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红星闪闪——观《闪闪的红星》有感》600字
红星闪闪——观《闪闪的红星》有感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如果是老一辈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听了一定知道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吧!没错,我写的就是这个。
这部电影是小时候外婆买来的影碟上的,我非常喜欢看。故事的主人公是潘东子,年仅十岁的他一心想参加红军,这不仅因为他的爸爸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更因为潘冬子发誓要为被敌人残杀的妈妈报仇。怀着这个心愿,冬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险为游击队送盐、送信,并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磨练自己。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感觉,他是一个聪明、机智、冷静、沉着??的好孩子。他会在战斗中破坏吊桥以切断敌人警卫团的后路;他能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他可以宁愿自己少吃些盐,也要分给红军们吃;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还可以沉着机智地应付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砍死了胡汉三,还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
他就是潘东子,一个随时被红星的光芒照耀着的孩子。电影中,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每当他遇到困难、做一些决定或者帮助红军的时候,他总会从兜里掏出一颗火红的五角星看一看,摸一摸,脸上随即露出欣慰的笑容。我想这颗红星应该是他的精神支柱吧!从他的言行上看来,他看见红星就如同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一般,也就是这颗红星给予了他力量、勇气和信心吧!
闪闪红星,红星闪闪。闪烁着革命光辉的点点滴滴,做为我们——一个少先队员,更应当有潘东子和其他如红星般闪亮的孩子们一样,至少也得有高尚的情操,懂得付出、奉献、理解、体谅、忍耐??
作文二:《闪闪的红星》1000字
闪闪的红星
1921年7月23日,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聚集了一些思想先进,有胆有识的进步青年,经过一翻研究讨论,成立了一支与以往任何党派团体本质不同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而这些青年,就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以后,他们团结百姓,同情劳苦大众,与黑暗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发展优秀的人士加入党组织,从此以后,这支队伍迅速状大,终于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形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而此时的反动势力,又岂能容忍有人与其分庭抗礼,因此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然而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反抗,愈是高压,中国共产党愈是顽强,愈是坚韧,愈是变得更加强大有力量。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又是这支优秀的队伍,他们身先士卒,打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主动放弃前嫌,与中国国民党的队伍并肩作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强烈的打击:他们破坏敌人的交通,切断敌人的给养,偷袭敌人的营地,炸毁敌人的飞机、大炮,令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强有力的配合了友军的作战。在战斗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壮大自己,他们继续发展优秀的人士入党,接受广大贫困百姓加入自己的军队。八年的抗战是艰难的,但正是这艰难的抗战锤炼了共产党,武装了共产党,壮大了共产党。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全中国人民迎来了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上下举国欢庆,人心鼓舞。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挑起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再一次投入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当中,他们作战勇猛,势如破竹,仅用四年的时间便将国民党的军队彻底打败,统一中国。从此,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和平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大生产运动,全国人民干劲十足,热火朝天,建设着自己美丽的家园……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然而局部范围内并不太平。东欧巨变,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局部的战乱仍很频繁,尤其苏联解体,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也是对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我们中国而言,也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考验。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成熟的经验,只能在摸索中前进,但我相信,在伟大的英明的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将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永远繁荣昌盛,永远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红星,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永远闪闪发光!
李长荟
2009年6月23日
作文三:《《闪闪的红星》作文》700字
[《闪闪的红星》作文]
《闪闪的红星》讲的是一个小孩,名叫潘东子,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共产党员,后来他的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打仗,妈妈牺牲了,《闪闪的红星》作文。冬子发誓要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为被敌人残杀的母亲报仇。怀着这个心愿,冬子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冒险为游击队送盐,送信,并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磨练自己。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时,冬子的父亲给了他一枚意义非凡的红星,那是一颗闪着光芒的红星,冬子把它当做最宝贵的物品珍藏着,而这颗红星就像是冬子心中的明灯,一直为勇敢的潘冬子指引着道路。终于,冬子带着那颗红星参加了红军。 读了这本书,我感受到了潘震山坚强、勇敢的精神,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的事情。那时我走在爸爸妈妈的前面,爸爸让我扶着栏杆走,我不敢,因为栏杆上面有虫子。我本来已经胆战心惊了,还让我扶着栏杆。到现在,我真有一点不好意思。我想,潘震山7岁就独自出去找爸爸,黑黑地山路静得害怕,可潘震山却还继续往前走。为什么潘震山那么勇敢,我却那么胆小呢?为什么我每遇到一点挡住去路的东西就害怕呢?面对困难,我们要坚强,勇敢,还要对自已有信心,困难才会被我们打败,小学生作文《《闪闪的红星》作文》。我暗暗对自己说:不行,我一定要勇敢起来,不做胆小鬼!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应该加倍珍惜。如今,没有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是在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呵护下成长,没有经过任何艰难困苦,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加倍努力,将来报效祖国。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如岩石挡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永攀高峰。在生活的道路上,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重任,从严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
作文四:《《闪闪的红星》》1000字
我爱看的革命影视作品—《闪闪的红星》
我爱看的革命影视作品,名叫《闪闪的红星》。主要讲的是:在江西柳溪村内,一名天真活泼的小孩潘冬子,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但成长到十岁后,便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
但是好景不常,红军要远赴长征,冬子父亲亦要随行。父子分别在即,潘父赠送一颗红星帽徽予冬子以作鼓励。父亲离开后,柳溪村只留下少量赤卫队员驻扎,大汉奸胡汉三在此时雇用了一批冷血杀手返回柳溪村,重新霸占柳溪村,冬子只好与母亲随赤卫队远走避开。
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靖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 经过重重关卡,把盐送上了山。其实,冬子的招儿很简单,用水把盐溶解了,浇到衣服里,等到了山上,再把棉袄洗了,洗出来的水,用锅蒸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椿伢子把情报送给游击队,搞沉了敌人的运粮船,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他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最终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湾镇的军事行动。战斗迎来了胜利。
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行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潘冬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潘冬子戴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
潘冬子的勇敢源于一种无畏的信念:平等、自由、强大的祖国、共产主义。他们的斗争,拯救了千百万水深火热的穷苦人民,给了大众幸福的生活。让历尽沧桑的祖国矗立(chùlì)在世界之巅!为她今天的强大奠定了基础!
先烈们的梦就是中国的繁荣富强!他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要求,即不断努力实现自己的生活信条。我们的历史就建立在这样的梦想和努力上。通过我们的梦想和努力,我们将重塑更高更远的希望:那就是中国的辉煌!
看了这部电影,我想到,没有当年红军不畏艰险地努力奋斗,就没有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因此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现在的美好时光,努力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吧!
