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叼的有七个
作文一：《湮没的辉煌》900字
读《湮没的辉煌》有感
人生如棋，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可能招来满盘皆输的结局，也因为看似无关紧要的一步，却隐藏着无限生机；世事亦如棋，棋局自变，棋势无定。
《湮没的宫城》写的是明清时的南京。朱元璋定都于此，杀了太多的人；朱棣攻陷南京，为了巩固帝位，残忍提起血腥的屠刀；好玩的正德皇帝游玩来此，耍了一场献俘阙下的好戏；“蛤蟆天子”弘光帝；农民起义军定鼎于此的太平天国，在享受了短期稳定与安逸后，失去锐气，最终被清兵攻下，火烧七日。这一出的历史悲剧使得古都南京承受了太多的伤痕，它虽然无声无响，但骨子里透出来的凄怆与不忿又叫人不忍卒读。
文章开头结尾相互照应的“杀人”遗址的特写让人触目惊心：当您凭借帝王的权利把富有个性的思想掐灭了，把真正博学的文人驱逐了，把一个个功臣贤士全部都杀光了，那么接下来的必定轮到金銮殿上的你了。
恹恹的秋阳下，明城的遗迹陈列着杀人无数的史实，时间
１
的久远，曾经的宫城渐渐湮没，暴力可以是一个王朝的开始，但必是一个专制时代的终结。南京，一座明城，仿古探胜，我追随着，走进朱明王朝那幽深阔大的背影。
“创业难，守城难，难也难。”这是从皇觉寺走出来的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唱。这是一个一场场战争中从马背上打下来的浩大天下，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喟叹正是他要有所作为才会有如此宵衣旰
食。
朱元璋在角楼上吹着画角，敞喉高歌。什么是画角，“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宋人张元干的这道送别词《贺新郎》向我们传递的不仅是浓浓的离别悲情，还有对时政的愤懑。“画角”这一古老的乐器自此添上了悲凉的色彩，。同时，朱元璋的统治，明王朝的暴虐，写出了历史原本的残酷。
随着夏坚勇，走进已经湮没的宫城，是它向我诠释了明朝故宫的宫墙中浸润着文人的鲜血，让我想起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志士在政治漩涡里挣扎。一代文人被套上了沉重的锁链，狂人渐渐少了，狷介之士缺席了，只剩下一座行将倾颓的舞台，一群底气不足、强打精神的演员，一幕纯粹属于表演性质的儿戏，令人发笑，浸透着世人的叹息，这就
２
是１６世纪中期的明王朝，这就是夏先生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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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作文二：《被湮没的辉煌》10900字
作者：李润霞
《江汉论坛》 ２００１年１２期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１）０６－００７３－０６
“**”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文学”的真实面目是什么？为什么２０世纪文学史上会有一段被湮没的辉煌？如何面对“**”与“‘**’文学”？这些仍然是敏感、难言而又绕不过去的话题。
“‘**’地下诗歌”是指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中未公开发表（出版）的，与公开发表的主流诗歌相对峙的、共时性存在、非共时性地进入文学史，并产生文学影响的“另类”文学创作。这些诗歌是因为其诗歌创作者迫于某种政治原因而被迫转入“地下”、“潜在”写作，并在诗歌的创作观念、创作特征、审美旨趣、审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迥异的艺术特色，所以在当时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处于被湮没、被遗忘的潜流状态。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２０世纪中国新诗史上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可以说，“**地下诗歌”是新时期“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的源头与潜流。本文集中探讨“‘**’地下诗歌”的生成与嬗变、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质，揭示其历史价值与诗学意义，并试图为整个“**”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种参照和启示。
一
一批老诗人在“**”中的诗歌创作构成了“‘**”地下诗歌”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称之为老诗人，一方面因为他们在“**”时基本上都步入了人生的中老年；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在“**”前甚至建国前已经开始诗歌创作并取得了一定成就，有许多还曾是著名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等“七月派诗人”，穆旦、唐湜等后来被追认的“九叶诗人”，以及五六十年代即成就诗名的郭小川、蔡其矫、流沙河等，另外如黄永玉、陈明远、无名氏等在“**”的压抑中也拿起诗笔以冲破时代的禁锢，抒发人性之声。这些诗人后来常被称为“归来者诗群”，相应地他们在“**”中的创作也可以视为“前归来”或“归来前”的诗歌。
老诗人的命运从建国伊始就与政治如影随形，他们的创作或与主流政治合一而成为主流诗坛的代言人，并被纳入主流文化之中；或潜心于艺术导致与主流政治偏移而被排斥在主流诗坛之外，成为主流文化的“剩余状态”。前者的典型是郭小川，后者的典型是穆旦。“**”时，这些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政治迫害而被打入社会底层，并被剥夺了写作权力，他们的诗人身份被剥除而代之以“反革命分子”、“黑线人物”、“**分子”等政治身份，写诗遂成了秘密的“地下”创作活动，“风在灯塔的上下怒号，／天空挤满匆忙逃跑的云”（蔡其矫《迎风》），道出了他们那一代人在突遭变故后可悲可哀的共同命运，成为现实处境中时代与个人最为形象的一种写照。他们的诗歌创作是政治强权下的诗的反弹，因为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表现了迥异的诗风，他们只能处于被压抑的秘密写作状态，但也相应地远离了“**”大一统的政治话语系统，回到带有个人色彩的诗性话语的建构中，诗歌创作与诗人的现实遭遇、生命忧患息息相关，在社会政治的低气压带和个人生命的低谷期，许多诗人却达到了创作生命的高峰。
老诗人的诗歌表现的是受难与觉醒、失望与希望相交织的思想主题，以及由此而展开的与命运抗争的不屈的精神，这种主题与十七年延续至“**”的“颂歌”与“战歌”主题有着深刻的变异性与不相容性。“沉沦，沉沦到了人生的最底层”（绿原《重读〈圣经〉》），曾经为新世界欢呼，唱过赞歌的诗人被驱逐出主流社会与主流诗坛，他们被迫沉默并发出人生的哀叹：“那曾经汹涌着的怒潮／如今只剩下了淡淡的哀愁／随着余波向渺茫中逝去”（蔡其矫《劝》）；他们经受现实生活最严苛的炼狱，不再幻想，不再做梦：“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穆旦《智慧之歌》）；他们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想渐次冷却，理智渐次回升，投身社会的欢欣化为被流放、被掩埋的痛苦和悲凉。在身心的戕害与岁月的静默坚守中，诗人终于睁开了久被蒙蔽的眼睛，发出觉醒的呻吟：“天气还冷着呢／生命还在冬眠呢／我却醒了，醒得太早……”（绿原《谢谢你》）。清醒之后看到的是与社会宣传完全相反的一面：“看到的都是灰暗”（蔡其矫《寄——》），全是丑恶狰狞的现实，而不是红色革命的政治隐喻，也不是狂热的颂神激情。诗人一旦觉醒，就开始了怀疑的思想旅程，对理想、政治、权力、信仰、友谊、善恶、永恒与速朽等世界的一切进行了拷问，如穆旦的《理想》、绿原的《重读〈圣经〉》等诗就是如此。
