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的轮回和忏悔

作文一：《两千年的轮回和忏悔》800字

历史在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思想上都神奇地站在了一个高峰上。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圣人，古希腊的智者，都已经将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智慧和世界的真谛演绎到了一种甚至后世都难以逾越的高度。　　　现在，隔着绵长的时光，读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伯利克里为阵亡将士发表的演讲词，还是惊讶于那时候对于公民道德精神的理解所达到的一种境界，真的，恍惚间，有时不敢相信那样的语言来自一场遥远的古典时代的演说。　　　“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很熟悉――这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只注重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　　　真正的公民精神其实是一种道义感和责任感，作为一个公民，他不仅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和世界；而且他深深懂得，做这一切，不仅仅出于一种崇高，更因为只有他人和世界安宁，他才有可能安宁；他人和世界富足，他才有可能富足。作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这样的公民群体，它才有可能是一个健全的国家。　　　遗憾的是，我们常常遗忘先哲们的真知灼见，于是我们会被奴役或自我奴役，甚至有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两千年过去了，我们常常会无奈地觉察到历史演进的道路未必都是滚滚向前，有时却是一场轮回甚至是倒退。　　　惨烈的二战尽管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探究它的悲剧根源，但德国马丁神父的一番话却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无比深切地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二战之后，直到现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寻常的生活场景中，还是在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这样的悲剧不是依然在经常发生吗？　　　【原载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２日《羊城晚报?心灵驿站》】

作文二：《一个屈原误了中国文人两千年（图）》1300字

又是一年端午到。各地大刮民俗风，包粽子、赛龙舟、挂香囊、采艾草……更有一众汉服发烧友们一连几天在北京、西安、兰州等１６个城市着汉服、祭屈原。姑且不论他们身上着的不知商周战国，无论秦汉魏晋的“汉服”，也不说他们满脸现代戴着眼镜的不严肃，也不究供桌上赫然摆放着的圣女果，单是他们对着长长短短的供桌一脸郑重地焚香上供、朗诵祭文……就足以让人心下安慰，有古文犹存，文化不衰之感。

端午节是源自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典故，而在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也早已根深蒂固地深植民心，除了吃粽子、赛龙舟、挂香囊等活动之外，人们在这一天更可以一缅古人的爱国情怀。怀远思今，大约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千秋家国之梦吧。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屈原首先是一个爱国者，然后才是一个诗人。很多人未必知晓《离骚》，通达《九章》，但都对他不忍卒视楚国亡后百姓沦为刍狗之惨象，自投汨罗而死的故事略知一二：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屡战屡败，数度被流放。楚王不重用，世人不理解，而他也无法说服别人，让别人对自己青眼有加，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孤芳自赏的诗人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庙只有徒叹之悲。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辗转反侧如之奈何？惟有“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自沉于汨罗江中。

屈原行吟图

屈原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情绪千百年来一直在中国历史中蔓延，从封建王朝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乃至到了今天，都被无数的人们所认可，所歌颂。窃以为，个中道理无他，个体的爱国爱民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需要的品质和精神。每个爱国爱民的人无论功绩大小，都是值得歌颂和景仰的，更何况，屈原并不仅仅是一介草民，还是楚国的贵族，更是一个文学史上不可不说人物。

然而，人们在无限颂扬屈原爱国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犯了一个错误：将屈原身上一个致命的精神特质一并放大了，听任它慢慢渗入千古文人的血脉，并张扬到极致，从此一误就是两千年。这一精神特质即：一旦政治不得志，即消极避世。

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经常能感受到这个鹅冠博带、长剑美玉的诗人的阴郁、苦闷，乃至愤怒。鉴于屈原的文学地位和无远弗届的影响力，他的文章以及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愤而自杀的行为，给后世文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旦政治不得意，不是愤世嫉俗，就是寄情山水，或者干脆避世隐居，赢得深山隐士有高人的名声。每朝每代我们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典型如李青莲“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五柳先生采菊东篱悠然南山，与其说是洒脱自然，毋宁说是从政失意之后的自我安慰与自我解脱。

而他“世溷浊而莫知余兮，吾方高驰而不顾”狂放不羁的人生态度也被不少后世文人奉为圭臬。这种态度在阮藉身上可谓达到了极致，他身处乱世而处处投以白眼，喜怒无常穷途而哭。后人多以“阮籍猖狂”一笑置之，转而讨论他的文学成就，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些天才文人们盛年而夭折的原因。

当思想最为活跃的文人们或愤世嫉俗或不问世事的时候，整个国家和民族将陷入一种无望的恐慌中；当男人们都成为愤青或者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整个社会和家庭也将陷入一种绝望的恐怖中。不难想象，假如文人们不约而同地将屈原这种处世态度当作一种传统来继承的时候，家国天下将出现一种怎样的局面。

对屈原，我们还是少张扬一些他处世的消极吧，免得再误文人两千年。

来源：　星岛环球

作文三：《中国流氓文化：一个两千年不解之结(转载)》2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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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氓文化：一个两千年不解之结

（讲座提纲也是设计中的粗放写作提纲）

郑思礼

本题讲述中国流氓文化的早期形态（春秋战国）、中期形态（西汉）及后期形态（明清至近现代）的发展状况；综述中国流氓文化的特征并与西方流民、日本浪人文化作比较研究；分析中国流氓文化的特征并阐释中国流氓文化对中国社会民生造成的深刻危害。

缘起

多年前，我在《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中道：“中国社会性污秽观和原罪观的社会来源是中国流氓文化，以无耻政客、下流文人、市井无赖和乡野恶棍组成的流氓阶层历来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１８页）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本关于中国流氓文化的书，我认为，如果说，中国性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年不解之结，那么，中国流氓文化则是一个两千年不解之结（从头号流氓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算起，西汉王朝建于前２０６年）。然而，此书一直未动手，今天所讲的便是此书某些构思。

一、中国流氓文化的形成

１、荫生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氓”即流民，如《诗经》中的《氓》：“氓之嗤嗤，抱布贸丝”。此后为儒及侠。即韩非在《五蠹》篇中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鲁迅认为前者为孔子弟子，后者为墨子弟子，１９３１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其实，这一时期的流民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士”，如苏秦、张仪、公孙龙、孙武、吴起等诸子百家之徒，然而，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并非后世的“流氓”，其特点是“流”，但没有作恶、暴力、为非作歹等不良倾向，恰恰相反，“士”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层面，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之首。但正如鲁迅所言，“士”中间的成功人士毕竟是少数，大量不得志者慢慢堕落为底层社会的无产者，成为中国流氓阶层中一大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失去土地的农民、无工可做的工匠、经商失败的商贾，渐渐与“士”溶合，形成中国上古时代的流氓。

２、形成阶段：战国末年，以吕布韦为代表的买办阶层开始权力寻租的收买秦国公子异人的活动，实际上是一场兵不血刃的政变（中国**曾津津乐道的讲述了这段历史）。吕不韦此举改变春秋战国以来以贵族为主的世袭政体，开始以下层流氓阶层进入中国高层政治的行动并开创全球少有的中央集权政体。少顷，秦王朝因暴政引起中国第一次农民暴动，以刘邦为代表的流氓集团首次成为中国最高领导阶层，自此，不仅中央集权政体从此沿袭下来，而且，以流氓集团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格局渐渐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

在长达２０００多年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下，尽管王朝更迭，但其实质不过是一伙流氓代替另一伙流氓登上了皇帝宝座，从刘邦到朱元璋，中国的流氓政治一直沿袭下来。按马克思的说法，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是统治阶级的意识。那么，中国的流氓意识便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流氓文化形态也渐渐成形并成为一种重要的中国文化（以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为核心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就是文化）。