作文五:《闪闪的红星》600字
《闪闪的红星》观后感
城区东关小学 五(3)班 宋佳祺
我看完《闪闪的红星》后,深有感触。
《闪闪的红星》讲得是一个叫潘东子的小孩,他的爸爸是红军。有一次,小东子的爸爸去接红军,他告诉了小东子,小东子高兴极了。他和他的朋友爬上树,听见了红军的枪声高兴得不得了。小东子砍完柴,就回家了。他走到地主老财家门口,看见地主家的仆人准备跑。地主急忙走出来,拦住了仆人。随后,地主看见了小东子,就问他:“你爸爸去哪了?”小东子说:“我不知道。”地主怒气冲冲地抓住小东子,把他吊在树上。并拿鞭子抽他,气势汹汹地问:“你爸爸是不是去接红军了?”小东子扭过头,说:“我不知道。”地主拿起鞭子往他脸上抽,把小东子抽得血痕累累。小东子的妈妈来了,把地主向后推。终于红军来了,红军割断绳子救了小东子。
小东子只是一个像我们这么大的同龄人,就受到了这么多苦难,让我同情。想想现在,生活这么幸福,而我们却不满足,真让我感到惭愧。
还有一次,小东子下山弄盐,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弄到了一杯盐,可回来的时候有国军搜身,小东子就把水灌倒了盐杯里,把盐水撒到衣服里,才保住了盐,为红军做了很大的贡献。
小东子遇事很冷静,还很聪明,不得不让我佩服。
小东子成功弄到了盐后,红军叔叔很相信小东子,就让小东子下山当卧底,在这期间,小东子告诉了红军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还给乡
亲们弄了好多米,最后,小东子把以前的地主杀了,给那些被地主打过、杀过的人报了仇。
到了春天,小东子的爸爸回来了,红军也回来了,柳溪村又在红军的保护下,得到了安宁。
小东子遇事冷静、临危不惧、善于思考等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而小东子聪明、自强,还受到了苦难等是我很同情和敬佩的。
作文六:《闪闪的红星》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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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每当我听到这震撼人心的歌声,便禁不住热血沸腾。.又想起了那部影片……
这部影片反映了党和红军为了穷苦人民翻身,打土豪,分田地,与敌人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冬子的爸爸在打汉奸时腿受了重伤,但是为了省下麻醉药给受伤更严重的战士用,竟然要求不用麻药。手术中,他浑身冒汗,却没有呻吟一声。这是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啊,他得忍受多少巨痛啊!假如换成我们,将会怎么样呢.冬子的妈妈为了掩护群众转移,把自己的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最后,在熊熊烈火中光荣牺牲。潘冬子从小受到革命家
庭的熏陶,有志气,有胆量,从小就像当一名保家卫国的红军战士;冬子巧妙地躲过敌人岗哨的严密盘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给山上红军送盐的使命;他巧改一字,使囤积居奇、勾结敌人的大坏蛋米行老板损失上千 万斤大米;他智斗心狠手辣的胡汉三,又亲手让这个大恶霸在世间消失。。看着这些精彩片段,我真的从心眼里佩服他。
看着这部影片,我自己也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每当看到红军战士战斗时陷入困境的情景,我恨不得冲上前去,帮助红军战士一起排忧解难,一起把敌人消灭干净。
看完这部影片,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十分惭愧,我深深地明白了今天生活的来之不易,今天我们的美好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我应该加倍珍惜,可是我们却还觉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如今,没有了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我们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是在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呵护下长大的,没有经过任何艰难困苦,可我们并不能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和冬子相比之下,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啊。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维护和平。在我们的成长的道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等着我们,我要像冬子的爸爸那样,绝不向困难低头;当遇到危险或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我要像冬子的妈妈那样,挺身而出,见义勇为,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在生活的道路上,我要像冬子那样,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重任,把祖国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从严要求自己,从点滴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
作文七:《闪闪的红星》500字
闪闪的红星
今天,在班会课上,我和同学们一起看了一部令我受益匪浅的电影——《闪闪的红星》,它使我感受到了革命时代的生活艰难困苦,我感动至深。电影的主要内容是: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们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看完这部电影,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加倍珍惜。我们是生活在和平的坏境中,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加倍努力,报效祖国,维护和平。
五年级:卢以宸
作文八:《重读《闪闪的红星》》12000字
作者:张楠
小说评论 2013年07期
《闪闪的红星》(以下简称《红星》)是分析七十年代教育方式的重要史料,“它通过向青少年一代反复灌输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史,令他们巩固接革命的班的历史观”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红星》显然是与“**”的重要命题之一“革命接班人”问题紧密相扣的。今天的重读,我也想以此为讨论的核心,即作为教育范本的《红星》是怎样被创作出来?它又是如何通过对革命历史的叙事实现革命教育的命题的?电影改编又是怎样将这种革命教育理念推向大众的?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借历史关照当下:近40年前出版的、漂浮在忘却与纪念之间的《红星》又能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提供哪些思考?以上几个问题是我希望能够借由本文加以讨论的。
一、革命英雄前传
在文学史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红星》被视为“革命历史小说”。根据黄子平的定义:“‘革命历史小说’……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构建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②黄子平略带倾向性的措辞强调了革命历史小说这一类型的意识形态性质,事实上,它也确实承担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共同体想象的构建之重任。(从这一层面上看,我们会发现“题材决定论”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国家控制的文学资源需要集中使用在最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而“革命历史”与“小说”,汇聚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它沟通了历史与当下,用叙述历史的方式完成对当下的参与,特别是契合了培养革命接班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命题。然而,怎样赋予新生的政权以配套的价值理念,这一政治需求并不能因为“意识形态控制”或者诸如此类的理由就一概驳倒,关键的是,文学怎样叙述历史和构建何种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正确审视《红星》和其他革命历史小说的意义和局限。
