，吴王阖闾铸造“干将”、“莫邪”两把宝剑时，曾使用“童女童男三百人鼓蒙装炭”，然后，“金铁刀湍，遂以成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明当时炼炉上所使用的橐是不少的。这种鼓风用的大皮囊因其形式象橐而得名，其鼓风管因和■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这种鼓风设备也就被称为“橐■”。后来《老子》的作者曾把宇宙整个空间比作这种鼓风设备，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第五章）。这种橐，当时可能是用牛皮作的，所以墨子说：“橐以牛皮”、“灶用四橐”（《墨子·备穴》）。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春秋时代的铁制工具出土数量毕竟很少，这表明当时铁制工具的使用还很不普遍。例如前引长江流域在江苏六合春秋晚期吴国墓葬中发现的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均为青铜制造。就是在中原地区，例如在河南洛阳王城、郑州碧沙岗和山西侯马等地春秋中晚期以至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址中，还普遍存在石、骨、蚌器的生产工具。恩格斯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当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铁器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使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也使社会夫系发生了变化。

农业技术的进步

铁制工具的使用为深耕和兴修水利等创造了条件。

铁制农具出现以后，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社会上的语言习俗，能够反映一种行为或事实的普遍存在，而且这种行为或事实，又多是存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都以“牛”和“耕”作为名和字，显示了牛耕的行为早在孔子以前既已存在了。《论语》中的“犁牛”之词，《国语》

中的“畎亩之勤”的记载，更加证明春秋时代存在牛耕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一年曰：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罪己重矣。”

这段文字虽然并未明言那践踏田地的牛就是耕牛，但从牛既可牵之看来，其必为耕牛无疑。西周末年宣王“不籍千亩”时，虢文公曾经劝谏，力请恢复那种传之已久的籍田制度时，其中虽然提到自天子以下，公卿百官们如何象征性地耕地。即“王耕一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国语·周语上》），但在文中从头到尾未见只字与牛耕有关的言辞出现。可见，宣王时代是没有牛耕的，至少可以说，那时的牛耕尚未成为一种正式的耕作技术。而《左传》中的“牵牛以蹊”的记载，在孔子生前半个世纪，此事又与牛耕有关，因而我们可以论定，至迟在公元前七六世纪之间，牛已广泛地用作耕田的畜力了。

铁制工具的使用，也给兴修水利提供了方便。公元前５６３　年，郑国大夫子驷“为田洫”（《左传》襄公十年），因需在田里挖掘沟洫，遭到贵族的反对。后来子产执政时，使“田有封洫”，即一面调整土地，一面挖掘沟洫，似乎得到了成功，“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均见《左传》襄公三十年），就是当时人们对于他的歌颂。此外，传说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勺陂（在今安徽寿县），灌溉农田一万多顷，扩大了稻田（《后汉书·王景传》）。吴国在春秋末年曾修运河“邗沟”。正是由于当时各国都有国家经营的水利事业，所以在“葵丘之会”的盟约中有“无障谷”（《公羊传》僖公三年）、“无曲防”（《孟子·告子下》），即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的规定。上述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达。

１１．井田制的内部量变与“书社”的出现

铁制工具的出现，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的农业产量有了提高后，公社农民对“私田”上的劳动增加了兴趣，因而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奴隶主贵族便一反过去传统，取消“公田”、“私田”的区分，实行了“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制度。为了“履亩而税”，首先必须使公社农民的“私田”固定化，从此公社内部的土地制度，便由过去的暂时占有变为永久占有，即由“三年一换主（土）易居”（《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经）变为“自爰其处”，即：“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汉书·食货志上》）。由于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制度的变化，有先有后。在春秋列国中，首先实行“履亩而税”的，是齐国的“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继齐国之后，则是晋国之“作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也是一种“履亩而税”制，所以，《谷梁传》宣公十五年解释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楚国在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５４８　年）也对当时的田制进行了改革，“量入修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在鲁襄公三十年（公元前５４３　年）也曾对公社土地进行了改革。《左传》襄公三十年中所说的“田有封洫”，是指整理土地经界沟洫而言，“庐井有伍”则是把原来井田中农民的土地庐舍进行调整之义。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秦国，通过秦简公七年（公元前４０８　年）的“初租禾”（《史记·六国年表》），也完成了上述田赋制度的变化。这种“履亩而税”制的出现，虽然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的，但它也与公社农民在耕种公社土地之余，另外种植垦荒土地而逃税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说，这种逃税情况如果持久下去，奴隶主贵族的剥削收入也就因之相对减少。所以，他们便采取了“履亩而税”制，按公社农民实际耕种面积多少征税，

不管它是公社的还是垦荒而来的土地，一律丈量征税。于是奴隶主贵族的剥削便可大大增加起来。《左传》宣公十五年解释“初税亩”时说：“以丰财也”，正得其旨。

春秋时代各国的上述变化，都促成了公社农民使用的土地固定化。公社土地不再重新分配也是我国土地私有制确立的一个必经过程。

春秋时代井田制的内部量变，并没有使当时的公社解体，公社土地的公有制也没有完全过渡到私有制。当时的公社虽仍存在，但是公社农民这个个体与国家的隶属关系愈来愈密切。从这时起，各国普遍出现了“书社”组织，“书社三百”（《吕氏春秋·高义篇》）、“书社四十”（《吕氏春秋·知接篇》）等，便是其例。《荀子·仲尼篇》王先谦注云：“书社，谓以社之户口，书于版图。”“版”，《周礼·天官·宫伯》郑众注云：“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图”，《周礼·天官·司会》郑玄注云：“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可见，春秋时期以后的公社所以称为书社的原因，当是因为公社必须把公社内的户口、土地数字制成清册上交于各国统治者，作为对公社农民征税和力役的根据。《周札·地官·小司徒》职的“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天官·小宰》职的“三曰听闾里以版图”，也都是反映这一事实的记录。

１２．“国”“野”关系的废除与军赋田税的加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内部量变，过去的“国”“野”统治关系也在逐渐泯除。《左传》定公六年云：“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鲁国有两社，一为周社，一为亳社。周社自是鲁之国社，以其为周公后也。鲁因商奄之地，并因其遗民，故立亳社。定公及三桓是周族姬姓，所以要盟于周社。亳社，《公羊》、《谷梁》并以为亡国之社，自然是指被征服的殷族之社。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盟于“亳社”者本是殷族，应称“庶人”或“野人”，但是现在却说“国人盟于亳社”。这就告诉我们，被征服的殷人，此时已与西周时期不同，由于“国”“野”关系已经混同，就被称为“国人”了。从此以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国人”相同，因而也就开始服兵役和缴纳军赋了。

《司马法》云：“王国，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周礼·地官·载师》注引）《管子·度地》又云：“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司马法》的“州”，无疑是在郊外，从遂、术可通假看来，《管子》“术十为州”的“州”也在“郊”之外。“州”在“郊”、“野”之间，适与《周礼·载师》的“远郊”相当。我们知道，“州”是“野人”所居，本来不服兵役，可是春秋时代的晋国，为了扩充兵源而“作州兵”（《左传》僖公十五年），要“州”内的“野人”也服兵役。按照礼法，晋国只能有一军的兵力，晋献公“作二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搜于被庐，“作三军”（《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三年后又搜于清原，“作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八年后“舍二军”（《左传》文公六年），复三军之数；到了公元前５８８　年则改“作六军”（《左传》成公三年），永为定制。当时的军队来源，史载甚简，虽难推测，但是其由二军为三军、五军，当是“作州兵”的直接结果。又如，《左传》成公元年，鲁国“作丘甲”，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丘”，本来也是“野人”居住之区，既不当兵，也不出兵赋，而今鲁、郑两国“丘”中“野人”又出丘甲和丘赋。所以，《谷梁传》说：“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成公元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掩为司马，于木“使庀赋，数甲兵”，大概也是编“野人”为军的。所以楚王后来说：“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以前，诸侯的兵力还不大，例如齐桓称霸时不过“革车六百乘”（《国语·齐语》。各本“六”作“八”，据王引之说改），晋、楚城濮之战时，晋“车七百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后来的晋、齐鞍之战，晋军也只出八百乘而已。几十年后的诸侯列国，几乎都已全