中国儒学推行的奴才哲学，对中国流氓文化的传播和固化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如是，流氓文化便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正如若干专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皇帝是穿龙袍的流氓，中国的流氓是穿便衣的皇帝，二者的角色不断更换但实质不变。用俗语说，就是换汤不换药。

３、沿袭阶段：明清以降，尽管中国社会形态及政治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文化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流氓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并以各种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中国流氓文化的特点

流氓文化的特点来自流氓集团和流氓阶层的共同特点。一般表现为：

１、不事生产（游手好闲、无业）、不治产业（无恒产无恒心、无产），不遵法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规）、不守信义（无信）；

２、崇尚暴力、拉帮结伙、为非作歹、懒散怠惰、胡作非为，具有反社会、反人类乃至反生命的阴暗心理及行为习惯。一言以蔽之，就是“厚”和“黑”（皮厚心黑）。或者是“好马快刀”（溜须拍马、两面三刀）。

３、当这种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后，上述行为和意识便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地贯穿了整个中国社会，形成天苍苍，野莽莽，笼罩四方的中国流氓文化。而且，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流氓文化以无孔不入的腐蚀性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恶化、泛化、深化的态势甚至形成某种集体无意识。

对中国流氓文化的简要定义：中国流氓文化：以中国流氓集团和流氓阶层的意识和行为为中心并幅射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各层面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及生存状态。简言之，即中国社会的流氓化，中国流氓的社会化。

对中国流氓文化的描述性界定：

在中国社会历史中：

１、流氓是明贬而暗褒的，中国流氓文化是一种表隐而里显的文化即潜在的主流文化；

２、流氓是扩散而渗透的，中国流氓文化是一种广泛传播具有深厚社会基础的泛文化；

３、流氓以集团形式出现，中国流氓文化是一种贯穿社会高层与底层的强权政治文化；

４、流氓以暴力为生产力，中国流氓文化是一种崇尚破坏反对建设的低层次反动文化；

５、流氓以解构社会为乐，中国流氓文化是一种瓦解社会秩并周期性振荡的解构文化。

三、中国流氓文化的危害

１、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不事产业、不思劳作，游手好闲，便不可能对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科技及积累社会财富形成任何正面的动力，相反，形成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暴力运动；

２、破坏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道德建设和信仰建设，就深层而言，流氓的本性就是破坏性而非建设性，缘此，一切以破坏始，一切以破坏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为法治屡遭破坏、信仰崩溃、道德沦丧，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便一再受阻，很难形成一个以民主宪政为标志的公民社会。

３、腐蚀中国社会为数不多的健康肌体，毁灭正义、真理、良知、道德、善举等普世原则。无良的流氓哲学及流氓行径，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欺诈和作恶的深渊。

４、羁绊中国社会发展的步伐，使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和周期性的社会振荡成为中国社会的恒常状态。其实，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质就是中国流氓政治和流氓文化的超稳定结构。某些人所谓“儒家文化的超稳定”说法，不过是隔鞋搔痒的皮毛之见。进而言之，所谓儒家文化，不过是中国流氓文化的一个分枝而已。

四、与域外流氓文化的比较

流氓文化自古就有，世界各国都有，但是，绝大多数地区和国家的流氓文化与中国流氓文化不同，具体表现为：

１、不可能成为统治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至多以一种潜伏于社会底层黑社会文化形态存在；

２、不可能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至多能以帮派团伙的形式表现出一

定的组织力量，这种力量不至于动摇社会中坚力量及相应的国家组织力量；

３、不可能延续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时空，形成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状态，成为阻碍一个社会前进和建设的强大的反动力量；

４、不可能大规模地破坏一个社会的良知、道德、信仰等普世准则，不可能全面腐蚀一个社会的健全肌体，至多成为一个社会的局部病灶，不能成为毁灭社会生机和活力的恶性肿瘤。

作文四：《一个屈原误了中国文人两千年》2300字

一个屈原误了中国文人两千年

又是一年端午到。各地大刮民俗风，包粽子、赛龙舟、挂香囊、采艾草??更有一众汉服发烧友们一连几天在北京、西安、兰州等１６个城市着汉服、祭屈原。姑且不论他们身上着的不知商周战国，无论秦汉魏晋的“汉服”，也不说他们满脸现代戴着眼镜的不严肃，也不究供桌上赫然摆放着的圣女果，单是他们对着长长短短的供桌一脸郑重地焚香上供、朗诵祭文??就足以让人心下安慰，有古文犹存，文化不衰之感。

屈原行吟图

当思想最为活跃的文人们或愤世嫉俗或不问世事的时候，整个国家和民族将陷入一种无

望的恐慌中；当男人们都成为愤青或者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整个社会和家庭也将陷入一种绝望的恐怖中。不难想象，假如文人们不约而同地将屈原这种处世态度当作一种传统来继承的时候，家国天下将出现一种怎样的局面。

对屈原，我们还是少张扬一些他处世的消极吧，免得再误文人两千年。

?　屈原的癌症：自恋、脆弱、暗投　端午实在令人费解，为什么偏偏是纪念屈原？招惹得乡野之间的民俗也赶来凑热闹，

这类节日，到底有没有纯粹的民间血统，它们究竟是“媚俗”还是“媚雅”的产物呢？　　　屈原是一名失败的楚国贵族，最后被权力抛弃，同时他也是不屑与权贵合作的愤世嫉俗者。历史上，这种政治失意者车拉船载，数不胜数，多数人没有草率地了结自己的残生；而是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活着，就是抗争；生存，就是胜利。难道父筋母血的生命是招你白白送人的吗；况且屈原自杀是把自己赔给一个并不领情、也不值得的糊涂国君。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屈原不但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倔人，还是个精神脆弱的病人，似乎他更适合辞赋的吟哦；而端不起“虎狼丛中也立身”的政治饭。既然不为时势所容，那么，喜欢清高，就可以做你的隐士；贪图快意，也方便当你的寓公。

非常遗憾，屈原输不起，也隐遁不起，他既自恋，又脆弱，承担不起宦海沉浮的风波。不幸的是，他认定了今生要做楚王的肱股，哪怕怀王是夏桀商纣希特勒也在所不惜，一句话，卖给楚国王室了，非要抱这条粗腿不可。所谓明珠暗投，使屈原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越来越南辕北辙。“世人皆浊我独清”的自恋，加上他极富诗人气质的敏感、脆弱，以及痴心不改的楚王情结、楚国情结，这些都成了屈原的精神癌症。

以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屈原先生的诗歌越作越忧郁，心路却越走越狭窄，最终，把自己的理智和才情都搭了进去——沉尸汨罗江，干干脆脆地死了。可是，这种死法很光彩、很高尚吗？甚至可以做万世师表吗？实在是不敢恭维。爱国爱到放弃生命、投水自杀，后世的忠臣良将、英雄豪杰还有什么活路？正像受迫害的的沈从文一样，他曾悲凉地说：“死都不怕，还怕活吗？”其实，活也需要智慧和勇气。有些人的确是死不起，更活不起。　但是，以屈原的政治抱负，应该能忍一时之气，留下此驱，跟大鬼小鬼们斗。当然，没有处在古人的真实处境，实在无法推断他沉尸汨罗江的真实想法。无论如何，以死来了断自己，也绝非高素质的政治家所为。屈原无疑是一流的诗人，可惜，在政治上属于低能、弱智。

历史为屈原戴上一顶“爱国诗人”的帽子，民间还馈赠了一个端午节作为纪念日，这些荣耀是否有些过于夸张了呢？端午节据守着一个老人的悲剧，无论是包粽子还是赛龙舟，花样再多，也难免叫现代人心里忌讳。