除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逻辑之外,《红星》还贯彻了成长小说的逻辑。小说讲述了江西苏区在反围剿失败后被地主还乡团重新占领,主人公潘冬子从7岁到22岁这十五年间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浪潮中。失去家庭的他先后在游击队、老乡宋大爹家、茂源米店等生活,从对闹革命的懵懂未知到投身革命洪流,成长逻辑将革命教育的历程放大了。潘冬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英雄的面目出现的,而是在许多革命前辈和先进群众的言传身教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和《保卫延安》《红日》和《红岩》这类革命历史小说不同,潘冬子的故事更多是一种英雄前传,这样,成为革命英雄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革命教育的过程,内在的革命教育叙事和外在的意识形态建构形成了某种共鸣,使得《红星》成为一个典范的革命教育文本。
那么,《红星》提供的又是怎样的革命教育呢?在此我希望通过借用汪晖文本细读的方法,以逼视其内在肌理。汪晖在《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通过列举和分析《阿Q正传》中的六处细节进行了颇具颠覆性的分析,其最终的价值判断究竟如何暂且搁置不议,单就方法而言,是大有可取之处的。文学作品中关键性的“瞬间”凝聚的内涵往往有着极重的分量,对这些“瞬间”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达到对文本的把握。回到《红星》,我们发现,小潘冬子接受革命教育、实现成长的过程中,同样凝聚了许多关键的“凝视的瞬间”。
故事开始不久,七岁的小冬子对“闹革命”还“不大明白”的时候,父亲潘行义负伤就给冬子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课:
爹的腿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滴答滴答地流着,他的头上滚着大汗珠子,牙紧咬着,呼吸急促,但一声也不吭。我差一点又哭了出来,可是这时爹的眼睛正好瞧见了我。我不敢哭了,爹的眼睛里闪着两道光,那光是不准人哭的。
冬子的父亲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负了伤,为了照顾其他伤员他让出了麻药,忍着剧痛接受手术,小冬子就在门外看着这一切。在这一凝视的瞬间里,红军战士潘行义扮演了教育者的角色,小冬子则是受教育者。其所承载的教育容量涵盖了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父亲的“血滴答滴答地流着”,负伤是由敌人造成的,父亲的血直接引出了阶级的仇恨;其二,父亲腿部中弹,却将珍贵的麻药让给战友,这一类似“关公刮骨疗毒”式的情节设置一方面强调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战士主观的坚强意志可以战胜一切,“我叫唤,它也是要痛的嘛,我硬是不叫,它就怕我哩,就不痛啦”;另一方面,也是以身作则示范了对阶级兄弟之爱。在这样一个瞬间里,小冬子的内心触碰了以上这些重大革命命题,通过对父亲/红军这一形象的凝视完成了自己的革命启蒙。显然,这一启蒙是极富效力的,父亲腿中挖出的带血的弹头成了凝聚爱与恨的哲学的“信物”,伴随着小冬子的成长;而范导者身上呈现的坚强意志也在冬子此后的生命/革命道路中自然而然地重演:
我的肚子饿了,越挨下去,越饿得厉害。……这时忽然想起我爹从腿中向外取子弹的事,记得他曾向我说:“硬是不怕痛,痛就会怕你,也就不觉痛了。”我现在饿了,我不怕饿,看能怎么样!的确,我不再想饿的事,也就不觉得那么饿了。
潘冬子在茂源米店与大仇人胡汉三正面交锋,烧伤了胡之后逃出米店,饥寒交迫之际,是父亲的话鼓舞了他。文本中的教育并不仅仅是口号式的被动灌输,而是自然内化为主人公行动的力量。
同样,另一个重要教育者、冬子妈身上也凝聚了类似的“瞬间”。如果说,父亲的一课让潘冬子印象式地理解了革命,那么母亲的行为则强调了革命中党的意义,革命的胜利是依靠党和**的正确领导,是由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用血汗换来的:
修竹哥又向妈说:“你入党的事,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党在这个村子里的一个战士,你要领着大家同敌人斗争。”我见妈妈握住了修竹哥的手,稳稳地说:“我听党的话,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修竹哥说:“现在宣誓。”
……夜静静的,墙壁上映着他俩举起拳头的影子。我觉得这时刻那么庄严,修竹哥和妈妈的身影那么高大。
红军被迫撤退进行长征后,留守后方的冬子妈获得组织认可而入党。支部书记吴修竹向她传达了**的路线重获胜利(遵义会议)的消息,并带领她宣誓入党。黑夜里的这一幕同样烙刻在了少年冬子心中,使他认识到党在革命中的关键意义,“革命就是靠这些共产党员带头干的”,无条件服从命令是党员的使命。通过对宣誓这一仪式化和带有神圣性的瞬间凝视,冬子也感染了党的神圣性。仅仅一天后,冬子妈为了掩护战友陈钧撤退牺牲在胡汉三的大火中,这种神圣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小冬子听着陈钧叔叔讲述自己母亲牺牲的过程,觉得“眼前像燃起一堆火,在那火光里我看见了我妈妈……她的另一只手握着拳头举起来,像前天晚上那样庄严的宣誓。火光越来越大,妈妈浑身放着红光”——夜色里许下的“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的誓言转眼就在炎炎烈焰中得到了血的印证。
认识革命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认识阶级,参与阶级斗争。李心田的小说中同样安排了一整个序列的反动地主(胡汉三、黄胖子)、腐败官僚(公安局孙局长)和汉奸(胡汉三及其儿子)、奸诈的小资产阶级(茂源米店的沈老板及老板娘),这些人是作为反面教材而出现的。潘冬子不断与这些人遭遇,并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认识到阶级敌人的面目和本质。与这些“像山里的狼一样”的反动阶级相对比的,是宋大爹、姚姨父这样收留了革命后代的热心的贫苦大众以及米店暴动中互相帮扶的三轮车工人和下层妇女。李心田在小说中把阶级知识植入到了潘冬子的切身认识中去了,因此,暗中协助米店暴动之后,冬子对阶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小冬子从不同人的所作所为认识了阶级,而不是从阶级话语去判定不同的人。经过类似的“凝视的瞬间”,小冬子渐次认识到了“革命”“党”“路线”“阶级”这些至关重要的命题,认识到自己要走革命的路,做革命的接班人,一心投奔党的队伍——教育的目的也就由此达成了。
小冬子对革命的追求从一开就有着对父母的效仿、追随和膜拜,党虽然是个人的精神归宿,但党从未抑制父母的范导者角色;革命尽管是教育的终极目的,但它并未拆解家庭。因此,我们看到,在小冬子从茂源米店出走后试图投奔延安时,在圣地发挥着感召力量吸引着这颗小小的红星的,并不仅仅是党和**。在小潘冬子眼中,“我爹”是个超越了“**”的感召性存在,在“**”经典样板戏中,我们是自然不可能看到这样的叙述,这还是十七年文学的痕迹,而非“**”逻辑。虽然发表于1972年的“**”后期,但同这一批次的许多小说一样,《红星》也创作于“**”前,尽管重新浮出水面公开发表必定经过修改,毕竟还是保有了许多十七年文学的话语逻辑。同样,成长中的潘冬子也不是“**”文学中的典型英雄人物。众所周知,“**”十年中,文艺创作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英雄形象”的问题,“根本任务”论③和“三突出”原则④都与塑造英雄人物有关,而作为小说主人公的潘冬子显然还够不上“英雄人物”的标准。
