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一:《孔子的贡献》900字
孔子的贡献
孔子的一生,大体可以归纳为治学、从政、施教三个方面。在总结自己的成长历程时,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在孔子看来,为学的根本目的并非谋求仕禄,而在于得道与行道,谓: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此,他“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述而》),广泛搜求古代典籍,深思三代治乱兴衰之根源,探索修身、治国、安天下之道。他“见贤思齐”(《里仁》)、“学无常师”(《论语?子张》),相传曾问官于郯子、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习琴于师襄,因此成为先秦礼乐大师,开创了儒家学派及其思想体系。在人格修养上,强调对“仁”的自觉追求和自我完善;在社会行为上,强调处处以“礼”为规范和准则;在政治实践上,强调“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由内而外,一以贯之。
在教育方面,孔子标举“有教无类”的宗旨,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以《诗》、《书》、礼、乐为教学内容,实行因材施教、举一反三的教学方法,提倡学思并重、温故知新,教育了不少德才兼备的学生,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之说,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
孔子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教育家,打破了以往“学在官府”的局面,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
孔子的从政经历,为时最短,但最能体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热忱。他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为理想,为此积极奔走,“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虽历尽艰险而百折不回。在周游列国的途中,他受到长沮、桀溺等隐士的讥嘲,但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他并非不知道个人幸福的珍贵,但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虽然也曾感到失望,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有过“欲居九夷”(《子罕》)的念头,也曾为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而砰然心动,但是终其一生,无论是治学、从政还是施教,都在为实现一个美好的社会而奋斗不息。这正是孔子精神中最可宝贵的一面。
作文二:《孔子的十大贡献》1800字
孔子的十大贡献
孔子:鲁国诹邑人,一生勤于学习,勇于探索,敢想、敢说、敢做,建树卓著,为人类做出“十大贡献”:
第一、文化上的贡献
我国公元前841年前没有文字史料,是孔子编修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把上古文化和文明传承下来的。在孔子时代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线。孔子是中华上古文化的传承人以及5000年中华文化的奠基人。
第二、观念上的贡献
在历史上夏代尊“天命”,商代信“鬼神”,到了西周周公开始“制礼作乐”,“明德慎罚”,转向注重“礼乐文明”。这是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大飞跃。孔子不言所谓有意志有灵验的“天命”和“鬼神”,而对西周的礼乐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孔子是引导中国从“有神论”向“无神论”观念转变的第一人。
第三、文学上的贡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史记》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经过孔子整理删定形成了流传至今的《诗经》版本,又叫《诗三百》,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孔子是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新篇章的第一人。
第四、哲学上的贡献
《易》原本是一部筮(shì)占之书。孔子使《易》这部筮占之书成为大道之源,成为中国哲学之源。孔子作的《易传》由《易》的“筮占”功能转变到《易》的“德义”层面上来,其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观念已成为人类“求变向上”的思想基础和中国哲学的宝贵财富。孔子是改造《易》使《易》转向哲学,引发易学革命的第一人。
第五、史学上的贡献
孔子编撰的《春秋》是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鲁国历史的第一部史书。这部《春秋》仅仅一万余字却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可谓言简意丰。《春秋》为我国两千多年史学的发展创立和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史学之父不是司马迁而是孔子。孔子开修史之先河,是为我国史学奠基的第一人。
第六、教育上的贡献
在历史上,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人学校,在设坛办学、教书育人方面遐迩闻名。
孔子办学是政治家办学。他所选编设置的六种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培养多方面人才服务的。孔子注重“文、行、忠、信”的教育,把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进行教学,取得了新的成就。
更为可贵的是,孔子办学主张“有教无类”,实行全民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孔子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
第七、德育上的贡献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道败德失的春秋末期。他不但告诉人们学做人、学文化、学技艺等方面的知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方法,而且提出了以“中华十大传统美德”(简称“中华十德”)——“仁、义、礼、智、信、忠、孝、勤、公、省”为内容的伦理道德观念。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道德先师。
第八、体育上的贡献
孔子一向重视体育锻炼。“射”和“御”是孔子开设的六门课程中的两门必修课。“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作为先生的孔子很重视射箭,他本人的技艺也很高。为了强健身体,孔子不但重视体育,而且注重营养卫生。同体育锻炼相统一,孔子注重养生之道,为后世逐渐形成的养生学铺设了道路。
第九、美育上的贡献
所谓美育,就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审美情操和审美兴趣的教育。孔子是把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一起纳入教育内容的第一位先师。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我们看到,孔子的诗教、乐教除了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从政本领之外,还有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和审美情趣之意。
第十、政治上的贡献
尽管孔子的政治生涯比较短暂,但是政绩卓著。孔子倡导道德政治。孔子始终把人际的友善、家庭的和美、邻里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太平摆在重要位置。他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政治主张。
孔子所说的德治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法治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孔子在教化世人、稳定社会、安邦治国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时空跨越两千多年,回过头去再看孔子,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孔子高瞻远瞩,他提出的“仁政德治”主张,他提出的“小康”和“大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政
治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文三:《孔子的贡献与祸害》600字
孔子的贡献与祸害
一、有教无类
孔子对有钱人的最大贡献,就是那句“有教无类”。
之前,只有皇室、官宦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学,学习文化知识。
如果不是皇室、官宦人家的孩子,即使是富豪家的孩子,也不能上学学习的。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1位开办私塾的人。要想进入孔子开办私塾学习,必须交足粮食、干肉等高价学费。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晦焉。”只要带来一捆“束修”,孔子就收他做学生。“束修”者,肉干也。
没有钱的穷人家孩子,是进不了孔子的“私塾”的。
也有极个别的学生,如:“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饱的颜回。那只是用来宣传、装点门面而已。
如今,每逢教师节,那些“教师”,就都以孔夫子为例,来为收受学生家长的礼,作狡辩。
二、君臣父子
孔子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祸害,就是那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动,使当时的等级名分受到破坏,弑君父之事屡有发生,孔子认为这是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
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恢复这样的等级秩序,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
“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的一种伦理观念。
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人们之间的伦常关系。 五常:仁、义、礼、智、信,是用来调整伦常关系的基本原则。
西汉的董仲舒用“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教条。把“三纲”说成是“天”的意志,赋予它以神的权威。用“阳尊阴卑”的思想,论证了“三纲”的“主从关系”不能变化和颠倒!
