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记的写作_作文大全网

作文一：《人物传记的写作》21000字

路宝君

一、?????????　定义和类型

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当中，有些篇章记载了人物的言行业绩，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左传》里的《晋公子重耳字之亡》，还写了他的相当长的一段经历，写出了人物的发展变化，当然这样的篇章是极少的，但也不妨认为那时已有了传记雏形的东西。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完成了以历史任务活动为中心内容的伟大著作《史记》，其中有很多篇章是成熟的典范的传记作品，有些传记堪称是历史性和文学性完美结合的杰作，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征。因此，可以说司马迁开创了传记文学的体裁

西方古代传记写作的发展脉络，与中国有相似之处，也起始于历史典籍。从时间来看传记的开端在古希腊，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传记失传很多，目前能知晓的较早的自述性质的历史著作是公元前四世纪色诺芬的《远征记》，叙述了他本人所参加的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鲁斯谋取王位惨遭失败及其以后的辗转征战的艰辛经历，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他还写了一部比较真实的记载苏格拉底思想的作品《苏格拉底回忆录》。郁达夫在《什么是传记文学》一文中认为它是“西洋古代的传记”的“第一部”。［１］公元一、二世纪塔西陀的《阿格利可拉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特郎奎鲁斯的《十二凯撒传》，对后世有不小的影响，也表明传记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已经形成。

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文主义、人权宣言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潮流，文学传记的创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十八世纪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森博士传》在完整的理解人物性格，恰切的心理分析和叙述的抒情气息方面都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卢梭的赤裸裸袒露襟怀的自传《忏悔录》，深入内心和感情世界讲述自己的美德和罪恶，这种敢于解剖自身的精神，至今也是惊世骇俗之举。文学传记真正成熟还是在二十世纪，因为这时有不少杰出的作家从事这一形式的写作，像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等都是传世的杰作，对于世界传记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名著能够深入具体地描绘传主的性格气质和心理感情的特征，完整而准确地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使其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还有艺术的典型性。在西欧还出现了四位多产的传记大作家，就是法国的特洛亚和特鲁瓦亚（或译特罗亚），德国的路德维希与奥地利的茨韦格，他们在一生中都发表了一、二十种传记，特洛亚还被誉为传记文学这一体裁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代表作《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已于１９８６年译出，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但是，在中国的封建和半封建的统治时代，正如茅盾先生所深刻阐明的：“有人说，中国人是有着五千年家谱的民族。但是，中国人是未曾产生过传记文学的民族。”［２］当然这是醒世之言，未免让人感到有一种太过强烈的冲击波；但确实可以让人们好好想想的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就是司马迁一方面被中国誉为传记文学的创始者，另一方面又被称为在封建社会里达到这种形式最高峰的文学家，简言之起点就是至高点。这是因为司马迁虽然生存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期，但汉朝初年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社会思想活跃的波澜还在时起时伏，司马迁也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同时还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黄老思想。因而班彪、班固父子才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而这恰恰才能使司马迁以其独立的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人的本来的精神和性格面貌来抒写人物传记。而这一点正是传记文学成功的枢纽。后来在封建集权制和儒家思想严酷统治之下的漫长历史时期，则以对君王的态度来辩别忠贞和叛逆，以是否恪守儒道来划分圣贤和奸佞，做人的标准被简单化、脸谱化了，人的个性得不到发展和尊重，那么也正像茅盾先生在《传记文学》一文所说的那样：“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即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单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３］

（一）??　定义

传记源远流长。上古，“传”的意思是对经书作解释的文字。如《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鲁国史官左丘明对孔子所著经书《春秋》的解释。因为解经文字均称为“传”，故又称之为《春秋左氏传》，《左传》是简称。叙事、议论均可称为“传”。至司马迁作《史记》，创“列传”体，这里的“传”　仍有对传主的生平作解释，说明的意思，但已主要固定在叙事上，与今天的“传记”意义基本一致。后代正史也多沿用这一体例。“记”则偏重于记叙某事的首尾过程。古代戏剧小说中，以人物命名则称“××传”，以事体命名则称“××记”。传记合称则是近古之事了。

《四库全书·史部》有“传记类”，凡是圣贤年谱、名人谏录、名臣事略都归属此体。

传记作为一种文体，指的是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作品，它可以记述一个人的终

生，也可以叙写一个人的某一阶段。

（二）??　类型

传记至今还缺乏科学的分类，因为一般的划分都是把传记文体各具不同特征的形式平列起来，分为若干细类。这样一来不同层次的形式列在一个平面上，必然产生交叉现象，界限的清晰度就比较差了。如果按照不同的层次，如果只是着眼于现代还为人们采用的形式，那么传记类别的划分，或许线条倒是清楚一些的。

首先，从传记的叙述者来划分：

１、自传

自己叙述本人的生平经历即为自传。这一类传记可长可短，鲁迅的《自传》不到９００字，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曹禺自述》、《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歌德自传》（诗与真）、《弗洛伊德自传》、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和《卓别林自传》，长达十几万言到几十万言。

短的一般只是按时序概括个人的简历或仅择取能代表自己水平的几件事略加陈述；长的则可以在广阔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展开，不仅详述个人的身世，也常常涉及周围的人世变迁。一位历史名人的自传，往往能够揭示这个民族的历史风貌。正如佐治·布南德斯在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英文本序》中所论述的：

他描写同时代人的心理较描写自己的心理更努力。在他的书里我们可以看见俄国官场与下层民众的心理，前进的俄罗斯与停滞的俄罗斯的心理。他叙述同代人的故事较叙述自己的故事的心更切。因此他的生活记录里面便包含着当时的俄国的历史，也包含着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劳动运动的历史。当他沉入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时，我们又看见外部世界在那里反映出来。［４］

由于自述者的志趣和身份的不同，自传的内容和写法也不拘一格，很难用两三个模式加以概括。有的用历史笔法，有的用散文笔法，还有像《从文自传》里面常常穿插一些作家所见所闻的真实的小故事，其形象之生动简直犹如读沈从文的小说。而《萨特自传》（直译为“词语”）着重写他的思维世界，他的内心历程，那些按时空推移的事件、经历似乎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连时间、空间本身的自然序列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纽斯威克在本书的《英译本后记》指出了这个特点：

从外表上看，《词语》一书容易为人所误解，因为是它是萨特的自传，是对自我起源的一次极其生动的描述，是关于过去的一个梦，并且是一部严剖自己的个人传略，从另一个极端来看，它也是正规的哲学。然而，象卢梭和圣·奥吉斯丁的《忏悔录》一样，本书也超出了它的体裁和场合的局限而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子，成了人不断突破其存在的樊篱的记录。［５］

从一个人的自传之中能够反射出社会历史的面貌，成为时代的镜子，这是杰作的标志。

２、　他传

为别人的生平经历作传就属他传。

从古至今留传下来的还是为他人作的传居多，这是一批宝贵的人类精神财富，无论是英雄豪杰，还是奸雄丑类的传记，对于同代人和后世都会产生效益，优秀的传记是时代和人类的镜子，让人们既可以理解别人，也可以认识自身。

下面就他传的写作模式，再划分一些细类。

⑴从篇幅长短划分

Ａ大传

只能用模糊的语言来说规模大、篇幅长的传记为大传，至于大和长到什么

程度，很难划界。一般地说大传往往能反映一个人的全貌，反映传主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反映传主周围有各种联系的其他人物的侧面，因其所揭示的客观世界范围宽、时间长、容量大，故称大传，像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李忠一的《袁世凯传》、王兆胜的《林语堂大传》、程中原的《张闻天传》，还有国外著名的艾·居礼的《居礼夫人传》、司蒂芬?支魏格（此人就是茨威格）的《巴尔扎克传》和尼·伊·帕甫连科的《彼得大帝传》等。（《攻克柏林》作者，亦译为巴甫连科）写大传是很难的，倪振良下面的话道出了其中的甘苦：

赵丹是颗影坛巨星，这部传记须着力写出赵丹艺术探索的足迹，并且这又要与赵丹生活的坎坷、政治的遭际糅合在一起写。赵丹的事业与生活又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与社会风云、时代变迁紧密地联系着。要真实地再现赵丹的形象，必须对中国话剧运动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有关方面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将人物摆到当时当地特定的环境中去描述，同时还须与一代艺人的活动、命运联系在一起。一部《赵丹传》应该是中国话剧史与电影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也是一代影星的缩影，我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６］

Ｂ小传

也称“略传”，用较短的篇幅简略地记述他人的生平事迹。近年出版了许多

人物的传记合集，多为小传，如《民国人物传》、《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传》、《外国历史名人传》、《中外年轻有为的历史名人２００个》、《世界名将正传》、《美国总统（全传）》等。

有的小传按时间顺序，从出生到辞世写出一个人的主要经历，贡献或罪恶。

有的着重描写一个人物的特征，经历一笔带过，只择取其中几件有代表性的事例。前者像南纪德的《纳尔逊》小传（《外国历史名人传》），开始写１７５８年这位英国海军名将出生在一个小村庄的牧师家庭，１２岁就当了战舰的见习随员，２０岁升舰长，而后写他自１７８０年——１８０５年所参加的一系列战斗和战役。当然写他的战绩也要有重点，小传着重描述了圣文森特截击战、尼罗河口阻击战与在特拉法尔加歼灭战中的为国殉难。

（１７９７年２月，圣文森特海战大胜

１７９８年８月尼罗河口海战摧毁几乎全部法国战舰，使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半途而废。

１８０５年１０月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少胜多，摧毁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彻底解除了法对英的海上威胁。纳尔逊是在此役结束时被流弹所毖。）

这样写小传有全貌，又有侧重点。后者像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其中写蔺相如的一生只突出了三件大事，即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交好廉颇，这样就把蔺相如的精神境界之襟怀宽宏、无私无畏突现出来了。

不过，有的传记称小传或传略，不一定篇幅短小。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开始写了十三万字，后增订为十八万字。朱正的《鲁迅传略》第一版十万言，二十五年后又出新一版，增至二十万言，但仍叫传略，因为作者认为：“尽管有二十万字，对于叙述鲁迅这样的重要作家的一生，依然只能是十分简略的。”（《鲁迅传略·重版后记》）这真是小传不小，传略不略，看来大传与小传的划分只能是相对而言了。

⑵从笔法上划分

Ａ历史传记

历史传记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以选取人物的历史资料之准确性为立

传原则。其文笔朴素无华，以叙述为主，但也不完全排除文学笔法。中国历代史书上的人物传记都属历史传记，司马迁《史记》中的《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李将军列传》等著名篇章被称为传记文学作品，就因为其中描写人物精神世界的笔墨强烈突出，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但是司马迁的大多有关人物的本纪、世家、列传完全可以作为历史来读，与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几乎全面地囊括了文学笔法——诗歌的、散文的、戏剧的，尤其是小说的，还有所不同。况且《史记》相当一部分传记作品的历史性高于文学性。因此《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似乎属历史传记的范畴为适宜。

王观泉在《自序及其他》一文中说过：

“我写郁达夫传，偏重于以准确为立传原则，既然是写真实的人物传记，就应当准确，重大事迹（包括重要细节）都要有据可查，不得含糊；写思想写气质写精神状态等抽象内容，也要经得起历史唯物主义检验，不得代传主‘假想’。”［７］

这里所言概括了历史传记的基本特征。像朱庭光主编的《外国历史名人传》、郁达夫之子郁云著的《郁达夫传》和自传性质的《彭德怀自述》等均属历史传记。

Ｂ文学传记

也可称传记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传记文学”条目指出：

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①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②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只写人物一事数事、突出性格某一方面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等。③它必须写出鲜明的人物形象，较生动的情节和语言，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普通的人物传记。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说接近。［８］

这里对传记文学与小说、与报告文学、与一般人物传的界说，阐述得十分精

当。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传记的主要撰写原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生动性。优秀的文学传记要如实地描绘有血有肉的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要坦诚地展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因此，必然要允许在生活细节上进行适度的想象与夸张，要允许符合真实人物心理活动发展逻辑的艺术加工。在语言运动生动方面以生动传神的描写为主，追求语言的形象美和散文美，叙述语言还要渗透一种抒情气息，人物的对话和思维的语言应富有个性化的特点。

简言之，文学传记可以说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边缘性文体，材料的历史真实性与笔法的文学性要完美地相互结合，撰写成功十分不易。国内不少文学家涉足于这种体裁，创作出相当数量的引人瞩目的作品，像自述传性质的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黄秋耘的《风云年华》、陈学昭的《难忘的岁月》等；他传性质的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尼土的《赵丹传》、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肖凤的《冰心传》等。译作也多起来了，像李顿·斯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艾芙·居礼的《居礼夫人传》、安·特洛亚在《伟大的叛逆者——雨果》和埃立克·伯根格伦的《诺贝尔传》等。

Ｃ传记小说

传记小说严格地说不属于传记文体，而应列为小说的一个分支；但因其与文学传记的分野有不大容易说清的一面，故而略作说明甚有必要。

一般地说文学传记可用小说笔法，局部还可能写的近乎小说，当然这里指的是采用小说的以外形、对话、行动、心理以及景物、环境和情节发展等描写手段来塑造活生生的传记人物形象；但是如果不进一步地阐述也容易把传记小说看作文学传记，因为小说或者小说笔法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虚构与想象，可以说没有虚构和想象就没有小说，也没有传记小说。

固然，传记小说冠以“传记”一词为限制语，那就必须以真人真事为基础、作主线，不过在这座小说的艺术殿堂里要是坐着两三个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假想”人物，要是在主线亦或支线上有一些“臆造”的、然而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可能或应该发生的故事情节，要是对于某些真实细节进行了大幅度的艺术想象和夸张，那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完全符合传记小说的创作规律的。因而这种带有传记色彩的小说，不妨用一个模糊数量的词语来表达，叫作真假参半（当然这不能机械地理解为真人真事和虚构臆说非得各占５０％），是不能作为人物传记来阅读的。这就好比《隋唐演义》，不能作《隋书》和《唐书》来阅读一样。像亨利·特罗亚的《神秘沙荒——亚历山大一世》（通译为《神秘沙皇》）和《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