这种现象也从另一个方面也促使我们思考了“**”文学的生态问题:所谓文网繁复更多的并不是由于制度苛责,而是根本无制度可言。就算于会泳、姚文元炮制了“三突出”,但控制力仍有待商榷,不然《红星》又何以问世并一路受到好评?一方面,“**”中各种力量之间较量复杂,“极左”思潮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影响亦应当区别视之;另一方面,“四人帮”的文艺批判仅仅是利用文学作品作为攻击政敌的开火契机而已,想必也无心全面审查作品的内在逻辑。然而,以权力之得失定艺术之褒贬,文学成规迁延不定,作家们如履薄冰、动辄得咎,这一层面的灾难其实并不亚于文学制度苛责的灾难。
二、向“英雄人物”飞跃
如果说文本的叙事策略成功构建了革命教育的范本,那么真正使这种革命教育成功推广使之走向大众则要算《红星》改编为电影(也包括电影附带的连环画等其他版本)。又如黄子平所言,“革命历史小说”往往“印数极大,而且通常都被迅速改编为电影、话剧、舞剧、歌剧、戏曲、连环图画,乃至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形成一套弥漫性奠基性的‘话语’”,事实上,唯有如此革命教育才能达成使命、深入人心,《红星》无疑正是走了这样一条道路。根据李心田的回忆,小说出版后取得了较大的影响,被誉为“儿童教育的好教材”,中央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篇小说,之后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接着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找上门来了,改编一事也很快提上了日程。
电影《红星》由参与制作《回民支队》《农奴》等影片的李俊担任导演,是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唯一的一部故事片,也是该厂在“**”中第一部故事片。摄制组远赴江西鹅湖取景,选定9岁的祝新运饰演主人公潘冬子。因为综合各方领导意见,批批改改,前后共拍摄了三次,故称“三赴鹅湖”。相较于当时许多电影命运的一波三折,《红星》的摄制虽然略有磕绊(16),但仍可谓是顺风顺水,甚至还没送交中央领导审看,就被文化部的五人小组定为献礼片。影片在1974年的国庆节上映后,取得了空前的轰动效应,导演李俊有这样回忆:
的确,影片上映后很轰动。在农场大操场上映,幕布的两边都坐满了人;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上映时,观众拥挤得无立足之地,以至于影院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
从“**”中过来的人,不知道《闪闪的红星》的人很少,影片不仅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获成功,钱赚狠啦。那时只要是拍彩色故事片,成本一律70万元,此片的盈利远不只此数,仅北京市的拷贝就有八九个。⑤
影片赢得这样热烈的反响,电影《红星》是远较原著小说成功的,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类“**”时期的评论文章,也都是就电影而言的。但倘若重新讨论《红星》所关涉的革命教育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在这样的层面了进行比较了。在探讨《红星》改编问题的文章中,王尧认为电影《红星》实质上是受到了样板戏霸权话语的收编和干预。无独有偶,20年后导演李俊接受关于《红星》的访谈时也采用了“‘**’故事片的‘样板’”这样的措辞。那么,电影《红星》的创作是如何被样板戏话语霸权裹挟的?它所携带的教育理念发生了哪些变迁?下面我将从这些角度入手来谈谈电影《红星》所呈现的革命教育问题。
在分析文本时我们知道,潘冬子的成长是通过几个“凝视的瞬间”实现的;在电影中,这种“凝视”几乎不存在。不仅“凝视”不存在,连“成长”都是非常勉强的,潘冬子一出场就是一个足够成熟的有勇有谋的少年英雄,与其他革命前辈一道捍卫着“**革命路线”。经过揠苗助长后的潘冬子直接走到了镜头的最前端,不再是凝望着亲人们的英雄壮举以体味革命的真谛,而是主动参与。显然,这是“三突出”中的第三点“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而且经由江青的笔杆子们深文周纳,从“三突出”又引申出了“三陪衬”,即“‘以成长中的英雄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以其他正面人物来陪衬主要英雄人物’,‘刻画反面人物,反衬主要英雄人物’”⑥。文艺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是不能有缺点的就是由此得出的。今天我们重温这些**的文学铁律,未免觉得尽是一些奇谈怪论,为什么“成长中的英雄人物”就不能成为“主要英雄人物”呢?但这些莫名其妙的规则确确实实就是不可触犯的铁律。
《红星》的主创人员同样也无法超出这样的现实来工作,在摄制组的创作体会中,这一点体现的很直观。如谈到改编后的主题问题,主创人员认为“在红星下成长”的命题不能够满足需求,因为“小冬子仍然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他的思想、行为还不能光彩照人”,而“革命样板戏塑造的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一出场就具有很高的思想起点,而随着矛盾冲突的层层激化,他们的英雄形象又越来越高达、丰满”,故电影的主题被拔高为“儿童团斗垮还乡团”⑦。因此,如果说原著是一部英雄前传和成长史,那么电影《红星》则是完成了向英雄人物的飞跃。
电影在第一幕里安排了胡汉三吊打潘冬子、红军前来营救的情节:
吴修竹快步奔到小冬子身边,一手托住了小冬子的身躯,一手挥刀斩断了绳索。接着,弯下身来,动手给他解绑。
小冬子转身扑在吴修竹怀里:“红军叔叔!”
吴修竹轻抚看小冬于脸上的鞭痕。
小冬子热泪盈眶,望着吴修竹。
吴修竹英俊的面孔。
吴修竹八角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⑧
仅仅从这一幕中,我们就能够发现本来该对冬子的关心爱护的潘行义夫妇被挤到了这一场面背景中去,有着“英俊的面孔”的吴修竹作为“红军叔叔”和“**的队伍”取代了父亲的位置与小冬子进行交流。这样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潘冬子就与党、与伟大领袖**发生了直接的关联,父母的教育者资格被大大削减,党和军队在教育青少年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原著小说中的“革命整合家庭”变成了“革命是唯一的家庭”。
同样,作为原著中重要情节的冬子妈的牺牲,在电影中也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诠释。冬子妈因为动员群众、掩护其他同志转移而被胡汉三围困在土楼,胡汉三燃起大火要将冬子妈活活烧死,入党仅一天的冬子妈临危不惧,在火光中唱起悠扬而亢烈的《映山红》牵制敌人,这一幕历来为论者所津津乐道——对牺牲的缅怀、对先烈的追思每每就是融合在这样一个画面中,带给观众直观的震撼与净化。然而,更值得一说的是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潘冬子,当宋爷爷等人拔出篾刀准备营救冬子妈时,却被小冬子拦下:
“爷爷!”他那压低了的声音,略带悲切,却果决、有力,“‘妈妈是党的人,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⑨
作为一个80后读者,我看到这一段时的心情是敬畏夹杂着疑惑。小小年纪的冬子为了群众的安全而承受着失去母亲的剧痛,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顾全大局的考虑。但我们又不能不对这样近乎偏激设置产生质疑,正如在前面引文中提到的,“牺牲逻辑”首先预置的是“党永远正确”和“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革命者的牺牲由于变成了对自身的完成和对革命事业的奉献而实质上反而不再具有牺牲的意义了,所以毛会说“为有牺牲多壮志”。但此后“**”“集体化”又是否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这种对牺牲的坚忍甚至是乐观的态度?
