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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一：《史记读书笔记》3300字

《史记》读书笔记

理学院　　　黄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４７

《史记》是由西汉司马迁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又被称为第一部“正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全书分１２本纪，１０表，８书，３０世家，７０列传，共１３０篇，记载了中国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３０００）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１２２年）长达３０００年左右的历史。《史记》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典范，且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史记》最初没有书名，或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

《史记》全书１３０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生平、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任务的言行事迹，谁要叙述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创作结晶。集中著述，花了１５年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算在内，全部时间要超过２０年。《史记》记录的历史，其体例为纪传体，多以人物或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至深至远。　读完《史记》，合卷之后觉得收益良多。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一．《五帝本纪》

《五帝本纪》位于本纪书首，记载了上古时期从黄帝到虞舜的部落联盟时代。它写了中国五个在道德，治国，造福黎民等方面都不愧为模范的远古帝王。　该篇的主要目的是明始祖，明道德，明制度，明一统，处处都显现着作者理想政治的光芒。

黄帝，尧舜等都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其中尧舜更是被称做圣人，见之于世的著作比较丰富，尤其尧舜禅让的故事被后人传为美谈。作者写此篇所依据的《尚书?尧典》据考证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作者依之而写成尧舜两位古代帝王，从这之中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与秦汉以来的专制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用意也是不言而喻的，故而尧舜无疑是《史记》中最令司马迁本人尊崇的大公无私的理想帝王。

五帝之中，人品最高的可能就是舜了。据《史记》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的故事其实是家喻户晓的。不顾亲情的父亲，心肠歹毒的继母，骄傲无耻的弟弟，一家人居然整天都在思考着怎么杀了他。舜提心吊胆的活着，即使如此，他依然恭敬的侍奉父母，友善的对待弟弟。但是舜能在如此险恶的家庭环境下生活，显然也不是那种愚笨的老实人。瞽叟尚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嫂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当然清楚家人对自己的态度，所以他总会有充足的准备。为此，修补仓库时他特地带上两顶斗笠，凿井时又费时费力从旁边又凿了个出口。正是由于他这种谨慎机智的性格，才让他在这种充斥着绝望气息的家庭中艰难的活下来，还造就

了他那出类拔萃的能力吧。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以为舜死了，一家人的丑恶嘴脸表露无遗，马上就开始瓜分舜的“遗产”。　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对于不但想杀自己，连自己的妻子都想霸占的弟弟，舜仅仅是给予了他更多的关爱。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直崇尚的以德报怨的源头了。

舜因为德行远扬而为世人所知，但作为尧帝的接班人，他的能力自然也无愧于帝王的称号。客观的说，舜的政绩比尧还要伟大。他举用贤能，惩治恶徒，兴水利，考民情，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时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二．《鲁周公世家》

周公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他的品德言行影响后人长达三千年，是后世为政者的典范。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周成王姬诵的叔叔，他是离最高统治者宝座最近的一个人，他后来甚至还以摄政王的身份坐上了这个宝座，但最终还是回归到臣子的位子。

三千年来，周公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每当一个老皇帝驾崩，总有一两个权臣会站出来扮演周公的角色，大义凛然责无旁贷地为小皇帝独揽大权，但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挟天子以令诸侯，当然有好一点的，但也终归做不到周公那般的气度潇洒。

周公最著名的故事，大概就是曹操所说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了吧。周公对受封鲁国的儿子伯禽也说道：“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周公之贤，可窥一二。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愈。在这天下未定之时，武王却染不治之症。这对于新生的周王朝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周公带上玉璧，设立祭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希望能以自己代替武王去死，恢复武王的健康。但是，他的祷词颇具意思。“（武王）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意思是武王如果在，你们（指三王）也有好的祭祀。如果你们答应我，我将璧圭献上，听候你们的吩咐；如果不答应，我就带走璧圭。周公的话，流露出明显的和祖先进行交易的语气。这在崇尚鬼神，敬奉祖先的周朝，着实有些离今叛道。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思想，也是周公精明和让人敬佩之处了。

周公恐惧流言日。主少臣疑之时，周公挑起了国家的大梁。但总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历史上饰演着跳梁小丑。管叔之流，不甘权利旁落，便散布周公要篡权的谣言。周公向太公望等人解释后，便一心一意辅佐成王。而后，又挥师消灭了造反的管叔，蔡叔，武庚的人。平定了天下。

周公死后，被成王葬于文王旁，表示不敢以周公为臣。这大概也是当时对周公最大的肯定了。

总结：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他终于从御用文人的枷锁中摆脱了。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即使，这是圣人自己的愿望，但是，历史真的能忘了这样的人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此者，唯司马迁尔。

作文二：《史记读书笔记》1700字

《史记》读书笔记

韩燚　　　贸经１４０２　　　学号：２１２０１４１５８８

１、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２、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３、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上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４、刘邦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５、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７、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

８、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９、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１０、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

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１１、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１２、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晧晧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蠼乎！”

作文三：《史记读书笔记》4400字

《史记》读书笔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构建了一套新的史书体制，由西汉时期司马迁撰著。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在现代的中国，《史记》几乎是被视作是一部文学作品在看待．后世有许多文学作品借鉴了《史记》的笔法．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今之变”

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

太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读《史记》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他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第一位是留侯张良．他出身很富贵，也遭遇很多不幸，最后终于改掉了最初的莽撞脾气，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但是我们看他的传记，却发现，当他改掉了莽撞的脾气后，就成了一个圆滑的人．至少是内心深处是圆滑的．他会想怎么明哲保身，他会故意卖傻去学仙．

第二位是刘邦．书里讲了一些他的神奇传说，不过他的确是个奇怪的人．他毛病多得不行，贪财好色好酒，又爱骂人，不讲道义，但却有足够的眼光．东汉初年的马援曾对自己的首领的隗嚣说，汉光武帝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知礼守法，不如刘邦这样无赖．隗嚣听了很生气，以为马援在捧刘秀．其实马援当时或许说的实话，因为刘邦就是靠这一份无赖才成就了西汉大业．

第三位是孔子，他在中国的地位实在盖过了几乎所有的帝王．然而我却不知道他原来是

一位身材高大的猛士，是一个喜欢策动叛乱的革命分子．

第四位是淮阴侯韩信为保性命甘受胯下之辱以及漂母舍之饭，信曰：“吾必有以重报母。”可见，韩信有多么自信，他好像明白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胯下之辱与他的使命相比，当然算不得什么。历史上另一个人也曾因贫困，受过一个老婆子的救济，他与韩信不同，却是大大方方的吃了一回，然后摸一摸嘴，抬起屁股走了。他的神情充满了高傲，很多年以后，他也以千金报之。历史学家们评价，他比韩信更有胸襟。可惜他的名气却不如韩信响亮。

读完《史记》，合卷之后觉得收益良多。主要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是钦佩司马迁敢于说真话。在当其他同僚为迎合汉武帝的情绪大加贬损李陵时，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位微人轻，面对因李陵的叛逃而愤恨不已的汉武帝敢于直面呈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受其他人的影响，没有一丝为己的私心，冒着触怒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别人争取合理的判处。以现在很多人的眼光看，司马迁的确很傻、情商太低，在不适当的场合做了最不适当的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九个字说起来简单，扪心自问，是不是每个人能够真的做到呢，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实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但往往有些人抱着“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做“违心”的事，结果损人不利己。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戴着假面具，不需要做“伪君子”。做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好人，才是人之本。