国皆兵，可见当时公社农民的军赋负担之重。所以，郑国子产“作丘赋”时，“国人”指责他说：“其父死于路，己为虿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左传》昭公四年）。

《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无用，山川其舍诸？”我国的井田制度由定期分配变为永久占有之后，公社农民缴纳给国家贡赋，便由“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国语·鲁语下》）即“国”中行彻法、“野”里行助法，逐渐转变以一律行彻法的剥削方式了。《论语，颜渊篇》云：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二，吾犹不足”的“二”字，何晏《集解》曰：“谓十二而税”，是。《孟子·告子下》又说：“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孟子以为二十取一过轻，鲁国什取二又过重，足见那时的彻法税率自然较少于什二，其为什一无疑。但是，自春秋中叶各国采取“履亩而税”以来，随着各国奴隶主贵族的日趋奢侈腐化，田税也在不断地增加。

１４．阶级关系的变化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的政治斗争与兼并战争，加速了公社组织的演变，财富的集中，公社农民的破产和一些贵族的没落，使得当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奴隶主贵族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仍按宗法制度进行分封，所以受封地者多为贵族出身的卿大夫，其受田多少也依封建等级的高低而定。如，晋国之制“大国之卿，一旅之瞩”，一旅之田为五百亩：“上大夫，一卒之田”（均见《国语·晋语八》），一卒之田为百亩。卫国之制“唯卿备百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但是卿大夫除封地之外，还有如“郑伯赏入阵之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赐子展八邑、子产六邑，因功而得赏田者。另外，卿大夫的“分室”“夺田”之事也多，几乎无世无之，而且时代愈下，侵夺的现象愈激烈，这种侵夺行为多起于贵族的斗争。田邑被夺者，往往不惜牺牲一切，孤注一掷，出之以叛乱。因为失邑失田，则财源断绝，沦为“疏食”者，同时职守丧失，权势亦尽，等于削掉贵族的身份。薳氏叛楚，所因“丧职之族”（《左传》昭公十三年），也就是室邑田土被夺之人。这种非法的夺邑斗争不仅常常引起流血政变的后果，而且又使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成了一句空话，奴隶主贵族内部开始发生变化。各国的奴隶主贵族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与政治斗争中，有的逐渐降为农民或者沦为奴隶。《左传》信公三十三年云：“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褥，其妻馌之”；昭公二十年又云：“（伍）员如吴．．而耕于鄙”；《国语·晋语九》也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里的冀缺、伍员、范氏和中行氏几家贵族都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现在都在田野里耕种，成了自耕农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天子以樊阳之田赐晋文公，樊阳不服，晋军围之。樊阳人“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这也是贵族在没落为自由民或奴隶前的一种哀号。《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国叔向曾对晏婴说：“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这是贵族降为奴隶的一个明显例证。

“国人”参政及其限度

西周时期由于有着“国”“野”区别，“国人”和“野人”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存在权利义务的不同，而且在建学受教育方面也有差别。但是，到了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的内部量变和井田制度从“换主（土）易居”向“自爰其处”的转变，“国”“野”和“国人”“野人”的差别也就逐渐走向混灭。这时的“国人”已经包括“野人”在内，有时又称“小人”或“庶人”。

春秋时期的邦国建立在国人之上，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得不到国人的支持，往往败亡，所以楚沈尹戌曾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灵王时，贵族政变“入楚”，灵王在乾溪，右尹子革劝他“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灵王无道，不得民心，自知“众怒不可犯”，不敢入楚，田缢于芋。后来发动政变的贵族子弟子干、子皙也曰：“众怒如水火焉，不可为谋”，惧国人之怒而自杀（均见《左传》昭公十三年）。“国人”干政的方式，或决定国君废立，或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这在例如郑、卫、宋、曹、陈、许、莒等中小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可能这是保留的原始共同体的遗习较多的缘故。公元前６４２　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苟能治之，燬（卫文公名）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于訾娄。狄师还”（《左传》僖公十八年）。这里的“众”，当指国人。国人无权指染王位，但是凡国之事需要经过全体国人的认可，所以卫侯让位而朝国人，国人反对，贵族也无可奈何。

公元前４９７　年，晋国大夫范氏、中行氏攻晋定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左传》定公十三年），“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得到国人的支持，甚至太子可以弑其君父，“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便是其例。除内政外，在外交方面，国人也起决定作用。

春秋时代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伐之。卫国在晋楚间，有一次“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放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左传》信公二十八年）。春秋末年，吴国兴起于东南，与楚争霸，滨临的陈、蔡两国亦蒙其害。公元前５０６　年，吴军入楚都，“使召陈怀公，怀公朝国人而问焉，曰：‘欲与楚者右，欲与吴者左’”（《左传》哀公元年）。公元前５９７　年，楚子围郑，封锁十七日，“郑人卜行成（求和），不吉；卜临（哭）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左传》宣公十二年），国人与统治者皆大哭，准备迁都。公元前６４０　年，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秦伯合晋使吕甥，盟于王城。秦伯问：“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左传》僖公十五年纪其事云：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不惮征缮以立圉也，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死无二！”以此不和。以晋这样一个国家，还认为一国也是由君子（贵族）与小人（国人）所组成，国人在当时政治中有着重要地位，必须贵族与国人“和”，国家才能有指望。公元前６３４　年，齐孝公伐鲁北鄙，僖公命展喜犒齐师，让他向展禽请教如何措辞。齐侯问曰：“鲁人恐乎？”展喜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展禽即柳下惠，对于国家存亡的应答，依然也是小人、君子并举，可见国人在当时各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由此我们认为《周礼·秋官·小司寇》职：“致万民而询焉”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决非向壁虚构之事，当与公社残存息息相关。　　　春秋时代的国人，与当时各国的国君、贵族虽然形成了鼎足而立的势力，但其干与政治是有先天的限度，即他们平时影响政治的行为只是诉诸舆论，即所谓“谤言”而已。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时，师旷回答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辅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左传》襄公十四年）。这里的“庶人谤”就是《国语·周语上》周邵公所谓的“庶人传语”，也即“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意思，都是止于舆论批评而已。《诗经》有国风，诗序曰：“风，讽也。”国风确实包括有国人的舆论。中国古代一般都有采集民意之官，所谓“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便是其例。但是贵族对于这仲“谤言”“知而不已”、“讯予不顾”（《诗经·陈风·墓门》），即可听也可不听，并不致于制约政治制度。所以，周厉王为虑“国人谤王”，厉王怒，派人监视，谤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即使在国人忍无可忍起而暴动时，也都是与贵族共同发起的，象“陈国城，版筑而杀人。役人相命，各杀

其长，逐杀庆虎、庆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并非常例。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由于残存着公社组织，加上氏族共同体的遗习，也就造成了一种力量，使当时的贵族不敢轻侮他们，一旦生产力有了发展，公社逐渐解体，公社凝结体烟消云散时，国人干预政治的力量，就必然随之瓦解矣。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晋侯）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又云：晋侯“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这里的“舆人”很难知其具体身份。但从《国语·晋语三》的“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贿，舆人诵之曰．．’；《楚语上》的“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以及《左传》襄公三十年的子产“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海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等记载看来，“舆人”也常常有诵，又有土地，且有“衣冠”，并有能受教育的“子弟”，似与“国人”身份相近。

