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晚清的镜鉴》3500字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就是一面雪亮而又无情的镜子。　　　虽然晚清是指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大约７０年时间，但甲午战争是其中具有“涟漪效应”的标志性、转折性事件。对曾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历史之痛国家的军人来说，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视角，透视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从中探寻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历史启迪，对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涵。　　　迟到而又半途而废的变革―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才能勇立时代变革的潮头　　　１７９３年９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祝寿”使团，从万里之遥来到北京，给乾隆皇帝送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仪器和兵器，包括铜炮、毛瑟枪、开花弹以及装载１１０门大炮的战舰模型等“贡品”，但想不到却被清廷大臣视为“淫巧奇技”，摆放在圆明园里当作玩器赏弄，对其新式火器操演也岸然相拒：“谅无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　　　１９世纪是世界军事迅速发生变革的时代。蒸汽机的隆隆引擎，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增长，而且直接导致了战舰、火炮等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以海权为代表的现代海军和以路权为代表的现代陆军。　　　倘若清廷大臣对送上门的“洋玩意”进行一番研磨，发觉其科技工业含义及巨大军事价值，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思想僵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丧失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大民族创痛，并没有真正触动大清王朝。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老窝，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使清政府深感“社稷民生之困，时势艰危之亟”，“天时人事，无可再缓”，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艰难开启了“求自强以御外侮”的晚清军事变革历程。　　　１８６１年，李鸿章在安徽创建安庆军械所，拉开了以军事自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１８７５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　　　１８８８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近代中国拥有了一支当时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舰队。　　　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然而，晚清军事变革一开始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应激之举”。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清政府自认为海上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再次消弭了军事变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年间，６年多时间未置一舰，未添一弹。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和军队抓住战略契机而走向强盛，又有多少国家和军队因错失良机而滑向衰亡。　　　如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深化国防和军事改革，扬起鼓荡的时代变革之帆。　　　人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一场新军事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各国军队建设与现代战争。　　　识天听风，临流观澜。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时间窗口”，紧紧抓住战略契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蹄疾步稳的务实作风，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勇立时代发展的潮头。　　　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才能把军事变革真正引向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反观晚清军事变革，尽管清军手里拿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军队按照德国的军事操练训练出来，但徒具形式而已，军队的体制和官兵的“魂”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晚清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反映，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晚清军事变革仅改其“器”，不改其“制”；仅改其“表”，不改其“里”。“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得其奥妙”，对深层次的体制变革鲜有涉及，军队结构、指挥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北洋水师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封闭保守体制机制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先天畸形，存在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现代化不可能摆脱社会整体转型“单骑突进”，而晚清社会催生不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军事制度。　　　探寻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需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变革后的制度来保障。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军队改革与发展就难有大的作为。　　　今天，人们常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就是攻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之“坚”；涉深水，就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求突破，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唯亲”而不用“贤”的变革―把握好选人用人导向，才能为推进军队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吏治腐败，用人不当―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一大症结。　　　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将领时，将有海军经验、学堂毕业和国外留学出身的专业人才排除在外，而把出身陆军、不懂海战的丁汝昌选为海军提督，究其原因，不外乎淮军旧部，与李同乡，对其唯命是从而已。就连舰上洋员都讥讽丁汝昌“不谙海航事务，实为傀儡提督”。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严复在给堂弟信中的一段话。２０多岁回国被待以国士，到４０岁还考不上举人的严复发此牢骚，揭示了清朝吏治腐败的实情，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情。　　　美国学者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１９００年，像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那种以弓刀石和默写武经为主要内容的武举考试，已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却仍被清廷视为“成法”而坚持不改。　　　“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　　　军事变革，唯在得人。军事变革的行为主体是人，人是军事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军队现代化，从制定政策、推行决策的最高统帅部的组成人员，专职施行机构的人员，到创新武器装备、军事思想、作战方式、编制体制、训练方式、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指挥员及战斗员，需要组成一个杰出的人才群体。其选拔是否恰当，能力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军事变革的成败。　　　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变革―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赢得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恩格斯曾经说过：“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　　　军事战略乃战斗力提升之本。战略决定成败。中日军队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晚清军事变革自始至终缺乏明确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目标。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面前，李鸿章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避战求和”的战略指导方针。战前迷信所谓“万国公例”，寄希望于外国调停，“以夷治夷”；战中一再退守，避战保船，“累累错失战机”，最终打败了一场国运攸关的战争。　　　军事理论创新乃提升战斗力的先导。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军事改革的航标灯。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使晚清军事变革成为“没有方向的行军”，也是甲午海战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没有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创新，任何军事改革都必然是盲目无序的，带来的结局必然是战场上的被动挨打。　　　文化力乃战斗力提升之源。文以化人，文以铸兵。军事变革“变”到深处是文化。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他们“脱亚入欧”，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维新和军事革命。而晚清死抱封建传统文化的“辫子”不放，以“祖宗成法”和“弓马平天下”的理念打近代海上战争，焉有不败之理？甲午战败引发的尚武精神、国民意识、耻感文化、散漫习气、苟且世故等的文化反思，至今仍是一堂并没有上完的课。　　　小结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晚清军事变革已化作历史的烟云，而“前车”的“辙印”经过岁月的淘刷更加清晰。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人民军队昂首前进的步伐！正是：　　　昙花一现自强梦，变革垂败叹晚清。　　　痛定思痛铭国耻，强军兴军箭在弓！　　　（选自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１日《解放军报》，有删节。作者为《解放军报》理论部主任）

作文二：《历史的镜鉴　　》10400字

作者：李勤梅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０９期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５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６８４（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７１－０７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化连绵不绝，诸贤相继而出，思想兼容并包。王朝更替，何以为继？钱穆先生在《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一文中写道：“……上下古今，自有一大条贯。此一条贯，即是教育”。［１］２３７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最完整的教育学专著《学记》记载了我国古代的学制系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还明确提出了“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①的思想，并为历朝历代圣贤君相所倡导、践行，教育遂成为解密各朝盛衰的一把钥匙。无论是教育思想抑或是教育体制管理，都可以说我国曾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沿着教育思想与教育管理的历史脉络，可以探寻我国古代教育福利的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的教育福利的传统——传统始终是发展的基础之一。

一、古代教育福利的演变

（一）早期的教育福利

“福利”一词并非舶来词语，《后汉书》第４９卷即有记载，“仲长统傅昌言理乱：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２］此处“福利”即“幸福利益”之意。追根溯源，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儒家的“仁政”思想与“大同”理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以及佛家的慈悲观等对中国古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起了思想基础的作用。

至于教育福利，可以追溯到学校萌芽之时。我国古代的学校是由养老、藏米的场所演变而来的。约在虞舜时期，人们将氏族社会中富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人集中起来，由集体供养。青壮年外出劳作时会将子女交给这些老人照管，于是这些老人就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养老的场所逐渐成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与知识的学校，称之为“庠”。同时，庠也是储藏米粮的地方，“米廪，有虞氏之庠也”（《礼记·明堂位》），“米廪者，藏养人之物，而庠以善养人，期于充实也”［３］５。由是可见，早在学校萌芽之初，学校就负有教育和养老、保障等福利事务的双重责任，教育与福利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福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有了明确的教育福利方式——养士，以及教育福利主张——“有教无类”②。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时局动荡，战乱连连，官学日益衰微，学术逐渐向民间扩散，私学开始兴起。这时候“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众，影响日大，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士为“四民”之首，起初是为领主管理、护卫和操持礼乐仪式的专职人员，是掌握一定文化或一技之长，并且脱离生产劳动，具有社会影响的人才资源。在诸侯争霸称雄的时代，谁的人才多，谁的势力就大，所拥有的士的多寡、优劣遂成为检验诸侯与公卿实力的一个要素。于是养士之风大盛，而且公室私门争相为之。养士多为诸侯公卿谋取政治利益所用，但“从教育意义上说，养士用士的公室或私门，都像是一所私学或一些私学的集合体。”［４］１６８在这些场所，士与公卿之间以师友相待，执宾主之礼，士与士之间可以自由辩论，交流学术，士被给予政治和生活等方面的诸多礼遇，可以来去自由，学无常师。所有这些优待都是因为士是受过教育或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因此可以说这些优厚的待遇是士因教育而得的福利，也因这些福利士又得以继续受教育、做学术、成就一家之言。这种福利具有非常强的政治目的性，覆盖的范围也仅限于有才之士，在性质上具有很强的恩赐的意味，《史记》中记载，曾有７６位稷下先生被齐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③，即可作为例证。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相对于官学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开创的全新的办学形式——私学，更迎合了那个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孔子之前，教育是“有教有类”的，入什么学校，受什么教育，都有严格的限制。孔子首创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是对当时教育等级制度的挑战宣言，为学术平民化、知识普及化开辟了一条蹊径。按照钱远镕先生的说法，孔子在招生对象上主张“有教无类”就是主张“八不分”原则：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愚智、不分勤惰、不分恩怨、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和不分美丑［４］１１７。在孔门众弟子中，富者如冉有、子贡，贫者如颜渊、原思，孟懿子为鲁之贵族，子路为卞之野人，曾参之鲁，高柴之愚，均列位其中。由此可见，孔子是我国“教育机会人人平等”的最早践行者。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孔子又辅以适当的减少学费的措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④，只要学生能够缴纳十脡干肉作为拜师礼，就可以得到先生的教诲。不仅如此，孔子还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资助，在《论语·雍也篇》即有冉求为公西赤之母向孔子请求养米的记载；原思家境困苦，孔子让他做家宰，实有勤工俭学之意。孔门有弟子三千，如此庞大的事业又是如何得以为继呢？除了收取一点“束脩”作拜师礼金外，各诸侯及公卿贵族对孔子私学的资助应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孔子多年周游列国，曾游说七十余位国君，虽不见用，但得到不少封赏和捐助。由上可知，孔子私学中教育福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理念上主张“有教无类”，平等受教育机会；在措施上采取减少学费、资助学生、提倡勤工俭学等方法；在资源渠道上接受多方面的资助。这些都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福利思想，也是现代教育福利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受教育权利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实行官学与私学并行的体制，官学又可以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在受教育权方面来看，在官学中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性，正所谓“礼不下庶人”，接受官学教育是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的特权，平民接受教育则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限制。

在汉代，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地方的学、校、庠、序，在入学资格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身份限制。譬如太学招生，京师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学生，皆可由太常直接挑选；其他地方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皆可由地方长官选送⑤。仪表、德行是能否进入太学的衡量标准。即便如此，官学中多数学生还是郡县官吏和中小地主阶层的子弟，诸如“父世农夫”的匡衡、“贫窭无资”的桓荣⑥等家世卑微而能够得享教育者，虽有但不多见，这种情况在汉代私学中也是如此。儿童启蒙多由私学书馆进行，这样就使汉代私学颇盛。然而贫寒子弟大多仍不能入学，其最大障碍在于赋役的负担。汉代律法规定，国民须纳人口税，连小孩都有；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除特权阶层外，都要服兵役和每年一个月的义务劳役，兵役和劳役都可以出资免役。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保证学习的。所以，不管是官学或私学，都只能招收那些有能力解决赋役问题的人入学，这样就基本上将自食其力、收入微薄的广大民众排除于教育之外。