进而,把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神化为宇宙的规律。
所以,每逢一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将孔子推出来,以图继续维护腐朽没落的政权。 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作文四:《孔子对教育的贡献》3900字
孔子对教育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治国以礼”(《论 语?先进》)、“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政治思想,两千多 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而孔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像一 颗璀璨的明珠,在我国教育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辉。下面笔者从 首创私学和教学思想两个方面来谈谈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一首创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的一生,大部分从事教育活动。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孔子本来也想从政,但他 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曾经多次谋求出仕,但遭到权贵的排斥, 因此最终未得重用,甚至不得不出走国外。虽然鲁国的掌权者也 曾经想拉拢他,但他认为他们不走正道,不愿合作,于是退而在 家讲学。他是最早创办私学,进行私人讲学的人。孔子办学,主 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他30,35岁之间,第二个时期 在37,50岁之间,第三个时期是在他的晚年,即68,73岁之时。 他的私人讲学非常成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 这些弟子有许多是从远方慕名而来的。七十二位贤者,有的以学 问闻名,有的成为当时诸侯国的卿相。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就。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学校专为奴隶主贵族而设,所谓 “学在官府”,不仅奴隶和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是奴隶主下 层也很少受到教育。而孔子兴办私学,广收学徒,提出“有教无 类”(《论语?卫灵公》),即一个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有权接受 教育。孔子收徒,学费很低,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论语?述 而》),就收为弟子。“束修”就是十条干肉。比较贫寒的平民,只 有交得起十条以上的干肉做尊师礼,就可以接受教育。十条干肉, 一般的家庭还是准备得起的。这样就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为普及教育开创了先河。由于孔子兴办私学,不分贵贱一律施教, 使许多出身低微的平民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 从而也就有了成贤的机会。由于孔子率先兴办私学,使得后来私 人讲学的风气盛行。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和“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可以说与孔子开创私学有很大关系。孔子首创私学, “有教无类”,这是孔子对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二教学思想,为人称道
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孔子在他一生的教学经历中,总 结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既有关于“教”的,也有关于“学”
的,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教学思想。其中有许多教学思想虽然 时隔两千多年,至今仍有借鉴之处。
对于学习方法,孔子主张要博学、多练、经常温习。《论语》 开篇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就是 说要多学知识,而且要复习训练,否则,学过的知识就不能巩固。 人们常说,“书读百遍,其意自现”。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复习巩 固的意思。经常复习学过的知识,旧的知识积累得多了,就能够 产生新的见解。所以,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 语?为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这些话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巩固知识。
孔子还认为,不仅要博学多练,温故知新,而且还要经常思 考,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 怠”(《论语?为政》)。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曾说“吾尝 终日而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里孔 子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长时间的空想是没有好处的,不如学 一些知识,再去思考。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要勤于思考,他对 那种不认真思考的学生表示没有办法。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 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学习的同 时还要思考,要经常问个“为什么”。由此可知,只学习不思考不 行,光思考不学习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才会学有所得。孔子这种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至今还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一个人对待学习要老老实实,谦 虚好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 政》)意思是,学习知识,弄懂了就是弄懂了,没弄懂就是没弄懂, 千万不可不懂装懂。在学习上,要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 语?公冶长》)的精神。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 而》),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一定 要虚心向人请教。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不耻下问”,要做到“以 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同学之间遇到不懂 的可以相互请教,老师遇到不懂的可以向学生请教,大学者、大 专家遇到不懂的也可以向普通老百姓请教。孔子自己就是谦虚好学的典范。他虽然学识渊博,
但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虚心向
别人请教。《论语》记载,“子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他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论 语?子罕》像孔子这样博古通今的大教育家,尚且说自己“无知”, “空空如也”,其谦虚之态不言自明。孔子好学是人尽皆知的。他 曾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在此,孔子说明,自己并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而是通过好学才 有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未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 冶长》)这是孔子对自己好学精神的自白。孔子这种实实在在,谦 虚好学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教学方法,孔子主张启发教学,因材施教。孔子启发教 学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他的学生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孔子启发教 学到了让学生“欲罢不能”的程度,可见他的启发教学是多么的 在成功。孔子认为,教师不能一言堂地老是向学生灌输,关键在 于启发学生去思考和琢磨。这种启发教学的思想至今仍为社会所 提倡。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 复也。”(《论语?述而》)“愤”是指学生求通而不得,产生一种求 知欲;“悱”是指学生虽有会意而又表达不出来,处于一种似通非 通、似懂非懂,而又急于弄通弄懂的状态。当学生进入“愤”、“悱” 的境地,才是教师进行启发诱导,实施教育的良好时机。在教学 中,要注意唤起学生的积极思维,让学生进入“愤”和“悱”的 境地,以便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通过启发,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当举一而不能反三时,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而要 他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在进行启发教学时,孔子往往采用“叩 两端”的方法。他曾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 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原本对此问题不了解,但通过“叩 两端”,即从正反两面去追问发问者,终于把问题谈清谈透。孔子 常用“叩两端”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孔子认识到,教 学的意义不全在于灌输给学生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要教给学生 获取知识的方法。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今天仍然广泛运用。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又一个基本教学方法。孔子认为学生个性 有差异,学习程度有高低。因此,他主张在统一的培养目标下, 注意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学习程度高低的不同,他说:“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针对 学生个性的差异,孔子对症下药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孔子因材施 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孔子对冉有和子路两人“闻斯行 诸”的回答。《论语》记载,冉有和子路提出同一个问题:听到道 理后是否就去实行,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 之,”意思是,有父兄健在,怎么能够听了就干起来呢,而回答 冉有则说“闻斯行之”,意思是听到了就去干。公西华不解其故, 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论语?先进》)这样,孔子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用 不同的方法来教育他们。子路可以说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子路未入孔门时,性格偏激、
鲁莽。在孔子的教育熏陶下,逐步成
为一个“君子儒”。在内乱中与人搏杀时,他的帽缨被击断,还念 念不忘“君子死而冠不免”。现在看来,子路此举显得有些“迂”, 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成功。为了因材施教, 孔子还实行分科教学。这在教育史上也是首开先例的。孔子分科 教学培养了不少尖子人才,《论语》记载的有“德行:颜渊、闵子 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 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由于孔子坚持因材施教,因 此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在教师规范方面,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因此教师要以身 作则,为学生做出榜样。他认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 语?子路》)如果自己行为不端,又怎能端正别人的行为呢,只要 自己行为端正了,不怕别人不服从你,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所以,教师一定要做到 正人先正己。教师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要不遗余力地教导学生。 为了教好学生,教师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孔子 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真 正做到了“默而记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孔子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感化学生,从而深得学生尊 敬,也受到后世的推崇。
孔子的教学思想值得借鉴的实在太多,其他如乐道敬业,修 己安人,教学相长等等,都值得好好吸收利用。孔子在他的教学 生涯中,总结出如此之多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这是他对教育所 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后人尊奉孔 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崇高 地位,他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美国出版的《名人 年鉴手册》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今天来研究孔子的 教育成就,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文五:《孔子对教育的贡献》4700字
孔子对教育的贡献 第28卷第5期
2007年5月
湖南科技学院
Journalof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Engineering
V_o】.28No.5
Mav.2007
孑L子对教育的贡献
王玲
湖南长沙410081;2.岚角山中学,湖南永州4251O0) (1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并提出"温故知新","固材施教","举一
反三"等许多至今仍为人称颂的教学思
想,为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带高的地位.今天来研究
孔子的教育成就,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孔子;私学;启发教学;固材施教;教师规范
中图分类号:G4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219(2007)05—0028—02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治国以礼"(论 语?先进),"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政治思想,两千多 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称颂.而孔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更是像一 颗璀璨的明珠,在我国教育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辉.下面笔者从 首创私学和教学思想两个方面来谈谈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一
首创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的一生,大部分从事教育活动.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孔子本来也想从政,但他 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曾经多次谋求出仕,但遭到权贵的排斥, 因此最终未得重用,甚至不得不出走国外.虽然鲁国的掌权者也
曾经想拉拢他,但他认为他们不走正道,不愿合作,于是退而在 家讲学.他是最早创办私学,进行私人讲学的人.孔子办学,主 要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在他30-35岁之间,第二个时期 在37-50岁之间,第三个时期是在他的晚年,即68-73岁之时. 他的私人讲学非常成功.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 这些弟子有许多是从远方慕名而来的.七十二位贤者,有的以学 问闻名,有的成为当时诸侯国的卿相.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就.因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学校专为奴隶主贵族而设,所谓 "学在官府",不仅奴隶和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是奴隶主下 层也很少受到教育.而孔子兴办私学,广收学徒,提出"有教无 类"(论语?卫灵公),即一个人不管他出身如何,都有权接受 教育.孔子收徒,学费很低,只要"自行束修以上"(论语?述 而),就收为弟子."束修"就是十条干肉.比较贫寒的平民,只 有交得起十条以上的干肉做尊师礼,就可以接受教育.十条干肉, 一
般的家庭还是准备得起的.这样就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为普及教育开创了先河.由于孔子兴办私学,不分贵贱一律施教, 使许多出身低微的平民可以通过教育获得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 从而也就有了成贤的机会.由于孔子率先兴办私学,使得后来私 人讲学的风气盛行.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和"百家争鸣" 局面的出现,可以说与孔子开创私学有很大关系.孔子首创私学, "有教无类",这是孔子对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收稿日期:2006一ll一18
作者简介:王玲(1970-),女,湖南永州人,岚角山中学一 级教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职硕士研究生. 28
二教学思想,为人称道
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孔子在他一生的教学经历中,总 结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既有关于"教"的,也有关于"学"
的,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教学思想.其中有许多教学思想虽然 时隔两千多年,至今仍有借鉴之处.
对于学习方法,孔子主张要博学,多练,经常温习.论语>) 开篇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就是 说要多学知识,而且要复~illl练,否则,学过的知识就不能巩固. 人们常说,"书读百遍,其意自现".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复习巩 固的意思.经常复习学过的知识,旧的知识积累得多了,就能够 产生新的见解.所以,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 语?为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这些话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巩固知识.