老一代诗人在对个人命运的深刻体认中，在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默默思考中，对个人价值与社会悲喜剧有了更清醒的领悟，投射在诗中往往凝结成一种将生命置于逆境中的硬汉精神，粗糙、暴烈的强力意志和坚韧、强悍的生命意识。清醒不但伴随着对现实世界深刻的怀疑，也伴随着对（未来）真理世界的渴念，这种渴念源自生命处于黑暗中对光明的本能亲近和向往，而对荒诞现实的否定加深的是对未来的信念，对充满暴力、疯癫社会的弃绝和憎厌是对过往旧梦温情的追忆。这些黑暗底色中零星的光斑，尽管遥远、微弱、稀薄，但毕竟可以安慰黑夜时代中冷冰、寒凉的人心。老诗人往往在苦难的黑暗世界里，创造出一个与之相对峙的抗争、光明（甚至偶尔柔和）的诗意世界。“海正为时日悲亡——／但是那秘密的黎明／依然要从黑暗的寂静深处升起”（蔡其矫《劝》）；“为了改造这心灵的寒带／在风雪交加的圣诞夜／划亮了一根照见天堂的火柴”（绿原《母亲为儿子请罪》）。爱情、友谊、希望永远是受难者的庇护所。穆旦也在冷眼审视时代的同时写下了《冬》、《老年的梦呓》、《友谊》等温情脉脉的诗作。“不仅点缀寂寞，／而且像明镜般反映窗外的世界，／使那粗糙的世界显得如此柔和”（《友谊》），这是诗人生命的最后哀歌。正是内心珍藏的美、真情、信念才衬出了现实的丑恶、冷酷和虚妄。
老诗人这种不屈不挠的信念是与其思想的觉醒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体现了老诗人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政治情怀与人生理想长久交织（甚至重合）在一起的矛盾心态。事实上，尽管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在现实的触礁中不断破碎、冷却，但他们仍然是“不死心”的一代人，仍然带着浓重的九死无悔的理想主义色彩，如郭小川、蔡其矫、牛汉、曾卓、绿原等许多诗人。其中，郭小川可谓是这种矛盾心态与理想主义的一个典型的时代标本，而穆旦则是一个典型的例外或者说他走得更远——他以穿透一切的清醒与超越现实的深刻成为同时代诗人中的一个异类，一个真正的思想者：“我冲出黑暗，走上光明的长廊，／而不知长廊的尽头仍是黑暗”（穆旦《问》），对现实的超越反而使他总是与现实相隔阂，这是诗与诗人所无法逃脱的悲剧，“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穆旦《智慧之歌》）。穆旦的痛苦和悲剧由来已久，不过到“**”时达到极致而已：“喜于自己的收获愈来愈丰满，／但你拥抱的不过是消融的冰山。”穆旦的沉思与追问已经穿越了整个时代，他的这种“黑暗的”声音在那个“光明的”时代里显得悲怆而孤绝。穆旦的诗仍然是理性的美，理性锤炼出深刻，这种深刻凝结着冷峭的智慧和静默的痛苦，而且具有一种穿透性的质感，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觉醒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度，这种觉醒伴随着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和深刻批判。他仍然保持了４０年代那种“剃刀片似的锋利”（注：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第２卷第２期，１９４７年１月。），清醒得有些残忍．而且，“经过了三十年的沉默，他的诗并未失去过去的光彩。语言的精炼，形式的严谨，都不减当年，只是情绪不同了——沉静，深思，带点忧郁，偶然有发自灵魂的痛叫声”（注：王佐良：《论穆旦的诗》，引自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他的诗类似于一种“冷峭的哲学”，其现代性没有因岁月流逝与政治抑制而有丝毫削减。如果说“郭小川们”的心态是矛盾的，那么穆旦的心态则是决绝的。所以，前者不免带有“融入式”的情感认同，仍然渴望主流社会的回心转意；而后者则体现了“逸出式”的思想出位，拒绝拥抱所谓时代精神及其话语，自觉地与主流社会保持着距离。
老诗人在觉醒中走向强者或智者的行列，但是老诗人的怀疑与反抗是有保留的，他们对自己曾经深爱的党、对蹩个社会及其社会体制（尽管已经很荒诞）并不怀疑、反抗，相反，仍然是寄以希望的，而将自己在现实中所遭遇的苦难和不公平的命运更多地归之于某个具体事件、具体政策的错误，或某个具体领导人即权利机构中的佞臣、奸臣的陷害、迫害。诗中“二月的一次雷电”、“奇异的风”、“一阵怪异的旋风”、“黑暗的条状的云”等实际上都凝结着诗人对某一具体变故的深刻记忆和理解。这样他们就把人生苦难的承受与理解化为对具体事件、具体政策的不解、不平，对佞臣、奸臣的责难和控诉以及对贤臣、良臣的期许和呼唤，命运变成了厄运，必然的悲剧化成可能的悲惨事件，怀疑变得犹疑，于是，对人生、命运、历史的思考就停留在与具体化的现实的纠缠中而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或曰减弱了可能超越的深度和力度。
老诗人常以自然之动植物借喻自我人生。由于特定的环境与心境等原因，充满生命质疑的“树”的形象成为中国新诗在特定时代出现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可以听到各种“生命树”的怒吼，如“悬崖边的树”（曾卓）、“悼念一棵枫树”（牛汉）、“半棵树”（牛汉）、“老朽了的芙蓉树”（蔡其矫）、“智慧之树”（穆旦）等，树的力度，抵抗外力的坚韧，生命力的顽强，这时获得了诗人灵犀相通的情感认同。“树”成了诗人生存境遇的自况，成了诗人在现实中的形象写照。诗人有意无意地将“树”与“自我”叠合、互化为一体，以树喻人，借树励志。而同时，对“树”的改造、摧残、压抑的外力诸如“奇异的风”、“二月的一次雷电”、“满天闪电”、“飓风”、“虚假的春天”。“一声炸雷”等便相应地成了“反面意象”，代表暴力与恐怖的制造者或扼杀生命的刽子手，成为对恶势力的另一种表达。这种借喻手法既是诗人处于“地下写作”不得不用的一种“曲笔”，又是一种借物喻人、托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它与悠久的中国式的比兴传统可谓一脉相承。中国古代文人对梅兰竹菊的偏爱导致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使之高度意象化甚至概念化。“**”中老诗人群体性对“树”形象的挖掘与发扬并不是偶然的，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文学传统的延续。只是在古代诗人那里，意象化的“梅兰竹菊”等常常是诗人自己的以物喻己或以物明志，包含了极大的自我人格、情志的夸饰与情感寄托，有一种程式化、理念化的痕迹。老诗人不约而同对“树”的意象化再造，则是他们身处生活底层，贴进自然后对自然界万物与个人命运的重新体悟、观照与把捉，并进而实行文学意象的提升与重铸的产物，所以是充满真情实感的与人物命运息息相关，互相印证的主观人化的自然之物。与“树”的表达相似的是，老诗人还常以动物界的猛禽凶兽来譬喻人生与自我，比如诗中常出现的“受伤的老狗”、“华南虎”、“麂子”、“鹰”、“飞鸟”等均成了不屈不挠地反抗压迫的强者形象的化身，这一形象往往充满血泪和伤痛，被贯注了饱满的个人化的感情色彩。老诗人们除表达被抛弃、被流放的孤独感之外，更多的是中国诗教传统中昂扬的强者意志。总之，树、鹰、虎等的形象，实质上都是在现实政治专制挤压下人的形象的变形与异化，树、鹰、虎等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它们充当了诗人生存困境下与命运抗争的参照和榜样或是与诗人自我的同位一体的幻化和比附。
中国新诗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降，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断被政治意识形态规约、修改甚至清除自身诗性特征的过程，所以，当老诗人自觉走向诗意的言说，实际上就是在向政治思维定势造成的话语僵化作出挑战，这对于长久自觉地或被迫地习惯于政治言说的这一代人来说，确实难能可贵。正如牛汉在《第二次人生的开篇之作》一文中所言：“要想找回自己失落多年的个性语言，谈何容易！必须从当年的那种虚伪的颂歌体和暴虐的大批判的时代音域中突围出来，一切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首先是语言。”（注：牛汉：《命运的档案》，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９８页。）地下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对失语障碍的打破，同时也是对思想壁垒的打破。老诗人的“地下诗歌”创作是政治高压与文学专制下文学自身的反抗与复活。
