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的故事

作文一：《以天下为己任的故事》300字

【注音】ｙǐ　ｔｉāｎ　ｘｉà　ｗéｉ　ｊǐ　ｒèｎ

【成语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政坛受到排挤，只好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卫国也没得到卫灵公的重视，他努力推销他的仁政，得不到当权者的认同，只好再次启程，在去匡城的途中感慨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到了花甲之年还在奔波，没有一个安身之所。

【出处】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　　《南史·孔休源传》

【解释】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作为自己的责任。

【用法】作谓语、定语、宾语；用于处世

【示例】经过这样磨炼成长起来的青年，才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人民日报》１９６５．６．１

【成语造句】

◎　是感动，还是激动，也许兼而有之吧！我心头一热，正义感、责任心油然而生：作家应该以天下为己任，要铁肩担道义；作品应该扬善伐恶，要吹响反腐倡廉的号角。

◎　以天下为己任，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我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宝贵传统，特别值得后学发扬光大。

作文二：《【doc】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7500字

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

．

史林漫步．ｗ：幽大，天地

仅以一篇文章就在中国

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的人，　并不多见．但北宋人范仲淹，　不仅仅就以一篇《岳阳楼记》　在中国文学史上芳名永存，而　且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了　有识之士报效国家，服务人民　的座右铭．文如其人．纵观范　仲淹的一生，他不仅是个文学　大家，治军名将，理国名臣，同　时也是个克己让人，豁达大度　的君子．南宋大教育家，哲学　家，思想家朱熹对他推崇备　至，认为他是一个杰出之才，　在宋朝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　朱老先生说：＂天生人才，自足　二每垦馒上垦运工丕起堕．学＇又　垂塑在壅挝呈字鏊旦堕丛二！二＿为鱼的鲞赶

为后人号仰．

范仲淹像

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　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

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　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　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　业．＂诚如朱夫子所言，范仲淹　不仅影响了同朝的欧阳修等　一

般文人名士大臣，影响了在　他之后的改革家王安石，直到　今天，他的人格与人品，也还　在影响着善良的人们．　范仲淹出生于北宋太宗　端拱二年（９８９），字希文．他的　先祖本是邻州（今陕西彬县）　人，后来举家迁往江南苏州吴　口司马丁

县．范仲淹的童年是很不幸　的．他两岁时，父亲不幸病故，　家中的生活失去了来源，无　奈，母亲只好带着他改嫁到长　山一姓朱的人家，他随之改姓　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说，　直到他参加科举考试时，用的　都是朱说这一名字．他年龄稍　大，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对母　亲为将他抚养成人而改嫁，感　激涕零．他决心不辜负母亲对　他的抚养大恩，便辞别了母亲　到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　去读书．应天府有个应天府书

院，是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　一

．也许是有了孤儿这种悲惨　的经历，范仲淹在读书时，表　困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火更天地Ｉｓｉｉｔｉｄｉ？史林漫步？　现出了常人难及的勤奋和毅　力．他读起书来不分白天黑　夜，尤其是在十冬腊月天，天　寒地冻，同学们早早钻进被子　里去了，他仍坚持学习，实在　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生活　自然也是非常艰苦的．由于经　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就只　好经常以稀饭充饥．同窗们都　诧异他生活之艰苦，他却不当　一

回事．孟子说，老天爷要将　重要的责任放在某人身上时，　一

定先让这人在非常艰苦的　环境中使身体和心理都得到　充分的磨砺．这话放在范仲淹　的身上非常适用．艰苦的生活　使他奋发向上的志向得到了　充分的磨练，由于他立有大　志，身处困境求学之时，能超

然于富贵，贫穷，欢喜，悲哀，　称赞，诋毁诸等烦恼之外．然　而过于艰苦的生活和超常的　学习重压，还是严重地损害了　他的身体，据《涑水纪闻》说，　他在小的时候，就患上了脊背　不能伸直的毛病．当时有一个　名叫姜遵的谏议大夫，以刚直　严明而着称．一天，范仲淹随　众学友去拜访他，寒暄罢，客　人都辞别了，姜遵却将范仲淹　留了下来，并带进内室介绍给　自己的夫人．他对夫人说：这　位朱学究是个了不起的人．以　后他不仅能当上显要的官职，　而且一定能在世上留下盛名．　这话传了出来，人们实在弄不　清楚，姜遵何以对这么一位有　病的青年给予这样高的评价．　正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　有．像姜遵这样慧眼识人的　人，世间也不常有啊．功夫不　负有心人．范仲淹一举及第，　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范仲淹一　到任上，就马上将母亲接来供　养．后来改任集庆军节度推　官，便给皇帝上了一折《改姓　表》，说明了姓朱的原因，请求　皇帝批准他恢复姓范．皇帝同

意后，朱说才重新改名范仲　淹．

范仲淹进入仕途后，奋不　顾身，敢说敢为．由于他敢于　上书言别人之不敢言，不免开　罪于皇帝或皇太后．他一生四　进四退．前三次被贬，每次出　京，都有同僚，亲友，宾客相　送．相送的人们对于范仲淹的　被贬，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　是赞扬，认为他的被贬是一种　光荣，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光　荣，以至于第三次被贬时，范　仲淹与同僚，亲友，宾客们作　别时自嘲道：我范仲淹前后三　次被贬二三次光荣了，以后冉遇　到这种事情，只希望诸位能给　我找个好一点的牢房了．　宋仁宗天圣七年（１０２９），　范仲淹时３０岁，任秘阁校理．　这个官不过是在皇帝藏书阁　中负责整理和校勘的一个小　官，还没有资格给皇帝上书言　事的．这时，宋仁宗是个还不　到２０岁的年青人，朝中大权，　全在章献刘太后的手中．满朝　文武，无不唯章献刘太后马首　是瞻．这年，刘太后拟以冬至　时临朝，要皇帝率百官上贺．

对于刘太后的这一决定，从皇　帝到百官，无不认可，但范仲　淹却上书表达了不同意见．他　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　之理；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　仪．若奉亲于内，以行家人礼　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　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要求太　后归政于皇帝．这一来，自然　让大权在握的刘太后极其不　满，于是被贬到了河中府（今　山西永济市）当了一名通判．　通判这个官职为宋太祖首设，　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　的省称，相当于知州的副手，　但享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　力，为皇帝直接委派．范仲淹　凶开罪皇太后而出任河中通　判，故属于被贬之列．这一次，　同僚们在都城门口饯行时，就　交口赞扬他这次被贬＂此行极　光＂．

明道二年（１０３３），章献刘　太后去世，范仲淹得以被召回　朝，当了个右司谏．右司谏是　言官，隶属于中书省．范仲淹　有了右司谏这个言官的身份，　也就更方便向皇帝表达意见

．

史林漫步．ｗ！火史天地

《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　了．刘太后过世后，很多言官　都趁机报怨太后听政时的过　失，而遭受过太后贬逐的范仲　淹，此时却表现出了顾全大局　的超人大度．他说，太后受先　帝遗命，调护皇上十多年，是　尽了责的，因此我们应当掩蔽　她那些小的过失，以保全太后　的名望．刘太后过世时留得有　遗嘱，要宋仁宗立杨氏为皇太　后，并参加军国大事的议决．　又是范仲淹表示了反对的意　见．他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　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育　的原因而代立为太后的．如今　一

个太后去世了又马上另立　一

个太后，天下人就会怀疑皇　上是不是一天也离不开母后　的帮助呢？因为范仲淹反对得　有理，继立太后一事方得作　罢．

刘太后去世的这年七月　又遭遇旱灾和蝗灾，江，淮，京　东一带特别严重．范仲淹请求

皇帝派人到灾区去安抚赈灾，　却不被接受．这下，范仲淹说　话就不客气了．问皇帝道：如　果宫中的人拿半天不吃饭，那　情况会是什么样呢？如今有那　么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　了，怎么能够不去安抚救济　呢？宋宗听了这质问，无以　回答，只得就派范仲淹到灾区　去安抚赈灾．范仲淹每到一处　就开仓放粮，禁绝淫祠，减免　了灾区的茶役和盐赋，灾区老　百姓方安定下来．返京时，范　仲淹又将灾民赖以充饥的野　草带回呈送给皇

帝，请皇帝展示给

六宫贵戚，让他们

了解民间的疾苦，

以此来警戒他们

追求奢侈消费的

欲望．

这次范仲淹

回朝的时问并不

长．刘太后一死，

宋仁宗可以自己

作主了，他便借口

自己的第一个老

婆郭皇后没有生

育，要废了郭皇后

另立皇后．范仲淹

认为皇后不应轻

易废除，便和众谏官，御使劝　宋仁宗改变主意，然而没有说　动宋仁宗．他准备第二天上朝　时再争，第二天他刚到待漏院　就得到了通知，要他到睦州　（今浙江建德）去当知州．他这　次被贬出京，僚友们送得更　远，直到长亭，并赞许他这次　被贬＂此行愈光＂．

宋ｆ？宗景祷三年（１０３６）　范仲淹第ｊ三次被贬，是因为上　《百官图》之故．范仲淹后来回　朝当上了吏部员外郎，并兼知　开封府．这时的宰相是吕夷　简．这个吕夷简在宋仁宗手下　执政时间很长，宋仁宗刚亲政　时政治清平，天下安定，他是　做【斗Ｊ了贡献的，因此，他也是　一

代名相．但因为他执政时间　囱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大更天地ｗ．…ｌｄｊ．史林漫步．　长，门生故旧自然也多，当时　朝中官员大多出自其门下．于　是范仲淹上《百官图》，剖析了

朝中百官和吕夷简的关系．这　就触怒了吕夷简，加之那时他　对范仲淹还不甚了解，一气之　下以要率百官罢职相威胁．这　时的宋仁宗是很依重吕夷简　的，于是一道命令，将范仲淹　贬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地区）　去当知州．这一次，僚友们一　直送他到京郊，称赞他＂此行　尤光＂！

范仲淹虽为一代文士，却　从小就喜欢谈论军事．宋朝　时，西北党项族对宋是时附时　反．到了该族首领元昊掌权　时，他就不再甘心臣服于大宋　王朝了．宋仁宗康定元年　（１０４０），元昊起兵造反．范仲　淹再次被召入朝，恢复了他以　前担任过的天章阁待制．若仅　只是天章阁待制，那么这是个　闲官．事实上，这次召范仲淹　入朝，就是要利用他的军事才　能对付元昊，因此同时让他兼　知永州军，后来叉改任陕西都　转运使．他得知延州（今陕西　延安）一带关防失守，便自告　奋勇去守边，宋仁宗就委他为　户部郎中兼知延州．范仲淹未　到任前，此地按官阶高低决定

带兵之多少，如总管领兵一　万，钤辖领兵五千，都监领兵　三千．敌人来犯则官小者先带　兵迎敌，至于这迎敌的将官是　否胜任，那是不管的．针对这　不合理的情况，范仲淹明确地　指出：选择迎敌的将领不考虑　他们的本事，只按官职大小来　排定出兵的先后，这就是打败　仗的原因．他到任后，将卅Ｉ兵　集中起来，共得一万八千人，　再一分为六，每位将领带兵三　千加以训练．敌人来犯，则根　据进犯之敌的多少派兵迎敌．　第二年的正月间，皇帝下诏要　范仲淹主动出击，范仲淹没有　盲从，而是依据延州的现实情　况，提出了正确的应对之策．　范仲淹向皇帝报告说：正月间　正是塞外十分寒冷的时候，大　雪茫茫，此时出兵，我们的军　队难以隐蔽容易暴露．等到春　暖之时，这个时候敌人马瘦人　饥，我们出兵容易取胜．他进　一