两晋时晋武帝于２７６年在太学之外另创国子学，封建教育等级制由此开端。晋惠帝时明确规定国子学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的入学之所，太学则招收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国子学的设立突出了门阀世族子弟的教育特权。北魏献文帝时普遍设置州郡学，建立州郡学校教育制度，在招生上也采取“先进高门，次及中第”的政策，确立门阀世族的优先权。这时期也出现了面向寒门庶族子弟的官学，北魏孝文帝于４９５年创办的四门小学，以及后期出现的南朝学馆，都是面向寒门庶族和一般百姓子弟，师生都享有一定的待遇。它们由朝廷资助，但有编制，名额有限。

及至唐朝，自开国到天宝末的百余年间（６１９年－７５６年），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科学水平相当发达，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完备。中央官学设立了“二馆”——崇文馆和弘文馆，“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与律学；地方官学则在各府设府学，各州设州学，各县设县学，县内又设市学和镇学，各府州另设医学作为旁系。虽然学校种类众多，但各类学校的入学资格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见表１）。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社会各阶层子孙按父祖品差身份而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这一标准和政治关系密切，却没有经济特权的内容。

唐代乡村私塾也相当普及，为贫寒子弟接受教育乃至晋升品第开辟了道路。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唐玄宗敕令“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可见唐代私学秉承了“有教无类”的传统，无论王孙公子还是布衣少年，在私学中享有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不过与官学有所不同，私学学生的学费以及入学后的生活费要求自理。

宋沿唐制，所不同者，品第限制有所放宽，如宋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学生资格限于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与庶民中的优秀者。这主要是统治者着意追求“贡举当选擢寒俊”［６］２１的结果。据《登科录》记载，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进士及第５７０人，其中平民出身的有３０７人，占总数的５３．９％［６］１２７。由此可知，当时平民接受教育的范围、程度均有所扩展。从总体来看两宋教育，官学虽历三次兴学却每如昙花一现，一直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私学却较为繁盛，对科举选士、教育发展贡献较大。书院教育始于唐，至宋时其制已大备，成为后世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宋时书院多为有志于学者求学深造之所，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学生入院需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书院读书，除此没有别的限制。而且与以往私学不同，书院多有学田收入，能够供给师生廪膳，使学生安心求学。宋代私学还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单从名目看，它们多是面向民间的，是平民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场所。

元代实行民族等级政策，教育等级制重又抬头。国子学生员资格最初仅限于蒙古贵胄和四大怯薛子弟，后扩大为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平民中的俊秀者，必须经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保举，才能进入国子学做陪堂生，而且名额仅有２０人。地方官学也限于儒户子弟，并且规定儒户若有余闲子弟，则必须有一人入学读书，此举可以看作我国古代义务教育的萌芽。元朝政府在基层广置社学，以劝教农桑为务，“农隙使子弟入学”。当时这种村社之学办得颇具规模，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８年），社学发展到２４４００多所［７］３０３，堪称一时之盛。

明代及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学校教育制度大体相同，这一时期官学教育对象范围有所扩大。明代国子监生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官生与民生两类。官生主要包括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外国留学生和士官子弟，其中三品以上官员及勋戚子弟作为荫监生可以免试入学。民生包括举监生、贡监生和例监生。其中例监生体现地主阶级的经济特权，凡向官府“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３］１７９，也就是出钱捐买国子监生的资格或身份，其顺应了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接受教育的要求。清代在此基础上，还设有“六贡”⑦生员。地方官学入学的基本条件有四：①必须“人才俊秀，容貌整齐”；②年龄１５岁以上；③已读过《论语》《孟子》等经书；④“娼优隶卒”“极刑之家”子弟不得入学［８］２０８。凡符合以上条件的童生经考试合格即可入学为附学生员，而后依次补为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待遇各有不同。社学是官学的基础与补充，也是乡村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学生入学无需经过考试，亦无名额限制，但入学后费用需自理。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中期开始出现强迫儿童入学的想法，魏校在任提学时主张，“父兄如有故违，不送子弟入社学者，提问坐罪”。突出了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此外另有义学之设，多为团体或私人捐资捐田而得名，受教育者为一般农户和贫寒人家子弟，所习不过启蒙与社会道德教化而已。明清之际，“洞学科举”颇为盛行，书院与科举关系更加密切，逐渐官学化，乾隆年间简直成为省立“大学”，不过书院学生的平民化程度仍要远远高于官学［９］４３６。

（三）学生待遇

封建官学是朝廷网罗人才的重要场所，在汉代还是候补官员的出处所在，科举取士之后，官学成为科举生员的主要出身之所。因此，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对官学学生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具体地说，凡入官学的学生主要享有以下几种福利：

１．免缴学费。汉代太学以养士为宗旨，为吸引人才，采取了免费教育，无论贫富。宋代官学生也享有公费待遇，免缴学杂书抄等费。

２．免除徭役赋税。赋税是封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徭役是每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劳动，汉代规定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唐代为每人每年二十天，另外还需服兵役，这都是民众的义务。为了使学生能够安心学习，汉朝太学生和元朝国子监生都享有免税免役的待遇，宋朝太学生、清朝国子监生和地方儒学生员以及元朝府州学生都有免役的权利。明代更有过之，国子监生与地方廪膳生、增广生都可免除差役，而且福及家庭，可以免去生员家庭两个男丁的差徭。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优厚的待遇。

３．提供食宿。自唐以后，各类官学学校都免费食宿，朝廷按学生人数供给学校米粮及津贴。该项津贴，宋时名曰“添厨”，明代称为“廪粮”或“廪膳”，清朝谓之为“膏火银”，都是发给学生的伙食补助费。在明清两朝的地方官学中，学生的待遇是有差别的，例如廪膳生，顾名思义，可以享受廪米，有的地方还给以一定数量的鱼肉盐醢，而增广生和附学生是没有该项待遇的。

４．其他待遇。各朝各代依据统治者的意志，文教政策各有侧重，给予学生的待遇也各有不同。比如，汉末鸿都门学学生入学后即享有相当于正式官员的俸禄；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川、广、闽等边远地区的士子赴京参加太学升补考试，国家“给借职券；过二千里给大将券，续其路食”［６］１５７，也就是提供路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学生的上述待遇，朝廷和学校还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例如明代国子监生必须能够背诵国子监规，而且要坐堂作课，才可以领取廪米及津贴。府州儒学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六等，并与奖惩挂钩：一二等给予奖赏，三等如常，四等罚责，五等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除名［７］３４５。被黜退的廪膳生要追还其享用的廪米，这在当时是一项很重的惩罚。

私学学生的待遇依据办学者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经营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比官学学生的待遇在项目上要少，在层次上要低。由于私学的办学经费或是自筹，或是集资，或是富商权贵捐助，没有或者少有国家的教育投入，办学者在有财力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全部或部分学生提供一些福利待遇。虽然如此，私学与官学并轨而行，绵延数千年，无论是乡村启蒙还是学术传承，私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皆是“真实具影响力者”，所以钱穆先生说“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１］２３１－２３３。

（四）教育经费的来源

如前所述，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历史发展看，教育经费的充足与否是教育福利能否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我国教育史上曾出现过官办、私办、官私合办、私办官助等多种性质的学校，情况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其经费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渠道：

１．学生缴纳的学费。古时入学要举行拜师礼，缴纳“束脩”，也就是学费。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常在家中设学，俗称家塾，常会收取一点束脩以维持生活。在唐代束脩礼由国家统一规定，视学校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国子学、太学，酒一壶，脩一案，绢各三疋；四门学，酒一壶，脩一案，绢二疋。俊士及律、书、算、州县，各酒一壶，脩一案，绢一疋。”至开元时，国家重新将其统而划一，中央各学与地方州县学校都为“帛一篚、酒一壶、脩一案”［５］３２３。

２．朝廷拨款。这是官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唐宋以后统治者为加强社会教化，民间书院及村塾学社等也会得到官府的拨款资助，如赐书、赐田等等，尤其是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常会得到政府的褒荣。

３．学田等产业收入。所谓学田，是指由国家拨给或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学校将这些土地租佃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收获的粮食与钱租用作赡学的费用。此举始于宋时，而后渐成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经费制度的基本形式。除学田外，学校还通过出租房廊屋产、印刷出售图书、放贷收利等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４．权贵富商的捐助。我国夙有捐资兴学的传统，封建士绅都将衣锦还乡、捐资助学作为其人生价值的一种自我实现方式。韩愈在任潮州刺史时曾拿自己的薪俸来兴办州学；朱熹离任南康军太守时捐给白鹿洞书院钱四百千。明清之际，义学颇盛，地方士绅捐钱捐田，建立学田制，称为“义田”，所得收入充当贫寒子弟的束脩或供师生日常生活之用。

二、古代教育福利传统及其批判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教育福利总体上围绕着一个核心——受教育权，沿着一条主线——“愚民→化民→惠民”在发展演变。所谓“愚民”，即受教育权被贵族士大夫阶层高度垄断，“学在官府”“官守学业”，政教一体，官师合一，普通民众与教育基本绝缘，成为一种使用工具，而不是开发资源。所谓“化民”，即兴教化，正万民，对民众施以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始把民众纳入教育对象之列，但是层次较低，范围不大，其目的在于导民善俗，让民众成为易于统治的“良民”，巩固统治者的基础。所谓“惠民”，简单地说，就是统治者施恩惠于民众，开始刻意选拔寒门俊士，接受教育成为民众的一种上升渠道；民众受教育的范围有所扩大，进入高等教育的民众比例有所增加。在这一发展主线之中，由于历史的长久积淀，形成了一些教育福利的传统，对现今的教育福利思想与实践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恩惠之重与权利之轻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的教育福利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程度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学校规模受到局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在招生上都有严格的数额规定，从而使得教育具有了竞争性与排他性，再加上统治者的制度安排，于是学校教育成为了官僚地主阶层的私人物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也就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而不是乡下人的东西［１０］。一般而论，经济越发展，学校规模越大，受教育范围也越广。据统计，史籍与汉碑所记载的两汉孝廉３０７人之中，出身贫民的仅占８．７％［４］４７１。至唐开元年间，东都四门学有学生１３００人，其中民间俊士有８００人［５］３０８。宋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及第的进士中平民出身的占了总数的５３．９％。不但国家如此，家庭的经济能力也构成制约平民接受教育的先决的客观条件。

我国古代学校除教书育人之外，同时扮演着养士选士的重要角色。封建帝王为巩固其统治，需要从知识分子之中选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才，而且还要保证这类人才源源不断。各个王朝的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招贤纳士，大多会颁发兴学的诏令，由国家赐给学钱学粮，保障师生廪膳薪俸等；而逢亡国之兆，帝王昏聩，家国动乱，学校颓废。由是可知，古代的教育福利与帝王将相的个人意志和能力高度相关，成为其政治作为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古代的福利体制注重政府的责任与权利，重上而轻下，因而这些福利都是自上而下的，是冠冕堂皇的“恩赐”。

广大民众也是认可这种恩惠的，他们将来源于他人的获得都称之为“恩惠”。从长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到有机会而不能受教育（比如汉代），再到让一部分人接受教育脱颖而出，习惯于受惠感恩的平民们便会觉得这是源自统治阶级的恩赐，而全然不顾受教育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虽然儒家教育主张“有教无类”，但封建统治者总是依据政治地位将其子民分为三六九等，并辅以一定的经济条件限制，剥削民众的受教育权。民众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既有对立，又彼此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民众在学业有成之后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将其作为对帝王“恩赐”的一种回报。他们会津津乐道于经济上的计较，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⑧，要求均贫富、均田地，但是在受教育权利上却表现得比较安于现状甚至麻木，这大概是由于教育的缺失而出现的一种自我短视或者自我迷失。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民众的这种权利意识才能普遍觉醒，才能摆脱这种工具价值，成为资源价值，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开发，成为脱离苦境的“富民”“大同之民”。