二是敬仰司马迁的执着。在汉代，腐刑是羞辱之刑，受腐刑之人通常会受到社会的鄙视和嘲笑，是可耻的。司马迁自己也以“刑余之废人”自称。但是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而颓废，没有因为受到腐刑而被彻底击倒。尽管刚开始时委屈、愤懑、耻辱，甚至一度想自杀，但是最终还是痛定思痛，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当中去。没有把受过腐刑当成甩不掉的思想包袱，反而激励了自己“舍小义，雪大耻”的决心，最终通过《史记》这部巨作执着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甚至汉武帝在看了《史记》之后也为司马迁所感动，特别是在汉武帝晚年，经过“巫蛊之乱”之后，他对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长时间的反思，最终向司马迁委婉表示了李陵当年之事确实有可恕之处，实际上是对司马迁间接地道歉。从某种程度来讲，司马迁最终取得了胜利。当今社会，执着实际上也是做事的根本。从小方面讲，我们从事的水利事业需要执着才能完成各项艰巨的科研任务，才能真正做出成绩；从大方面讲，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奋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更需要数代人的执着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史记》的“以人为本”是以单个人为本，是小为本，而胡**提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是大为本。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看完《史记》后，就仿佛作了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时代的一切，回顾了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其中用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看完《史记》后，就仿佛作了一次和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作文四：《《史记》读书笔记》900字

《史记》读书笔记

姓名：**霞　　　　　　　　　　　　　　　　　　　　　　　　　　　　　　　　　　　　　　　　　　　　　　　　　　　　　学号：２０１２０１１３３４

最近正在阅读《史记》，作为我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而作为其作者的司马迁更是因其而铭刻于青史。

还记得司马迁编写《史记》的宏愿：“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历史，各家评说不一，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读《史记》一书，它确是司马迁历尽心血而成的一家之言，但却总觉得它遵循了先秦历史传记的原则：“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读司马迁之《史记》里的人物传记，始终可以看到这一为人立传的原则。

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我们离我们民族的本源渐行渐远，总有人说我们是没有根的一代。是啊，西学东渐之后，我们接受着西方的思想与文化，我们抛弃了太多属于我们民族本源的东西。我们被束缚在这近百年的小小的传统里，遗忘了我们华夏五千年的传统。我们已找不到去哪里扎根。

华夏大地之广阔，我们生根于其上。而负载着华夏大地的，正是民族与文化。然而在这广阔的的大地上，却被西来的黄土覆盖，不去挖掘，便不会找到我们民族的生根的土壤。乍看之下，我们以为表面的那层黄土便是我们生根的土壤。

近百年由西方提出的寻求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真实，我开始去以一个有欲望、会犯错的普通人的模板去分析历史人物，然后觉得所谓的中国的史书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宣扬功绩的统治工具而已，觉得所谓历史不过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谎言而已，觉得在专制的王朝里留下来的不过是一部语言精美的小说而已。

然而现在想想，自汉以后，历史选择了儒家，作为儒家至圣的孔子，其推崇的正是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写史以此为原则本是理所应当。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史书的用处在于以史为鉴，以“三不朽”为原则写出的史书，不正是可以将此用处发挥得更好吗？不是更加可以警示世人，培养仁人志士吗？

然而困于这百年来的对于历史的观点，对于史书，对于《史记》做出了如此误会。

追寻历史的真实没有错，但是我们观阅历史的原则不正是以那时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来解读吗？然而囿于追求真实历史，却将这一原则视为无物，也是实所不当。

今读《史记》，得出这一体会，也许是最大的收获了。一本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体会，相信以后然会有更多的体会与收获。

作文五：《《史记》读书笔记》13200字

《史记》

一、

导言：

文学史上研究一位作家，通常先研究作家的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这样就可以将作家放置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加以评述，避免用现时代的标准来对古人求全责备。这一研究方法的提出出自《孟子》一书。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是说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们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由此可知研究生平事迹及其所生活的时代是与古人交友的方法与途径。

（补孟子知人论世说，原文如下：

《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一个乡村的、国都的、天下的优秀人物便和一个乡村、国都、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我们截取最后一段，只不过是为了论证说明的需要，断章取义罢了。孟子这段论述交朋友的言论，我想可以这样阐释：首先自己应是一个值得别人交的朋友，这个值得的标准是优秀，即所谓善士；其次，应与天下间优秀的人物交朋友；最后，与天下优秀的人交朋友你还觉得不够，就与古之圣贤交朋友。也就是说先与现实中的人物交朋友，再与历史中的人物交朋友。做到第一点需要修身，第二个层次恐怕少有人做到，能与世间风云人物之一二交友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如今现实的情况是我们若从事古代文学专业，就须尽快步入第三个层次，与古人交朋友。事实上我们大都达不到与古人交友的层次，这不是说古人比今人高明，我们现代人不够资格与古人交友，而是古今之间认知尚且困难，理解就更不易了。不理解就谈不上知心，不知心当然就算不得好友了。与古人交友是寂寞孤独的，老子说：“子（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钻故纸堆去找朋友，只能是单向交流，他讲你听，任你赞叹或批评，他在九泉之下也无法给你回应。不甘寂寞的人不可能与古人为友。孤独寂寞毕竟不是生命的健康状态，为了摆脱孤独的命运，出路只有一条，与研究古人的人做朋友，孤独的人因为共同的工作或事业走到一起。所以我的观点是学古代文学的学生除了多读经典，也应以文会友，多交现实的朋友，借以冲淡身上的酸腐气。）

我们既然研究《史记》，那么司马迁的生平及其时代的研究也应在必然之列。借此我们想获得一点对司马迁的认知，这是我们理解《史记》的基石。

１、司马迁的家族谱系及生平事迹

司马迁研究

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我们从其家族谱系的研究开始，因为自古成名作家往往家学渊源深厚，家族传统对其影响深远。

研究司马迁家族谱系及生平，其可靠的资料很少，主要有《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要读懂《太史公自序》就必须参考“三家注”，即宋（此宋非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建立的赵宋，而是刘裕经过“金戈铁马”建立的刘宋，即南朝宋、齐、梁、陈的那个宋，说起刘裕，辛弃疾有首词提到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小名寄奴；金戈，青铜戈；铁马，披着铁甲的马。刘裕出生时亲娘就死了，家里人连自己都养不活，何况一个孩子，于是准备弃婴，他的姨娘闻讯赶来把他抱回家抚养，从此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名寄奴。长大后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参了军，由于作战勇猛，屡立战功，作了将军。他没有受过教育，少受陈见的束缚，有胆略见识，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他靠军功，靠北伐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推翻东晋没落王朝，入主宫廷。）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司马迁传》大部分都是直接引用《太史公自序》，增加了司马迁写给他朋友任安的一封信——《报任安书》，其中提及了司马迁后代子孙的情况，很多人都以为司马迁受宫刑，定然是无后了，其实他有一个女儿，受宫刑是在他结婚生子之后。

司马迁在自序中将其家族谱系追溯到颛顼时期。虽不一定可靠，但也有必要一提。在五帝（三皇：伏羲氏作八卦，燧人氏砖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易大传》：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一的颛顼时代，重为天官，观星象，黎为地官，看风水。经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之后，重黎二氏合一，司马氏就是重黎氏中的一支，司马氏世世代代掌管周朝的历史，虽为史官，但仍具老祖宗的遗传，占卜星历样样精通。周朝衰微，有识之士纷纷出逃，如老子见周室大厦将倾，遂骑青牛，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司马氏这一族人也走了，跑到晋国之后，家族成员分散，有的去了卫国，有的去了赵国，有的去了秦国。用句俗语来描述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树倒猢狲散。历史上将这种文化人离开周王室奔向诸侯国的现象称为文化下移。文化下移带来了士阶层（即知识分子）的崛起。

选择的方向不同，前途自然各异。以史为鉴，有资于治道，故卫国的一支有人爬到了丞相的位置。跑到其他两个国家的司马氏成员都转了专业，在赵国的一支弃文从武，学习剑术，以剑道显名；在秦国的一支投笔从戎，作了将军。那个作了将军的司马氏成员名叫司马错。这个司马错想来口才智慧还算不错，曾与“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狮”的张仪在秦廷辩论，张仪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主张伐韩以威胁周天子，“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