总之，沉雄阔大的思想境界、丰富凝重的诗歌主题、沉郁悲凉的审美旨趣以及自由而充满个性化的艺术风格，使得老诗人默默写于“**”的“地下诗歌”在生成状态和审美旨趣上形成了与十七年诗歌、“**”主流诗歌相对立的局面。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诗歌欢乐颂的主调和假大空的诗风，拓展了诗歌表现的空间，扭转了自建国以来诗歌的整体美学倾向，预示了诗歌审美变革的即将到来，为新时期的诗歌主潮奠定了其中的一条流向。老诗人在诗坛的重见天日是以“归来”的姿态显示出一代人和诗曾经的存在。事实上，“**”中老诗人的创作不论从主题、意象、艺术倾向、语言风格、审美感受等方面均已初步展示了后来“归来者诗歌”的风貌，而“归来者诗歌”正是对“‘**’地下诗歌”的承续和深化。
二
青年诗人是“‘**’地下诗歌”创作的一支生力军，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他们的创作都构成了“‘**’地下诗歌”最具实力、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在北京、上海、山西、贵州、福建、河北等散落于全国各地的青年，重新思考时代人生并开始诗歌写作，如郭路生（笔名食指）、黄翔、北岛、顾城、舒婷、陈建华、钱玉林等。其中在知青插队的所在地还形成了一定的诗歌群落，如“白洋淀诗群”。他们中的黄翔、郭路生等在“**”初期即已开始了有相当份量的诗歌创作，大多数诗人的创作则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荷兰学者柯雷从作品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出发，曾经呼吁：“无论如何，郭路生和黄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史上绝对不能缺席。”（注：柯雷：《瘸子跑马拉松》，《诗探索》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以黄翔为代表的“贵州诗人群”是“‘**’地下诗歌”长久被湮没的一群。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在偏远的贵州高原，一些青年诗人及文艺爱好者经常聚集在一起谈诗论艺，其中有诗人黄翔、哑默（伍立宪）、路茫（李家华）等构成的文学圈子。在“**”最黑暗的年代，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面临随时都会被劳改、监禁、处决的厄运，“他们／站在觉醒的大陆上”（黄翔《火神交响诗》），写下了叛逆者的心声，用诗歌为长满毒素的时代注射了一剂解毒药。时代在试图审判他们的同时也被他们所审判，他们背叛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是时代的质疑者和审判者。在追溯“新诗潮”的源头时，黄翔无疑是“新诗潮”先行者行列中走在最前面、最优秀的一位，是他用《火神交响诗》擎起了“**”暗夜中的第一支火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黄翔一直被“活埋”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断层中，成为一块见证时代的活化石。他的《野兽》（１９６８）、《白骨》（１９６８）、《火神交响诗》（组诗，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注：本文所引黄翔诗歌主要引自“民刊”《启蒙》第１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油印刊行，以及《崛起的一代》第３期，１９８１年３月贵州大学中文系油印。）黄翔的人生是受难与受禁相伴随的人生，诗歌成了惟一的抗争方式。他说：“有人殉道、殉教；我殉诗”，“诗是狮子，怒吼在思想的荒原上”（注：黄翔：《留在星球上的札记》，引自《崛起的一代》第２期，１９８０年１２月油印。）。时代是贫乏的，思想是不被允许的，个人（“小我”）是被阉割的，然而，诗人却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属于“自我”的、“人”的声音。情感的狂暴夹杂在语言的冷峻中，悲剧性的预言蕴涵着思想的穿透力。黄翔的诗歌张扬的是一种冲决各种苦难堤坝、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为了理想甘愿赴汤蹈火的殉道精神，反抗一切禁锢人性和灵魂自由的叛逆精神以及争天抗俗的暴烈的猛士精神，这些构成了他的诗歌精神。因此，他的好友张嘉彦称他为“中国的摩罗诗人”（注：张嘉彦：《中国的摩罗诗人——黄翔》，引自《黄翔——狂饮不醉的兽的兽形》，天下华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４５页。）。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一只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一只践踏野兽的野兽”（《野兽》），这是时代最真实、最恐怖的一幅图景。为了摆脱被捕杀的命运，索性变成一只愤怒抗争的野兽，这是一只被时代追捕、不断逃跑、永不屈服的“诗兽”：“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野兽》）。黄翔诗中反复呈现的是“野兽情结”与“火炬情结”，他不仅撕咬自己的时代，也呼唤“火神”的来临。他举着火炬，自身也化为一团火，在黑暗的世界里燃烧、突围，显示着时代的光芒。“我看见一场战争，一场无形的战争／它在每个人的脸部表情上进行／在无数的高音喇叭里进行……／这是一场罪恶的战争”（《我看见一场战争》）。这样的诗句，也许只有在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浩劫后，才会萌发；这样的诗句，也只有搁置回它萌发的年代，其意义才会更加凸显出来，其诗歌的内在精神力量才更加震撼人心。黄翔的诗歌总是在并不艰涩的语言中包含有高密度、强震撼力的思想锋芒，在语言的铺陈、音节的跳跃和诗行的转折中，具有一种清晰的音响效果，是一个“愤怒的灵魂”的“愤怒的哀吼”，非常适于朗诵。的确，“他不仅仅是一头咆哮的野兽，在他疯狂的咆哮声中，我们看到的是深邃的智慧、优美的音节、流动的意象，我们触摸到的是禅宗的无言‘象形’”（注：郑义：《在精神荒原上咆哮不休的诗兽——在黄翔诗集首发式上的致词》，《黄翔禁毁诗选》（序一），明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页。）。
贵州诗人群中，与黄翔暴烈之美相对照的是哑默的纯情之美，他们代表了贵州诗人群审美的两极。哑默在“**”中写了近５０首诗，如《鸽子》（１９６８）、《生活》（１９７２）、《心之歌》（１９７２）、《呐喊》（１９７３）等。他的诗纯美、温情、感伤，带一点梦幻色彩，抒发了对人生的梦想、爱情的得失、青春的困惑。他像一个执着的爱与美的守护者，又像一个精神洁癖者，不让任何现实的丑陋、污浊渗进他的诗歌圣殿。
在１９６６年春至１９６８年６月的上海，曾有一个文学青年的聚会，一些人自此开始了文学（诗歌）创作，其中钱玉林有《在昔日的普希金像前》（１９６７）、《一架坏钢琴》（１９６７）、《淡淡的绿衣》（１９６６）等诗（注：参见钱玉林：《记忆之树（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抒情诗选）》，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陈建华有《空虚》（１９６６）、《湖》（１９６６）、《绣履的传奇》等３４首诗作（注：参见陈建华：《红坟草》，打印诗集，未刊。）。他们的诗歌偏向于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语言真挚、形式典雅，不管豪放还是颓废，传达的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心声，不同于当时夸张、虚假的“革命浪漫主义”。上海的“地下诗歌”至今仍处于被遗忘状态。