步献策道：踯州（今陕西富　县），延州靠近西夏，是羌人必　由之路．希望能暂时按兵不　动，让他以恩信对之招抚，若

贸然动兵，已和羌人建立的交　往可能会断绝，那么，这一片　地方的安定就会遥遥无期了．　他建议可先攻取绥，宥等地，　占据要害之处，屯兵营田，如　此，茶山，横山等地的老百姓　就会扶老携幼来归附了．宋仁　宗听取了他的这些建议．果

，汉各族百姓都安　然，当地羌

定下来了．

困

范仲淹为将，号令明白，　赏罚分明，爱抚士卒．边境有　警，他和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　一

道领兵御敌．皇上赏其黄金　百两．范仲淹并没有将这笔财　富占为己有，而是全部分给了　随他出征的将士．

在军事上，范仲淹与另一　文人军事家韩琦齐名，时称　＂韩范＂．但在与敌对阵时，范　仲淹能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用兵策略．一次他和韩　琦一道领兵到了前线，韩琦决　定立即分兵五路进攻，范仲淹　驻守庆州城，认为不应立即进　攻．那时任秦州通判兼经略判　官的尹洙奉韩琦之命，到庆州

来约范仲淹一道出兵．范仲淹　对尹洙说：我军刚打了败仗，　怎么能率兵深入呢？以现在敌　我双方的实情来看，若立即开　战，我军只会战败．因此，现在　不是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尹洙　听了，叹惜道：您不及韩公啊．　韩公说：用兵应当将胜负置之　度外．现在看来您处事过于谨　慎，这就是您不及韩公的地方　啊．范仲淹回答说：大军一动，　就关系着千万人的生命，若置　胜负于度外，我实在不知道怎　么能如此打仗．尹洙说不动范　仲淹，只得回去交差．韩琦不　听范仲淹的建议，率兵出击，　结果遭到元昊的伏击，全师陷　没，大将任福战死．韩琦领着　残兵败将返回时，那些拦在韩

琦马前号啕大哭的阵亡将士　的父兄妻儿．就有几千人之　多．这些人拿着阵亡者穿过的　衣服，烧着冥币哭道：你们跟　随招讨使出征，如今招讨使回　来了，你们却不幸战死了．你　们的魂魄若认识路，能跟着招　讨使回来吗？痛哭声震天动　地．韩琦也悲痛流泪难以行

进．范仲淹得知长叹道：这种　时候，是很难将胜负置之度外　的啊！

范仲淹主政过邻州，延

州，泾州和庆州四地．这些地　方与西北少数民族比邻．因他　治理有方，百姓们能安居乐　业，因此，他深受这些地方百　姓的爱戴．特别是羌人，对他　非常尊敬．由于范仲淹是以龙　图阁学士身份出任这些地方　的行政长官的，羌人便尊称他　为＂龙图老子＂．

四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宋王　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虽还处　于其较为强盛的时期，但仍内　忧外患．北方的辽人和西北方　的羌人对宋王朝的锦绣江山　虎视眈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　（１００４）与辽国订立＂澶渊之　盟＂，宋王朝每年必须向辽国　上贡白银１Ｏ万两，绢２Ｏ万　匹，这就像给大宋王朝的经济　发展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巨石．　而辽国并不满足，每当羌人在　．史林漫步．ｗ．｝１ｉ【ｉａｎｃｈ大史天．地　西北边一骚扰，宋王朝忙于应　付时，辽人就会趁机勒索，要

求增加上贡．这笔沉重的负　担，严重地阻碍了宋王朝的经　济发展．国内，土地兼并十分　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由　于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　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出现了　＂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　冗局面．唐朝名相魏征曾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宋　太宗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兵　造反，直到范仲淹生活的时　代，承受不住生活重压的农民　造反就一直不断．正如这一时　期的另一名臣欧阳修在其《再　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的那　样：＂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　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　可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重　臣．推出了在历史上影响颇深　的＂庆历新政＂．

之所以称为＂庆历新政＂，　是因为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　革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宋　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宋王朝　与西夏又发生了一次战争，而　且又是宋王朝战败．此时宋王　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让时任宰　相的吕夷简束手无策．宋仁宗

也意识到了积弊不改，政局将　会进一步恶化．于是，宋仁宗　提拔了当时因处理边事有功　而颇有声望的范仲淹出任参　知政事，与宰相共同处理国家　大事．这是范仲淹的第四进，　亦即最后一进．一帮忧国忧民　的文人名士大臣早就想对宋　王朝几十年来的积弊进行改　革，只是苦于群龙无首．因此，　范仲淹一上任，就得到了这帮　文人名士大臣的拥护．在宋仁　宗的多次催促之下，范仲淹便　和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韩琦　等人，在总结综合了文人名士　大臣的改革意见之后，给宋仁　宗上了道《答手招条陈十事》．　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　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　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　重命令，减徭赋＂．仅从这十事　的名目上看，这些新政首先就　是要整顿吏治，以砥砺士风，　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　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　事，经济等领域，是针对时弊，　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举措．　而其中核心之处，则是冲击到　了＂冗官＂层中许多既得利益

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认为，　冗官中的老朽，病患，贪污，无　能等人太多，应一律淘汰．在　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后，他首　先对各路的转运使进行了淘　汰．这些被淘汰的官员．自然　是一夜之间贫富两重天．因此　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　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　＂

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　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不　至于出现＂一路哭＂的群众受　团２００６年第１２期

火史天地？…？ｍ．史林漫步．　苦局面，敢于触犯当权者利　益，不惜让不称职的当权者　＂

一

家哭＂，从而遭至对自己攻　击诬蔑的气魄，实在值得后世　执政者们学习！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果然　遭到了权贵层的强烈反对．于　是，攻击范仲淹等人结成＂朋　党＂的言论蜂起．鉴于唐朝＂牛

李朋党＂之争给国家造成的危　害，宋王朝的皇帝们是很讨厌　朋党的．加之范仲淹这帮文人　名士大臣中又有人写了为朋　党辩解的文章，宋仁宗对范仲　淹等人也就起了戒备之心了．　这一来，弄得范仲淹和富弼竟　＂恐惧不敢自安于朝＂，正好遇　到西北有警，两人便＂皆请出　按西北＂．范仲淹也就第四次　从朝廷上退了下来．随着范仲　淹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下来，推　行了一年的＂庆历新政＂也就　随之天折了．

五

范仲淹在政治上，军事上　都有建树，而他为人宽厚，克　己让人这些看似生活小节的　事，亦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良好　的楷模．

范仲淹戍边时，为示对朝　廷的尊重，他用黄金铸了一个　笺筒，并用珠宝加以装饰，每　得朝廷诏书圣旨敕命，就收藏　在这黄金筒中．后来，这个笺　筒被一老兵偷走，范仲淹得知　后，不知他是否因老兵家穷或　什么原因，并不追究．袁桷在　为他的画像题诗时，为此赞叹

道：＂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　名震犬戎，宽恕可成天下事，　从他老卒盗金筒．＂

范仲淹内刚外和，对母亲　非常孝顺．他平时的生活非常　俭朴，若无宾客造访，每日不　过粗茶淡饭，妻子儿女的穿　着，也仅以能保暖而已．他在　杭州任上时，弟子们知道他有　退下来的意思，便向他建议，　要他在洛阳购一处庄同，种些　树木花草，营造一个好的环境　以供养老之用．范仲淹答道：　人只有道义上的快乐，这身肉　体尚可不顾，何况是住的房子　呢．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来Ｈ　无多，还购什么庄园，种什么　花革．我担心的是在位高了难　以退下来，并不担心退下来后　没有住的地方．从而谢绝了弟　子们的建议．

范仲淹曾得一房地基．有　风水先生看后对他说：这是块　好地方，住在这里的人家，后　世必出卿相．范仲淹听了，说　道：既如此，那我不能私自占　有．便将这块房地基捐出来修　了一座学校．这就是后来的苏　州府学．

尤其叫人叹为观止的是，　范仲淹说，他每Ｈ就寝前，一　定要自我检查一番：这一天我　的饮食等费用和我所做的各　圃

样事情，是否和自己的俸禄与　职责相称，如果相称，那我就　能打着鼻鼾安然就寝，否则，　这一夜就会辗转反侧，直到天　亮也无法人睡，而且第二天一　定要想办法将前日不足之事　尽可能补救回来．与范公相对　照，如今我们那些动辄贪污千　百万甚至上亿的＂公仆＂们，不　知他们睡前是否也自省一番？　或者如何自省？当然，也许他　们是盘点了一天的受贿或贪　污的收人还不足一百万，因此　耿耿于怀而无法人睡也说不　定．

范仲淹任地方官时，特别　是任边境长官时，不仅尽己之　能让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而　且惠及比邻的少数民族．因　此，他治理过的恩州，邻州和　庆卅Ｉ等地的老百姓和比邻的　羌族人，都为他建了生祠供奉　他的画像．他去世时，＂四方闻　者，皆为叹惜＂．尤其是羌人，

有＂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　三Ｈ而去．＂叉与此相对照的　是：近日报载：湖南郴州一位　纪委书记被双规带离该市时，　该市百姓如释重负，并放鞭炮　庆祝以至通宵达旦．应了一句　老话：百姓心中有杆称．公仆　们不管自己是否愿意．老百姓　总是要对他们称上一称的．　（贵州省文联作者）

作文三：《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6800字

北宋人范仲淹，以一篇《岳阳楼记》在中国文学史上芳名永存，而且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了有识之士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座右铭。文如其人。纵观范仲淹的一生，他不仅是个文学大家、治军名将，理国名臣，同时也是个克己让人、豁达大度的君子。南宋大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朱熹对他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一个杰出之才，在宋朝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老先生说：“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诚如朱夫子所言，范仲淹不仅影响了同朝的欧阳修等一般文人名士大臣，影响了在他之后的改革家王安石，直到今天，他的人格与人品，也还在影响着善良的人们。

一

范仲淹出生于北宋太宗端拱二年（９８９），字希文。他的先祖本是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后来举家迁往江南苏州吴县。范仲淹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两岁时，父亲不幸病故，家中的生活失去了来源，无奈，母亲只好带着他改嫁到长山一姓朱的人家，他随之改姓朱，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说，直到他参加科举考试时，用的都是朱说这一名字。他年龄稍大，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对母亲为将他抚养成人而改嫁，感激涕零。他决心不辜负母亲对他的抚养大恩，便辞别了母亲到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去读书。应天府有个应天府书院，是北宋时期的四大书院之一。也许是有了孤儿这种悲惨的经历，范仲淹在读书时，表现出了常人难及的勤奋和毅力。他读起书来不分白天黑夜，尤其是在十冬腊月天，天寒地冻，同学们早早钻进被子里去了，他仍坚持学习，实在困了，就用冷水洗把脸。生活自然也是非常艰苦的。由于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就只好经常以稀饭充饥。同窗们都诧异他生活之艰苦，他却不当一回事。孟子说，老天爷要将重要的责任放在某人身上时，一定先让这人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使身体和心理都得到充分的磨砺。这话放在范仲淹的身上非常适用。艰苦的生活使他奋发向上的志向得到了充分的磨练，由于他立有大志，身处困境求学之时，能超然于富贵、贫穷、欢喜、悲哀、称赞、诋毁诸等烦恼之外。然而过于艰苦的生活和超常的学习重压，还是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据《涑水纪闻》说，他在小的时候，就患上了脊背不能伸直的毛病。当时有一个名叫姜遵的谏议大夫，以刚直严明而著称。一天，范仲淹随众学友去拜访他，寒暄罢，客人都辞别了，姜遵却将范仲淹留了下来，并带进内室介绍给自己的夫人。他对夫人说：这位朱学究是个了不起的人，以后他不仅能当上显要的官职，而且一定能在世上留下盛名。这话传了出来，人们实在弄不清楚，姜遵何以对这么一位有病的青年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正所谓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像姜遵这样慧眼识人的人，世间也不常有啊。功夫不负有心人。范仲淹一举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范仲淹一到任上，就马上将母亲接来供养。后来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给皇帝上了一折《改姓表》，说明了姓朱的原因，请求皇帝批准他恢复姓范。皇帝同意后，朱说才重新改名范仲淹。