诸侯，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从经济角度出发，主张伐蜀以加强国内的经济基础，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且攻韩，劫周天子，会刺激东方大国的注意，只有伐蜀能得实利，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可谓眼光长远。秦惠王听取了司马错的意见，并让他带兵拿下了蜀地（四川成都）。司马错的儿子史书无载，他的孙子司马靳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在秦赵长平之战时，跟着白起坑杀了赵军降卒四十五万人。本来可趁长平之战的胜利，一鼓作气，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城，但当时身为丞相的应侯范睢恐白起的功劳太大，自己的地位不保，遂以士卒疲敝为由建议秦昭王将白起召回。白起被迫班师回朝之后，心里很不爽，以后每次出征，他都称病不行，之后秦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秦昭王又请他出征，他还是不肯为将，太不给秦昭王面子了，秦昭王一生气，就将他处死了。可能司马靳是白起手下得力的将领，是忠心的追随者，也就一同被处死。司马靳的儿子史籍亦无载，他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主管铁的官，应该是个肥缺，铁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这种垄断行业的官员自然是生活无忧的了。司马昌的儿子叫司马毋怿，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汉市长就是汉市这个地方的地方长官，估计与我们现在的镇长同级。司马毋怿的儿子司马喜为五大夫，五表示爵位等级，是大夫中较低的等级。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从司马谈这一代开始，又干起了老本行，做回了史官，成为汉朝的太史令。

在司马谈未入长安做太史令之前，他们一家人都在乡下以农为业，过着农耕放牧的生活。司马迁自己说：“十岁诵古文。”恐怕就是十岁跟随父亲到了京师（长安），随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他的少年时代，正是国家最热闹的时代，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大获全胜；张骞奉命通西域；立乐府，由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词，大音乐家李延年制谱并演奏。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陶潜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司马迁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旅行的路线已无可考，大致经过以下几个地方：

湖南长沙：屈原自沉汨罗江；贾谊不得意抑郁而死。

九嶷山，虞舜屠龙力竭而死之后所葬之地

浙江会稽山，即会计，传说夏禹曾在此山会集诸侯记功封爵，因此得名，是禹所葬之地。山上有一洞穴，传说夏禹曾进去过，因此称为禹穴。会稽又是夏禹后裔越王勾践的都城。

姑苏山（苏州市）

山东曲阜，孔里，孔庙

薛（山东滕县），“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孟尝君好客养士，大量招

致天下豪杰侠客，有六万多胡人家迁居薛城，遂形成豪强风气。

江苏徐州（彭城），楚霸王项羽的　。彭城西北沛郡是曹参、周勃、樊哙、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是萧何与刘邦的家乡；沛郡的靳县，是陈涉、吴广起义的地方。

河南开封（魏大梁），魏公子信陵君礼遇夷门（大梁城东门的名字）看守老人侯嬴，老人献窃符救赵之计。

司马迁旅游回来之后，进入仕途，做了郎中（皇帝侍从），多次陪着汉武帝巡视郡县和祭祀五帝。南越王赵它的丞相吕嘉弑王反叛，汉武帝令路博德领军讨伐。不久夜郎、邛、笮、滇等国先后归顺汉朝，等这些地区局势稳定之后，汉武帝就派专人视察和安抚，《自序》“奉使郄正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可能这时司马迁已得武帝信任。

在司马迁出使期间，武帝决定封禅。所谓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和梁父（泰山下的小山）祭祀天地，“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并标明自己是上天之子，受天命以统治天下万物。秦始皇也曾去泰山封禅，很不巧的是那天遇到暴风雨，弄得很狼狈，嬴政在松树下躲雨，因遮雨之功，遂封松树为“五大夫”。儒生听说秦始皇遇到风雨，都暗暗讥笑他，认为他没有多大功德，不配举行这种大典。其实，哪里跟什么功德相关，只因秦始皇出门之前没有看天气预报。

汉武帝封禅，司马谈本是跟着的，但他在途中竟然病倒了，只好留在洛阳治病，没法参与那笼中的盛典，遗憾非常，他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恰逢司马迁出使归来，得知父亲重病，赶到洛阳。司马迁知命不久矣，拉着儿子的手流着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之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想接过老祖宗手中的接力棒，但他现在已没有力气跑下去了，只有把这根棒子交给儿子，怕儿子不重视，以孝的名义给儿子以压力，“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言外之意是说，我就快不行了，侍奉我就不必了，事不事君我不管，但一定得立身扬名，接过我的事业，把这本史书写完。这样，我死也瞑目了。“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向孔子学习，自孔子绝笔之后，再也没有人写史了，这正是你完成伟业，成为第二个孔子，扬名立身的好机会。司马迁流着眼泪应承父亲的嘱托：“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我虽然不聪明，也定要试一试，不辜负您的教诲和期望。

司马谈死后不久，司马迁便赶到泰山向武帝复命，同时参加了封禅大典。这次封禅是在公元前１１０年（即武帝元封元年）举行，武帝因此特地把年号改为“元

封”，表示“是岁始建汉家之封”（《自序》）。封禅完毕之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向匈奴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十八万骑兵。武帝听信方士的话，想求见所谓蓬莱神仙，以求长生不老，便继续往各地去巡祭天地。后来跑遍名山大川，还出过海，也没能遇到神仙，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甘泉宫。不过在此之间，他也做了件好事。早在公元前１３２年，黄河在瓠子（河南濮阳）决了口，泛滥成灾，当时武帝曾命汲黯、郑当时征发犯人去堵塞决口，可武安侯田蚡却认为：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武帝觉得他说得对，做事不能违反天意，便改变主意，中止了塞河工程。这次巡祭山川，总算想起了这未完工的塞河工程。他派汲仁征发兵卒数万人去恢复塞河工程，自己随后亲自视察，并令文武百官负薪塞河。塞河工程的艰巨场面感动了汉武帝，作了两首悲凉的楚歌，感叹“河伯不仁，泛滥不止”，默祷“宣房塞兮万福来”。事后，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兴建了宣房宫，以示纪念。司马迁扈从武帝，亦亲临其地，感到水利对于民生的重要，遂作《河渠书》。

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公元前１０８年，司马迁二十八岁，父亲的三年之丧过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在汉代，通称太史公）。应劭《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的事情，同时兼管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在汉代统治者眼里，不过是一种低贱的职司，“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与算命卜卦的巫师相近，可见身份地位低下。尽管如此，历代的史官并不因此感到卑微，他们往往为人正直，不屈服于权势，为记载天下大事的职责而自豪。

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收集资料，为写《史记》做准备，他感觉到这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自序》）周公与孔子之间，孔子与司马迁之间是否真的相继隔了五百年，恐怕未必，不必细究，这句话也就是个心理暗示：轮到我了！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神圣化，找到完成这一艰巨事业的精神支柱。

写《史记》是其一辈子的事业，但不是他的职业，他既然领受俸禄，自然还得去执行自己职分以内的事。古代统治者相信战国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相生相克的原理，附会帝王的更迭和朝代的兴替。秦人认为自己承应水德，所以采用《颛顼历》，因为颛顼以水德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土克水，汉灭秦，自然汉朝承应土德，《颛顼历》不再适应新兴的汉帝国。武帝既已完成封禅大典，表明汉家已经名正言顺地统治了天下，这就要求用新的一套典章制度去巩固自己的政权，改历成为改制中的重大项目之一。

改历的工作由司马迁、唐都、落下闳、邓平等人共同担负，公元前１０４年，新历制成，朝廷宣布改历，此历法名《太初历》，即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夏历。和因封禅而改元一样，武帝又把年号元封改为太初。

过了五年安静著书的日子之后，第六年（即公元前９９年）司马迁的人生发生转折。这一年李陵带兵与匈奴战，兵败投降匈奴，未能自杀殉节。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受牢狱之灾。一年后，被判诬上，定为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赎罪，或者改受宫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拿不出巨款，又得不到朋友的帮助，为了完成他的著作，他毅然接受宫刑。

公元前９６年，司马迁四十岁，出狱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虽是一种掌管机要的显职，但却是宦官。公元前９３年，他给朋友任安写了一封回信——《报任安书》，申明自己隐忍苟活是为了发愤著书。

关于发愤著书，司马迁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些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

１、《史记·鲁仲连列传》：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羑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