作文五：《论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和翻译思想》1200字

论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和翻译思想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其内容有语言、文字、图形、符号的翻译。简言之，翻译便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同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有将近２０００多年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初期。

中国古代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古代的佛经翻译阶段，中国早在公元初期就开始了翻译活动。我国最早的翻译活动是从佛经翻译开始的。中国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产生于东汉，盛于唐，延续至宋。佛经翻译经历了由个人翻译转为集体翻译，由私译转为官译的过程，期间出现了译主、证义、笔录、参议等多职场的译场。隋至唐朝中叶是佛经翻译的全盛时期，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及不空被世人誉为“四大译师”．玄奘不仅译出了７５部佛经，而且还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向外国介绍汉语著作的中国人。但随着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的逐渐衰落，我国在宋末以后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在长期的佛经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门创建了口译笔译相结合的集体翻译。之后就是科技文献翻译阶段和文学翻译阶段。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期间，是欧洲国家逐步建立近代科学体系的时期。期间，西方殖民主义大国的耶稣会教士打着“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两面大旗，携带科学书籍进入了封闭多年的中国大地，从而在我国引发了一个翻译高潮。在鸦片战争至四五运动这段期间，最著名的是翻译家严复。他翻译了《天演论》以及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对２０世纪的翻译作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还有马建忠，梁启超等人都对翻译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始于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帷幕开启。林纾是中国大规模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１９００年，他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第一部中译洋小说。林纾的译文采用口述加笔译的方法，是文章语言生动，形象，使读者倍感亲切。林纾的数量之巨，译作之广，创造了无人能及的记录。

五四运动是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作为新文化棋手的鲁迅开始用白话进行翻译。鲁迅在３０多年的时间里，翻译了１４个国家１００多位作家的２００多部作品，鲁迅主张直译，译文要尽量忠于原文，以信为主，以顺为辅。茅盾也是很著名的翻译家，他提出了论译者的三个条件，翻译文学的人一定要是研究文学的人，一定要是了解新思想的人，一定要是有创作才能的人。陈西莹的论形式，意似，神似三境界，他认为，译者在译书前，不应自己先下定下一个标准，而是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所以译文学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信。

虽然说翻译最根本的目的是传递原文内容，但是在传递过程中，意者对原语文化的认同、对目的语文化的态度、翻译的目的等方面都决定了意者采用何种方法进行翻译。几千年以来，意者们一直在争论到底该采用直译还是意译，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最好的翻译方法。有时信达雅三标准是很难兼顾的，我们要考虑读者群体，考虑翻译时涉及的文化及语言习惯的差异，译者本身的素质等等，不过有争论才有进步，我相信翻译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作文六：《中国两千年经济主题：分权和均富》2000字

２０１４－０１－１９　１０：２０　｜　作者：　吴晓波来源：新浪财经

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在历史上，我们一再看到这样的景象，因拥有最广袤的内需市场和喜乐世俗消费的民众，经济的复苏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早在１９３０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７０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

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１９７８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二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在兴盛规律的同时，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又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衰落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过往的汉、唐宋、明清、民国，莫不落入这一闭环逻辑。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分权和均富的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指的是两类分权，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在我看来，这两种分权存在内在的关系，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早在帝国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已爆发，“文景之治”末期的晁错削藩以及因此引发的“七国之乱”便为最突出的事件。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

１９４９年之后，强势的**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１９５０年，地方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实行收支两条线，是为高度集权；　１９５６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充分放权；１９６２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强化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再次集权；１９６６年，提出“虚君共和”、“连人带马全出去”，又是大放权；　１９７０年代，国民经济发生系统性紊乱，中央再度大集权。

进入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１９９４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是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在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实行重新的集权，这又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压迫。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调整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一百多家中央企业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２０１２年底开始试行的“营改增”更是从县区收入中划走一块。在今后，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

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其可能的领域包括：通过税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其内在关系是，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２０１２年，全国ＧＤＰ为５１．９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１０．３万亿元，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盈利、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３０％，当之无愧是全球最昂贵的政府。

２０１３年２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全国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支出约为３万亿元，而其中，各地政府征收的过路过桥费就占到三分之一，高达１万亿元。另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据经济学家郎咸平［微博］计算，政府总共征收１２项税和５６种费用，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７０％。他因此呼吁，“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作文七：《从两千年前传来的一个人的心声》700字

从两千年前传来的一个人的心声　（２００８－１２－０６）

发现一本好书：古罗马塞涅卡的《哲学的治疗》。

论生命之短促。大多数人俗务缠身，整日忙碌，终其一生，并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他们真正的生命只有短短的数年而已。就连娱乐也不一定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他提到象棋和球类运动，说：那些把欢愉变成一种繁忙事务的人并非空闲之人。就连搞研究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生活，比如有人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哪本书先写出来，谁是做这事或那事的第一人等等，他把这个叫做“了解无用事务的徒劳的激情”。

那么什么样的生命才是长久的呢？他说，在所有人中，惟有那些把时间花在哲学上的人是闲适从容的，惟有他们才真正地活着。因为他们不满足于有生之年，“他们把所有的时代都合并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我想，他所说的绝不是哲学专业，而是做哲学之思考。脱离这微不足道、转瞬即逝的现实生活，“全身心地投入那无限的、永恒的、可与更为优秀的人共同分享的过去”。

论心灵的宁静。他一方面想过宁静的哲思的生活，一方面又受到虚荣的生活的诱惑。他曾官至准摄政和帝王师。身居高位并没有免除他的内心矛盾。在思想斗争之后，他希望过退隐的生活。退隐只是从世俗的争斗中退出，并不是去过完全孤寂的出世的生活。他说：“一个过退隐生活的人要记住，不管他隐匿何处以求得闲暇，他都应该甘愿以他的智慧、他的呼声、他的忠告助益于个体和人类。”

整整两千年了，这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说竟然就像一个熟稔的朋友在耳边沉思的絮语。这感觉是如此奇妙。他的时代没有互联网，他对社会生活或者是参与，或者是退出，二者必须择一。而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可以既选择退隐，又直接以自己的思考参与社会生活，可以分析、解说，在需要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呼声和忠告，帮助自己的社会，做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

作文八：《《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访谈－－吴晓波：政商博弈两千年》22200字

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困顿。”

“最近十年间，企业家阶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是极其危险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其二，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企业家阶层投机心态盛行乃至大规模移民等景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条“历史的三峡”？