孔子还认为,不仅要博学多练,温故知新,而且还要经常思 考,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 怠"(论语?为政).他一方面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曾说"吾尝 终日而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这里孔 子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长时间的空想是没有好处的,不如学 一
些知识,再去思考.另一方面,孔子又强调要勤于思考,他对 那种不认真思考的学生表示没有办法.他说:"不日如之何如之何 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学习的同 时还要思考,要经常问个"为什么".由此可知,只学习不思考不 行,光思考不学习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才会学有所得.孔子这种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至今还 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一个人对待学习要老老实实,谦 虚好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 政)意思是,学习知识,弄懂了就是弄懂了,没弄懂就是没弄懂, 千万不可不懂装懂.在学习上,要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 语?公冶长)))的精神.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 而),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一定
要虚心向人请教.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不耻下问",要做到"以 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论语?泰伯)同学之问遇到不懂 的可以相互请教,老师遇到不懂的可以向学生请教,大学者,大 专家遇到不懂的也可以向普通老百姓请教.孔子自己就是谦虚好
学的典范.他虽然学识渊博,但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虚心向 别人请教.论语记载,"子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 他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论 语?子罕>))像孔子这样博古通今的大教育家,尚且说自己"无知", "空空如也",其谦虚之态不言自明.孔子好学是人皆知的.他 曾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在此,孔子说明,自己并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而是通过好学才 有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匠者,未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 冶长>))这是孔子对自己好学精神的自自.孔子这种实实在在,谦 虚好学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教学方法,孔予主张启发教学,因材施教.孔予启发教 学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他的学生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孔子启发教 学到了让学生"欲罢不能"的程度,可见他的启发教学足多么的 在成功.孔子认为,教师不能一言堂地老是向学生灌输,关键在 于启发学生去思考和琢磨.这种启发教学的思想至今仍为社会所 提倡.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 复也."(论语?述而>))"愤"足指学生求通而不得,产生一种求 知欲;"悱"是指学生虽有会意而又表达不出来,处于一种似通非 通,似懂非懂,而又急于弄通弄懂的状态.当学生进入"愤","悱" 的境地,才是教师进行启发诱导,实施教育的良好时机.在教学 中,要注意唤起学生的积极思维,让学生进入"愤"和"悱"的 境地,以便对学生进行启发诱导.通过启发,培养学生"举一反 三"的能力.当举一而不能反三时,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而要
他独立思考去解决问题.在进行启发教学时,孔了往往采用"叩 两端"的方法.他曾说,"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吾叩其两端 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原本对此问题不了解,但通过"叩 两端",即从正反两面去追问发问者,终于把问题淡清谈透.孔子 常用"叩两端"的教学方法帮助学生获得知识.孔子认识到,教 学的意义不全在于灌输给学生多少现成的知识,而是要教给学生 获取知识的方法.这种启发式教学方法今天仍然广泛运用. 因材施教是孔子的又一个基本教学方法.孔子认为学生个性 有差异,学习程度有高低.因此,他主张在统一的培养目标下, 注意因材施教.针对学生学习程度高低的不同,他说:"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针对 学生个性的差异,孔子对症下药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孔子因材施 教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孔子对冉有和子路两人"闻斯行 诸"的回答.论语>)记载,冉有和子路提出同一个问题:听到道 理后是否就去实行?孔子回答子路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 之?"意思是,有父兄健在,怎么能够听了就于起来呢?而回答 冉有则说"闻斯行之",意思是听到了就去干.公西华不解其故, 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论语?先进>))这样,孔子针对他们的不同情况,用 不同的方法来教育他们.子路可以说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子 路未入孔门时,性格偏激,鲁莽.在孔子的教育熏陶下,逐步成 为一个"君子儒".在内乱中与人搏杀时,他的帽缨被击断,还念 念不忘"君子死而冠不免".现在看来,子路此举显得有些"迂", 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成功.为了因材施教, 孔子还实行分科教学.这在教育史上也是首开先例的.孔子分科 教学培养了不少尖子人才,论语>)记载的有"德行:颜渊,闵子 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 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由于孔子坚持因材施教,因 此孔子培养出来的学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在教师规范方面,孔子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因此教师要以身 作则,为学生做出榜样.他认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 语?子路>))如果自己行为不端,又怎能端正别人的行为呢?只要 自己行为端正了,不怕别人不服从你,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所以,教师一定要做到 正人先正己.教师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要不遗余力地教导学生. 为了教好学生,教师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不断充实自己.孔子 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真 正做到了"默而记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孔子就是这样,以自己的言行举止来感化学生,从而深得学生尊 敬,也受到后世的推崇.
孔子的教学思想值得借鉴的实在太多,其他如乐道敬业,修 己安人,教学相长等等,都值得好好吸收利用.孔子在他的教学 生涯中,总结出如此之多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这是他对教育所 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之,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非常杰出的教育家,后人尊奉孔 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不仅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崇高 地位,他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美国出版的《名人 年鉴手册>)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今天来研究孔子的 教育成就,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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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黄光文)
作文六:《孔子对后代的贡献》3300字
孔子以前有不少文献,孔子一方面学习它,一方面加以整理,同时向弟子传授。《论语》所涉及的有《易》,有《书》,有《诗》。虽然有“礼”,却不是简册(书籍)。据《礼记·杂记下》“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那么《仪礼》诸篇虽出在孔子以后,却由孔子传出。孺悲这人也见于《论语》,他曾求见孔子,孔子不但以有病为辞不接见。还故意弹琴使他知道是托病拒绝,其实并没有病。(17·20)但孺悲若是受哀公之命而来学,孔子就难以拒绝。《论语》没有谈到《春秋》,然而自《左传》作者以来都说孔子修《春秋》,孟子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记载孔子出生的年、月、日,《左传春秋》也记载孔子逝世的年、月、日;而《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氏春秋》则止于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三种《春秋》,二种记载孔子生,一种记载孔子卒,能说《春秋》和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么?我不认为孔子修过《春秋》,更不相信孔子作过《春秋》,而认为目前所传的《春秋》还是鲁史的原文。尽管王安石诋毁《春秋》为“断烂朝报”(初见于苏辙《春秋集解·自序》,其后周麟之、陆佃以及《宋史·王安石传》都曾经记载这话)。但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事大纲却赖此以传。更为重要的事是假若没有《春秋》,就不会有人作《左传》。春秋二百多年的史料,我们就只能靠地下挖掘,总而言之,古代文献和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有关系的,至少有《诗》、《书》、《易》、《仪礼》、《春秋》五种。