二

范仲淹进入仕途后，奋不顾身，敢说敢为。由于他敢于上书言别人之不敢言，不免开罪于皇帝或皇太后。他一生四进四退。前三次被贬，每次出京，都有同僚、亲友、宾客相送。相送的人们对于范仲淹的被贬，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赞扬，认为他的被贬是一种光荣，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光荣，以至于第三次被贬时，范仲淹与同僚、亲友、宾客们作别时自嘲道：我范仲淹前后三次被贬三次光荣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只希望诸位能给我找个好一点的牢房了。

宋仁宗天圣七年（１０２９），范仲淹时３０岁，任秘阁校理。这个官不过是在皇帝藏书阁中负责整理和校勘的一个小官，还没有资格给皇帝上书言事。这时，宋仁宗是个还不到２０岁的年轻人，朝中大权，全在章献刘太后的手中。满朝文武，无不唯章献刘太后马首是瞻。这年，刘太后拟以冬至时临朝，要皇帝率百官上贺。对于刘太后的这一决定，从皇帝到百官，无不认可，但范仲淹却上书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当皇帝的有事俸老辈人的责任，但没有来当臣下的道理；有坐北朝南的尊位，没有北向为臣的礼仪。若请皇帝在宫内侍俸母亲行家礼，这是应该的；如今要让皇帝和百官同列来朝拜太后，这样做将会损害为君之道，削减了皇帝天下之主的尊严，给后世留下不好的先例。不仅如此，他更进一步要求章献刘太后归政于皇帝。这一来，自然让大权在握的刘太后极其不满，于是将他贬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当了一名通判。通判这个官职为宋太祖首设，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称，相当于知州的副手，但享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权力，为皇帝直接委派。范仲淹因开罪皇太后而出任河中通判，故属于被贬之列。这一次，同僚们在都城门口饯行时，就交口赞扬他这次被贬是“此行极光”。

明道二年（１０３３），章献刘太后去世，范仲淹得以被召回朝，当了个右司谏。右司谏是言官，隶属于中书省。范仲淹有了右司谏这个言官的身份，也就更方便向皇帝表达意见了。刘太后过世后，很多言官都抱怨太后听政时的过失，而遭受过太后贬逐的范仲淹，此时却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超人大度。他说，太后受先帝遗命，调护皇上十多年，是尽了责的，因此我们应当掩蔽她那些小的过失，以保全太后的名望。刘太后过世时留得有遗嘱，要宋仁宗立杨氏为皇太后，并参加军国大事的议决。又是范仲淹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说，太后是皇帝母亲的称号，自古以来没有因为保育的原因而代立为太后的。如今一个太后去世了又马上另立一个太后，天下人就会怀疑皇上是不是一天也离不开母后的帮助呢？因为范仲淹反对得有理，继立太后一事方得作罢。

刘太后去世的这年七月又遭遇旱灾和蝗灾，江、淮、京东一带特别严重。范仲淹请求皇帝派人到灾区去安抚赈灾，却不被接受。这下，范仲淹说话就不客气了，问皇帝道：如果宫中的人拿半天不吃饭，那情况会是什么样呢？如今有那么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了，怎么能够不去安抚救济呢？宋仁宗听了这质问，无以回答，只得就派范仲淹到灾区去安抚赈灾。范仲淹每到一处就开仓放粮，禁绝淫祠，减免了灾区的茶役和盐赋，灾区老百姓方安定下来。返京时，范仲淹又将灾民赖以充饥的野草带回呈送给皇帝，请皇帝展示给六宫贵戚，让他们了解民间的疾苦，以此来警戒他们追求奢侈消费的欲望。

这次范仲淹回朝的时间并不长。刘太后一死，宋仁宗可以自己作主了，他便借口第一个老婆郭皇后没有生育，要废了郭皇后另立皇后。范仲淹认为皇后不应轻易废除，便和众谏官、御史劝宋仁宗改变主意，然而没有说动宋仁宗。他准备第二天上朝时再争，第二天他刚到待漏院就得到了通知，要他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去当知州。他这次被贬出京，僚友们送得更远，直到长亭，并赞许他这次被贬“此行愈光”。

宋仁宗景祐三年（１０３６）范仲淹第三次被贬，是因为上《百官图》之故。范仲淹后来回朝当上了吏部员外郎，并兼知开封府。这时的宰相是吕夷简。这个吕夷简在宋仁宗手下执政时间很长，宋仁宗刚亲政时政治清平、天下安定，他是做出了贡献的，因此，他也是一代名相。但因为他执政时间长，门生故旧自然也多，当时朝中官员大多出自其门下。于是范仲淹上《百官图》，剖析了朝中百官和吕夷简的关系。这就触怒了吕夷简，加之那时他对范仲淹还不甚了解，一气之下以要率百官罢职相威胁。这时的宋仁宗是很倚重吕夷简的，于是一道命令，将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地区）去当知州。这一次，僚友们一直送他到京郊，更称赞他“此行尤光”！

三

范仲淹虽为一代文士，却从小就喜欢谈论军事。宋朝时，西北党项族对宋是时附时反。到了该族首领元昊掌权时，他就不再甘心臣服于大宋王朝了。宋仁宗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元昊起兵造反。范仲淹再次被召入朝，恢复了他以前担任过的天章阁待制。若仅只是天章阁待制，那么这是个闲官。事实上，这次召范仲淹入朝，就是要利用他的军事才能对付元昊，因此同时让他兼知永州军，后来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他得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关防失守，便自告奋勇去守边，宋仁宗就委他为户部郎中兼知延州。范仲淹未到任前，此地按官阶高低决定带兵之多少，如总管领兵一万，钤辖领兵五千，都监领兵三千。敌人来犯则官小者先带兵迎敌，至于这迎敌的将官是否胜任，那是不管的。针对这不合理的情况，范仲淹明确地指出：选择迎敌的将领不考虑他们的本事，只按官职大小来排定出兵的先后，这就是打败仗的原因。他到任后，将州兵集中起来，共得一万八千人，再一分为六，每位将领带兵三千加以训练。敌人来犯，则根据进犯之敌的多少派兵迎敌。第二年的正月间，皇帝下诏要范仲淹主动出击，范仲淹没有盲从，而是依据延州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正确的应对之策。范仲淹向皇帝报告说：正月间正是塞外十分寒冷的时候，大雪茫茫，此时出兵，我们的军队难以隐蔽，容易暴露。等到春暖之时，这个时候敌人马瘦人饥，我们出兵容易取胜。他进一步献策道：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靠近西夏，是羌人必由之路。希望能暂时按兵不动，让他以恩信对之招抚，若贸然动兵，已和羌人建立的交往可能会断绝，那么，这一片地方的安定就会遥遥无期了。他建议可先攻取绥、宥等地，占据要害之处，屯兵营田，如此，茶山、横山等地的老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来归附了。宋仁宗听取了他的这些建议。果然，当地羌、汉各族百姓都安定下来了。

范仲淹为将，号令明白，赏罚分明，爱抚士卒。边境有警，他和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一道领兵御敌。皇上赏其黄金百两。范仲淹并没有将这笔财富占为己有，而是全部分给了随他出征的将士。

在军事上，范仲淹与另一文人军事家韩琦齐名，时称“韩范”。但在与敌对阵时，范仲淹能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用兵策略。一次他和韩琦一道领兵到了前线，韩琦决定立即分兵五路进攻，范仲淹驻守庆州城，认为不应立即进攻。那时任秦州通判兼经略判官的尹洙奉韩琦之命，到庆州来约范仲淹一道出兵。范仲淹对尹洙说：我军刚打了败仗，怎么能率兵深入呢？以现在敌我双方的实情来看，若立即开战，我军只会战败，因此，现在不是和敌人作战的时候。尹洙听了，叹惜道：您不及韩公啊。韩公说：用兵应当将胜负置之度外。现在看来您处事过于谨慎，这就是您不及韩公的地方啊。范仲淹回答说：大军一动，就关系着千万人的生命，若置胜负于度外，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能如此打仗。尹洙说不动范仲淹，只得回去交差。韩琦不听范仲淹的建议，率兵出击，结果遭到元昊的伏击，全师陷没，大将任福战死。韩琦领着残兵败将返回时，那些拦在韩琦马前号啕大哭的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儿，就有几千人之多。这些人拿着阵亡者穿过的衣服，烧着冥币哭道：你们跟随招讨使出征，如今招讨使回来了，你们却不幸战死了。你们的魂魄若认识路，能跟着招讨使回来吗？痛哭之声震天动地。韩琦也悲痛流泪难以行进。范仲淹得知长叹道：这种时候，是很难将胜负置之度外的啊！

范仲淹主政过邠州、延州、泾州和庆州四地，这些地方与西北少数民族比邻。因他治理有方，百姓们能安居乐业，因此，他深受这些地方百姓的爱戴。特别是羌人，对他非常尊敬。由于范仲淹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任这些地方的行政长官的，羌人便尊称他为“龙图老子”。

四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虽还处于其较为强盛的时期，但仍内忧外患。北方的辽人和西北方的羌人对宋王朝的锦绣江山虎视眈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起，宋王朝每年必须向辽国上贡白银１０万两，绢２０万匹，这就像给大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巨石。而辽国并不满足，每当羌人在西北边一骚扰，宋王朝忙于应付时，辽人就会趁机勒索，要求增加上贡。这笔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碍了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国内，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由于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局面。唐朝名相魏征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宋太宗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兵造反，直到范仲淹生活的时代，承受不住生活重压的农民造反就一直不断。正如这一时期的另一名臣欧阳修在其《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的那样：“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重臣，推出了在历史上影响颇深的“庆历新政”。

之所以称为“庆历新政”，是因为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革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宋王朝与西夏又发生了一次战争，而且又是宋王朝战败。此时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让时任宰相的吕夷简束手无策。宋仁宗也意识到了积弊不改，政局将会进一步恶化。于是，宋仁宗提拔了当时因处理边事有功而颇有声望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与宰相共同处理国家大事。这是范仲淹的第四进，亦即最后一进。一帮忧国忧民的文人名士大臣早就想对宋王朝几十年来的积弊进行改革，只是苦于群龙无首。因此，范仲淹一上任，就得到了这帮文人名士大臣的拥护。在宋仁宗的多次催促之下，范仲淹便和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韩琦等人，在总结综合了文人名士大臣的改革意见之后，给宋仁宗上了道《答手招条陈十事》。