（二）“收族”之道与“大同”之境

我国古代的教育福利还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大学》中设计了一条古代无数知识分子为之追求的职业发展规划，“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先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反过来看，一旦天下一统，国家安定，他们解甲归田、衣锦还乡之后，则多会将目光局限于一己一家之乐，造福于一家一族一地方，即所谓“光宗耀祖”。儒家讲究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⑩，以自我为中心、依私人关系逐级推广开去，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又归结为一个“私”字——“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１０］２５古有私塾、教馆之设，即官僚地主延请名师到自己家中坐馆，教授自己的子弟，兼及宗姓家族子弟，很少会福及他姓他乡之子弟。这也和我国古代农村的特征有关。农民以土地为养家立业的根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老在这里，生养子孙还是在这里，非不可逆转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会迁徙。同姓同宗之民群居于此，便会形成一股势力，成为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宗族之内，“有养士兴学之典，有恤孤寡贫老病丧之举”［１１］１６６，然而却是同姓相亲，异姓相疏。纵然是义学、义田，多是一姓一宗族之中富裕者所捐，受此福利的也多是宗族之内的子弟。

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先生对这种宗族福利是持批判态度的［１１］１６７－１６８。在《大同书》中，他指出“中国人以族姓之固结，故同姓则亲之，异姓则疏之；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族姓之外则又“分乡、分县、分省以为亲，同乡、同县、同省则亲之，异乡、异县、异省则疏之”。此等“族姓土著积分之流弊”必然会造成国人“不知有国而惟知有姓”，每一族姓俨然成为一小国家，“以一国而分为千万亿国”，国家力量“反由大合而为微分焉”，“至以大地第一大国而至于寡弱”。康先生进一步结合中西国家加以比较，认为“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狭不如广；以是决之，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

为革除家族流弊，康有为认为惟有去家去国，才能够达至太平大同①的境界。在一破一立之中，结合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的社会福利事业须由“公立政府”来执行，“公立政府当公养人而公教之，公恤之”［１１］１８７。其中之“公养”是指妇女怀孕后就进入人本院进行胎教，孩子出生后则由公立的育婴院、怀幼院加以抚育。“公教”是指康先生所倡导的全民义务教育，六岁入蒙学院，十岁入小学院，十五岁入中学院，十八岁入大学院，二十岁毕业。此等学院皆系公立，“无一人之或贫或富，或贵或贱，同育公家，同学公学”［１１］２１１，全民在其中接受长达十四年的义务教育。各学院之选址、管理、师资、布局及教材内容等依据学生成长的特点也各有讲究。遗憾的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３］２６１

当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出现过不重“收族之道”的教育福利思想，如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

三、历史及镜鉴——古代教育福利启示

综上可知，教育福利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思想和实践不可谓不丰富，也形成了有教无类、用养并施、兼爱助学等优良传统，对于教化民众、开发民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明英宗天顺七年（１４６３年），名儒邝彦誉在其《琼台义学记》中就清楚地阐明了义学的宗旨，“曰义学者，使夫人之学而有贫贱贵富之分，而惟束脩是计，非义也。使夫人之学而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择，而惟人品是论，非义也。使夫人之凡生于斯、流寓于斯者之子若孙，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中无不中、无才无不才，是则谓之义焉”。［８］３２７在他看来，义学之“义”在于不分家庭贫富贵贱、不讲学生智愚资质、不论户籍是否在宗族范围之内，凭此原则对儿童施以同样的教化。其中不分“生于斯”与“流寓于斯”的主张，对于我们现今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但由于受到政治与经济的制约，受教育权利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民众的受教育权利被限制、剥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福利只能算作一种集团或阶级福利，不能构成社会福利。只有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现代社会，人民的受教育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才能拥有真正的教育福利。

①《礼记·学记》。

②《论语·卫灵公篇》。

③《史记·田完敬仲世家》。

④《论语·述而篇》。按钱先生的解释，“脩是干脯，十脡为束。古人相见，必执贽为礼，束脩乃贽之薄者。……只修薄礼来见，未尝不教诲之。”此即有减少学费之意。钱穆著，《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版，第１７１页。

⑤《汉书·儒林传》。

⑥《后汉书》之《匡衡传》《桓荣传》。

⑦“六贡”为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和功贡。参见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１页。

⑧《论语·季氏》。

⑨《礼记·大学》。

⑩《论语·雍也》。

（１１）所谓太平，康有为指“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得养，人格皆具，人体皆健，人质皆和平广大，风俗道化皆美”（见《大同书》第１８６页）；“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太平大同世界是中国人所累世追求的理想国。

作者介绍：李勤梅（１９８２－　），女，四川兴文人，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作文三：《从严治军的历史镜鉴 历史的镜鉴　　》10600字

作者：李勤梅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０９期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０５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６８４（２０１６）０３－００７１－０７

泱泱中华，五千年文化连绵不绝，诸贤相继而出，思想兼容并包。王朝更替，何以为继？钱穆先生在《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一文中写道：“……上下古今，自有一大条贯。此一条贯，即是教育”。［１］２３７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最完整的教育学专著《学记》记载了我国古代的学制系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还明确提出了“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思想，并为历朝历代圣贤君相所倡导、践行，教育遂成为解密各朝盛衰的一把钥匙。无论是教育思想抑或是教育体制管理，都可以说我国曾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沿着教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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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教育管理的历史脉络，可以探寻我国古代教育福利的发展状况，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的教育福利的传统——传统始终是发展的基础之一。

一、古代教育福利的演变

（一）早期的教育福利

“福利”一词并非舶来词语，《后汉书》第４９卷即有记载，“仲长统傅昌言理乱：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２］此处“福利”即“幸福利益”之意。追根溯源，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儒家的“仁政”思想与“大同”理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以及佛家的慈悲观等对中国古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起了思想基础的作用。

至于教育福利，可以追溯到学校萌芽之时。我国古代的学校是由养老、藏米的场所演变而来的。约在虞舜时期，人们将氏族社会中富有生产和生活经验的老人集中起来，由集体供养。青壮年外出劳作时会将子女交给这些老人照管，于是这些老人就担负起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养老的场所逐渐成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与知识的学校，称之为“庠”。同时，庠也是储藏米粮的地方，“米廪，有虞氏之庠也”（《礼记？明堂位》），“米廪者，藏养人之物，而庠以善养人，期于充实也”［３］５。由是可见，早在学校萌芽之初，学校就负有教育和养老、保障等福利事务的双重责任，教育与福利具有先天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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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福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有了明确的教育福利方式——养士，以及教育福利主张——“有教无类”？。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时局动荡，战乱连连，官学日益衰微，学术逐渐向民间扩散，私学开始兴起。这时候“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人数日众，影响日大，开始活跃于历史舞台。士为“四民”之首，起初是为领主管理、护卫和操持礼乐仪式的专职人员，是掌握一定文化或一技之长，并且脱离生产劳动，具有社会影响的人才资源。在诸侯争霸称雄的时代，谁的人才多，谁的势力就大，所拥有的士的多寡、优劣遂成为检验诸侯与公卿实力的一个要素。于是养士之风大盛，而且公室私门争相为之。养士多为诸侯公卿谋取政治利益所用，但“从教育意义上说，养士用士的公室或私门，都像是一所私学或一些私学的集合体。”［４］１６８在这些场所，士与公卿之间以师友相待，执宾主之礼，士与士之间可以自由辩论，交流学术，士被给予政治和生活等方面的诸多礼遇，可以来去自由，学无常师。所有这些优待都是因为士是受过教育或拥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因此可以说这些优厚的待遇是士因教育而得的福利，也因这些福利士又得以继续受教育、做学术、成就一家之言。这种福利具有非常强的政治目的性，覆盖的范围也仅限于有才之士，在性质上具有很强的恩赐的意味，《史记》中记载，曾有７６位稷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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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齐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即可作为例证。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相对于官学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开创的全新的办学形式——私学，更迎合了那个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孔子之前，教育是“有教有类”的，入什么学校，受什么教育，都有严格的限制。孔子首创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这是对当时教育等级制度的挑战宣言，为学术平民化、知识普及化开辟了一条蹊径。按照钱远镕先生的说法，孔子在招生对象上主张“有教无类”就是主张“八不分”原则：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愚智、不分勤惰、不分恩怨、不分老少、不分国籍和不分美丑［４］１１７。在孔门众弟子中，富者如冉有、子贡，贫者如颜渊、原思，孟懿子为鲁之贵族，子路为卞之野人，曾参之鲁，高柴之愚，均列位其中。由此可见，孔子是我国“教育机会人人平等”的最早践行者。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孔子又辅以适当的减少学费的措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学生能够缴纳十脡干肉作为拜师礼，就可以得到先生的教诲。不仅如此，孔子还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资助，在《论语？雍也篇》即有冉求为公西赤之母向孔子请求养米的记载；原思家境困苦，孔子让他做家宰，实有勤工俭学之意。孔门有弟子三千，如此庞大的事业又是如何得以为继呢？除了收取一点“束脩”作拜师礼金外，各诸侯及公卿贵族对孔子私学的资助应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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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的重要来源。孔子多年周游列国，曾游说七十余位国君，虽不见用，但得到不少封赏和捐助。由上可知，孔子私学中教育福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理念上主张“有教无类”，平等受教育机会；在措施上采取减少学费、资助学生、提倡勤工俭学等方法；在资源渠道上接受多方面的资助。这些都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福利思想，也是现代教育福利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受教育权利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实行官学与私学并行的体制，官学又可以分为中央与地方两个层次。在受教育权方面来看，在官学中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性，正所谓“礼不下庶人”，接受官学教育是封建官僚与地主阶级的特权，平民接受教育则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限制。

在汉代，无论是中央的太学还是地方的学、校、庠、序，在入学资格方面还没有明确的身份限制。譬如太学招生，京师凡年在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的学生，皆可由太常直接挑选；其他地方凡“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者，皆可由地方长官选送？。仪表、德行是能否进入太学的衡量标准。即便如此，官学中多数学生还是郡县官吏和中小地主阶层的子弟，诸如“父世农夫”的匡衡、“贫窭无资”的桓荣？等家世卑微而能够得享教育者，虽有但不多见，这种情况在汉代私学中也是如此。儿童启蒙多由私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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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进行，这样就使汉代私学颇盛。然而贫寒子弟大多仍不能入学，其最大障碍在于赋役的负担。汉代律法规定，国民须纳人口税，连小孩都有；全国壮丁按册籍编定，除特权阶层外，都要服兵役和每年一个月的义务劳役，兵役和劳役都可以出资免役。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保证学习的。所以，不管是官学或私学，都只能招收那些有能力解决赋役问题的人入学，这样就基本上将自食其力、收入微薄的广大民众排除于教育之外。

两晋时晋武帝于２７６年在太学之外另创国子学，封建教育等级制由此开端。晋惠帝时明确规定国子学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的入学之所，太学则招收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国子学的设立突出了门阀世族子弟的教育特权。北魏献文帝时普遍设置州郡学，建立州郡学校教育制度，在招生上也采取“先进高门，次及中第”的政策，确立门阀世族的优先权。这时期也出现了面向寒门庶族子弟的官学，北魏孝文帝于４９５年创办的四门小学，以及后期出现的南朝学馆，都是面向寒门庶族和一般百姓子弟，师生都享有一定的待遇。它们由朝廷资助，但有编制，名额有限。