西伯侯姬昌是纣王手下的一名高官，后因武王伐纣成功才被追封为文王。文王因与纣王审美观不同而被拘留。据鲁仲连所说，九侯、鄂侯、文王是商纣王手下地位极尊的大臣，九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是一个温柔贤惠的美女，九侯为讨主子欢心就把女儿献给纣王作妃子，没想到纣王不但不领情，反觉得姑娘不中他的意，心里很不爽，大约那姑娘在纣王眼里是个木头型的冷美人，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纣王喜欢的是妲己那种狐媚型的娇艳女子。纣王心中不称意，就下令把九侯剁成肉酱出气，鄂侯为九侯争辩，说九侯是一片忠心，无意触怒大王。纣王迁怒于人，把鄂侯做成了人肉干。文王不敢强辩，只微微叹了口气，纣王不好因叹口气就杀掉重臣，只好关他的禁闭。“羑”通“牖”，即今河南省汤阴县以北的牖城。坐牢无事，正好读书，文王研究起八卦图，相传八卦为伏羲所画：

（记忆卦画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巽下断，坎中满，离中虚，艮覆碗，兑上缺）

为表示复杂的客观世界，八种符号远远不够，文王就将符号按上下位置排列组合得六十四卦。

２、《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游历于陈国、蔡国之间，楚王听说孔子是个贤人，就派人去迎接他，陈、蔡两国的执政大夫心里就犯了嘀咕，心想：楚国是邻近的大国，孔子一旦为楚国所用，我们这些小国的执政大夫就危险了，因为我们的执政观念和方法与孔子的想法不和，他得势之后，肯定会拿咱开刀，于是相约发兵围住孔子师徒一行人，不让他们到楚国去。后来子贡溜了出来，找到楚昭王，楚昭王派兵迎接孔子，孔子才逃过一劫。

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一的叔孙氏手底下的一个小兵捕获了一只麒麟（龙、凤、龟、麟，四大神兽），麒麟，圣兽，只有在太平盛世时才出现，乱世而现，其命恐不久。孔子见麟而叹，自己的命运就像这只麒麟。转念一想，我不能就这样如蝼蚁般死去，“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共２４２年。

孔子为何而作春秋？

《孟子·滕文公》：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董仲舒：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以达王事而已矣。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得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ｊｉā，融洽）。

次，排列，加工，整理，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较符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声明。

３、楚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也有人认为楚怀王的儿子楚倾襄王放逐屈原于湖南长沙而后作离骚。

４、《论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将左丘明放在前面，借以自重，看来左丘明应是比孔子年纪大些的长者，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孔子活了７３岁，左丘明恐怕比他要长寿，因为据《十二诸侯年表》在孔子死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５、同学之间的倾轧。孙膑与庞涓都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他们还有两个同学：苏秦、张仪，学得是游说（外交，又名国际关系）。苏秦、张仪，一个合纵，一个连横，事业不同，却也能相互帮助，苏秦先富贵，资助张仪游说秦王，张仪在秦国立足后，发誓只要苏秦在一天，就不会破坏他的合纵事业。孙膑与庞涓两个人就不同了，庞涓先在魏国得意，荣升大将军，怕孙膑出山后，自己那点能耐敌不过孙膑，地位名誉不保，遂先下手为强，把孙膑招来，借魏王之手将孙膑两脚砍掉（膑刑），还在他脸上刻字（黥刑），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后来齐国的使者来魏都大梁访问，孙膑抓住机会跟齐使见面，齐使慧眼识英才，把他偷运到齐国，齐威王拜孙膑为军师，后来在齐魏交兵时，用减灶法诱敌深入，大败庞涓于马陵。

６、吕不韦为秦相时，学习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的养士遗风，养士三千人，使人人著文，集食客所著文成《吕氏春秋》。书成，悬之咸阳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辄与之。

后因嫪毐后宫淫乱之事而受牵连，同时嬴政为掌大权，遂让吕不韦归其封国。

７、韩非口吃但擅文章，见韩之削弱，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孤愤》、《五蠹》之书传至秦，秦王见之，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囚秦乃因同学李斯（同师从荀子），李斯忌贤害能，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理阐明韩非为韩国王室后裔，必不肯尽心为秦国办事，人才不为己用，就得杀掉以除后患。于是秦始皇将韩非囚禁，李斯乘机毒杀。其实早在《谏逐客书》中，李斯就批驳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现在他却拿以前批判过的

观点来害人，可见为了名利，人可以随时改变立场。

８、《诗经》３０５篇，绝大多数都是爱情诗，圣贤发愤为作的也有，如表现亡国之叹的《黍离》。

司马迁整段话比物连类，不顾其实，书愤而已。

司马迁具体卒于何年，因何而死，史书典籍均无明确记载，至今尚无定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序其生平事迹，但他不能预测自己何时死，因何而死，更不可能记录。《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本应该记载司马迁之死的，却没有记载。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亦未尝注明。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子长游踪》中说：“（迁）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他判断司马迁死在武帝末至昭帝初这段时期之内，但未说怎么死的。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认为司马迁死于汉武帝统治末期，约在后元二年前后，也未说怎么死的。司马迁卒年已不可确考，“与武帝相终始”，几已成定论，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然其死因却尚可争论。

郭沫若先生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中说：“似乎司马迁之死，有点不明不白??可能是不自然的骤死。”第二年郭沫若先生在《关于司马迁之死》一文中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度下狱而死，对“不自然的骤死”作了解释。郭沫若先生主要根据两条材料：

其一，在《太史公自序》篇末，裴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其二，葛洪在《西经杂记》卷六说：

（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葛洪所论基本与卫宏所述一致。同样的材料还被陈寿引用到《三国志·魏书·王朗传》中，王朗之子王肃与魏明帝曹叡问对，曹叡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对曰：“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以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卫宏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学者，他的话可信度应该高一点，葛洪与陈寿都是晋代人，他们的记述很可能就是根据卫宏的言论。

“有怨言，下狱死”，是因果句，“有怨言”是因，“下狱死”是果，司马迁果真是因有怨言而下狱死的吗？

依据上述材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

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史记》（那时司马迁自名曰《太史公书》），就让他把已完成的部分拿给自己看，想先睹为快，看过之后，对司马迁的“实话实说”很生气，便将他自己的本纪和他父亲景帝的本纪都削去了。本想治司马迁的罪，但恐授人以柄，落下个心胸狭窄的名声。后来逮着司马迁为李陵降匈奴辩护的机会，找了个大不敬、污蔑君上的理由，将司马迁下狱治罪。当时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的人，如果能用钱去赎罪，或者去受腐刑（宫刑），都可以免死。司马迁官微家贫，俸禄才每年六百石，拿不出巨款来给自己赎身，又得不到朋友的救助，为了完成《史记》，他选择了另外一个可以活命的方法，自请受宫刑。在狱中幽囚了四年之后，于公元前９６年出狱。

《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司马迁毕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至少文章写得好，《汉书·公孙弘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文章才情与当时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并列，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武帝觉得挫了司马迁的锐气，今后使用起来肯定顺手，且司马迁比一般的后宫宦官强多了，于是就提拔司马迁做了宦官之中的高级官员——中书令。中书令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据卫宏《汉旧仪》说：“中书令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大唐六典》卷九引）其职务是将皇帝的诏令下达至尚书，并将尚书的奏疏呈给皇帝，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皇帝身边做事就是近臣，沾着帝王的光，且俸禄一千石，相对于坐冷板凳看书写书的六百石太史令，说“尊宠任职”并不为过。但司马迁心里很痛苦，他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写《史记》成为司马迁唯一活着的精神支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牢记祸从口出的深刻教训，定然不会再在武帝面前评论是非了，他需要安全地将《史记》写完，在未完成之前，他不当有怨言。《史记》于何时完成的呢？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余皆出后人续补也。”李广利帅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是在公元前９０年（即武帝征和三年）。据此，可能司马迁就在这一年作了《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末尾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把《史记》一书的目录篇数字数都总结了出来，那么可能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史记》。在此期间，他给朋友任安写过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征和二年写的，信里说自己已没有资格，也不想再“推贤荐士”，为别人说好话了，虽然对于自己的受刑有牢骚和抱怨，但他第二年还活得好好的，证明武帝并未将他怎样。从受刑到写完《史记》，司