郭路生是他的同时代人中音质出色的歌者，同时“也是７０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注：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１９８９年第２期。）。他的诗，真实地记录了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是一代人的精神履历，他自身那碎片般的惨烈人生与脉络清晰的诗歌标本成为考察一个时代的活的、诗性的历史档案。他的真诚、他的矛盾、他的清醒与疯狂、信仰与背叛、理想情怀与现实苦闷相交织而成的诗歌精神使他在更真实的意义上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代言人。他在“**”时期的代表作有《命运》（１９６７）、《鱼儿三部曲》（１９６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１９６８）、《相信未来》（１９６８）、《烟》（１９６８）、《酒》（１９６８）等。郭路生的诗歌抒情色彩浓郁，情调忧伤浪漫，语言精致华丽，结构整饬，讲究节奏与格律，富有音乐性，形式上有一种“窗式美”（注：郭路生在《诗人谈诗》中说：“有人说，现代格律诗是豆腐块，我说是窗户，更准确地说是心灵的小窗，应是‘窗含西岭千秋雪’。”载“今天文学研究会”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出版的《文学资料之一》。）。他的诗歌对“白洋淀诗群”影响较大。
“白洋淀诗群”是“**”期间最有代表性的“地下诗歌群”。这是一个以河北白洋淀为聚集地，以北京知青为主体的相对独立的知青诗歌群；同时，它又是一个超越地域概念的广义、开放的诗歌群体，它虽然诞生于乡村，但它的文化之根却在北京，可以说，北京给予了它精神与文化的营养。聚集在这一群落的诗人既包括在白洋淀插队的知青，如根子、芒克、多多、林莽、方含、宋海泉等，同时也包括留在城里的另一些知识青年，尤以后来聚集在民刊《今天》周围的成员为主，如食指、北岛、江河、杨炼、顾城、严力、田晓青、依群、甘铁生等。“白洋淀诗群”与北京青年诗人群之间密切的生活往来与文学沟通，构成了一个里应外合的诗歌圈。这一诗群尽管并不全是严格意义上的下乡知青，但他们实际上都属于社会的边缘人、多余人，其个人命运、与文学的结缘以及诗歌创作中表现出的思想意蕴、审美特色等颇为相似甚或一致，它与整个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相关联。这一代青年诗人的教育背景、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接受过红色革命的理想教育，是念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戒律长大的一代。他们曾经满怀着拯救全人类，誓死捍卫**的伟大理想，曾经坚信自己是共和国光荣的接班人，代表着新中国的希望，曾经充当过无产阶级**的先遣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从革命中心的城市转移到了天地广阔但相对边缘的农村。郭路生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写的就是这种时代突变带给一代人心灵的震惊体验。在**身份向知青身份的转化中，一代青年实质上已经变成了“**”政治“始乱终弃”的牺牲品，并彻底远离了主流社会与政治中心。在广阔天地的改造中，在“日子像囚徒一样被放逐”（芒克《天空》）的切肤感受中，在理想与现实的强烈落差中，梦想在年深日久的搁置中褪去了当初鲜艳的色彩，希望化成了失望，理想与激情的失落感，对个人前途的渺茫感，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苦闷感，使一代青年在精神与心理上被他们所寄身的时代强行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这种“成人仪式”体现了个体的自我的成长，自我的独立和觉醒，它伴随着一代青年对“精神父亲”的背叛，而“知识青年”这一特殊而尴尬的身份标签就是他们为成年所换取的赏赐和代价：“不要给孩子带来更多的眼泪，／他们没有罪”（芒克《秋天》）。其时，他们已经学会用诗歌、用自己的声音为自己申诉，对社会宣判：“在血一般的晚霞中，在青春的亡灵书上／我们用利刃镌刻下记忆的碑文”（林莽《二十六个音节的回响》）。“**”中大一统的政治话语系统以控制、割离人们的视听与喉舌来加固其专制统治，培养其接班人，以严苛的党同伐异手段来防范异己的偏离与对抗，却不料在政治话语的严密罗网中同时培养了一批解构、颠覆自身的潜在的离心力量。青年人以自己的诗歌来反抗主流政治，他们的“地下诗歌”创作意味着在政治语境围困下诗性话语突围的成功以及人对自身存在艰难寻找的历程。“白洋淀诗群”整体上都表现出了一种现代性的创作追求，由于社会的动荡，他们的诗歌主题体现了对现实世界的诘问与怀疑，对人的存在，灵魂的归宿以及个人命运的思考：“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芒克《天空》）；希望是冷酷的（北岛《冷酷的希望》）；“三月是末日”（根子《三月与末日》）；生活是“网”（北岛《太阳城札记》）。他们走出了盲目信仰，对时代作出了末日的审判，注定要成为黑暗铁屋中的早醒者与呐喊着。的确，“诗人是报警的孩子”，在一个昏聩的时代，正是诗人敲响了时代的警钟。在艺术上，这一群体是“‘**’地下诗歌”中现代色彩最浓的一群，他们普遍倾向于现代诗歌技巧，文字凝练精省，重视内心世界的开掘，大量运用象征、隐喻、通感、蒙太奇、意识流等手法，可以说是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实验和再生，接续了２０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流脉。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同祥，“‘**’地下诗歌”的生成也不是空穴来风，它离不开一定的文学传统以及文化渊源，其中地下阅读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整体的“反智”社会，“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论调盛行，书与人都成了“失踪者”。而越是在一个文化的荒原，正处于求知年代的青年人就越渴望文化的浸润，一旦在相对自由的边缘环境，思想箝制有所松动时，地下阅读、地下沙龙和地下文学创作往往得以形成自给自足的文化圈子。地下阅读主要有当时被作为文化批判的禁书，干部读的内部参考资料等灰皮书、黄皮书，其中多是西方政治学、哲学以及思想史、文学史的名著，这使青年一代有了长长的“一部精神阅读史”（注：有关“**”时期地下读书话动及具体书目，参阅萧萧：《书的轨道：一部精神阅读史》，载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浪漫主义诗歌、西方现代派、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等作品与思潮混杂在一起被接纳，其中怀疑主义、俄罗斯文学深沉的现实参与感、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反抗精神等得到了较深的文化认同，尽管他们的阅读非常有限、芜杂，但对于接受了太多政治教育而太少知识教育的所谓“知识青年”来说，也许，正因为有限，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更为深入；正因为芜杂，才可能在转益多师甚或误读中不断求得个人风格之定形、蜕变。虽然各人的接受方式、理解的深浅与影响程度有所侧重和不同，但从整体而言，地下读书毕竟为当时处于闭目塞听状态下的青年打开了一扇面向另一世界的窗口，不仅在思想上促使他们对社会既定的价值、文化以及个人的存在进行重新思考，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对地下诗歌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青年诗人的“地下诗歌”创作以一种潜流的方式构成了“朦胧诗”的源头和前身，二者有同质性与同源性。许多青年诗人后来被公认为朦胧诗潮的代表人物，如北岛、舒婷、江河、杨炼、多多、芒克等，并且，创作于这一时期的许多地下诗作后来成为“朦胧诗”的经典之作。相对于当时的时代而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诗歌在思想内涵及艺术表现方式上表现了很强的先锋性与现代性。