当然,这一笔账也并不能就算在电影的主创身上。根据回忆,《红星》第一次拍摄时,这处情节仅仅安排小冬子大叫一声。然而审片时碰上了1974年批判“文艺黑线回潮”。八一厂直属的总政被批为“阎王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红星》也受到了各方刁难。李俊作为全权负责,反复交待和检讨仍不能过关,所幸时任八一厂的党委书记陈亚丁曾参与《红星》的筹备,暗中点拨李俊,“不要怕写高了,是怕写不高”,“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形象”⑩。正是根据这一思路,冬子妈牺牲这一场戏被改成了冬子阻拦群众救妈妈,果然,这一桥段成了整部影片的亮点之一,为诸多评论者赞赏。李俊导演本人在“**”中亦被打为右派下放劳改,以戴罪之身重操旧业拍摄《红星》,百般无奈恐怕是后人难以想见的,而这或许更加印证了强势话语裹挟下的文艺创作的困境吧。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小说和电影结尾的不同的处理。小说中,历尽磨难的潘冬子已经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故地重游的他自然想起了童年往事,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带血的弹头。李心田叙事笔调带着淡淡的忧伤:
我找了把锹,到院子里把石榴树全挖了,然后我端着灯在土中寻找。啊,我终于找到它了。它埋在树下十五年了!童年啊,童年的想法有多么天真啊:爹爹今天去打白狗子,明天打了胜仗就回来了。可那时候哪懂得这是被压迫阶级去打倒反动统治阶级,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斗争啊!(11)
文本中,萦绕在成年的小冬子——潘震山心头的除了斗争的兴奋和复仇的快感之外,更多的其实是成长的感慨,作为信物的子弹头和红星一方面昭示着革命的信念,另一方面又不可否认是小小少年久别父亲、痛失母亲的伤痛明证。那一颗他恋恋不忘的深埋地下的弹头也是一样,十五年后仍然要“把石榴树全挖了”,执着的更应该是深埋在心里的弹头——伤口和仇恨。也正是在这样的血肉之痛的基础上,当潘震山说道“这是被压迫阶级去打倒反动统治阶级,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斗争”时,我们才会觉得情理上的自然有力。
同时,我们可以对比电影敲锣打鼓张灯结彩的结尾:
当年吊打过小冬子的枯树枝上,一长串鞭炮在欢快地抖动。
在敲锣打鼓的群众行列里,宋大爹神采奕奕地点响了披红挂绿的鸟铳。
红旗下,小冬子英姿勃勃。
军帽上,红星闪闪发光。(12)
冬子“把红星戴在了心头上”之后,就撇下一切投入到了无限光明的革命前途,“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踏上了新的战斗历程”。相比于原小说,电影更侧重了“革命乐观主义”,但是丧失了亲人的少年真的能够轻易就笑得像阳光一般灿烂么?这近乎米兰·昆德拉所言的政治媚俗。王尧在讨论改编时说了这样的话,“很多年以后,小说作者李心田仍然认为电影的改编是成功的,这让我诧异。如果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以为还是读小说《闪闪的红星》。”(13),确实,在小说的对比之下,电影所提供的革命历史教育未免显得有些脆弱,它正是小说的叙述者所说的“天真”,它没有把革命简单化,也没有轻易承诺什么的廉价的“黄金世界”。
王尧的说法无疑很中肯,但我还是不想止于这样的优劣对比,因为更吸引我的命题是为什么在某一时代我们会满足于电影《红星》那种过分直观与乐观的表达,反过来觉得小说那种伤感的调子是不可取的?正如母亲牺牲那一情节向我们昭示的,故事怎样被叙述出来是由内在于一整个时代的某种机制(或曰文学成规)推动着的,这种机制将文学叙事放到了一种“非如此不可”的境地,如果从这样的层面考察的话,小说与电影孰优孰劣就并不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问题了。
三、革命历史小说的教育机能及反思
《讲话》中提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所谓之“服务”并不是单纯的服从人民大众的需要提供文艺产品,而是要承担“教育群众”的任务。同样,英国学者尼克·斯蒂文森的观点也可以作为某种佐证,“大众媒体是在社会领域传播各种思想和观念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一条隐形的权力链,即,大众媒介通过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或精英意识形态,对受众实施文化霸权,而受众在不知不觉之中,也在对前者进行某种行为和思想上的模拟”(14)。斯蒂文森讨论的是大众传媒,而在电视等传播媒介没有全面建立的社会主义前三十年,文学扮演的其实正是大众媒体的角色,何况《红星》又被改编为电影?被国家收编、规训并加以利用的文学资源,重新面对读者时正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我在这里并不是在贬义的层面使用这一说法),发挥着“教育”的功能。
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在当代社会的意义自然更是如此,这些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的意识形态规范”(15),曾经发生过的壮烈的斗争既证明了“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合理性,更为“民众”指出一条金光大道。因此,相对于“历史”“今天”这样的维度而言,教育其实是更面向未来的,我想这是我们在认识革命历史小说时应该增加的一个视角。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多次讨论了历史中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只有未来能够为解释过去提供钥匙: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出历史中的根本客观性。过去阐释未来,未来说明过去,这不但是历史的变化,也是历史的解释。(16)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过去”、“今天”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显然也复制了这种复杂性(甚至还更为复杂):因为预置了共产主义的辽远前景,所以要“修筑”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轨迹(即“过去”与“今天”),在线性史观中,“过去”和“今天”经常就这样被拿来为“未来”服务,这也就是卡尔所说的“未来决定过去”。
拿小说《红星》中的一处情节为例,在潘行义即将离开江西准备长征前(我们知道,这在历史上是中共反围剿失利,是前所未有的大溃败和大撤退),他与妻子灯下漫语,畅想了未来的生活:
“不,真正的好日子是社会主义。”爹说:“等到了共产主义,那日子就更好啦!”