马迁隐忍了约九年时间，没有必要九年后突然愤愤不平，抱怨不断，引起汉武帝的注意，而再次下狱受刑。即使是因为巨著完成，心里已然毫无顾忌，突然大胆起来，也不至于故意口出怨言，在武帝面前自寻死路，要知道，即使你著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武帝也可以找出来，随时将其毕生心血付之一炬的。司马迁没有必要开罪汉武帝，这一点，他心里应当是清楚的，即使是因为伟业完成，也不至于狂悖。

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卫宏的话不足信，他说：“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观卫宏所言，“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三个短句连接紧密，节奏紧凑，其间隔时间定不太长，依王鸣盛考证，司马迁下蚕室受宫刑至卒于昭帝初，期间约隔十余年，卫宏的话自然就与情理不合。

郭沫若先生又根据桓宽《盐铁论·周秦》中的有关论述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次下狱死，其记载如下：

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仪，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

文中所谓“今”，指距离盐铁会议召开的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很近的年代。当时有的人下蚕室成为太监之后为皇帝所用，做皇帝的跟班，俸禄丰厚，地位显耀，与司马迁经历类似，郭沫若先生疑心这有的人就是暗指司马迁。司马迁受宫刑后做了中书令，官阶很高，可谓“载卿相之列”，“就刀锯”很像是指司马迁再次下狱死。当时做了太监而后为人主所用，身以尊荣的人，何止司马迁一人，且所谓“就刀锯”不一定就是指死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刀锯”指的是宫刑。仔细分析《盐铁论》中的这段文字，“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应当这样理解：所以有的人靠做太监爬到与卿相等列的位置，他们因此而受到宫刑的痛苦是得不到君子的理解和同情的。“不见闵”的原因早已由上句——“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交待清楚。更何况司马迁不是“无行”、“贪利”之人，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可谓尽职尽责；他“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报任安书》），可谓正直敢言。如果说他贪，也不过是贪名而已，而非贪利，他重名，欲“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太史公自序》）。桓宽是有识见的学者，虽瞧不起太监，也不至于污蔑司马迁。

朱似愚在《从“史记”的整理说到司马迁的卒年》一文中较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他说：“卫宏的话，正是郭沫若先生所谓‘不自然的骤死’的一个有力

的证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司马迁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之祸而死，则最有可能的就是武帝所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汉书·车千秋传》）之无辜牺牲者了。”因巫蛊之祸而死的人数以万计，司马迁见及巫蛊案，《史记》中有不少证据，如《田叔列传》：“田仁主闭守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那么司马迁是因巫蛊案受牵连而死的吗？武帝只是说“流及士大夫”，司马迁当时已不在士人君子之林，不可能受祸。司马迁说：“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报任安书》），曾为太史令，太史令在下大夫之列，而今他已是太监，早不在大夫之列了。又说：“乃欲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报任安书》）”证明他与士人君子不再是同类。一个不再“论列是非”的人，一般不会再受牵连。

那么司马迁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李长之在《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中说：“以他（司马迁）的倔强，自杀很有可能，他觉得任务已了，或者就不必苟活了的吧。——《史记》的创作，差不多占了他半生！”笔者亦疑心他是自杀的，他将全部的激情与热血都熔铸在《史记》里，《史记》成书之后，他不用再含辱忍垢、隐忍苟活了，面带微笑、含泪而死，当是他人生的结局。面带微笑是因为他完成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算是对父亲有交待了，且以他的才气和呕心沥血的努力，《史记》定然会盛传于世，“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应该是做得到的。眼中含泪是因为可遗憾的事情太多，自己受了宫刑，有辱祖先，断了司马家族的香火，无颜见黄泉之中的父母先人。没有一个真正的知己，只能在孤独中离开人世，太凄凉。

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寂寞在，他不止是愤懑，也有同情与热爱在。他羡慕管鲍之交，憎恨“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孟尝君列传》）的世态人情；他同情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称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每观其文，“悲其志”，“未尝不垂涕”；他爱奇，尤爱人中之奇（杨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项羽、李广都是才气过人，有着英雄的魄力与豪情，这样快意的英雄竟都是自刎而死。这些人都是和司马迁的精神最相连属的，所以写到他们的文章——《屈原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司马迁“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报任安书》）；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早已嫁给了后来官至丞相的扬敞；在下狱遭刑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恐怕这之后连一个说话的朋友也不再有。只有写《史记》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可以借历史人物抒情，在历史里宣泄他的爱恨情仇。《史记》完成之后，他连这块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失去了，失去了自语的平台，连同多年来的坚忍，终于可以轻松了，紧张过度的神经也就突然间断裂了。

桓宽在《盐铁论·周秦》中说：“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

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受过宫刑的人在士人君子眼中就不再是人了，人人以之为耻，遇见宦官，这些君子恐怕会以白眼相待。司马迁本欲“列于君子之林”（《报任安书》），但他却为君子所不耻了。司马迁崇拜孔子，他继《春秋》而作《史记》，对孔子是“心向往之”，入孔庙则“只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然而“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报任安书》），连自己的精神偶像孔子也以太监为耻，怎么不能让他伤痛欲绝。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司马迁著成《史记》，应堪与泰山比重了，他不能再受辱，选择自杀是心中苦痛的文人比较有尊严的维护人格的方式。

作文六：《读书笔记史记》1500字

读书笔记史记

读书笔记史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芷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盼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堇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揩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　》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庭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　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浣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掀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　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紧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砰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虐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练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颔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蔟识～丰富了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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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本既生胞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歙

读书笔记史记对于《史记》～鲁迅曾赞　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中玟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为何能得胀到如此高的评价，在暑期读完“史记二十瑚篇”后～我找到了答案。

首先看这二十　篇文章的题目～很容易就发现题目是由人　名与“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组成钛。其实上述的“本纪”“世家”“列传”孪～还有“表”“书”都是体例～表示不同逑类型的文章。如此一来～通过题目～我们炷就能大概了解文章的内容。例如：《商君襦列传》～“列传”是记述帝王诸侯以外的仆人的生平事迹～所以这篇文章是关于商鞅　的生平的。能在阅读文章前把握文章的大　方向～对我们阅读《史记》犹有意义～只т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莽中悟出道理。

阅读《史记》～就仿佛进沂行一次时空的穿梭～回到几千年前体验一潲趟历史之旅。司马迁用丰富多样的语言～义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轺同时～司马迁也是不偏不倚的。正所谓“劾人无完人”～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帝皇将做相也好、千古英雄也罢～都有其独特的优拧点和不可避免的缺点。例如～西楚霸王项惰羽～虽然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最后落诚得“四面楚歌”的下场～但司马迁也注意才到他所拥有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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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的军事才能。作者碴的笔墨恰到好处～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也保祭持着一份难能可贵的理智～没有因融入个癍人情感而添油加醋。

很多着名的历史事痱件于我的眼前再现～牵动着我的思绪与情站感～或因一丝失误而唏嘘感叹～又或因取氚得成功而兴奋不已。正是司马迁在《史记思》中对每一位人物客观的描述～对每一件痂历史事件详尽的记载～使得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在阅读《史记》时～能得到更加烬深刻的感受：学习人物的优点～领略成功捌的秘诀，也要以过去的失败为鉴～吸取前远人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正所谓“　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完这《史记》二十抡篇后～我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毒想交流～确实是受益匪浅啊。

为了能向闼世人呈现《史记》这部千古名作～作者司屦马迁付出的心血～除了他自己～我们都不榍得而知。据说《史记》的内容有一半是司瘸马迁在狱中编写完成的。我能想象监狱中　的环境十分艰辛～而他所受的刑罚也肯定　不轻～但回头看看纸上的文字～条理清晰陡、详略得当～还有许多名句、四字词今人　仍在沿用。若不是事先知道～谁又能想到候这如此大的反差是真实存在的呢，顿时～　我对司马迁肃然起敬～对他的心血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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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七：《史记读书笔记》1300字