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赋”。仅从这十事的名目上看，这些新政首先就是要整顿吏治，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是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举措。而其中核心之处，则是冲击到了“冗官”层中许多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认为，冗官中的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等人太多，应一律淘汰。在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后，他首先对各路的转运使进行了淘汰。这些被淘汰的官员，自然是一夜之间贫富两重天。因此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不至于出现“一路哭”的群众受苦局面，敢于触犯当权者利益，不惜让不称职的当权者“一家哭”，从而遭至对自己攻击诬蔑的气魄，实在值得后世执政者们学习！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果然遭到了权贵层的强烈反对。于是，攻击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的言论蜂起。鉴于唐朝“牛李朋党”之争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宋王朝的皇帝们是很讨厌朋党的。加之范仲淹这帮文人名士大臣中又有人写了为朋党辩解的文章，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也就起了戒备之心了。这一来，弄得范仲淹和富弼竟“恐惧不敢自安于朝”，正好遇到西北有警，两人便“皆请出按西北”。范仲淹也就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了下来。随着范仲淹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下来，推行了一年的“庆历新政”也就随之夭折了。

五

范仲淹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建树，而他为人宽厚、克己让人这些看似生活小节的事，亦为后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楷模。

范仲淹戍边时，为示对朝廷的尊重，他用黄金铸了一个笺筒，并用珠宝加以装饰，每得朝廷诏书圣旨敕命，就收藏在这黄金筒中。后来，这个笺筒被一老兵偷走，范仲淹得知后，不知他是否因老兵家穷或什么原因，并不追究。袁桷在为他的画像题诗时，为此赞叹道：“甲兵十万在胸中，赫赫英名震犬戎，宽恕可成天下事，从他老卒盗金筒。”

范仲淹内刚外和，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平时的生活非常俭朴，若无宾客造访，每日不过粗茶淡饭，妻子儿女的穿着，也仅以能保暖而已。他在杭州任上时，弟子们知道他有退下来的意思，便向他建议，要他在洛阳购一处庄园，种些树木花草，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以供养老之用。范仲淹答道：人只有道义上的快乐，这身肉体尚可不顾，何况是住的房子呢。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来日无多，还购什么庄园，种什么花草。我担心的是在位高了难以退下来，并不担心退下来后没有住的地方。从而谢绝了弟子们的建议。

范仲淹曾得一房地基。有风水先生看后对他说：这是块好地方，住在这里的人家，后世必出卿相。范仲淹听了，说道：既如此，那我不能私自占有。便将这块房地基捐出来修了一座学校。这就是后来的苏州府学。

尤其叫人叹为观止的是，范仲淹说，他每日就寝前，一定要自我检查一番：这一天我的饮食等费用和我所做的各样事情，是否和自己的俸禄与职责相称，如果相称，那我就能打着鼻鼾安然就寝，否则，这一夜就会辗转反侧，直到天亮也无法入睡，而且第二天一定要想办法将前日不足之事尽可能补救回来。与范公相对照，如今我们那些动辄贪污千百万甚至上亿的“公仆”们，不知他们睡前是否也自省一番？或者如何自省？当然，也许他们是盘点了一天的受贿或贪污的收入还不足一百万，因此耿耿于怀而无法入睡也说不定。

范仲淹任地方官时，特别是任边境长官时，不仅尽己之能让治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而且惠及比邻的少数民族。因此，他治理过的恩州、邠州和庆州等地的老百姓和比邻的羌族人，都为他建了生祠供奉他的画像。他去世时，“四方闻者，皆为叹惜”。尤其是羌人，有“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又与此相对照的是，近日报载：湖南郴州一位纪委书记被双规带离该市时，该市百姓如释重负，并放鞭炮庆祝以至通宵达旦。应了一句老话：百姓心中有杆称。公仆们不管自己是否愿意，老百姓总是要对他们称上一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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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四：《充满爱心、以天下为己任的索罗斯》2600字

索罗斯在投资界引起全世界人的重视，大约有三个因素。一个就是他有巨大的投资成就，这种成就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描述：“在二十六年的时间里，持续复合利润增长率为３５％，而这３５％还是递除了索罗斯作为管理人所获取的２０％的分成。”假如一个合伙人在１９６９年投入了一千美元，在分红再投资的情况下，２６年之后到１９９５年大概财富额是２１５万美元。这是一种传奇，美国华尔街有一个故事说，在美国总统雕像山对面立的山是献给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的，在他的表面已经刻了二座雕像，他们分别是巴菲特和索罗斯，看得出索罗斯的投资成就是世界级的，因此他受到广泛关注

第二，索罗斯为全球金融市场的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开据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和视角。索罗斯之前人类经济学的基础都是人是超理智的，人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可以准确认识基本面并能准确估值。索罗斯结合自身的投资实践，提出人类本身因为有认知缺陷，所以不可能完全认识资本市场和外部环境。人类只能在不断地通过试错接近资本市场和外部环境的真像，但是永远也不能知道资本市场和外部环境完全真像。投资人在不断地探索和试错过程中，产生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但永远做不到完全认识，投资者在资本市场犯错是必然的。索罗斯用自己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投资，最终“在二十六年的时间里，持续复合利润增长率为３５％，而这３５％还是递除了索罗斯作为管理人所获取的２０％的分成。”索罗斯理论几乎颠覆整个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因此，一开始人们没有对索罗斯的理论产生必要重视，但随着索罗斯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索罗斯的理论有可能是正确的，这是索罗斯能够取得全球经济人关注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索罗斯的恶名，或者说索罗斯的恶名与他“倾家荡产”做慈善的反差。索罗斯在他成功之后，百分之百精力投入慈善事业中，他身上的恶名与他的行为不一致，没有一个人的被误解程度比索罗斯更严重，索罗斯的名声是冷血的残酷的，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而索罗斯的行为则是用一生的资产，心血去做促进人类进步的慈善事业。

我在这里愿意通过如实地介绍索罗斯是怎么样对待财富，怎么样对待成功，怎么样使用财富，怎么样让自己生活地更有意义，让大家认识一个最真实的与媒体所塑造的冷血，不择手段的索罗斯完全不一样的善良、充满爱心、以天下为己任的索罗斯。

索罗斯出生在二次大战的前后，在那个多事之秋的时代，索罗斯的童年是在动荡，危险和艰难中度过的，尤其索罗斯是犹大人，德国占领匈牙利后推行了种族灭绝政策，索罗斯在这种政策下熬过来，因此，他的成长历程并不平静，充满了艰难。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后索罗斯进入投资界，在这个领域工作几十年之后成为了全世界最杰出的投资人。当索罗斯赚到几亿美元后，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这种痛苦使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工作，拥有那么多钱又有什么意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经济成功的好处是自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任何奢侈的兴趣，和我的财力比较，我的生活始终是无比简朴的。而在工作的过程中承受了痛苦、压力，自己累得像一只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索罗斯不愧是哲学家，他总是在思考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痛苦的思考之后，索罗斯明白了。他说：“如果只是为了变得富有而死去，我将是失败者，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才是为之献身的事业。”之后索罗斯把自己的事业转交给信任的伙伴，自己转身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他把自己的资产、精力和时间毫无保留的交给了慈善事业。

在索罗斯做的慈善事业中有几个点很能说明问题：第一、索罗斯在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四年的时间里一共捐出了２４亿美元，这段时间他个人可支配的资产是３０亿美元。这意味着他将自己８０％的资产都捐赠给了社会和贫困者，都捐赠给了进步的事业。第二、索罗斯是用心血，用自己的全部经验和经历来做慈善。一次，索罗斯向一个穷困地区儿童每人赠２００美元，由于人数不少，索罗斯的捐赠规模比较大。媒体记者问索罗斯：“为什么要把这笔钱每个儿童２００美元分下去？”索罗斯回答：“做慈善工作时我也要考虑这些资金所能发挥的最大效应，我认为儿童的未来是最重的，把资金发放到促进儿童未来健康成长的事情中，其回报是最大的。”可以看得出来，索罗斯在做慈善事业时不仅仅只是掏钱，在掏钱的同时他还操心，在捐钱时还要考虑把钱花在哪些领域效益最大。他发现促进贫困地区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最有价值的，于是他向贫困地区的儿童每人发放２００美元。这种资金和心血二者的同步投入，让人感觉到索罗斯把做慈善当成人生的意义、当成人生的价值，当在一种事业。他在追求这种人生的意义和事业的时候体会到了活着和做人的意义。

索罗斯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博大的胸怀，就是为人类的进步和未来投入很多资金和心血。大家通过媒体也都看到，索罗斯在最近若干年里变成了社会活动家，大量参与政治事务。事实上的确如此，索罗斯不断的为人类的未来思考，他有很多的慈善捐赠都是促进了那些能把人类带到一个更美好境界的研究探索事情中去。索罗斯的哲学观中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多元社会，大家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思想观念。因为索罗斯有个基本理念——人们的大部分思想都是错误的，没有绝对正确的观点，因此，既然大家都错就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而是应该把错误的东西都凑起来形成一个相对正确的东西。为了追求实现这个被索罗斯称为开放社会的理想社会状态，他极尽全力投入大量资金来促进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实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索罗斯日益变成一个以天下为已任的慈善家，他关心贫弱，扶助困难，他又为人类社会的未来进行不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对于这样一个人，主流的观点认为他是冷血的、掠夺性的、不具有建设性的人物，我真很难理解。虽然大众对真实索罗斯的认识本身证实索罗斯所说的，大家对任何事情的认识总是错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大众对索罗斯是善良、充满爱心、以天下为己任的慈善家这个很显然的事实视而不见，认为索罗斯是冷血，不择手段的掠夺者的认识未免错的有点太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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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极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佐罗邮箱：ｏｌｕｏｇｕｆｅｉｙａｎｇ＠ｓ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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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原创]中国知识分子要抛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致命情结【猫眼看人】》1500字

［原创］中国知识分子要抛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致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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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小堂　于　２００８／１２／３０　２１：１５：１９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中国知识分子要抛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致命情结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悠久传统。这也算得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特色吧！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来的志士仁人有过多重的表述：

孔子的说法是，“士若怀居，不足为士也”，意思是说一个士人，如果他总是想到家乡，想到为家乡做事，而不考虑天下，就算不上一个士人了。显然孔子是反对一个士人首先献身于他的家乡，而主张一个士人应该首先献身于天下。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辛弃疾说，“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顾炎武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更将天下兴亡的责任付与给老百姓。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会有这样的情怀与抱负呢？我以为这源自于中国人的“天下观”。我以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包含这样两重含义：第一，天下有且只有一个中心；第二，任何地方或者任何人，它或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很大程度或者全部取决于与这个中心的亲疏关系。及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正面碰撞之后，中国人的这种“天下观”仍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得不承认在“天下”之外，存在与中国同等的或更高级的文化形态。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则认为“天下”之外是蛮夷之地。

虽然中国的这种“天下观”非常有利于皇权，并不利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己，但中国这种“天下观”的形成确实源自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并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的极端表述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作茧自缚。

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天下多中心或者有一个高级别的中心和众多低级别的次中心的政治结构更有利于知识分子的生存，也更有利于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缺乏远见，总要唆撺自己服务的主公去取天下。有些时候，其实流氓或草民出身的主公的野心并不大，有块地方可以吃喝玩乐就可以了，如“乐不思蜀”的刘备。是下面一帮臣子的野心大，喜欢搞“黄袍加身”，为的是自己能够再上一层楼，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最后会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的下场。

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深厚情结，这个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我以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伤。说白了，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就是将自己与“最高中心”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是以从最高权力者的视角来考虑和认识问题和行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更倾向于流向“中心”。这也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源分布极度不均衡的主要原因，不利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二是中国知识分子更偏好于关注国家“大事”，而不怎么关注地方“小事”。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严重缺乏自治的精神与传统。

从个人的切身利益出发，很明显，身边之事和地方之事，比国家大事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应地，个人就应该更多地关注身边之事和地方之事。将个人的热情与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地方“小事”之中。我想，这才是一个合理的政治参与序列。以选举为例，我的意思是，假如中国有了真正的选举，那么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地方选举而不是全国性的选举。