及至唐朝，自开国到天宝末的百余年间（６１９年－７５６年），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科学水平相当发达，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完备。中央官学设立了“二馆”——崇文馆和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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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与律学；地方官学则在各府设府学，各州设州学，各县设县学，县内又设市学和镇学，各府州另设医学作为旁系。虽然学校种类众多，但各类学校的入学资格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见表１）。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社会各阶层子孙按父祖品差身份而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这一标准和政治关系密切，却没有经济特权的内容。

唐代乡村私塾也相当普及，为贫寒子弟接受教育乃至晋升品第开辟了道路。开元二十六年（７３８年），唐玄宗敕令“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可见唐代私学秉承了“有教无类”的传统，无论王孙公子还是布衣少年，在私学中享有受教育的同等权利。不过与官学有所不同，私学学生的学费以及入学后的生活费要求自理。

宋沿唐制，所不同者，品第限制有所放宽，如宋国子监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学生资格限于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与庶民中的优秀者。这主要是统治者着意追求“贡举当选擢寒俊”［６］２１的结果。据《登科录》记载，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进士及第５７０人，其中平民出身的有３０７人，占总数的５３．９％［６］１２７。由此可知，当时平民接受教育的范围、程度均有所扩展。从总体来看两宋教育，官学虽历三次兴学却每如昙花一现，一直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私学却较为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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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对科举选士、教育发展贡献较大。书院教育始于唐，至宋时其制已大备，成为后世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宋时书院多为有志于学者求学深造之所，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学生入院需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书院读书，除此没有别的限制。而且与以往私学不同，书院多有学田收入，能够供给师生廪膳，使学生安心求学。宋代私学还有乡学、村校、家塾、舍馆等，单从名目看，它们多是面向民间的，是平民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场所。

元代实行民族等级政策，教育等级制重又抬头。国子学生员资格最初仅限于蒙古贵胄和四大怯薛子弟，后扩大为七品以上朝官子孙。平民中的俊秀者，必须经在朝三品以上官员保举，才能进入国子学做陪堂生，而且名额仅有２０人。地方官学也限于儒户子弟，并且规定儒户若有余闲子弟，则必须有一人入学读书，此举可以看作我国古代义务教育的萌芽。元朝政府在基层广置社学，以劝教农桑为务，“农隙使子弟入学”。当时这种村社之学办得颇具规模，元世祖至元二十年（１２８８年），社学发展到２４４００多所［７］３０３，堪称一时之盛。

明代及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学校教育制度大体相同，这一时期官学教育对象范围有所扩大。明代国子监生根据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官生与民生两类。官生主要包括七品以上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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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子弟、外国留学生和士官子弟，其中三品以上官员及勋戚子弟作为荫监生可以免试入学。民生包括举监生、贡监生和例监生。其中例监生体现地主阶级的经济特权，凡向官府“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３］１７９，也就是出钱捐买国子监生的资格或身份，其顺应了中小地主和工商业者接受教育的要求。清代在此基础上，还设有“六贡”？生员。地方官学入学的基本条件有四：？必须“人才俊秀，容貌整齐”；？年龄１５岁以上；？已读过《论语》《孟子》等经书；？“娼优隶卒”“极刑之家”子弟不得入学［８］２０８。凡符合以上条件的童生经考试合格即可入学为附学生员，而后依次补为增广生员和廪膳生员，待遇各有不同。社学是官学的基础与补充，也是乡村基础教育的主要形式。学生入学无需经过考试，亦无名额限制，但入学后费用需自理。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代中期开始出现强迫儿童入学的想法，魏校在任提学时主张，“父兄如有故违，不送子弟入社学者，提问坐罪”。突出了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责任。此外另有义学之设，多为团体或私人捐资捐田而得名，受教育者为一般农户和贫寒人家子弟，所习不过启蒙与社会道德教化而已。明清之际，“洞学科举”颇为盛行，书院与科举关系更加密切，逐渐官学化，乾隆年间简直成为省立“大学”，不过书院学生的平民化程度仍要远远高于官学［９］４３６。

（三）学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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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官学是朝廷网罗人才的重要场所，在汉代还是候补官员的出处所在，科举取士之后，官学成为科举生员的主要出身之所。因此，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对官学学生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具体地说，凡入官学的学生主要享有以下几种福利：

１．免缴学费。汉代太学以养士为宗旨，为吸引人才，采取了免费教育，无论贫富。宋代官学生也享有公费待遇，免缴学杂书抄等费。

２．免除徭役赋税。赋税是封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徭役是每个人对国家的义务劳动，汉代规定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唐代为每人每年二十天，另外还需服兵役，这都是民众的义务。为了使学生能够安心学习，汉朝太学生和元朝国子监生都享有免税免役的待遇，宋朝太学生、清朝国子监生和地方儒学生员以及元朝府州学生都有免役的权利。明代更有过之，国子监生与地方廪膳生、增广生都可免除差役，而且福及家庭，可以免去生员家庭两个男丁的差徭。这些在当时都是十分优厚的待遇。

３．提供食宿。自唐以后，各类官学学校都免费食宿，朝廷按学生人数供给学校米粮及津贴。该项津贴，宋时名曰“添厨”，明代称为“廪粮”或“廪膳”，清朝谓之为“膏火银”，都是发给学生的伙食补助费。在明清两朝的地方官学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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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待遇是有差别的，例如廪膳生，顾名思义，可以享受廪米，有的地方还给以一定数量的鱼肉盐醢，而增广生和附学生是没有该项待遇的。

４．其他待遇。各朝各代依据统治者的意志，文教政策各有侧重，给予学生的待遇也各有不同。比如，汉末鸿都门学学生入学后即享有相当于正式官员的俸禄；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川、广、闽等边远地区的士子赴京参加太学升补考试，国家“给借职券；过二千里给大将券，续其路食”［６］１５７，也就是提供路费。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学生的上述待遇，朝廷和学校还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例如明代国子监生必须能够背诵国子监规，而且要坐堂作课，才可以领取廪米及津贴。府州儒学根据学生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六等，并与奖惩挂钩：一二等给予奖赏，三等如常，四等罚责，五等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除名［７］３４５。被黜退的廪膳生要追还其享用的廪米，这在当时是一项很重的惩罚。

私学学生的待遇依据办学者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经营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比官学学生的待遇在项目上要少，在层次上要低。由于私学的办学经费或是自筹，或是集资，或是富商权贵捐助，没有或者少有国家的教育投入，办学者在有财力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对全部或部分学生提供一些福利待遇。虽然如此，私学与官学并轨而行，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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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无论是乡村启蒙还是学术传承，私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皆是“真实具影响力者”，所以钱穆先生说“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１］２３１－２３３。

（四）教育经费的来源

如前所述，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历史发展看，教育经费的充足与否是教育福利能否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我国教育史上曾出现过官办、私办、官私合办、私办官助等多种性质的学校，情况比较复杂，大体说来，其经费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渠道：

１．学生缴纳的学费。古时入学要举行拜师礼，缴纳“束脩”，也就是学费。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常在家中设学，俗称家塾，常会收取一点束脩以维持生活。在唐代束脩礼由国家统一规定，视学校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国子学、太学，酒一壶，脩一案，绢各三疋；四门学，酒一壶，脩一案，绢二疋。俊士及律、书、算、州县，各酒一壶，脩一案，绢一疋。”至开元时，国家重新将其统而划一，中央各学与地方州县学校都为“帛一篚、酒一壶、脩一案”［５］３２３。

２．朝廷拨款。这是官学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唐宋以后统治者为加强社会教化，民间书院及村塾学社等也会得到官府的拨款资助，如赐书、赐田等等，尤其是隐居民间聚徒讲学的名师硕儒，常会得到政府的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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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学田等产业收入。所谓学田，是指由国家拨给或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学校将这些土地租佃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收获的粮食与钱租用作赡学的费用。此举始于宋时，而后渐成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教育经费制度的基本形式。除学田外，学校还通过出租房廊屋产、印刷出售图书、放贷收利等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４．权贵富商的捐助。我国夙有捐资兴学的传统，封建士绅都将衣锦还乡、捐资助学作为其人生价值的一种自我实现方式。韩愈在任潮州刺史时曾拿自己的薪俸来兴办州学；朱熹离任南康军太守时捐给白鹿洞书院钱四百千。明清之际，义学颇盛，地方士绅捐钱捐田，建立学田制，称为“义田”，所得收入充当贫寒子弟的束脩或供师生日常生活之用。

二、古代教育福利传统及其批判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教育福利总体上围绕着一个核心——受教育权，沿着一条主线——“愚民？化民？惠民”在发展演变。所谓“愚民”，即受教育权被贵族士大夫阶层高度垄断，“学在官府”“官守学业”，政教一体，官师合一，普通民众与教育基本绝缘，成为一种使用工具，而不是开发资源。所谓“化民”，即兴教化，正万民，对民众施以最基本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始把民众纳入教育对象之列，但是层次较低，范围不大，其目的在于导民善俗，让民众成为易于统治的“良民”，巩固统治者的基础。所谓“惠民”，简单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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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统治者施恩惠于民众，开始刻意选拔寒门俊士，接受教育成为民众的一种上升渠道；民众受教育的范围有所扩大，进入高等教育的民众比例有所增加。在这一发展主线之中，由于历史的长久积淀，形成了一些教育福利的传统，对现今的教育福利思想与实践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恩惠之重与权利之轻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的教育福利主要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程度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由于生产力不发达，学校规模受到局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在招生上都有严格的数额规定，从而使得教育具有了竞争性与排他性，再加上统治者的制度安排，于是学校教育成为了官僚地主阶层的私人物品。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也就是属于上流社会的，而不是乡下人的东西［１０］。一般而论，经济越发展，学校规模越大，受教育范围也越广。据统计，史籍与汉碑所记载的两汉孝廉３０７人之中，出身贫民的仅占８．７％［４］４７１。至唐开元年间，东都四门学有学生１３００人，其中民间俊士有８００人［５］３０８。宋理宗宝祐四年（１２５６年），及第的进士中平民出身的占了总数的５３．９％。不但国家如此，家庭的经济能力也构成制约平民接受教育的先决的客观条件。

我国古代学校除教书育人之外，同时扮演着养士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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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角色。封建帝王为巩固其统治，需要从知识分子之中选拔能够经世治国的人才，而且还要保证这类人才源源不断。各个王朝的开国之君或中兴之主，招贤纳士，大多会颁发兴学的诏令，由国家赐给学钱学粮，保障师生廪膳薪俸等；而逢亡国之兆，帝王昏聩，家国动乱，学校颓废。由是可知，古代的教育福利与帝王将相的个人意志和能力高度相关，成为其政治作为的一种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古代的福利体制注重政府的责任与权利，重上而轻下，因而这些福利都是自上而下的，是冠冕堂皇的“恩赐”。

广大民众也是认可这种恩惠的，他们将来源于他人的获得都称之为“恩惠”。从长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到有机会而不能受教育（比如汉代），再到让一部分人接受教育脱颖而出，习惯于受惠感恩的平民们便会觉得这是源自统治阶级的恩赐，而全然不顾受教育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虽然儒家教育主张“有教无类”，但封建统治者总是依据政治地位将其子民分为三六九等，并辅以一定的经济条件限制，剥削民众的受教育权。民众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既有对立，又彼此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民众在学业有成之后会“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将其作为对帝王“恩赐”的一种回报。他们会津津乐道于经济上的计较，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要求均贫富、均田地，但是在受教育权利上却表现得比较安于现状甚至麻木，这大概是由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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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而出现的一种自我短视或者自我迷失。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民众的这种权利意识才能普遍觉醒，才能摆脱这种工具价值，成为资源价值，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开发，成为脱离苦境的“富民”“大同之民”。