《史记》读书笔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史记》中对古代优秀任务的颂扬，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对丑恶现象的揭露，显示了中华民族嫉恶如仇的精神品质。

其中的大禹治水，表现了一个为民造福的大英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塑造中，可以看出他的心非常善良，肯为别人付出。他治理了九条河流，为人民立下了丰功伟绩，也体现了劳动人民改变大自然的雄心壮志。我还从赵氏孤儿，塑造了忠臣程婴和公孙杵同奸臣屠岸贾斗志斗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于忠诚、善良、正义；鄙视邪恶，痛恨不忠不义。其中的《武王灭纣》通过文王和武王用他们的仁义、善良为民造福，让百姓安居乐业，和纣王的残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陈胜吴广》的故事讴歌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带领奴隶推翻秦朝的暴政。陈胜从起义到牺牲只有６个月，然而他点燃的反秦之火越烧越旺。《飞将军李广》写的是飞将军李广爱兵如子抵抗匈奴进犯，保卫国土，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人民的爱戴??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著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著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啊。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作文八：《史记读书笔记》15000字

《史记》读书笔记

一、

导言：

（补孟子知人论世说，原文如下：

我们既然研究《史记》，那么司马迁的生平及其时代的研究也应在必然之列。借此我们想获得一点对司马迁的认知，这是我们理解《史记》的基石。

１、司马迁的家族谱系及生平事迹

司马迁研究

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我们从其家族谱系的研究开始，因为自古成名作家往往家学渊源深厚，家族传统对其影响深远。

司马迁序家谱大概是跟屈原学的，屈原在《离骚》里的第一句话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先秦时无论贵贱皆可自称朕，秦始皇时开始为帝王专用，父死曰考，母死曰妣，有个成语叫如丧考妣，就是说像死了父母一样伤痛，含贬义。皇考，即远祖）现代社会仍有人序家谱，它给同姓人之间拉关系提供了机会，见了面也许会说，百年前大家本是一家人。人都有点虚荣心，大家都往富贵者身上靠。穷人序家谱表示我们祖辈曾富贵过，富人序家谱表示我们祖辈原本就是富贵人家，自身的富贵是命定的传统。序家谱的现象说明我们有一种血缘情结，司马迁亦不能例外，并且他的一部《史记》也正是依照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这一血缘一统论建构的。

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论，在学术史上有一篇非常出名的文——《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作了评论，有点学术综合的味道在里面。当然，先秦诸子不止上述六家，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有九流十家。司马谈的三个老师，杨何我们知之甚少，唐都后来与司马迁一起制定过太初历，想来应是个长寿的人，至于黄子，其真名已不可考，子是敬称。两汉初期流行黄老学说，一般来说黄指黄帝，老指老子，后来有人疑心这个黄与黄子也有莫大关系，史书虽未载其名，却记载了他与辕固生（四家诗中齐诗的开创者）在汉景帝前争论汤武革命（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

《儒林列传》中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商汤、周武王不是承受天命，是以下犯上，是弑君。他用儒家的理论以下犯上曰弑来质问和挑衅辕固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敝，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没法解释，厚着脸皮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耶？”直接诉诸统治者的权威来压倒论敌，结果弄得汉景帝不好意思，忙出来解围，“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次辩论不欢而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讨论这个问题了。

司马迁的生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１３５年，一种认为他出生于公元前１４５年，前后相去有十年。这两种说法都是根由《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自序》原文：“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司马贞《索隐》说太史令年二十八，在“太初元年”下，张守节《正义》说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谈死于元封元年，即公元前１１０年，“卒三岁”就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１０８年，若《索隐》是正确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么他就应该生于公元前１３５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太初元年是公元前１０４年，若《正义》正确，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么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１４５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的《太史公年考》及郑鹤声的《司马迁年谱》支持张守节，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及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支持司马贞。我也是李长之的支持者。

生年考订，有人觉得无关紧要，相差十年没有大关系，只要不是相差的太离谱。事实上大谬不然，只有通过考证确定原始材料，我们的研究才有根基，我们的结论才经得起考验。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之所以将其与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是因为《史记》中亦充满了浓烈的情感和奇特的浪漫，若司马迁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他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作品，正好与《史记》中的浓烈情感，浪漫情怀相适应；若是早生十年，《史记》就是他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是一部成年人的作品，年龄越大，理性的束缚就越深，浪漫的激情恐怕少有了，与《史记》奔放的激情有些不类。

司马迁生于龙门，即今天陕西省韩城县附近的龙门，相传那里曾有一座龙门山，大禹治水时为疏导黄河，将此山劈成两半，对峙在黄河的东西两岸，就像敞开着的两扇门，地势非常险要，只有神龙才能由此飞腾而上，所以人们称它为龙门。每年春天，有许多大鲤鱼逆流而上，游集于龙门之下，竞相跳跃，跳上龙门，

便有云雨相随，化龙升天，民间“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就是由此而来。司马迁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

湖南长沙：屈原自沉汨罗江；贾谊不得意抑郁而死。

九嶷山，虞舜屠龙力竭而死之后所葬之地

姑苏山（苏州市）

山东曲阜，孔里，孔庙

薛（山东滕县），“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孟尝君好客养士，大量招致天下豪杰侠客，有六万多胡人家迁居薛城，遂形成豪强风气。

河南开封（魏大梁），魏公子信陵君礼遇夷门（大梁城东门的名字）看守老人侯嬴，老人献窃符救赵之计。

其实，哪里跟什么功德相关，只因秦始皇出门之前没有看天气预报。

司马谈死后不久，司马迁便赶到泰山向武帝复命，同时参加了封禅大典。这次封禅是在公元前１１０年（即武帝元封元年）举行，武帝因此特地把年号改为“元封”，表示“是岁始建汉家之封”（《自序》）。封禅完毕之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向匈奴炫耀了一下自己的十八万骑兵。武帝听信方士的话，想求见所谓蓬莱神仙，以求长生不老，便继续往各地去巡祭天地。后来跑遍名山大川，还出过海，也没能遇到神仙，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甘泉宫。不过在此之间，他也做了件好事。早在公元前１３２年，黄河在瓠子（河南濮阳）决了口，泛滥成灾，当时武帝曾命汲黯、郑当时征发犯人去堵塞决口，可武安侯田蚡却认为：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武帝觉得他说得对，做事不能违反天意，便改变主意，中止了塞河工程。这次巡祭山川，总算想起了这未完工的塞河工程。他派汲仁征发兵卒数万人去恢复塞河工程，自己随后亲自视察，并令文武百官负薪塞河。塞河工程的艰巨场面感动了汉武帝，作了两首悲凉的楚歌，感叹“河伯不仁，泛滥不止”，默祷“宣房塞兮万福来”。事后，武帝在瓠子新堤上兴建了宣房宫，以示纪念。司马迁扈从武帝，亦亲临其地，感到水利对于民生的重要，遂作《河渠书》。

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公元前１０８年，司马迁二十八岁，父亲的三年之丧过后，司马迁子承父业，做了太史令（在汉代，通称太史公）。应劭《汉官仪》：太史令，属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

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主要掌管天文星历和占卜祭祀的事情，同时兼管文书和记载朝廷大事，在汉代统治者眼里，不过是一种低贱的职司，“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报任安书》），与算命卜卦的巫师相近，可见身份地位低下。尽管如此，历代的史官并不因此感到卑微，他们往往为人正直，不屈服于权势，为记载天下大事的职责而自豪。

司马迁当了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收集资料，为写《史记》做准备，他感觉到这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他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继承政治清明的时代），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自序》）周公与孔子之间，孔子与司马迁之间是否真的相继隔了五百年，恐怕未必，不必细究，这句话也就是个心理暗示：轮到我了！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神圣化，找到完成这一艰巨事业的精神支柱。