在一个特殊的境遇中诞生的“地下诗歌”，是整个“‘**’地下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仅以坚实的文学实绩形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降的中国当代诗歌流向的转折，而且直接开启了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复兴运动，在文学史上具有衔接性和承续性。“地下诗歌”的两股潜流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浮出地表，与继之而来的新时期文学潮流取得了思想与艺术的一致性，衍生为两条激流：一条汇入“归来者诗歌”；一条汇入“朦胧诗”。他们重塑了长久干涸、荒芜、变形的中国新诗的诗歌河床，共同构筑了新时代的文学地基，显示出被湮没了的辉煌和不容被遗忘的历史价值，并最终坚强而令人无法忽视地进入了文学史。就文学对历史的超越性而言，“地下诗歌”作为潜流的存在状态恰恰成了其化为激流的一个必然且必要的铺垫和前提，或者说是一种文学的积蓄力量。
作者介绍：李润霞 武汉大学中文系博士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作文三：《湮没的辉煌读书心得》1200字
追忆消逝的华彩
——读《湮没的辉煌》有感
“我从苍茫远古中走来，史实和灵性铸就了我手中的长剑，壮士出山，剑气如虹，啸傲江湖的日子当不会很远。” ——夏坚勇
当初，年过半百的夏老先生在旅途中抛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借《湮没的辉煌》展示了文明兴衰与时代交替所共同织就的一羽霓裳。我们亦得以在历史的断壁残垣前感受一下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回望文化坎坷命途时感叹一句古今兴亡多少事。这大抵便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夏老先生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忆所感，在书中化为对历史的一种天然的缱绻之情，引领我们追忆历史的光风霁月——
追忆着，笼罩在秋林古色气韵中的东林旧迹。在遥远的几百年前，在明史上普通的一年里，张居正的改革夭折了，戚继光的武事消弭了，李贽的思想自刎了。君王高卧，朝野噤声，而顾宪成领着一班读书人走进了东林书院。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他们躬行实践，高标独立，经世致用；他们伤时忧世，赈恤灾民，五内沸然。这里走出的一代文化精英支撑起风雨飘摇的晚明江山，上演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来。
然而他们终于沉寂，枕着一块忠义石碑，在江南大地上悄然安息。多少年后的我们，是否能记得“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间问政，华夏有人”的民族气节，孔子曾经说过：“《诗》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们可以忘记小辩斋，可以忘记文人的清贫，但绝不能忘记东林文人用鲜血换来的“责任”与“良知”。在庭院深深，廊庑曲折的东林旧迹中，我们看见的，是血性男儿的神圣祭坛。
追忆着，浸漫在朱明王朝血泪中的南京宫城。明故宫，一座因杀人无数而浸润在血泊里的宫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南方起事而威加海内的封建王朝的定鼎之地，如今也不过只剩一片斑驳的遗迹，恹恹地陈列在冬阳下。这座宫城见证了朱氏皇帝一代代从洒脱自信却又刚愎专横，到泼皮无赖而又荒唐无能的转变。而唯一不变的却是血腥的杀，杀文人，杀得竹篱下失却清雅闲趣，只余一片肃杀阴冷；杀得狷介之士不敢仗剑浩歌，只能夹着脑袋装疯卖傻；杀得午门前一路血红，沿着御道迤逦而出??这，似乎不是圣明天子的气象。
然而，明朝的皇帝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自正德以后，宫城便日益沉浸在糜烂颓废之中了，国是日非，风雨飘摇。待几百年后曾九一把火烧了天王府，黄钟毁弃，天倾东南，宫城终于深深地藏进了荒烟茂草当中了。我们只能从史册中依稀看见椒兰红粉世界里保存的一腔未被污染的气节，一份“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深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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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之余，我们跟随夏老先生博古论今，“承汉唐之余烈，讽明清之是非”，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批批“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文人，也明明白白地理解文人们多舛的命运竟出于他们为之鞠躬尽瘁的封建统治者。
然而感悟令人神往却难以抵达。《洛阳记》借老子西出函谷关的情节描写“思想者”：“一位老人踟蹰于荒原之中，孑然四顾，苍茫无际”。夏老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孤独的思考着。而我们终于有幸借这本《湮没的辉煌》，目睹一位智者的孤独之美丽与价值。
作文四：《湮没的辉煌——徽州散记》1800字
第１天
２０１１－０７－１９
中国建筑中的徽州建筑非常有特色，徽州建筑知名的旅游景点也非常之多，黟县的宏村和西递，歙县的渔梁和深渡，婺源的汪口等都是鼎鼎有名的古村落。不过在当下凡是出了名的都不失被整的命运，前面所说的那些保存了许多徽派建筑的村落也好、古镇也好基本都以旅游拉动经济的名义被开发了，这一开发不要紧，那些建筑可就遭了殃，失去了原汁原味的本分。现在仍然保持原本和辉煌时期特色的实在不多了，２０１１年夏天的考察带我走进了保存着原样的渣济，去探寻徽州建筑的古朴的美。
渣济古村落
查济村庄，规模很大，祖先在建村时似乎不曾有过整体规划，整个村子显得有些凌乱。巷子与巷子处处相通，七弯八拐但终有出口。脚下是清一色的石板路，踩磨得溜光锃亮，留存着古老的印迹。从远处看浅灰的马头墙，黝黑的小青瓦勾勒出的徽派建筑映衬在青色的远山背景里格外稳重。屋与屋连成一片，房屋的主人是世代耕耘在这片土地上的后代。我们可以像串门般地随意进入居民家中探访。主人早已习惯，自管自忙活着；多有善意的笑容，但并不以特别的关注，使人更感自在亲切。
四面环山的查济古村落显得那么宁静．
现在也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古朴的墙边安放着明显的标记，供游客参考．
鸡冠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生长在石头缝里．
徽派的建筑见证着历史．
古建筑当然有古玩啦，不经意的可以看到古玩两个字，据古玩爱好着说，懂的人时不时的可以寻觅到清朝时期的古玩呢．
像这样的古玩店在查济村到处可见．
查济古村落特有的路灯，
看似公鸡，其实是母的．
现村庄里居住的９０％以上的都是姓查，在全国来说姓查的已经为数不多了，村里有一户文人，自己出资，动员同友们去全国各地寻找查姓的人，准备写入家谱之中．
古民居众多。
断墙破瓦延续着历史的沧桑．
具有鲜明特色的村庄．
转角处围墙是查济村最大的特色。
旧时的药店。
红楼
红楼位于查济村中部，特为姓查的官员小姐建造而成，如今作为旅游景点，两元钱一张门票，也可享受小姐的待遇，观看整个查济村的全貌．
最原始的没有改造过的，我们的人民就这样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
红楼上瞭望的民居。
转角处，延边的河，见证药店。
曲径通幽。
美术家村
渣济的美渐渐被发现为美术家提供了无穷的创作灵感，许多著名的美术家常年在此居住进行艺术创作。索性人们把这里称作安徽美术家村，村口立着的巨石上雕刻着“安徽美术家村”几个大字是由安徽省美协主席赖少奇题写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画家、绘画爱好者、校园写生等的光顾，査济古镇慢慢成为一个被人们 所了解的古老的村落，但她保留完好的原始韵味，却深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们前来寻找创作灵感的好地方！
第２天
２０１１－０７－２０
桃花潭