（二）“收族”之道与“大同”之境

我国古代的教育福利还受到家族文化的影响。《大学》中设计了一条古代无数知识分子为之追求的职业发展规划，“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先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反过来看，一旦天下一统，国家安定，他们解甲归田、衣锦还乡之后，则多会将目光局限于一己一家之乐，造福于一家一族一地方，即所谓“光宗耀祖”。儒家讲究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自我为中心、依私人关系逐级推广开去，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又归结为一个“私”字——“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１０］２５古有私塾、教馆之设，即官僚地主延请名师到自己家中坐馆，教授自己的子弟，兼及宗姓家族子弟，很少会福及他姓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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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弟。这也和我国古代农村的特征有关。农民以土地为养家立业的根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老在这里，生养子孙还是在这里，非不可逆转的天灾人祸一般不会迁徙。同姓同宗之民群居于此，便会形成一股势力，成为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宗族之内，“有养士兴学之典，有恤孤寡贫老病丧之举”［１１］１６６，然而却是同姓相亲，异姓相疏。纵然是义学、义田，多是一姓一宗族之中富裕者所捐，受此福利的也多是宗族之内的子弟。

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先生对这种宗族福利是持批判态度的［１１］１６７－１６８。在《大同书》中，他指出“中国人以族姓之固结，故同姓则亲之，异姓则疏之；同姓则相收，异姓则不恤”，族姓之外则又“分乡、分县、分省以为亲，同乡、同县、同省则亲之，异乡、异县、异省则疏之”。此等“族姓土著积分之流弊”必然会造成国人“不知有国而惟知有姓”，每一族姓俨然成为一小国家，“以一国而分为千万亿国”，国家力量“反由大合而为微分焉”，“至以大地第一大国而至于寡弱”。康先生进一步结合中西国家加以比较，认为“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狭不如广；以是决之，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既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

为革除家族流弊，康有为认为惟有去家去国，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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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至太平大同？的境界。在一破一立之中，结合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提出大同世界的社会福利事业须由“公立政府”来执行，“公立政府当公养人而公教之，公恤之”［１１］１８７。其中之“公养”是指妇女怀孕后就进入人本院进行胎教，孩子出生后则由公立的育婴院、怀幼院加以抚育。“公教”是指康先生所倡导的全民义务教育，六岁入蒙学院，十岁入小学院，十五岁入中学院，十八岁入大学院，二十岁毕业。此等学院皆系公立，“无一人之或贫或富，或贵或贱，同育公家，同学公学”［１１］２１１，全民在其中接受长达十四年的义务教育。各学院之选址、管理、师资、布局及教材内容等依据学生成长的特点也各有讲究。遗憾的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３］２６１

当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出现过不重“收族之道”的教育福利思想，如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

三、历史及镜鉴——古代教育福利启示

综上可知，教育福利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其思想和实践不可谓不丰富，也形成了有教无类、用养并施、兼爱助学等优良传统，对于教化民众、开发民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明英宗天顺七年（１４６３年），名儒邝彦誉在其《琼台义学记》中就清楚地阐明了义学的宗旨，“曰义学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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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之学而有贫贱贵富之分，而惟束脩是计，非义也。使夫人之学而有中不中、才不才之择，而惟人品是论，非义也。使夫人之凡生于斯、流寓于斯者之子若孙，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中无不中、无才无不才，是则谓之义焉”。［８］３２７在他看来，义学之“义”在于不分家庭贫富贵贱、不讲学生智愚资质、不论户籍是否在宗族范围之内，凭此原则对儿童施以同样的教化。其中不分“生于斯”与“流寓于斯”的主张，对于我们现今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但由于受到政治与经济的制约，受教育权利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民众的受教育权利被限制、剥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福利只能算作一种集团或阶级福利，不能构成社会福利。只有在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现代社会，人民的受教育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才能拥有真正的教育福利。

？《礼记？学记》。

？《论语？卫灵公篇》。

？《史记？田完敬仲世家》。

？《论语？述而篇》。按钱先生的解释，“脩是干脯，十脡为束。古人相见，必执贽为礼，束脩乃贽之薄者。……只修薄礼来见，未尝不教诲之。”此即有减少学费之意。钱穆著，《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版，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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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儒林传》。

？《后汉书》之《匡衡传》《桓荣传》。

？“六贡”为岁贡、恩贡、拔贡、副贡、优贡和功贡。参见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０１页。

？《论语？季氏》。

？《礼记？大学》。

？《论语？雍也》。

（１１）所谓太平，康有为指“人性皆善，人格皆齐，人体得养，人格皆具，人体皆健，人质皆和平广大，风俗道化皆美”（见《大同书》第１８６页）；“大同”一词，出自《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太平大同世界是中国人所累世追求的理想国。

作者介绍：李勤梅（１９８２－　），女，四川兴文人，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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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四：《#学术名家的甲午镜鉴# 回望历史 镜鉴今天》600字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５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１２０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让全体中国人不能忘却的日子。

两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是留在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深刻影响了中国１２０年来的历史命运。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创伤，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让谭嗣同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悲怆诗句。

甲午战争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战场惨败的奇耻大辱，让梁启超悲愤认识到：“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自那时起，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苦难辉煌式的探索，为的就是彻底洗刷甲午耻辱，实现“富国梦”“强军梦”。

２０１４不是１９１４，更不是１８９４。两个甲子后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回望１２０年前的那个甲午年，反思那段失败的历史，目的就是唤起国人强烈的耻辱意识，激发国人炙热的家国情怀。

勿忘国耻，勿忘军耻，知耻者近乎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今天的中华民族就如同那只“蜷伏下来的狮子”，永远不会让那段屈辱的历史重演。

丘吉尔曾说：“那些忘记历史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这一规律对加害者适用，对受害者也同样适用。岁逢甲午，狼烟犹在，我们回望历史，正是为了镜鉴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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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成败CEO：管理者的镜鉴》3900字

成败ＣＥＯ：管理者的镜鉴

话题：圆锥　　中国女排　　能力

２０１０－６－９　０８：００｜　查看：　６７８８６｜　评论：　０｜原作者：　王瑞东摘要：　陈忠和成功身退，蔡斌壮志未酬，王宝泉低调上任，中国女排三任主帅的经历，正是职业经理人尤其是ＣＥＯ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兴企。如果说球队的主帅像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中国女排主帅，无疑就是一家中国籍跨国公司的ＣＥＯ。掌舵中国女排，关注之广，期望之高，责任之重，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中国女排主帅的成败得失，无疑是职业经理人尤其是ＣＥＯ的一面镜子。王宝泉上任：从区域经理到ＣＥＯ天津女排原金牌教头王宝泉掌舵中国女排，得到了全国排球界的一致支持，也给公众带来了新的期待。王宝泉能否率领中国女排重回世界排坛最高峰呢，笔者的观点是，王宝泉教练最终能否成功，能有多大的成功，除了业务能力，关键还在于他是否能从一个优秀的区域经理转变为成功的ＣＥＯ。实践证明，区域经理被提拔之后，失败的概率往往很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角色感很重要。片区经理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可谓说一不二。然而，当坐上ＣＥＯ

的交椅之后，却一下子从自由王国进入了必然王国。这是因为，ＣＥＯ身处的组织环境与人事层级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如王宝泉，尽管有在国家队辅佐郎平和陈忠和的经历，然而，本质上说还是一位“区域经理”。掌舵中国女排之后，上有排球管理中心，下有新的教练团队和各地方队及领队、媒体……这就好比ＣＥＯ要面对自己的董事长、董事会、监事会，必须组织好自己手下的领导班子。一般而言，履新的ＣＥＯ们会有强烈的不适应综合症。区域经理主要是俯视，而ＣＥＯ呢，则需要时而仰视，时而平视，时而俯视；区经理讲话主要用祈使句，而ＣＥＯ，则需要更多地用陈述句，选择疑问句。当然，最关键的是能否继续敢于并正确使用祈使句。处世之妙，存乎一心。打工皇帝唐骏有言：“世间万物的运转，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内容。”能否自我驾驭，化解各种矛盾与压力，或为新任ＣＥＯ的必修课。王宝泉坦言自己压力很大，而且“最近睡不好觉”。这是正常的。在管理学上，这被称为“齐加尼克效应”：一个人在接受一项工作时，就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只有任务完成，紧张才会解除。究竟该如何克服这种因工作压力带来的紧张呢，齐加尼克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办法。对于新任的尤其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ＣＥＯ而言，度过了适应期仅仅是个开始，要想在ＣＥＯ的位置上取得真正的成功，还

必须在自身层面有三大质的飞跃。一是加强个人修为，提升战略层级素养。片区经理的思维、经验、知识乃至习惯已经无法适应ＣＥＯ的要求，都需要提升。像王宝泉教练，平时爱好非常单一，休闲时只是“看看电视新闻、看看报，跟爱人聊聊天”，作为主帅，这是不够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多读一读《实践论》、《矛盾论》和《孙子兵法》这样的经典著作，能够提升战略素养；看看《亮剑》和《冲出亚马逊》此类的经典影视有助于ＣＥＯ们充满豪情，打造团队精神；《命运》交响曲和《青花瓷》可以舒缓压力，让人张弛有度……二是要脱离惯性，学会抓大放小。人都是有惯性的，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干部往往精于细节。这种惯性在担任ＣＥＯ之后也会延续。对于ＣＥＯ而言，如果事必躬亲，抓得太细，就非常容易迷失方向。所以，应该学会运用团队的力量，学会通过科学的分工与授权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所谓管理，就是让人干活的艺术。三是要扬长避短，避免掉入纯业务型干部的迷局。尽管业务是ＣＥＯ的工作核心，然而，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那么就会落入纯业务型干部的迷局之中。比如王宝泉，一向以魔鬼训练著称，也誓言要重塑老女排精神。可是，现在的队员都是“８０后”和“９０后”，社会环境、心理素质、个性审美、身体条件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与时俱进，如何继承发展，这恐怕就需要业务之外的功力了。蔡斌之败：小企业总经理

难当ＣＥＯ重任蔡斌的离去莫衷一是。年富力强、有思路、闯劲足、敢于改革与创新，这应该是蔡斌当时被选为主帅的核心资本。蔡斌的失败，败在出身小企业总经理，难当跨国集团ＣＥＯ重任。在执教中国女排一年多的时间里，蔡斌犯下了三大致命错误。首先，注重培育种子却丢掉了白菜。身为主帅，临危受命，虽有宏图大略，却没有解决女排首要的生存问题——也就是中国女排在他实现战略规划之前所可以承受的基本底线。就如同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亏损之际掌管企业，尽管踌躇满志，为企业构建了美好的蓝图，可是却没有解决好眼下最紧迫的吃饭问题。对于蔡斌而言，输给泰国女排丢掉亚洲冠军，就等于是在专心培育新种子的过程中丢掉了白菜。新种子没有培育出来，眼下又没了菜吃，如之奈何，上上下下的质疑、全国媒体及球迷的指责、自己的困惑……就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涌来，蔡斌自然不堪重负。其次，缺少作为ＣＥＯ所必需的应试能力。成王败寇，这是一条非常残酷的竞争法则。蔡斌心中肯定是愤愤不平的：如果能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定能够成功……足够的时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作为主帅还是职业经理人，共同的一点是都有任期，而且必须在一定的任期内出业绩，用业绩说话。就好比考大学，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答卷。不论你平时多么优秀，如果无法在考场上按时答好题，而是要求给你更多的时间，那么这就违反了起码的游戏规则。这