关于发愤著书，司马迁有一段流传很广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些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

来者。

（记忆卦画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巽下断，坎中满，离中虚，艮覆碗，兑上缺）

为表示复杂的客观世界，八种符号远远不够，文王就将符号按上下位置排列组合得六十四卦。

２、《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为何而作春秋？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次，排列，加工，整理，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较符合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声明。

也有人认为楚怀王的儿子楚倾襄王放逐屈原于湖南长沙而后作离骚。

脚砍掉（膑刑），还在他脸上刻字（黥刑），使他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后来齐国的使者来魏都大梁访问，孙膑抓住机会跟齐使见面，齐使慧眼识英才，把他偷运到齐国，齐威王拜孙膑为军师，后来在齐魏交兵时，用减灶法诱敌深入，大败庞涓于马陵。

后因嫪毐后宫淫乱之事而受牵连，同时嬴政为掌大权，遂让吕不韦归其封国。

囚秦乃因同学李斯（同师从荀子），李斯忌贤害能，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原理阐明韩非为韩国王室后裔，必不肯尽心为秦国办事，人才不为己用，就得杀掉以除后患。于是秦始皇将韩非囚禁，李斯乘机毒杀。其实早在《谏逐客书》中，李斯就批驳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现在他却拿以前批判过的观点来害人，可见为了名利，人可以随时改变立场。

８、《诗经》３０５篇，绝大多数都是爱情诗，圣贤发愤为作的也有，如表现亡国之叹的《黍离》。

司马迁整段话比物连类，不顾其实，书愤而已。

其一，在《太史公自序》篇末，裴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

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其二，葛洪在《西经杂记》卷六说：

（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

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卫宏是东汉初年有名的学者，他的话可信度应该高一点，葛洪与陈寿都是晋代人，他们的记述很可能就是根据卫宏的言论。

“有怨言，下狱死”，是因果句，“有怨言”是因，“下狱死”是果，司马迁果真是因有怨言而下狱死的吗？

依据上述材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报任安书》）写《史记》成为司马迁唯一活着的精神支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牢记祸从口出的深刻教训，定然不会再在武帝面前评论是非了，他需要安全地将《史记》写完，在未完成之前，他不当有怨言。《史记》于何时完成的呢？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投降匈奴事，余皆出后人续补也。”李广利帅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是在公元前９０年（即武帝征和三年）。据此，可能司马迁就在这一年作了《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末尾说：“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把《史记》一书的目录篇数字数都总结了出来，那么可能就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史记》。在此期间，他给朋友任安写过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征和二年写的，信里说自己已没有资格，也不想再“推贤荐士”，为别人说好话了，虽然对于自己的受刑有牢骚和抱怨，但他第二年还活得好好的，证明武帝并未将他怎样。从受刑到写完《史记》，司马迁隐忍了约九年时间，没有必要九年后突然愤愤不平，抱怨不断，引起汉武帝的注意，而再次下狱受刑。即使是因为巨著完成，心里已然毫无顾忌，突然大胆起来，也不至于故意口出怨言，在武帝面前自寻死路，要知道，即使你著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太史公自序》）武帝也可以找出来，随时将其毕生心血付之一炬的。司马迁没有必要开罪汉武帝，这一点，他心里应当是清楚的，即使是因为伟业完成，也不至于狂悖。

郭沫若先生又根据桓宽《盐铁论·周秦》中的有关论述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再次下狱死，其记载如下：

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仪，恒于苟生。何者？一日

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

文中所谓“今”，指距离盐铁会议召开的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很近的年代。当时有的人下蚕室成为太监之后为皇帝所用，做皇帝的跟班，俸禄丰厚，地位显耀，与司马迁经历类似，郭沫若先生疑心这有的人就是暗指司马迁。司马迁受宫刑后做了中书令，官阶很高，可谓“载卿相之列”，“就刀锯”很像是指司

马迁再次下狱死。当时做了太监而后为人主所用，身以尊荣的人，何止司马迁一人，且所谓“就刀锯”不一定就是指死刑。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说：“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俊哉！”“刀锯”指的是宫刑。仔细分析《盐铁论》中的这段文字，“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应当这样理解：所以有的人靠做太监爬到与卿相等列的位置，他们因此而受到宫刑的痛苦是得不到君子的理解和同情的。“不见闵”的原因早已由上句——“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交待清楚。更何况司马迁不是“无行”、“贪利”之人，他“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可谓尽职尽责；他“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报任安书》），可谓正直敢言。如果说他贪，也不过是贪名而已，而非贪利，他重名，欲“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太史公自序》）。桓宽是有识见的学者，虽瞧不起太监，也不至于污蔑司马迁。

朱似愚在《从“史记”的整理说到司马迁的卒年》一文中较支持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他说：“卫宏的话，正是郭沫若先生所谓‘不自然的骤死’的一个有力的证明。”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司马迁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之祸而死，则最有可能的就是武帝所说‘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汉书·车千秋传》）之无辜牺牲者了。”因巫蛊之祸而死的人数以万计，司马迁见及巫蛊案，《史记》中有不少证据，如《田叔列传》：“田仁主闭守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那么司马迁是因巫蛊案受牵连而死的吗？武帝只是说“流及士大夫”，司马迁当时已不在士人君子之林，不可能受祸。司马迁说：“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报任安书》），曾为太史令，太史令在下大夫之列，而今他已是太监，早不在大夫之列了。又说：“乃欲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报任安书》）”证明他与士人君子不再是同类。一个不再“论列是非”的人，一般不会再受牵连。

司马迁的情感极浓烈，有一种说不出的苦闷寂寞在，他不止是愤懑，也有同

情与热爱在。他羡慕管鲍之交，憎恨“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孟尝君列传》）的世态人情；他同情自沉汨罗江的屈原，称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每观其文，“悲其志”，“未尝不垂涕”；他爱奇，尤爱人中之奇（杨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项羽、李广都是才气过人，有着英雄的魄力与豪情，这样快意的英雄竟都是自刎而死。这些人都是和司马迁的精神最相连属的，所以写到他们的文章——《屈原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也便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司马迁“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报任安书》）；虽然有一个女儿，但女儿早已嫁给了后来官至丞相的扬敞；在下狱遭刑时，“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感叹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恐怕这之后连一个说话的朋友也不再有。只有写《史记》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可以借历史人物抒情，在历史里宣泄他的爱恨情仇。《史记》完成之后，他连这块最后的精神家园也失去了，失去了自语的平台，连同多年来的坚忍，终于可以轻松了，紧张过度的神经也就突然间断裂了。

桓宽在《盐铁论·周秦》中说：“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受过宫刑的人在士人君子眼中就不再是人了，人人以之为耻，遇见宦官，这些君子恐怕会以白眼相待。司马迁本欲“列于君子之林”（《报任安书》），但他却为君子所不耻了。司马迁崇拜孔子，他继《春秋》而作《史记》，对孔子是“心向往之”，入孔庙则“只回留之，不能去”（《孔子世家》），然而“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报任安书》），连自己的精神偶像孔子也以太监为耻，怎么不能让他伤痛欲绝。

作文九：《史记读书笔记》3500字

史记读书笔记（一）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读书笔记（二）

对于《史记》，鲁迅曾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为何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暑期读完“史记二十篇”后，我找到了答案。

首先看这二十篇文章的题目，很容易就发现题目是由人名与“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组成。其实上述的“本纪”“世家”“列传”，还有“表”“书”都是体例，表示不同类型的文章。如此一来，通过题目，我们就能大概了解文章的内容。例如：《商君列传》，“列传”是记述帝王诸侯以外的人的生平事迹，所以这篇文章是关于商鞅的生平的。能在阅读文章前把握文章的大方向，对我们阅读《史记》犹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悟出道理。