《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访谈，转在这里。

吴晓波：政商博弈两千年

经济观察报　曹惺璧／文　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次推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试图在公元前７世纪到１８６９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经济制度，历代经济变法均因此而生，可惜始终不可得，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明清两代不得不“闭关锁国”，把民间力量打成一盘散沙，以五百年的停滞来维持帝国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式的悲剧。中国本轮改革开放，是一次激活地方和民间的伟大试验，然而，随着活力复苏、财富倍增，集权的需求再次旺盛，近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宛若历史的重演。面向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直面这一古老的“桑弘羊之问”。经济观察报：你自己说，写《浩荡两千年》只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工商业的历史，只是一个完成，不像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兴奋，是不是因为觉得历史太沉重了？因为整个写作是写政府和商人的博弈史，２０００多年来政府和商人一直在博弈？　吴晓波：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困顿。通过对两千年中国企业史的考察，我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允许自由从商，３０年可出现盛世，５０年可成为最强盛国家，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景象。历史就这样一直循环不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如何破解这个迷局，似乎目前仍未有很好的答案，面对这样的情形，确实会让人心生沉重。尤其是最近十年间，企业家阶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是极其危险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其二，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企业家阶层投机心态盛行乃至大规模移民等景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条“历史的三峡”？经济观察报：《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创作完“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了解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商业史，你最想和中国企业家共勉的话是什么？　吴晓波：在两千年国史上，商人阶层在某些时刻曾经非常的富有，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甚至他们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到今天，这一状况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今中国，出现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成熟而广泛的企业家集团和中产阶层，他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为国家进步和稳定的核心力量之一，因此在未来的变革中，他们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有独立的价值观、有不依附的精神、有表达公共诉求的能力，我坚决地反对逃避和犬儒主义。只有在企业家阶层和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双重推动下，改革才可能被重新启动。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地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吴晓波坦言，创作《浩荡两千年》并没有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的兴奋和高兴，而仅仅是一种完成，完成了一项“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商业史”这样的工作。虽然通俗，但吴晓波对于历史和未来的那种沉重感却丝毫没有减轻。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有意思的是，只有在文景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大商人集团。这当然与不同时代的制度安排有关。从历史材料上看，在大多数时期，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了“楚河汉界”。民间只能经营分散且利润微薄的中下游行业，而政府则控制了易获得暴利的上游产业。为了经营这些垄断资源，宋朝公开允许官员经商，通过这种方式，财富大量积聚到了官员手中，这些人成为因特权大获其利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而史书却不会标记他们“商人”的身份。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晋商、徽商等商帮？商帮是中国独有的商业现象吗？　吴晓波：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商帮，如威尼斯商人、中东商人等等，不过在中国，商帮的出现是在明代。明朝时，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跟盐业有关。明初，为了供养在边境驻守的庞大军队，实施“开中制”，商人运粮到北方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山西地处北部边境，又有盐场，晋商凭借地缘优势得以崛起。而之后徽商的崛起则是得益于政策的改变，随着淮扬一带盐场的兴盛，商人被允许不必到北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而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被称为“折色制”，有地利之便的徽商因此崛起。由此可见，晋商、徽商等商帮的兴起是深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的，他们都曾经富可敌国，康乾年间，晋、徽商人的资产总和都超过了国库存银，可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非常的低下，而且制度性地受到政府的盘剥，因此，商人“不事蓄藏”，把大量资本从工商领域中撤出，用于奢侈消费，便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　企业家“商人精神”的缺失经济观察报：中国商人历来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历朝历代，出现过很多成功的商人，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但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种“商人精神”。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会希望子孙攻考科举。你在书中也认为“中国商人阶层似乎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他们在赚钱后，并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运回宗族乡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奢侈享受。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包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做官，考公务员等等。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即历代中国商人缺乏“商人精神”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想这仍然要从政商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自古至今，中国商人一直处于一个被贬抑的处境，他们可能富可敌国，交通权贵，但他们身在的这个阶层没有地位，“士农工商”，商处在最末一位，假如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和应得的尊重，商业精神又从何谈起？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过一句话：企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正因如此，美国的企业家会得到认可、尊重。今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从根本上讲没有变化。如果在中国，企业家仍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得到公平、尊重和保护，所谓的“商人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话。当今中国再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大国，有人视之为盛世的标志，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晚明、晚清乃至民国末期都非常奢靡，堪称“放纵的年代”，但也是败坏的开始。经济观察报：你从票号的衰落中，得出一个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失都是一瞬间的事。它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你认为这是一条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但却不被公认的规律。这个道理太深奥了，能否结合当下，详细阐述一下？　吴晓波：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个话题常常被拿出来讨论，那就是“企业家应该离政府有多远”，它非常重要、现实而且敏感，因为，在政府手中，掌握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比如政策、信贷、重要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等。在宋代，政府已经通过买扑、钞引等方式向民间“出售”这些资源，到明清两代，更是形成了特许授权的制度，在今天，企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的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孳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经济观察报：两千年商业史，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即中央集权统得太死，会导致工商业没有活力，而如果中国不执行中央集权制时，工商业会处在相当发达的状况，这样又可能导致中央政权的瓦解以及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怎么解决？　吴晓波：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公元前８１年的盐铁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儒生无法回答，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回答。中国是世界上执行中央集权制度时间最为悠久的国家，历经两千年，治国者一直在探寻一种与之相匹配的

经济观察报：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而你写完《浩荡两千年》后的最大感悟也是“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包括你在《大败局》中也认为很多企业的失败，都是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的气息。梳理完两千年商业史，请你对费正清先生的问题做一个回答。

吴晓波：费正清提出这个问题是在１９４５年，在今天，仍然具有显著的当代指向性，这表明，他提出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中国问题”。费正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其实对此间接地做出过回答，他发现“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就在这里——中国商人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在中国由于一个超级强大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在一些时刻亲自“下场比赛”，因而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２０１１年，乔布斯去世，国内政商界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在我看来，答案其实也在这里——中国存在着太多、大大小小的、争取捕鼠特权的“乔布斯”，因而抑制了发明捕鼠器的“乔布斯”的诞生。

经济观察报：你能否从政商关系的角度解读一下中国商人“富不过三代”的现象？

吴晓波：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经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在这种日渐制度化的经济形态之下，商人财富的百年传承便与其家族和政府的密切度有很大关联性。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从来托庇于拥有者与“官”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试想，财富的安全性都不能得到保证，又何谈可持续积累？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中国商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

经济观察报：创作完《浩荡两千年》，你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政府和企业该从历史中借鉴些什么？政府该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企业又该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

吴晓波：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生产资源以获得专营收入的政策，自汉武帝之后，历代政权都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老百姓没有感觉到赋税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却非常富足，惟一的办法就是“寓税于价”。正是这一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治理模式，到２０世纪初，这一传统又与流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熔为一炉，以至于国家机器对工商业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本轮改革开放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试图调整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重新定义其作用，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论战、关于“球员与裁判”的讨论、乃至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都与此有关。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很多人试图回避它，试图绕开它。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宋朝这样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财富空前积累，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

吴晓波：两千年国史上，有五次民间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分别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到天宝盛世、北宋百年、康乾盛世以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有意思的是，只有在文景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大商人集团。这当然与不同时代的制度安排有关。从历史材料上看，在大多数时期，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了“楚河汉界”。民间只能经营分散且利润微薄的中下游行业，而政府则控制了易获得暴利的上游产业。为了经营这些垄断资源，宋朝公开允许官员经商，通过这种方式，财富大量积聚到了官员手中，这些人成为因特权大获其利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既是官员，又是商人，而史书却不会标记他们“商人”的身份。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晋商、徽商等商帮？商帮是中国独有的商业现象吗？

吴晓波：在世界商业史上，很多国家都出现过商帮，如威尼斯商人、中东商人等等，不过在中国，商帮的出现是在明代。明朝时，晋商和徽商的崛起都跟盐业有关。明初，为了供养在边境驻守的庞大军队，实施“开中制”，商人运粮到北方换取“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山西地处北部边境，又有盐场，晋商凭借地缘优势得以崛起。而之后徽商的崛起则是得益于政策的改变，随着淮扬一带盐场的兴盛，商人被允许不必到北部边疆纳粮换取盐引，而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被称为“折色制”，有地利之便的徽商因此崛起。由此可见，晋商、徽商等商帮的兴起是深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的，他们都曾经富可敌国，康乾年间，晋、徽商人的资产总和都超过了国库存银，可是在政治地位上，他们都非常的低下，而且制度性地受到政府的盘剥，因此，商人“不事蓄藏”，把大量资本从工商领域中撤出，用于奢侈消费，便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