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社的内部量度，在农业生产者中间，出现了“隶农”，他们“虽获沃田，而勤易（治）之，将不克飨，为人而已”（《国语·晋语一》）。这个“隶农”，当是一种庸耕者。《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仆赁于野”即郊野有自由贫民可供雇庸，更是其征。恩格斯曾经指出：“包括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用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见，在奴隶社会中存在着雇佣劳动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奴隶

春秋时代的奴隶种类颇多，仅就《左传》昭公七年载，就有皂、舆、隶、僚、仆、台、圉和牧。此外，还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奴（《论语·微子》）、婢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徒人（《左传》庄公八年）、阍（《左传》昭公五年）等，至于象“小臣”之类，尚待考证者，暂皆不论。

当时的主要奴隶来源是战俘，因而《左传》中常有“大获”（隐公六年）、“尽获之”（襄公二十七年）、“尽俘”（定公十五年）等记录。各国贵族为了能够掠夺奴隶，往往不择手段。公元前５８５　年，晋国大夫伯宗、夏阳说率领军队本来是和卫国、郑国一起攻打宋国的，但是到了卫国附近，因见卫国没有防备，就要袭击卫，夏阳说：“虽不可入，多俘而归，有罪不及死”（《左传》成公六年）。后来经过伯宗的劝阻才停了下来。不但大国如此，一些小国也不例外。邪国乘■国插秧之际，偷袭■国，“尽俘以归”（《左传》昭公十八年）。就连小小胡国，也利用吴师入楚的时机，“尽俘楚邑之近胡者”（《左传》定公十五年），结果招来了亡国的祸害。

罪人没为奴隶，也是奴隶的主要来源之一。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路经郑国，对其随从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左传》昭公六年），也就是说如果触犯命令，君子撤职，小人降为奴隶。《吕氏春秋·精通篇》载，钟子期听到击磐的声音很悲，使人召来其人而问其故。击磐者回答说：“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磐，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他本想赎回母亲，自己却是一无所有，而且本身也是“公家之财”。这个故事，更是罪人为奴的绝好例证。杀人者本身受刑，家属要沦为奴隶，是当时的一般惯例。

奴隶的第三个来源是买卖奴隶。《吕氏春秋，观世篇》里以为越石父的沦落是“齐人，累之”，《史记·管晏列传》也说：“越石父贤，在缧泄中。”但是《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却云：“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负刍，息于涂侧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子为何者也？’对曰：‘我越石父也。’晏子曰：‘何为至此？”曰：‘吾为人臣仆于中牟，见使将归。’晏子曰：‘何为为仆？’对曰：‘不免冻饿之切吾身，是以为仆也。’晏子曰：‘为仆几何？’对曰：‘三年矣。’

晏子曰：‘可得赎乎？’对曰：‘可。’遂解左骖以赠之，因载而与之归。”这里说的越石父沦落与犯罪无关，而是迫于冻饿而卖身为奴的。《吕氏春秋·察微篇》记载：“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这个故事比较可信，因为一般掠卖奴隶多半不在本地贩卖，而是转运他地销售。这里所说“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则是可信的。《国语·吴语》所谓“妻子鬻”的记载，也是奴隶买卖现象的反映。正是因为春秋时代有出卖女为妾的事实，所以子产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左传》昭公元年）。春秋时代掠卖奴隶的虽已相当普遍，但是卖身为奴的事例为数不多，债务奴隶似乎还不存在，这与当时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度尚未完全解体有着密切关系。

春秋时期的奴隶多为官府所有。《左传》隐公五年云：“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这里的皂隶已若贱官，管理“器用”等，与普通奴隶不同。他们“不知迁业”，世袭为之。《国语·晋语四》云：“皂隶食职”，韦昭注曰：“各以其职大小食禄”，可知皂隶乃是一种官府奴隶。各国官府奴隶的具体数字，史书虽无明确记载，但从齐灵公灭莱一役获得大量战俘，齐襄公“九妃六嫔，陈妾数百”（《国语·齐语》），可知齐国国君拥有大量奴隶。晋国的荀林父有“狄臣千室”（《左传》宣公十五年），狄臣即狄俘，一室以五人计，就有五千人之多。

《叔夷钟》铭云：“余易女．．厘仆三百又五十家’，厘仆或即莱俘，以一家五人计，三百五十家就有一千七百五十人。可见各国大夫也有大量奴隶。贵族之外，一般平民家中也拥有奴隶。　　　春秋时代，奴隶听从事的生产事业，首先是手工业。《叔夷钟》云：“余命女（汝）司■（予）厘造■（铁）徒四千，为女敌察。”“厘造铁徒”是出身于莱的刑徒，其数目竞达四千之多，实在惊人。齐国的这种铁官徒在政府控制下进行生产，与汉代的铁官徒几乎完全相同。《越绝书》卷二云：“阖庐以铸干将剑，欧冶僮女三百人。”《吴越春秋》卷四又云：“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这些童男童女都是奴隶，似乎也是国家所有。女奴从事养蚕、纺织的也较常见。齐国的“蚕妾”（《国语·晋语四）、郑国的“女工妾”（《国语·晋语七》），便是其证。《左传》昭公七年杜注云：“养马曰圉，养牛曰牧。”可见，当时也有从事畜牧业的奴隶。

奴隶也有为贵族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和为满足他们的荒淫腐化需要而用于家内劳动者。《左传》襄公十一年云：“郑人贿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歌钟二肆，及其镈磬，女乐二八。”《吕氏春秋·壅塞篇》云：“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这里的师悝等与女乐，都是国有奴隶。此外还有守门的“阍”、作陪嫁的“媵”、守馆的“馆人”、“妾”、“竖”、“寺人”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所奴役或任意屠杀的奴隶。晋景公死，他的“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侧，遂以为殉”（《左传》成公十年）。晋“平晏（公）射鴳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国语·晋语八》），便是其例。

综上可见，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长期政治斗争和兼并战争的影响，引起了当时阶级关系的变化，预示了中国奴隶社会开始走向动荡的历史趋势。

１５．向戌弭兵

从春秋前期齐桓公创霸业起，直到春秋中叶之末，晋、楚再盟于宋止，诸大国为了争霸砍杀了百余年，弄得中小国家不仅要贡纳财物，而且受到战争之害也颇深重。地处晋、吴、齐、楚交通要道之间的宋、郑两国，首鼠两端，吃尽了大国苦头。这两个国家对待晋、楚的政策如同郑大夫子良所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左传》宣

公十一年）晋、楚两国皆因内争外患而筋疲力尽，诸侯间也实在受不了“牺牲玉帛，待于二境”（《左传》襄公八年）的苦痛，于是再由宋国发起弭兵运动。

宋国的执政者向戌与晋、楚两国的当权者赵武（即赵孟，又称赵文子）和子木（即屈建）是好友，他想利用这种关系，在诸侯间发起弭兵运动。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５４６　年），向戌先到晋国去找中军元帅赵武，赵武和众大夫商量对策，韩宣子曰：“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葘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不能成功），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因而晋国赞同了向戌的倡议。向戌又去楚国，“楚亦许之”，（均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接着齐、秦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也都表示同意。