阅读《史记》，就仿佛进行一次时空的穿梭，回到几千年前体验一趟历史之旅。司马迁用丰富多样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同时，司马迁也是不偏不倚的。正所谓“人无完人”，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帝皇将相也好、千古英雄也罢，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不可避免的缺点。例如，西楚霸王项羽，虽然他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最后落得“四面楚歌”的下场，但司马迁也注意到他所拥有的不可多得的军事才能。作者的笔墨恰到好处，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也保持着一份难能可贵的理智，没有因融入个人情感而添油加醋。很多着名的历史事件于我的眼前再现，牵动着我的思绪与情感，或因一丝失误而唏嘘感叹，（ｍ．ｌｚ１３．）又或因取得成功而兴奋不已。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每一位人物客观的描述，对每一件历史事件详尽的记载，使得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读者在阅读《史记》时，能得到更加深刻的感受：学习人物的优点，领略成功的秘诀；也要以过去的失败为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正所谓“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完这《史记》二十篇后，我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想交流，确实是受益匪浅啊。

为了能向世人呈现《史记》这部千古名作，作者司马迁付出的心血，除了他自己，我们都不得而知。据说《史记》的内容有一半是司马迁在狱中编写完成的。我能想象监狱中的环境十分艰辛，而他所受的刑罚也肯定不轻，但回头看看纸上的文字，条理清晰、详略得当，还有许多名句、四字词今人仍在沿用。若不是事先知道，谁又能想到这如此大的反差是真实存在的呢？顿时，我对司马迁肃然起敬，对他的心血结晶――《史记》用了另一番感受：不仅是一部历史巨作，也是一部不知融聚多少血汗的典籍。

《史记》的语言、内容、立意都是其成就所在。但我相信，其成就绝不仅限于此，也许我们每读一次，又会发现《史记》的另一过人之处，抑或是得到另一感悟。

史记读书笔记（三）

《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鲁迅曾对《史记》感叹不已，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的创作结晶。集中着述，花了１５年左右，如果把资料的准备工作算在内，全部时间要超过２０年。《史记》记录的历史，是从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汉武大帝太初年间为止，大约３０００年。其体例为纪传体，多以人物或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样板，影响至深至远。

这样优秀的史学着作、文学作品，其孕育和创作的过程也非同一般。据史学记载，司马迁从小聪颖过人，“年十岁则诵古文”。父亲是汉武帝的史官，因此，司马迁很早就受到了扎实的史学训练。长大之后，遵从父亲遗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遍了大江南北，获益良多。

３８岁的时候，司马迁成了汉武帝的史官。官阶虽然低，但司马迁仍然感到非常荣幸，于是谢绝了宾朋交往，抛开了自己的家业，全身心投入到史学专着上，以求建功立业，为君主和国家造福。几年后一件大事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当时匈奴经常侵略汉朝，汉朝大将李陵进军匈奴，寡不敌众而且没有后援，兵尽粮绝投降了匈奴。汉武帝大怒想重罚李陵的族人，群臣争相附和，大说李陵的罪过。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说李陵为人正直，其叛逃事出有因，希望皇上能够宽恕。但汉武帝不为所动而且迁怒于司马迁，司马迁为此受牵连被处以“腐刑”。司马迁悲愤至极，曾经想自杀雪耻。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还是决定坚强的活下去，决心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于是他历经艰辛完成了《史记》一书，希望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读完《史记》，合卷之后觉得收益良多。主要体会有以下三点。

一是钦佩司马迁敢于说真话。在当其他同僚为迎合汉武帝的情绪大加贬损李陵时，身为一个小小的史官，位微人轻，面对因李陵的叛逃而愤恨不已的汉武帝敢于直面呈理，这需要巨大的勇气。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不受其他人的影响，没有一丝为己的私心，冒着触怒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为别人争取合理的判处。以现在很多人的眼光看，司马迁的确很傻、情商太低，在不适当的场合做了最不适当的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是难能可贵的。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九个字说起来简单，扪心自问，是不是每个人能够真的做到呢？说真话，干实事，做真人，是做人的起码要求，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当前所迫切需要的，也是实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但往往有些人抱着“事不关己”、“明哲保身”的处世原则，做“违心”的事，结果损人不利己。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需要伪装，不需要戴着假面具，不需要做“伪君子”。做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好人，才是人之本。

三是《史记》中“以人为本”思想。在思想上，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对“人”的思考要超过当时那个年代，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考问题，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史记》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史学模式。它选取人物的原则是以人体现的价值为本，不以成败论英雄，不随世俗论是非，充分肯定人物的历史作用，表彰个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弘扬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当前我们社会也提倡“以人为本”，但是正如**同志所说，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史记》的“以人为本”是以单个人为本，是小为本，而胡**提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是大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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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十：《史记读书笔记》1200字

《史记》司马迁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是荣幸的，这是一个有着优秀传统的神秘国度，这是一个物华天宝的泱泱大国，这是一个人杰地灵的文明古国。先贤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文典籍，作为后世子孙的我们在茫茫书海中寻觅古贤人的踪迹，感慨曾经的惊心动魄，思量曾经的纷纷扰扰，而作为华夏儿女的我在品读《史记》之后，也真切地感受到３５００多年历史中充塞的豪迈、悲壮与辛酸。不过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同时更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中《项羽本纪》更令我对项羽有了很深的感触。

武功盖世，风云际会，一举成名，威服天下，主宰苍生，英雄莫敢俯视。但大起过后即大落，大喜过后即大悲。从笑傲天下，碑睨诸侯，短短四年，被迫自刎乌江，项羽不愧为悲情英雄。

项羽，字子羽，出生在一个世代将门的贵族家庭，他不愿读书，不学习击剑，更不愿学识字，只学能指挥千军万马的兵法，这为他能成为统帅，完成他灭秦的夙愿成了坚固的基础。年仅二十四岁，拥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如此远大的抱负，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人往往不能成功。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共鸣。他的叱咤风云又重情重义，既神勇无比又亲善士兵。

爱江山，他才南征北伐，陶醉于西楚霸王的宝座；爱美人，他才随身不离虞姬。许多人觉得项羽不应该因为美色而在四面楚歌时，不开个例会，但试问，面临生死一别的边缘，谁不珍惜与爱人共度的时光？何况项羽身后这个如此乖巧的女子，难怪得到他欢心。这出于项羽的柔情，他的重情义。这位柔情似水的猛将令我佩服。

两军对战，拼死一搏，“所当者破，所击着服，未尝败北”这十二个字是在项羽本纪里，项羽对自己的评价。项羽的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如果能在如今社会中发扬，那么会多好？地震当中如果官员也秉着这种精神，那么我想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的伤亡人员。这为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的灭秦功臣让我感动。

项羽对士兵的友善，对部下的关心，同甘共苦的精神，历代是多少帝王所能做到的？又是多少现代人能顾及的？无良商贩为了私欲，剥削员工的实例比比皆是，为什么就不能学习一下他的精神呢？

项羽的果断，细腻，勇猛，感悟了我。让我明白到时机是多么重要，情谊是多么的可贵，精神是多么可嘉。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鼠目寸光，残暴不仁，妄自菲薄。

虽然项羽神勇无比，但却在处理私情方面十分不谨，对于项伯私访张良，泄漏军机，项羽却没有诛杀，导致往后与刘邦在求封汉中成了忧患之处。啊！为了所谓的信任而重用无能的亲信，特别是在事业成败个人生死的重大问题上重用无能的亲信，是如此愚蠢的行为啊！　　　　　项羽在每次战争之后，必定屠城。活生生地把人埋了，人家都已经投降了，还要这样涂炭生灵，难道这值得肯定吗？这种滥杀无辜的行为难道知道赞扬吗？

项羽的滥用私情，残暴，冲动，无一不警戒我，应该冷静、客观地面对每一件事，从多角度地去看每个问题，才能理性地做出选择。

在一个盛行“胜者王侯败者”的观念，竟然还有一个失败了的项羽受到如此的礼赞。他让我叹息，让我感慨，让我伤感，让我敬佩。他的血性和柔情，让我挥之不去，咏之不足。他虽然像流星，在历史长河中一闪而过，但他却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被人们无数次地评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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