经济观察报：中国商人历来是比较缺乏安全感的。历朝历代，出现过很多成功的商人，他们赚的钱越来越多，但却始终没有培养出一种“商人精神”。费正清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商人赚了钱后，往往会希望子孙攻考科举。你在书中也认为“中国商人阶层似乎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他们在赚钱后，并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运回宗族乡里，购置土地，建造房屋，奢侈享受。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包括现在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做官，考公务员等等。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即历代中国商人缺乏“商人精神”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想这仍然要从政商关系这个角度来看。自古至今，中国商人一直处于一个被贬抑的处境，他们可能富可敌国，交通权贵，但他们身在的这个阶层没有地位，“士农工商”，商处在最末一位，假如他们在这个社会中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和应得的尊重，商业精神又从何谈起？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过一句话：企业就是我们的事业。正因如此，美国的企业家会得到认可、尊重。今天的中国，商人、企业家的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从根本上讲没有变化。如果在中国，企业家仍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得到公平、尊重和保护，所谓的“商人精神”或“企业家精神”就只是一句空话。当今中国再成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大国，有人视之为盛世的标志，我却不以为然，因为，在晚明、晚清乃至民国末期都非常奢靡，堪称“放纵的年代”，但也是败坏的开始。

经济观察报：你从票号的衰落中，得出一个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失都是一瞬间的事。它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你认为这是一条在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但却不被公认的规律。这个道理太深奥了，能否结合当下，详细阐述一下？

吴晓波：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个话题常常被拿出来讨论，那就是“企业家应该离政府有多远”，它非常重要、现实而且敏感，因为，在政府手中，掌握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资源，比如政策、信贷、重要生产资料、行业准入资质等等。在宋代，政府已经通过买扑、钞引等方式向民间“出售”这些资源，到明清两代，更是形成了特许授权的制度，在今天，企业要做强做大，仍然需要得到政府的“政策倾斜”及扶持。因为资源操之于政府之手，被授权者又没有获得对等的契约资格，因此，后者的财富保有及增值便非常的不稳定，这便造成了两个景象，其一，民间商人集团被迫向政府索取特权契约，造成市场竞争的灰色和不公平，权贵食利阶层因此而孳生；其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受政策波动的影响非常巨大，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

经济观察报：两千年商业史，存在“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即中央集权统得太死，会导致工商业没有活力，而如果中国不执行中央集权制时，工商业会处在相当发达的状况，这样又可能导致中央政权的瓦解以及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悖论，怎么解决？

吴晓波：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公元前８１年的盐铁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的儒生无法回答，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确切地回答。中国是世界上执行中央集权制度时间最为悠久的国家，历经两千年，治国者一直在探寻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制度，历代经济变法均因此而生，可惜始终不可得，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明清两代不得不“闭关锁国”，把民间力量打成一盘散沙，以五百年的停滞来维持帝国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国式的悲剧。中国本轮改革开放，是一次激活地方和民间的伟大试验，然而，随着活力复苏、财富倍增，集权的需求再次旺盛，近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宛若历史的重演。面向未来的中国经济，必须直面这一古老的“桑弘羊之问”。

经济观察报：你自己说，写《浩荡两千年》只是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工商业的历史，只是一个完成，不像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兴奋，是不是因为觉得历史太沉重了？因为整个写作是写政府和商人的博弈史，２０００多年来政府和商人一直在博弈？

“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困顿。”　“最近十年间，企业家阶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是极其危险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其二，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企业家阶层投机心态盛行乃至大规模移民等景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条“历史的三峡”？《经济观察报》的一个访谈，转在这里。　吴晓波：政商博弈两千年　经济观察报　曹惺璧文继《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之后，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再次推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完结之作《浩荡两千年》，试图在公元前７世纪到１８６９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　吴晓波坦言，创作《浩荡两千年》并没有写《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那样的兴奋和高兴，而仅仅是一种完成，完成了一项“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商业史”这样的工作。虽然通俗，但吴晓波对于历史和未来的那种沉重感却丝毫没有减轻。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经济观察报：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经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而你写完《浩荡两千年》后的最大感悟也是“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包括你在《大败局》中也认为很多企业的失败，都是表现出强烈的政商博弈的气息。梳理完两千年商业史，请你对费正清先生的问题做一个回答。　吴晓波：费正清提出这个问题是在１９４５年，在今天，仍然具有显著的当代指向性，这表明，他提出的是一个“历史性的中国问题”。费正清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其实对此间接地做出过回答，他发现“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就在这里——中国商人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在中国由于一个超级强大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在一些时刻亲自“下场比赛”，因而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２０１１年，乔布斯去世，国内政商界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在我看来，答案其实也在这里——中国存在着太多、大大小小的、争取捕鼠特权的“乔布斯”，因而抑制了发明捕鼠器的“乔布斯”的诞生。经济观察报：你能否从政商关系的角度解读一下中国商人“富不过三代”的现象？　吴晓波：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经一千年左右的演进至此，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在这种日渐制度化的经济形态之下，商人财富的百年传承便与其家族和政府的密切度有很大关联性。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从来托庇于拥有者与“官”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试想，财富的安全性都不能得到保证，又何谈可持续积累？这是一个很可悲的现实：中国商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争取到独立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也不能在法理上确立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经济观察报：创作完《浩荡两千年》，你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政府和企业该从历史中借鉴些什么？政府该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企业又该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　吴晓波：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等重要生产资源以获得专营收入的政策，自汉武帝之后，历代政权都强调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所谓“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老百姓没有感觉到赋税增加，而政府财政收入却非常富足，惟一的办法就是“寓税于价”。正是这一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治理模式，到２０世纪初，这一传统又与流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熔为一炉，以至于国家机器对工商业的控制从来没有放松过。本轮改革开放从开始的第一天起，就试图调整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重新定义其作用，关于市场经济地位的论战、关于“球员与裁判”的讨论、乃至当前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都与此有关。我觉得，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很多人试图回避它，试图绕开它。　商业发达而商人被遗忘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宋朝这样一个空前的工商盛世，财富空前积累，却找不到著名的巨商大贾？　吴晓波：两千年国史上，有五次民间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分别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到天宝盛世、北宋百年、康乾盛世以及

吴晓波：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困顿。通过对两千年中国企业史的考察，我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允许自由从商，３０年可出现盛世，５０年可成为最强盛国家，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景象。历史就这样一直循环不止，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而如何破解这个迷局，似乎目前仍未有很好的答案，面对这样的情形，确实会让人心生沉重。尤其是最近十年间，企业家阶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下降，这是极其危险的局面，它直接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在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对政府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改革失去了“假想敌”；其二，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企业家阶层投机心态盛行乃至大规模移民等景象。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机会走出这条“历史的三峡”？

经济观察报：《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浩荡两千年》，创作完“中国企业史三部曲”，了解了中国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商业史，你最想和中国企业家共勉的话是什么？

吴晓波：在两千年国史上，商人阶层在某些时刻曾经非常的富有，但是可悲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阶层，甚至他们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国家进步的重要性。到今天，这一状况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今中国，出现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成熟而广泛的企业家集团和中产阶层，他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为国家进步和稳定的核心力量之一，因此在未来的变革中，他们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有独立的价值观、有不依附的精神、有表达公共诉求的能力，我坚决地反对逃避和犬儒主义。只有在企业家阶层和公共知识分子阶层的双重推动下，改革才可能被重新启动。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其实全部地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作文九：《中国人为什么两千年崇拜一个“杀人犯”？》2500字

中国人为什么两千年崇拜一个“杀人犯”？

——西方文化是“烈士”文化，中国文化是“杀人犯”文化???????　黎　鸣

孔丘是一个杀人犯，这是历史中有明确记录的，不是任何人的捏造，而且记录孔丘杀人的历史作者，也不是孔丘的敌人，他们甚至是孔丘的信徒，他们犯不着造孔丘的谣言。记录中杀人的孔丘非常残忍，非常凶暴，这也是有客观记录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人还要那么固执地崇拜这个杀人犯呢？