是年五月至七月，晋、楚、齐、宋、卫、郑、鲁、陈、邾、滕、许、蔡等候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君主在宋都商邱盟会，秦国虽然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会议。在会上，楚国首先提出“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要求。这个“晋、楚之从”是指附属于晋、楚的各国，“交相见”，意谓原属晋的朝楚，属楚的朝晋。这就是说，原先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现在要同时负担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由于原来从属于晋国的侯国占多数，这就使晋国吃了亏。于是，晋赵武说：“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最后商定，齐、秦两国除外，其他各国都须“交相见”，楚国还是占了便宜。这样一来，两国的附属国必须既朝晋又朝楚，承认晋、楚为其共同的霸主。当时如果不是晋、楚两国势均力敌，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弭兵会议后，晋、楚两国之间在四十年内没有发生冲突，战争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东南地区的吴、楚，吴、越之间。这时的中原诸侯国虽然免受了大国的征伐，但从小国人民的负担来说，并未减轻，因为他们的贡纳较前增加了一倍。

例如，公元前５４４　年，晋人司马女叔侯对晋君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郑国对晋、楚的贡纳也是很重的。公元前５５１　年，晋国派人到郑国要贡品时，子产回答说：郑国对于晋国，“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春秋时代，鲁、郑等国对于晋、楚大国属于二等国，但是它们对于一些小国又是强者，小国对于它们又有负担。鲁向邾、■等国索取贡物，便是其例。

小国对于大国的贡纳，当然还是落到人民头上，因而人民负担也就不断加重。所以在齐国“民参其力，二入于公”；在晋国“庶民罢敝，而公室滋侈。道殖相望，而女富溢尤”（均见《左传》昭公三年）；在楚国，“道殖相望，盗贼司目，民无所放（依），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厌”（《国语·楚语下》）。当时的人民由于遭受到如此沉重压榨，因而人民反抗，也较普遍。所以记载中说：楚国“寇盗充斥”（《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鲁、郑“多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齐国因为施用严刑镇压人民的反抗，以致“国之诸市，屡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如墨子所云：“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辞过篇》）。弭兵约后，各国便由过去的国与国的斗争逐渐转向国内斗争，使一些侯国内部发生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旧制度也逐渐为新制度所代替。因此可以说，洱兵之会是春秋时期由诸侯兼并转向大夫兼并的关键之年，也是春秋时代由前期转入后期的标志。

１６．各国内政的变迁

中原弭兵之后，各国的内政逐渐下移到卿大夫手中，出现了大夫专政的局面。

晋国

公元前６３３　年，晋国始“作三军”，以“郤縠将中军”（《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此为郤氏始

兴。公元前６３２　年，郤縠卒，“原轸（即先轸，原为其食邑，晋人多以食邑为氏）将中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此为先氏始兴。公元前６２７　年，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其子“先且居将中军”（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６２２　年，先且居（即霍伯，霍盖其采邑）死，次年，阳处父“易中军”（文公六年），赵盾为政，逐孤氏，逼晋君，灵公欲杀之，未克，反为所杀，赵盾立成公，此为赵氏始兴。《左传》宣公二年云：“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为公族大夫）。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亦治余子之政）；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从此晋国以异姓、异氏为公族，公室卑弱从此始。公元前６０１　年，“郤缺（代赵盾）为政”（《左传》宣公八年）。公元前５９７　年，郤缺已死，荀林父代之“将中军”（《左传》宣公十二年），此为荀氏（中行氏）始兴。次年，晋杀先縠，先氏亡。公元前５９３　年，“命士会将中军”（《左传》宣公十六年），代荀林父为政，此为范氏（士氏）始兴。次年，士会请老，郤克为政。公元前５８７　年，“栾书将中军”（《左传》成公四年），代郤克为政，此为栾氏始兴。公元前５７４　年，晋厉公杀三郤（郡锜、郤犨、郤至），郤氏亡，“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左传》成公十七年），“使程滑弑厉公”（《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５７３　年，韩献子（即韩厥）为政”（《左传》成公十八年），此为韩氏始兴，公元前５６６　年，“韩献子告老”（《左传》襄公七年），知■为政，此为知氏（中行氏之别支）始兴。公元前５６０　年，“荀偃将中军’（《左传》襄公十三年），代知■为政。公元前５５４　年，荀偃死，士匄为政，范、栾二氏不和，士匄逐栾盈，晋内乱。越二年，栾氏亡。公元前５４８　年，士匄已死，“赵文子（即赵武）为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氏再兴。公元前５４１　年，赵武死，韩起为政。公元前５１４　年，韩起死，“魏献子（即魏舒）为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此为魏氏始兴。至此，晋有韩、赵、魏、范、知、中行六大卿族即“六卿”。他们拥有实际政治权力和广大土地，渐渐不把国君放在眼里，“晋益弱，六卿皆大”（《史记·晋世家》）。公元前５０９　年，魏舒死，范秧为政。公元前４９７　年，赵鞅代范鞅为政，赵鞅与范、中行氏不和，范、中行氏入于朝歌以叛。公元前４９０　年，“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左传》哀公五年），范、中行氏亡。公元前４７５　年，知瑶代赵鞅为政。至此，晋国卿族只剩下了知、韩、魏、赵四家，其中以知氏为最强。后来，知伯与赵氏为敌，赵氏说服韩、魏，三家联合灭了知氏，就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势。

关于韩、赵、魏为什么能在大夫兼并中取得胜利问题，似乎可以从《银雀山竹简》中得到一些了解。如云：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二百册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金（俭）臣□，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从孙武回答吴王的话中可以看出，那时六家的田制虽然都已突破了“百亩为田”的旧“经界”，而范氏、中行氏和知氏的田亩制远没有韩、赵、魏的大，也就是说，灭亡早的范、中行、知三家，田制小、剥削重、养士多、生活奢侈，因此不得人心。而韩、赵、魏三家，亩制大、剥削轻、养士少、生活节俭，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孙武对于晋国六卿存亡的分析，当是一个接近历史事实的看法。

齐国

齐国的世卿大族，较之晋国为少，桓公称霸以前只有国、高二氏。

公元前５７４　年，“齐侯使崔杼为大夫，使庆克佐之”（《左传》成公十七年），此为崔、庆二氏预政之始。公元前５５４　年，崔杼立齐庄公，始得政。公元前５４８　年，崔杼杀庄公立灵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次二年，庆封“灭崔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当国。公元前５４５年，陈、鲍二氏合栾、高（皆出于齐惠公，此栾氏谓栾施，字子旗；高氏谓高强，字子良）共灭庆氏。栾、高二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强于陈、鲍氏而恶之”（《左传》昭公十年），陈、鲍灭之。春秋末年的陈氏（即田氏），原来是陈国贵族，早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６７２　年），陈公子完在陈国一次政治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从此就在齐国有了立足点。除灭栾、高后，陈桓子召回群公子，向各公族讨好，得到高唐的赏邑，于是“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政权被他所统一，立定了代齐的基础。所以，晏子回答叔向曾说：“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蠢，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陈氏之先），其相胡公（陈国始封之祖）、大姬（胡公妃），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鲁国

鲁国因“秉周礼”的缘故，由公族执掌大政。鲁公族中以季、孟、叔三家最强，他们都是桓公之后，所以称作“三桓”。公元前６５９　年，季友战败莒师，“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左传》僖公元年），汶阳之田边齐，后为齐人所取，费则僻在东南，所以长为季氏所有，季氏以此为根据地而执鲁政，强于二家。孟氏有成，叔氏有郈，都边于齐，势力并不巩固。公元前５１０　年，“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后来，东门氏因与三桓争政，被三桓除掉，从此政权更集中于季氏。公元前５６２　年，鲁“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按，鲁国公室本为二军，今作三军，改为季孙、叔孙、孟孙各私有一军，其不足数，由三氏各以原有的私乘补充。从此以后，三家的势力格外强盛。公元前５６１　年，季武子执政，从此政治大权尽归季氏。为了降低公室的地位，公元前５３７　年“舍中军”，“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以“卑公室”（均见《左传》昭公五年），从此，鲁国人民只向三家纳征，再由三家转向昭公交纳贡赋。这样一来，鲁国实际上已分成三国，鲁君不过保有一个宗主虚名和部分民赋而已。公元前５１７　年，昭公由于受不了季氏的凌逼，就起兵攻袭季氏。季氏得叔、孟两家的帮助，合力把昭公赶出国都，终身不能回来。从此季氏代行君权，凡八年。鲁昭公死于外时，“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何”字各本无，今从金泽文库本增）’对曰：“．．天生季氏，以二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纵）其失（佚），季氏世修其勤，民亡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由此可见，季氏在与鲁君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注意争取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因而宋国乐祁说：“政在季氏三世矣，鲁君丧政四世矣。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郑国