“还能怎么个好法呀?”妈妈似乎不大明白。
爹深情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呀所有的土豪劣绅全打倒,天下的穷人都解放,再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种田的、做工的,全都为集体劳动。劳动人民都过上美好的生活。孩子全能上学……”妈妈轻轻地“嗯”了一声,爹接着又说:“好日子还要靠我们去战斗啊!”(31)
这种“畅想未来”的桥段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并不鲜见,特别有名的还有《林海雪原》里侦查英雄杨子荣畅谈革命胜利后自己理想的生活,这些情节虽然并不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显然,潘爸爸深情畅想的显然并不是他原创版的未来,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他当时所能想象到的。我们都知道,这是作者李心田利用写作语境的“今天”填补进去的一个“未来”,过去的革命英雄浴血战斗正是为了今天,那么今天革命胜利的成果怎么能不值得珍惜?同样,今天的胜利又反过来证明了过去革命路线之正确,领导之英明,进而务必要沿着正确的路线走下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历史叙事机制在“过去”、“今天”和“未来”三者之间几度往返,其核心乃是在于“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将革命价值理念具象化并推广到万千大众,使这场革命的洗礼播洒到红色中国的每一个人,最终鼓舞大家像先辈一样继续为了“好日子”去“战斗”。特别是在电影《红星》里,由于加入了成年版潘震山的叙述视角,这种效应又被放大了。
关于《红星》所体现的教育模式,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的信念。在小说和电影中,这段话都曾出现过。或者说,在革命中国的逻辑里,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信条。一个“**”中仍然在上学的学生(17)这样谈自己的观影感受:
我还要学习冬子坚决听党的话。敌人反扑的时候,冬子特别想跟着妈妈一起掩护群众,可是当他妈妈说,党需要他的孩子和群众一起撤走的时候,冬子坚决服从了,因为那是党的话。……我也要像冬子那样,党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18)
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而壮烈牺牲了,她所流的血对这个民族是有意义的,是我们不应该忘却的。但是,“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却是可怕的,革命教育也不应该褫夺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意志。
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朱寨认为那些“**”文学中作为党的化身的完美无瑕的超级英雄,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流露,他们“是高于一切、主宰一切和一贯正确的‘超人’,是踩着别人的肩膀,把自己抬上天救世主,人民群众则是专供英雄驱使的群氓”(19)。由于去“**”未久,朱寨的话未免还带有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痕迹,但他对“超人”的定义可谓一针见血,正是这种“超人”情结,构造了孕育极端盲目的个人崇拜的温床。“党永远正确”(或者“永远跟着**的路线走”)的信念昨天可以让我们力挽狂澜、战胜蒋家百万雄师,但今天就会使我们屠戮同胞、掀起一浪接一浪的“极左”狂潮。文本内外,当我们互文地看待《红星》和这一段“**”史时,这一教训意义无疑更加鲜明。
以上是试图以《红星》为案例对附着于文学中的教育模式做的一点分析。但话说回来,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并未走向僵化的政治模式的极端。它曾为特殊年代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艺术空气是自不待言的。“**”后电影《红星》曾短暂受到质疑,但仍然受到观众的喜爱。90年代中期,山东省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入选电影数十部,唯有《红星》仍能保持满座,可见人们对它欢迎的程度。只不过电影仍然在流传,而人们接受电影的方法却截然不同罢了。
捧上圣坛之后往往总是狼狈的一跤,中国的红色教育也是如此。
2007年,香港导演林超贤将《红星》改编为动画片《红星小勇士》,重新搬上大荧幕。但整个故事却发生了另一次飞跃。片中神奇地出现了冬子的小老师兼“女友”小兰(更大胆的是小兰这个人物还被设定为资本家的女儿),阶级斗争里水火无情的战斗让位于小伙伴之间天真烂漫的嬉戏,少年冬子更为了失去母亲而终日消沉,更不要提胡汉三最后离奇淹死在粮仓之中是何等使人费解了。
对比小说、电影《红星》以及新版的《红星小勇士》我们会更深刻地意识到教育问题、特别是红色教育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与困境。沿用前三十年的思路问一句:中国青年要往哪里去?今天的青少年一边接受红色革命教育(从小到大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红色影视节目和建国献礼片);一边在商业文化中载沉载浮(畅销小说、穿越剧和好莱坞量贩式大片)。我们史无前例地生活在冰火之间,两条腿分别行走在两条不同的道路上,感受着历史带给我们的分裂和撕扯的剧痛。
而此时选择重读《红星》,我在在想要申明的是这样的意义:《红星》关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红色中国,我们该如何接受教育、认识历史,又如何去教育青年,向他们讲述历史。写到这里,我觉得似乎有必要暂且搁置“革命历史”这一带有定性意味的称谓了。固然,50—70年代的历史是一段充斥着革命激情和热血的历史,但它也是对于这个民族和国家而言独一无二的历史,正像不能因其“革命”而加以全盘接受,我们亦不能因其“革命”而一味排斥,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就是在这独一无二的历史中寻找经验。
注释:
①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文艺争鸣》,2011年第18期。
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③《纪要》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④“三突出”被称为“文艺宪法”,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一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有力保证”。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08页。
⑤李俊、狄翟《〈闪闪的红星〉——**故事片的“样板”》,《电影艺术》,1994年第6期。
⑥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09页。
⑦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创作组、摄制组《在银幕上为无产阶级争光》,原载《红旗》杂志,1974年第12期,收于《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闪闪的红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2—3页。
⑧⑨(11)(12)王愿坚等《〈闪闪的红星〉电影文学剧本·评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4—70页。
⑩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
(13)王尧《〈闪闪的红星〉电影对小说的修改》,《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
(14)尼克·斯蒂文森《认识媒体文化》,转引自程光炜《文学的权力》,收入《文学的今天和过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47页。
(1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16)E.H.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25—226页。
(17)作者黄帅疑为“**”中的“革命小闯将”“反潮流英雄”。1973年,她还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因在日记中写道,“希望你(老师)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老师竟号召同学,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都“和她划清界限”。她写信去报社求助,没想到得到了这样的批复:“这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四人帮”等利用黄帅打政治牌,全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黄帅式”反潮流人物。
(18)黄帅《影片〈闪闪的红星〉对我的教育》,原载《北京日报》,1974年10月9日,收入《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闪闪的红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141页。
(19)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10页。
作者介绍:张楠,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作文九:《闪闪的“红星”》5400字
“红星”曾是地区性知名品牌,近年来,随着近年来行业巨头咄咄逼人的攻势,其“星光”日趋暗淡。如何才能在区域市场上收复失地?使“红星”再度熠熠生辉?