人们会说，崇拜杀人犯是统治者的需要，但至少不是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吧？为什么全体中国人也都那么执著地崇拜杀人犯孔丘呢？这时候有人会说，因为《论语》中的孔丘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中国人觉得应该崇拜他。说来说去，是《论语》的缘故。是《论语》再现了一个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德家、教育家”（？）。然而《论语》是什么？是一本不过只有一万一千字的古书，它的作者，全都是孔丘的徒子徒孙，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共同凑合起来的一本回忆录式的大杂烩著作。它们共同描写了一个叫做孔丘的人，他的言，他的行，他的思索的种种。

所以，中国人说：尽管孔丘是一个杀人犯，而且离开我们大家也已经两千多年了，他杀他的人，我们看我们的书，两不相涉。我们可以欣赏他的言、他的行、他的思索的种种，我们认为他有伟大的人性、伟大的人格、伟大的人品，所以我们就是全都那么坚持地要崇拜他了。这有错吗？你管得着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崇拜一个杀人犯呢？

现在我可以告诉我的亲们，崇拜一个杀人犯，绝对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应该认为是人类自身的一个巨大的耻辱。谁崇拜杀人犯，谁就是无耻。中国人集体崇拜杀人犯，就只能认为中国人集体非常无耻。很显然，西方人崇拜的不是杀人犯，而是相反，他们崇拜的是两位烈士，是两位被无知的人类屠杀的烈士，他们是苏格拉底和耶稣。苏格拉底是被他自己的希腊人同胞在五百人大会上集体投票处以死刑的；而耶稣是被他自己的犹太人同胞（法利赛人）与罗马人暗中勾结陷害而死的。前者是创造了“人人在追求真理面前平等”的哲学的始祖，后者是普及了“人人在信仰上帝的面前平等”的基督教的始祖。他们严格地讲全都是为了争取“人人平等”的真理信仰而死去的光荣的烈士，是真正的世界伟人。

然而中国人崇拜的杀人犯孔丘是什么人呢？是帮助中国的统治者彻底地确立永远“人人不平等”的“礼乐”、“礼学”、“礼教”的“儒家”、“儒学”、“儒教”的始祖，更是把一个最没有“文明”的文化，以及最没有人类文明精神的“官本位”天下丛林体制传统给予了所有的中国人的“始祖”。

中国人之所以会如此盲目地顽固坚持尊崇一个杀人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在始终不断的中国儒家文人的愚蠢的引导之下，盲目地信从了他们的巧言令色，把一本下三滥的“著作”《论语》读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的儒家文人，事实证明，他们连世界人类的最起码的“理性能力”、“理解能力”、“逻辑能力”都不具备。正是因此，他们能够把《论语》这样一本根本就没有丝毫人类文明思想可言的极坏的书籍读成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巨著、哲学巨著、人文巨著。中国的可悲，首先是中国儒家文人们的可悲，最后才是全体中国人的可悲。正是这本《论语》，它彻底地否定了“人人平等”的人类社会文明的第一真理，却冠冕堂皇地把宣扬永远“人人不平等”的邪恶的“周礼”、“礼乐”，捧上了中国人全部历史之中最高的宝座，甚至神坛。直到今天，几乎所有著名的中国文人们仍旧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还仍旧在共同一声地要求继续崇拜那个把永远“人人不平等”的邪恶的意识捧上中国历史舞台的“杀人犯”孔丘。

正是因为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性能力”、“理解能力”、“逻辑能力”，所以他们根本就看不到在中国，实际上早在与孔丘同时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类之中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人学家老子，老子在其伟大的著作《道德经》之中所阐释的人类思想的高度，逻辑的高度，直到今天仍旧是世界上最高的顶峰。

这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一个多么尖锐而巨大的讽刺啊？

一边是全体中国人就像是一群疯子一样完全盲目地去崇拜一个杀人犯；另一边，却对人类中最伟大的天才，老子，最伟大的思想，《道德经》，无人识，而且反而大量地去加以歪曲、污蔑、贬低。

而在世界上，一边是西方人在两位烈士的伟大的思想的引领之下创造了世界上人类中真正伟大的文明的文化；然而在另一边的中国，中国人却在一个杀人犯的邪恶的思想的引领之下始终都只能停滞于无文明无智慧的黑暗的“官本位”的“儒家文化”的历史之中。而且直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文人们还在继续要求把“尊孔读经学儒”的“文化”继承下去，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孔丘这个“杀人犯”的永远坚持“人人不平等”的封建“礼乐”的“官本位”的“文化”，就真是那么好吗？它们究竟好在哪里？中国的“尊孔”的文化已经延续了漫长的两千多年了，它们究竟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什么？今天的一些无“良”文人，竟然还坚持要求把这个杀人犯孔丘的“生日”命名为中国今后永远的“教师节”，使之成为中国教师的永远的模范！然而，孔丘是一个什么教师？是一个无知、骗人、杀人的教师，是一个把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推向了愚昧、无知、不文明的永远停滞发展的历史的教师。

我请我所有的亲们认真地思考一下，今天已经到了不能不郑重思考的时候了。再不思考，就怕将来会再也没有机会思考了。西方人的文化是烈士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是杀人犯的文化；西方人的文化是追求“人人平等”的真理信仰的人类文明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是继承永远“人人不平等”的邪恶意识的反人类文明的文化。西方人创造了人类历史的文明，中国人推出了人类非文明、无文明历史的黑暗。这就是我今天文章的主题。而我所有中国的亲们，你们将何去何从？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弦更张，重走伟大的人学思想家老子给中国人，以及给全人类提供的人类最光明的人学文明之路？顺便指出，人学是神学和哲学的全息逻辑必然的延伸。一切都将看，我的亲们，能否具有超越人类理想终极的目光！对于永远鼠目寸光的儒家文人们，我是绝对地不抱任何指望了。如果中国人的未来，仍旧被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们的大量泛滥所制约，中国人就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一个死抱着“杀人犯”的文化传统不放的民族，他们能够会有希望吗？？？（２０１４，４，３．）

作文十：《当代、二百年和两千年的文明对话(光明讲坛)》8700字

当代、二百年和两千年的文明对话

敬天林　《　光明日报　》（　２０１４年　０６月　２３日　　　　１６　版）　主讲人：敬天林　时间：２０１４年　５月　１４日　地点：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国医　大讲堂

****指出，要“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　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黄帝内经》诞生于　２０００多年前。那时，没有马克思，也没有资料说明马　克思读过《黄帝内经》。但是，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基本理论，　却与诞生于近　２００年前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近现代的许多科学理论，在哲学基　础、生命观等诸多方面相通相应。作者就此作了思考和阐述。

先说当代。　当代就是我们所处的现今时代。　它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今年。　今　年到目前为止，在文明、文化领域，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事。一件是　２月　１７日，　****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　明确提出，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与阐发”，　“把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　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对要“弘扬起来”的“文化精神”，**提出的这四个　定语，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含义很深，意义很大。第二件事是，　５月　４日，总书　记视察北京大学，　与北大师生座谈，　就文明、　文化的时代精神，　核心价值观建设、　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第三件事是，****于　３月底、　４月初出访欧洲，先后发表了四次演　讲。演讲表达的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色，展示的深厚文化修养，赢得了世界尊重。

再看二百年。　１８１８年　５月，在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诞生了伟大的思想　家马克思。　马克思与恩格斯集毕生精力，　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普遍规　律，　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　完成　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两大发现，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这在人类社会漫长历　史中，是第一次，可谓是石破天惊。