（他还有一本很精彩的《一号囚徒－－－－伊凡六世》（１７４０－１７４１年在位，）整个一生都在伊丽莎白和叶卡杰琳娜的监禁中，最后在被人营救时惨遭荼毒……）

欧文·斯通的《弗洛伊德》、加尔·久尔吉·山道尔的《李斯特》等属于这类作品。还有的是自传体的小说，像列夫·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等。

Ｄ画传

画传在中国大约是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一种新兴的传记形态，之所以放在按笔法划分之中讲述，是因为它不仅以文笔，更要用画笔，主要以摄影语言符号（也有少量的绘画）组合成传主的生平业绩的经历系列。

在２００３年策划出版《宋美龄画传》的师永刚先生谈到创设这种形式的初衷：“我们想开创一种‘新传记体’，用客观的笔触与真实的图像，结构‘我们发现的历史’”。他强调指出：“这些照片是会说话的真实影像。她远比我们的描写真实，也比我们发现的历史的解读方式真实。因为照片保留着当时她的想象力与眼神，甚至当时的细节。”［９］这种新的传记形式，诚然是在传统的文字语言传记基础上形成的，但决不是在文字传记里加配几十幅图片，亦或给上百幅照片分别加添文字说明，即可称之为一种新的形式——画传。

这几年画传的出版达二三百部之多，但其体式并未形成规范，就写作而言只能提出一些原则的要求。首先，既然是画传，那就要以图片或曰照片为主体，图片要具有真实感、直观感、现场感以及所渗透着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图片还要形成传主一生经历业绩的历史系列，至少传主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主要的业绩成就须有系列图片。《宋美龄画传》就搜集从宋美龄幼年到她人去楼空的照片二百多幅。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系列图片，倘若没有形成系列，那就必然以文字传记为主体，那图片就成了传统传记的插图，那就算不上什么画传了。其次，图文的相辅相成。图片即便形成密度甚高的系列，也不可能把传主生平事迹全貌、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生活环境、周围相关的各类人物等等一一交代清楚，这就需要另有相关的文字资料作为补充。《宋美龄画传》里就有研究宋美龄生平的专家林博文撰写的六万余言的宋美龄传略，着重描述了静态的照片所无法反映的传主业绩以及传主及其相关人物的的言论和行动，文辞精炼，真实客观。另外就是与照片相配合的解说性文字，一方面观者无法从照片上看出来的时间、地点、姓名、身份……自然需要简括说明，另一方面也不妨增加一点儿评述性和幽默感。比如宋美龄１９４８年在南京款待女性国民大会代表用餐的一张照片，就作了如下解说：“终于可以喘口气坐下来吃东西了，还得一边注意会场的大小情况，有没有人被冷落了，每一桌的气氛是否都愉快？，美龄一手拿着汤勺，要把汤凑进嘴里，眼睛却丝毫不在食物上，要当个称职的女主人，可能比到战场上冲锋冒险还要困难呢。”［１０］

（３）从内容或取材上划分

Ａ外传

原为古代的一种传记形式，指有别于列入家谱、列入史书的本传而言，多记

载本传以外的补充材料，所以取名外传或称别传。这种形式至今沿用，但取材和写法有新的发展变化。

例如：余雍和的《周旋外传》，虽然也记载了周旋一生的遭遇，但取材时有一些轶闻轶事，较多侧重于传主的私生活——几次不幸的婚变。在写法上不像一般的传记那样主要从历史性角度处理材料，而是比较注意生动性、趣味性和幽默性。其经历的时间、地点的序列和关联的交代也不是十分严谨的，常有跳跃之感。如果说本传能了解一个人身世的全貌，给人以历史感；那么，通过外传或别传往往只能知晓一个人的某些特征或侧面，令人富有兴味之感。这就是说外传或别传多选取故事性的材料，在写作时也较多地采用讲故事的方法。

缺乏妙趣横生的笔墨，也就失去了外传或别传的风味了。

再如：傅湘源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外传》的写法就更为特殊。一是把三个人的轶事纵横交错起来描写，成了外传之合传，二是采取了章回小说的笔法，通俗生动，可读性强。不过，外传或别传既然称之为“传”，就必须做到真人真事，正如傅湘源的《青帮大亨·前言》所说的：“《青帮大亨》每回所记之轶事，均以笔者的见闻和当时主事者的回忆口述为依据，并考证有关文字史料，特别是《邑庙札记》，力求做到持之有据，真实可靠。在叙事中，力求做到直笔无隐，功罪昭然，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

还有的人物“秘史”或“秘闻”，有的也就是外传或别传，像奥克塔夫·奥布里的《拿破仑秘史》就是如此。这部秘史的选材视角和写法很能代表外传或别传的基本特征，主要是通过拿破仑的私人生活、内心世界，展示他的个性气质，以及对其政治生活的影响，从而塑造出了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拿破仑，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这一历史人物。

概乎言之，当今的外传或别传，在写法上有别于古代这类体裁了，以专写真实可靠的轶闻轶事、私人生活，追求故事和趣味性为其特征。

Ｂ评传

评传的根基还是传，当然要记载一个人的生平、思想、事业的历程，但对这些要有所深入全面的评论，以至于这种评述文字所占的比重要大于记实的篇幅。换句话说，虽然二者缺一不可，但是“传”却作为“评”的依据而存在，“评”决定“传”的内容，评述性是其写作特色。

例如：《巴尔扎克评传》的写作重点是研讨传主的思想和创作道路，特别是评价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郑克鲁在《奥勃洛米耶夫斯基的》一文中谈到这部著作的写作特点时指出：

在论述巴尔扎克各个阶段的创作时，作者首先分析作家每一个时期的思想和文艺特点，介绍时代背景；在具体分析作家重要作品时，作者着重阐述作家写作的题材的变化，写作手法的不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的发展以及提出与同时代作家的比较。［１１］

在评传当中不一定需要反映出传主的生平事迹的各个侧面，因而那些在写一般传记时可能是塑造人物的富有特征性和趣味性的材料，但只要对于评价这个人物的生活道路、思想历程和事业功过没有多大关系，评传往往略去不提或采用概括的笔墨。

一部评传的成功与价值不在于“传”的完整与细致，而主要是看其能否提供可作为评价人物的丰富材料，能否对人物身上众说纷坛的问题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能否对人物事业方面的成败功过作出深入细致的剖析。简言之，是看其“评”的深度和广度。

评传的写作在文学界比突出，曾庆瑞的《鲁迅评传》、彭定安的《鲁迅评传》、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陈丹晨的《巴金评传》、杨匡汉和杨匡满的《艾青传论》、范伯群和曾华鹏的《冰心评传》、孔庆东的《金庸评传》、李星和孙见喜的《贾平凹评传》、洪治纲的《余华评传》、贺绍俊的《铁凝评传》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分上、中、下三卷，在百万言以上，是一部规模空前之作，渗透着几十年研究的心血。评传合集有《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等。当然还有些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的的传记，虽然只标作“传”，但其中有的评论色彩强烈，不妨也看作评传。

二、基本特征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个写得像不像的问题，常听说这种非议：你的这首诗写得像散文，或者你把电影文学剧本写成了小说。传记也是如此，你把它写成了报告文学，写成了家史，或者按一般回忆录的要求来写，都不行。必须要写得像传记。这就要全面地把握传记的基本特征：真实性、准确性、整体性和历史性。

（一）真实性

真实性是传记的灵魂。《李维汉同志谈烈士传记的真实性问题》一文指出：“第一要真实，第二要真实，第三还是要真实。真实，真实，再真实。”［１２］如此强调传记的真实，可谓无以复加了，足见失真就意味着传记的灭亡了。

传记的真实性首要的是史实的真实可靠，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确有其言，确有其行，就连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内在变化，也要有根有据，不能任凭揣测。且不说重要的事件不能虚构，添枝加叶，就是生活细节，对于历史传记来说，可以写得十分生动丰富，但也必须是实况写照，以逼真取胜，不能有丝毫的夸张和想象。即便是文学传记，虽然允许在人物的生活细节方面和性格刻画方面可以做出适度的符合真人真事发展脉络的艺术加工，但也不能搀兑假人假事，不能虚构故事情节，特别是关键之处的情节。一旦在文学传记中被人发现了虚假的东西，那就要使传记人物失去了光彩。尼·伊·帕甫连科在《彼得大帝传·作者的话》中特别对此做出了强调的说明：“读者在本书里读到的一切，完全出自那暴风雨般的几十年流传下来的各种史料：彼得的书信、同时代人们的札记和回忆录、沙皇的诏令、各国外交官的情报、政治著作和审讯档案。书中人物的言谈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史料记述的原话。只在某些个别场合对史料的行文作了若干的改写。”［１３］艾芙·居礼在《居礼夫人传·导言》里以凝练感人的笔墨描述了居礼夫人的业绩之后也讲过类似的话：“这个故事极像神话，假如把它稍加装点，我以为简直就是罪过；所以我所叙述的事迹，都是我确实知道的，我不曾改换一句重要的言词，也不曾捏造过一件衣服的颜色，事情都确实曾发生，引用的语句也都的确说过。”［１４］

既然传记也包括文学传记的真实性需要如此的尊重，而不能有任何虚构的东西，那么文学传记在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时，这个“度”如何把握呢？

马良春在这方面有一席话讲得比较具体，有一定参考价值：

艺术性实际是一个写作手法问题，传记文学应该带有创作的特点，要描写出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给人以立体感。在有些方面进行细节描写时，总免不了有想象的成分，特别是对那些已不在世的作家。我想，只要在不违背作家本事真实的基础上，想象还是允许的。譬如，心理描写，一个作家在想什么，谁也不能完全把握，只要作者的描写从本质上抓住了作家的思想特点，有些描写即使不一定完全是作家实际所想，也是不出格的。言谈也是一样，传记中写作家说话，有的是见诸文章，有的不一定，引用的言语，不一定与当时说话一字不差。再如风物描写，作者不违背作家生活的地理环境特点的基础上，是可以作些渲染的。［１５］

这就是说传记文学的描写也好，想象也好，渲染也好，只是带有文学创作特点，而不完全是文学创作；所求得的不是艺术真实，而是人物的本事真实，人物及其环境的实际特点。这个“格”不能出。出了这个“格”，就不成其“立体感”，而是“失真感”。

茅盾先生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说得好：“所记事物，务求真实，言语答对，或偶添藻饰，但切不因华失实。”［１６］

所出之言精当恳切。是的，求真而不失实，乃是传记之作最重大的特征和首要原则。

（二）准确性

传记离不开塑造人物，写人就要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全貌，那就必须如班固所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这就是所谓传记的准确性。鲁迅先生在论及对于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评价时说过一句名言：“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因此可以说准确性也是从全面性的角度再次强调真实性。

有那么一阵子，凡为英雄豪杰、模范人物立传，不少是“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一切皆好、一贯正确、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甚至任意拔高，成了“高大全”式的神人、完美无缺的圣贤、不食人间烟火的仙者。

杰出的文学家郁达夫早在二十世纪３０年代就痛贬“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呼唤“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而后讲了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一段话：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和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见得真，说得像。［１７］

由此可见，片面地或者说只择其一面记述一个人所谓的真实，这不是传记所需要的真实，因为它不能准确地写出一个活泼的人，一个整个的人。传记要写出一个人的美点与缺点，外表与内心，长处与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这才能写出“全人”的传记，而不是“完人”的传记。

（三）整体性

传记的整体性特征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展示：一是把传主的生平经历、精神世界、事业成就和时代风云扭结成一个系列的整体来写；一是由于传主是某一方面的名家学者，就侧重于或思想发展，或创作成果，或革命活动，或艺术生涯，或科学成就等某个系列进行整体性的反映。即便是当今的别传或外传所写的轶闻轶事，也要具有某种系列，能从整体性上揭示出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的特征，这样才称得上“传”。

以短小的传记为例，像鲁迅的《自传》，全文只有八百多字：

鲁迅，１８８１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

因为没有钱，就得寻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进了水师学堂。不久，分在管轮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舱面了，便走出，又考进了矿路学堂，在那里毕业，被送往日本留学。但我又变计，改而学医，学了两年，又变计，要弄文学了。于是看些文学书，一面翻译，也作些论文，设法在刊物上发表。直到１９１０年，我的母亲无法生活，这才回国，在杭州师范学校作助教，次年在绍兴中学作监学。１９１２年革命后，被任为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但绍兴革命军的首领是强盗出身，我不满意他的行为，他说要杀死我了，我就到南京，在教育部办事，由此进北京，做到社会教育司的第二科科长。１９１８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开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一面也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师。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现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

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了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我的工作，除翻译外，及编辑的不算，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１８］

自传按照时间和地点变迁的系列，写出了自己从１８８１年出生到１９３４年左右的学业、工作、社会活动和创作生活的经历，而且还在旁敲侧击当中暗示出社会处境的险恶。这让读者看到的一个作为一名革命作家的整体的鲁迅。