郑国因近周室，保守周制，也是一个公族执政的国家。郑国的政权下移，始自“郑七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郑穆公十一子，子然、子孔、士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所存而当政者有子展公孙舍之为罕氏、子西公孙夏为驷氏、子产公孙侨为国氏、伯有良肖为良氏、子大叔游吉为游氏、子石公孙段为丰氏、子石印段为印氏，故曰七穆。公元前６０５　年，郑灵公死，“郑人

立子良”（《左传》宣公四年），是为穆族执政之始，自是以后，穆公各族，更迭为政。公元前５７１　年，“子罕当国”（《左传》襄公二年）。公元前５６３　年，“子驷当国”（《左传》襄公十年）。公元前５５５年，子孔执政，“欲去诸大夫”（《左传》襄公十八年）。公元前５５４　年，“郑人使子展当国”（《左传》襄公二十年）。公元前５４４　年，伯有执政，郑内乱，伯有死，子皮执政，授权子产。公元前５２２　年，子产死，“（子）太叔为政”（《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自子太叔以后，执政者还有驷颛、罕达、驷弘，都是穆族，兹不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郑国执政大夫子皮，与下述宋国执政大夫司城子罕都曾贷粮与国人，因而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所以，晋国大夫叔向说：“郑之罕（子展、子皮、罕氏），宋之乐（宋子罕、乐氏），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宋国

宋国在春秋诸侯国中，一直积弱不振，其主要症结是由于他的宗法制度稳固，强宗大族擅权，政治上因循守旧的缘故。宋昭公时的司马乐豫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左传》文公七年）；楚国太宰犯又云：“诸侯唯宋事其君”（《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便是其证，不过，春秋中叶以后，宋国政权也稍下移。先是华元执政，时间很久，后是司城子罕，再后则是向戌，向戍之后为华亥，华亥之后为乐大心，乐大心之后为皇瑗，皇瑗之后为皇缓，至春秋之未为乐筏。

卫国

卫国在春秋初年，尚算一个大国，但是“狄人伐卫”（《左传》闵公二年）后，特别是到了春秋中叶，齐、晋交侵，已逐渐成了一个小国。卫国内部局面的变化，虽然不需详考，只要指出孙、宁二氏都是逼君之大族，卫君且被逐出国，以及其后二氏夷灭，春秋末年的南氏（公子邱之后）执政，大权悉在其手，便可以概其余。

上述各国的大夫之间，也在不断互相兼并，扩大领地，争夺奴隶和财富。例如，鲁闵公傅“夺卜■田”（《左传》闵公二年）；晋大夫“郤锜夺夷阳五田．．郤犨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左传》成公十七年）。“争田”之外，还有“夺室”、“兼室”、“分室”。这种“室”，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晋国范文子批评晋厉公时说：“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大其私暖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又说：“于是乎君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暱，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均见《国语·晋语六》）。从这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厉公“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当是“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将与几人”，结果“杀三郤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这里的“室”，韦昭注云：“妻妾货财”、“家资也”。可见，其中包括土地以及妻孥、臣僚、仆庸、奴隶和其他财富。所以，齐国崔行杀高厚而“兼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陈氏、鲍氏败栾施、高强而“分其室”（《左传》昭公十年），楚国申公巫臣取夏姬奔晋，子重、子反杀其族而“分其室”（《左传》成公七年），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芳掩而“取其室”（《左传》襄公三十年）。在大夫兼并过程中，加强了势力强大的大夫地位，在各诸侯国中他们成了实际的执政者。各国执政大夫所以能在同国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是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上述的大夫交替执政，也就结束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１７．县郡的出现

县的起源或举楚或举秦，今难详证。春秋时期，世族世官制度还未衰落，晋、楚等国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并已开始郡的设置，但郡县中的县大夫或县公，仍然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与战国时期的县令全由国君任免者不同。

楚国设县最早。约公元前６８０　年，楚文王以彭仲爽“为令尹”，“实县申、息”（《左传》哀公十六年）。按，息之灭在鲁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伪以语楚子，楚子如息，以令入享，遂灭息”，申与息地相接。《左传》庄公六年：“楚文王伐申”，申之灭当在此时。这是见于记载的楚设县和县置尹之始。《左传》载，陈在楚庄王、灵王、惠王时曾经四度为楚所灭而为县。看来，楚国的县都是把沿边的诸侯国灭亡后而设置的。《左传》宣公十二年云：“若惠顾前好，檄福于厉、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县。”九为虚数，不必如杜注、孔疏等实指为某国某县，说明到了春秋中期，楚国新设的县已经多了起来。楚国县的长官称为县公，也称为尹。楚县长官之所以称为公，据《左传》庄公三十年杜注云：“楚僭号，县尹僭皆称公。”楚国的高级官吏大都称为尹，如令尹就是楚国最高官职，其次尚有左尹、右尹、箴尹、连尹、宫厩尹等。楚国县尹的地位仅次于楚国的令尹和司马，县尹可直接升为司马。

晋在春秋时设县亦较早。公元前６３５　年，“晋侯围原”。“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称县的长官为大夫。原大夫、温大夫即原县、温县的大夫。公元前６２７　年，晋国肯臣荐举郤缺有功，襄公赏以“先茅之县”（《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是晋国见于记载的设县和置县大夫之始。公元前５９４　年，晋胜秦于辅氏，“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左传宣公十五年），说明晋国在春秋中叶已较普遍地设置县。室，为其居住之处，故用作计算单位。此赏以劳动力，包括所耕土地等，与韦昭注“妻妾货财”意义相同。这里室、县并称，其私有性质甚明。后来，楚国声子告诫令尹子木开赦伍举之罪，因为伍举准备投奔晋国，“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是晋国的名族，伍举有县而与之比，更可推知这是作为私人采邑的县。晋国对于他国来奔的人的赏赐，也以县为单位，更可见晋在春秋中叶置县的普遍。到了春秋后期，不仅国君已掌握有很多的县，强大的大夫随着权力的增大，亦已辖有若干县。公元前５３７　年，“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楚灵王欲“以韩起（宣子）为阍，以羊舌肸（叔向）为司宫”以辱晋，蓬启疆以为“箕襄、邢带、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倞，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毅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伯华谋之，中行伯、魏舒帅之，其蔑不济矣”（均见《左传》昭公五年）。可见，晋在平公时韩氏已有七县，羊舌氏已有二县，晋全国已有四十九县。县之别于一般采邑者，大概比一般采邑为大，出得起重赋。这里“县”与大家、强家互称，饶有意义。到了晋顷公时，公元前５１４　年，“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的县同卿大夫的采邑已有不同。卿大夫的采邑，只要不是夺爵灭宗，总是代代世袭的。县大夫虽然也有世袭的，但它则经常更换。例如，州县原属郤称，到鲁成公十七年晋厉公灭三郤后，又归于赵氏，后又传于栾豹。栾豹灭后，便把州县给了郑国的公孙段。公孙段死后，又传于其子丰施。郑国的子产又把州县通过韩宣子交换给了晋国。韩宣子不愿把州县据为己有，乃“以易原县（原本晋邑，不知何时属宋乐氏）于乐大心”（《左传》昭公七年），说明晋的县大多不是世袭的。这就说明到了春秋末年，随着晋公室的衰微，大夫的专政和大夫的兼并，强大的大夫所直属的县越来越多，同时又多私有性质，经常互换。同时，由于县的普及，原来国与野的分界，亦已逐渐消失了。