再是两千年。　就是我国的西汉、　东汉时期，　产生了　“中医之宗”　《黄帝内经》　。　《黄帝内经》　的博大精深，　决定了它至今仍是中医药科学的圣典，　至今仍在维护　我们民族健康、　人类健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至今仍是人类文明、　中华文明的奇　迹。

我们的题目要说的，　就是当代的黄钟大吕、　二百年的石破天惊和两千年的博　大精深，三者的对话。

首先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献词说起。　１８４１年，马克思　２３岁，大学毕业，写　了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　，　获得哲学博士　学位。　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之前，　写有一段献词。　将这篇论文献给他　“敬爱的父亲

般的朋友”，即燕妮的父亲，他未来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末尾一　段是：

“我希望随着我寄给您的这个表示敬爱之忱的献词去到您身边，　和您一起再　度漫游我们风景如画的山野和森林。　身体的健康，　我无须为您祈求。　精神和自然，　乃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

这里的重点，　即结尾最后一句话：“精神和自然，　乃是您所信赖的伟大神医”　，　对这句话的内涵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是的。　因为它和中医药科学的基本观点、　基　本思想是一致的。　精神和大自然对人的生命、　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　《黄　帝内经》中，随处可见。

我们看《黄帝内经》中对大自然的论述。在《素问·天元纪大论》中的这一　段话：“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　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　物咸章。”这是在我们古代文献中，叙述大自然的经典。

我们再看，　在　《黄帝内经》　中，　对人的精神的论述。　如《素问·刺法论》　说，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　如　《素问·上古天真论》　说，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　如《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等等。

《黄帝内经》对人的精、神、魂、魄、意、志、思、虑、智一系列相互关联　的精神现象论述；对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与寒、暑、燥、热、湿、　火、风等自然现象，与东、西、南、北、中地理五方，与人的五脏六腑相互关系　的论述，可以说是贯通全篇。

精神和大自然的重要作用，　在　《黄帝内经》　中，　不仅是中医药科学维护人的　健康、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立足点、出发点，而且，至今在中医临床实践中，　须臾不可脱离，表现得更为生动。中医诊病的望、闻、问、切，其具体内容，哪　一项都离不开精神和大自然。

可见，　马克思说的　“精神和自然是人类的伟大神医”，　与中医药科学是完全　相通相应、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　马克思在后来的理论创造中，　凡是涉及人，　涉及人生命的本质的　理论，其中的重要判断，都与中医药科学相一致，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关于中医药科学的主题——人的生命。在《黄帝内经》的《素　问》和《灵枢》中，黄帝和岐伯等几位臣子共同讨论了　９７０多个问题。这两个部　分的第一个问题都是从人的生命出发提出来的。　《素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黄帝　问天师岐伯：“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　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这是说人的寿命、生命。　《灵枢》的

第一个问题，　也是黄帝问岐伯：“余子万民，　养百姓，　而收其租税。　余哀其不给，　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　逆顺出入之会。　令可传于后世，　必明为之法；　令终而不灭，　久而不绝，　易用难忘，　为之经纪”。这是说人的健康、疾病。《素问》和《灵枢》中的其他问题，都是　围绕这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　深入的。　所以，　我们把人的生命称为中医药科学的　主题，这是我们的祖先，从探索人的生命开始到医家之宗《黄帝内经》形成，直　到今天，贯穿始终的。

我们再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么说的。　１８４５到　１８４６年，马克思、恩格斯合　著了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　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　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　在这里，　请大家注意“第一个前提”、　“第一个事实”和“个人的肉体组织对其他自然的　关系”这三个概念。接着，马克思、恩格斯又说，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　资料，　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　动物区别开来。”

就这些重要观点，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中，　进一步作了分析，　他说：“首　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他们的影响　下??脑髓和为它服务的器官，　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　展，　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　”　恩格斯特别　指出，　“这种进一步的发展，　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　而是整个说

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也就是说，人的生命这个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　提”　，　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始终是融为一体的；　始终像一整块钢铁，　维护着人类　社会存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

第二个方面，　关于对人的根本、　人的本质的认识。　马克思提出两个重要命题。　一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二是“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来说，是各种社会　关系的总和”。

关于人的根本，　在　《黄帝内经》　之前问世的　《难经》　中，　就有明确判断：“气　者，人之根本也”。这里所说的“气”，就是指天地自然之气、人的精神之气和　脏腑之气。在《黄帝内经》中进一步从人的精神和肉体组织，从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两种关系中对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人的疾病作了深刻的阐述和说明。

第三个方面，　关于中医药科学的哲学思想、　思维方法。　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　的？人的生命活动、　人的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　的思维方式有不同的解释。　那么，　我们看中医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认　识的。

我们首先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它认为，　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而　且是积极的能动的反映。　它把实践的观点，　提到人获得正确认识的第一重要的地　位。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还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

性到实践的辩证发展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不断提升、　不断深化、　永不停止的。　所　以，坚持实践第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要求、基本标志。

那么，　我们看中医药科学的认识过程。　在各种版本的中国古代史和中医药史　中，　都有引用于　《帝王世纪》、　《淮南子》　、　《通鉴外记》　等古籍中记载的事实：即，　神农、　黄帝、　炎帝、　伏羲等中华先祖　“尝百草之滋味”　。　在这里，　什么是　“尝”　？　为什么“尝”？仔细品读，就会发现，　“尝”，是先祖们的实践活动；“尝”的　目的是“令民知其避就”。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个共识，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完　全一致。

“尝百草”　以后，　经过漫长时期，　到春秋战国时期，　散见于　《战国策》　、　《韩　诗外传》、　《韩非子》、　《史记》等史料中，先后记载了名医扁鹊学医、行医的　情况和贡献。无论是扁鹊担任“舍长”时，随长桑君潜心学医、修炼十年，学而　知之，而不是假借“神灵”；还是扁鹊诊赵简子病（“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　患病五日不醒）。扁鹊用脉诊诊断、治疗，“血脉治也”。扁鹊“随俗为变”，　行医治病，不像巫医那样“居庙堂，事鬼神”。古籍所记载的有关扁鹊的这些事　实说明，在古代中医药产生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像扁鹊这样的“真正的医生”，　以自己的智慧和生命，把中医学根植在唯物主义的肥田沃野之中。

中医药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在《黄帝内经》中，进一步系统化了，理论化　了。

首先是书名，　《素问》，如全元起所说：“素者，本也。问者，黄帝问岐伯　也。方陈性情之源，五行之本。”《灵枢》则如马莳所说：“以枢为门户，闔辟　所系，灵乃至圣至元之称。”都是真实的概括，准确的表达。

全书的内容，历经各代医家注释、分析、归纳，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就　是阴阳五行、　藏象、　经络、　病机、　病症、　诊法、　论治、　养生共八类。　为便于记忆，　有这样十句话、也可称为十个方面作参考：

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整体观念

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本原思想

阴阳五行、生生不息的哲学基础

司外揣内、功能为要的藏象学说

无形有象、煦濡生命的气血津液

贯通全身、以决生死的经络腧穴

察源循理、整体辨证的病因、病机

四诊八纲、注重分析的辨证论治

顺应自然、抱朴守真的养生原则

躬行大道、“三治”同理的杰出功能

在这些内容中，鲜明地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对《内经》之前，中医药实践　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中医药学对自然规律、对人体自身生命规律的客观认识。

如：《素问·五脏别论》明述：“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侯，观其志意　与其病能。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在《素问·宝命全形论》强调：“若　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想，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

以上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医药科学的相通相应。　我们再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