强调传记具有某种系列的整体性，就便于和某些写个人事迹的报告文学和回忆个人经历的散文区别开来。有人认为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可以看作传记文学作品，这样就把传记体裁的范围划得太宽泛了。诚然，这些回忆性的散文抒写了作家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一些真实经历，是撰写鲁迅传记的宝贵材料；但是，这些篇章都是相对独立的，并没有形成鲁迅青少年时代经历的系列性整体。就是直接以某个人物为题的篇章，如《藤野先生》和《范爱农》，也是以抒情和描绘的彩笔摹写出这两个人物给作家印象最深的感人肺腑的事情，而并非以一系列的经历身世从整体性的角度为人物立传，因此不能作为藤野先生和范爱农的传记来读。如果说这是回忆录的典范作品，那似乎还可以，因为回忆录固然必须真人真事，但是采取严谨的历史笔法，还是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笔法那倒无妨。当然，有的被作者称为回忆录，实际上是从真实人物的生平业绩的系列整体，把人物的部分特征描绘出来，具有传记整体性的特点，像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阳翰笙的《风雨五十年》等，就可以视为他传或自传的作品。而只是跳跃性回忆一个人的两三件事，或虽然回忆人物的某一段经历，但只是从事例的典型性的角度组织材料而没有形成某种系列的整体性，则不能看作人物的传记。否则，恐怕凡是回忆真实人物事迹的文章，都可以当成传记了，那传记体裁的特点岂不就模糊了吗？

同样道理，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不能当作人物传记。像穆青的报告文学名篇《工人的旗帜赵占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为了**的嘱托——记农民科学家吴吉昌》，还有刘白羽的一篇报告文学佳作就叫《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但都是着眼于塑造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和性格的典型性角度来选取和组织材料的，而不是按照时间、地点的系列形成了整体性来再现人物的生平业绩。所以，如果不强调传记的整体性特征，很可能报告文学、人物通讯、人物特写等都要进入传记行列了，那传记范围可真是太广阔了。

（四）历史性

传记当中的人物，包括传主的相关人物，都在一定的历史长河和时代气候中生存、成长，写人物传记必须要反映出历史和时代对人物的影响，以及人物对历史和时代的反作用。这是一种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传记写作所要表现出来的历史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１９］这也正如王必胜在《写作前后》一文中所阐明的：“为中国现当代知名人物立传，是承继了我国优秀的写人纪事的散文传统——通过一个人物的成长的历史，窥见时代和历史的深刻巨大的雕塑力和民族精神生生不已的延续性。历史精神投影于人物性格，人物活动又推动时代前行。”［２０］

传主的思想活动、社会活动、创作活动，乃至重要言论、家庭生活都是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风云的投影和闪光，写人物传记当然需要交代传主生存、成长的历史背景，但更主要还是揭示历史的进程如何造就这个人物，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国外有部郁达夫传，说他是“一个与世疏离的天才”。这是不确切的。郁达夫是位杰出的多才多艺的具有民族气节的大作家，但又有无聊的颓唐的一面，这是他所处于黑暗的苦闷的社会窒息之下，一种愤世嫉俗而又带有玩世不恭意味的独特的反映，这是打上个时代烙印的颓唐，是活人的颓唐，绝非远离尘世的隐者的颓唐。只有这样在历史的时代的涡流中揭示郁达夫的颓唐，才能准确地写出作家一生的悲剧色彩的一面。

写出历史环境在传主身上的各种作用力和影响力，使人物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这是人物传记历史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一方面，立传的名流伟人对于历史的进程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力或逆动力，这就是所谓的英雄造时势。俄国如果没有彼得大帝，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不会那么跃进式地出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传》的作者尼·伊·帕甫连科对于彼得大帝推动俄国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给予充分的出色的描述，他在《作者的话》里谈到了自己的认识：

恩格斯称彼得为“真正的伟人”。在他当政期间，落后的俄国完成了工业化的**，俄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站稳了脚跟，取得了通往欧洲的贸易捷径。出现了第一张印刷的报纸，开办了第一批军事学校和技术学校，设立了第一批承印世俗书籍的印刷所，俄国办起了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批公众剧院，第一批公园，还有关于设立科学院的第一道诏令。

我们有理由说，俄国前所未有的海军舰队，以及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是彼得的掌上明珠。在彼得时代，在他的指挥下，舰队和正规军为俄国武装力量争得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荣光。［２１］

这“**”，这八个“第一”，这“前所未有”，这“不可磨灭”，把彼得大帝的历史威力表现得何等的鲜明突出。

总之，恰到好处地揭示出传主与所处的历史时代的互为依存又互相作用的关系，在传主的身影上看到了历史，在历史的舞台上又突出了传主，也就是安·莫洛亚所正确概括的：“传记是历史形式之一，因为我认为人不仅是受历史法则支配的客体，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主体。”［２２］有了如此传神的具体写照，就使人物传记具有了历史性。

上面谈到传记写作的“四性”要求，不是孤立的，平列的，而是相辅相成，有时甚至是互为因果的。倘若没有真实性，那么就谈不上什么准确性、整体性和历史性；但是假如传记的准确性、整体性或历史性比较差，那也要影响真实性的强度和深度。所以，真实性乃立传之根本，其它三性则有助于真实性发出更耀眼的光芒，也使其传记真正成为传记，因为具有历史的生活的真实性，而不是艺术的真实性，这也是所有的记实文学作品，诸如报告文学、回忆录等的共同要求。

三、写作要求

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传主要具有立体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种立体感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人物的形象化和个性化。

（一）传记人物的形象化

１．强化事件的具体性和可感性

传记人物形象主要是放在一些大小事件之中进行刻画的，如果把这些事件描摹得富有具体性和可感性，那将使传记人物形象生动，

《居礼夫人传》写到居礼夫人临终的时刻和简朴的葬礼两件事，给人难以忘怀的身临其镜之感。这是她即将离开人间时的心情和话语：

７月３日早晨，居礼夫人末一次用颤抖的手拿温度表，她看见表上的度数减低了，这是人将死之前永远有的现象。但是她快乐的微笑着。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象征，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原了。她看着那敞开的窗户，含着动人的求生欲望，含着希望，转向太阳和不动的群山，她说：“治好了我的，并不是药，而是清新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空虚的、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心神有点恍惚……”她不曾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绮瑞娜已在前一天同着她的丈夫到了桑塞罗谋），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继续说着：“各章的分段，是应该都一样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着一个茶杯，想要用一个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根玻璃棒，或某种精巧的实验用具：

“这是用镭做的，还是用钍做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她忽然对她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这个，我愿意人们不打搅我。”［２３］

作者对于居礼夫人临终时刻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一言一语，都有极细致的描写，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她的生之留恋让人感受到了，她向往工作和心爱之物的话语让人听到了。即使她的微弱的呼喊也是那样的震撼心弦。如果说这似乎是线条细密的工笔画，那么居礼夫人的葬礼就是只用几笔粗线勾出的一副写意画面：

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星期五下午，居礼夫人谦卑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吏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后来，夫妻被移葬先贤祠）她的棺材放在彼埃尔·居礼的棺木上面，布罗尼雅和约瑟·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礼斯可罗夫斯卡，１８６７－１９３４年。［２４］

葬礼就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到了“谦卑”的地步，三个“没有”和“一把”泥土，以及“一行”记载，这引起了人们多少深远的联想，想到了居礼夫人艰辛的一生，她的奉献精神，她的崇高美德，她的伟大人格，她的纯洁灵魂，她的谦逊胸怀……简朴的粗线勾勒得具有何等诱发想象的魅力。

工笔画以其细针密缕的彩线获得了具体性和可感性，写意画的具体性和可感性则在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之中求索，这是更为具有美感价值的笔力。

２．捕捉富于感染力量的细节

对于大传、文学传记或外传来说，不着力描写一些富于感染力量的细节，人物形象恐怕立不起来。

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有助于增强刻画传记人物形象的力度和深度，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细节描写不仅揭示了人物性格的特点，推动事件或情节的发展，而且有的细节还蕴藏着深刻的寓意，启发人们的思考。

《居礼夫人传》中彼埃尔和玛丽在简陋的棚屋里观看镭的发光的细节笔墨，是非常美妙动人的：

但是这一晚她不能专心缝纫，她很兴奋地站了起来，放下针线，忽然说：

“我们到那里去一会好不好？”

她的请求语气是多余的，因为彼埃尔和她一样极想回到他们两个小时以前离

开的棚屋。镭，像活着东西一样地奇异，像爱一样地使人依恋，正在叫他们到它的住处去。

那一天他们工作得很辛苦，照道理这两个学者此刻应该休息，但是彼埃尔和玛丽并不照常理做事。他们穿上外衣，告诉居礼大夫说他们要出去，就溜走了……他们挽臂步行，话说得很少。沿着这个奇特地方的热闹街道，走过工厂、空地和不讲究的住房，他们到了娄蒙路，穿过院子，彼埃尔把钥匙插入锁孔，那扇门嘎嘎地响着（它已经这样响过几千次了），他们走进他们的领域，走进他们的梦境。

玛丽说：“不要点灯！”接着轻轻地笑了笑，又说：“你记得你对我说：‘我希望镭有美丽的颜色’的那一天么？”

几个月以来使彼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着，悬在夜的黑暗中。

“看哪……看哪！”这个青年妇人低声说着。

她很谨慎地走向前去找，找到一张草面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那些微光，转向那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烈地望着，她又采取一小时前在她那睡着了的小孩的床头所采取的姿势。

她的同伴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２５］

先以玛丽对孩子的淳朴和深挚的爱——看着四岁的小女入睡，为她缝制围裙，作为铺垫；但此时此刻居礼夫人“不能专心缝纫了”，她还有更为依恋的心爱之物——闪着荧光的“镭”，她和丈夫安静地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椅子坐下了，看着那“镭”的微光，那神秘的射线。“镭”此时真是神采奕奕，在两位科学家心目中有了人性，有了人情，就像自己的刚刚入睡的小孩。这是一个写得使人深感亲切，备觉传神的细节，可以见微知著，看出伟大的科学家对于科学事业爱得如此深厚，如此痴迷，如此纯真，为此他们献出了全部精力，全部的青春与生命，而这正是他们的快乐观和幸福观，他们成功的奥秘也在于此，这就是细节生发出来的艺术感染力量。

３．交织着叙述者的真情实感

传记人物形象能否给人以深切的感受，刻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叙述性的语言

有无真情实感是决定的因素之一，

当然这种真情实感有时是隐含的，这就是传统的史传文章的作法，即“春秋笔法”，其褒贬爱憎的感情评价蕴藏在字里行间，用这个字眼和用那个字眼，尽管意思相近，但感情色泽大不一样，所谓“一字寓褒贬”。在当今写小传、传略以及历史传记，由于篇幅和风格所限，还常用这种笔法。像鲁迅作《柔石小传》，其中一段写道：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捐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２６］

像对军阀是“甚力”的“抵抗”，对青年是“咯血”之中“仍力助”，“募捐”而“竟得”，是何等出人意外，又道出多少艰苦辛劳。这些字眼的经心选用，写出鲁迅对柔石深厚的真挚的崇敬心情。

不过，对于文学传记已经成为传记作家更加喜爱的形式，已经有了大量作品的今天，似乎光有史笔，而缺乏诗笔，就不能令人满足，也会使人物形象更加丰采夺目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光源。其实，远在汉代司马迁为历史人物作传，就采用了诗的笔墨，《项羽本记》、《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有作家激情喷涌之处，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但是，可惜古代的史传作者大都更重于冷峻、严谨、质朴的笔法，对于传记中诗的笔法没有发扬光大，故此，鲁迅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这是鲁迅先生对于“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史记》极有眼力和魄力的公正评价。

到了近现代，中外一大批文学家步入了传记文学作家的行列，这种富有诗情的笔墨简直已成了塑造文学传记的人物形象必不可缺的艺术手段了。如果再强调一点说，凡是经典的文学传记都是有诗意的作品。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真是一部叙事诗，作家把贝多芬战胜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为了攀登音乐事业高峰的伟大献身精神，抒写得极有震撼和征服人心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多芬的一些事迹或许已经模糊了，但是传记所给人烙印上的拨动心弦的力量还在，那颗有着伟大的心灵的英雄影像还在，而这正是诗笔的艺术威力。

（二）传记人物的个性化

１．个性的独特感、鲜明感和丰富感

当肖凤请教冰心对于为之立传有何意见时，冰心说：“真。我希望写得能够像我。”写冰心像冰心，写贝多芬像贝多芬，写居礼夫人像居礼夫人，写彼得大帝像彼得大帝，这似乎是立传的起码要求。但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并非只要取材真实可靠，就一定能让人感到“像”，这还要求作者的眼力和笔力，能够发现和表现人物独特的个性，没有挖掘出这独特的东西，人物就活不起来，也像不起来，当然所谓的“真”，也难免不打折扣。

《冰心传》写得像冰心本人，也是热爱她的读者心目中的冰心，这主要在于传记作家首先把握了传主贯穿一生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善良、温柔和慈爱。而“善”与“柔”也不妨说是由爱而生，因爱而显。传记开始曲的的第一个音符就是“爱”，第一个小节就是“爱，是冰心童年的精神养料”。而且还专门谱写了一个乐章——“爱的哲学”。传主的一生都渗透着爱，爱家庭、爱祖国、爱大自然、爱故乡、爱儿童、爱青年、爱劳动者、爱和平、爱异国友人，当然尤爱文艺事业，这一切爱得如此深远、持久、博大、宽宏，这正是冰心性格最根本的特征。作家能从多方位、多侧面描写了传主这种充实的、充分的，也是充沛的爱，自然使冰心的个性的主导性就非常鲜明突出了。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还细致入微地抓住了传主的不同生活时期的这种性格特点所呈现出来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闪光侧面，正如《致青年读者——代序》一文概括阐明的：

我愿意把我所理解的冰心，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是现在你们见到的这位慈爱的老妇人，而是她所走过的道路——一个聪颖过人、喜欢幻想的小姑娘，一个才思敏捷、温文尔雅的女大学生，一个虽然名声显赫但却仍然温柔含蓄的中年妇女，直到一位儿孙满堂的幸福的老祖母。她是时代的宠儿，也是中国知识女性中很有福气的一个。时代为她提供了美好的背景，她本人聪明才智也为自己铺设好了成功的道路。［２７］