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史记·孔子世家》说“弟子盖三千焉”,用一“盖”字,就表明太史公说这话时自己也不太相信。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琴张往弔宗鲁之死,孔子阻止他。琴张是孔子弟子,这时孔子三十岁。其后又不断地招收门徒,所以孔子弟子有若干批,年龄相差也很大。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路小于孔子九岁,可能是年纪最大的学生。(《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说颜无繇只小于孔子六岁,不知可靠否,因不计数。)可能以颛孙师即子张最小,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孔子四十八岁时他才出生。假定他十八岁从孔子受业,孔子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孔子前半生,有志于安定天下,弟子也跟随他奔走,所以孔子前一批学生从事政治的多,故《左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的言行。后辈的学生可能以子游、子夏、曾参为著名,他们不做官,多半从事教学。子夏曾居于西河,为魏文候所礼遇,曾参曾责备他“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可见他在当时名声之大。孔门四科,文学有子游、子夏,(11·3)而子张也在后辈之列,自成一派,当然也设帐教书,所以《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和“子游氏之贱儒”。姑不论他们是不是“贱儒”。但他们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灭绝,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这种贡献开自孔子,行于孔门。若依《韩非子·显学篇》所说,儒家又分为八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礼待儒生,任用能人;礼待者,即所谓“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亦见《韩诗外传》和《说苑》)的,有卜子夏、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篇》说他是子贡学生)、段干木(《吕氏春秋·尊贤篇》说他是子夏学生)三人。信用的能人有魏成子,即推荐子夏等三人之人;有翟璜,即推荐吴起、乐羊、西门豹、李克、屈侯鲋(《韩诗外传》作“赵苍”)的人。吴本是儒家,其后成为法家和军事家。李克本是子夏学生,但为魏文侯“务尽地力”,即努力于开垦并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著有《法经》(《晋书·刑法志》),也变成法家。守孔子学说而不加变通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只尊重他们,却不任用他们。接受孔门所传的文化教育,而适应形势,由儒变法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头目却任用他们,使他们竭尽心力,为自己国家争取富强。魏文侯礼贤之后,又有齐国的稷下。齐都(今山东临淄镇)西面南城门叫稷门,在稷门外建筑不少学舍,优厚供养四方来的学者,让他们辩论和著书,当时称这班被供养者为稷下先生。稷下可能开始于田齐桓公,而盛于威王、宣王,经历泯王、襄王,垂及王建,历时一百多年。荀子重礼,他的礼近于法家的法,而且韩非、李斯都出自他门下,但纵在稷下“三为祭洒”(《史记·孟荀列传》),却仍然得不到任用,这是由于他仍然很大程度地固守孔子学说而变通不大。但他的讲学和著作,却极大地影响后代。韩非是荀卿学生,也大不以他老师为然。《显学篇》的“孙氏之儒”就是“荀氏之儒”。然而没有孔子和孔门辫子以及其后的儒学,尤其是荀卿,不但不可能有战国的百家争鸣,更不可能有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晋书·刑法志》说:“李悝〔即李克〕著《法经》六篇,商鞅受之以相秦。”),奠定秦始皇统一的基础;尤其不可能有李斯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溯源数典,孔子在学术上、文化上的贡献以及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孔子的学习态度和教学方法,也有可取之处。孔子虽说“生而知之者上也”,(16·9)自己却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0)似乎孔子并不真正承认有“生而知之者”。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答覆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3·15)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7·22)就是说,在交往的人中总有我的正面老师,也有我的反而教员。子贡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哪里都去学习。(19·22)我们现在说“活到老,学到老”。依孔子自述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就是说学习不晓得老。不管时代怎么不同,如何发展,这种学习精神是舍得敬佩而采取的。
孔子自己说“诲人不倦”,(7·2,又34)而且毫无隐瞒。(7·24)元好问《论诗》诗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箴度与人。”过去不少工艺和拳术教师,对学生总留一手,不愿意把全部本领尤其是最紧要处,最关键处,俗话说的“最后一手”“看家本领”传授下来。孔子则对学生无所隐瞒,因而才赢得学生对他的无限尊敬和景仰。孔子死了,学生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在孔子墓旁结庐而居,三年而后去,子贡还继续居住墓旁三年(《孟子·滕文公上》)。有这种“诲人不倦”的老师,才能有这种守庐三年、六年的学生。我们当然反对什么守庐,但能做到师生关系比父子还亲密,总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孔子对每个学生非常了解,对有些学生作了评论。在解答学生的疑问时,纵然同一问题,因问者不同,答复也不同。《颜渊篇》记载颜渊、仲弓、司马牛三人“问仁”,孔子有三种答案。甚至子路和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的答复竟完全相反,引起公西华的疑问。(11·22)因材施教,在今天的教育中是不是还用得着?我以为还是可以用的,只看如何适应今天的情况而已。时代不同,具体要求和做法必然也不同。然而孔子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某些教学方法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就是在今天,也还有可取之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左传》载郑国有乡校,那好只有大夫以上的人及他们的子弟才能入学。私人设立学校,开门招生,学费又非党低廉,只是十条干肉,(7·7)自古以至春秋,恐怕孔子是第一人。有人说同时有少正卯也招收学徒,这事未必可信。纵有这事,但少正卯之学和他的学生对后代毫无影响。
孔子所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的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冠雄鸡,佩猳豚”,简直象个流氓。据《史记·游侠列传》,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更为穷困。《论语》说公冶长无罪被囚,假设他家有地位,有罪还未必被囚,何况无罪?足见也是下贱门弟。据《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曾参曾经做小吏,能谋斗升之粟来养亲,就很满足,可见曾点、曾参父子都很穷。据《吕氏春秋·尊师篇》,子张是“鲁之鄙家”。颜回居住在陋巷,箪食瓢饮,死后有棺无椁,都见于《论语》。由此推论,孔子学生,出身贫贱的多,出身富贵的可知者只有二人。那么,孔子向下层传播文化的功劳,何能抹杀?《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这不是说墨子出自儒,而是说,在当时,要学习文化和文献,离开孔门不行。《韩非子》说:“今之显学,儒、墨也”,由儒家墨家而后有诸子百家,所以我说,中国文化的流传和发达与孔子的整理古代文献和设立私塾是分不开的。(来源:《试论孔子》 作者:杨伯峻)
作文七:《孔子的贡献与“有教无类”》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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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贡献与“有教无类”
作者:孙 藜
来源:《视野》2009年第22期
国庆节的朋友聚会中,有人提及一句与大气氛不太协调的话,当即引发大家争论。说者谓撒切尔夫人针对“中国威胁论”(大国崛起的另一面)有一句话,她问:中国有威胁吗?中国从未输出过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
当然让人不舒服。——自然而然,想到我们都会想到的孔夫子。于是反驳,据说世界上一批精英召开的伦理大会上曾经引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共通的伦理原则。——这应该是世界性的贡献吧?可有朋友当即反驳我的反驳:即使孔子不提出来,人们就没有这个观念吗?无论中西,也无论古今。这样想一想,还真是不敢确定。
顺着话题扯到了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有教无类”,大意是在文化垄断于贵族之手时代,孔子首倡了教育的平等。本以为这该是大家的共识,孰料却有朋友对之大肆攻击。
朋友是一所二类本科大学里的教师,说日常里最大的困惑就是这句话:扩招可谓是大学“有教无类”体现,全国百分之六十多的入学率的确是高等教育平等化的进步,不过现实中却用另一种方式在制造“类别”:就是重点大学与一般二类本科的区别。至少在他的学校里,从管理者到教师,从教学内容到学生学习,有个口号是耳熟能详的:面向实践、面向应用、面向技能。于是,恰恰与综合性大学纷纷开设国学院、一年级不分专业打通文理的“通识教育”形成对比。“这难道不是在制造新的贵族和平民的差别吗?!”