最初的县都设在边地，《淮南子·主术》高诱注云：“县，远也”，甚是。这些县，具有国君直属的边地军事重镇性质，国君任命的县之长官是可以世袭的。例如楚的申县，第一个县公为申公斗班，而继任者申公斗克（字仪文），就是斗班之子。又如晋的原县，第一个县大夫为赵衰，称为原季，而继任者为赵衰之子赵同，亦称原同。再如楚的申公巫臣奔晋，晋以为邢大夫，而巫臣之子世袭为邢伯或邢侯。春秋初年，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集权，强化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

新兼并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作为卿大夫的封邑。县之不同于封邑者，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另方面又加强了边防。《左传》成公七年，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于申、吕（二县）以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便是其证。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的变化，晋国出现了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就在他们的领地内推行了县制，因而县也就逐渐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组织。到春秋未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然远较县为大，但其地位要比县低。所以，赵简子在作战时宣誓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左传》哀公二年）。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即郡下分设若干县，当是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以后的事情。

春秋时代，设有正式县制者，似乎只有晋、楚两国，其他各国虽在记载中有县、郡等记载，似有问题。例如《史记·秦本记》说秦武公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这里所载之县，或即“县鄙”之意。以春秋时期秦国尚很落后，特别是从《史记，秦本记》和《商君列传》载商秧变法时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观之，在此之前似乎没有县制。鲁信公九年（公元前６５１　年），秦纳晋惠公，《国语·晋语二》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春秋时，楚国未闻有“郡”，晋“郡”又在县之下，因而《晋语》所云，似为战国时人的口头术语，未可骤信。

１８．刑法的公布

春秋以前的刑律，据《尚书·吕刑》说虽有“五刑之属三千”，但它没有指出这些条款是公布的。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奴隶和平民，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刑，完全由奴隶主贵族自己临时来决定，致使“令不测其深浅，常畏威而惧罪也”（《左传》昭公六年，孔颖达疏语）。这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的历史局面，到了春秋时代已彼王室衰微、公室卑弱，大夫专政与大夫之间的兼并的事实所打破。

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公元前５３６　年郑子产“铸刑书”，这是成文法典的初次公布。当郑国铸造公布刑书的时候，晋国叔向曾给子产一封信，责备他说：“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缴幸以成之，弗可为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回信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均见《左传》昭公六年）。这更证明春秋以前的刑津是掌握在贵族手中的，他不愿把刑法公布，怕的是丧失了贵族阶级过去的那种家长制的生杀予夺的权柄。但是，现在为时势所迫，子产为了“救世”而甘冒不韪，竟把刑典公布出来。

叔向虽然曾经尽力反对子产铸刑书，然而由于时势所迫，仅仅相隔二十三年，叔向自己的祖国即晋国赵鞅、荀寅也“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了。那时也遭到维护家长奴隶制的孔子的反对。孔子对他批评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均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的话和叔向的一模一样，可见那时的奴隶主贵族是何等强烈的反对成文法典的公布！春秋未年，似乎又有私家制造的刑律的事。如公元前５０１　年，郑国的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竹刑》大约也是一种刑书，把条文写在竹简上的。　　　刑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春秋时代公布刑法本身，如同子产所说

是为了“救世”，以延续他们即将崩溃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也反映了随着公社开始走向解体而带来的政治上的进步。恩格斯说：“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有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春秋时代的刑法公布，则是这种最残暴的国家形态的某些改良，它是人民以自己的反抗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也在政治上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的演变。

１９．南方的混战与越之灭吴

公元前５４６　年弭兵会议之后，当中原各国正在闹着内政变迁期间，南方的楚、吴、越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战，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楚在吴、越之西，吴在越北楚东，越在楚吴的东南，三国地势，以楚为优，但是，吴、越是新兴国家，锐气较盛，所以在春秋末期，楚国的势力反而较为逊色。然而吴、越毕竟基础较差，虽然一时达到了极盛情势，不久也就衰弱下去，真是所谓“其兴也悖（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庆公十一年）。

吴楚之争与吴国争霸

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可见，当时这里并无国家机构出现。太伯只是受到该地氏族的拥戴成了他们的首领而已。周武玉灭商后，“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联系到解放后在今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铭中的“矢”就是周章。看来，《宜侯矢■》是康王时器，周章的受封也在康王时期。按，宜、虞、吴，宁镇地区方言，古音可能相近，因而中原人初称之为“宜”，因而宜侯即与吴国有关。太伯死，仲雍立，传十四世到春秋初年。吴受周封后，始终没有认真地把周王当作“天子”看待，因而直到春秋前期，吴国和中原各国也没有什么往来。　　　公元前５８３　年，晋国采纳了从楚逃亡到晋国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吴国以制楚。巫臣到吴后，“教吴乘车，教之成阵，教之叛楚”，从此“吴始戊楚”，属于楚的一些蛮夷，“吴尽取之，是以始大”（均见《左传》成公七年），“于是始通于中国”（《史记·吴太伯世家》）。

春秋中后期，吴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今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一号墓出土了九件编钟，都有“攻■”铭文，就是吴国的称号，二号墓出土有铁条，说明吴国也生产了铁器。吴国的青铜冶铸技术也有相当水平，《左传》载鲁国曾经接受吴王寿梦之鼎，还有吴王寿梦之戈。传世和新出土的吴王夫差剑计有四件，形饰精美，刃口锋利。传说吴国所铸的干将、莫邪宝剑是盖世锐器，证明其实有所本。

公元前５１５　年，公子光杀死王僚即位，是为吴玉阖闾。他不但在饮食起居方面“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敢费”，较为俭朴，而且“在国，天有葘疡，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均见《左传》哀公元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阖闾即位四年，吴国“灭徐（今安徽泗县北）”（《左传》昭公三十年），楚国已经感到吴国将是一个不易对付的劲敌。

由楚国逃亡于吴国的楚臣伍员（字子胥）提出了长期的战略方针。他认为“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因而建议吴王把吴军分成三部分，即“三师以肆（劳）”，用一支军队经常出动，“被出则归，彼归则出”，如此轮番地去扰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均见《左传》昭公三十年）。吴王接受了这一计谋，实践有效，从楚昭王即位之后，“无岁不有吴师”（《左传》定公四年），使楚“于是乎病”（《左传》昭公三十年）。从此，吴国已经转入了战略进攻。

公元前５０６　年，吴国大举攻楚，吴军溯淮而上，在淮汭（当在蔡国附近）舍舟登陆，和楚军

夹汉水对峙。楚左司马戌向令尹子常献分兵夹攻之计，即“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佐传》定公四年）。不料左司马去后，子常又听了武城黑和史皇的话，独自与吴开战。渡过汉水列阵，转战于大别山、小别山（均在汉阳县北），接仗三次，楚兵已是不利。等到两军正式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交锋，吴王弟夫■王统帅属军五千先攻子常，子常败退，楚军扰乱，吴军趁势进攻，楚军大败。从攻楚以来，吴军五战皆捷，一直打到郢都（今湖北江陵），楚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县）。楚申包胥入秦求师，击败吴师，越国也出兵攻吴，吴兵始退。楚国由于这次失败，元气大伤，国内人心惶惶，形势紧张，于是把国都北迁至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因而失去了它的霸国地位。