这样按照传主性格的发展系统，进行多层次的描写，使其性格特点的主导性和多样性达到了统一，给人以丰富多彩的传神之感。

能够塑造出传主独特、鲜明、丰富的个性，这是传记人物形象具有艺术的立体感的重要标记。

２．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个性

传主的个性特征，大多是通过人物的动态影像，既一言一行、心理活动以及癖性嗜好等表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描绘这些动态影像，那就可能把人物的个性更加充分、更加强烈地展示出来。

尼土著的《赵丹传》里在这一方面有不少生动的篇章，第二十二章写了赵丹在杀人魔王盛世才的牢狱中受到非刑拷问以及他思念亲人的情景：

“撒上辣椒面！”

打手在赵丹血肉模糊的手掌上撒上了殷红的辣椒面。赵丹在一阵钻心的剧痛中猛醒了过来，睁眼见特务正在向他狞笑：“你招不招？”

“呸！”赵丹朝他啐了一口，破口大骂：“畜生，混蛋，嗜血的疯狗！”

打手又向他猛扑过来。然而，这一回，赵丹却并没有感到太多的痛楚，只一会儿，

他就晕了过去……

赵丹醒来时，才发觉自己又回到了那阴森、潮湿的牢房。墙角里，没有盖子的尿桶散发着一股股腥臭，耗子窜来窜去，身下的破席上虱子到处乱爬，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想捉虱子，可一只手被打烂了，不能动弹，另一只手也酸疼得抬不起来。“随它去吧！”他无力地闭上了眼。朦胧中，不由自主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想喊，喊不出；他想跑，迈不开步。黑夜，无边的黑夜；恶梦，不尽的恶梦。他又梦见了重庆的那位算命先生：“你将有大难，可要处处小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看到了一只狰狞的怪兽，正瞪着蓝幽幽的眼睛，恶狠狠朝他扑来。他“啊”地一声，从晕眩中惊醒过来。

他睁开眼，见监狱的方窗口上，果真有两只凶狠的眼睛在盯着他：“赵丹，出来！”

监狱的门开了，赵丹又被推到了审讯室。

他高高扬起头，什么也不说，连眼珠也不朝特务转一转。自己是钢铸铁打的男子汉，他们是一群失了人性的狗，人不如狗斗，根本不用理会他们。喊叫只当狗吠，拳打脚踢，只当狗发疯。特务拿他没有办法，只得再将他推回牢去。

几次审讯下来，实在榨不出油水，特务就给赵丹扣上一顶“托匪”的帽子，弃之一旁了。

七尺壮汉，血肉之躯被禁锢在铁笼里，赵丹喊天不应，呼地不答。烦闷、憋气、窒息、痛苦，令人无法忍受！

高墙外隐隐传来孩子的哭声，以及做母亲的抚慰声。赵丹打了个寒颤，心绪更加烦乱与痛楚，与妻儿别离好久了，她们娘儿俩现在还住南关吗？生活如何？

“笃、笃、笃。”狱警走了过来，方窗口出现一双似笑非笑的浑浊的眼睛：“赵丹，督办有令，明天让你老婆孩子来探监，准备准备吧！”

让露茜抱着苗子来看我？那太好了！赵丹激动万分，旋即扑到小小的放窗口，还想问狱警几句，可“笃、笃、笃”的皮靴声远去了。这一夜，赵丹思绪难平，回想着与露茜那些年自由幸福的生活，一直在做与露茜和孩子相会团圆的梦。第二天，赵丹早早起了床，整整衣服，理理须发，等待着妻儿的到来。室外传来了脚步声，赵丹扑了过去，是狱警，他不禁又失望地坐了下来。

又有脚步声传过来了，这回该是露茜她们来了吧？赵丹又扑了过去，定睛一看，还是那狱警，正以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瞄着他……

一位难友见他失魂落魄地在那儿傻等，就走过来，悄悄说：“这里的监狱，从来没有探监之说，他们分明是在捉弄你呀！”

“啊——”赵丹目瞪口呆，由嫉妒兴奋一下跌落至极度失望。这一番戏弄折腾，他实在承受不了，像孩子一样伤心地痛哭，像困兽一样绝望地嚎叫。［２８］

一面横眉冷对特务的刑讯逼供，赵丹是个残酷折磨也决不屈服的性格刚烈的男子汉；另一方面也在痛楚地怀念娇妻弱子，做着“团圆”梦，此时他又是这般的单纯痴情，竟然没有想到这里是狱警在耍笑他呢！正是处与这种人与恶境，人与豺狼的尖锐冲突里，他的心灵世界也必然交织着爱与憎、生与死、兴奋与窒息、希望与绝望的错综复杂的内心矛盾。在这一系列冲突矛盾之中，赵丹的刚直不阿而又多情善感的性格特征就十分鲜明地突现出来了。

［１］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版，第６３９页。

［２］　《传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２年第２期。

［３］　同上。

［４］　《我的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第１版，第５页。

［５］　保罗﹒萨特著：《萨特自述》，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６］　尼土著：《赵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第５５７页。

［７］　《写作》１９８５年第１２期。

［８］　《中国文学卷二》中国大百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第１３１２页。

［９］　林博文?　师永刚编著：《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２７３－２７５页。

［１０］　林博文?　师永刚编著：《宋美龄画传》，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版，第１５７页。

［１１］　《巴尔扎克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５页。

［１２］　《革命烈士传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１３］　《彼得大帝传》，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３页。

［１４］　《居礼夫人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修订第４版，第４－５页。

［１５］　《传记文学的科学性和文学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１６］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５页。

［１７］　《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版，第６３８页。

［１８］　《鲁迅全集》第８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次印刷，第３６１页。

［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９２页。

［２０］　《写作》１９８６年第９期。

［２１］　《彼得大帝传》，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２页。

［２２］　安德列??莫洛亚著：《伟大的叛逆者——雨果》，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第６０２页。

［２３］　艾芙?居礼著：《居礼夫人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修订第４版，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２４］　同上，第３５０页。

［２５］艾芙?居礼著：《居礼夫人传》，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修订第４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２６］　《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次印刷，第２７８页。

［２７］　肖凤：《冰心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４页。

［２８］　尼土著：《赵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版，第１９８－１９９页。

作文二：《人物传记的分类》600字

人物传记的分类

人物传记，有多种分类方式。

按写作方式分类

人物传记中，自己写自己的传记称为自传，主要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和作品等，有些回忆录也属于自传。自传，一般用第一人称，也有用第三人称的。自传按叙述方式，可以分为亲笔自传和口述自传。

按载体分类

按载体的不同，人物传记可分为传记、画传和传记片。

一般传记，主要以文字叙述为主。

画传，指的是以图片、照片等为主，辅以简短精炼的文字、资料，反映传主的生活历史、生平状况、精神面貌、主要贡献等的纸质书籍或者电子文本读物。画传兼具文字传记的真实性、可读性和画册的直观性、可视性等特点。

传记片，就是是纪录片、电影形式制作的传记。以纪录片形式制作的传记也叫人物纪录片；以电影形式制作的传记也叫传记电影。

按传主分类

按传主分类，一般多按传主个性身份分类：

政治类：领袖、政治家、政治人物、革命家

文艺类：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教育家

科技类：科学家、院士、专家、工程师

军旅类：将军、军官、英雄、烈士

演艺类：明星、艺人

财经类：创始人、企业家、领军人物

社会类：社会活动家、慈善家

民间类：侠义之士、奇人异士、模范、孝子

作文三：《人物传记的写法》6500字

人物传记的写法

人物传记是人物志的主体，是地方志中的重要内容。人物传记的特征有二个：其首要特征是真实，

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生动。（即真实性和文学性）

（一）人物传记的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生命。“志属信史”，志传和史传一样，必须真实可靠，符合历史事实。对人物的记述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过是过，不虚构渲染，不隐恶扬善，不拔高溢美，不贬责降低，据事“直书”，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才能有益于人，传之久远。怎样保证人物传记的真实性呢？一、广集资料，反复考证。要使传记真实可信，首先必须全面搜集、占有丰富翔实的资料，使传记所反映的人物生平事迹准确无误，完整无缺。这些资料一般包括五个基本方面的内容：

（１）人物的姓名、性别、籍贯、民族。

（２）人物的生卒年月。

（３）人物的学历、简历、党派、职务。

（４）人物的贡献功绩、科技成果、著作。

（５）能反映人物思想风貌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

对于收集的大量资料，又要细心鉴别，严格选材，作一番“弃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考证工作，严格坚持史实的可靠性、准确性。这样，才能为社会所公认，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正确了。因此编写传记时，一定要占有丰富、翔实、真实可靠的资料后，方能动笔。梅林为了写作《马克思传》，用了几乎二十年时间，搜集并深入钻研有关马克思的资料。司马迁写《史记》，经历了十年，如果加上他搜集史料，调查研究所花去的时间，可以说一部《史记》倾注了他的毕生精力。

二、抓住人物本质，从环境中说明人。

撰写人物传记，应把所写的人物放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去，从表面现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抓住人物的本质进行记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受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人物传记就是要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这个

人又怎样对当时的社会关系施加一定的影响。

马克思的论点为人物传记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也为真实地描述人物的本质特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也曾经指出过，编写人物传记必须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罗·卢森堡，

希望梅林在写作《马克思传》时，能做到从环境中说明人，从历史中说明环境。

如果不顾人和社会关系的内在联系，不把人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就不能写出具有真实感的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即使象杰出的法国作家维·雨果，他的《小拿破仑》，由于不理解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一种社会局势，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路易·波拿巴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说雨果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

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伟人了”。而这，也就是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了。

可见，要写好人物传记，必须了解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历史环

境和时代背景之中，论其世知其人，才能写得典型真实。

三、从人物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

历史是绚丽多彩的万花筒，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大量的历史人物功过渗合，斑瑜互见。有的人功大于过，有的人过大于功。因此，我们对历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地看人物的好与坏，功与过，决不能因为一个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劳一笔勾销，也不能因为做过一些错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贡献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司马迁写《淮阴侯列传》对韩信的军事才能是满怀激情的描写，但对韩信早年的“无行”、“不能治生商贾”、“食从人寄食饮”、“俯出胯下”却并没掩盖而是直书，读者读后反觉真实可信。所以我们写人物传记，一定要从当时社会历史的客观条

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记载和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二）人物传记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生动。所谓生动，就是要把人物写活。写成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能体现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栩栩如生的血肉之躯，而不是干巴枯燥的偶象或只有动作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司马迁的《史记》雄视百代，卓然独立于千古，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刻划了许许多多个性鲜明的人物。马克思也曾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军事活动家政治家写作小传。他写的《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布律恩》、《布里昂》，生动记述了拿破仑一世时期法国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的群象，其中有贪得无厌、追名逐利之徒；有渴求官职、封号和王位的野心家；有愿为任何制度效劳的不择手段的钻营者。这些小传，既描述人物的特有个性，又提供了拿破仑一世帝国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

本质特征，成为传记文章的典范。

恩格斯也写过不少人物小传，恩格斯写人物传的杰出之处和马克思一样，在于紧紧抓住人物的个性，同时突出人物所代表的阶级特征。所以，在他笔下，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等人物形象，被活生生地再现出来。所以一部成功的人物传记，既要体现人物的阶级、职业、文化素质、信仰、经历、遭遇及其产生影响等方面的不同，又要体现同阶级、同职业、同素质、同信仰、同遭遇、同影响而在性格上的差

异。

要突出人物个性，体现人物个性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物才能鲜明生动。要达到上述要求，一要选材典型。编写人物传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时，选择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征的事件详细记述，把不能表现人物特征的事件摒弃或一笔带过。从各种素材中加工、提炼，选择最能表现人物主要性格特征的典型事件来写。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关键所在。写好这些关键之处，不仅可以表现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显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和蔺相如都是赵国封建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司马迁为了要表现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不是给他们各开一张履历表，而是选择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件事来写。这三件事反映了两种矛盾，一是秦赵两国之间的矛盾，一是廉蔺两人之间的矛盾，前一个矛盾发展的后果，是构成后—个矛盾的原因。通过这两对矛盾冲突，廉颇、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秦赵争夺和氏璧以及渑池之会两件事，实质上是秦赵两国统治阶级两次实力较量，是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的前奏，所以选择这两件事情，也显示了历史发展进程

的特点。

写大事固然重要，但对细节描写也不可忽视，有时人物的性格特点往往在一些细节中表现出来。茅盾税：“善于描写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来表现人物性格，而且不放松任何细节的描写。”恰当地记述小事，能见微知著、增强传记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史记·陈涉世家》，开头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陈涉为人佣耕时，曾对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并十分自负地说：“燕雀安知鸿

鹄之志哉！”这个细节，看来或许并非必要，其实对描写人物来说，却有助于展示人物思想脉络，写出人物前后一贯的性格史。写陈涉少时就有鸿鹄之志，所以后来才发展到大泽乡起义。写陈涉少时就把别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称王后严重脱离群众，甚至把早年同过患难的老朋友也杀了。这是他最后失败的一

个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却早就种下了。

二要叙行录言。思想支配行动，行动表现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行动也就不一样。记叙人物行动，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的重要方法。因此记叙人物，要选择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动来写。例如在《吉鸿昌传》中，作者记述吉鸿昌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２被迫出国期间，为了反对美国歧视华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带“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这个细节的描写，表现了吉鸿昌高尚的民族气节，也体现了他的个性特点。又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在巨鹿之战的巨大胜利之后，叱咤风云，诸侯惧服。作者通过项羽召见侯将，侯将“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动作描写，反衬出项羽骄横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见动作的描写对记叙人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体的行动，才能生动感人。“言为心声”。人物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无不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因此选择人物的典型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见秦始皇出游的壮观时说：“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记·高祖本纪》写刘邦看到这种壮观时却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尽管他们两人的

