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我跨入初中大门,刚满13岁。因为小学毕业没考好,没能进区办集中班,只能继续在本乡田保学校念初中。
小娃娃很会忘事。两月暑假一过,小学毕业考试失利的遗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背了书包和一群大大小小的伙伴雀跃般地涌向学校。
我们对英语感到很新奇,因为小学与初中的教室仅一墙之隔,常听初中生念“古得摸您”(Good morning),“阴沟里稀”(English),觉得十分滑稽和好笑。于是,很盼望英语老师教我们念书。
开学第一周,却始终不见英语老师,我们挺着急。班上有几个胆大的留级生,对班主任说:“英语老师怎么还不来呢?”
“穷山沟,英语老师不好找,正在物色呢!”
“那落下我们的课,咋办?”
“你几个倒假装正经。老师来了,只怕你又不好好地学。”
也许是同学吵得凶吧!三天后,班主任领来一位胖乎乎的女子,嘈杂的教室顿时静下来了,像枪响后的山林,百鸟哑声。
“同学们,这就是我班的英语老师——刘芬老师,希望你们要听她的话,学好英语。”
我们都抬起了头,打量着这个身材有些矮胖的老师。我们有些失望,因为想象中,英语老师都漂亮洋气时尚,有点像电视里的明星。她不该是这样子,短发齐着脖子,脸色黑红,鼻宽眼大,嘴角边有个显眼的黑痣,像刚从庄稼地回来,身上带了些土味。学生窃窃私语,谈论着她的扮相。刚开始,大家对她倒很恭敬,但时间一长,新鲜劲儿一过,学生便开始散漫起来。同学们都不叫她刘老师,而称作芳老师,背地里喊她“胖大姐”。
那时,农村学校没有英语磁带或录放设备,全凭老师口授,除了上课讲读,平日里学生都不说英语,所以英语成绩普遍差。但芳老师很想教好我们,她常说:学英语很重要,往后出国,国外的厕所都写着WC,若不认识,那不是活活被尿憋死。但我们不以为然。因为大大家认为,出国不是这辈子能够做的事。
她对我们的要求倒有些高,但又缺吸引学生的教法,每教一课,就要我们背诵。每天放学前,她早早来到教室门外候着,只等下课铃声一响,就挤进来宣布:课文背了,才可以放学。同学就把课桌拍得“噼噼啪啪”的响,以示抗议。俗语说:上对政策,下有对策。学生自有妙招对付,便用汉字给英语单词注音。如:school记作“是孤儿”,teacher记作“踢球儿”。我们朗读或背诵时,自然有些阴阳怪气。不知谁泄了密,让芬老师知道后,她大发雷霆,脸胀得彤红,眼睛鼓得似铜铃,一通理论后,她把全班学生的书收起来,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黑笔涂去拼注的汉字。于是每位学生的书上都有整齐的黑色条块,成为学校一大“景观”。
有人在班上散布消息,说芬老师不是公办,而是代课老师。她的威信便降了许多,更何况她长得又不美,背不得书的学生便对她怨恨起来,最先闹事的是留级生杨虎。那是初一春季开学不久,操场上的一株杏树正开出满桠粉嫩嫩的花朵。芬老师守着我们背书,杨虎趴在桌上假睡,芬老师喊他,他不理。于是,芬老师走过去摇他胳膊,他就“唰”地一声站起来,高过芬老师半个头,怒目以对。芬老师说,杨虎,你今天背不了书,莫想放学。杨虎回敬道,老子就不背你这“阴沟里稀”,你妈个代课的,我不怕你。芳老师气极,去讲桌上拿教棍,杨虎见势不妙,便沿着教室的空道跑,芳老师在后面追,可就是打不着。我们乐得拍手大叫,芬老师的泪水从眼角边簌簌下落,她呆呆地走出教室,全班一欢而散。于是,背书被迫取消。但她对我例外,仍背。