但要中国知识分子抛弃“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代之“以地方为己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一则因为习惯化了；二则各种资源都抽向中心，人也不能自持；三则因为中国的事情，因为多是自上而下，所以简便的方法就是力图改变上面。改变了上面，下面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三者之间还有相互强化的作用。所以改变真的很难。我这辈子是没指望了。但我知道，契机是会有的。

作文六：《【国故新知】以天下为己任——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900字

“士”在宋代是“四民之首”，但是内部已无法律地位上的差异，如唐之“子弟”与“寒士”或“衣冠”与“江湖之士”。因此，宋代的“士”，特别是在取得进士身份，成为“士大夫”之后，对于国家与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利都是相同的。１１世纪中叶以后，不但进士的积累人数已经很庞大，参家考试的“士”的队伍也随之不断扩大。“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便是在这一客观条件下逐渐酝酿出来的。

“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视为宋代“士”的一种集体意识，并不是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它也表现在不同层次与方式上面，更非动辄便提升到秩序全面重建的高度。张载虽“有意三代之治”，但他的着手点却是在本乡以“礼”化“俗”，即所谓“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他的弟子吕大临兄弟在张载逝世之年（１０７７）正式建立著名的“乡约”，便是继承其师“验之一乡”的遗志。范仲淹首创“义庄”这一事实，则更进一步说明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理想同样可以“验之一乡”。“义庄”与“乡约”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样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他们同时出现在十一世纪中叶，表示士大夫已明确地认识到：“治天下”必须从建立稳定的地方制度开始。

北宋士大夫所面临的是一个转变了的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设计新的制度来重建儒家秩序。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革新活动，背后都有一股共同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当时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总之，宋代的“士”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因而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这是无法否认的。儒学复兴当然为这种意识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入世转向的佛教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是宋代儒家士大夫始终坚持的一项原则。熙宁三年神宗正式提出“共定国是”的观念，则象征着皇权对这一基本原则的认可。南宋高宗虽然极力提高君权，也仍不能不在表面上尊重“国是”的法度。朱熹不满意南渡后“君臣之势方一向悬绝”，并公然赞许金初女真“酋长与部落都无分别”。

用现代的话说，“同治”或“共治”所显示的是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权源在君”的事实，却毫不迟疑地将“治天下”的大任直接放在自己身上。在这一意义上，“同治”或“共治”显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治道”方面的体现。

文／曹南逸民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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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七：《君子的理想追求：修己安人以天下为己任丨原创》1100字

修己安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生动地诠释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现实关怀和追求所在。

《论语》：“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认为君子的理想追求在于，先要成己，也就是“修己以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到成人，也就是“安人”、“安百姓”，这后面两点要求，可以概括为“以天下为己任”。

修己安人

修己即修身，安人即齐家。有人问朱子“修己如何能安人”？朱子答道：“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一家之人安不安？”一语道破修己之重要性，《大学》也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东汉名将伏波将军马援因为两个侄儿“喜讥议，而通轻侠客”，专门从交趾前线写信回来告诫他们：“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不能随意褒贬人物，议论法规。在信中，马援希望侄儿效仿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

有趣的是，光武帝刘秀看到马援这封信后，于东汉建武二十四年春月擢升龙伯高为零陵太守，诏曰：“具官山都长龙述，廉公是饬，敦厚堪型，用擢尔零陵太守，官二千石。”生动说明了修身所产生的直接效果。

以天下为己任

安人、安百姓，是成人。也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君子应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开篇记载陈蕃事迹，即修己安人之典型。可见即使是“名士教科书”，也深受其影响。

《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一想到天下的人有淹在水里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淹在水里似的；后稷一想到天下的人还有挨饿的，就觉得仿佛是自己使他们挨了饿似的，所以才那样急迫地去拯救他们。这就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眼旁观。

《容斋随笔》记载欧阳修言论：“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亲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疏忽也。”为何欧阳修的目光从文学转移到政事，实则是一份己饥己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促使着他不得不这样做。文学大抵在自身修养，而处理政务，却能直接影响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命运，不可不慎，不可不尽力。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君子人格不同于其他各家的重要区别，而修己安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就生动地诠释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现实关怀和追求所在。

作文八：《宋代士大夫_以天下为己任_的伦理精神述论》12000字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以天下为己任”宋代士大夫“

的伦理精神述论

王泽应＊

摘要〕更渴望在实践层面重建社会的伦理秩序，提出　　〔　宋代士大夫不但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建构，“，、“并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凸显了立功层面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和砥砺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关键词〕　宋代士大夫　以天下为己任　伦理精神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Ｂ０１００８２９　〔１００７５３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５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３９０４／ｊ．ｋｉ．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０

宋代的士大　　在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

夫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使华夏民族数千年伦理文化达致“造极”境、“、“地，而且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导民于善”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开启了士大夫内圣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追求。王国维曾经有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

［１］

”逮也。元明之所以不能与天水一朝在“人汉唐、

理道德主体性的彰显。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试图通过自己的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实践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建构理想化的政治伦理秩序，开出立于内圣基础上的外王事业。宋不同于魏晋隋唐之处，在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都有一种强烈的拨乱反正情节，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匡正世风、变革政治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胸襟，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试图用自己的天下情怀、天下眼光改造政治、转换风气，建设合乎理性、适乎长远的政治伦理秩序，成为有宋一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生教训的总结之中。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不仅使武夫专横跋扈，拥兵割据，而且也使思想文化失序，伦理道德颓落，价值理想迷失，“干五代，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

［２］

”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宋朝建立后的

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媲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唐、元明没有宋代那样的士大夫及其伦理精神。宋代的士大夫所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砥砺并催逼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一、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宋代道德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士大夫精神和伦

几代君主都十分注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

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　　　作者简介：）。博士（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０５ＪＪＤ７２０１９５　基金项目：

１５

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道德沦丧的教训，

略，而且在儒、道、佛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明。宋太祖赵匡胤认为，

［３］

，用文德致治”力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德，

与献身精神，**并激励、感染了一代士风。这种以利国利民为己任、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崇高道德精神，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思想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继承发展，开启了宋代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追求。

欧阳修对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欣赏有加，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这种精神添加了新的养料。他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中指出：

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

（［１０３８）５］

”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相州昼锦堂

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以“文德致治”治国方略的确定以及“不杀言官”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内圣及德能作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使得“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４

。欧阳修评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系韩琦任相州知州时所建，韩琦以“昼锦”作为堂名，是为了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陷入那种衣锦还乡、以富贵自耀的浅薄之中。欧阳修在此处指明韩琦的志向不是那种衣锦还乡和对富贵的追求，而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

实质上是欧阳修所崇尚的人生价值和伦理精神，彰显了立德立功的伦理价值，也为士大夫矗立起了一面精神的旗帜。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始终充满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庆历五年（三月，他已再被贬官外任，仍冒死０４５１，为因“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辩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

［７］

”“的自欧阳子出”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

论他“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

［］５

，在朝廷处理政务总是能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够“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丝毫不考虑个人名利与安“危。朱熹也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起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

［］６

”此处正式说到范仲淹自少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价值目标和情怀，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后来被仁宗委以重任，便做出了许多事业，诸如新政、边关等。即使遭到朝廷的冷遇，范仲淹也不以个人荣辱为怀，时刻不忘国家大事，表现出心忧天下、志济苍生的高尚的仁者情怀。庆历五年，范仲淹同榜进士和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请范仲淹为其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写出了一篇可以代表宋代士大夫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所表述的“不以物喜，不岳阳楼记》

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

（）［］１６９４

的天下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评价也许不一定准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确是公论。此外，与范仲淹、欧阳修同时的韩琦、富弼也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强化和推动着“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韩、范、富、欧阳，此

［７］

”他们都有“四人者，人杰也。忧天下致太平之

。史载韩琦为相时，意”朝廷多故，他却尽心效忠，“人臣尽力知无不为，有人为他的处境担忧，他说：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

［８］”济，遂辍不为哉！他的回答使听者为之心悦诚服

并受到教育。

“墨子王安石著有《杨墨》一文，其中提出：”者……方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变法就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砥砺和激励下展开的。在《本朝

２５

中，他直言仁宗时代政治上的得失，百年无事札子》

总结宋百年来何以积贫积弱的内在因由在于“因循，末俗之弊”或“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以致形成“上下偷惰取容而已”的局面。他希望神宗能亲近群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切合实际的措施。文末写道“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

［９］

。鼓励神宗做有为之君。王安石赞赏孟子、日”

大夫的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

［２］１

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的，而是大多

数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形成，激发了士大夫渴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所建树、造福社稷和天下百姓的人生信念，并依凭这种坚定的人生信念书写了宋代道德生活的崭新篇章。

“二、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集中表现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是一种高远恢弘的伦理志向和人生抱负，又是一种建功立业的价值期许和伦理实践；既是一种阔大的道德胸襟和伦理气度，又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自我修养和道德信念。联系宋代政治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伦理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宋代士大夫群体在重建社会秩序、以天下为己任的整体价值取向上有超越一己私利、追求整体利益的夙愿和行动。在他们看来，“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

（［９６２３）８］

祖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天下是中国的天下、

韩愈在“穷苦颠跌”的状态下独立不移、厉行素志、崇尚王道的精神，不仅提出文章为礼教政治服务的文道观，继承发展了儒家的道统理论，而且强调继承圣人必须以圣人为榜样，善于革故鼎新，表现了他胸怀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邵伯温作为洛党的代表虽则对王安石变法颇多批评，但却指出王安石变法“以经纶天下为己

［０］１

，任”以天下为己任”的肯定王安石变法源出于“

伦理价值追求和经国济民的伦理志向。

从范仲淹《岳阳楼记》表达出来的“先忧后乐”，情怀，到王安石上万言书中的“矫世变俗之志”再

①到胡宏“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

之使命，朱熹不顾个人安危“六劾唐仲友”的义举，充分表明士大夫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传统的秉承与实践。陆九渊在给陈倅的信中对朱熹的义举表示了由衷的钦“敬，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政一事，尤快众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虽士大夫议论中间不免

［１］１

。他把朱熹劾唐一事纷纭，今其是非已渐明白”

宗的天下、万民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以天下为天下”意味着“天下为公”或“公天下”，既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以天下为己任”也是天下人应有的主体意识，天下人一起来“共治天下”再正常不过了。

“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伦理观的提出彰显了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参与意识。虽然现实生活中不乏存在一些明哲保身、怯懦退让的士大夫事例，但这不是当时士大夫的主流表现。就整体而“言，以天下为己任”这一价值追求已然成为士阶层的共同追求，他们无论是出仕在朝还是离任下野，无论是仕途通畅还是仕途受挫，均不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坚持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积极上书言事，鼎新时政，敦风化俗。诚如余英时“‘所说：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

（［２２］１９）１

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之门。”这一判断是符

视为“大节殊伟”的义举，认为是大快众人之心的行为。虽然朱熹的行为被人们议论纷纷，但是人们后来还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可以说，在两宋三百余年风雷激荡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断生成并得到强化，并化为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治政实践，开创了宋代文官政治或颇具协商民主政治意蕴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先河。即便一些因政见不同甚或党争而被放逐外地的士大夫亦能始终不忘自己应当具有的伦理责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做着鼎新政治、劝民向善的工作，将先忧后乐的精神发扬到极致。因此我们可以视“以天下为己任”为宋代士

合两宋时期士大夫精神实质和道德生活实际状况的。

其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伦理

①

，参阅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１第２９８４年版，８８页。

３

５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自唐代诗人杜理想。“

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意谓自己志愿辅佐国君做到甚至超过古代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使政治清明，世风淳厚。这是杜甫怀抱终生的政治