话意思都是羡慕帝王，但却体现了两种不同性格。

人物的诗作、著述（包括文章、书信、日记）和话语一样，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结和表露。无不凝聚着人物对客现事物的认识、主张以及所持的态度。恰到好处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诗作著述，对写活

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三要讲究文采。人物传虽不能偏向华丽的词藻，繁琐的描写，多余的形容，曲折的情节。但语言生动形象，用词精当贴切，句子流畅，层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话，文采还是必须讲究的。　　　虽说史志中的人物传记与文学中的人物传记有区别，前者完全是根据历史事实，不允许任何虚构，后者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在需要生动因而需要文采这一点上，我认为是共同的。因为传者，传也。立人物传记就是为了传于后世，为了“记一方之言，激千秋之爱憎”为了“鉴人明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讲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编写人物传记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马克思要求人物传记应当写得有“强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认为人物形象应当“光芒夺目”。《史通》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性的情况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并茂，引人入胜，还是

必要的。因此，我们在写人物传记时，应当重视文字锤炼，讲究艺术手法。

一我国人物传记不仅起源很早，而且体裁多样。归纳起来，人物传记体裁可分为四类：一是纪传，二是文传（即传记文学），三是史传，四是志传（指方志中的传说）。我国人物传记的写作，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处于萌芽状态。《左传》、《国语》和《战国策》等历史著作中都出现了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时期可以看做是人物传记的滥觞时期。到了西汉中叶武帝时期，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出现了。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标志着我国人物传记走上了成熟的阶段，并且达到了高峰。司马迁不仅首创了以人物记传来代替历史事件的叙述，通过传人来记事，同时，他还以文学的手段，来描写历史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而又形神具备的人物形象，不仅为我国文学和史学的兴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对史学、文学、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记》以后的所谓正史，一般地说都是学习或模仿《史记》的笔法，以纪、传作为主体。到了魏晋以后文史开始分流，文学和史学各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特点向前发展，以至于越来越泾渭分明。文学家注重辞藻和形象，史家则注重史料的真实及表述的准确，而对文采方面却顾及不多了。东汉以后特别在唐代以后，杂体传记的发展很快，如碑铭、传状、自

传之类，也出现了许多高手佳作。

这类传记不仅在数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它们在内容上不同程度地忠于史实，但其笔法都属于文学性质的。所以类似这些作品只能属于文学著作——传记文学。方志撰述人物由来已久。据《隋书·经藉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见《隋书·经籍志》９８２页）此后，到了晋代，常著的《华阳国志》中，从卷五至卷十二都是关于人物的记述。从此之后，地方志记述人物就成为定例。宋代以后，我国地方志的写作，已渐趋成熟，从体例到内容的设置更加完备。“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又以地区而编入姓氏人物，并因人物而详及官爵与诗词、杂事。宋代方志记人物及有关史事与文献者更多。”（见傅振伦：《论人物志的编撰》）。到了明、清之际，是方志走上大盛的时代，不仅数量多，而且设置的门类齐全。每种方志大都记述人物。清代方志，人物志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仅占据篇幅多，人物的类别也多，只要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有利于当时社会的

人物都进入志书。

综上所述，我国人物传记的发展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文史不分的纪传体，到文史分流的史体传记，又从纪传和杂体传记发展到传记文学，以及一方之志中人物传记的出现。说明了我国人物传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二属于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古代名称很多。诸如传、箴、铭、碑、表、颂、赞、哀等等，细分起来，更为复杂：如“传”指传记，以其内容有全传、大传、小传和传略之别，以传者与传主关系而言，又有他传和自传之异，此外还有别传、外传、评传等名目。再如“状”有行状、事略；表有墓表、阡表、墓志和墓志铭等等，都是记述和颂扬死人的生平事迹，多数是颂扬历史上有地位的

人物。现存最多的作品是传记和碑文。这些是我们编史修志的珍贵资料。

人物传记，虽然形式多样，但是大体上还是前文提到的那四种形式。它们在写作方法上千差万

别。然而一切优秀的人物传记，仍是具有共同性的。

其相同之处是：１．人物的真实性。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变革，出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人，也有逆历史激流而动的罪人，并有出身、地位、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有过一定影响，就会在历史上留了他们的影子。作者，为这些人树碑立传的目的就是要抑恶扬善，“表彰以劝世道，贬斥以戒人心”，　两千多年以来，传记作者把崇高的荣誉给予那些热爱祖国，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同时对奸臣逆子也进行了无情地诛伐与鞭打。一切优秀的人

物传记在内容表达上都力求真实，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并且是非明断，褒贬准确。

２．人物的时代性。优秀的传记作者由于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留在传记中的人物都具有时代的特色。例如同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不同，传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不相一致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即陶渊明），他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与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点——尚清谈和以清高自愉相一致的；而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则是一篇奇人的传略。尽人皆知，明代社会黑暗，特务横行，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动辄得疯”，所以徐文长的一生只能是从不得志到疯，从疯到坐牢至死。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以上二例，传主同是

文人，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遭遇者不一样。

３．人物的个性。读优秀的人物传记，犹如参观罗汉堂。众多泥塑，面目不一，神态各异。一些传记所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是由于传记家们懂得和善于处理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结果。传记在内容表述上忠于史实和抑恶扬善，是我国人物传记写作的优良传统，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各种形式的人

物传记的共同特点。但是，各种传记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首先，志传和纪传不同。一是“纪传”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别是在“词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词和修饰语，以增强传记的文学性；二是“纪传”在撰写人物时虽然也以事实为根据，同时它又偏重于文学形象的刻划。使历史传记同文学传记合为一体，这就不能不使人物历史的真实性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三

是在“纪传”文章的最后都要加上一段评语，如“太史公曰”、“赞曰”等等。作者公开站出来对人物进行评价。以上三点在“志传”中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其次，志传与史传不同。有一些权威专家从“志属史体”出发，进一步指出方志传记与历史传记是一样的，属于同一种体裁——史体。此说，笔者曾想之再三仍不敢苟同。史传可以史论结合，有史有论，志传不能议论，是“寓褒贬于记述之中”。史传手法多样，可以夹叙夹议，也可以先议论、后记事，或者先叙述后议论。而志传只能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功过。人物的善、恶、美、丑则需要通过叙述反映出来。应该说志传别于史传，因此在志传的写作中，文字运用就要仔细地斟酌，对

传主的是非不能明断，但又要让读者从字行间看得出来。

作文四：《人物传记的阅读》4300字

一、　叶圣陶在四川

１、指导：　①认真讲解，和儿女热烈讨论。②不命题目，让他们自由发挥。③点评作文时，善于启发，引导儿女进行深入思考。

评议：　　①作文想表达的思想内容。②作文的语言和表达思路。

２、高兴的原因：　①有着几十年亲似手足的友情。②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③互相鼓励和帮助。

随意之极致的原因：　①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②没有利益冲突，没有相互的顾忌。③彼此说话能心领神会，肝胆相照。

３、答：　①指导子女写作循循善诱。②对作者、读者热情服务，精心指导、培养一批文学家。③对年轻编辑辅导关心爱护，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

二、黄永玉：大师之境

１．结构上：照应题目，总领全文。内容上：是对黄永玉人格特点的概括。（内容、结构各２分，意思对即可。）

２．主观上：①自身的素质和天赋；②率真的个性。客观上：③文化渊源；④艺术家的交往。

３．率真、睿智、仗义、正直、淡泊名利、重情重义

４．①贡布里希是在强调艺术家是艺术存在的先决条件，艺术家的品位决定了艺术的品位。　②要搞真正的艺术，先要做真正的人。　③本文作者引用这句话的目是为了说明黄永玉是真正的艺术家。

三、齐白石与知己徐悲鸿

参考答案：（１）（５分）Ｂ（３分）　Ｄ（２分）Ｃ（１分）（Ａ．“贯彻了写实主义原则”　“是一个在艺术上墨守成规，具有鲜明个性、敢于创新的人”是徐悲鸿对艺术学院教员的希望；另外，齐白石画作也不都“贯彻了写实主义原则”；

Ｃ．“顶峰”之说不符原文，也不合事理；Ｅ．本文重点表现徐悲鸿是齐白石的“知己”。）

（２）①欣赏齐白石的画作及艺术见解，三次邀请出身低微齐白石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②为扩大齐白石的影响，说服中华书局的主要负责人出版了《齐白石画集》，亲自编辑幷写序评价；③徐悲鸿携带齐白石的作品到欧洲举行巡回展，让欧洲更多的国家认识和了解了中国的大画家齐白石和他的作品。（每点２分）

（３）①画中扶杖老人是齐白石自况，诗中说的徐熙以其姓徐暗喻徐悲鸿，以此表明了两人的知己关系；②齐白石通过画和诗，表达了对徐悲鸿“三顾茅庐”的感激和他们再难相聚的伤感；③诗后附字含蓄表达了对“知己”徐悲鸿南下境遇的忧虑，诗画及附字表现了二人深厚的友情。

（４）观点一：大学应当“兼容并包”，大学讲堂也应有“通俗”的一席之地。　①大学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胆魄和兼收并蓄的胸襟，始终与大众同行，与时代同行。

②学术、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通俗流行文化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能给校园增添一种新鲜与活力。③今天通俗的东西，也许就是未来的艺术珍品，大学应有阔达的胸襟和独特的眼光，包容和接纳它们，为其提供展示的舞台。　观点二：大学讲堂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圣殿，还是远离通俗的东西为好。

①大学应坚守其精神和价值观的独立性和神圣性，远离通俗流行的东西能避免受到冲击和影响。②通俗流行文化大多无深刻内蕴，缺少长久生命力，经不起时间

的考验和文化的洗礼。③通俗流行文化登上大学讲堂可能冲击学术研究，会破坏严谨之风，助长浮躁之风。

四、丰子恺究竟为今天画了什么

参考答案（１）ＢＥ

解析：考查对文章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能力。Ａ项不矛盾，前者指中国文明的历史悠久，生命力强，影响力大；后者指文明的特点是温文尔雅的，具有长久的生命力；Ｃ项不合原文“现在很多人都抛弃了这种观念”的意思；Ｄ项“像个小孩子的嫩手”是用来比喻丰子恺画的“柔软、轻盈、美妙”的风格特点，不是指作品稚嫩。

（２）这是用比喻的说法来表达丰子恺绘画的风格。因为水是最高的善，水是最高的境界，水是最不固执的，水是最灵动的。这样的艺术是具有古典圣贤心灵的艺术，每一幅画的背后，都有一种做人的精神，有一种很高的境界，有着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风姿。

解析：考查对文中重点语句的理解，对文中重要信息的筛选与整合能力。丰子恺的艺术像水首先用比喻手法揭示出丰子恺绘画艺术的特点。在本段对，有大量对水的特征的描述，根据这些描述，再结合丰子恺艺术的特点，将其中的关系揭示出来即可。

（３）用来赞美丰子恺形象传神的绘画艺术。他能够把小孩子的神态抓住，而且保留下来。“阿宝做媒人”这幅画中阿宝的原型阿宝在七八十年后，已由小孩变成老妇，可是那画中的神态我们还可以活生生地感触到。

解析：考查评价文本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倾向的能力。文中提到“阿宝做媒人”的画是在全文最后一段，举这个事例是为了用来赞美丰子恺形象传神的绘画艺术，稍作具体分析即可。

（４）丰子恺绘画的艺术感染力强，“看到丰子恺的画，觉得心一下子就被融化了”。丰子恺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画出了人心、人性、人道、人情，画出了文明的基本价值。他的作品的传承，就是文明的传承。因此作者说“像丰子恺这样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在，中国的文明就不会死”。只要像丰子恺这样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文明就会一直传承下去。作者高度评价了丰子恺。

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些艺术推崇创新，割断传统，一味趋新，将东方心灵加以埋葬。艺术界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大量的泡沫，没有真正的精神艺术，是靠市场、靠炒作、靠一些虚拟的价值，把艺术作品看成股票一样去炒作它，让它变得值钱。泡沫是什么？一旦发现内涵是空洞的，最终都会破灭。我们真正呼唤和推崇的还是像丰子恺这样的大家。

五、有个搞笑的大师叫启功（节选）

（１）ＢＤ（Ｂ项中“表现了先生对鬼神的质疑与反对，表现了其不信鬼神的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不恰当，应为“表现了先生风趣幽默、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Ｄ项中“同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错误，因为同事只是“一时语塞，无奈寒暄而去”，并未“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

（２）幽默谦虚，真实客观，豁达真诚。（概括３分，举例分析３分）

（３）在启功先生看来，形式上的庄重严肃，并不能等同于内心深处的重视，一个人内心真正重视一件事，并不一定非得讲究过于严格的形式。这实际上是启功先生重内容不重形式的一种洒脱。

（４）可以写启功先生豁达胸怀、风趣幽默、关心学生、淡泊名利、积极乐观等方面，不需面面俱到，只谈一两点即可。

六、记傅雷

１．答Ｃ给３分，答Ｅ给２分，答Ａ给１分，答Ｄ不给分。（Ａ．“表现了傅雷的孩子气”不准确。　Ｂ．梅馥的做法是丈夫盛怒时的一种缓冲，其实并不能显示她的教育孩子问题。Ｄ．与原文意思不符。Ｅ．记录傅雷的小事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也让我们反思那段惨痛的历史”的说法不能涵盖全文。）

２．①在当时社会，傅雷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孤弱得无以自卫，渺小得像一只小老鼠。②傅雷觉得自己像老鼠那样，有个安身的“洞穴”——书斋，自己只潜身书斋作翻译工作，在书斋这个“洞穴”口窥望外面的世界。（每一点３分，意思对即可）