吴越争衡与越之灭吴

《史记·越世家》说，无余之后二十余世传至允常，始见于春秋，允常之后就是春秋晚期称霸灭吴的越王勾践。

越国的社会发展，历史记载不甚清楚。据《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无余始封时“人民山居”，“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无余质朴，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说明当时社会生活还较原始。不过，这个地方的水稻栽培，发展很早，近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七千多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便是其证。传助的《姑冯句鑃》铭中的“姑冯”，郭沫若云：“当即越王勾践时之大夫冯同”；《者■钟》铭中的“者■”，容庚云：“当作者■，即越王勾践之子王■与”（《史记·越世家》），可知越国的青铜工业已有很大发展。吴国的名剑干将、莫邪，据说也是受了越国的青铜工业的影响而铸成的。

与吴相邻的越国，乘吴忙于攻楚之际，经常袭击吴国。公元前５１０　年，“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４９６　年，吴又伐越，两国在檇李（今浙江嘉兴市）开战，吴师战败，吴王阖闾负伤而死。子夫差即位后，派人每天站在庭中，经常提醒他说：“夫差！而（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左传》定公十四年）这样过了三年，夫差准备充足，开始动手报仇。

公元前４９４　年，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在夫椒（今江苏太湖椒山）地方打败越兵，顺势攻破越都。越王勾践只剩五千甲士，保守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派大夫文种勾通吴太宰噽，向吴王委屈请和，伍员不同意，讲了一个夏代少康怎样从危险中求生存，发展壮大终灭政敌寒浞，中兴夏族的故事，并且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之地，不能并存的形势后说：“勾践能亲而务德，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之，日可俟矣！”

但是，吴王夫差因胜越而骄傲自满，不听伍员建议，而答应了越王勾践的议和，班师回国。吴王夫差战胜越人之后，自以为从此没有后顾之忧，同时也被越人的甘辞与厚赂所迷惑，加之夫差为人“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听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均见《左传》哀公元年），也就预示着吴国必将衰亡的趋势，当时的吴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中原，伐陈、征服鲁、宋。公元前４８６　年，夫差准备攻齐，城邗沟，通江淮，作了北进的准备。公元前４８５　年，吴伐齐，齐人杀齐悼公以与吴和。公元前４８２　年，吴国又从淮河开运河，北连沂水，西接济水，自吴率军乘舟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霸主地位。

越王勾践战败之后，不忘会稽之耻，“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越的国力逐渐恢复起来。为了激励自己，勾践曾“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悬胆于户，出入尝之”（《吴越春秋·卷八》）。他还“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与百姓同其劳”（《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为了发展生产，增加人口，他“令壮

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六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人民生儿育女，都由公家“令医守之”，而且“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均见《国语·越语上》）。公元前４８２　年，乘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国内空虚，便命范蠡自海道入淮，断绝吴军归路，自率大军攻入吴都，斩获吴太子友等。夫差闻报后，生怕消息泄漏，勉强向晋争得盟主虚号，急忙回国，与越求和。由于吴的长期穷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难于与越对抗。公元前４７３　年，越王勾践突然大举攻吴，把吴都围困了三年，终把吴国灭掉，吴王夫差“乃缢”（《左传》哀公二十二年）而死。

越王勾践灭吴以后，也步吴之后尘，开始经营北方，起兵渡过淮河，和齐、晋等国会于徐州（今山东薛县），致贡于周元王，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诸侯之伯。这时的越国甚强，所以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墨子·非攻下》）。

１９．华夏与各族的走向融合

春秋时期由于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当时的中原各国较为先进者称为华夏，和他们相比邻或错杂居住较为落后者则被称为戎狄蛮夷，但未必尽是血缘之别。因此，各族的名称界限不严，对于某地的居民，有时称“夷”，有时称“蛮”，有的称“戎”或“狄”。崔述云：“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其说有据。《左传》中虽有“四裔”之称，开始了四方四族说的先声，但尚未有以“夷”、“蛮”、“戎”、“狄”分配于四方的概念。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之称，到了战国以下汉族形成前后才逐渐出现。

周王室所分封的许多侯国，主要居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和比较发达的文化，而且已处在奴隶制社会阶段，它们在古代文献中，称为中国、华夏、中夏等不同名称。

夷即“尸”字，甲骨卜辞中有“隹尸方受又”（《甲》２７９）、“侯告伐尸方”（《粹》１１８７）等记载。金文中有“东夷”（《小臣■■》）、“南夷”（《宗周钟》）、“淮夷”（《兮甲盘》），又有“西门夷”、“■（■）夷”、“京夷”和“■（界）身夷”（均见《师西■》），等等。文献中主要有舒夷、淮夷、徐夷和莱夷。舒夷在今安徽中部，淮夷分布于今淮河下游，徐夷又称徐戎（《尚书·费誓》）或徐方（《诗·大雅·常武》），在今安徽泗县北。莱夷，在今山东半岛的东北部。至于所谓“九夷”者，不一定是确指，言其支裔繁多而已。

蛮字见于金文，为称“蛮”（《兮甲盘》），也有称“蛮方”（虢季子白盘》）者，似指西北方的猃狁而言。晋、秦两国附近也有所谓“百蛮”（《晋公■》）和“蛮”（《秦公钟》）的，和《诗经·大雅·抑》中的“蛮方”一样均指西北之族。此外，河南韩国附近有“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东方鲁国附近有“蛮貉”（《诗经·鲁颂·■宫》）。《诗经》中又有“蛮荆”（《小雅·采芑》）之称，指楚国，《左传》中的“陆浑蛮氏”（成公六年）、“戎蛮子”（昭公十六年），都指居于中原的戎蛮之族。顾栋高云：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往往不能举其号第，称蛮曰‘群蛮’，濮曰‘百濮’，以概之，盖其种类实繁，其地为今某州县亦难可深考。”

戎字也见于甲骨卜辞，如云：“征戎”（《乙》４６９２），周代金文中有“东国■戎”（《班■》铭），又有将猃狁称为“戎”（《不■■》）的。《尚书·费誓》称徐为戎，《左传》中的“戎”名国族者很多，有鲁、曹附近之“戎”（《左传》隐公二年、庄公二十年和二十四年）；有楚国南方之“卢戎”（《左传》桓公十三年）和“戎”（《左传》文公十六年）。又有“北戎”（《左传》隐公九年、桓公六年、僖公十年），大概与晋、郑、齐、许诸国相近，似为居于黄河以北而邻近“诸夏”之戎。还有“山戎”（《左传》庄公三十年），当是居于“北戎”邻近的山区之中，也有说它在山东境内曾与齐、燕诸国发生交涉。所谓“诸戎”（佐传》襄公四年、昭公六年），大概居于河北山西

境内：“骊戎”、“犬戎”等，在晋国附近，曾与晋国通婚，似是晋之附庸。《诗经》、《左传》和《国语》皆有“西戎”之称。中原黄河流域，也多戎族，“杨拒、泉皋、伊雒之戎”、“陆浑之戎”，（也称“阴戎”、“九州之戎”）、“戎蛮氏”等，皆是其例。司马迁云：“自陇以西有绵诸、绳戎、翟、■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记·匈奴列传》），足见戎族确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要想弄清它的支系和分布，确实困难。

狄字也见于周代金文，如“狄”（《曾伯■簠》）、“■狄”（《犹钟》）等。春秋时代，狄族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个支系。赤狄、白狄纵横于山西、河北等地，其势力有时达到山东、河南境内。长狄活动在山西临汾、长治至山东边境一带，侵扰过齐、鲁、宋、卫诸国。除上之西北东皆有狄族外，据《左传》哀公四年，楚“司马起丰、析与狄戎，以临上雒”看来，当时的南方楚国也有附属的狄族。