朋友质问的自然是现实而不是孔子。不过我相信他说得既是事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事实确乎是,现实中优秀的教育资源集中在那些一流大学中,不同的教育理念也的确能制造出新的“差异”(如果不说“不平等”的话),而且更为可怕的是,似乎话语中谁都承认“通识教育”的好处,然而很多非重点大学的确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自我设限,将自己的教师和学生划出这种教育的行列。
但问题绝非如此简单。如果将“通识教育”稍微具体化一点儿,例如目标之一要培养我们对经典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的感受力、理解力,则马上就会呈现一种反讽:这些东西好虽好,有什么用?于是,那些“有类”论者顿时理直气壮:三个“面向”,让学生有很好的就业率,有什么错?——可能的回答是:前提错了,大学惟一的目标就是找份工作吗?是谁让它成为我们心目中大学的惟一目标的? 这个例子至少提醒我们:仅仅说孔子贡献了什么思想还不够,还要看看,我们眼下生活在什么“思想”中。
作文八:《试论孔子治史的历史贡献》10300字
作者:崔凡芝张惠芝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9年01期
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溯本求源,其形成与孔子的治史密不可分,而孔子首开的私人治史形式,实质上定形了这一传统的科学模式。
一 孔子的治史宗旨
孔子整理过《六经》。从广义上看,《六经》均可视为历史文献。但其中最具史书性质的,还属《尚书》与《春秋》。孔子对《尚书》的整理工作是“编次”,对《春秋》是“作”还是“删订”,说法不同,但均可归为治史活动。就此,我们可从前人所论孔子的治史苦心中,探讨其宗旨。
《左传》成公十四年总结《春秋》立典有五志,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前四点讲史事的处理与表述,后一点实则为前四点要达到的目的。如何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稍后的孟子与司马迁,作为孔子的追随者,其认识与体会,想必比他人更符合原意。孟子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两段话说明:第一,孔子治《春秋》的时代背景,是时政衰败,出现了邪说暴行和种种僭越行为。第二,孔子治《春秋》的目的,是拨乱反正,实有干政的意向,其写“天子事”冒有政治危险,故有“知我”、“罪我”之叹。第三,《春秋》一书发挥了社会作用,致使“乱臣贼子惧”。以此可见,孟子初步揭示了孔子治史活动的宗旨,在着眼治国,即经世致用。
在孟子认识的基础上,司马迁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说孔子所处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也就是说,孔子要用《春秋》一书当作治国的统一大法,用之“拨乱世反之正”。司马迁分析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同上)这两段话意在提示:《春秋》揭示的“万物散聚”的道理,可以起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及“补敝起废”的社会作用,这正是通过辨明是非的道德评判,来达到拨乱反正的治国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比孟子更能全面理解孔子的治史宗旨,即孔子针贬的矛头不只对向“乱臣贼子”,同时也对向以天子国君为代表的上层。其前提是“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讲述的是“万物”之理,评定的是全社会的是非善恶。这一认识,更符合孔子治史的宗旨,即以史经世的广泛意义;这一认识,也更接近孔子推行仁政主张的意图,即建立一个君臣父子相对制约的新秩序。司马迁这一认识,很可能受其师董仲舒所启发。他曾引董氏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也,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同上)董氏认为孔子是通过“贬”、“退”、“讨”而为全社会树立“仪表”,以完成王道之治的。司马迁顺此思路作分析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矢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同上)这里,司马迁已将《春秋》的作用视作与汤武革命、陈涉作难一样的惊天动地,有刷新全社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意义。他已经领会到,孔子是将史著代表一种思想,一种法制,通过它对是非的权衡,对王道的阐明,对君臣上下的制约,对社会敝废的补起,来实现社会革新的;他也真切地感受到,孔子治史,实际上寄托着强烈的政治热情,深沉的社会理想,为之而投入全部身心以至整个生命。孔子是史学家,更是政治家,思想家。就这一认识看,司马迁显然没有停留在以孔子为文化领袖的层面上,而是将其比作创有基业的先代圣王,有着辉煌业绩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了。这一认识,将孔子治史与治国的思想统一了起来,使其治史宗旨有了更为深刻的底蕴。这一底蕴,能使史家历经坎坷,蒙受斧钺而其志不改;殚精竭虑,形容枯槁而其乐无穷。其视野极宽阔,审视的是全社会和全人类;其意志极坚定,身家性命可以全然不顾。这种视野和意志,形成了史家对治史工作的自觉认识,体现着他们的历史责任感,故而能撰著出一部部名垂千古的史著,而这些史著也正因为是理想与生命的结晶,故有着鼓舞的力量,滋润的温馨,因而其经世致用的作用,也就历久而不衰,成为史学社会功用最为显著的一条。就此看,由孔子治史宗旨所奠定的纪世致用的基调,经孟子、司马迁等后世史家的继承与阐发,其模式逐渐为世人所认识与接受,并使治史这一活动依循经世致用的原则而与经邦济国的大业密不可分,位居“国史”、久处显学而为全社会所重视。
但我们不可忽略一个关节,即史事活动由隶属于政事到升华为从学术层面指导政事的发展过程,却是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标志,便是孔子私人治史形式的出现。这一形式的出现,是社会变革、思想创新的产物,也是汲取以往优秀成分加以改进的结果。
二 私人治史的条件
私人治史,除了客观条件外,主要是史家主体条件的成熟,二者又必然是依存的。
从人类有了历史意识以来,人们就开始了治史活动。现今见到的卜辞、金文、官文书、史官记事等等,均为治史活动的成果。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简单,官职分工还未周备。据文献记载,夏、商、周均有史官,周初史官已较完备,设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已有一定分工,但大致不外如下工作,即一,“掌官书以赞治”,即负责起草典制法令并监督执行。二,“掌书王命”,即记录传宣王命。三,管理图书,包括古今文献及诸侯志书。四,确定王国世系,辨别昭穆以维持宗法秩序等等。总之,他们是运用文字来协助君臣治国的,即起一种赞治的作用,他们的身份是国家官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逐步加强,立法司法各有专司,原来辅佐立法司法而进行记注的史官,逐渐摆脱了赞治的繁琐政务工作,向专司记录、保藏、整理、编辑等文字工作发展,并依据文献提供历史借鉴,进行道德评判、以宣传教化为己任,减少了执法的成分,而成为文化的代表,这可看作是原始史学向文化史学发展的重要过渡。如春秋前期晋史官董狐记赵盾弑君一事,实已属口诛笔伐,其执法性已被维护君臣大义的说教意义所代替,仅起一种道德评判的作用。这种文化逐渐从治国中分离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之势,正如章学诚所云:“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矣。”(《文史通义·原道上》)
春秋末,王室衰微,政权涣散,为“治教不能合于一”的自然发展之势提供了宽松的客观条件,许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官员,如史官、乐官等,便抱典载籍,流入民间,将文化带到社会上来。“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即此情况。这应看作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中的一次解放。文化活动的一部分,脱离开治国成为自由职业;文化人中的一些人,摆脱官属而有了人身的自由,实质上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获取,这都意味着学术文化有了其体现自由意志和代表社会要求的客观条件。
孔子便生活在这种学术下移的时代。他有着积极从政的热情,又谙熟全部的古代文献;既热心于治国,又自觉地肩负着传播文化的重任。但在激烈变动的时代,他反对诉诸武力的仁政学说未能被各国采用,他在政权中的任职也未能长久,故终其一生,主要以自由文化人的身份,在社会上收徒讲学,整理古籍,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术团体。这些文化学术团体,基本上都是采用学术的形式来关注社会治理的,孔子创立的仁政学说,正是从这个层面建立的一套经国济世的主张。
也正是在阐明仁政学说的过程中,孔子认识到,借助史学的形式,最能给人以生动具体的教育。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结论是对理论说教的“空言”与历史史实的“行事”进行比较后得出的。这实际上是依据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原则,选取史料来阐明释仁政的一种宣传方式。这一方式的抉择,便使孔子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私人身份来治史的学者了。
但孔子能够成为第一位成功的私人史家,除前边讲到的宽松的文化环境和清醒的选择外,最重要的还在史家主体条件的成熟,即他个人所具备的思想素质和文化修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说:“《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住,而未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于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与此。”此话首先提出撰述之作“不可拘于职司”,即刻板地专司记住的史官,是难于完成“传世行远之业”的。其次提出撰述之作“必待其人而后行”。“其人”之标准是“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这正是对史家主体的要求,而孔子正其人也。第一,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然“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第二,他认定仁政是解决人伦大纪、社会弊病的良方,可谓具备了“圣哲神明”的思想素质;第三,谙熟古代文献,自认是负有天命的“斯文”捍卫者,并倾毕生精力整理阐述之,可见文化造诣之高。具此三条,进行“传世行远之业”的历史撰述,便非孔子莫属,这是其成功的主观条件。
三 孔子对治史工作的改进创新
在主客观条件齐备的情况下,孔子的治史工作是在改进创新中进行的。我们根据其活动与言论,总结归纳其治史工作为以下三方面,也正是这三方面的工作,才将史学活动推向了学术文化的层次,使史家真正成为史学的主体。
第一,对编年体例的整齐划一。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说:“《尚书》无定法,《春秋》有成例。”这主要是从编纂形式上评论的。考古今中外史书的记事方法,均以时间领起。因为人物事件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内,用时间顺序将地点、人物、事件有机地贯穿起来,是对人类活动顺乎自然状况的描述。《尚书》所记,年代久远,史料残缺,篇章之间岁月难接,即篇内时日,亦简略难明。且各篇表述方式,记载内容多不相同,孔子整理时难以归类,只好从时间上大致划作虞夏商周四代加以汇编而已,故章氏称之“无定法”,除指内容的多样外,主要指其记事顺序缺乏统一规定的状况。至于《春秋》的“有成例”,则主要指经过孔子删定后,其记事的时间顺序已有了统一固定的格式。