３．不矛盾。①固执体现在傅雷满头棱角，脾气急躁，不善于在世途上圆转周旋，表现了他耿直的一面；随和体现在傅雷在好朋友面前，有事和朋友商量，并接受朋友的批评，从谏如流。②狂傲体现在信手拈来一些翻译家谬误的例子，不留情面，但狂傲的背后更多的体现了一位不通人情事故、忠诚于自己事业的翻译家形象；虚心体现在对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不满足于现在，向朋友虚心请教。（每一点需写出相反的两个方面，得３分。意思对即可）

４．观点一：赞赏傅雷的做法。①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②傅雷具有孤傲、倔强的性格，在屈辱面前愤而自杀，符合傅雷的一贯性格。③傅雷以死明志，是对黑暗势力的有力反抗，为后世张扬了一种不屈精神。

观点二：认可其他人的看法——保全性命。①世上最可宝贵的是人的生命，只有生命存在，才能继续战斗和奉献。②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能屈能伸才显英雄本色，才能做出大的事业和成就。③活着并不一定就是向黑暗势力的妥协和退让，失去的只是可怜的自尊，得到的却可能是对敌人最终的胜利。（选择一个观点作答。每一点３分，答出３条给８分。意思对即可）

七、参考答案．Ｃ给３分，答Ｄ给２分，答Ｂ给１分；答Ａ、Ｅ不给分。

解析：Ａ、黄宾虹提倡士大夫的逸品画格，以为不必求悦于人，人不知而不愠，才是真画者，力求华滋浑厚的画风；以浮滑为潇洒、以轻软为秀润是沪上流行的画风。Ｂ、三代以上笔法可从甲骨、古玉、铜器中求之，不是“只能从上古时期的甲骨、古玉、铜器人手”。Ｄ、应是鉴赏、鉴别真伪的大行家罗振玉。Ｅ、本文没有记述黄宾虹博采众长、学习绘画的艰苦历程，没有描写黄宾虹的突出成就。

２．①减少应酬杂务，生活清净，便于深思内省和作画；②对江湖水光天色的写生使他的画风发生了突变；③安定生活使他眼明心清，能够悟出知白守黑的道理，画艺猛进。

解析：从第一段中分层归纳，即可得到答案。

３．①从金石文字的点画结构中，他受到绘画笔法与章法布置方面的启发；②从金石拓本认识到书画同源，悟出画艺回归造化的路径。

解析：抓住上下文中的关键语句“更可见章法布置之妙、悟出笔法要旨、认识到书法、文字、金石、绘画都是同一来源”即可总结出答案。

４．观点一：恪守传统，力求雅正，甘于清寂淡泊，追寻艺术真谛。①与平静淡泊中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②淡泊名利，不言阿堵，保持传统学人本色；③避俗趋雅，不为流俗所动，寻求华滋浑厚的画风。

观点二：创新与模仿并重，理想与时尚兼顾。①创造与仿作兼顾；②对金钱的开通看法和潇洒态度；③注重民间时尚意趣。

观点三：既恪守传统，又踊跃创新，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享受人生。①守正出新，继承与创新兼顾；②怀抱艺术理想，追求名山事业；③脚踏实地，享受人生。

七、人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节选）

１．ＢＣ。Ｂ项，概括不全面。林清玄之所以不认同周作人的作品，原因里还有周的文字没有伸缩性。Ｃ项，原文是说“如果完全放弃传统，我们就无法理解到生活中深刻的部分，就会缺乏自信”。

２．一是林清玄是如何进行文学创作的；二是林清玄是如何看待国学热的问题的；三是林清玄是如何理解生活的；四是林清玄是如何看待商业炒作的。

３．①林清玄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认识到快乐是比成功重要的东西，他的作品也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②苏东坡、泰戈尔等古今中外作家对他的创作理念产生了较大影响，注重写生活的、自由的、浅显的东西；③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对他的写作帮助很大，使其文字浅显易懂；④在都市忙碌浮躁的生存状态下，林清玄能够保持内心的从容、淡定，使他的作品有清新淡雅的风格。

４．示例一：认同。这句话是说，人生不需要准备太丰富的物质条件，而需要准备从容的心态。林清玄早年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不能一味追求物质与现实的享受，而应该追求内心的丰盈和快乐。（或：尽管都市生活节奏是很快的，但并不妨碍一个人追求内心的从容，也即做事时要有定力、有定见，也要有对人生的长久规划。）

示例二：我不认同林清玄的观点，我觉得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人只有拥有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才能满足生活的各种所需，比如买书、旅游等。而物质缺乏的人，无论如何他的生活质量都不会高。

作文五：《人物传记的特点》900字

人物传记的特点

人物传记，虽然形式多样，但是大体上还是前面提到的形式。它们在写作方法上千差万别。然而一切优秀的人物传记，仍是具有共同性的。

其相同之处是：

人物的真实性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变革，出现过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既有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伟人，也有逆历史激流而动的罪人，并有出身、地位、经历、思想、性格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人物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有过一定影响，就会在历史上留了他们的影子。作者，为这些人树碑立传的目的就是要抑恶扬善，表彰以劝世道，贬斥以戒人心，　两千多年以来，传记作者把崇高的荣誉给予那些热爱祖国，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同时对奸臣逆子也进行了无情地诛伐与鞭打。一切优秀的人物传记在内容表达上都力求真实，忠于历史，忠于事实，并且是非明断，褒贬准确。

人物的时代性

优秀的传记作者由于做到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留在传记中的人物都具有时代的特色。例如同

是处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由于时代不同，传中所表现出的特点是不相一致的。《五柳先生传》中的五柳先生（即陶渊明），他那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精神，与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点＆ｍｄａｓｈ；＆ｍｄａｓｈ；尚清谈和以清高自愉相一致的；而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则是一篇奇人的传略。尽人皆知，明代社会黑暗，特务横行，文字狱大兴，知识分子动辄得疯，所以徐文长的一生只能是从不得志到疯，从疯到坐牢至死。他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悲剧。以上二例，传主同是文人，由于时代不同，他们的性格不同，遭遇者不一样。

人物的个性

读优秀的人物传记，犹如参观罗汉堂。众多泥塑，面目不一，神态各异。一些传记所以达到这么高的水平，是由于传记家们懂得和善于处理人物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的结果。

作文六：《人物传记的写作》700字

人物传记的写作：

１．忠实历史，实事求是，再现传主的精神风貌

２．掌握人物传记的结构特点①以时间为序②以空间变换为序③时空转换

３．语言表达不流于直白，要有文学色彩

４．篇幅自由，重点突出，展示人物的丰厚内涵

取材的重点内容

撰写人物传当然要概述传主一生的基本情况，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展示人物个性和写出典型事迹

基本体式

在“人物传记格式”辞条下写道：“现在所见这方面格式很多，主要有：

一、履历表式。主要记述某人何年何月生于何处，曾任何职等，既无闪光的语言，又无动人的事迹，比较简单；

二、鉴定式。这种写法概括性、结论性的语言较多，仿佛给人做鉴定；

三、评传式。编者在撰写传主事迹时，有述有评，夹叙夹议；

四、传统的史志传记式。其特点是直陈事迹，体制简短，内容真实，这种写法多被人采用。”第四种是最合格的写法

三大要求：

１．?????　基本体式；总结古今优秀人物传记的写作经验，其行文基本体式可概括为“概况＋典型事迹”。这里所谓概况就是指一般人物传记必须具备的那些基本要素，如姓名、字号、生卒时间、籍贯、民族、性别、学历、职位、家庭情况、主要经历等。所谓典型事迹就是指用以反映传主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的具体事件和业绩。“概况＋典型事迹”这种体式的基本特点是点面结合，既要求有一定广度，又要求有一定深度。若这里对人物传行文基本体式的概括可以成立，那就该把那些只介绍一般概况、未记载典型事迹的人物传判为不合格。

２．行文笔法；一是要求以叙述为主，二是要求综合运用各种笔法。“在表现手法上，或叙述、或描写、或对话、或自白、或议论，或抒情，要根据人物的个性特征，灵活运用，不可死守‘叙述’一法。”

３．细节描写

人物细节描写就是指对人物肖像、行动、语言、心理等方面的细枝末节进行描写。

作文七：《人物传记的阅读》1700字

人物传记类文章的文体特征：

人物传记是记叙文体的一种，主要描写某人的生平事迹、趣闻轶事、生活背景、个性特征、成长奋斗历程等，包含记叙文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要素。其特点是以时间的先后或事件的发展为主线，空间或逻辑线索贯穿文章始终，脉络清楚，可读性较强。

人物传记类文章的阅读策略和解题技巧：

１、把握文体特征，注意写作手法如前文所述，人物传记是记叙文体的一种，因此在阅读时要把握好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这四大要素。

其次，还应该注意人物传记类文章的结构多按时间顺序排列，一般采用倒叙的写作手法，有时也采用插叙和补叙等手段。弄清楚人物传记类文章的特征和写作手法，能帮助考生在阅读和回答问题时做到高效省时、准确无误。

２、抓住题干关键词，采用寻读的方法查找细节描述事实细节题是人物传记类文章的主要题型，一般常见以下几种类型：

（１）对号入座题：

这种题的答案一般在原文中可以直接找到，只要读懂文章，掌握文章中的事实，如时间、地点、事件等细节问题，就能选对正确答案。

（２）词义转换题：

这种题常常是原文有关词语和句子的转换，而不能在原文中直接找到。它要求考生能理解原文中某个短语或句子的含义，从而找到与答案意思相同的词语和句子。

（３）是非题：

该题型俗称“三缺一”题型，即题目四个选项中有三个符合文章内容，剩下一个不符合。题干多为：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ｓＴＲＵＥ？或者三个不符合文章内容，剩下一个符合，题干多为：Ｗｈｉ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ｓＮＯＴｔｒｕｅ？或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ｒｕｅ　ＥＸＣＥＰＴ

（４）排序题：

这种题要求考生根据动作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找出事件发生的正确顺序。可采用“首尾定位法”，即先找出第一个动作和最后一个动作，迅速缩小选择范围，从而快速选出正确答案。

（５）指代理解题：

一般是在人物或事物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题型，所以理清人物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关键所在。可采用“逻辑关系梳理法”，使人物或事件关系清晰条理。不管题型如何，在做事实细节题时，可采用比较实用的方法一有目的的阅读。在阅读时，首先看题目要求我们理解什么细节，找出关键词，然后以此为线索，运用寻读的技巧迅速在文章里找出相应的段落、句子或短语。认真比较选项和文中细节的区别，在正确理解细节的前提下，确定最佳答案。这样一来，既提高了阅读的速度，又能确保答案的准确率。同时，建议阅读文章时把与答案相符的句子或短语用红线标示出来，标号注上是哪一题答案的相关句子，这样在检查时就不必重新阅读整篇文章了。

３、抽丝剥茧，推理判断深层含义推理判断题主要提问那些未曾在文中说明，但已特别暗示的内容，考查考生对文章的准确理解和判断。人物传记类文章常见的推理判断题型为：

（１）细节推断题：

要求考生根据语篇关系，推断具体细节，如时间、地点、人物关系、人物身份、事件等。一般可根据短文提供的信息，或者借助生活常识进行推理判断。

（２）因果推断题：

要求考生根据已知结果推测导致结果的可能原因。考生要准确掌握文章的内涵，理解文章的真正含义。

（３）人物性格、作者态度及观点判断题：

人物传记类文章中有些是考查考生对作者的主导思想、被描写人物的语气、言语中流露的情绪、性格倾向和作者或文中人物态度、观点等方面的理解题。推理判断题要求在理解原文表面文字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一定推论和判断，从而得到文章的隐含意义和深层意义。解答此类题时，要注意：

（１）吃透文章的字面意思，从字里行间捕捉有用的提示和线索，这是推理的前提和基础。

（２）对文字的表面信息进俐宅掘加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通过分析、综合、判断等进行符合逻辑的推理。不能就事论事，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３）基于文章内容，以文章提供的事实和线索为依据，立足已知，推断未知。不能主观臆想，凭空想象，随意揣测，更不能以自己的观点代替作者的观点。

（４）把握句、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了解语篇的结构。要体会文章的基调，揣摸作者的态度，摸准逻辑发展的方向，悟出作者的弦外之音。

（５）注意文中所用词句的感情色彩，是讽刺性的，批评性的，赞成性的，还是反对性的，以便推测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作文八：《人物传记的写作》10800字

作者：路宝君

传记文学　１９９６年１２期

立体感的人物传记

优秀的人物传记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传主要具有立体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种立体感的获得，主要取决于人物的形象化和个性化。

传记人物的形象化

１．强化事件的具体性和可感性

传记人物形象主要是放在一些大小事件之中进行刻画的，如果把这些事件描摹得富有具体性和可感性，那将使传记人物形象生动。

《居里夫人传》写到了居里夫人临终的时刻和简朴的葬礼两件事，给人难以忘怀的身临其境之感。这是她即将离开人间时的心情和话语：

７月３日早晨，居里夫人末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她看见表上的度数减低了，这是人将死之前永远有的现象。但是她快乐的微笑着。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象征，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原了。她看着那敞开的窗户，含着动人的求生欲望，含着希望，转向太阳和不动的群山，她说：“治好了我的，并不是药，而是清新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呤和一些空虚的、惊讶的叹息：“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心神有点恍惚……”她不曾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绮瑞娜已在前一天同着她的丈夫到了桑塞罗谋），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继续说着：“各章的分段，是应该都一样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要用一个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根玻璃棒，或某种精巧的实验用具：

“这是用镭做的，还是用钍做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这个，我愿意人们不打搅我。”