首先是中医药科学的阴阳五行说。　这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　阴阳概念发端　于太阳月亮、　白天黑夜、　生长收藏等大自然的基本存在。同时，　随着大自然的运　动，　阴阳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不断变化，　大至至大，　小至至小。　《黄帝内经》　的　《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对阴阳作了这样的论述“阴阳者，天　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　治病必求于本。　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在这里，既说明了　阴阳的重要地位，又说明了阴阳与人体健康的密切关系。

五行，则发端于人们对一年四季和长夏的认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在人们头脑中产生了相对应的木、火、土、金、水五行。中医药科学通过对这些　思想的阐述，　进一步从人的脏腑功能出发，　运用阴阳五行学说，　揭示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和人体脏腑之间的关系。

再是中医药科学的特点。　从　《黄帝内经》　至今两千多年来，　人们对中医药科　学的特点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整体观念，　一是辨证论治。　在李经纬教授主编的　《中医大辞典》中，对这两个特点作了精辟介绍。

中医学的这两个特点，与唯物辩证法的相通相应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　一切事物有其共同的　发展规律，　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决定主观世界的发展规律；　显然，　这是与中医药　科学　“把人体内脏和体表各部组织、　器官之间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　把人的　健康或疾病与四时气候、　地土方宜、　环境等因素的变化相联系是完全一致的。　可　以说，中医药科学把唯物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第二，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都是对立统一的，　都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而中医诊断、　中医病因病机学说中的四诊八纲、　辨证　辨病，　都是在认识人的生命状态、　人的肉体组织、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对立统　一关系；　都是在认识影响人的生命状态、　健康情况的内因和外因；　都是通过具体　病人、　具体病症的内因外因，　寻求人的肉体组织、　人体自身与自然、　与社会平衡　和谐的方法。

第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变化，都体现出三个基本　规律，　即对立统一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中医的辨证论治，　可　以说是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最好说明。　对立统一规律，　我们已经谈到了，　是　随处存在的。　量变质变规律，　中医中的六经传变理论、　病因病机学说，　以及对疾　病的治疗过程，　哪一条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否定之否定规律，　最直接的说　明就是，疾病是对健康的否定，治愈和恢复健康，又是对疾病的否定。总之，在　唯物主义基础上，　任何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任何一个病人的治疗过程，　都不会脱　离这三大规律。

第四，**在《矛盾论》中，把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称为唯　物辩证法的精髓。　明确指出：脱离了它，　就等于脱离了唯物辩证法。　在中医药科　学中，　构成自然界统一体的万事万物，　各有特性。　千千万万的医疗对象，　情况各　不相同。个性化诊断治疗，是中医临床、中医诊断治疗的重要特征。在课堂上，　老师们既教授我们基本理论，　又不断引导我们与具体病症、　诊断、　用药、　选穴相　结合。　在临床实践中，　老师们随时做的，　都是在力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共性与个性、　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都是在把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以上说明，　中医药科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相应，　内容很丰富，　特点很鲜明。　马克思主义为中医药科学提供了现代的理论依据，　中医药科学为马克思主义提供　了历史的生动说明。这个道理，是客观的包含在中医药科学体系之中的。

在这里，　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科学形成，　相差了　１８００多年。　《黄帝内经》产生时，远远没有马克思，也没有资料说明马克思读过《黄　帝内经》　。　那么，　为什么两者的哲学基础、　两者的生命观如此相通呢？这就是两　者都具有****所揭示的，　“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依据这种思想，我们看到，不仅马克思主义与中医药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　其他许多科学理论也与中医药科学相通相应。例如，创立“黑洞理论”的“宇宙　之父”　霍金，　他的讲演录标题为　《黑洞、　婴儿、　宇宙及其他》　，　黑洞为宇宙原始，　婴儿为人生之初，黑洞与婴儿的原始本真，形成了看似无关，却又相通的联系。

而在《黄帝内经》中，首篇就讲人生命的全过程，冠名为“上古天真论”，文中　最推崇的即是“上古真人”：“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　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其中前四句最直接的说明就是　承接天、地、父、母之精气初来人世的婴儿。　《黄帝内经》在两千年前，与当代　的“宇宙之父”一样，生动表达了对人生命原始本真的认识与推崇。

改革开放以来，　西方当代的复杂性科学，　先后引入我国。　主要是系统论、　信　息论、控制论，即“老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即　“新三论”；　还有超循环理论、　混沌理论、　模糊数学等。　学者们在研究中惊奇地发现，　这些西　方的现代理论，与中医的整体观念、阴阳五行、气一元论、脏腑关系、气血津液　和经络学说等，有许多相通之处。

以混沌理论为例：混沌学是一种关于过程、　关于演化的科学。　越混乱、　越无　规则、　越复杂的领域，　混沌理论越能显示它的有效性。　混沌理论认为，　事物内部　各部分之间及事物与环境之间，　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这种依存关系往往是非线　性的，　构成了非平衡的宏观的有序结构。　中医在宏观层面，　“人与天地相参相应”　，　在微观层面，　人体的阴阳盛衰、　五脏六腑的五行相生相克等，　包含的正是这个思　想；　而且，　中医学对具体个体又表示出了质的规定性。　这一点，　比混沌理论还深　入一步。

依据****　“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　富有永恒魅力、　具有当代价值的　文化精神”的思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华文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

仅是中医药科学，　其他许多优秀成果、　杰出贡献，　也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相应之　处。比如，文字、书法、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等等。以文字为例，汉字与西方拼　音文字不同，　但汉字产生于人们的生产、　生活实践，　是人的语言和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是历史的真实，这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以上，　我们在认识中医药与马克思主义、　与当代的科学思想、　与中华文明的　其他成果相通相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领会**关于文明的讲话要点：

第一，**就文明“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的文化精神”的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类先进文明的特征和本质。

第二，　**关于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的论述，　生动说明了文明交流　互鉴的重要地位、客观规律。

第三，　**提出的推动文明进步、　交流应有的正确态度和三条原则，　即　“文　明是多彩的”，　“文明是平等的”，　“文明是包容的”，对正确认识和推动人类　文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　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

明一道，　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　这是对积极挖掘中华　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明确目的和要求。

第五，　**系统介绍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悠久历史，　阐述了对欧洲和　访问国家文明的认识，　揭示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客观基础。　为我们主动、　积极、　有效地对世界说明中国，树立了榜样。

第六，**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民为邦本”　“天人合一”“以德治国”“以文化人”等近　２０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　和理念，　又一次强调　“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有其鲜明的　民族特色，　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　”　明确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明的两条　重要标准；说明了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明，在当代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第七，学校是传承文明、培养人才、培养青年的一个主要阵地。**说，　我们要朝着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　“办好中国的世界　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　“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　牛津??但会有第一　个北大、清华??”。**的这一段话，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目标。

第八，　**说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机遇和机缘，　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　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

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　这是**对青年在文明文化传承、　弘扬、　创造历程中肩负的历史责任，　寄予殷　切期望。

总之，**关于人类文明、中华文明的讲话，深入浅出，思想很深刻，内　涵很丰富，　仅以上这八条，　就足以说明**的讲话，　根植于博大精深、　悠久灿　烂的中华文明，传承历史、立足时代、面向未来，是国家、民族和人类文明进步　的至理名言、博大胸怀、远见卓识，充满责任和智慧，是我们党关于文明、关于　文化，关于治党治国，在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解放。

我们深入领会**的讲话要点，　进一步感受到中医药科学所具有的丰厚文　化精神，——“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

今天，　党和政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视中医药，　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都列有中医药的内容。中医药事业在各方面的发展成就，　许多都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中医药事业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大好时期。

（敬天林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国学院　荣誉教授。　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　宣传部长，　本报总编辑。　其丰富的宣传文　化工作阅历，使之具有宽阔的视野和理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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