春秋时期华夏和夷、蛮、戎、狄等族由于长期散居错处，互相影响、频繁交往和密切联系的结果，逐渐走向融合。

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是造成融合的主要条件。公元前５５９　年，晋国范宣子与姜戎驹支发生过争执，驹支答复他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市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说明戎族和华夏族在文化上是不同的。但是，这位戎族首领却能“赋《青蝇》而退”（均见《左传》襄公十四年）。《青蝇》的首章二句是“岂弟（恺悌）君子，无信馋言”（《诗经·小雅》）。驹支既能赋诗而言志，证明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深入程度。公元前５２５　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昭公问郯子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时郯子对答如流，而且讲了许多历史典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日：‘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国非夷，因与夷族杂居，孔子故发此议论，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公元前５１６　年，周王子朝争王位失败后，与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更是周文化南下入楚的一个重要例证。

春秋晚期，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聆听周朝的音乐舞蹈，对于乐工们为他歌唱《周南》、《召南》时所做“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他歌唱《邶》、《鄘》、《卫》时又做“美哉，渊乎！优而不困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评价来看，中原华夏文化对于吴国已有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其他各族文化也丰富了华夏文化。公元前６６２　年，齐败山戎，献“戎菽”（《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于鲁。《管子·戒第》也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中原有寂，未必始于此时，但说齐桓公北伐后，将“戎菽”（戴望云：“戎菽，胡豆”）推广开来，“布之天下”，当无问题。骑射之术，旧传始于赵武灵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杜注、孔疏及陆德明《释文》皆谓此为骑马，王应麟《困学纪闻》四亦言之。可见，至迟在春秋晚期，中原国家己是车、骑并用，是与当时各族间的长期密切交往分不开的。

对于各族融合起作用的还有各族之间的相互通婚。春秋时代的晋国是与其他各族通婚较多的国家。例如，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后来，献公伐俪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梯生卓于”（均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到了晋公子重耳“奔狄”时，“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同时，晋国也嫁女子戎狄。例如“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左传》宣公十五年）。此外，楚国、吴国也与中原各国有着通婚关系，就连周襄王也曾“以其（狄人）女为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种血统的混合，是春秋时代

比较普遍的现象。

在春秋时期近三百年，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为我国古代各族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种融合，在汉族形成之后也在进行着。战国以后，“汉族所以人数这样多，就是因为它吸收了别的民族”。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各个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的贡献也是不能忽视的。

作文十：《春秋时期的济南》1700字

春秋时期的济南

齐师灭谭

西周时，封国很多，史称八百诸侯。至春秋时，还有１７０多国。由于兼并战争频繁，济南地区也难以幸免。比较著名的战争有三次。谭国是诸侯小国之一。东周前期，齐桓公因受迫害路过谭国，谭国君没有接待他，当齐桓公即位后，周围各国都去朝贺，谭国君又没去。于是，齐桓公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６８４年便借口谭国失礼，派十万大军，把谭国灭掉了。史称“齐师灭谭”。谭国存在７００多年，至此结束。其都城就在现在章丘市闫家村北还存在的的古城墙内，管辖范围有章丘市以及历城区的东部一带。谭国君之子逃奔于莒（今山东莒县），子孙以谭作为姓氏。１９３０年东平陵城西南，出土过一枚残刀币，上有“谭邦”二字铭文。１９５６年在山东莒南县铁钩出土的齐国刀币中，上有“谭邦法化”铭文。“谭邦”二字，成为谭国在历史上存在的宝贵实物资料。齐师灭谭，使齐国的地域扩大了。

齐晋战于鞌

这次战争的双方，一是齐国，一是以晋为首联合鲁国，卫国，曹国的联军。战争发生于公元前５８９年。这次战争的原因富有戏剧性。据说，公元前５９２年春，晋国的郤克，鲁国的季孙行父，卫国的孙良夫，和曹国的公子兰，同时出使齐国。齐倾公看到四国的使臣都有生理缺陷：郤克驼背，季孙行父跛脚，孙良夫瞎了一只眼，公子兰秃头。为了作弄他们，齐倾公

特意挑选了四个与使臣有相同缺陷的人来伴随接待他们。齐倾公接见的这一天，齐倾公的母亲萧夫人带着后宫妇女在帐幕后偷看。他们一看这种滑稽的场面，忍俊不住，哄堂大笑。郤克等人受到侮辱，决心报复雪耻。可见，外交无小事，而齐倾公却把外交当儿戏，引出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公元前５８９年，晋率联军攻齐。齐军在鞌（今济南市鞍山）摆开阵势，齐倾公亲自坐在战车上参战，双方战斗激烈。晋军统帅郤克被箭射中，血流到靴子里，但他坚持指挥，士气大振，奋勇杀敌，结果齐军大败。晋军紧追齐倾公，连续绕着华不注山追了三圈。齐国大臣逢丑父见事情危机就和齐君换了座位，冒充齐倾公。可是齐倾公的战车又被树木挂着不能前进。逢丑父指示齐君下车取水，他以齐君身份和晋军相见，被俘。齐倾公趁机逃脱。联军一直追赶齐军到今天的青州。齐国被迫向晋求和。晋国得到大批财物，鲁、卫被齐侵占之地也收回。这次战争，使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加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齐晋战于历下

《史记》记载，公元前５５５年，“齐晋战于历下”。即后来的历城。这次战争又是晋鲁联合攻打齐国，参加伐齐的还有１０个诸侯小国。

当时，晋国称霸，齐国不服。因此，晋平公就联合鲁襄公共同讨伐有二心的齐灵公。战争先在历下爆发，齐国死伤不少。后来，战地转移到肥城，齐灵公登上巫山观望晋军阵容。晋军在山川险要之地便插旌旗，表示军士很多，每一战车少载兵士来增加车数；在车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齐灵公见晋军如此之多，军容

井然有序，十分惊恐，悄悄下山。两天后，齐军在夜里逃走了。晋军尾追到长青、平阴等地，一直打到齐国的东境滩水，南边到达沂水。齐国遭到惨败。晋、鲁联军在掠夺大量财物、美女后凯旋回国，齐国的势力更加削弱了。

齐长城

万里长城举世闻名，而在山东也有一座千里长城，史称齐长城。这座长城是齐鲁两国的分界线。它西起济南市长清区，沿泰沂山脉东去，途中有许多长城岭，如青石关，穆陵关最为著名。一直延伸倒今青岛市小珠山附近，蜿蜒５００多公里。

齐长城是沿山修筑，以石砌垒，高约两米左右，塔基厚８米，顶宽２米，是一项巨大的军事防御工程。齐长城修建于春秋，完成与战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齐长城废弃不用，现在只能看到部分遗迹。因此，他的知名度大大降低了。

长期以来，流传着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就源于齐长城。哭倒长城纯属虚构，但后来以讹传讹，移植到万里长城上来，形成了历史的误会。

春秋时济南的经济

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国富民强，因此，齐桓公最先称霸。

齐国的农业生产很好，主要是推广使用铁农具和鼓励生产的结果。工商业方面，纺织业比较发达。当时齐国货币很多，例如济南就出土春秋时期的骨贝２９３枚，这就是贝币。刀币的发源地在齐国，近些年来，

济南的五里牌坊、北辛庄、历城的唐冶和神武、长清县的孙庄等地出土众多的刀形齐币，上有“齐之法化”、“齐法化”等铭文。这些出土的货币反映了当时工商业经济繁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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