（《居里夫人传》）

作者对于居里夫人临终时刻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一言一语，都有极细致的描写，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她的生之留恋让人感受到了，她向往工作和心爱之物的话语让人听到了。即使她的微弱的呼喊也是那样的震撼心弦。如果说这似乎是线条细密的工笔画，那么居里夫人的葬礼就是只用几笔粗线勾出的一幅写意画面：

１９３４年７月６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吏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她的棺木放在彼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尼雅和约瑟·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夫斯卡，１８６７—１９３４年。

（《居里夫人传》）

葬礼就是如此的简单，简单到了“谦卑”的地步，三个“没有”和“一把”泥土，“一行”记载引起了人们多少深远的联想，想到了居里夫人艰辛的一生，她的奉献精神，她的崇高美德，她的伟大人格，她的纯洁灵魂，她的谦逊胸怀……简朴的粗线勾勒得具有诱发想象的魅力。

工笔画以其细针密缕的彩线获得了具体性和可感性，写意画的具体性和可感性则在人们的联想和想象之中求索，这是更为具有美感价值的笔力。

２．捕捉富于感染力量的细节

对于大传、文学传记或外传来说，不着力描写一些富于感染力量的细节，人物形象恐怕立不起来。

《居里夫人传》中彼埃尔和玛丽在简陋的棚屋里观看镭的发光的细节笔墨，是非常美妙动人的：

但是这一晚她不能专心缝纫，她很兴奋地站了起来，放下针线，忽然说：

“我们到那里去一会好不好？”

她的请求语气是多余的，因为彼埃尔和她一样也极想回到他们两小时以前离开的棚屋。镭，象活东西一样地奇异，象爱一样地使人依恋，正在叫他们到它的住处去。

那一天他们工作得很辛苦，照理这两个学者此刻应该休息，但是彼埃尔和玛丽并不照常理做事。他们穿上外衣，告诉居里大夫说他们要出去，就溜走了……他们挽臂步行，话说得很少。沿着这个奇特地方的热闹街道，走过工厂、空地和不讲究的住房，他们到了娄蒙路，穿过院子，彼埃尔把钥匙插入锁孔，那扇门嘎嘎地响着（它已经这样响过几千次了），他们走进他们的领域，走进他们的梦境。

玛丽说：“不要点灯！”接着轻轻地笑了笑，又说：“你记得你对我说：‘我希望镭有美丽的颜色’的那一天么？”

“看哪……看哪！”这个青年妇人低声说着。

她的同伴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

先以玛丽对孩子的淳朴和深挚的爱——看着四岁的小女入睡，为她缝制围裙，作为铺垫；但此时此刻居里夫人“不能专心缝纫了”，她还有更为依恋的心爱之物——闪着荧光的镭，她和丈夫安静地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椅子坐下了，看着那镭的微光，那神秘的射线。“镭”此时真是神采奕奕，在两位科学家心目中有了人性，有了人情，就象自己的刚刚入睡的小孩。这是一个写得使人深感亲切，备觉传神的细节，可以见微知著，看出伟大的科学家对于科学事业爱得如此深厚，如此痴迷，如此纯真，为此他们献出了全部精力，全部的青春与生命，而这正是他们的快乐观和幸福观，他们成功的奥秘也在于此，这就是细节生发出来的艺术感染力量。

３．交织着叙述者的真情实感

传记人物形象能否给人以深切的感受，刻上不可磨灭的印记，叙述性的语言有无真情实感是决定的因素之一。

当然这种真情实感有时是隐含的，这就是传统的史传文章的作法，即“春秋笔法”，其褒贬爱憎的感情评价蕴藏在字里行间，用这个字眼和用那个字眼，尽管意思相近，但感情色泽大不一样，所谓“一字寓褒贬”。在当今写小传、传略以及宏篇历史传记，由于篇幅和风格所限，还常用这种笔法。象鲁迅作《柔石小传》，其中一段写道：

回乡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为镇海中学校务主任，抵抗北洋军阀压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宁海青年，创办宁海中学，至次年，竟得募捐款项，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长，改革全县的教育。

（《二心集·柔石小传》）

象对军阀是“甚力”的“抵抗”，对青年是“咯血”之中“仍力助”，“募捐”而“竟得”，是何等出人意外，又道出多少艰苦辛劳。这些字眼的经心选用，写出鲁迅对柔石深厚的真挚的崇敬心情。

不过，对于文学传记已经成为传记作家更加喜爱的形式，已经有了大量作品的今天，似乎光有史笔，而缺乏诗笔，就不能令人满足，也会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彩夺目丧失了一个强大的光源。其实，远在汉代司马迁为历史人物作传，就采用了诗的笔墨，《项羽本记》、《刺客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有作家激情喷涌之处，所以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但是，可惜古代的史传作者大都更重于冷峻、严谨、质朴的笔法，对于传记中诗的笔法没有发扬光大，故此，鲁迅又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这是鲁迅先生对于“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汉文学史纲要》）的《史记》极有眼力和魄力的公正评价。

到了近现代，中外一大批文学家步入了传记文学作家的行列，这种富有诗情的笔墨简直已成了塑造文学传记的人物形象必不可缺的艺术手段了。如果再强调一点说，凡是杰出的文学传记都是有诗意的作品。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真是一部叙事诗，作家把贝多芬战胜逆境的顽强意志和为了攀登音乐事业高峰的伟大献身精神，抒写得极有震撼和征服人心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多芬的一些事迹或许已经模糊了，但是传记所给人烙印上的拨动心弦的力量还在，那颗有着伟大的心灵的英雄影象还在，而这正是诗笔的艺术威力。

肖凤教授在《冰心传·致青年读者——代序》中写下了自己的创作追求：

我在几年前出版的《萧红传》和《庐隐传》里，描写了那两位女作家坎坷而又短促的一生。当时，我是想要努力写出真实的萧红与真实的庐隐来。不过，对于我自己说来，那两本书还是探索传记文学创作的初步尝试。然而，我在其中抒发的内心感情，以及对于真、善、美的向往，却引起不少青年读者的共鸣，这种现象的发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当我捧着许多陌生的朋友寄给我的信件时，我象是在一片充满了真诚友谊的海洋里游泳。真诚的心是可以相通的，真诚的心灵就象一团灼热的火，能够彼此照亮前进的道路，并互相温暖对方的心。有的青年朋友，甚至中年朋友告诉我：拙作曾使她们对那两位素不相识的女作家，流下了同情的热泪，我深为朋友们的善良心地所感动。但我真诚地希望：拙作不仅带给她们（或他们）同情和忧伤，拙作也愿带给她们（或他们）欢乐和鼓舞。我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提笔撰写我的第三本关于女作家的传记——《冰心传》的。

作家真诚的心首先要和传主真诚的心相通，传记里才能跳动着一颗真诚的心灵和读者真诚的心相通；换句话说，作家要在传主身上倾注内心的激情，化为诗情画意的笔墨，抒发出对于真、善、美的向往，这就使传主的形象更有传神之美感，易于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里不妨援引一小段：

“……一提到北平，后面立刻涌现了一副一副的面庞，一幅一幅的图画：我死去的母亲，健在的父亲，弟，侄，师，友，车夫，佣人，报童，店伙……剪子巷的庭院，佟府堂前的玫瑰，天安门的华表，‘五四’的游行，‘九一八’黄昏时的卖报声，‘国难至矣’的大标题，”——这一切，都十分牵动冰心的感情，使她不能忘怀。除去这些令她苦恋的人物与经历之外，还有北京香山的红叶，大觉寺的杏花，故宫的金壁辉煌的殿堂，北海的巍峨壮观的白塔，隆福寺的庙会，甚至于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沿街叫卖的冰糖葫芦，糖炒栗子，这些满渗着浓重北京风味的一切，都勾起了冰心的记忆，使她思念，使她苦苦地留恋着她的第二故乡——北京！

但是，她也知道，她是不能回去的，她绝不能够回到那个被敌人蹂躏着的第二故乡去，她不能看着这个在敌人铁蹄下呻吟着的美丽的城市而不动容，她觉得自己如此热爱与留恋的第二故乡，好象已经死去了！“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继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地死去了！”

（《冰心传》）

这是传主的至爱与苦恋，还是传记作家的至爱与苦恋，亦或是具有沦陷区体味的读者的至爱与苦恋，在这种富于深挚情怀的诗笔之处是难以分解的，爱与恋的传播者与爱与恋的接受者已经水乳交融在一起了。

传记人物的个性化

１．个性的独特感、鲜明感和丰富感

当肖凤请教冰心对于为其立传有何意见时，冰心说：“我真希望写得能够象我。”写冰心象冰心，写贝多芬象贝多芬，写居里夫人象居里夫人，写彼得大帝象彼得大帝，这似乎是立传的起码要求。但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并非只要取材真实可靠，就一定能让人感到“象”，这还要求作者的眼力和笔力，能够发现和表现传记人物独特的个性，没有挖掘出这独有的东西，人物就活不起来，也象不起来，当然所谓的“真”，也难免不打折扣。

《冰心传》写得象冰心本人，也是热爱她的读者心目中的冰心，这主要在于传记作家首先把握住了传主贯穿一生的性格特征，那就是善良、温柔和慈爱。而“善”与“柔”也不妨说是由爱而生，因爱而显。传记开始曲的第一个音符就是“爱”，第一个小节就是“爱”，是冰心童年的精神养料”。而且还专门谱写了一个乐章——“爱的哲学”。传主的一生都渗透着爱，爱家庭、爱祖国、爱大自然、爱故乡、爱儿童、爱青年、爱劳动者、爱和平、爱异国友人，当然尤爱文艺事业，这一切爱得如此深远、持久、博大、宽宏，这正是冰心性格最根本的特征。作家能从多方位、多侧面描绘了传主这种充实的、充分的，也是充沛的爱，自然使冰心的个性的主导性就非常鲜明突出了。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还细致入微地抓住了传主的不同生活时期的这种性格特点所呈现出来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闪光侧面，正如《致青年读者——代序》一文概括阐明的：

我愿把我所理解的冰心，写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是现在你们见到的这位慈祥的老妇人，而是她所走过的道路——一个聪颖过人、喜欢幻想的小姑娘，一个才思敏捷、温文尔雅的女大学生，一个虽然名声显赫但却仍然温柔含蓄的中年妇女，直到一位儿孙满堂的幸福的老祖母。她是时代的宠儿，也是中国知识女性中很有福气的一个。时代为她提供了美好的背景，她本人的聪明才智也为自己铺好了成功的道路。

（《冰心传》）

这样按照传主性格的发展系统，进行多层次的描写，使其性格特点的主导性和多样性达到了统一，给人以丰富多彩的传神之感。

能够塑造出传主独特、鲜明、丰富的个性，这是传记人物形象具有艺术的立体感的重要标记。

２．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个性

传主的个性特征，大多是通过人物的动态影象，即一言一行、心理活动以及癖性嗜好等表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描绘这些动态影象，那就可能把人物的个性更加充分、更加强烈地展示出来。

尼土著的《赵丹传》里在这一方面有不少生动的篇章，第二十二章写了赵丹在杀人魔王盛世才的牢狱中受到非刑拷问以及他思念亲人的情景：

“撒上辣椒面！”

打手在赵丹血肉模糊的手掌上撒上了殷红的辣椒面。赵丹在一阵钻心的剧痛中猛醒了过来，睁眼见那特务正在向他狞笑：“你招不招？”

“呸！”赵丹朝他啐了一口，破口大骂：“畜牲，混蛋，嗜血的疯狗！”

打手又向他猛扑过来。然而，这一回，赵丹却并没有感到太多的痛楚，只一会儿，他就晕了过去……

他睁开眼，见监狱的方窗口上，果真有两只凶狠的眼睛在盯着他：“赵丹，出来！”

监狱的门开了，赵丹又被推到了审讯室。

他高高扬起头，什么也不说，连眼珠也不朝特务转一转。自己是钢铸铁打的男子汉，他们是一群失了人性的狗，人不和狗斗，根本不用理睬他们。喊叫只当狗吠，拳打脚踢，只当狗发疯。特务拿他没有办法，只得再将他推回牢去。

几次审讯下来，实在榨不出油水，特务就给赵丹扣上一顶“托匪”的帽子，弃之一旁了。

七尺壮汉，血肉之躯被禁锢在铁笼里，赵丹喊天不应，呼地不答。烦闷、憋气、窒息、痛苦，令人无法忍受！

“笃、笃、笃。”狱警走了过来，方窗口出现一双似笑非笑的浑浊的眼睛：“赵丹，督办有令，明天让你老婆孩子来探监，准备准备吧！”

让露茜抱着苗子来看我？那太好了！赵丹激动万分，旋即扑到小小的方窗口，还想问狱警几句，可“笃、笃、笃”的皮靴声远去了。这一夜，赵丹思绪难平，回想着与露茜那些年自由幸福的生活，一直在做与露茜和孩子相会团圆的梦。第二天，赵丹早早起了床，整整衣服，理理须发，等待着妻儿的到来。

室外传来了脚步声，赵丹扑了过去，是狱警，他不禁又失望地坐了下来。

又有脚步声传过来了，这回该是露茜她们来了吧？赵丹又扑了过去，定睛一看，还是那狱警，正以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瞄着他……

一位难友见他失魂落魄地在那儿傻等，就走过来，悄悄说：“这里的监狱，从来没有探监之说，他们分明是在捉弄你呀！”