对春秋战国文献的时间记载情况,通过司马迁的两段文字,我们对孔子的改进会有些认识。在编写六国史事时,由于秦火造成的史料缺乏,司马迁主要依据《秦记》编撰。但《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的情况,使司马迁处于了无奈境地。而写到春秋史事,司马迁不仅有《左传》可参用,更有具权威性的《春秋》作依据。这一功劳,司马迁归之于孔子,他由衷地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史记·三代世表序》)就此可见,这种先年后时、月、日的记时规定,即使不是孔子首创,也是由孔子通过删订《春秋》最后固定下来的。据王国维考证:“书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间记事之体。”(《观堂集林》卷一《洛诰解》)孔子将这一成例改过来,更符合人们的叙事习惯,故杜予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春秋左传集解序》)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标年以首事”之记时方式的最后确定,与私人治史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因为只有脱离开刻板记录的具体政务工作后,史家才能从疏通知远的宏观层面,去回顾和思考人类自身活动的轨迹,从而注意其发展过程,而过程是要有时间做坐标的。坐标可起“纪远近,别异同”的作用,因此,用“表年以首事”的记时方式,更有利于史家在较开阔的跨度上对历史做审视与总结。这一方式,是史家比之于史官更乐于采取的。孔子改定之,与其作为思想家欲借史经世的治史目的,与其以布衣身份自由撰史的方便条件都是吻合的,因此可以认定孔子是编年体例的最后确定者。
第二,贯穿了进化的历史观。
顺着“纪远近,别异国”的思路,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分期和时代损益的认识,将我国的治史活动,推进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层面。下面,我们对此加以讨论。
孔子对历史的分期,可从《礼记·礼运》及《论语·为政》中得其梗概。在《礼运》篇中,他将古代社会划分为“大同”与“小康”两大段。“大同”的特点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显然是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无私有、无阶级的和睦局面;“小康”时代的特点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是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显然指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产生阶级,社会充满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复杂局面。这种划分,是从社会财富的所有形式考虑,从经济现象引起的社会矛盾总结其特点,其认识显然带有唯物的性质,我国历代史家重视对经济活动的考察,显然受到了孔子的影响,而孔子这一正确的思路,又将我国史学研究引入了科学的路途。
进入阶级社会后,反映阶级矛盾的各种政治斗争,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些政治斗争的深层原因,依然是社会财富所有权的问题。不过象征财产所有权的,则是以礼乐征伐为表现形式的行政大权。故孔子划分西周到春秋的分期标志,便是礼乐征伐之行使权。他首先将这段历史区分为“天下有道”与“天下无道”两大段,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这种王权下落、政权转移的情况,正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情况。它是个漫长而激烈变动的时代,经历了不同层次上的夺权斗争,故孔子又将进入“天下无道”后分作三段看:“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同上)这种概括,除了以掌权为标志外,还以时间长短作为辅助说明,抓住了划分时代的实质特点与主要风貌。
能将历史看作是一条发展的长河,并对此作分段认识,是孔子历史观的正确处;而进一步揭示发展的内在规律,提出各段之间存在着继承、批判、创新的“损益”关系,则是孔子历史观的深刻处。
孔子的“损益”观,是针对礼仪制度的发展情况提出的。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共同体行动,即在部落、氏族、家庭公社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进入文明社会后,这种规范接受等级制度的划分,亦具有了鲜明的等级内涵,发展为以身份和等级差别为主要原则的礼。孔子所说的“三代之礼”,正是这种文明社会的产物,它是个广义的概念,概括一切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孔子十分重视礼的作用,认为它是治国的大经,具有整齐万民的作用。他说:“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坊记》)因此,他对礼的性质与发展便有深入的研究,他说:“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夏造,殷因。”(《礼记·礼器》)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几段话,基本勾勒出孔子对三代之礼的性质与发展情况的认识,即三代之礼均为社会制度与生活习俗的规范、性质是一样的;其发展情况是夏代初建,商代相因,周代兴盛。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批判、继承、创新的损益关系,对此,在回答子张的询问中有具体阐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此段话重点在阐发“因”与“损益”的关系。“因”指因袭,即继承;“损益”指批判继承,即对原有基础的不适应部分,通过批判加以减损废弃,而不是全盘变换,故其中包括着对保留部分的继承;“益”指创新,即指适应新情况所做的新设置,增入的新内容。这种损益的结果,是使礼制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成熟,体现了历史的进化,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存在一条进化的规律,而进化的结果是社会的进步。这一认识,孔子有多处说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大传》)“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些话,均从微观到宏观的角度,体现了其进化的历史观。
孔子正是依据这样的历史观,从疏通知远的角度,将零散的古代文献用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分门别类整理出《六经》来的,实际上是从宏观上对历史发展做了一次回顾与审视,其中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探讨,反映了史家从学术层次所进行的理论研究。这一点,也是局限于刻板的录史工作的史官所做不到的。那么,私人治史形式对史家的解放,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解放,是历史观的解放。而进步的历史观,又将史学活动推向了科学的领域,这也应看作是私人治史方式的历史贡献。
第三,提出了史料处理的基本原则。
史料指治史活动中所用的资料。其有实物的,如古迹、文物等;有口传的,如传说、访问、民歌等;大量是文字的,如各种著作、文献、铭刻等。孔子整理《六经》,以文字资料为主,辅以其他两种。处理这些史料的原则有二,即详近略远,多闻阙疑。
历史发展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由简到繁,史料亦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时间越久远,史料越简单粗陋。加之流传中的损坏丢失,可用程度自然递减,所以采用详近略远的原则,实为客观条件使然。但作为一条处理史料的原则,其中更有深意在,即越相近的历史现象,对现实越有可比性与参照意义,给人的启迪也越贴切深刻。故详近略远的原则,既为客观所限,也为主观所选。孔子对《尚书》与《春秋》的整理,便依用了这一原则。《尚书》史料跨度长达二三千年,而《春秋》只记录了242年的史事,采用史料按时间比例,则是前少后多,前者只作汇编,而后者正经做了一番删削,赋予了作者的褒贬大义,就中可见孔子的详近略远,不只是采用史料多少的不同,更是重视程度之不同。
当然,史料采用多少,是反映重视程度,但夏商西周史料的残缺,春秋记注的违误,也使孔子在重视程度之外,产生另一条处理史料的原则,即以谨慎态度取“多闻阙疑”的原则。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阙文”使孔子深感印证史事的无奈,他感叹地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为此,他曾与弟子们做过多方搜求和考证,但除反映近现代的百二十国宝书外,其他仍所获无几,故“多闻缺疑”的原则仍十分必要,其中的道理,他在回答子张问如何求得福禄时作了说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意为要使言行减少过错,必须多闻多见而慎言慎行,如此则可保泰平安。这是他平素作人治学的一贯原则,具体到治史活动中,便是多方搜求而谨慎使用,把握不大的便“阙疑”。对那种“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汉书·艺文志》)的轻率态度,孔子向来反对,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纠正的办法是“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这一原则运用到《尚书》的整理中,便是“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孔安国《尚书序》),避开无可证实的传说人物,断自尧舜而迄于周,从上千多篇古文献中仅选百篇成书,其余则保留。故后人在其删余中又选编了《逸周书》,其信实程度显然又差了些。
这一原则运用到对《春秋》的删订,则更加严谨。当时的“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杜予《春秋左氏传序》),孔子考订其真伪,将有教化意义的存留,有害之文刊正,而把握不准的则“阙之”。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条中做过分析:“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远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乎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缺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这里主要讲孔子对缺文的处理原则,即凡是亲身见到的,才用之以补充原书,而对“所闻”、“所传闻”的,则要认真地“参乎以求其信”,然后“信则书之,疑则缺之”,区别对待而已。正由于如此审慎,《春秋》比之于先秦诸子、诸史,都要信实得多。绝少荒诞无稽之谈,又无占卦卜筮之虚玄,所记史实相当准确。仅以日蚀记载看,37次中有36次准确。如不是严守“多闻阙疑”的原则,是达不到如此效果的。
孔子处理史料的审慎态度,为后世史家所继承,形成治史的又一优良传统,保证了我国史著工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这种审慎的治史原则,也使史家所阐发的历史理论,有了可靠的史料依据,使史著更具科学的学术价值。这一点,也是固守政务、受制于当权者的史官不容易达到的。因此可以说,孔子首开私人治史的方式,为史料的科学处理也创造了条件,而史料的信实,又保证了我国史学的健康发展。
第四,首开史义的窃取方式。
孔子治史与以往史官治史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史义的取舍主体不同。孔子自称其治《春秋》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显然,孔子之外的史官治史,史义是公定的,并非出自著书者个人。史官遵循怎样的取舍标准?已无明确说法,但从文献的片言只语中,似可窥其端倪。《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此处之“史官有法”,显然是一种著史的成例。关于这种成例,《左传》中屡有提及,如庄公二十三年之“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僖公二十四年之“不书,不告入也”;成公三年之“非礼也,勿籍”等等,均说明古史官记事有一定成例。这些成例,既是记事的规矩,也是衡量史官的标准。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其衡量的标准便是“书法不隐”,此“书法”之内涵实由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一事生发而来。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董狐以之违背了维持等级秩序的君臣大义,按书法成例,便要负“弑君”之罪,这一记载,严明了为臣的职责,又尽到了史官的责任,故孔子称之为“良史”。此处之书法,显然指史官应当遵循的、对史事义理取舍的原则。