桃花潭景区，位于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因唐代诗人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而名扬天下。
桃花景区的对面，有个小小的公园，居住在当的的农民常在此处洗衣服，抓鱼，我们去的时候正在翻修，如今再到此地，可能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
在大城市里已经找不到磨刀霍霍的师傅了，当他站起来时，脚一拐一拐的，我们怀着好奇的心情跟了他一段路，还发现他到这村落里来磨刀，原来还骑着摩托．
青砖黑瓦的古民居．．．．．．桃潭烟波使人陶醉，桃林春色让您留恋，移步皆成景、四时景宜人。
桃花潭四周点缀着众多的自然人文景观，屹立千年的垒玉墩，深藏奥妙的书板石、李白醉卧的彩虹岗、踏歌声声的古岸阁。
黄昏，路景也不错．
千尺潭光九里烟，桃花如雨柳如绵。
第３天
２０１１－０７－２１
龙川胡氏宗祠
龙川胡氏宗祠位于安徽省绩溪县大坑口村。据记载祠堂始建于宋代，明、清两代都有重修。祠内装饰精美，尤以保存完好的各类木雕为最，有“徽派木雕艺术宝库”之称。龙川在明代曾出过两任六部尚书，也是原国家主席**的故乡。
胡氏宗祠最有标记性的景点．
绩溪又是徽文化孕育发展的有机整体，徽文化中充满了闪熠的“绩溪元素”。走近绩溪，如入“百里花园。
村落阡巷古风习习，马头墙下岁月悠悠。恢宏的古祠傍，捏一把黑泥土，能溢出千年文化；垂垂的黑墙上，剥一层灰墙垢，能闻透百载史香；寂静的乡野里，踏一块青石板，能溅起亘古的历史记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锤炼造化，曾滋养出一朵璀璨的徽文化奇葩。
双桥
穿过村庄，去山上的寺庙，这两座桥是必经之路，胆小的或有恐高的人，走着桥千万要小心但是对于旅行家来说，真是小菜一碟．
走近绩溪，如入“百里花园”。
发现桥下的景也很好。
以前桥作为河流上的路，现在当作游客的把玩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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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五：《湮没的辉煌读后感》600字
《湮没的辉煌》读后感
正如书名《湮没的辉煌》，本书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深度探索。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究竟有多少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被湮没在这片黄土之下，就让作者为我们一一探寻。
在本书中作者将散文与史实完美结合在了一起，既减轻了史实所带给人的枯燥乏味，又增添了散文的优美。作者从人物、地点、历史事件等不同角度深入探寻，引发了读者追溯古代文明的兴趣。 在第一单元中收录了作者的三篇散文，其中《湮没的宫城》通过对明清时期的南京城的追溯，使读者重新了解到南京城所经历过的腥风血雨。无数的历史悲剧铸就了现在南京城无法磨灭的伤痕，它所承受的伤痛使读者感到无比的心凉和悲哀。
在第二单元中，我最喜欢的是《驿站》。驿站是历史上官员长途跋涉时所定居的地方，作者为了使读者更加深切地了解驿站，讲述了许多历史上与驿站相关的故事。历史上，驿站的白墙上出现过多少名扬千古的佳作，然而，随着时间的变迁，这些传承着古时文明的驿站在岁月长河中逐渐消失殆尽，留给现在的人们只有口口相传的千古佳话和无尽的遐想。
第三单元中的《文章太守》是对古时的文学家及当朝官员欧阳修的记述。他所在的时代宋朝有着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重文轻武，但是作者写这篇散文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是表达对欧阳修这位伟大文学家的崇高赞扬与敬佩，无论是他写文赋诗的才华还是当官时的亲民都
值得我们倾慕。
这本《湮没的辉煌》，无论从纪实还是描写，都恰到好处，从作者的文笔中，让我们回味和重温了过去光辉灿烂的文明，这一字一句，都会使我印象深刻。
作文六：《湮没的辉煌读后感》800字
湮没的辉煌
“人们有理由召唤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这种‘大’当然不是篇幅的滥长臃肿，而是体现为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尔衮、毫不矫情的雍容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和感悟，一种涌动着ｊｉｑｉｎｇ和灵性的智慧和思考”。这是夏坚用在《湮没的辉煌》自序中的文字。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很喜欢这样的“大散文”，他把历史与散文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即有历史磅礴云烟漂缈荡气回肠的厚重感，又不缺乏细腻的文笔与精巧华美的诗句，正所谓“粗而不糙、细而不腻”中国的历史又不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众多史实，我们都曾在历史教科书中读到过。历史书的记载是公正的，但同时也是简略的。当然，教科书那样一个空间只能融进中国历史大致的轮廓，而且必将有所侧重，有所选择，也必将有所遗漏。而《湮没的辉煌》一书则以更细致的角度的笔触展示了一些瞬间或者细节。
阎应元的足智多谋、史可法与多尔衮之间的文字游戏、江阴保卫战的滚滚硝烟??皆在本书中的《寂寞的小石湾》一章里展现无遗。读了之后，便会觉得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战征后的残垣断壁下。
当然，作者的眼光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王公相侯，他对驿站，瓜洲渡口和泗州的关注和描述以及民间童谣的传唱研究，更从另一个侧面和角度让我们了解当时民间对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敏感反映。例如书中《百年孤独》一章借助对实业巨子盛宣怀人生道路的抒写，从文化层面上展现了中国近百年民族工业的艰辛历程。正是从那时起，加深着对于中国近代经济、政治变革的理解，纠正着对于曾经饱受争议的洋务派的重新认识??作者几乎在瞬间将一座城市、一名人物和一个时代聚焦在同一个画面，感人又唏嘘。
另外，我注意到，在此书的最后，录入了一篇作者写给自己母亲的文字。虽然从表面看，似乎与全书的内容和风格不能相称，但是我认为，作者要表达的是：这本书不仅是献给所有人的，同样也是作者本人用来表示对母亲的一种思念和告慰。
读完本书之后，我也更详细的了解了夏建勇，也对这位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不仅仅局限于《湮没的辉煌》，以后我还会关注他的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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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七：《湮没的辉煌读后感》29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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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的辉煌读后感
散文，或华美精致，或散淡悠然，怡情，却鲜有大手笔之作。
史实，凝重理智，冷峻严密，醒心，却也因其一丝不苟易沦于枯燥．。难以想象，如果这两者结合，是否会碰撞出瑰丽的火花？
而＞则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把这两者完美结合到了几乎极致。用”大散文”系列来归类此书，无疑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创举。严谨的治学，深厚的文字功底，成就了这样一部堪称大手笔，大情怀的力作。