“红星”方便面诞生于1993年,这家起步较早的方便面企业,曾经创造过骄人的业绩,在巅峰时期,“红星”曾是河南省三大方便面品牌之一,是名噪一时的区域性强势品牌。然而,随着近年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康师傅等方便面巨头竞相在河南建厂,“红星”曾经的本地化优势日渐消弭,其在大本营河南尤其是豫南地区的销售每况愈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新临危受命,到豫南地区担任区域经理,负责该地区的市场重启工作。
把脉市场,拟定方案
面对陌生的市场该如何人手呢?李新深知“不打无准备之仗”的道理,他上任后首先奔赴市场一线进行走访、调研,对产品的市场覆盖率、销售网络、客户情况做到胸中有数。经过李新一个多月的调研和思考,他终于找到了销量下滑的症结所在。
1,经销商老化现象严重。“红星”80%的经销商是老经销商,他们曾经为“红星”当年的辉煌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随着市场格局的变化,他们开始不思进取,有些经销商甚至自恃劳苦功高,只是一味地向厂家索要政策。
2,利润分配不合理,经销商积极性不高。由于近年来“红星”的产品研发工作相对滞后,很多产品一上市就是好几年,相应的价格体系也日趋透明,这使得经销商以及二批商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导致他们的积极性不高。许多“红星”的老经销商因此放弃了“红星”,转而销售其他品牌。
3,整个营销团队人心涣散,士气低落。由于“红星”的销量连年下滑,一些销售人员开始考虑另寻出路,一些销售人员甚至直接投奔竞品,导致整个销售团队士气低落,如同一盘散沙。
时不我待,在发现了上述问题之后,李新决定趁热打铁,立即制订市场重启计划。为此,他草拟了《豫南大区市场整合方案》,并通过swOT矩阵等分析工具深入剖析了企业的面临的市场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市场机会,并制订了解决方案:
1,在管理架构上,增设一名副经理,负责较为成熟的南阳、许昌两个区域市场。这样,李新就可以集中精力开发驻马店、信阳两个空白市场。新任的副总经理则负责南阳和许昌两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着力于在现有的渠道上做好深度分销工作。新任的副经理从现有的营销人员中择优录取,以起到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
2,打造一支高效的销售团队。针对销售人员素质不高,营销服务意识差等问题。从选人、用人、培训三个方面入手。在选人方面,综合考察应聘者的人品、能力。在用人方面尽量做到用人所长、人尽其才。除此之外,业务员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因此,要想打造一支高效的销售团队,培训必不可少。李新从公司总部请来营销专家为业务人员讲授团队建设、目标管理、时间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营销知识和技能。其中,销售技能是重点,这方面的培训包括谈判技能、沟通和推销技巧等。
3,考虑到豫南市场处于下滑状况,在稳定老经销商的同时积极开发新渠道,以保证过渡时期的销量不会有大的波动。
上述方案得到总部的肯定和支持后,李新立即带领新组建的营销团队奔赴豫南市场。
“蛙跳”战术,步步为营
兵贵神速,李新上任后即刻“沙场点兵”,他决定采取“蛙跳”战术,先攻下市场机会较大且竞品较为薄弱的区域,然后再巩固战果,做好市场的深度开发工作,以避免前面开发,后面丢失的“狗熊掰玉米”似的不利局面。待站稳脚跟后,其他市场再侧翼跟进、实现全面突破。
诚信拜访,首战告捷
李新把“第一战”定在了汝南市场,抵达汝南市场后,恰逢阴雨连绵。李新等人没有丝毫的准备,路途中一下子就被淋成了“落汤鸡”。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去吧,有点狼狈,不去吧,就会给客户留下不守时、违约的坏印象。因此,李新果断地做出了如期赴约的决定。见面后,经销商感动地说:“就凭你们这种守信行为,我决定做你们的产品了。”第二天,客户的4万元货款就顺利打到公司账上。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营销团队的士气。
“海选”优秀经销商
汝南市场成功开发后,李新又把目光锁定在了遂平,此地距离驻马店仅20余公里,如果能成功拿下遂平市场,则可以联合汝南、确山对驻马店形成合围之势。在遂平,李新带领销售团队在2天的时间里,拜访了当地几乎所有的经销商,权衡他们的实力和经营思路后,选中了一家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经销商。李新亲自出马与该经销商谈判,经过双方两个多小时博弈,这个客户就答应打款做“红星”方便面,遂平市场正式启动。
乡镇市场觅商机
在遂平市场取得成功后,泌阳又逐渐进入李新的视线,泌阳位于驻马店西南,是一个较为封闭和偏远的县级市场,之所以从这里入手,因为这里竞品也较为薄弱,可以更快捷地启动市场。可令李新失望的是,在县城整整转了两天,还是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到乡镇碰碰运气,幸运的是在乡镇寻访和调研的当天,就有一个新客户浮出水面,客户信息是一个大二批提供的,他告诉李新,这个经销商是县城里的,不过为了合理降低运营成本,他没有设立门面,仅仅依靠3辆货车对外配送,目前,他正想找一个方便面产品做代理。李新得知此消息后马上跟这个经销商联系,最后双方约定,傍晚在某批发市场见面洽谈。这是一个很刁钻的客户,经过谈判桌上的几次交锋,该经销商决定正式代理“红星”方便面,后来的市场业绩证实,李新这次钓出了当地的一条“大鱼”。
锲而不舍,赢得客户
为了拿下另一个市场――信阳,李明首先选择了信阳周边的淮滨,淮滨市场潜力巨大,竞品白象和华龙每月有着将近50万元的销售额,为了锻炼新人,李新派出新业务员小刘负责开发淮滨市场。半个多月过去了,驻马店新启动的市场运作得如火如荼,淮滨市场却一直没有动静,李新打电话询问小刘,小刘回答说他正在紧锣密鼓地洽谈。三天后,李新接到小刘电话,说客户已经搞定,五万元货款已经打到了公司账上。这个经销商成为了“红星”在信阳的第一个客户。事后李新通过该经销商了解到,小刘为了让他做“红星”方便面,在淮滨整整跟着他随车跑了半个多月,不仅把淮滨的市场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而且帮忙装货、卸货。小伙子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客户的好感,于是他决定做“红星”产品。小刘依靠锲而不舍的精神赢得了客户,也为“红星”方便面进军信阳市场开了一个好头。
在开发新市场的过程中,李新还善于巧妙借力。比如,在开发上蔡市场时,李新就是利用平舆老客户的推荐,从而快速取得了客户的信任,赢得了新的订单。开发确山市场则巧妙通过借用了饮料产品的渠道“借船出海”,实现销量增长。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李新和他的团队就快速启动了包括信阳市、驻马店市在内的所有空白市场,从而
为整个区域的快速上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伴随着市场的扩大,营销队伍也不断壮大,“红星”在豫南市场开始步入正轨。
营销四式,打造“示范田”
在空白市场开拓工作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建立样板市场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着。经过一番精心规划,李新决定把样板市场设在驻马店和信阳地区。因为两地是新兴市场,更容易起势、造势,一鼓作气取得市场的新突破。在建立样板市场过程中,李新总结出了打造样板市场的四个步骤:
1,定区域,战略布局