初二时,我得了痢疾,肚子又拉又疼,差点失了元气,我躺在寝室的木楼板上。同学都去上课了,寝室静得有些怕人,我正难受,“哎哟哎哟”地叫着,只见芬老师拿着一罐东西推门走了进来,嘴角的黑痣漾着笑意,她说:“这是自家产的蜂蜜,治拉肚特灵,我拿来给你吃。”我正无胃口,嘴里淡漠拉叽的。我接过蜂蜜,吃一口,好甜!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很舒坦。她很满意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啜。这是我首次吃蜂蜜,也是平生吃到最纯甜的蜂蜜。待我将这罐蜂蜜吃完,病就全好了。此后,我对英语刻苦起来,算是对她回报吧。那时小心眼的我,对读书的认识是多么肤浅啊。
我马虎粗心,总把单词记不完整。其它科都不赖,偏偏英语不及格。课上,芬老师的大眼睛总是盯着我,生怕我走神;朗读时,她也总是默默地来到我身边,从学生嘈杂的读书声中,侧耳听辩我的声音,时不时地纠正我错误的发音。她也多次找我谈心,说我智力好,是升学的苗子,要我必须学好英语,不要偏科。还给我送了些彩色的单词卡片,让我放在兜里,随时读随时记。我照着做了,果然英语成绩“噌噌”地往上窜,如雨后的笋子迅猛拨节。初中毕业,我顺利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实现了农家孩子梦寐的希望,跳出了农门,成为田保学校建校以来第一个直接考入师范的学生。
我曾给她写过一封感谢的信,她回信反说要感谢我,因为我给她争了光,长了脸。假日里回家,学弟学妹总是对我说:“芬老师常常把你挂在嘴边夸着哩,叫我们要向你学习。”听了这话,我心里美滋滋的。
师范毕业后,我回到母校任教,倒不好意思常去她家窜门,显得有些生分,但打心眼向着她。那时,芳老师大约30岁,脾气不太好,人缘也不太好。一次,一位长舌的同事背地里嘲笑她:我们的芬老师成老处女了,怕出不了“口”哩!我按捺不住,与之争执起来,说,你是啥东西,你还不如她呢!当时,我有个隐密于心的朴素想法,芬老师如真嫁不了,我倒要照顾好她一辈子。
那是红杏挂满枝头的时节,我得知一个天大的喜讯:代民师转公办。我拿着文件争奔而去给芬老师看,她欢喜之极,邀我去下馆子,点了几个菜,要了几两白酒。她由喜而悲,边说边掉泪,向我倾吐她的心酸事,说家穷拿不钱找好的工作,说位卑被人瞧不起。她的心如决堤的洪流,泛滥地冲向原野。我陪着,听着,也找不到劝慰的词语。是啊,芬老师受的苦太多了,让她尽情地宣泄吧,不过现在好了,也成公办了,她可以愁眉长舒了。而后,芳老师经人介绍和县城一位离婚老师结婚,接着,也调进县城一所中学,我们各忙各的事业,几乎未曾谋面。
再一次相见,却是我躺在医院的重病房,周身冒着虚汗。她领着几个学生进来,脸色黄黑,鬓发微乱,身材似乎比以前更粗矮些,岁月的艰辛刻满脸庞。她说得知我得了重病,急忙在班上搞了募捐。还说我要放宽心,现在医疗技术好,能再创生命奇迹。我自知病重,而她的一席话,突然让我大悲大恸,好像积压心头的绝望和强忍的痛苦霎时破空而来。芬老师抱住我瘦削的肩,也泪流满面:苦命的娃儿,老天真是瞎了眼哪!泪水流完,我的心情倒畅快了许多。
听人说,芬老师这些年也过得不易,老公原有一子,患间歇性癫痫和精神分裂症,常年服药,家中经济可想而知。我没给尊崇的芬老师分忧,倒让她为我着急,我像犯了大错的孩子,羞愧难当。芳老师又来医院好几回,给我钱,我总不要,她生气了,说,小州,你病好了,就是老师最大欣慰和满足,你不能让老师的失望,更不能伤了老师的心啊!当时,我枯竭将灭的心灯突然就耀出光来,我不能萎缩地倒下,我一定要战胜癌魔,光彩地活下去!
真的,奇迹就发生了,我终于挺过了这道坎,又回到了杏花飘香的校园。
细微处的关怀,最让人感动。我写着这些点点滴滴,备感温暖,芬老师对我人生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我无以为报,唯作此文,说出对她的爱与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