也足以说明，你缺少应试的能力。最后，自己掉入创新陷阱。创新，既是职业经理的馅饼，也可能是陷阱。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实施新政是每一位履新的ＣＥＯ绕不开的选择。老练的领导者深谙创新的时机与尺度的把握。当初央视推出新闻联播新主持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刚开始，一下推出两个新人搭档，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换了个策略，一老带一新，成功了。这就是创新的玄机所在。蔡斌上任之后，全盘推到重来，可谓是大刀阔斧，近似于“休克疗法”。结果是有破无立，青黄不接，下课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三大错误，无论是犯下了哪一条，对于ＣＥＯ而言都是致命的。更何况，这三者在蔡斌身上出现了“拐点重合”。蔡斌之败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警示呢，一、没有大失败就没有大成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蔡斌可谓是在考场上收获了一笔难得的“演习”财富。史玉柱说：“人在成功的时候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失败的时候，总结的教训才是深刻的，才是真的。”二、ＣＥＯ的培养和使用是两个概念。用人是企业里最核心的决策。用人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兴衰乃至成败。就蔡斌而言，排球主管部门在用人策略上似乎也有需要商榷之处，似乎既是培养又是使用。在直接使用中培养，如果成功，无疑是一举多得，而一旦失败，则损失巨大。这警示企业，要注重ＣＥＯ乃至整个经理人队伍的梯队建设，而且要循序渐进，切忌拔苗助

长。比如，先让被培养者做副手、助理，就是更明智的做法。陈忠和身退：留下ＣＥＯ“圆锥定律”陈忠和的成功，可谓是留下了ＣＥＯ经典定律。这个所谓ＣＥＯ经典定律就是“圆锥定律”。如果把成功比作圆锥的体积，那么决定ＣＥＯ成功的要素就是圆锥的高与底面积。假设ＣＥＯ所处的追求成功的环境为一个球体，那么，在这个球体中的内接圆锥，何时体积最大呢，计算证明，只有当圆锥的高与圆锥底面直径的比为１？１．４１４时，圆锥的体积才最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取得最高境界的成功，达到事业的最高峰，圆锥的半径比圆锥的高度更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是ＣＥＯ的“高”与“半径”呢，笔者认为，“高”是一种纵向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人的才智及能力，属于“生产力范畴”。决定ＣＥＯ这一圆锥高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层面，就是会管理、懂经营。会管理，就是塑造团队的能力。陈忠和掌舵中国女排期间，也出现过低谷，然而中国女排始终都是高度团结的。懂经营，不言而喻，就是抓业务出成绩。这是职业经理人之根本与核心。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陈忠和可谓是相得益彰。所谓“半径”，是一种横向的能力，是一种认识、协调、把握及融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能力，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决定ＣＥＯ圆锥半径的因素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我修为、个人追求及综合应变能力。二是人事大局的适应和驾驭能力。这方面，陈忠和不能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至少也是游刃有余。轰动一时的“让球

危机”成功化解，在家门口奥运会之前承受的空前压力以及因队员大面积伤病带来的巨大困难，陈忠和都挺住了。这种横向能力，是陈忠和得以登上事业最高峰的重要保障。这种优势及能力，正是王宝泉最缺少、最需要的，蔡斌似乎就更缺少了。那么，为什么ＣＥＯ成功“半径”比“高”还要重要呢，一方面，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温室里永远长不出参天大树，操场上永远不可能跑出千里马。ＣＥＯ不同于技术人才，技术专才不一定需要特别大的底盘，他们甚至可以是一个圆柱体，一根金箍棒，因为他们是经理人手中之利器。ＣＥＯ的工作职责注定要统帅千军万马，所以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与纵横捭阖的融通能力。另一方面，圆锥的增高离不开半径做支撑。圆锥如果底盘过小，就会失去重心。适应大气候，创造小气候，积极主动创造和争取外部条件，这是一个ＣＥＯ施展自己才能的前提。尤其作为跨国企业的ＣＥＯ，底盘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在笔者眼里，陈忠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功夫茶给了他南方人特有的从容与淡定，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爱拼才会赢》给了他激情与拼搏，豪情满怀，执著前行；丰富的执教经验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石。所以，作为中国女排的ＣＥＯ，他能够以地球为球体，成功构建自己的最大内接圆锥。

作文六：《大精简的历史镜鉴》3100字

。，励煦烹

５０年前，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困境（　　　　　　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城市　　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危机，国家出现大饥荒。如何　　　　　供应紧张和农村生产困难的局面加重。由于全国农业减产，　　克服困难？**提出。唯有减少**以来多招收的职工　　　　　轻纺工业的农产品原料短缺。加之煤电能源等供不应求，许

和膨胀的城镇人口，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精简职工和减　　　　　多工厂生产困难，开工不足，处于被迫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少城镇人口是当时整个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首要问题”　　　　　**指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总起来讲，就是工业、交　　和“一项根本性的措施”，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　　通、文教都办得多了，非农业人Ｅ１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

发展，是“非常时期”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自１９６１　多人，所以非减人不可。　年至１９６３年上半年两年多的时　么　　　　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意味着既有的一部分城市职　间里。全国共精简职工　１８８７万人（减少城镇人口２６００万人和吃商品粮人数２８００　工和人口由城市户籍退转为农村户籍，这本身就不是一件　　万人。**说，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国家搬家。故谓　　顺常事情，有悖人口迁移常规，且不光是一个被精简本人及

之“大精简”。　　　其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艰巨复杂的精

大精简是“三面红旗”这样一个“左”的理论指导下的实　　　　　简工作虽然完成了，没有出现大乱子，但在当时也引发了一　　　　　　　些社会问题。而被精简职工要求复工复职和提高生活待遇　践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在当时就引发过一些问题，如全国许

多地方都曾出现过请愿、上访、闹事、自杀和离婚等事由。而　　　　　等却演化成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感叹道：“**几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好转的情况下，被精简职工的生活救济、　　　　　年来增人太多，这件事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招人容易　　复职复工及其家属要求返城等又成为新的问题。由于这些　　　　　减人难，以后再不能这样搞了。”大精简的深刻教训昭示我

问题在当时、后来乃至今天也未得到解决或长期得不到彻　　　　　们，就业是民生之本，必须统筹好经济社会的关系（使经济

底的解决，已演变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当年的精简退职人员　　　　　发展同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密切结合，在改进和完善劳动　　现在大多年龄在７０岁以上，近十多年来。他们多次向政府　　　　　用工制度的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和自己当年所在的企业和单位提出增加生活费及生老病死

等方面的诉求，这方面的信息时常见诸网络媒体（主要涉及　　政策、身份认同、待遇的改善和生活补助发放等方面的问　　题。反思大精简，其历史镜鉴发人深思。　　一反城市化是倒退，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事关工农联盟的

巩固，事关城乡差距的缩小。反城市化则有悖社会进步的

趋势，妨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城乡一体化的实现。**　使不少农村地区年轻的劳动力流向城市，而大精简又使这

部分原先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劳动力转而变成城市剩余劳动　广谝　　　　　　力逆向流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过一番折腾，农民还　的职　　　　　　是农民，身份并未改变。这就违背了人口迁移规律，形成　加的

致佑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畸形现象——逆向人口迁移和反

万方数据

？？

膨秘闻新知

？，７２７？ｉＷ？妣　ｌｚ拭城市化运动。　　行的，指标的制定、资源的配置、工厂的开设以及职工的

招收等，均偏离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难以实现资　　移有研究者认为，依据“列文斯坦法则”，即在人口迁　源的优化配置，而且“二五”计划在执行中因受到干扰而　　　的方向上，净人口迁移流通常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也就　是说，大部分人是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据此，本次人口　　一度中断。中央与地方的正确关系是，要在巩固中央统一

迁移是一次逆向人口迁移，违背了人口迁移规律，是中国　　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　　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次大倒退，它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反　　　　　　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１９５８年６月底，中央下　企业经营管理和劳动用工权力（结果各地区、各部门　　　　　　　放　城市化进程，直接导致了城市化进程的迟滞。大精简的史为政，大上基建项目，大肆招收职工，城市职工和　　　　　　　各自　实启示我们，反城市化是一种倒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　　　　　　　　　口迅猛增长。由于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　城镇人　须遵循人口迁移规律，从国情出发，统筹工农，兼顾城　　有了严重　“‘四乡，循序渐进，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美好愿景。　的滋长。庐山会议上，**讲到体制问题时说：

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　　　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　适当收回。”　＜二矍皇墨！！查兰二　）　有研究者认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精兵简政”，主要

是着眼于克服当时的经济困难（而不是从改革经济体制、政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手中有粮时，政府对粮食的　治体制的高度来考虑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还是“短期　　重视程度、人民对粮食的珍惜程度往往会有一定程度的减　　行为”。十年建设时期的实践充分证明，经济发展与体制之　弱，甚至会产生错觉，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处置。如**所　　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忽视、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看不到　说，　“一九五八年是丰收，**，认为粮食问题不大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只是在计划经　　了，人可以大批进来了，结果城市人口增加很多”。大跃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　　进期间，由于党和政府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　“收权”打转转（而“放权”也主要是放给地方（并未放给企　　设事业发展的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　业，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ｏ　　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　　责任编辑马永义　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村生产的困　　难，这方面的困难自１９５８年冬就显现出来了，粮、油、　　本刊声明　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的供应普遍紧张起来。一些地区闹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本刊特作如下　　之风，此起彼伏，越是“红旗县”越厉害。三年自然灾害　声明：　　使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由于缺粮严重，有相当一部分城乡　　１（本刊整体版权属党史文苑杂志社所有，凡转居民患了浮肿病、肝炎和妇女病，更为严重的是，饥荒带　　　载、选编、摘编本刊作品，请注明出处，寄赠样刊并按　来了大量的非正常人口死亡。　　规定支付稿酬。大精简的教训告诫后来人（粮食是稳定民心最重要的　　　２（来稿自发出之日起两个月内未见采用（可自行　物资，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　“粮食定，天下定；粮食　　　紧，市场紧”。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处理。请勿一稿多投，如发现此类情况将扣发稿酬。　　　　子孙后代，因此，保来稿一律不退（敬请自留底稿。　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意义，关系国计民生，关系

３（作者文责自负，凡作品因涉及侵犯他人权益而引　障粮食安全始终重要。在城市化进程　中，粮食问题关键在农村，发生问题在农村，解决问题也　　发的纠纷，本刊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在农村，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至关重要。　　　发

明

＜竺型里塑堡查竺　）

现　　体制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二是中央和　　。（一　　地方的关系。十年建设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