不附庸风雅，不无病呻吟，只是以一种高远旷达的眼光来审视生命。以理性的思考，和敏锐细致的情感，不偏不倚地书写一段段历史章节，这正是此书的特点。而在看多了众多苍白文字的今天，静下心来细细阅读这样一本书，放下所有成见旧识，全心跟随作者的笔触在历史沉浮中走上一遭，既是一次极好的心灵洗礼，也是一次学习的过程，引领着我们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作者深邃的眼光注视着逶迤绵长的中华文明史，以断垣残简为出发点，并以此为依托，追述历史现象，在书中为我们讲述了很多个朝代的更替。也把那一些个文明碎片重现昔日辉煌后呈现在我们面前。仿佛历史巳穿越宇宙时空，幻化为一幅广阔无垠的星空图，又如一桢大手笔的精装卷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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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而在每一个辉煌走向衰败的过程中，作者更是细细剖析了它背后深刻的政治，文化，经济底蕴。
李唐王朝的洒脱达放，孕育了恢宏瑰丽，气象万千的盛唐文化，而唐太宗”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的雄才伟略，又保持了一代盛唐的强大。云蒸霞霭的李唐盛世，纵然是在今天，依然是足以让我们后人肃然起敬的。
宋王朝，禀承着不杀文人的秘训。这种对文人独无仅有的优容宽厚，铸就了一个文风尉然的年代，但在此同时也铸就了一种阴柔萎弱的时代性格， 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也难怪令王朝始终难脱衰微的阴霾。
再来看看明清两朝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这是每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再熟悉不过的了，而那一种大杀戮的高压之下，则注定了文化人需谨小慎微。乾嘉之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汇聚成的整体性功业。既然不敢从事经世致用之学，不敢吟诗作文，那么只有泥古，考据。乾嘉大师们的学养和毅力，足以让我们后人汗颜，但横观当时的世界历史，则未免有点让人遗憾了。
应该说，作者在书中所述的众多史实，我们都曾在历史教科书中读到过。历史书的记载是公正的，但同时也是粗线条的。的确，教科书那样一个逼仄的空间毕竟只能融进中国历史大致的轮廓，而且必将有所侧重，有所选择。也必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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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遗漏。而＞则以更细致的角度的笔触展示了一些瞬间或者细微。
来看看书中对史可法和阎应元这两个人物的描摹吧：
同是抗清英雄，但前者的名气显然是要大于后者的。 梅花岭一役的浩浩狼烟和刀光铁血，造就了史可法的忠烈之名。以他的个人品德修养来说，这个封号是名副其实的。但如果以一种更客观深层的眼光来对之分析，那么我们只能说：史可法并不适合以军事家的身份去督师征伐，而更适合在太平岁月经纶国事。
而阎应元，身为一个小小典吏，率义民拒２４万清军于城下，孤城碧血８１天，使满清铁骑马连折三王十八将，死７５０００人，这样石破天惊的壮举和军事奇才，这样的壮举，是足以令人动容的。虽然后者没有被写入史记，但＞一书有幸让我们重温了这一历史。
当然，作者的眼光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王公相侯，他对驿站，瓜洲渡口和泗州的关注和描述以及民间童谣的传唱研究，更从另一个侧面和角度让我们了解当时民间对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敏感反映。
在看这本书时，我也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这固然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在很多时候，君王，统治者，甚至一些巧合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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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当年的才子冒辟疆如约而至，按时把陈圆圆接回如皋的冒家水绘园中，那么必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了，而没有吴三桂的开关降清，明清历史会不会被重新改写呢？
当然，这只是趣话，毕竟，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此书以其独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发人深省，这是事实。
写作，是一个寂寞的过程。而要写下＞这样的文字，必将承受更多的心灵孤独。在浩繁的五千年历史中沉浮，在文明的废墟上孑然回顾，承受心灵的一次次震动，我想：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的事。
一直都对文人这个字眼有所偏见，很多动人的文字背后却隐藏着并不纯粹的灵魂。而我也难免犯”薄其人，遂恶其书”的恶俗。但面对此书时，在一种敬重之下，我好奇并开始关注作者的踪迹：没有一种健康坚强的人格，是支撑不起这些浩然文字的。
我注意到，在此书的最后，录入了一篇作者写给自己母亲的文字。虽然从表面看，似乎与全书的内容和风格不趁，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正是作者的苦心所在？因为这不仅是献给所有人的一部力作，同样也是作者本人用来表示对母亲的一种思念和告慰？
在佩服作者深厚功底和独到见解的同时，再让我们把目光投到他自序中的一段原文吧：”夜巳深，远处江涛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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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影逶迤，初夏的晚风温煦怡人，妻子巳然入睡，似乎正在做着一个不错的梦，其娇憨天真别有一种情态．这些人生风景都悄悄地滋润着我的情怀，为了这个世界，也为了眼前这个正在做梦的女人，我还有许多要做的事。”
云海苍茫，海阔天长，从历史的层层雾霭中走出，历经了生命，王朝辉煌陨落的更替，作者在此时流露了他的铮铮文字背后深藏着的缕缕柔情。而至此，此书和此作者也在我们眼前更完善和饱满起来。在此，不能不提及本书的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坚勇老师。
亲情，爱情，事业．当这三者互相支撑时，纵然平淡，也巳是生命之中一种辉煌，这也是一个常人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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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八：《沙漠里被湮没的辉煌》900字
佩特拉古城：为公元前４世纪至公元２世纪时期纳巴泰王国的首都，位于约旦安曼西南 ２５０公里处，希腊文意为“岩石”。它建于公元前６世纪，又称玫瑰城，因为所有的建筑都在玫瑰色的山岩上开凿而成。古城先后被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帝国统治，留下了各种历史风貌。
楼兰古城：楼兰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从公元前１７６年以前建国，到公元６３０年消亡，楼兰王国共有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楼兰王国逐渐在世界上消失了。究竟为什么会消亡，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巴尔米拉古城遗址：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约２１５公里处，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古城，位于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沙漠边缘的一片绿洲上。公元前１世纪，这里曾是连接波斯湾和东方各国以及地中海和西方各国的贸易中心，持续繁荣３００年之久，被誉为“沙漠中的新娘”。而今繁华散尽，当年富庶的城市只剩下６平方公里的断壁残垣，但往日的辉煌仍依稀可见。