［３］１

许多文人士大夫承继了杜甫的理想。有宋一代，

靠君主来实现天下有道。宋朝的确出现了“臣与君主共同商定国是”的局面，这一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鼓舞士大夫们积极入仕参政的愿望和行动，致使“得君行道”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而深远，成为多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虽然士大夫们在“道”的阐发和实行方略方面有争斗和分歧，但是在力求得君行道、重建政治道德生活秩序的努力方面，也就是说在“外王”方面并不必然对立。比如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在义理上有论争，但都希望对方。能够把握住“得君”的机会而“行道”

对程颐等理学家来说，如果不得隆遇贤君，也可以讲学布道来承担起敦风化俗的社会责任，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形成淳朴向上的社会风气。他们渴望能够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并且赋予学术和立言以强烈的救世色彩。诚如范仲淹对张载所说的：

［５］１

“”亦即儒者可以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

这一理想，从多方面提升和强化着这一观念，使其获得了高度的认同，并成为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基本内核。他们渴望通过修齐治平的努力，以期杜绝唐末五代“礼崩乐坏”局面的再致君尧舜上，度发生。对宋代士大夫阶层来说，“

，再使风俗淳”建构符合“三代之治”的人间秩序，是贯穿他们毕生的梦想。

史载王安石“自应举历官，尊尚尧舜之道，以倡

（［８３８９）８］

。率学者，故士人之心靡不归向，谓之为贤”

王安石执政之初，许多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包括后来所谓洛、蜀、朔三党的一些成员都一度聚集在王安石的周围，希望共同恢复三代之治。晁公武在《安石奋乎百世之郡斋读书志》卷十二中写道：“，下，追尧舜三代”渴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尧舜之治。诚然，王安石变法后来确有尊术数而重富强的因“必欲致时如唐、素，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

（［８３８８）８］

“，术”国并未真正实行尧舜之治。朱熹指出：

通过研读儒家经典从精神生活方面为社会做出贡献。胡瑗是当时桃李满天下的学界泰斗，其道德文章受到门人和当时社会诸多肯定。王安石专门作《寄赠胡先生》一诗，其中有“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十年留足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充分肯定胡瑗在东南十年从事道德教化、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绩。

其三，公忠体国、精忠报国的政治伦理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铸就了宋代的忠德，使宋代士大夫形成了公忠体国、精忠报国的政治伦理意识。宋代士大夫有着深厚的忠君精神和爱国情“还我河操。岳飞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北伐中原、

。当赵构、山”秦桧卖国投降、宣告“和议”后，岳飞慷慨陈词：“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今稽”首以称藩！欲收复失地、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可见一斑。岳飞取得郾城、朱仙镇大捷，两河豪杰闻风响应，汴京指日可下，秦桧命令张俊、杨沂中部撤军，又以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为借口，一日连发十二金字牌，强迫岳飞撤军。岳飞悲愤泪下，向东“”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风波冤狱成，岳飞再拜，说：“”从容笑对，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大理寺官审

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

［（６］３０８５）

”在朱熹看来，透。复兴三代之治的观念在宋

朝立国之初即有人提出，但是真正把这一观念说“三代之得透彻的只是到二程才做到。程颢指出：

［４］１

”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又

“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说：

［１４］

”，试终苟道也。尊尧录》二程的弟子罗从彦作《

图通过复尧舜三代之治来建构自己的治世理想。“在《尊尧录序》中罗从彦指出：尧舜三代之君不作久矣。自获麟以来迄五代千五百余年，惟汉唐颇有足称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然皆杂以霸道而已。有宋龙兴，一祖开基，三宗绍述，其精神之运，心术之动，见于纲纪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于追配前王”《罗豫章先生文之盛，故其规模亦无所愧焉。集·卷一》复兴三代之治，要求以三代之君为法，那，亦即是欺种不以三代之君为法的行为都是“妄作”骗，只能导致伦理秩序的混乱。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包含着借助或依

４５

尽忠报国”四字，以表讯时，岳飞示背刺“

（［９０４１）８］

夙志。

其心乎。”表达了一种永不叛国、视死如归的凌然，正气。后来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圣驾请回！”流涕，对赵显说：“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在监狱指南中度过了三年，写出了不少爱国忧国诗篇，《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文天祥牺牲后，人们从他身上搜“其中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出《衣带赞》，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

（［９８２３）８］

”文天祥用自己忠贞的民族气后，庶几无愧。

宋朝一些士大夫在继承传统忠更为可贵的是，

君观念的基础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唯忠一君的传统思想，突出了社稷、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彰显了公忠即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忠于万民的伦理意义。南宋灭亡之际，淳祐进士李庭芝领兵坚守扬州，临安失守后，谢太后派人来谕降书，他射。谢太后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杀使者，“

随元军至瓜洲，又遣使劝降：“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尙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

（［９８６４）８］

”命射杀服，卿当为谁守之？李庭芝拒从君命，

使者，说明他之忠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的层面，具有忠于国家、忠于理想信念的伦理意义。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将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理想对正义的忠诚更是发扬到极致或者说忠义绝伦的地步。德祐元年，忽必烈命伯颜担任水陆并进，打响灭宋的最最高统帅，帅大军２０万，后一战。时文天祥任江西提刑，接谢太后诏旨，起兵勤王，三天之内聚军一二万人，共赴国难。其友今大兵三道鼓行，惑其行为，说：“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他则答曰：“吾矣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

（［９８１９－９８２０）８］

祥兴元年（如此则社稷可保也。”１２７８）

节、高尚的人格德操赢得了当时和后世诸多忠义之士的高度认同，谱写了一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壮丽史诗。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政治伦理修养其四，“

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无论是内向性的提升亦或是外向性的扩展都离不开个体主体的道德依持和价值拱立，它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我政治道德修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精神境，你就不能在意天下对界。既然你“以天下为己任”你的态度，即便天下误解或错待了你，你也应该站在天下的立场用天下的眼光来看待，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释怀，还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助推天下的改变，哪怕这种改变是那么微不足道。在这方面，苏轼作出了表率，他是成功践履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伦理精神的代表。一踏入仕途，苏轼就树立了经世济民的政治伦理理想，向往

（［１９）７］

“的太平盛世，慨然以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

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崖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心灵受到震撼，对文天祥的人格操守顿生敬意。文天祥写《过零丁洋》廿天后，南宋在崖山海战中惨败，陆秀夫背着八岁幼帝赵昺跳海而国亡，丞相忠死，南宋灭亡。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面对张弘范的诱惑，文天祥义正词严地答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

“、“尊主泽民”致君尧舜”而自任。乌台诗案，他被贬谪到了地处偏远的黄州，一住便是四年。在黄州的四年岁月里，苏轼依凭自己的天下情怀成功走出了被贬谪的心理阴影，利用难得的岗位主动为百姓兴修水利，奖励发展农业纺织，使黄州百姓安居乐业，百姓们为他修筑了一座祠庙来缅怀这一知心的父母官。后来他还由黄州被贬谪杭州，由杭州而密州、湖州、惠州、儋州。苏轼可谓仕途坎坷，但是他却在坎坷的仕途中形成了执著于人生而不执著

５

热爱事业而不热衷于进退的价值观和道德于得失，

观，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因仕途失败或遭遇打击而造成的心理痛苦，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达观，使他能够俯仰宇宙人生，对天下万民充满深深的热爱。在海南时，他与当地的黎族同胞建立了很，“深的“乡谊”感觉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既然天下处处是家乡，既然自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么他也就自然没有那种因政治落寞带来的情感不适或心理失衡。“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那种价值认同已经使他完全忘却了个体政“治生活的挫折或不幸，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给予苏轼政治生活得意时的宏大抱负和价值引领，而且在政治生活失意时给予他心灵慰藉和价值支撑，使他在精神上不仅没有倒下去，反而创作出了大量歌颂祖国美好河山、百姓淳朴风范的诗词文章，做出了一系列“盛德在民”的实际政绩，使他的“以天下为己任”长久地留存于天地之间。

两宋时期像苏轼这样的士大夫还有很多，他们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弘毅志向，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湖山之远，始终着眼于自己的辛勤付出和执著奉献，丝毫不在意个体的功名利禄和得失进退，用思想和行为践行了“虽九死其犹未悔，哀民生之多艰”的道德志业，塑造着士大夫的道德人格和救世形象。

“三、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深远影响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倡扬与传播，使得有宋一代产生了不少忧国忧民的忠臣义士，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履并弘扬着这种伦理精神，改造着士风进而推动着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变，推进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伦理风骨和文明精神。

第一，极大地发展了儒家“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凸显了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孔门弟子曾参专言“士之人格操守与责任担当，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仁以为己任”彰显了士大夫主动的道德担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要求士大夫用生命去体认仁德，用行为去践履仁德，生命不息，践履仁德不止。东汉士大夫提出了“以

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等观点①，慨然有澄清范滂“

［６］１

，“天下之志”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

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

（［６６］３３）１

，顾”表现了一种敢于向流俗宣战和抗争的救

世之志。宋代士大夫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和东汉士大夫“仁以为己任”和“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伦理气节和志向，将其与宋代独特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革新政治、创新学术、敦风化俗中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与“仁以为己任”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既是一种内圣的精神，又含有强烈的外王因素，是一种内圣外王相统一的伦理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士大夫对国家和社会事务主动参与的权利意识以及由之所形成的义务观念，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有机统一。

第二，作用于朝廷政治生活，开创了共治天下的成功范例。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砥砺和**，使得宋代相当一批士大夫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一切以有益于天下国家为行动的准绳。“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数予擢拔。田锡在生病即得争臣之体”。真宗“将离世之际，仍“遗表劝上”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嗟惜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

（［７９５４）８］

。久之，特赠工部侍郎”田锡的精神是士大夫

心系天下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对朝廷的规谏、对天下苍生的关注，达到了死而后已的境界，故受到真宗皇帝的肯定和赞誉。

①

。参阅《世说新语·德行》

６５

一批忠义狂直之臣神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致力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两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大多能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由此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可以说这也是多数宋代士大夫政治道德生活的基本志向，也是宋代士大夫责任意识的突出表现。宋代之所以能在积贫积弱、困于四境的情境下得以存续和发展，应当说，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及其所生发的伦理实践，是起了很大凝聚作用甚或是砥柱中流作用的。

第三，形成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的士大夫风习，宋史·忠义传序》改造并引领民风与社会风气。《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云：“

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宋史·卷四四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六》他们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极其注重道德品性的培养。强调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重操守，尚

［７］１

。宋志节，做到“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

段，书写了士大夫道德生活的新篇章，使得士大夫道德成为社会道德重建的领头羊和风向标。

当然，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在后来遭遇强大的皇权、此起彼伏的党争以及过度注重“心防”等治国策略的夹击而日趋式微，从而注定了宋代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的灭亡也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在后期衰颓和湮灭的结果。外敌的入侵、国运的危急要求士大夫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朝廷、天下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这就要求士大夫不能仅仅停留在内圣的自我挺立和自我完善上，必须有对天下的关心与置重。其实“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特是内圣的价值指向，更是外王的价值呈现，具有内圣外王合一的至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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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蒙正在北宋初为相，“朝代不少官员非常清廉，

士有藏古镜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献之蒙正以求和。蒙正笑曰：‘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７５１７）８］

。周敦颐在任南安军司理参’哉？闻者叹服”［

军期间，转运使王述错捕杀人犯入狱，属吏不敢争，惟独周敦颐再三争辨，以至于“委手版归，将弃官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去，曰：‘