万方数据

作文七：《德信行:企业的道德镜鉴》2700字

履约率５０％：中国企业离“诚于信”多远　　新时期广东精神“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不但对于个人，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至理名言，应该成为企业家的座右铭。**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然而，事实上中国企业的道德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我国企业每年签订约四十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５０％，这说明企业的诚信很成问题。虽然说追逐利润是企业的本分，但没有道德底线的企业是不可能走得远的。仅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全社会就在为企业的道德缺失付出沉重代价。　　近些年来，经济学是否应当讲道德的问题是人们争论的热点。有观点认为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经济学家谈道德是“不务正业”，经济学毕竟不是伦理学，这种观点以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为代表。更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必须讲道德。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除了代表作《国富论》之外，专门写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他知道如果只靠市场法则，而不讲道德，市场经济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这点。亚当·斯密甚至直接指出“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　　完全靠道德觉悟来规范市场经济是过于理想化了。要让企业遵循道德，依靠道德教化或道德谴责收效不大，根本上还是要靠法治的完善，法律毕竟是道德的底线，守好这条底线，才能谈到更高境界的道德问题。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也认为，“商业社会必须依靠比道德谴责更为有效的保护手段，才能抵制某些应受指责的毫无道德的商业行为。”　　“厚于德”是企业最长远的投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企业抛弃了道德，获得了利益，难道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某些企业似乎低估了消费者的智商，或者说这些企业心存不会被社会大众发现其不法行径的侥幸。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恶迹败露，形象尽失，消费者用脚投票，市场伴随着诚信破产随即消失，到头来只能是自毁长城，不得善终。“三鹿”的轰然坍塌，“双汇”的重伤不愈，凡此种种均是不法企业的前车之鉴。损人又损己，这绝对不是涉案企业的预期结果。　　该是企业构建自身商业道德的时候了，这是其寻求长远发展所需；是社会和谐所需；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需。只有流着道德血液的企业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获取持久的发展动力，只有在道德驱使下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才是中国企业的希望所在。“厚于德”才是企业最长远的投资。　　企业的法律、道德意识提高了，经济会发展得更好更快，我们的监督和监管成本就会因此大大降低。举个简单的例子，国外旅行的一大感受是交通警察少。而在国内，除了交警还有国外听都没听说过的大量交通协管员。别以为交警和交通协管员多了是好事，无形中我们为自己欠缺的守法意识付出了更大的社会成本，而这些钱最终还是要我们自己出的。“三鹿事件”之后，各个企业都派驻监管人员，甚至上了价格不菲的检测设备，这无形中增大的成本，降低的恰恰是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别以为道德缺失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事情，它最终损害的也会是企业自己的利益。　　“敏于行”，在有些商机面前不能动心　　企业要“敏于行”，善于捕捉商机，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企业家除了道德还需要智慧，这智慧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敢作敢为的决断、勇气。有些企业家偏偏把“敏于行”理解为投机取巧，或者铤而走险，钻法律的空子，甚至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把法律和道德践踏在脚下。　　真的像马克思著作中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只要有１０％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２０％的利润，就会更加活跃起来；有５０％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１００％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３００％，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甘冒绞首的危险。”这是欧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现象，中国难道也要重新来一遍吗？　　企业有时要抓住转瞬即逝的商机，可能会和道德发生抵触，每个企业家都会经历这种内心挣扎。有商业价值的机会才叫商机，这种商业价值体现在利己上，不利己的事情企业家不会做。利己的同时不能损人。如果把利己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这样的商机再难得也不应该动心。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水灾过后卖高价食品，雪灾过后卖高价服装，甚至在高速路堵车以后，乘机向司机高价兜售日常用品，却不在乎自己是在赚昧心钱。这样的“敏于行”，实在令人不齿。“敏于行”之所以排在“厚于德，诚于信”之后，就是表明道德、诚信优先，企业的行为必须经得起道德的检验。　　广东精神能支持企业家度过难关重新出发　　尽管市场经济的运行首先要靠法律的约束，但道德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绝对不能忽略。经济学者赵晓到美国考察，研究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是市场伦理方面的不同，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类似宗教一样的精神伦理的支持。如同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恰恰是在新教伦理的支撑下完成的。　　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传统，对当代商业道德建设有积极意义。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中，“诚”、“信”是做人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诚信伦理渗透于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中，具体表现为童叟无欺，遵守承诺的商业道德。他们重义轻利，认为在追逐利润过程中，不应丧失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应抛弃礼义道德，“取之有道，用之有道”才是获取利润的真谛。当然古代的奸商也不少，所以有“无商不奸”的说法，所以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弃其槽粕。　　造成国内企业道德徘徊不前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监督方面的无力。事实上，欧美国家正是由于善于、敢于自我揭短，商业道德才得到了有效与及时的维护。我们应当学习的是这种权益保护方式和态度，而不是仅仅引进一个ＳＡ８０００。ＳＡ８０００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符合质量要求。适用于世界各地，任何行业不同规模的公司。如何提高中国企业的道德标准，是所有中国企业共同面临的一道坎。中国企业要自己迈过这道坎，而不是依靠类似ＳＡ８０００的“洋标准”。　　著名商业杂志《财富》和《福布斯》在给企业排名时，都不忘加上“社会责任”这一标准。企业道德，必须根植于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内心，由此他们才会积极地去推行、去指导经营管理，特别是中国企业尤其需要领导者以身作则。新时期广东精神的提出对于企业家是自我反省、重新出发的机会，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困难局面下，广东精神可以支持企业家度过难关，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

作文八：《发挥榜样的镜鉴作用》500字

发挥榜样的镜鉴作用

榜样是一面旗帜～也是一面镜子。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离不开榜样的力量，落实“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更应以榜样为镜鉴。

了解基层工作的人～不少都有“基层真苦～基层真累～基层真难”的慨叹。菊美多吉的事迹是无数基层干部执政为民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千千万万基层干部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反映了难能可贵的责任担当。他是千万最美基层干部中的一员～他们用忠诚与奉献～书写了扎根基层、造福百姓、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时代颂歌。我们干部应该为有这样一支为民的基层队伍而欣慰～为群众有这样一群贴心服务的基层干部而自豪。

一个干部对工作对社会有怎样的态度～就会有怎样的行动和付出～就能检查自己是律己以严～还是贪图享乐。以榜样为镜～就是要以他们的崇高精神作为标尺～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照、检查、改进～见贤思齐、修身正己～真正来一次思想和工作作风的大排查、大检修～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自我完善。

榜样的精神引领作用～总是能提升新境界～带来新气象。以榜样为镜～充分发挥榜样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就能为改进作风树立高标准～让教育实践活动联系实际、取得实效。

长春市双阳区委组织部　　代伟

作文九：《成败CEO：管理者的镜鉴》4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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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ＣＥＯ：管理者的镜鉴　２０１０－６－９　０８：００｜　查看：　６７８８６｜　评论：　０｜原作者：　王瑞东

摘要：　陈忠和成功身退，蔡斌壮志未酬，王宝泉低调上任，中国女排三任主帅的经历，正是职业经理人尤其是ＣＥＯ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兴企。　如果说球队的主帅像一个职业经理人，那么，中国女排主帅，无疑就是一家中国籍跨国公司的ＣＥＯ。掌舵中国女排，关注之广，期望之高，责任之重，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中国女排主帅的成败得失，无疑是职业经理人尤其是ＣＥＯ的一面镜子。

王宝泉上任：从区域经理到ＣＥＯ

天津女排原金牌教头王宝泉掌舵中国女排，得到了全国排球界的一致支持，也给公众带来了新的期待。王宝泉能否率领中国女排重回世界排坛最高峰呢，

笔者的观点是，王宝泉教练最终能否成功，能有多大的成功，除了业务能力，关键还在于他是否能从一个优秀的区域经理转变为成功的ＣＥＯ。实践证明，区域经理被提拔之后，失败的概率往往很高。

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角色感很重要。片区经理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可谓说一不二。然而，当坐上ＣＥＯ的交椅之后，却一下子从自由王国进入了必然王国。这是因为，ＣＥＯ身处的组织环境与人事层级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如王宝泉，尽管有在国家队辅佐郎平和陈忠和的经历，然而，本质上说还是一位“区域经理”。掌舵中国女排之后，上有排球管理中心，下有新的教练团队和各地方队及领队、媒体……这就好比ＣＥＯ要面对自己的董事长、董事会、监事会，必须组织好自己手下的领导班子。

一般而言，履新的ＣＥＯ们会有强烈的不适应综合症。区域经理主要是俯视，而ＣＥＯ呢，则需要时而仰视，时而平视，时而俯视；区经理讲话主要用祈使句，而ＣＥＯ，则需要更多地用陈述句，选择疑问句。当然，最关键的是能否继续敢于并正确使用祈使句。处世之妙，存乎一心。打工皇帝唐骏有言：“世间万物的运转，其实都遵循若干非常简明的规则。只要掌握这些规则，就可以不断加以复制，就像我们儿时玩过的万花筒，创造出缤纷多彩的人生内容。”

能否自我驾驭，化解各种矛盾与压力，或为新任ＣＥＯ的必修课。王宝泉坦言自己压力很大，而且“最近睡不好觉”。这是正常的。在管理学上，这被称为“齐加尼克效应”：一个人在接受一项工作时，就会产生一定的紧张心理，只有任务完成，紧张才会解除。究竟该如何克服这种因工作压力带来的紧张呢，齐加尼克并没有给出很好的办法。

对于新任的尤其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ＣＥＯ而言，度过了适应期仅仅是个开始，要想在ＣＥＯ的位置上取得真正的成功，还必须在自身层面有三大质的飞跃。

一是加强个人修为，提升战略层级素养。片区经理的思维、经验、知识乃至习惯已经无法适应ＣＥＯ的要求，都需要提升。像王宝泉教练，平时爱好非常单一，休闲时只是“看看电视新闻、看看报，跟爱人聊聊天”，作为主帅，这是不够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多读一读《实践论》、《矛盾论》和《孙子兵法》这样的经典著作，能够提升战略素养；看看《亮剑》和《冲出亚马逊》此类的经典影视有助于ＣＥＯ们充满豪情，打造团队精神；《命运》交响曲和《青花瓷》可以舒缓压力，让人张弛有度……

二是要脱离惯性，学会抓大放小。人都是有惯性的，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干部往往精于细节。这种惯性在担任ＣＥＯ之后也会延续。对于ＣＥＯ而言，如果事必躬亲，抓得太细，就非常容易迷失方向。所以，应该学会运用团队的力量，学会通过科学的分工与授权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所谓管理，就是让人干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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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扬长避短，避免掉入纯业务型干部的迷局。尽管业务是ＣＥＯ的工作核心，然而，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够深入浅出，举重若轻，那么就会落入纯业务型干部的迷局之中。比如王宝泉，一向以魔鬼训练著称，也誓言要重塑老女排精神。可是，现在的队员都是“８０后”和“９０后”，社会环境、心理素质、个性审美、身体条件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与时俱进，如何继承发展，这恐怕就需要业务之外的功力了。

蔡斌之败：小企业总经理难当ＣＥＯ重任

蔡斌的离去莫衷一是。年富力强、有思路、闯劲足、敢于改革与创新，这应该是蔡斌当时被选为主帅的核心资本。蔡斌的失败，败在出身小企业总经理，难当跨国集团ＣＥＯ重任。在执教中国女排一年多的时间里，蔡斌犯下了三大致命错误。

首先，注重培育种子却丢掉了白菜。身为主帅，临危受命，虽有宏图大略，却没有解决女排首要的生存问题——也就是中国女排在他实现战略规划之前所可以承受的基本底线。就如同一个职业经理人在企业亏损之际掌管企业，尽管踌躇满志，为企业构建了美好的蓝图，可是却没有解决好眼下最紧迫的吃饭问题。对于蔡斌而言，输给泰国女排丢掉亚洲冠军，就等于是在专心培育新种子的过程中丢掉了白菜。新种子没有培育出来，眼下又没了菜吃，如之奈何，上上下下的质疑、全国媒体及球迷的指责、自己的困惑……就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涌来，蔡斌自然不堪重负。