黑城：始建于公元９世纪的西夏时期，位于中国西部居延地区。因此，黑城属于居延文明的一部分。
“居延”一词为匈奴语，意为“天”。１９岁的大汉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后，汉朝曾在居延屯兵戍边，创造了居延地区灿烂的汉文明。
公元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在第四次南征时攻破黑城。１２８６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马可波罗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走进了东方天堂。１３７２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破黑城后，明朝随即放弃了这一地区，此后黑城便在尘封的历史里沉睡了将近７００年。
杰内古城：被世人喻为“尼日尔河谷的宝石”的杰内古城，位于马里中部尼日尔河内三角洲的最南端，以独特的撒哈拉――苏丹建筑风格著称于世。
杰内古城以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化和盛极一时的摩尔式建筑闻名于伊斯兰界和撒哈拉以南的热带非洲地区，是一座富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有资料显示，这个地区自公元前２５０年开始就有人居住，杰内古城正式建立于公元７６５年（另一资料表明建立于公元８００年）。从公元９世纪或１０世纪开始，杰内古城在黄金贸易以及苏丹地区的其他商品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１１世纪，从穆拉比王国分离出来的一部分移民在当今城市的位置上建立了统治。（吴 茗 整理）
作文九：《《湮没的辉煌》引起文坛注目》800字
作者：
文艺报 １９９６年１２期
本报讯 近年来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大批富有才华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纷纷涉足散文园地，而广大的读者们也把最大的热情投注给了散文。最近，东方出版中心推出的江苏作家夏坚勇的文化散文《湮没的辉煌》被评论家们称为是“升腾在散文园地上空的一声黄钟大吕之响”。
该系列散文先是刊载于《雨花》杂志，产生了不小反响。据该刊编辑称，他们之所以以“栏目”的形式着力推出这组散文，目的在于他们更看重于那些“有历史穿透力、敏于思考、有助于再铸民族精神和人文批判精神的散文佳作。”
１０月２２日，夏坚勇系列散文《湮没的辉煌》讨论会在南京举行。与会者对这部共２５万字，贯注着作者近年来对中国历史和文人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的１５篇散文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谈到，作者穿梭于曾经有过耀眼辉煌如今却只留下残垣断简的历史遗址、事件、人物之间，用他那充满文化感悟力的双手，轻轻拂去岁月的风尘，并以史家的深刻眼力、哲人般的理性思辨和作家的酣畅文思，尽情地泼墨挥洒，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的关系。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使行将湮灭的文明碎片重现辉煌，同时也有助于当下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设。
作者夏坚勇现为江阴市文学艺术创作室主任，曾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中青年专家。他对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阐述说，他试图在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视点，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和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
参加研讨的有王建邦、葛韶华、艾煊、海笑、俞胶东、赵本夫、陆建华、季红真、杨旭、黄毓璜、刘静生、徐兆淮、丁帆、施伟达、王国伟、王伟成、姜宪、陈捷元、曹金千、蒋锡源、山谷、费振钟、姜俐敏、梁晴等５０余人。研讨会由雨花杂志社主编周桐淦主持。
研讨会是由东方出版中心、江苏省作协雨花杂志社、江阴市委宣传部联合举行的。
作文十：《[精品]沙漠里被湮没的辉煌》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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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里被湮没的辉煌
沙漠里被湮没的辉煌
佩特拉古城：为公元前４世纪至公元２世纪时期纳巴泰王国的首都，位于约旦安曼西南 ２５０公里处，希腊文意为“岩石”。它建于公元前６世纪，又称玫瑰城，因为所有的建筑都在玫瑰色的山岩上开凿而成。古城先后被罗马、拜占庭、伊斯兰帝国统治，留下了各种历史风貌。 楼兰古城：楼兰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从公元前１７６年以前建国，到公元６３０年消亡，楼兰王国共有８００多年的历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楼兰王国逐渐在世界上消失了。究竟为什么会消亡，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谜。 巴尔米拉古城遗址：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北约２１５公里处，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古城，位于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沙漠边缘的一片绿洲上。公元前１世纪，这里曾是连接波斯湾和东方各国以及地中海和西方各国的贸易中心，持续繁荣３００年之久，被誉为“沙漠中的新娘”。而今繁华散尽，当年富庶的城市只剩下６平方公里的断壁残垣，但往日的辉煌仍依稀可见。 黑城：始建于公元９世纪的西夏时期，位于中国西部居延地区。因此，黑城属于居延文明的一部分。 “居延”一词为匈奴语，意为“天”。１９岁的大汉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后，汉朝曾在居延屯兵戍边，创造了居延地区灿烂的汉文明。 公元１２２６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在第四次南征时攻破黑城。１２８６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马可波罗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走进了东方天堂。１３７２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破黑城后，明朝随即放弃了这一地区，此后黑城便在尘封的历史里沉睡了将近７００年。 杰内古城：被世人喻为“尼日尔河谷的宝石”的杰内古城，位于马里中部尼日尔河内三角洲的最南端，以独特的撒哈拉――苏丹建筑风格著称于世。 杰内古城以光辉灿烂的伊斯兰文化和盛极一时的摩尔式建筑闻名于伊斯兰界和撒哈拉以南的热带非洲地区，是一座富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有资料显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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