［（８］９９３８）

’”也。敢于担当的表现了一种敢于坚持正义、

崇高品质和伦理精神。

从宋初开始，一批爱国将领、志士仁人在抗辽、“抗夏、抗金、抗蒙古的民族自卫战中，血战沙场，勇，于死敌”其驱动力之一还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南宋末，元兵围攻长沙时，岳麓书院诸生与军队共同“，死者无算”所表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宋代守城，

的士大夫阶层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志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博大的道德胸怀，以一种广阔的心胸探索着安身立命的哲理，又以一种浩然正气追求着高尚其事、激扬蹈厉、重气节、尚志操的独立精神，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

责任编辑：李　卓

７

５

作文九：《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述论》11000字

作者：王泽应

道德与文明　２０１５年０９期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１５３９（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５１－０７

在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宋代的士大夫形成并发展起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使华夏民族数千年伦理文化达致“造极”境地，而且把“得君行道”、“共治天下”、“导民于善”作为一种外王事业，开启了士大夫内圣外王并重的人生价值追求。王国维曾经有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１］汉唐、元明之所以不能与天水一朝在“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媲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汉唐、元明没有宋代那样的士大夫及其伦理精神。宋代的士大夫所形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既是对儒家“仁以为己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砥砺并催逼着士大夫鼎新政治、敦睦风气、激扬学术，并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创业垂统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开创了宋代道德生活史的崭新篇章。

一、“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宋代道德生活的一个特点是士大夫精神和伦理道德主体性的彰显。有宋一代，士大夫道德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试图通过自己的道德价值追求和行为实践去影响社会的道德风气，建构理想化的政治伦理秩序，开出立于内圣基础上的外王事业。宋不同于魏晋隋唐之处，在于统治者和士大夫都有一种强烈的拨乱反正情节，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匡正世风、变革政治的道德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崇“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胸襟，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试图用自己的天下情怀、天下眼光改造政治、转换风气，建设合乎理性、适乎长远的政治伦理秩序，成为有宋一代诸多士大夫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宋代士大夫对于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的强调，产生于对唐末五代世衰道降、道德生活乱象丛生教训的总结之中。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不仅使武夫专横跋扈，拥兵割据，而且也使思想文化失序，伦理道德颓落，价值理想迷失，“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２］宋朝建立后的几代君主都十分注重总结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道德沦丧的教训，不仅确立了重文抑武的立国方略，而且在儒、道、佛诸家的比较中选择以儒治国的路径，渴望能够建立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和伦理文明。宋太祖赵匡胤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３］，进而推崇儒家宣传的伦理道德，力图通过弘扬儒家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建构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以“文德致治”治国方略的确定以及“不杀言官”等制度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士大夫阶层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性，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内圣及德能作用于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从而使得“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意识或共同价值目标。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孕育于宋初大胆启用文吏以及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机制，然而其真正形成则肇始于一代名臣范仲淹。如果说宋初的治政方略和人才选拔机制从外在方面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那么范仲淹在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实践中所确立的理想志愿则为这种精神的产生提供了主体的支撑和内因的确证。史称，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４］。欧阳修评论他“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５］，在朝廷处理政务总是能够“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丝毫不考虑个人名利与安危。朱熹也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起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６］此处正式说到范仲淹自少年时代起就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价值目标和情怀，有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后来被仁宗委以重任，便做出了许多事业，诸如新政、边关等。即使遭到朝廷的冷遇，范仲淹也不以个人荣辱为怀，时刻不忘国家大事，表现出心忧天下、志济苍生的高尚的仁者情怀。庆历五年，范仲淹同榜进士和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请范仲淹为其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写出了一篇可以代表宋代士大夫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中所表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４］（１６９）的天下情怀与献身精神，**并激励、感染了一代士风。这种以利国利民为己任、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崇高道德精神，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思想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继承发展，开启了宋代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追求。

欧阳修对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欣赏有加，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这种精神添加了新的养料。他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指出：“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５］（１０３８）相州昼锦堂系韩琦任相州知州时所建，韩琦以“昼锦”作为堂名，是为了提醒自己千万不能陷入那种衣锦还乡、以富贵自耀的浅薄之中。欧阳修在此处指明韩琦的志向不是那种衣锦还乡和对富贵的追求，而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实质上是欧阳修所崇尚的人生价值和伦理精神，彰显了立德立功的伦理价值，也为士大夫矗立起了一面精神的旗帜。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始终充满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庆历五年（１０４５）三月，他已再被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辩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７］“自欧阳子出”的评价也许不一定准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确是公论。此外，与范仲淹、欧阳修同时的韩琦、富弼也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强化和推动着“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７］他们都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史载韩琦为相时，朝廷多故，他却尽心效忠，知无不为，有人为他的处境担忧，他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８］他的回答使听者为之心悦诚服并受到教育。

王安石著有《杨墨》一文，其中提出：“墨子者……方以天下为己任。”王安石变法就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砥砺和激励下展开的。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他直言仁宗时代政治上的得失，总结宋百年来何以积贫积弱的内在因由在于“因循末俗之弊”或“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以致形成“上下偷惰取容而已”的局面。他希望神宗能亲近群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切合实际的措施。文末写道“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９］。鼓励神宗做有为之君。王安石赞赏孟子、韩愈在“穷苦颠跌”的状态下独立不移、厉行素志、崇尚王道的精神，不仅提出文章为礼教政治服务的文道观，继承发展了儒家的道统理论，而且强调继承圣人必须以圣人为榜样，善于革故鼎新，表现了他胸怀社稷、以天下为己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邵伯温作为洛党的代表虽则对王安石变法颇多批评，但却指出王安石变法“以经纶天下为己任”［１０］，肯定王安石变法源出于“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价值追求和经国济民的伦理志向。

从范仲淹《岳阳楼记》表达出来的“先忧后乐”情怀，到王安石上万言书中的“矫世变俗之志”，再到胡宏“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①之使命，朱熹不顾个人安危“六劾唐仲友”的义举，充分表明士大夫对于“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传统的秉承与实践。陆九渊在给陈倅的信中对朱熹的义举表示了由衷的钦敬，“朱元晦在浙东，大节殊伟，劾唐与政一事，尤快众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虽士大夫议论中间不免纷纭，今其是非已渐明白”［１１］。他把朱熹劾唐一事视为“大节殊伟”的义举，认为是大快众人之心的行为。虽然朱熹的行为被人们议论纷纷，但是人们后来还是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可以说，在两宋三百余年风雷激荡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断生成并得到强化，并化为与皇帝“同治”或“共治”天下的治政实践，开创了宋代文官政治或颇具协商民主政治意蕴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先河。即便一些因政见不同甚或党争而被放逐外地的士大夫亦能始终不忘自己应当具有的伦理责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做着鼎新政治、劝民向善的工作，将先忧后乐的精神发扬到极致。因此我们可以视“以天下为己任”为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并不是极少数理想特别高远的士大夫所独有”［１２］的，而是大多数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形成，激发了士大夫渴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所建树、造福社稷和天下百姓的人生信念，并依凭这种坚定的人生信念书写了宋代道德生活的崭新篇章。

二、“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集中表现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是一种高远恢弘的伦理志向和人生抱负，又是一种建功立业的价值期许和伦理实践；既是一种阔大的道德胸襟和伦理气度，又是一种政治伦理的自我修养和道德信念。联系宋代政治道德生活和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我们认为这种伦理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伦理观。宋代士大夫群体在重建社会秩序、以天下为己任的整体价值取向上有超越一己私利、追求整体利益的夙愿和行动。在他们看来，“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８］（９６２３）。天下是中国的天下、祖宗的天下、万民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天下。“以天下为天下”意味着“天下为公”或“公天下”，既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以天下为己任”也是天下人应有的主体意识，天下人一起来“共治天下”再正常不过了。

“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伦理观的提出彰显了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参与意识。虽然现实生活中不乏存在一些明哲保身、怯懦退让的士大夫事例，但这不是当时士大夫的主流表现。就整体而言，“以天下为己任”这一价值追求已然成为士阶层的共同追求，他们无论是出仕在朝还是离任下野，无论是仕途通畅还是仕途受挫，均不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坚持以主人翁的角色意识和使命感积极上书言事，鼎新时政，敦风化俗。诚如余英时所说：“‘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向宋代士大夫内心世界之门。”［１２］（２１９）这一判断是符合两宋时期士大夫精神实质和道德生活实际状况的。

其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伦理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意谓自己志愿辅佐国君做到甚至超过古代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使政治清明，世风淳厚。这是杜甫怀抱终生的政治理想。［１３］有宋一代，许多文人士大夫承继了杜甫的这一理想，从多方面提升和强化着这一观念，使其获得了高度的认同，并成为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基本内核。他们渴望通过修齐治平的努力，以期杜绝唐末五代“礼崩乐坏”局面的再度发生。对宋代士大夫阶层来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建构符合“三代之治”的人间秩序，是贯穿他们毕生的梦想。

史载王安石“自应举历官，尊尚尧舜之道，以倡率学者，故士人之心靡不归向，谓之为贤”［８］（８３８９）。王安石执政之初，许多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包括后来所谓洛、蜀、朔三党的一些成员都一度聚集在王安石的周围，希望共同恢复三代之治。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十二中写道：“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渴望通过改革来实现尧舜之治。诚然，王安石变法后来确有尊术数而重富强的因素，“必欲致时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术”［８］（８３８８），并未真正实行尧舜之治。朱熹指出：“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６］（３０８５）在朱熹看来，复兴三代之治的观念在宋朝立国之初即有人提出，但是真正把这一观念说得透彻的只是到二程才做到。程颢指出：“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１４］又说：“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１４］二程的弟子罗从彦作《尊尧录》，试图通过复尧舜三代之治来建构自己的治世理想。在《尊尧录序》中罗从彦指出：“尧舜三代之君不作久矣。自获麟以来迄五代千五百余年，惟汉唐颇有足称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然皆杂以霸道而已。有宋龙兴，一祖开基，三宗绍述，其精神之运，心术之动，见于纲纪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于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规模亦无所愧焉。”《罗豫章先生文集·卷一》复兴三代之治，要求以三代之君为法，那种不以三代之君为法的行为都是“妄作”，亦即是欺骗，只能导致伦理秩序的混乱。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包含着借助或依靠君主来实现天下有道。宋朝的确出现了“臣与君主共同商定国是”的局面，这一现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鼓舞士大夫们积极入仕参政的愿望和行动，致使“得君行道”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而深远，成为多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虽然士大夫们在“道”的阐发和实行方略方面有争斗和分歧，但是在力求得君行道、重建政治道德生活秩序的努力方面，也就是说在“外王”方面并不必然对立。比如朱熹和陆九渊虽然在义理上有论争，但都希望对方能够把握住“得君”的机会而“行道”。

对程颐等理学家来说，如果不得隆遇贤君，也可以讲学布道来承担起敦风化俗的社会责任，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形成淳朴向上的社会风气。他们渴望能够对世道人心有所裨益，并且赋予学术和立言以强烈的救世色彩。诚如范仲淹对张载所说的：“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１５］亦即儒者可以通过研读儒家经典从精神生活方面为社会做出贡献。胡瑗是当时桃李满天下的学界泰斗，其道德文章受到门人和当时社会诸多肯定。王安石专门作《寄赠胡先生》一诗，其中有“先生天下豪杰魁，胸臆广博天所开。文章事业望孔孟，不复睥睨蔡与崔。十年留足东南州，饱足藜藿安蒿莱。独鸣道德惊此民，民之闻者源源来”。《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充分肯定胡瑗在东南十年从事道德教化、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绩。