定区域就是确定把样板市场这颗“棋子”放在哪里才更合适。李新之所以选择驻马店和信阳两地,因为两地属于新市场、可塑性较强,更易于培育和打造。具体选定样板市场时,李新充分考虑了以下因素:第一、市场是否具有区位优势,是否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甩第二、市场资源是否曾遭到破坏,一个崭新的市场更容易打造成优秀的样板市场:第三、该市场经销商实力是否雄厚,流资、人员、仓库、车辆是否充裕;第四、经销商是否拥有丰富的网络资源,销售渠道是否畅通。第五、经销商与厂家是否有共同的愿景,是否有共同打造样板市场的强烈愿望和激情。经过以上几个标准进行综合筛选后,李新最终把将驻马店的汝南、西平、泌阳以及信阳的光山、固始、息县定为首批样板市场。
2,定目标,树起靶心
样板市场打造计划必须落实到各项量化的指标中去,因此,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市场,还要制订具体的营销目标,设计达成方案,达成时间,以及最终所要达到的效果等。在总目标确定后,还需进一步细化、量化为以下这些更具体的指标:第一、网点开发目标。即在规定的时间内,预计开发的批发及各级零售网点数。第二、铺货率及占有率目标。即在计划时间内,所必须达到的铺货率,比如,在样板市场运作的前期,要求城区市场铺货率要达到80%,乡镇市场要达到70%。第三、销量目标。即按照开发计划,制订一个逐月递增的销量目标,并逐级分解给各级营销人员及经销商。第四、利润目标。即在样板市场的打造过程中,所要达到的综合利润指标或单品利润指标等。
3,定产品,铸造“兵工厂”
样板市场的打造,不论是销量目标,还是利润目标,最终都要落实到产品上,即销量应该由哪些产品组合来完成。李新在打造样板市场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1,产品定位。即产品以哪个档次和形象出现,是以高档产品切入,还是以低档产品“冲锋”。2产品定性。按照产品功能的不同把产品分为“形象产品”,“盈利产品”、“冲量产品”(微利产品)和“炮灰产品”(非盈利产品)。3产品的搭配比例。即“形象产品”、“冲量产品”和“炮灰产品”的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的样板市场,要有不同的产品组合,其比例应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确定。比如,在市场启动初期,“炮灰产品”的比例要大一些,盈利性产品的比例要相应少些。按照以上原则,公司选定了“卤面”、“京味面”、“好兄弟”这些代表三个类型、三种档次的产品来完成样板市场打造的使命。
4,以人为本,铸就营销劲旅
样板市场的顺利打造,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来保障。特别是要塑造一支能征善战,执行力较强的样板市场“铁鹰”团队。在这方面,李新的做法是:1建立、健全营销组织,成立样板市场指挥部,并制订相关管理制度,通过定期举行例会来交流开发进程和经验。2,每个样板市场的具体目标都要责任到人,明确责权利,立下“军令状”,实现管理扁平化,并层层落实目标细分计划,确保目标落实到位,政策实施到位,避免因信息沟通不畅,贻误战机。3制订严格的奖惩政策,做到赏罚分明,同时,对表现突出的人员予以奖励或晋升,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和榜样的作用。通过以上举措,不仅明确了样板市场打造计划中的各成员的职责,而且还增强了业务人员的使命感,责任感。
有了以上措施和制度作保证,样板市场打造计划得以顺利推进,不仅极大地鼓舞了营销人员以及经销商的信心,销量也得到了快速提升。最终90%以上的市场都达到了既定目标,遂平市场更销量创造了单月销量307)-元的公司销售记录。
旺季冲刺,收获成功
至此,李新开发样板市场启动工作告一段落,接下来的工作是利用方便面的销售旺季为契机,巩固新开发市场。对方便面而言,一年当中不外乎三个旺季――麦收季节、中秋节和春节。李新充分利用销售旺季提升品牌和销量,他在2006年的中秋节前夕策划了“经销商联谊会”。
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在驻马店驿都大酒店,中秋节“红星”新产品推介会以及经销商联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来自驻马店以及信阳的近20位经销商共聚一堂,共同商讨中秋节产品销售事宜。这次经销商联谊会旨在达到三个目的。1新品推介。在这次厂商联谊会上,“红星”公司重点向客户展示了两款礼品装产品,“京味面108双面块礼品”以及“红星促销装”,这两款产品全部是用带有喜庆色彩的红底黄字包装,且有古字暗纹。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礼品箱都还是塑料提手的时候,“红星”推出了带有缎带提手的产品,不仅让产品提升了一个档次,而且还得到了经销商的青睐。这次会议取得以下三个方面的实际效果。
1,争取订单。此次联谊会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开展订货,围绕着新产品以及原有产品,现场召开订货会。为了鼓励经销商现场订货,公司规定,凡是订购一定数量的产品,皆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政策,并给予省内3日游的奖励,并以此为契机,给经销商创造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李新还鼓励与会经销商在厂家营销人员的指导下,自行召开对下游客户的订货会,从渠道上进行节前占仓,最大限度地抢占市场份额。
2,广告发布。对于前半年的市场表现较好,按照厂家要求操作,各项指标达标且具有很大潜力的优秀经销商,“红星”还与他们现场签订了广告投放协议,以全方位配合经销商开拓市场。此举让经销商们非常振奋。没有签订的经销商,一看厂家动真格的了,也纷纷表态,回去后一定努力销售,争取早日能够争取到厂家的广告资源。
3,与经销商共同成长。这次联谊会的一个辅助目标是培训经销商,公司聘请了知名营销专家对与会的经销商进行培训,主要围绕经销商的盈利能力提升、如何进行终端管理、经销商销售目标管理流程等方面展开。最后,专家还针对经销商经营当中存在的困惑给予了现场解答。这次培训受到了经销商们的一致赞誉。
“红星”方便面征战豫南,虽历经艰辛,但终于修成正果:原来1 30万元的月销售额,现在通过信阳、驻马店两地市场的全面启动,增至280万元,销售旺季则超过400万元。“红星”方便面终于摆脱了几近崩溃的市场困局,迎来了新的曙光。
(编辑:赵晓萌)
作文十:《《闪闪的红星》》600字
今天,我们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的主人公——12岁的小男孩潘东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是:潘冬子住的这个小镇本来很安宁,打自潘东子出生后,跑来个“白狗子”(日本兵)的同党——吴汗三。当时在延安的**把这个小镇定为红军根据地。听说红军要来了,小镇的人们都盼望着能过上好日子,东子也参加了儿童团。在一次站岗中,潘东子发现吴汗三想溜走,就上去和他搏斗。瞧!东子是多么的勇敢啊!要是我肯定躲起来,不出声。小孩始终是小孩,东子没能斗得过吴汗三,还是让吴汗三这个坏蛋溜走了。不久,日本兵轰了过来,红军是越打越少,于是大部分红军北迁了,有一部分还留在山下,偏偏这时侯吴汗三回来了。为了送米、盐到山下给红军,东子用水把盐吸在衣服上……
小小的东子是那么的聪明,相比之下,我虽然聪明,但我全用在歪脑筋上了。东子站岗、放哨,给红军送粮食,为红军送情报,最后把吴汗三给杀了,他的这种为祖国事业而奋斗的精神是多么的值得我们学习!他想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时刻想着他能为祖国做些什么。面对凶狠的日本兵和那刺刀,他没有退缩,勇敢地和敌人搏斗,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精神!东子的这种精神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如今在和平的年代,虽不需要我们冲锋陷阵,但我们能做的还有许多,我们在学习上更不能退缩,在生活中也要勇敢地面对每一件事情。
东子真是位“小红军”。东子,你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生活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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