“啊——”赵丹目瞪口呆，由极度兴奋一下跌落至极度失望。这一番戏弄折磨，他实在承受不了，象孩子一样伤心地痛哭，象困兽一样绝望地嚎叫。

（《赵丹传》）

一面横眉冷对特务的刑讯逼供，赵丹是个残酷折磨也决不屈服的性格刚烈的男子汉；另一方面也在痛楚地怀念娇妻弱子，做着“团圆”梦，此时他又是这般的单纯痴情，竟然没有想到这里是狱警在耍笑他呢！正是处于这种人与恶境，人与豺狼的尖锐冲突里，他的心灵世界也必然交织着爱与憎、生与死、兴奋与窒息、希望与绝望的错缩复杂的内心矛盾。在这一系列冲突矛盾之中，赵丹的刚直不阿而又多情善感的性格特征就十分鲜明地突现出来了。

传记材料的搜集和整理

材料搜集——死材料与活材料兼顾

写传记要充分地最大限度地占有与传主有关的一切材料，包括文字材料（如本人的档案、书信、日记、著作以及他人为其写的碑铭、年谱、回忆录等）和实物（如遗物、照片、故居等），这叫做死材料；还有访问传主，包括调查知情者、见证人等获得的口头材料，这叫做活材料。宋镜明说的对：“写传记时，无论是‘死材料’还是‘活材料’，两者都必不可少。两者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互为线索。一般说，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比较可靠，是核实人物资料的重要依据，而口头资料又能完善、丰富旁证实物和文献资料的不足；调查访问可为查阅‘死资料’提供线索，‘死资料’又可为调查访问提供根据，反过来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调查访问的线索。因此，两者都要认真搜集。”（《党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几个问题》，《写作》１９８５年第１１期）

肖凤为了写《萧红传》遍查了有关萧红的全部书面材料，终于挖掘出一些前人不曾提到的小说、散文集以及散见在报刊里的优秀作品，这样对于勾勒萧红的创作道路就找到了更为清晰的线索。而且还广泛深入地向萧红的至亲好友进行了细致认真的调查研究，终于以翔实的富有说服力的材料匡正了一些书面记载中关于萧红生卒年月日和生平经历的不少讹传。

尼土在《赵丹传·后记》里特别谈到了搜集书面材料的意义和甘苦：

要准确、科学地掌握赵丹的一生，还必须查阅书籍报刊，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自然，这项工作极其繁复，半个多世纪来，报刊汗牛充栋，要从中寻觅出有关赵丹的篇目，真好比大海捞针。然而，不入江海，焉得骊珠，我决心全力沉潜下去，在南通博物苑，在重庆历史资料馆，在北京报库，在首都图书馆，潜心故纸，采珠捞贝。连我爱人王晓君也一头埋进了尘封多年的报纸堆里，沙里淘金似地索寻与赵丹有关的史料，多少个节假日里，她啃着冷烧饼，在首都图书馆从开馆一直忙到闭馆。

经年累月，我们终于搜集到了数百万字有关赵丹的历史资料，这与采访到的赵丹的一个个生活片断在我脑海里连成一片，又渐渐融化，升华，驱散了朦胧的纱幕，使我看清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真相。

有了如此不辞艰辛而又广泛细致地搜集劳作，才能做到立传的书面材料具体、实在、完整，才有助于准确地反映传主的全貌。

但是，光有书面材料还不够，许多传记作者都反复强调过对于传主亲属、知交、同事、同学，甚至曾是敌对的人物的调查访问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传主生活过、战斗过、活动过的地区、房舍进行一番实地的考察也是十分有益的，写作的实践证明传记之中生动的事件，传神的细节，有趣的对话，如画的景象往往是从这些直接耳闻目睹的材料当中获得的。因此，这类活的材料越是广征博集、深挖细找越好。司马迁写的人物传记，其传主形象的特征性和生动性，其叙述事件之波澜起伏和出神入化，或者说人物传记的文学和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后世史书的传记作品，这与司马迁不拘泥于死的史料，而从长途漫游的实地采集和切身体验吸取营养不无关系。胡佩韦在《司马迁和史记》一书中指出：“司马迁固然极重视古代的文字记载，但他并没有忽视流传在人民口头上和自己实地访问、考察来的活材料，从二十岁的漫游开始，他就十分注意搜集和积累这些活材料了。《史记》里的许多人物之所以能够写得栩栩如生，许多事情之所以能够写得如此详尽，就是因为大量运用这些活材料的缘故。”

尼土在撰写《赵丹传》的过程中，也曾历经千辛万苦，到处奔波，深入挖掘赵丹的至亲好友记忆仓库里的宝藏：

……找赵丹的夫人黄宗英，当我赶到上海时，她去深圳了；当我抵深圳时，她又飞往西藏了。然而，我终于找到了她，在蛇口荔园，在京中宾馆，在我家斗室，宗英先后与我倾谈了五次，向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素材。

与赵丹一起成长起来的，患难与共几十年的电影艺术家朱今明、钱千里等老前辈，分别在北京、上海，如数家珍似地向我述说了赵丹在舞台与银幕生涯留下的深深的足迹。赵丹的亲弟弟赵冲则十分动情地向我详述了阿丹一次次不幸的遭遇。赵青的生母叶露茜，也坦率地向我敞开了心扉，述说了生活底蕴、历史的真相。

同赵丹一起浮沉银海的沈浮、陈鲤庭、白杨、张瑞芳、秦怡、吴茵、谢添、于蓝等电影艺术家，生动形象地向我描述了赵丹银海求珠，搏击风浪的艰险经历。

……

（《赵丹传·后记》）

作家还在《后记》中写道：“赵丹影剧生活的舞台十分广阔，涉及十几个省市，说来也巧，因本职工作的需要，那些地方我也都去过，对其风土人情、自然风物有所了解，因此写起来并不感到陌生。”

在传主生活的海洋里广泛地探求，深入地捕捞，自然必有收获，取得了许多书面材料里所没有的闪光的珍奇的珠宝，这就确保了《赵丹传》写作的成功。阳翰笙在《赵丹传·序言》中对此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肯定：“倪振良（即尼土）同志的《赵丹传》，我看了，感到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作品对赵丹的艺术探求，生活波折，坎坷遭遇，和其间思想感情的变化，包括挫折时的苦恼，成功时的愉快，以及他的个性特征都写出来了，很不容易。”（《写作》１９８６年第七期）如果作家没有在储备丰富的活材料的问题上那么惨淡经营，恐怕难以使翰老所列举的这么许多方面有着如此成功的传神写照了。

材料整理——反复核实，适当剪裁

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就经常会发现一些各持一见，乃至互相抵触的东西，这就需要传记作者认真查考，反复核实，去伪存真。

司马迁处理历史材料（当然也包括传记材料）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原则，叫做“考信”。他在《伯夷列传》的序论里说过：“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因为“六艺”（即“六经”，《史记·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是经过孔子传下来的儒家经典，确为比较系统可靠的古史资料，当作“考信”的依据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司马迁的伟大之处，用今天的话讲叫做“思想解放”的表现，那就是他不象一般的腐儒拘泥这一标准，他最后“考信”的根据，还是相信自己在实地考察中获得的那些活的材料。在古代司马迁能把历史经典和实际调查结合起来作为立传材料的“考信”之标准，确乎是了不起的远见卓识。

而今天的“考信”的条件比古代优越多了，文字材料是比较丰富的，也易于查找，四通八达的水陆空，实地调查访问也方便多了。因而材料核实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应该提出更高的标准，更广泛的要求。具体说来有四个方面：“一、要有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二、要有大量的回忆录作旁证；三、要有当年现场实地考证的详细记录；四、要符合中国现代史、党史、军史、革命史和地方史的历史脉络。”（宋镜明《党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几个问题》，《写作》１９８５年第十一期）要广泛深入进行反复核实，才能使传记的一切材料有根有据，无懈可击，符合存真求实的原则。

但是，并非一切真实可信的材料都是可以入传的，倘若事无巨细，言无轻重，一律写进传记里，人物的特征性的东西就要被淹没在流水帐之中了。因此，要适当的剪裁，有取有舍，有详有略，有本有末，这乃是传记写作的首要方法。司马迁在《留侯世家》里说过：“（张良）所与上从容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表明司马迁善于剪裁，而且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着重表现杰出人物身上的那些和天下兴亡有关涉的事件，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事件当中才能揭示杰出人物的历史功绩和本质特征，或者说是在精神面貌和性格气质占据主导地位的特点。法国传记文学大作家安·莫洛亚在《伟大的叛逆者——雨果·作者前言》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我没有在书中大量引证那些自己感兴趣但于本质问题无关紧要的材料，必须警惕把自己的主人公淹没在一大堆材料之中。我也不想因对雨果的诗学、宗教信仰和他的创作渊源的穷根究底而使传记变得枝蔓冗长。”

人物的身份不同，也是剪裁的一个重要依据，为一个军事家立传，自然就要多取材与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与他在战争战役中的作为有关的东西，而写一个文学家，就应把他的社会生活和创作道路作为取材的重点。《居里夫人传》能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与取材的轴心非常鲜明突出不无关系。这部传记着重讴歌传主的献身精神：历经忧患困顿的磨难，终于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是多么崇高的献身精神；而作为镭的发现者，又放弃了专利权，向全世界公开镭的提取方法，根本不去理会那为世人惊羡的亿万财富，这又是何等彻底的献身精神。这个重心摆正了，居里夫人就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科学巨人的形象，人们每提起她的名字就会油然产生一种神圣的景仰之情。

当然，这里只是强调取材要有重点，不能舍本逐末；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根本的重点的详写的东西以外，其他的材料就都可以舍弃了。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伟人，他终归是一个人，他也有着普通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有些看似琐事，甚至好象是有失常规之举，但有时却最能从侧面反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乃至于与他创立的大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伟大的叛逆者——雨果》一书的译者陈伉对此有所具体的阐述：“在这部书中，维克多·雨果既是天才，也是凡人，他是一个现实地生活、创造、恋爱、痛苦的人，作者毫不隐讳地写到了诗人生活中的许多风流韵事，虽然对其晚年生活中的艳遇的描写似乎有失分寸，但作者这样做决不是为了招徕读者，这是他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的一贯性理解的具体表现。莫洛亚认为，一个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不但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而且有其隐秘的个人灵感激发的契机。雨果献给他的情人尤丽叶等人的许多诗歌就是证据。”

豪杰伟人与凡夫俗子是两种对立的人物形象，但这并不排斥历史上的俊杰也具有凡人的精神性格，因此，这种材料不要轻易舍弃，只要剪裁得当，处理得不失分寸，就会增强传记的生活气息和传主心灵的丰富性和特征性。（续完）

作文九：《人物传记的阅读技巧》1300字

高考文言文人物传记的阅读技巧

高考中文言文的阅读占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考生每年在这个命题上失分很多，总体看来重要的原因是对文言文的阅读技巧把握不好，这就要求我们把握一些具体的方法。

一、认真品读题干，抓题干中的题眼

高考文言文命题核心常表现在题干上，完成文言文的阅读就要抓住这个开门的钥匙，例如：下列各组句子中，全都表现豫让（人名）“忠义”的一组。像这样的题干一般变化不大，注意两点：其一，“忠义”。其二，“全都表现”。这里的的“忠义”是我们的阅读重点，把握忠义的内涵，对父母、对朋友是不是“忠”，对亲属的爱是不是“义”。而“全都表现”的表述则是做题的技巧，在这个表述上一定要看是“表现了”“全都表现了”“正面说明”“说明了”这里一定要抓住正面、侧面、表现、全都表现等词的体会。

二、清楚的认识人物及人物关系

高考制度恢复以来，几乎都考史传类文章，而且多选择历史中廉吏的一生小传，鉴于高考时间的限制，一般都是命题者加工整理了的，也必然带有命题者的主观目的－－－－选择突出人物的某一点，同时为了突出某一点，必然有夹杂其他手段如：人物对比，个人突出的一面等，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人物链，所以阅读时一定要理清这个人物链上的各个人物，

其一、明确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对比人物、陪衬人物等。

其二、明确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次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纠葛，对比人物的可比性，陪衬人物的陪衬点。

三、理清文中的线索

高考文言文考题一般是人物的良好品行，在选材上是优秀人物，那么依据人物传记是“整理”而来的原则，这个整理出来的“二手”人物传记的事迹一定比较集中，我们在阅读中一定牢牢抓住这一点信息去体会。

１、人物的职业归属，是地方的还是朝廷官员、征战平虏的将军或是文人墨客高士等。

２、了解那些具体的事件。主要事件是什么，主要事件下有哪些小事件，比如官场升迁、官场应酬、给帝王进谏、对下属的关爱、从容应对困难，正确应对百姓的燃眉之急等。

３、理清情节线索，理清地点转换，史传文学中，人物的表现常在于它的不同地点中的不同表现，依地点理出事件－－－－－依事件带出事迹－－－－依事迹看人物的思想境界、社会价值、事件的社会意义。

四、准确的概括人物的性格、品质、品行

高考选文一般思想性较强，如选岳飞传就不选秦桧传，选廉吏传就不选佞臣传，所以把握人物的品质、才能、贡献、才华、特长等是完成人物传记阅读命题的重点。在行为的爱民、善于狱断、交游的魄力、勇力超长、教育风化，荐才、惩恶、勤政、农桑等方面品评其行为。

五、抓评述性语言，议论性语言

《史记》中常有“太史公曰”的文字，还有其他文章中的“异史氏曰”等这是作者对人物、对事件的评价，要体味。我们这里提到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还夹杂对文章中事件的一些议论、说明性的文字，综合起来有：

１、对人物性格、人物思想的评价。

２、对事件意义及社会影响的评价。

３、对事件情感取向及其简易评价。

４、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对事件的认识。

六、借助叙事文章新闻特点及文化常识、把握人物

１、行文特点，常用的语言描写，行动描写，以小见大的方法，

２、任免词语、各种称谓。如授予官职的词语、兼职代理的词语、调动的词语、降职的词语、人物的字号等。

３、固定短语，征战术语等

作文十：《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6500字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一）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车。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

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二）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奉侯生前……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最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三）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

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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