对古代书法义例,孔子既有继承的一面,亦有创新的一面。杜予在《春秋左氏传序》中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这些“常制”、“垂法”、“旧章”,既包括“书”与“不书”的记事规定,又包括义理取舍原则的立典“五志”。杜予总结“五志”为“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劝善”。前边已提及这最后一点是前四点的落脚点,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义理之所在。孔子对以往义理的沿用,符合其继承传统的一面,他不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吗?当然要保留传统中的一些原则。但是,他又是时代的人,首先应当反映的是时代的需要,不可能全盘照搬故旧常例,必然更多地要体现“损益”关系中“益”的一面。故他所提出的“窃取”,正是突破旧例,抒发新意的表现方式。所谓“窃”者,个人私见也,针对的是“公意”、“官意”、“他意”,是纯属史家个人认识的一种发挥,这便把史官治史和史家治史做了区分,使原本为辅助治国执法的治史活动,升华为一种一家独断的学术活动。历史经常是在不经意之间,突发一种新状态,表现一种新性质的,孔子看似小心翼翼的“窃取”方式,竟然演化出一种大胆独立的文化活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确确实实堪称一场革命!它意味着,史家以其“窃取”的自主,成为了史学活动的主导力量,史家成了史学的主体。这样,由私人著史为标志的史学的相对独立,有了不只是形式,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义理上的独断的权力。就此,史学独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具体到孔子“窃取”的现实意义,则应与第一部分所讲治史宗旨联系起来认识。他选取史著形式,对礼崩乐坏,臣弑、子弑的社会,进行“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通过“窃取”义理的方式,有了抒发己见的地盘,更重要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可以通过“窃取”的方式,将其一生为之推行的仁政思想,深切著明地融入于史著,使之代表自己的思想,起到“一王之法”的作用,成为权衡是非的标准,对社会补敝起废,拨乱反正以达到王道大业的完成,这正是孔子以史学经世致用的理想效果,而达到这一效果的关键还在于义理的“窃取”。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上》说:“史之大源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也已,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处之“笔削”与“独断于一心”,即指孔子治史中的“窃取”一事,而“窃取”竟能起到“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的效果,即使去掉其拔高的成分,也还是能说明“窃取”之重要意义的。
就此可见,孔子对体例的整齐划一,对历史的分期与损益的认识,对史料的处理原则,虽然均高出于以往史官,大大推进了史著活动的成熟与发展,但比起史义“窃取”的大胆举措,其意义还在其次。就此可见,真正使史学性质发生深刻变化,赋予史学以内在生命力的,还在于“窃取”这一方式,“窃取”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
综上所述,义理的“窃取”是孔子私人治史活动最为核心的内容。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前边讲到的私人治史的主客观条件,没有孔子对编写体例的整齐划一,对史观认识的提高和史料处理的改进,也不会取得“窃取”的成功。所以应该说,正是这几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促成了私人治史活动的出现。而这一活动中,由于史家相对的人格独立,史学相对的学术独立,尤其对于义理“窃取”形式的取得,最终形成了我国史学从学术层面指导治国的经世致用的模式。其相沿两千多年,成果辉煌,被赞誉为中国史学最优良的传统。对此溯本求源,孔子正是这一优良传统的奠基者。
作者介绍:崔凡芝 张惠芝 山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作文九:《孔子对中国档案的贡献》4600字
降低到15以下 试论孔子对中国档案事业的贡献
徐 倩
(青海妇女儿童医院党政综合办公室,青海,西宁810007)
摘要:孔子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历代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最显著的成果就是编纂《六经》。本文就孔子编纂《六经》的贡献作比较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孔子 编纂 档案 贡献
一、 背景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的创始人。在他从事思想、政治和教育活动中,特别重视对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从而使我国古代“统于王官”的档案得意公开,并且以儒家经典流传后世,成为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档案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诸领域中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是礼崩乐坏、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与相应的档案工作呈现出竹帛并行、学术下移、官学私学并举的局面。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的孔子,与档案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孔子在整理和利用档案的实践中,开创了档案编纂方法及利用档案修史、利用档案传播文化知识的先河。在这些方面,为后世整理和利用档案树立了典范,在我国档案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孔子对五帝时代至夏商周的历史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并有积极的修养。他自己曾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知者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治长》)。鲁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为孔子“信而好古”提供了客观条件,“学而不厌”又为他整理“六经”做好了准备。
孔子对我国档案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有形的成果就是“六经”,即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六经”中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学、文献资料,至今还是我们研究上古历史的重要材料。因此,孔子在整理和传递我国古代文化方面具有重大的贡献。
二、“六经”的档案性质
“六经”虽然是培养奴隶主道德和灌输奴隶主政治思想的历史文献,但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内容丰富全面且真实可靠。“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意即文献档案。早在夏、商、周三代,朝廷就设有书写、保管文档的官职—史官,史官参与政务,承担帝王顾问之类的重要职责,著作权属史官,春秋时期,档案管理基本沿袭旧制,史官负责管理、记注本国大事。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虽然曾出任“委吏”、“乘田”等官职,但从政时间很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广收弟子,办学教书。为了解决办私学的教材问题,他广泛收集档案典籍,亲自进行鉴别辨伪、校对考证、分类编纂。孔子不是史官,他不能以官方的名义进行档案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他以老师的身份为编写教材的。孔子以私人身份编纂“六经”,在我国开创了私人整理编纂档案文献的先例,是我国有史考证的第一次大规模档案文献编纂活动。
1、《诗》和《书》
《诗》,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孔子收集到古诗,为数“三千余篇”。孔子首先去其重复,然后按“可施于礼仪义 ”的标准,选取了其中三百零五篇,结为一集,即为《诗》。汉以后学者尊它为《诗经》。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这部诗集里所收的诗,主要是周诗。这三百零五篇诗,按其性质和来源,分为“风、雅、颂” 三部分。风:来源于民间歌唱的诗,是反映民情风俗的。又按地域分为十五小类,共160篇。雅:是朝廷歌唱的诗,言王政之所兴废,说明朝廷政治的好坏。又分“小雅”和“大雅”两小类,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颂诗,是赞美祖先功业的。再按时代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小类,共40 篇。这样就把来源不同的芜杂的诗篇,编纂得井然有序,《诗经》在文学上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书》就是《尚书》或《书经》,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保存了商、周两代重要历史资料。 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商书纬》云:“孔子求《书》得皇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孔子搜集到的古代帝王的公文档案,多达三千多篇,他按照“上断于尧,下讫于秦”的时间,按虞、夏、商、周时代编次,以“可以为世法”为标准,对古代公文档案的价值作了认真鉴定,然后从诸多文献中精选百篇编纂成《书》。《荀子.劝学》曰:“《书》者,政事之纪也。”? 孔子“序《书》传”,他在每篇文件的前面写上序言,以说明各篇的宗旨,开创了后世编纂历史
文献档案时撰写序言的学术文化传统。典、谟、训、诰、誓、命皆为文书,所以说《尚书》是我国古代第一步文书档案汇编,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档案资料。
孔子时代《礼》《乐》废,《诗》《书》缺,经过孔子收集、加工、整理之后使之重新恢复,得意流传下来。虽然当时孔子编纂“六经”的主要目的是用它做教材教书育人,并不在与保存档案文献,但他在客观上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文献,对中国的古代档案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春秋》
《春秋》本是季节名,表示时间,代表一年。所以作为史书的《春秋》,均按编年体叙事。《春秋》名称虽异,而性质实同,都是编年体史书,孔子正是从中取义。《春秋》按年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间(前722—前481)的历史大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其档案性质非常明显。有人认为《春秋》就是“鲁史记”的原本,此说虽然否定了孔子对《春秋》的著作权,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春秋》的档案性质。
3、《礼》
关于《礼》,现存有三部礼书:《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一部官制汇编,规定了西周中央政府“天、地、春、秋、冬”六部的职章和属官人数,其档案性质比较明显:《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记录的是商、周统治者名目繁多的典礼的复杂程序,有学