其次，缺少作为ＣＥＯ所必需的应试能力。成王败寇，这是一条非常残酷的竞争法则。蔡斌心中肯定是愤愤不平的：如果能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定能够成功……足够的时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作为主帅还是职业经理人，共同的一点是都有任期，而且必须在一定的任期内出业绩，用业绩说话。就好比考大学，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答卷。不论你平时多么优秀，如果无法在考场上按时答好题，而是要求给你更多的时间，那么这就违反了起码的游戏规则。这也足以说明，你缺少应试的能力。

最后，自己掉入创新陷阱。创新，既是职业经理的馅饼，也可能是陷阱。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实施新政是每一位履新的ＣＥＯ绕不开的选择。老练的领导者深谙创新的时机与尺度的把握。当初央视推出新闻联播新主持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刚开始，一下推出两个新人搭档，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换了个策略，一老带一新，成功了。这就是创新的玄机所在。蔡斌上任之后，全盘推到重来，可谓是大刀阔斧，近似于“休克疗法”。结果是有破无立，青黄不接，下课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三大错误，无论是犯下了哪一条，对于ＣＥＯ而言都是致命的。更何况，这三者在蔡斌身上出现了“拐点重合”。

蔡斌之败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警示呢，

一、没有大失败就没有大成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蔡斌可谓是在考场上收获了一笔难得的“演习”财富。史玉柱说：“人在成功的时候是学不到东西的。只有失败的时候，总结的教训才是深刻的，才是真的。”

二、ＣＥＯ的培养和使用是两个概念。用人是企业里最核心的决策。用人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企业兴衰乃至成败。就蔡斌而言，排球主管部门在用人策略上似乎也有需要商榷之处，似乎既是培养又是使用。在直接使用中培养，如果成功，无疑是一举多得，而一旦失败，则损失巨大。这警示企业，要注重ＣＥＯ乃至整个经理人队伍的梯队建设，而且要循序渐进，切忌拔苗助长。比如，先让被培养者做副手、助理，就是更明智的做法。

陈忠和身退：留下ＣＥＯ“圆锥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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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和的成功，可谓是留下了ＣＥＯ经典定律。

这个所谓ＣＥＯ经典定律就是“圆锥定律”。如果把成功比作圆锥的体积，那么决定ＣＥＯ成功的要素就是圆锥的高与底面积。假设ＣＥＯ所处的追求成功的环境为一个球体，那么，在这个球体中的内接圆锥，何时体积最大呢，计算证明，只有当圆锥的高与圆锥底面直径的比为１？１．４１４时，圆锥的体积才最大。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取得最高境界的成功，达到事业的最高峰，圆锥的半径比圆锥的高度更重要。

那么，究竟什么是ＣＥＯ的“高”与“半径”呢，

笔者认为，“高”是一种纵向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人的才智及能力，属于“生产力范畴”。决定ＣＥＯ这一圆锥高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层面，就是会管理、懂经营。会管理，就是塑造团队的能力。陈忠和掌舵中国女排期间，也出现过低谷，然而中国女排始终都是高度团结的。懂经营，不言而喻，就是抓业务出成绩。这是职业经理人之根本与核心。无论是管理还是经营，陈忠和可谓是相得益彰。

所谓“半径”，是一种横向的能力，是一种认识、协调、把握及融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能力，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决定ＣＥＯ圆锥半径的因素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我修为、个人追求及综合应变能力。二是人事大局的适应和驾驭能力。这方面，陈忠和不能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至少也是游刃有余。轰动一时的“让球危机”成功化解，在家门口奥运会之前承受的空前压力以及因队员大面积伤病带来的巨大困难，陈忠和都挺住了。这种横向能力，是陈忠和得以登上事业最高峰的重要保障。这种优势及能力，正是王宝泉最缺少、最需要的，蔡斌似乎就更缺少了。

那么，为什么ＣＥＯ成功“半径”比“高”还要重要呢，

一方面，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几何光阴，蜗牛角上，较雌论雄，许大世界，温室里永远长不出参天大树，操场上永远不可能跑出千里马。ＣＥＯ不同于技术人才，技术专才不一定需要特别大的底盘，他们甚至可以是一个圆柱体，一根金箍棒，因为他们是经理人手中之利器。ＣＥＯ的工作职责注定要统帅千军万马，所以必须有海纳百川的胸襟与纵横捭阖的融通能力。

另一方面，圆锥的增高离不开半径做支撑。圆锥如果底盘过小，就会失去重心。适应大气候，创造小气候，积极主动创造和争取外部条件，这是一个ＣＥＯ施展自己才能的前提。尤其作为跨国企业的ＣＥＯ，底盘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在笔者眼里，陈忠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功夫茶给了他南方人特有的从容与淡定，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爱拼才会赢》给了他激情与拼搏，豪情满怀，执著前行；丰富的执教经验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石。所以，作为中国女排的ＣＥＯ，他能够以地球为球体，成功构建自己的最大内接圆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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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十：《李逵坐衙的镜鉴》2600字

李逵坐衙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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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水浒传》第７４回写黑旋风李逵寿张坐衙故事，就是大闹泰安州之后的神来之笔，看似插科打诨，无关紧要，实质另有他意，细思极恐。

如果把梁山诸君做个细分的话，不外乎三类。第一类是装弹起哄的，人数众多，没有具体目标，容易被蛊惑，有点像“脑残”；第二类是扣扳机瞄准使坏的，这类人没几个，宋江、吴用等均在其列；第三类就是枪子儿，指哪打哪，逮谁咬谁，不讲道理，缺乏理性，李逵是个典型代表。

也就是说，李逵坐衙，未必就是简单的意犹未尽或心血来潮，他肯定没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智商，也不具备故意搅混水的素质。因此，闹完泰安闹寿张，得反向去揣摩作者此举的“高级黑”――坐衙本身的戏剧性也许并非看点，其引爆的负能量，才是镜鉴之所在。

自古以来，管制危机的形成，外敌入侵、匪患滋扰和群体事件引发的上级干预等，都是主要原因，谁也没见过单枪匹马攻州略县者。小说用这种违背常识的手法，虚构了这一幕，“却说李逵手持双斧，直到寿张县。当日午衙方散，李逵来到县衙门口，大叫入来：‘梁山泊黑旋风爹爹在此～’吓得县中人手脚都麻木了，动惮不得。”知县后门遁逃，失去管制能力。

一县之长，何惧区区李逵，

莫非此君也想来个“秋风易水别燕丹”，换得“家国臣民皆泪悬”，当然不会这么悲壮。胆小怕事没担当，自知孤家寡人而已。

封禅圣地泰安州，对于北宋王朝的政治寓意就不说了，其下辖的寿张县毗邻梁山，那些年梁山势力迅速扩张，寿张知县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没有具体的防范措施。另外，冷兵器时代，单兵战力怎样，读《史记》可知，跟李逵战力相似的樊哙，每战不过十余首级。如果这个知县平日里稍有作为，遇事不避，遇难不退，恐怕无需军队，仅凭都头衙役，也能收拾了李逵。可惜的是，他把丈母娘当成了大嫂子，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

此镜鉴的意义，在于反向凸显了官与地方的关系。

地方官的作用，古人论述颇多。比如秦汉政治家提倡“明主治吏不治民”，“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等等。《东轩笔录》对此做了提炼，认为好的官员，可以让地方“野无闲田，市无喧争，路桥修葺，更鼓分明”，反之则社会纷乱，民不得安。

安民，当然需要足够的管制能力。

地方官首先得发挥渠道作用，贯彻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其次就是管制能力，代表着中央政府行政地方。如果失去了管制能力，法令必不能清肃，何谈“以政裕民”，一切都会走向反面。小说着意渲染李逵的威慑力，反衬的恰恰是地方政府主心骨的无能与昏聩。

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

官员如何提升管控危机的能力，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历朝历代都有探索，窃以为“平恕”最为有效。

“平”，即公平公正公开，不怕监督和晾晒。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凝聚力增强了，战斗堡垒作用亦必随之增强。

“恕”，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恕罪宽恕，而是有原则讲法治的“仁恕之道”，一方面制胜私欲、遵从自然和人文规律，用德去感化，以礼去整顿；一方面以法治世，用禁令去规范引导。荣誉感和责任感增强了，歪风邪气就没了市场。

若此，李逵何能为耶，

坐衙之情节相当搞笑，我就不引原文了。

穿戴上，看过非洲人穿绿色衣服没，一眼望去，就那效果；做派上，看过演员跟观众要掌声的没，字里行间，差相仿佛；过程中，自导自演县太爷审案，擂鼓三通，令史祗候排衙，无人喊冤，两个牢子互告，何其有板眼～判决结果，打人者是好汉，被打者门前示众。一番无厘头下来，这个县衙的官体、官仪和官威，基本上也就荡然无存了，想来令人喟叹～

我们读小说的咧咧嘴也就罢了，可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忍不住的笑，就是两百钱的花生――有得驳（剥）了。

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咱老百姓。官员为政优劣，百姓心中门儿清。荣耀和付出往往对等，权力和实力也往往相匹配。如果寿张知县也是个清官良吏，也能够“与民同利”，与百姓休戚与共，那么，百姓们恐怕就不是看热闹笑哈哈了，而是会操起镰刀锄头跟李逵玩命。

孟子不是说过嘛，“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有了群众的支持，知县应该不会跑路，李逵的下场就是法场了。

可以肯定的是，李逵之所以有恃无恐，恣意胡闹，凭的不是斧头和勇气，而是当地百姓与官员之间的离心离德，他不怕被围剿。

此镜鉴的意义，在于反向凸显了官民关系的重要性。地方官，好则民安，劣则民怨。

在古代，官员的政治行为规范，除了强调“忠君、事君”外，还要“爱民、恤民、富民、利民”，真正同“民”融为一体。

现实官场中，对官员的要求，要么清正廉洁，要么民主法治，说到根儿上，都不如那句“关心群众疾苦”来得简明扼要。作为地方官，角色之重，责任之大，每个人都应该心中有数，如何对上负责、对下尽责，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就是行大道，就是对上负责、对下尽责。

谚云，供飨灶王爷跟供飨玉皇大帝，是不一样的。在此，还应该为那位倒霉的寿张知县辩几句，他既不是谢家宝树上偶尔出现的黄叶，又不是青骢骏骑上难免存在的小疵，而是宋代吏治滋生的普遍现象。

宋代立法和司法思想中的“重法治民，宽典待吏”，或是原罪；还有，宋代官吏管理施行的“差遣制”也很糟糕，官名与实际职务相脱离，官员的实际职务，由皇帝灵活授予，随时撤换。未获差遣的，只领俸禄不理实务。

干活与不干活，都一样拿薪水，犯罪的与守法的，法律面前一个样，那还追求个啥，于是乎行政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百姓与官员的关系渐行渐远，站在衙门口看笑话，还是轻的，没有随李逵上山就不错了。

通俗地说，官员是被制度惯坏了。

清朝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曾撰过一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可作为本文的高度概括。

地方全靠一官，固然夸大其词，但也并非过时之论。如果每位官员都能以此联共勉，从心而动，仗剑而行，那么发展成效、民生冷暖诸指数，自不待言，起码不会像寿张知县那样狼狈出逃，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类似李逵坐衙的荒诞剧那也是一定不会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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