其三，公忠体国、精忠报国的政治伦理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铸就了宋代的忠德，使宋代士大夫形成了公忠体国、精忠报国的政治伦理意识。宋代士大夫有着深厚的忠君精神和爱国情操。岳飞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北伐中原、“还我河山”。当赵构、秦桧卖国投降、宣告“和议”后，岳飞慷慨陈词：“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今稽首以称藩！”欲收复失地、报国仇、雪国耻的决心可见一斑。岳飞取得郾城、朱仙镇大捷，两河豪杰闻风响应，汴京指日可下，秦桧命令张俊、杨沂中部撤军，又以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为借口，一日连发十二金字牌，强迫岳飞撤军。岳飞悲愤泪下，向东再拜，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风波冤狱成，岳飞从容笑对，说：“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大理寺官审讯时，岳飞示背刺“尽忠报国”四字，以表夙志。［８］（９０４１）

更为可贵的是，宋朝一些士大夫在继承传统忠君观念的基础上，又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唯忠一君的传统思想，突出了社稷、国家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彰显了公忠即忠于国家、忠于社稷、忠于万民的伦理意义。南宋灭亡之际，淳祐进士李庭芝领兵坚守扬州，临安失守后，谢太后派人来谕降书，他射杀使者，“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谢太后随元军至瓜洲，又遣使劝降：“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服，卿当为谁守之？”［８］（９８６４）李庭芝拒从君命，命射杀使者，说明他之忠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的层面，具有忠于国家、忠于理想信念的伦理意义。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将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理想对正义的忠诚更是发扬到极致或者说忠义绝伦的地步。德祐元年，忽必烈命伯颜担任最高统帅，帅大军２０万，水陆并进，打响灭宋的最后一战。时文天祥任江西提刑，接谢太后诏旨，起兵勤王，三天之内聚军一二万人，共赴国难。其友惑其行为，说：“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他则答曰：“吾矣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可保也。”［８］（９８１９－９８２０）祥兴元年（１２７８）冬，元军大举来攻，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被俘。文天祥服毒自杀未遂，被张弘范押往崖山，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不听，一再强迫文天祥写信。文天祥于是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心灵受到震撼，对文天祥的人格操守顿生敬意。文天祥写《过零丁洋》廿天后，南宋在崖山海战中惨败，陆秀夫背着八岁幼帝赵昺跳海而死，南宋灭亡。张弘范对文天祥说：“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面对张弘范的诱惑，文天祥义正词严地答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表达了一种永不叛国、视死如归的凌然正气。后来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今北京），软禁在会同馆。元世祖首先派降元的原南宋左丞相留梦炎对文天祥现身说法，进行劝降。文天祥一见留梦炎便怒不可遏，留梦炎只好悻悻而去。元世祖又让降元的宋恭帝赵显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对赵显说：“圣驾请回！”赵显无话可说，怏怏而去。元世祖大怒，于是下令将文天祥的双手捆绑，戴上木枷，关进兵马司的牢房。文天祥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写出了不少爱国忧国诗篇，《指南后录》第三卷、《正气歌》等气壮山河的不朽名作都是在狱中写出的。文天祥牺牲后，人们从他身上搜出《衣带赞》，其中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８］（９８２３）文天祥用自己忠贞的民族气节、高尚的人格德操赢得了当时和后世诸多忠义之士的高度认同，谱写了一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壮丽史诗。

其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政治伦理修养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无论是内向性的提升抑或是外向性的扩展都离不开个体主体的道德依持和价值拱立，它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自我政治道德修养及其由此所形成的精神境界。既然你“以天下为己任”，你就不能在意天下对你的态度，即便天下误解或错待了你，你也应该站在天下的立场用天下的眼光来看待，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释怀，还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助推天下的改变，哪怕这种改变是那么微不足道。在这方面，苏轼作出了表率，他是成功践履范仲淹《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伦理精神的代表。一踏入仕途，苏轼就树立了经世济民的政治伦理理想，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７］（１９）的太平盛世，慨然以“尊主泽民”、“致君尧舜”而自任。乌台诗案，他被贬谪到了地处偏远的黄州，一住便是四年。在黄州的四年岁月里，苏轼依凭自己的天下情怀成功走出了被贬谪的心理阴影，利用难得的岗位主动为百姓兴修水利，奖励发展农业纺织，使黄州百姓安居乐业，百姓们为他修筑了一座祠庙来缅怀这一知心的父母官。后来他还由黄州被贬谪杭州，由杭州而密州、湖州、惠州、儋州。苏轼可谓仕途坎坷，但是他却在坎坷的仕途中形成了执著于人生而不执著于得失，热爱事业而不热衷于进退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因仕途失败或遭遇打击而造成的心理痛苦，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达观，使他能够俯仰宇宙人生，对天下万民充满深深的热爱。在海南时，他与当地的黎族同胞建立了很深的“乡谊”，感觉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既然天下处处是家乡，既然自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那么他也就自然没有那种因政治落寞带来的情感不适或心理失衡。“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那种价值认同已经使他完全忘却了个体政治生活的挫折或不幸，“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不仅给予苏轼政治生活得意时的宏大抱负和价值引领，而且在政治生活失意时给予他心灵慰藉和价值支撑，使他在精神上不仅没有倒下去，反而创作出了大量歌颂祖国美好河山、百姓淳朴风范的诗词文章，做出了一系列“盛德在民”的实际政绩，使他的“以天下为己任”长久地留存于天地之间。

三、“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深远影响

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倡扬与传播，使得有宋一代产生了不少忧国忧民的忠臣义士，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履并弘扬着这种伦理精神，改造着士风进而推动着民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变，推进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伦理风骨和文明精神。

第一，极大地发展了儒家“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凸显了士大夫的责任担当。孔门弟子曾参专言士之人格操守与责任担当，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仁以为己任”彰显了士大夫主动的道德担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要求士大夫用生命去体认仁德，用行为去践履仁德，生命不息，践履仁德不止。东汉士大夫提出了“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等观点②，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１６］，“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１６］（６３３），表现了一种敢于向流俗宣战和抗争的救世之志。宋代士大夫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和东汉士大夫“仁以为己任”和“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伦理气节和志向，将其与宋代独特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革新政治、创新学术、敦风化俗中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精神。“以天下为己任”与“仁以为己任”、“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它既是一种内圣的精神，又含有强烈的外王因素，是一种内圣外王相统一的伦理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士大夫对国家和社会事务主动参与的权利意识以及由之所形成的义务观念，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有机统一。

第二，作用于朝廷政治生活，开创了共治天下的成功范例。正是“以天下为己任”伦理精神的砥砺和**，使得宋代相当一批士大夫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一切以有益于天下国家为行动的准绳。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田锡在生病即将离世之际，仍“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惜久之，特赠工部侍郎”。［８］（７９５４）田锡的精神是士大夫心系天下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对朝廷的规谏、对天下苍生的关注，达到了死而后已的境界，故受到真宗皇帝的肯定和赞誉。

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秉承仁义忠孝的道德准则，从为国为民的宗旨出发，向皇帝上万言书，提出自己救世安民的治策，发展着传统士大夫精神。两宋时期，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在士大夫群体中影响甚大，如北宋将亡之际，当钦宗向金求和、罢免李纲时，太学生伏阙上书抗议，从者竟达数万人，便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南宋时期尽管朝廷软弱，士大夫精神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批忠义狂直之臣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致力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

第三，形成名节相高、廉耻相尚的士大夫风习，改造并引领民风与社会风气。《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宋史·卷四四六》）他们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极其注重道德品性的培养。强调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境，都要重操守，尚志节，做到“势利不屈其心，去就不违其义”［１７］。宋代不少官员非常清廉，吕蒙正在北宋初为相，“朝士有藏古镜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献之蒙正以求和。蒙正笑曰：‘吾面不过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闻者叹服”［８］（７５１７）。周敦颐在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期间，转运使王述错捕杀人犯入狱，属吏不敢争，惟独周敦颐再三争辩，以至于“委手版归，将弃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８］（９９３８）。表现了一种敢于坚持正义、敢于担当的崇高品质和伦理精神。

从宋初开始，一批爱国将领、志士仁人在抗辽、抗夏、抗金、抗蒙古的民族自卫战中，血战沙场，“勇于死敌”，其驱动力之一还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南宋末，元兵围攻长沙时，岳麓书院诸生与军队共同守城，“死者无算”，所表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志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博大的道德胸怀，以一种广阔的心胸探索着安身立命的哲理，又以一种浩然正气追求着高尚其事、激扬蹈厉、重气节、尚志操的独立精神，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书写了士大夫道德生活的新篇章，使得士大夫道德成为社会道德重建的领头羊和风向标。

①参阅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８８页。

②参阅《世说新语·德行》。

作者介绍：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哲学博士，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作文十：《以天下为己任》1500字

六十四年前，我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有幸参加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今天，我又十分高兴地来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六十周年。六十多年来，我们伟大祖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青年》反映了同时代青年的步伐。抚今追昔，思潮起伏，不能自巳，借《中国青年》创刊纪念之机，和今天的青年朋友谈谈我国现代史上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绝大多数在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列主义，还不能对国家的前途作出高瞻远瞩的预见。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以无畏的勇气掀起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呢？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他们看到自己的祖国正处在军阀混战、列强侵略的危险时刻，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爱国心的青年都抱有亡国灭种之忧。国将不国，忍无可忍！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２１条；“巴黎和会”又把德国强占我山东的权益判给日本军国主义。一个国家任人宰割，奇耻大辱，莫过于此！北京的爱国青年愤然拍案而起，于是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五四运动。当年天安门前“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呼声，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萦绕耳际。爱国的旗帜成为五四运动最有号召力的旗帜。五月四日当天下午，反动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逮捕学生。为了救中国，爱国青年不怕反动派的刺刀和棍棒，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坚持斗争。　　“以天下为己任”，是当时爱国青年最大的抱负。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学生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学生救国会曾派我和另一位青年作为代表，南下串联，扩大影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带着干馒头，一路吃到上海。穷学生住不起旅馆，就在一家旅馆的楼梯下栖身。当时，许多青年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脑子里想的是反抗列强，物质生活虽然清苦，精神却很振奋。以**、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为代表的先进青年，都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榜样。　　当时，为了唤醒中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还办了《国民杂志》和《全国学联日刊》；恽代英同志等办起了《中国青年》杂志。五四运动后，我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到法国留学，我就是在巴黎读到从国内寄来的第一期《中国青年》杂志的。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看到了高举革命火炬的、自己的杂志，都倍受鼓舞，觉得十分亲切。　　我国青年有着极可贵的爱国主义传统。正是在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青年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为拯救祖国、振兴中华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的历史条件尽管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但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思想，仍是青年所应具备的。**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当代青年“心忧天下”，奋发有为，就要深刻认识自己的时代责任，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点燃起青春的火焰。　　爱国主义是崇高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会使一个人摆脱小我境界，而将个人命运同祖国的、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目前，我国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加上十年动乱延误了建设的进程，我们的四化建设还有许多困难，今后也还可能出现预料不到的挫折；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在人生道路上（如求学、就业、婚姻等）也有许多问题急待解决。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历史决定了我们要多吃一些苦，要舍得为祖国的振兴作出必要的牺牲。只要我们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就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我，展望未来，祖国前途似锦；缅怀往事，深深认识到：青春是宝贵的，但只有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前途联系起来，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事业中，青春才能发出灿烂的光彩。希望《中国青年》继承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引导亿万青年献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我今年九十四岁，仍有千里之志，愿与青年共勉，用我们的双手，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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