者认为就是职业司仪据之经办这些典礼的“仪节单”,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程序单”;《礼记》是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其中一半以上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另有少数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的文件。 从这些内容看,三部礼书中,前两部是关于典礼程序的档案材料汇编,《礼记》则是对《仪礼》的阐释和补遗。孔子正是在对礼有全面领悟的基础上,将当时流传的各种单篇礼文汇编成书。《史记.儒林外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修起”就是整理修复。
4、《易》和《乐》
《易》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关于孔子作十翼之说,也不可信;但孔子研究和传授过当时已有的“易”,是可能的。 《易》是夏、商、周、春秋之际宗庙保存下来的卜筮占卦卦辞爻辞记录档案的汇编;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如果此说成立,则《易》为周王室所收藏的重要档案;《乐》自秦始皇焚书后即已不传,其内容所保存的乐谱、乐章、曲律、乐器等档案文献汇编。?(参见赵彦昌《论六经皆档案》) 后代的儒家教育只剩下《五经》了。 在整理、保留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方面,当时各个学派没有能比得上孔子的了。
三、孔子对中国档案事业的贡献
1、整理“六经”,为后世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史料文献
春秋后期,社会动荡,周王朝和诸侯国的档案管理十分混乱,档案大量损毁流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对历史档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孔子本人不是史官,他不能以鲁国官方
的身份来进行档案搜集和整理,也不具有“修史”的资格,他是以学者的个人身份做这些事的,这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孔子将搜集到的档案史料整理成“六经”,并将它们作为教材传授给学生,使这些宝贵的上古档案文献得以保存到今天,成为后世研究上古社会的珍贵文献资料。
2、修《春秋》,首开私人修史的先河
“六经”中的《春秋》是公认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在它之前也没有什么其他体例的史书,所以说孔子修《春秋》,开创了私人根据档案资料编写史书的优良传统。 为编纂《春秋》孔子不仅自己全面阅读档案文献,并派诸弟子广泛收集档案,《孔子家语》载:“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其为表里。”可见,《春秋》主要取材于鲁国史,这是孔子利用档案修史的有力证明。? 孔子修《春秋》的编纂活动,开启了私人利用档案修史的先例,这是孔子对我国历史档案研究的巨大贡献。
3、“述而不作”,体现了档案的原始性
孔子在《论语.舒而》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的这一编纂理念的意思是:一方面,在整理典籍的过程中,孔子尽力维护档案材料的本来面貌,保留了原始的文辞,以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状况。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孔子编纂“六经”的主要目的是借此传播自己的政治思想,规劝统治者实行“仁政”,所以儒家的政治和教育思想贯穿融入在他所编定的教材中。? 可见,
绝对的“述而不作”是不可能的,实际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会或多或少地受到编纂者个人观点的影响。
4、首创私学,利用档案文献传播文化知识
档案文献是社会的公共财富,然而夏商周时期,文化知识被统治阶级所垄断,档案被藏于王宫官府,仅为统治阶级所用,秘不外传。统治阶级垄断了教育,“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剥夺了普通平民学知识受教育的权力。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上层建筑也发生剧烈的 变化。在政治上,王权衰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文化教育的变化就是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官学的衰落不等于教育发展的中断,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蓬勃兴起,为了教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据古籍所载,春秋时期,私人讲学之风甚盛,私学遍及各地。正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所载:“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打破了官守学业的桎梏。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因此,孔子堪称首创私学的大师,他的私学创办时间之长久,规模之宏大,教育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最著名的。
孔子在编纂“六经”的过程中,收集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从档案利用和教育对象两方面打破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从此,档案不再单纯是贵族阶级的统治工具,而被广泛用做传道授业传播文化的工具,他开创了档案利用的新领域,打破了档案在王室、官府的局面,使贵族享有的读书学习、编书修史的特权,开始扩散到平民阶
层,使档案发挥出广泛的社会效益,加快了古代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学术繁荣。私学的兴起,直接推到了各种学派的发展,形成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孔子对档案文献的传播利用的。
参考文献:
?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第47页 1979年出版
?杨树森.试论孔子在中国档案史上的地位.江汉论坛2001 ?
?徐 倩.试论孔子编纂“六经”的贡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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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宏玉.孔子对档案文献编纂的贡献.兰台世界2009.?
作文十:《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1600字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 我对孔子的最早探索是小学老师要求我们背诵 《论语》, 虽然那时并不懂真正的含义, 但还是了解了一些孔子的思想。慢慢的随着知识量 的增加,我不禁感慨:孔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我国教育史上放射着 夺目的光辉。
对于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贡献,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对于教育目的
他确立了培养“仁人” 、 “君子” 、 “士”等不同层次与规格人才的目标,并进而提出了“学而 优则仕(《子张篇第十九》 )的主张,这对打破贵族世袭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对于教育作用
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和“庶富教”等思想,充分肯定了教育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的 具大影响,把教育工作视为“安邦治国”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他还认为教育对人性的发 展与完善也具有积极影响,他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阳货篇第十七》 )的朴素唯 物主义命题,肯定了人的天赋素质是相近似的,个性差异则是后天习染的结果。
3、对于教育对象
他不仅提出了“有教无类” (《卫灵篇第十五》 )的口号,而且还提出了“自行束修以上,吾 干尝无诲焉” (《述而篇第七》 )的宽厚的招生条件。这表明,在什么人可以入学受教育的问 题上,他主张不受族类、地域和等级限制的。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在孔子的私学中,纯属贵 族出身的弟子寥寥无几, 多数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而且来自不同的诸侯国。可以说, 他创 办的私学,扩大了招生范围,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束缚,适应了“文化下移”的要求,具 有历史的进步性。
4、对于施教的内容
孔子极其重视德育教育,把德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位,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 (《述而篇第七》 ) ,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篇第一》 ) 。孔子把“仁”视为德育 内容的核心,强调“仁”与“礼”结合,互为表里,反映了时代精神。尤其是在具体的修养 方法上,孔子提出的立志有恒、安仁乐道、慎言敏行、内省外察、严于律己、改过迁善、以 友辅仁等等,基本上符合知、情、意、行的德育过程的规律,有许多合理因素和可取之处。
5、对于教师如何教
他首先提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述而篇第七》 )的教学态度。一方面要求教师自强 不息,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求教师高度负责、对学生无隐无私。其次,孔子十分 重视启发式教学,要求教师在传授知识时要善于把握时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述而 篇第七》 ) , 注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孔子还认为, 实行启发式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 “举一反三” , 触类旁通, 做到 “闻一知二” , 乃至 “闻一知十” 。 再次, 孔子强调因材施教, 即采取因人而异的教育方法,做到有针对性。
6、对于学生学习态度
孔子同样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比如虑心笃实的态度, 即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为政篇第二》 ) 。还有学与问的结合,提倡多闻多问, “不耻下问” (《公冶长篇第五》 ) ,把 问看作是善学的表现。提出学与思的结合,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篇 第二》 ) 。并且主张“学”与“习”的结合,提倡“学而时习之” (《学而篇第一》 ) , “温故而 知新” (《为政篇第二》 ) 。
孔子的教育思想, 已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上珍贵遗产, 即使在今天, 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7、主张尊师重道
“三人行,必有吾师” ,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
孔子了解学生最常用的方法为两种:观察法和谈话法。
就以上两种方法展开分析,比如:颜渊、子路侍孔子时,孔子启发他们谈谈自己的理想,孔 子与弟子们相处非常融洽,能共同交流思想。 通过谈话, 即掌握了学生的志向,也了解了学 生的性格。
总而言之,孔子可以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创始人,他的一生改变了教育史的发展。 精华的态度, 内容至今为人所称颂和沿用, 并且有些地方考试拜孔子, 这都显示了教育界对 于孔子的尊敬崇拜。所以孔子有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称号也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